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3（一）】：

消逝的小人书时代

1963年的元旦，太阳在积雪上反射着光芒，照花了我的眼睛。在解放商店的拐角有一片空地，雪扫的干干净净，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头，在那里摆了一个小人书摊。当然按照尊称，我应该叫做一位老者，但我那时刚刚八岁，不懂得使用尊称，还是把他叫做一个老头，一个当时我见过的最老的老头。

老头穿一件很厚的棉袄，袖子上补了补丁，颜色和棉袄一样，肩膀上也补了补丁，颜色比棉袄深一点。看得出来，那是一件穿了十多年的棉袄。他用很薄的木板做的一个大木盒子，打开以后立在地上就是个书架，摆了一排又一排的小人书，用皮筋拦住，不让它们被风吹乱。前面是几排很矮的木凳子，坐着很多孩子，租他的小人书看。那时候的物价很低，一分钱可以看一两本书，一角钱可以看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现在的那些一分、二分、五分的钱币已经看不见了，角币的用处已经很少，再用不了多久，角币也会被淘汰，进入我们的记忆深处。

小人书，开始时只是中国北方的叫法，因为叫得比较形象，也就传到了南方。它是指那种六十四开版本左右的连环画图书，上面四分之三的地方是黑白的图画，下面四分之一的地方印着几行文字，文字和图画连贯起来是完整的故事，据说是从古代的绣像小说发展过来的。在1930年代得到发展，1960年代比较繁荣。

老头的小人书不算太多，一两百本吧，大部分我都看过。我的手摸在衣兜里的两枚硬币上，正在想要不要看其中的一两本小人书，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派出所的来了。——当时还没有城管，禁止摆摊出租小人书的事，由派出所的人负责。

正在看书的孩子大声喊叫着，眨眼工夫跑得一个也不剩，老头想跑来不及了。他的小人书全部被派出所的孟大哥没收，连同装它们的两只木箱子，全都带回了派出所，又过了两个小时，又全都搬到了我的家里，随便我怎么看，也不用花钱了。原来，派出所和我家住一个楼门，并且都是一楼，西边住的是派出所，东边住的是我家和孟大哥的家。我们可以随便借派出所没收的小人书看，他们没收的小人书，一箱又一箱，也没有个数量。看不好的送了回去，看得好了留在家里。时间一长，小人书越留越多。我好像说过，老头的大部分小人书我都看过，其实还不仅仅看过，其中许多本我家里就有，老头没有的我家也有。

1963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电视台和电视机，但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这些社会底层的孩子，最奢侈最快乐的享受是看小人书。但一本小人书卖一角钱左右，谁都买不起。我知道一个叫小凤的孩子，哭起来嗓门特别响亮，她每个月都哭一两次，爸妈不给买一本小人书决不罢休。一个叫小刚的孩子，每天都把家里的铝制饭盒在水泥地上磨几下，想把它早一天磨露了卖给收废品的人，有钱了去买小人书看。还有的孩子专门等在路边，帮人推很重的手推车上坡，有时挣上几枚硬币，欢天喜地跑到租小人书的地摊面前。而我因为和派出所住在同一个楼洞，可以有无尽无休的小人书看，比他们幸运多了。

大约一整年的时间，那些小人书天天陪伴着我，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从这个季节到下一个季节，从这一天到下一天。除了吃饭睡觉，我的眼睛几乎都瞪在那些书上。有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里面的故事情节都能说出来。那时候，新政权在控制成年人阅读的出版物上很有成效，把涉及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都删去了，只留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包括过去的历史，都按照新政权的观点和要求重写了一遍。还有，小学生使用的教材也是新政权编制的，以保证他们培养的后代都是爱党爱国、继承革命、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给儿童阅读的小人书里，同样增加了令人亢奋的题材，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革命建设等等。比如雷锋刚刚成为英雄，马上就会有宣传雷锋的小人书出版，并且还不止一种。更有意思的，是动物题材也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我知道一本叫《猎熊记》的小人书，画面上的熊威风而雄壮，猎熊的经过紧张而精彩。那个故事怎么归结到阶级斗争的主题上来呢？作者设计了一个阶级敌人，用套子套住一只熊崽，故意引逗大熊前来祸害集体的庄稼。看来是新政权建立的新的社会环境，激发了艺术家胡编滥造的本事，才会杜撰出这种非常无聊的破坏方式。

但是，还有一些旧题材的小人书因为管理的疏忽继续出版，其中一些根据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改编的小人书，还保留着那时接触不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尊崇天地自然、奉行忠孝仁义的道德原则和文化思想，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那些生动的图画和浅显的文字感染了我，教育了我。那些小人书让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了，但这是值得的——我接受了大量传统文化，成为那个时代的特例。

这是真正的幸运。在那些小人书里，我完成了自我启蒙，并且这种真正的启蒙教育，也只有在那些旧题材的小人书里才能得到。从中国学校的教材里和课堂上得到的，只能是对孩子们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害处很大的政治宣教。

能有我这种幸运的，在1963年的中国，我想，不会超过十几个或几十个孩子。

 

那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士兵

我在回忆1958那的一篇文字里写到了他，那篇文字的题目叫《鞍山的工厂和新来的雷锋》，结尾写到他的一次检举，让一位工会干部的后半生变得凄惨。我没有责怪他，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的命运凄凄惨惨，苦不堪言。

我还想在关于1962年的文字里写他，但是没有动笔。那一年8月他死于一次轻微的车辆事故。关于那一天的情形，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我无法查证它们的真假，不敢说那些版本全是假的，但我敢说那些版本不全是真的。

雷锋只活了二十二岁。他的寿命很短。

留下来的是他明星般的一脸笑容，是他眉清目秀的年轻形象，特别适合制作在招贴画上，贴得到处都是。在工厂的车间，在部队的营房，在学校的教室，以及在人群密集的很多地方。

有一天是1963年3月5日，有一位军人姓丁，是部队里的宣传干事，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看到头版的显著位置上，有最高领袖“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立刻感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位和我一样的普通战士能获得主席的题词，雷锋得做出多大的贡献！”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反锁在会议室里，一边体会报纸上的雷锋事迹，一边创作歌颂雷锋的歌词和曲谱。天色放亮时，一首叫做《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歌曲写出来了，他才想起，由于没有准备暖壶，一整没有喝水，已经是口干舌燥。那首歌曲发表在几天以后的《新华日报》上，成为当年第一首公开发表的学习雷锋的歌曲。许多年以后他还很遗憾，不知为什么，他写的歌曲没有在全国唱响。

唱响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接过雷锋的枪》，特别是前一首，在全国影响巨大。那一年秋天，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推荐８首革命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是其中的第三首，其余的几首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革命大旗》《听话要听党的话》《人人歌唱好八连》《一条大道在眼前》《社员都是向阳花》《唱支山歌给党听》。

和这个顺序相联系的，是我在那一年正式读小学后，学会了一些革命歌曲，第一首是歌颂最高领袖的《东方红》，第二首是歌颂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好》，第三首恰好就是歌颂雷锋的《学习雷锋好榜样》。我和我的小同学一起，帮助军属家里擦玻璃的时候也唱着它，有个小男生大声喊叫出来的歌声，和擦玻璃的吱吱声混合在一起，确实不怎么好听。许多年后，我在山东参加一个新闻出版方面的联谊会，喝酒之后唱MTV，我还点了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不过是用即兴发挥的rap流行方式，蹦蹦跳跳地说唱出来，搞的大家热血沸腾，气都喘不出来了。大家都说，谢天谢地，你总算唱完了。

现在想来，那首影响巨大的、有朗诵风格的列队歌曲，其实并不是歌颂雷锋的。它的歌词像一篇社论，完整地罗列了执政党在那个时代对中国青少年的高度要求。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在这里，身高只有154厘米的雷锋，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改造全国青少年的工具。学习雷锋不仅仅是学习雷锋，而是学习党派在雷锋身上附加的全部意义，然后照葫芦画瓢，做一个具有忠于党派、坚定立场、斗志强盛的革命后代。落实到更为具体的标准，是做最高领袖的好战士。

大约就在那场极具破坏性的大跃进之后，那场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之后，最高领袖应该负最高的责任，他的威信自然降低了很多。按理说党派内还有很多领袖人物，有的温和一些稳妥一些，这时候可以接替他担任最高领袖，并且更符合党派的利益。但是党派内部的民主已经在庐山会议以后消失，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渐渐升温。据我对世界上所有个人崇拜的了解，它们的结果会转化为人人自危的集体恐惧，这样一来最高领袖的地位才坚如磐石。还有一种可能，搞了个人崇拜，实际上，党派的最高领袖已经从党派异化出来，成为压迫党派自身的异己力量，这已经背离了党派建立的初衷，但是在个人崇拜的年代，可没有人敢这样想问题，在个人崇拜结束以后，也没有人愿意这样想问题。这样想问题，可能很痛苦。

是不是这时候恰好雷锋出现了，为重新树立最高领袖在军队中的至高威信，以及通过军队辐射到全国的至高威信，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呢？

做最高领袖的好战士，比做党的好战士更加重要。同样是学习雷锋，周恩来曾经有过一个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为雷锋的题词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另一个版本就更具体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很清楚，他们这样说，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是有目的。

说起来让人感到奇怪，每年纪念雷锋的日子，既不是他出生的日子，也不是他去世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呢？是最高领袖为他题词的那一天。

中国就是这样，有一些事情特别奇怪，奇怪到谁也不觉得奇怪的程度。

 

社会的道德是怎样沦丧的

大学时代的一个假期，我提前赶回学校，没想到正赶上我班级一位男同学自杀。读中学的时候，年纪是他二倍的女老师把他带回家辅导功课，又拿他当了自己的性伙伴，那情形与一部欧美电影《朗读者》相似，电影开篇时候的人物关系就是那个样子。后来，他读大学离开了家乡，还和一位女同学谈了恋爱，据说那女老师还不肯放他自由。那个假期的一天，他从女老师家里离开时，带走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一片树林之中。他其实不该自杀。他很聪明，在漫长的岁月里，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

在帮助他的家人收拾遗物时，我详细翻看了他的两本日记。一本是写给自己看的，看起来比较真实，记下了他由那段不光彩、不自由的性历史造成的黯淡心情；一本是写给一位大学女生看的，全部经过了修饰，把自己转换成充满喜悦、被爱感动的幸福男孩。

这件事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我还记得当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与我同时代的人，几乎都成了双面人，活在分裂的人格里，没有原则就是他们的原则。我的那位同学，要摆脱笼罩在他头上的巨大阴影，还要追求他的爱和幸福，也只能这样做了。

我还知道，从1963年雷锋日记（全部经过修饰的、专门给组织看的日记）发表以后，本来属于个人隐私的日记不再是个人隐私。小学生和中学生被要求写下日记，然后交给老师和学校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我有很多年被迫写日记，假如按照真实的想法记录自己，会显得比别人落后，受到组织的批评教育。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变得一样，都会学习雷锋的做法，把自己光彩高大的一面写在日记里，表示自己的进步。

另外，本来属于个人隐私的书信也不再是隐私，这要更早一些，从1956年就开始了。那一年，有人把胡风私人通信摘出很大一部分登载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还加了按语，当做胡风的反党证据供全国批判。从1956年到1963年，从私人通信到个人日记，那些掌握无限权力的人，完成了对中国私人空间的成功控制，完成了对中国人的个性的完整杀灭。这其实是很难办到的，但他们能办到，他们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雷锋除了那本专门给别人看的日记，还有没有另外一本日记呢？如果有的话，会不会记述另一个真实的自我？大概只有收拾他遗物的人知道了。想到这样复杂的问题真让我迷惑。自从我结束被迫写日记的中学时代以后，对写日记这件事有了反感。不像我的一位朋友，每年都要写一两本日记，认真记录自己对生活对诗歌的感受。然后一有政治运动的风吹草动，赶紧运到乡下亲戚那里藏好，免得被官府的人搜出来定他的罪名。

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到1963年。从那年开始，学习雷锋成了一场普及全国的运动。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像他那样乐于助人，到路边帮助推车拿包裹，到需要照顾的人家里扫地擦玻璃，忙个不亦乐乎。我们还能做的事情是拾金不昧，拣到钱缴给学校或者派出所，过后得到让人兴奋的表扬。我们走在路上都低着头，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生怕失去了拣钱的机会。但我们拣不到钱，只拣到很多纽扣。我们都曾经把家里的钱偷偷拿出来，几分钱或者几角钱，当做拣的缴给学校。我也做过，不止一次，每次都受到表扬，非常得意。

那时候许多符合社会道德的行为，现在看来，不符合或者有悖于社会道德。比如说，只能讲集体，不能讲个人；只能有共性，不能有个性；只能做贡献，不能要报酬；只能说假话，不能说实话；只能讲斗争，不能讲妥协。等等，等等。

社会道德，在中国古代也叫道德伦理，它以儒教、佛教、道教倡导的做人原则为基础，它的上线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它的底线是不可以卑鄙无耻地坑害别人。这应该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之邦凝聚在一起、延续几千年的根本所在。不幸的是，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到19世纪的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在与其它帝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尝尽了痛苦和屈辱。大约在那时候，从社会精英到普通百姓，产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世界格局没有最后确定之前，先进的国家也可能挨打，也可能被打败。不然的话，我们又怎样解释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强盛的古罗马文明，都被比它们落后的民族打败？

又过了一些年，20世纪初年，由这种狭隘片面的集体意识催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愤怒地扫除这个民族原有的道德和文化传统，那种汹汹气势，要把脏污的洗脚水和被洗脚水弄脏的孩子一起抛弃。接下来是天昏地暗的军阀战争、天昏地暗的抗日战争、天昏地暗的两党内战，这个民族没有空闲时间去建设比传统道德伦理优越的现代道德伦理，只能在半新半旧的道德伦理中勉强存活。

到了20世纪50年代，新政权彻底扫荡了传统道德，出现了一段道德空缺的年月。道德空缺可不是件好事情，饿死了几千万人都没有人承担道德责任。

在我看来，1963年的学习雷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树立新道德的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在十多年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基本上到了尾声。当然也有短期的学雷锋活动，比如，前些年把最高领袖为雷锋题词的月份定为“学雷锋活动月”，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比如，近些年又渐渐演变成只活动一天，雷锋叔叔没户口，今天来了明天走。再比如，还会演变成几个小时的学雷锋，雷锋叔叔没户口，上午来了下午走。

我曾经以为，在一个那么大的国度，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是不够树立新道德的。

还有一些人以为，用堪称道德楷模的雷锋标准，笼统地要求所有的人一律照办并不现实。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成立，标准过高和没有标准没什么两样。

还有更多的人以为，中国经济开放改革后的利益追求，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虽然现在连道德底线都看不见了，但是与大饥荒年月、文化大革命相比，还是强了很多，很多。

我还知道，局部的学雷锋活动还有人在坚持。我采访过在鞍钢工作的父子两人，开始是父亲学，父亲退休了儿子接着学，前前后后坚持了几十年。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动。

我最近的一次学雷锋是一年前。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在一家宾馆旁边的马路上看见了一个头上流血、已经昏迷的老年人，急忙找来宾馆的保安，共同查看一番之后，决定向公安部门报警求助。那时候，我不是想做件好事故意有个证人看见，是怕自己送他到医院，很可能被他讹诈，有一百万张嘴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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