不想说的事——我当知青前后的事

一、社会背景

建国之初，从1950年到1957年，相继开展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和反右等运动，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据估算，在历次运动中，大约划出了两千万地富反坏右分子,简称五类分子。这五类人属于敌我矛盾，是敌对阶级。如果一个五类分子的家庭按四个子女计算，其子女就在八千万左右。这个庞大的群体，既没有被划为敌对阶级，也没有与干部、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而是作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存在于社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贱民类别。文革中，统称为黑五类子女。当时，中央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建议改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然而在社会上，仍然习惯地称为带有歧视性质的黑五类子女。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是：唯成份论，又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一个具体标准，一切由政审人员掌握。而作为当事者，就只能抱着幻想与希望，遥遥无期地付出与等待，受尽了歧视与不公平的待遇。就业方面，大多是农场，建筑公司，集体企业或者不好的工种。入团，入党，提干，参军等几乎都不可能。就学方面，在农村一般只能读完小学，在城市也只能读到中学。据后来的资料披露，大学招生，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只有2%。还经常被挤占。其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只能处在欲上不能，欲罢不休，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事实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只想通过加倍的劳动表现或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在出身论时代，他们几乎被剥夺了就学，就业的基本权利。有的绝望而轻生，有的认命而一蹶不振，更有的铤而走险毁了一生，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让这一个存在了三十年以上的苦难群体，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令人心存感激。然而，当这一个苦难的群体，在政治上不再受到歧视的时候，他们的青春已逝，机会不在。留下来的，只有心灵的创伤与无尽的遗憾！

二、文革受难

从六二年上小学起，我就认真读书，勤奋努力，并且爱好广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期盼着升中学，上大学，正派做人，勤奋工作，去实现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但在那个极左时期，我的家庭出身完全扭曲了我的人生方向。

六六年，文革开始。校园满是大字报。记得我们校长写过这样一首大批判诗：邓拓，吴晗，廖沫沙，砍掉你的脑壳，宰断你的尾巴。读来押韵上口，又杀气腾腾。在那个荒唐的时代，有点文化的人，都在大字报上比高低，比谁革命，比谁更革命，谁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学校成立红小兵，全班踊跃报名，我也写了申请，唯独不让我参加。老师每次通知红小兵留下来开会，只有我一个人拎着书包狼狈地走出教室。那时，我还不明白其中原因。

有一天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有人大声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急忙去开门，进来两个凶神恶煞的老女人。手上拿着一块黑牌，喝令父亲立刻戴上。并指着父亲呵斥：你是牛鬼蛇神，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诚惶诚恐的父亲连连点头，小心接过黑牌端正的挂在胸前。待那两女人走后，父亲找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遮住一脸的羞辱上班去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我是一个黑五类子女。昔日的同学，像躲瘟神一样回避我，生怕我玷污了他们红五类的身份。要是遇到与人争执，只要冲着我说一声：你这个黑五类子女，我就会马上知趣的走开。就是这样忍让，还是躲不过飞来的祸。有时候走在街上，无故的会有人向我吐口水，扔瓦块。我曾天真的想，我是被抱养在这个家庭的。有一天，我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他们是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那样，我就不会再受欺负了。这个童年的心理阴影，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多少年来，只要我知道对方是干部子女，或者人家是有前途的人，我都会尽量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免影响人家的前途。

随着文革动乱的蔓延，全国开始对黑五类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把抄家演变成一种践踏人权，侮辱人格，无偿掠夺他人财产的公开行为。我们家先后被居委会，红卫兵以及父亲所在单位各抄了一次。三次抄家都没有给一份清单，也没有发还过任何物品。事后，父亲曾心痛的告诉我说：解放初，他在一家银行存了一笔钱，一直不敢去取。三次抄家后，存款凭证就再也找不到了。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并且“战果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六七年，还在北京展览馆开办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见《文革抄家惊人战果》作者，丁大华）

由于三次抄家都没发现任何反动的东西，居委会主任认为这与我们反革命的身份不相符合。为了体现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立刻把我们全家赶到一间又小又暗的房间去住。并在一条滴屋檐水的沟边，靠墙开了一道门从沟里给我们进出。还说：那就是黑五类分子的出路。

白天，我舍不得开灯，就站在沟里，往墙上敲一颗钉子，挂上五线谱练琴，或者坐在小櫈上看书。只有在做作业的时候，才舍得进屋开灯。

后来，那位居委会主任的儿子，在部队当兵时与战友发生矛盾，自恃根红苗正，为泄私愤投毒被枪毙。居委会主任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家属，比我家还惨，老天有眼！

多少年后，我一想起那条沟，就会有一种怀旧感。因为就是在那里,养成了我对音乐和书籍的热爱。有一年，我回国还特意去看我们的旧居。已经被拆除得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如今只留在我个人的回忆里。

在中学，还发生过一件差点让我辍学的事。那个时候，对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学习，还有两个重要手段。一个是参加宣判大会，一个是参观阶级斗争教育展览。每次看见那些被五花大绑的刑事犯，现行反革命犯，我就会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千万别犯法，站在台上丢人现眼。参观阶级斗争教育展览时，感觉就不一样。有一次，在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上，看见一张相片上有一个年青人穿了一身黄长袍。介绍上说，此人是现行反革命，贼心不死，想当皇帝。我就奇怪了，穿一身黄袍就能当上皇帝，这么容易？还有一次，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抄出一本人家的家谱，可介绍上硬要说是一本妄想复辟的变天帐。我心里直发笑，那些办展览的人，是没有常识还是别有用心？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参观阶级斗争教育展览，还差点让我辍学。有一次，全校排队去参观阶级斗争教育展览，我刚走进展厅，抬头一看，立刻血往上涌，满脸通红。在展厅里，我父亲是第一个阶级敌人。一副丑陋的画像旁，历数着父亲的种种罪行：反动军官，思想一贯反动，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下面还贴着一张盖有蒋中正印鉴的委任奖，证据确凿。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一条裂缝钻进去。我想逃可又不敢，全班同学就在身后，只好硬着头皮走完展厅。

回到家，我感到我从学习中，成绩上建立起的自尊自信全都垮掉了。我想象着同学们那歧视的眼光，讥笑的态度，我没有勇气再去学校上课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呆在家里不敢出门，比坐牢还难熬。心在痛苦的挣扎。莫非，我从此就要中断读书了？我想回校，可是，一个黑五类子女逃课一个星期，会不会已经被除名，老师又会怎样惩罚我？最后，想上学的强烈愿望让我鼓足勇气走进学校。我悄悄地走到教室门口，老师突然抬头看见了我，我心怦怦直跳，心想大祸临头。没想到老师只是温和的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示意我进教室坐下。那天，如果老师说一声：不准进教室！我会立刻转身逃走。那么，我的人生之路就不是坎坷，而是走向毁灭。在这里，我要向当年教英语的班主任说一声：“别老师，谢谢您！是您那温和的目光，善良的心，抚慰并挽救了一个满身伤痛的学生，您是我人生中最尊敬的老师！”中学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一个最远的县份去下乡。要坐火车，转汽车，再走山路。父亲不放心，流着泪向工宣队长求情，恳求他们将我安排得离家近一点。我在昆明的姐姐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托人将我联系到昆明安宁县下乡。虽然离家更远，但离昆明很近。一切安排妥当，我收拾着行李。我哥提醒我，要作好一辈子出不来的准备，我悲壮地回答：八年出不来，我就在农村成家。母亲在一旁偷偷地掉泪，她是希望我这个最小的儿子上大学的，如今却要远离家乡去吃苦，还不知道何时才能从农村出来。

火车开动那一刻，同车厢的知青，都在向送行的人难过地挥手，而我却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我终于离开了那个令我屈辱，伤心的家乡。我要去到一个任何人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将我的家庭出身深深地隐埋起来，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努力，重新走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然而，我想错了，坎坷之路还很漫长……

三、两次政审不过关

七二年，我来到昆明安宁县插队落户。从昆明站乘火车大约40分钟就到了当地的小站。再沿着一条小路走15分钟就进了村。村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村民叫龙潭水。全村的吃、喝、洗、灌溉，都靠那条龙潭水。如果遇到天旱断水，就只有去稻田挑水来用了。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五、六十户人家，是全大队最好的一个村。每个工分日按十分计，值三毛钱。我刚去时，给我评七分，每天可以挣到两毛一分钱。一年后，除去开支，我还分到了50元。村民善良热情，小孩子在后面追着我喊：知识青年。让我感到了做人的平等，甚至还产生出一种优越感。刚开始，分配我跟一位木匠打杂。一个星期后，村里要安装电灯，我便跟大家去抬了三个月的电线杆，之后就下田干活了。

我知道，我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常人一样的机会。于是，我拼尽全力干活。挖田耕田，拔秧栽秧打谷子。收工后还要种自留地，煮饭，洗衣服。除了劳动，我还订得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再累也要完成。总之，那时处于青春期，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每次休息，都要去买书。印象比较深的看过的有：《鲁迅全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艾思奇，费尔巴哈的哲学。读书，引起了我对人生与社会的对比与思考。一年后，我被评为劳动模范，加入了共青团。两年的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心中满是憧憬。

七四年，公社推荐我上厦门大学。那时，我三姐和三姐夫都在厦门大学教书。去那里上学，既有关照，又是名校，心里很高兴。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努力终于要有回报了。填表、体检、评审，写个人总结，一切顺利。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起点。但是，万万想不到公社来人告诉我，原已被厦门大学录取，但在最后复查时，因政审不过关而退回。我知道家庭出身对招生会有影响，但我更相信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我无法改变我的出身，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招生办，陈述了我的理由，也表达了我的失望和愤懑，希望他们能重新认真考虑。这封信被转到了我们公社党委。公社党委副书记老余急急忙忙地来找到我，善意的告诉我，以后不能写这样的信，如果有人上纲上线，可以说是你对党的政策不满。我们会推荐你，一直到推荐出去为止。老余的话我明白，我们的同类遇罗克先生，就是因为写过一篇《出身论》，在七0年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从那以后，我再不敢造次。接着，又推荐我去中学当老师，我也愿意去教书育人。然而，最后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政审不过关！

我想不通，如果只讲家庭出身，不看一个人的政治表现。那么，所谓的重在政治表现，岂不是成了一种看得见而够不着的政治诱饵？后来我才了解到，讲成份的歧视现象，早在50年代就已存在，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工农和干部子女都有优先的权利。并且，大学之门开始向所谓的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逐渐关闭。1961年，曾正式发出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自60年代开始，青年升学和就业时，就必须通过政审。所谓政审，审的就是家庭出身。每个青年的档案上，都根据家庭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就根据这条来招人，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那么，无论成绩多么优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文革”前的高考并不公布考分，上述规定也只在内部掌握，落榜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没考上大学的真正原因，有的还在继续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够榜上有名，直至几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走上下乡之路。（详见《中国知青史》）

第三次又推荐我上技校，我已不抱任何希望，反而认为公社是在浪费名额。后来，我拿到技校的录取通知书，一看是铸造专业，心中一阵悲哀。据说，还经过校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才通过。从厦门大学到中学教师，再到技校的铸工。短短的几个月，仅仅因为家庭出身，就彻底地颠覆了我的命运，使我从高山跌落到平地。我想放弃技校，重新再等一次机会。可又想，就算下次再给我机会，我能政审过关吗？别无选择，我不得不去技校报到。一进校就是政治学习，半个月后，布置我们写心得，谈谈对铸造专业的认识。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又不得不违心地，很认真的写了一篇心得，题目是，《我为什么爱上了这一行》，真是无奈。

四、参加高考

七七年,恢复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这个消息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当知青时已经经历过两次政审不过关了，别人只需要过考试关，我却还要过致命的政审关。政审，成了悬在我心中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可是，读书是我的梦想，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唯一途径。我想，文革结束了，在政审上可能会宽松一些吧。再说，即便考不上也可以积累经验，认真复习下次再考。于是，我报了文科去尽力去试一试。

考完后，我感觉还不错。数学考得比较满意。较难的一题才是二元一次方程。那种题，简单一点的我能心算出来。有一天，有两个老师来厂里了解我的情况，那个时候叫做外调。我想应该是有录取我的意向才会来外调。随即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外调就是政审，这次会不会又在政审上出问题。之后，我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等啊等，等到该走的都走了，等到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我自己也认为是没有考上，准备认真复习来年再考了。这时我听到一个消息，厂里有一个同事，有一天匆匆地跑过来急切的告诉我说:“书记说了，你考上也走不掉。”我懵了。她见我没反应，又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我和这位同事平时交往不多，现在回想起她那急切认真的样子，心里还有些感动。过后我冷静分析，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没有考上，第二种，政审不过关，没有录取，第三种，录取了，被厂里扣住不放。

当年高考，不准查分。可是，我必须要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一刻，我最希望的结果反而是没有考上，而不是后两种结果。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教委的领导，她是我姐当年在小哨五七干校劳动的一个同事。她问明情况后，很热情的亲自去查了我的高考档案。查完后，她明确地告诉我们:“政审不过关!”。就这样，又一次断送了我的前程，这是我经历的第三次政审不过关。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我毕竟付出了努力，并且在付出的过程中，再一次验证了因为家庭出身而剥夺了我读书的权利。从那以后，在我父亲八二年平反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我没有再参加过任何高考。

我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接受的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我只不过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家庭。父亲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从小，父亲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正派做人，这有什么错？再说社会，学校，老师的教育和影响要远远大于一个家庭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下。我仍然努力学习，要求进步。仅仅就是一个家庭出身，就完全否定了我个人的努力和进步。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赤裸裸的血统论。就是这个血统论，一次又一次地毁了我的前途，摧残我的精神，侮辱我的人格。白天，我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晚上，我夜不能眠。在痛苦无望中，我躲着同学，躲着朋友，躲进我封闭的心里。唯有与书籍进行心灵的对话，唯有琴声抚慰我落寂的心情。虽然，我只是一个黑五类子女。可是对待我，跟对待黑五类本人有什么区别?我才二十二岁，这家庭出身不好的刑期，我什么时候才能坐满？我写了一首词，来表达我悲凉的心境。原文是这样的:天生罪何知,茫然问苍天.漫漫长夜不语,悲苦有谁怜.屈辱恨,歧视寒.蹉跎岁月,政审千重关.莘莘学子路,奈何我无缘.心破碎,梦难圆,长绵绵.万般煎熬,历经磨难二十年,一生尽摧残.空对泣血青春,黑夜独难眠.前路无觅处,错生此人间.我把词默记在心里，然后就把词烧掉了，连同我心中的希望一起化为灰烬,仿佛祭奠过一次我死去的魂灵。过去，多少年来的歧视屈辱我都忍了，无论我受到多少不公平的对待，我从来都没有对这个社会产生过任何怀疑。但是此刻，我动摇了。

后来，我看到过2007年08月22日的广州日报上有一篇对当年高考的采访报道。现照录如下：

华应春，1977年时任广州市东山区教育局副局长，恢复高考第一年成立的东山区招办首任主任。

华应春：现在的高考考生可能很难理解“政审”这种东西。可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每一个报名高考的考生都要接受这项特殊的调查：成千上万的调查表飞向社会各个角落，对考生的家庭背景进行详细调查，考生本人并不会知道调查结果。

记者：报名表上有政治审查的内容吗？每个考生是否都要政审通过才能参加考试？

华应春：报名表上只是考生最基本的个人资料，政审是在报名之后进行的，而且政审不会影响考试，只要报了名就可以参加高考，但政审结果会影响录取。

记者：政审由招办来做吗？程序怎样？

华应春：负责政审的是组织部。考生报名后，我们招生办会负责发出考生的政治情况调查表，通过邮寄的方式发到考生的父母或直系亲属所在的单位、街道等等，对方填写后再收回，交给组织部，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作。组织部门会安排工作人员对考生情况逐一审核并作出结论。政审范围是比较宽的，包括亲属、港澳关系等等。

记者：作出的结论会影响考生录取？

华应春：我记得那时候是有几种标准的，大概包括“可以录取绝密专业”、“可以录取机密专业”、“可以录取一般专业”、“不及格(不能录取)”几种，学校必须根据政审的结果来录取考生。比如外交、军事、部队院校等应该就属于绝密专业　记者：政审的结果会通知考生吗？

华应春：不会告诉考生的，都是内部掌握。

五·逃离

三次政审不过关之后，我对现实已不抱任何希望，心灰意冷。我只有在无望中等待，等待着上天能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换个单位，可是，如果按对口调动，也就是换个工厂当铸工。我想离职回到父母身边去，那今后我又怎么生活呢？再说，我有什么颜面去见父母。那样的话，会使我的母亲伤心欲绝。我别无选择，无路可走。于是，我想到了逃离这个地方。

当我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内心一阵惊慌，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我的传统观念。我不否认我很小就有出国的想法，那是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翻看一本相册，看见一张相片上有一个年轻的女生，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子上垂下来两根黑色的带子，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我很好奇女生还戴帽子，便问母亲这是谁？母亲告诉我，相片上的人是我的一个姑妈，从美国留学回来。那时我就想，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去美国照一张这样的像回来。那张相片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了我的榜样。后来，我又想过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教师，或者像那些干部一样在机关坐办公室。随着黑五类子女身份在我心中逐渐的强烈定位，我明白那些不属于我，并慢慢地逐步淡化到心理上的自我隔离。以至于后来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机会，我都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随意放弃而不觉得可惜。我还曾想去从事音乐或者文字方面的工作，可以使人心灵愉悦精神的充实。在文革中，我羡慕过工人。在城市疏散下放的时候，我想过我可能会去农村当农民。在灰心失意的时候，我想过认命当一辈子铸工。我甚至还羡慕过值班室烧开水的老头，他们好歹还有一张看门用的桌子。面对人生的艰难处境，我想过很多，并在不断的调整定位。可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走上逃离之路，把逃离当成了我追求的希望。

我感叹，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要由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共同决定的，而社会背景又大于个人的作用。不同的社会背景就像大海与江河的区别。在平静的大海上行驶就顺畅，在湍急的江河里行驶就艰险，但如果平静的大海突然掀起巨浪，那行驶的船只就会充满未知的风险，甚至翻覆。当社会把我挤压到无路可走，撞击到了我的心灵深处，那种不甘心的绝境重生的人性本能就将我引向另一条路,我就这样决定下来.在我准备出走的时候，我已经调到了厂检验科，还是个团支委。但这一个小小的变化，已经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心。我把旧单车、手表、照相机都廉价卖了。又请了探亲假作掩护。临行前的有一个晚上，我走在青年路宽濶的大道上，突然对昆明产生了一种眷恋之情。从今以后，家庭父母，同学朋友，亲情友谊，我将什么都没有了。在未知的地方，别人不知道我的过去，我也不清楚我的将来。那一刻，我感觉到我的人生体验将要重新开始。

从昆明乘朋友安排的车一路前行，我在车里昏昏沉沉地想着心事。突然，一个急刹车把我从座位上摔了下来。原来是汽车的方向盘失灵。司机反应及时，刚好又被一棵半截树桩挡住，才没掉下山谷。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征兆是否说明此次出行不利。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当地的眼线和公安，早已注意到了此次的动向。总之，失败的回来了。有同事告诉我，厂里已经知道了，正在等着你。我想，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顾虑和畏惧呢。回到厂里，立刻听到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厂长已经定下基调，我的事按最轻的处理。结果，我只在团支部会上作了一个口头说明。我说，我年幼无知，对外面好奇，我只想去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敷衍过关。暗地里，我在积极的准备着第二次出走。

第二次，是贵阳的一位朋友准备和我同行。在我们约定出走的前半个月，我去到贵阳跟他见了面。可他为了筹集一笔钱，要去做一件我认为不太应该做的事，这有违背我做事的原则和底线。我劝说无效，便返回昆明重新寻找机会，再没跟他联系。不久之后，父亲得到平反，我便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如果我父亲此生得不到平反，那么今生我就只有继续逃离。

父亲知道后写信来训斥我，说我不走正道，不务正业。以前，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我从来都是保持沉默，不屑一顾，因为别人是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可这一次，我感到了委屈。我回信说：“作为儿子，我是理解你的。可你作为父亲，你根本不理解我。你知不知道我经历过三次政审不过关。我努力过，可每次当我和别人一起，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的时候，我就因为家庭出身被刷了下来。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是担心你会自责和难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你。我想走遍天涯海角，只不过是为了找到一个平等的起点。可是，这个社会给过我一次机会吗？”。为了这封信，父亲平反后专门召集我们子女在一起，对我们道歉说：“对不起了，我耽误了你们的前途。”。我一阵心酸。

多年来，我心里一直在纠结着，我当年的出走行为是否错了？后来，我看到过一本201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逃港》。书中介绍说：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在《论知青逃港潮》一文中，对那个时候的逃港潮有这样一段评论：他们这样不惜生命追求个人自由的坚强意志，正是我们这个长期被主义奴化，渐行委顿的民族最缺少的精神资源。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当他们不愿屈从苟生，力图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先行者。他们冲开重重深锁的国门只是想改变自己，结果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由这缝隙而起，汹涌澎拜，势不可挡，中国因此而改变。原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六七年逃香港转美国，八五年平反。刘少奇的第八个女儿刘涛七六年逃到缅甸，又被送了回来，八五年平反。原来，在那个极左时期，有那么多人在走着曲折的道路。试想，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去冒那样的风险。想到这些，我的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六、重新生活

八二年十月，法院给我父亲下达了平反通知书。我的父亲，在经历了二十七年的冤屈之后，终于获得了平反。虽然，一纸平反通知书，还得了一个人的清白，还不了一个人几十年沉重的岁月，然而，毕竟让我们全家，从一个被歧视与被伤害的，被遗忘与被彻底扭曲了人生方向的群体，回到了社会的中间。从此，我再也不用在填成份这一栏的时候，感到忐忑不安。可是,平等,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基本权利,为什么要把社会分成三流九等?社会的和谐、文明、进步，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我们何以要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这么多年来，有谁，感受过我内心的痛苦?有谁，能理解我人生的悲愤和遗憾?从1977年1月11日由中央下文给地主富农集体摘帽开始，到1986年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历经十年，给上千万的人恢复了政治名誉。这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的体现，也是邓小平人性中道德和良知的光辉。我一直心存感激，没世难忘。只是过去经我努力得到的，那些美好的人生起点，已经永远永远地逝去，化为了破碎的星光。

父亲平反了，我想，我应该开始新的生活。我努力地去忘记过去的事情。可是，我发现，我忘不掉，我根本忘不掉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是从我童年开始，就反复地在我的心灵上碾压出来的痕迹。我只有背着沉重的痛苦记忆继续生活下去，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母亲来信鼓励我，再参加一次高考。我去打听了情况。在当年，我已经超龄了，我只能参加成人高考。我报考了我喜欢的云大夜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是当年全省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后，我又第二次参加成人高考，又读了一个师专夜大日语专业。最后，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说：“妈妈,对不起了！儿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父亲平反，我已经超龄了，我只能参加成人高考。家庭出身，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伤害，人生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是，这不能怪父亲，这是一个社会的耻辱与悲哀。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校园了。但我的梦还在，我会把我的梦想放进下一代的梦里，让下一代去延续我的梦想···”。

一九九八年，我来到美国，母亲哭了三天，两个月后去世。

二00九年，儿子来到美国读硕士。

二0一0年，我在美国纽约法庭面对法官庄严宣誓，加入了美国籍。从此，远离了黑五类的梦魇。

 

七、后记

在我写这篇忆旧文章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把自己的经历，以及内心的感受用文字记下来，毕竟在那个年代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如果不是成份论的影响，我应该是另一种人生。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过去，偶尔与朋友谈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也不愿意过多的坦露心声。特别是在家庭出身这个问题上，在那个极左时期，我不敢讲。后来父亲平反了，我又不愿讲。每一次的回忆，都仿佛重新经历过一次磨难，痛彻心扉。在电影《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中，把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悲惨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他们心中没有仇恨，而只有对民族及历史的深刻反思，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然而，作为一个几千万黑五类子女的庞大群体，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歧视之后，却集体保持沉默，这并不正常。他们是否全都忘记了伤痛，历史就这样往事如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本《黑五类忆旧》的电子期刊。那是我看到的第一本，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本讲述黑五类子女的故事。相同的生活背景，相似的苦难经历，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当我读完了全部的期刊之后，我讶异地发现，文章的作者，有国家领导人、大学教授、医生、地产大亨、电影明星，还有开餐馆的小老板、卖菜的小贩。几乎涵盖了上下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他们坦露心声的真情，他们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勇气，还有剖白内心的坦诚，使我惭愧。出于一份责任，我也把自己在极左时期的经历，用文字真实的记录下来，期望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并向那些在我的人生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领导、同学和朋友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写于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