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时代生活】：1979年：后知青时代生活起点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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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青时代生活】：1979年：后知青时代生活起点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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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青时代生活】： 1979年：后知青时代生活起点 前言：因为曾经是知青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开始向着晚年的生活迈进。这是历史的规律，谁也不可抗拒！从大返城的那一刻起，我们进入到一个后知青时代。就像当年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一段难忘的记忆。我们曾经当过知青，所以在完成知青使命以后，“知青”这两个字既是历史，也伴随着我们走向未来。 回城以后，因为曾经是知青，那段岁月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是深深地烙印。它对于我们以后人生轨迹产生的影响，是所有当过知青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以至于到今天都难以磨灭这段知青的情结。 于是，我就开始写起这样的一篇文章《我的后知青时代生活》。
1979年2月14日，我终于回到了上海。这一天是终身难忘的。从1970年4月24日离开上海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将近10年的边疆农场的生活给我留下的不仅仅是记忆，更多的是一种磨难的经历和精神的财富。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常常会在睡梦里惊醒。心里总是在问，这是真的吗？梦中经常出现的是，国家下令所有回城的知青统统重返农场。当然，这是一场梦，很荒唐的梦！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心有余悸。 我是当天的早上6点左右到家的。父亲拿起户口本就要去派出所报户口。我说，人家派出所的人还没有上班了。可父亲坚持要去，他说，我去等！ 户口啊户口，我们梦寐以求的户口，现在终于回来了。这种心情是所有有着上山下乡的家庭都盼望的大事。家长盼望自己的子女快点回来，我们盼望着早日回城。在这样的盼望中，1700万知青当中演绎了多少人间的悲剧和喜剧。为了一个户口，可以用自残的方式换取病退回城；可以将姑娘肉体交给一个恕不相识的人；可以倾其所有满足贪官们的私欲；可以采用欺骗、伪造、装疯买傻等等手段……。这里已经没有道德和尊严，没有人性和善良。这里有的是为了一个城市户口的疯狂！ 整整十年的浩劫，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留给上山下乡的知青则是一身的疲惫与无知。曾经是辉煌的红卫兵小将，现在是从农村仓皇逃离的知青。上山下乡啊，“国家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毛主席不愿意看见的。更何况上千万人的大迁移，在人类文明史上时极其罕见的。只有毛泽东会有如此的大手笔！当然，他的在天之灵也会为此不得安宁。尽管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做出种种客观的评价，不能否定的是，最有评价权的是经历者。 将近过了2个小时，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显得兴奋和满足，手里扬着户口本，嘴里念念有词地重复着一句话：“户口回来了！户口回来了！”母亲一把夺过户口本，她哭了。弟弟安慰说，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唉，户口啊户口，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人的故事。中国的千家万户都有着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的户口吗？我回来了吗？ 记得一次探亲回家，我曾经对母亲说过，只要让我回来，在上海扫马路都干！母亲明白了，她说，你从来不说云南农场是怎样苦的。就这句话，我知道你们过得是什么日子。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在阶级斗争的恐怖环境里，唯一能够做的还是老老实实地回云南农场去！无可奈何！ 从大道理说，我们的户口能够回来，是党的英明。你看，1976年把“四人帮”抓了起来，令人厌恶的“文革”走向终结。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召开了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振兴的新长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知青的上山下乡，始终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面对的事实。知青问题是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为什么？谁能告诉我？ 我们云南知青在1978年秋冬，上书中央最高领导要回家；采取罢工请愿方式要回家；抱着誓死的决心绝食下跪要回家。震撼了中国的大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当北国大地酝酿“今夜有暴风雪”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在农场绝食，在昆明卧轨，在北京请愿。为了回家，为了一纸户口，云南知青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回城的缺口由此打开。知青的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笔。 户口回来了，我又是城里人了。告别了农场职工的身份，进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由于能够顶替父亲，我很荣幸地进入到上海第三机床厂工作。不是所有知青都有这样的机遇。因为没有顶替的机会，靠病退、困退等方式回城的知青只能靠政府的统一安排就业。于是，在一群阿姨妈妈成堆的生产组里来了一批灰头灰脸的知青一起糊纸盒；于是，在马路边菜场里出现了一群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知青在摆地摊。 户口回来了，艰难的新生活开始了。我们要文化没文化，要知识没知识。有的是疲惫不堪的心身甚至是拖儿带女的家庭。但我们有对于新生活的渴望。 离别十年的大城市，对于我们已经是很陌生了。尽管山河依旧，但人们在骨子里很瞧不起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人。城市因为我们的到来，加重了本来就已经沉重的负担。我们仿佛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曾经被抛弃的人，一个与城里人抢饭碗的人。我们似乎在祈求城里人的照顾、施舍？不管你曾经在广阔天地里有过多么辉煌的业绩，现在必须重新开始。不论你有过多少委屈和不公，没有人来可怜你同情你，因为城市的生活不相信眼泪！ 我怀揣着户口本，感慨万千。 就是今天，许多事情不都与户口相连吗？那些进城的农民工们，也是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四处奔波。与我们不同的是，我们下乡，他们进城。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他们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打工。我们是被迫的毫无选择的，他们是可以选择的，是生活迫使他们远走他乡的。都是一个户口啊。所以说，投胎的时候千万看准喽，一个城市户口是多少人羡慕和向往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曾经是城里人，所以最终还是回到了城里。那么农民工呢？由于户口，最终要回到农村。户口啊户口，中国特色的户口阻隔了多少人追求幸福生活的美梦啊！？
（2）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是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一家国有企业的。因为是政策，老子退休儿子顶替。假如说，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同样与许多知青一样加入到失业大军的行列中，也许命运会不一样。 回到家里，第二天就去厂里报到。心情是很激动的，看见的是从四面八方走来的知青大军。 这是某某人的儿子，这是某某人的女儿。他是从黑龙江回来的，他是从江西回来的，等等。也有从未离开上海的小弟弟小妹妹。中学毕业，家长们迫不及待地让子女顶替。这毕竟是国有单位呀，全民的，响当当的工人！谁肯放弃这样的机会。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厂里有些招架不住。所以就让我们回家休息几天，到时统一上班。 我希望休息几天。回到上海了，心里高兴啊，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这些年来上海的变化。看来看去，还是老样子。于是就躲在家里看看书，心里也在惦记着从云南寄回来的书。 最后离开云南农场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带。我唯一的东西就是书。托运吧，又是汽车又是火车很麻烦。我就跑到邮局，把自己的书都寄回去。当时的印刷品是三分钱一斤，多好呀。 那天，邮局的投递员来到我家说，书到了。我问他，书呢？他说，太多了，自己到总局去拿。他把一张通知书交给我就完事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借了一辆黄鱼车，跑到四川路邮政总局取书。满满地装了两车书回来了。妈妈唠叨：你们弟兄两个都是书，这家里怎么放的下？爸爸出主意：两个人的书对照一下，重复的就送到福州路旧书店卖掉。 好主意，我和弟弟忙了整整一天，把书理清楚。多余的书都处理了。 书也回家了。我实在是很高兴。要知道，是这些书陪伴着我度过了那些艰苦的岁月。对于书，我有着特殊的感情。高尔基说过，我的一切优点都是书给的。此话很有道理。从我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来看，数理化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而文科方面的知识可以靠自学。在农场的岁月里，除了干活，我就埋头读一些文科方面的书籍。以至于今天，在知青聚会的时候，一位好友说我，那时，看你很傻，就知道看看书写写东西。现在想想你是对的。其实，不是我先知先觉。我去农场后，父亲每次来信都关照我要好好学习，多读些书。数理化是需要有人教的，历史、地理、哲学等文科知识可以自学。弟弟来信与我的交流大多数是谈谈学习上的体会。久而久之，在农场枯草无味的文化环境里，我自己开辟了一片绿地。天天播种，总会有结果的。 （当年，在云南的时候买的的书----《于无声处》） 等到上班的时候，我到财务科报销回城的费用时遇到了麻烦。出纳看了我的邮寄书刊的费用后，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她叫来财务科长请示如何处理。财务科长听完我的讲述后，问道：你真的有这么多的书？我说你如果不信，可以到我家里去看。他连忙摆摆手说，相信相信。于是，出纳为我办理了报销手续。其实，如果我把这些书托运回来，费用会很高。这样寄回来，麻烦了邮局，为企业省下了费用。一段插曲而已，但是厂里的人知道了我有这么多的书，一个“奇怪”的知青。
（3）还惦记着知青的生活 刚进厂的时候，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开始了新的长征。 厂里把我们按照性别分成两组。我们男生组天天跟着一位师傅在厂里的铸件堆场搬运铸件。也许是实在无法安排我们，今天把这一堆铸件从东面搬到西面，明天再把西面的铸件搬回东面。1200人的工厂，一下子来了300名知青，厂里热闹起来。家长们忙着到处打招呼，希望厂里为自己的子女安排一个好工作。而我们这些新来的工人，不管你在农村干过什么，哪怕是当过什么干部的，现在都一样要搬运铸件。休息时间，大家为坐在一起，交流着各自所在的农村里新奇古怪的往事。至于以后干什么，没有人去关心。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车工、钳工、铣工、磨工等等。 最大的不习惯是厂里的纪律。 为什么生病请假需要医生的证明？原来在农场的时候，自己写上一个病假条，交给连长审批。碰到连长心情好，你就可以在家混上一天。要是连长昨天晚上与老婆吵架，你可要小心，交上请假条，准保不会批准。工厂就是工厂，所以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可又搞不懂的是，他老人家非要我们去接受被他成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再教育。搞不懂！ 为什么要8个小时上班？原来在农场的时候，逢到大会战时吃在山上、住在山上。一到云南雨季天的时候，倾盆大雨下来，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在家玩玩啦。记得那时，连队里掌握上下班时间的是连长手里的一台闹钟。知青有了手表后，劝连长不要看闹钟了。当连长同意后，知青在手表里做文章。大家瞒着连长把下班的时间提前，害的炊事班的人被连长痛骂。“我们下山了，你们怎么连饭也没做好？”现在，就是上海下铁，路上再堵，车辆再挤，你必须按时上班，按时下班。这就是工厂的纪律。 不同的地方太多了。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我们必须去适应。 1978年，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思想解放的高潮。一批文学的书籍重见天日。那时，我还在农场。我就用结余下来的工资购买了一批新出炉的好书。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等。比较喜欢的是契科夫的短篇小说集。我在去云南时曾经带过一本契科夫的小说集，在知青当中传来传去早就不知道在谁那里了。 到了1978年的时候，随着国家的大环境的不断改善，农场的环境也相对宽松一些。特别是橄榄坝的一名女知青因为生孩子死亡后，知青愤怒和不满的情绪日渐增长。一些领导对我们知青的态度大有改观。恢复高考后，知青学习的热情持续增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在参加两次高考后，利用业余的时间思考一些上山下乡的问题。 时至今日，上山下乡走到了尽头。 在我的眼前是这些年来看见的、听到的知青在上山下乡岁月里的生活情况。苦难的岁月深深印在脑海里，一个个知青的形象始终在脑海里活动着。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提起笔写下了一篇篇小说。《草生》、《风雨之夜》、《一封信》、《三十元与两把匕首》、《太阳还没升起》、《毒蛇》、《她，安静了》等。这些小说和自己保存的农场生活的资料和我的书籍一起寄了回来。 进厂工作，每天早起8点上班，傍晚5点下班。每天机械般地运转，感到工厂的生活与云南的农场完全不同。回到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母亲退休了，不肯让我和弟弟做一件事情。闲的无事可做，我就把在农场写的这些小说拿出来。当时这些小说都是写在废纸上的，一年后这些纸张上油迹污痕出现了。于是，我决定把它重新誊抄一遍。 知青生孩子的苦难在《草生》里可以看到，孩子是在橡胶的苗圃地里生下的。为什么？天高皇帝远，一些基层的干部对于知青的野蛮管理在这里得到反映。包括反映女知青生孩子死亡事件的《风雨之夜》。 为了回家，知青上山伐木，想将木料送给农场的领导，结果被毒蛇咬死。在《毒蛇》里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毒蛇是什么。为了回家，知青想尽办法搞病退，在遭到医生拒绝后，亮出匕首威胁的故事是《三十元钱与两把匕首》。还有云南农场“出名”的女知青被奸污事件，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一文里，讲述一位女知青为了急着回家看望得了癌症的母亲，遭到连队的支部书记侮辱的事情。 看了一场《红楼梦》后自杀的知青那惨白的思想。在《她，安静了》一文里，我采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这就是知青啊。是青年，但没有知识！在《一封信》里，讲述了一位知青因为不会写信封，几次寄出的信被退回来的事情。我试图反映知青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的苍白与无知。可悲的一代人啊。 都是悲剧。那时，我很激愤。我为我的兄弟姐妹的苦难命运哭泣。我想为他们说上几句，可惜，对于我来说一个小学“本科”毕业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于是，我誊抄后又把它压到箱底留存起来。直到今天开了博客，忽然想起有这样的事情，拿到自己的博客上“晒晒”，大家可不要见笑了。这是当时真实的水平和故事。
（4）基诺族的故事 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批准云南的基诺族为我国的第55个民族。传说基诺人的先辈是三国时期随孔明南征而来的一支人马。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对于基诺族是称为基诺人。那时我与报社的一位朋友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也专门找到基诺人的一位老人了解一些这个种族的情况。1978年9月9日伟大领袖去世两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经过朋友的修改，刊登在当日的《西双版纳报》上----《基诺老歌手》。全文如下： 岁月飞驰，两年过去了，毛主席呀毛主席，九月九日，基诺老歌手该向您老人家唱些什么呢？望着您那慈祥的面容，心窝窝呀激烈地跳动！火一样的忆念呀，又一次燃沸血液；海一样的深情，又一次涌出心底。老歌手要把心中的话儿全部唱出来： 吃过木考果（最苦涩的野果），最知蜜蜂甜，受尽苦的基诺人更觉毛主席亲。提起旧社会，饥寒伴着泪水流淌，那时唱啊，小黑江只有呜咽；龙帕山不见太阳，口中吐出的全是苦水酸浆；朔巴当干粮，树叶当衣裳，火塘当被盖，松脂当灯光。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民族啊，怎能忘记，一九四二年封建左巴左塞勾结国民党匪军进山烧杀抢劫，杀死我吗成千上万的基诺人。奄奄一息的民族，是毛主席把我们拯救，使我们兴旺。 一九五七年，我们基诺人的代表，千里迢迢来到中南海，他那双像芭蕉叶一般粗大、老茧花一层叠一层的手，被一双刚劲有力、扭转乾坤的伟大手掌紧紧握住，那么紧，是那么紧呀！基诺代表的心窝窝像咪西阿普（一种最美的花朵）开放。春风送佳音，龙帕山沸腾了，小黑江沸腾了！我们的代表从毛主席身边带回五把锄头，两把砍刀，一个犁铧。从此游种变成了固定耕种，懒火地变成层层绿梯田，小黑江的水流进了条条渠道，松脂火把变成了夜明珠，……傣族兄弟说，金色的香蕉垂实累累，是因为澜沧江水的滋养，基诺山上黄橙橙的旱谷，是因为红太阳照耀。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呀，比基诺山上的树木还要多。 今天，老歌手的歌声飞过山寨，山山岭岭飘着丰收谷香。歌声萦绕山头，梯田美景胜往常，歌声传进基诺人心上，雄心壮志冲云天。歌声向金色的北京报告：到一九八零年，基诺公社要实现五个一万（旱涝保收田一万亩，茶叶一万亩，砂仁一万亩，生猪一万头，人口发展到一万），基诺人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风农场十五分场余杰） （这是1978年8月在西双版纳报上发表的一首诗歌，见笑了。） 一年过去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辈子还能去西双版纳看看吗？ 其实，云南多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宝藏，对于我们知青在文化、生活、生存等各个方面有着许多影响。这些就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吧。这就是知青出发地文化与到达地文化对于十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到底有着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
（5）多彩的城市生活 从1970年上山下乡到1979年回到上海，期间回家探亲过四次。在短短的探亲假里，探亲访友，走马观花，对上海已经是很陌生了。现在回来了，永久地要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下去了，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 （那时，我狂看各种话剧时留下的说明书） 多彩的城市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匆匆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过去的十年间所无法比拟的。 同这个国家一样，家里恢复了往日的欢笑。父亲的右派问题终于平反了。我们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地过日子了。就像那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一样，我们迎来了春天！ 我被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感动到如此如醉的地步，一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本书。在施光南的《祝酒歌》的旋律下，我们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 最为兴奋地是一大批的电影的解禁。回到上海以后，我在贪婪地观看这些影片：《大浪淘沙》、《青春之歌》、《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东进序曲》、《祝福》……。还有一批新拍的电影：《小字辈》、《小花》、《苦恼人的笑》、《瞧着一家子》等等。当然，那些外国进来的电影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望乡》、《追捕》、《生死恋》、《尼罗河上的惨案》、《简爱》、《巴黎圣母院》、《冷酷的心》……。 从1966年开始，我们这一批人就进入到文化的沙漠地带。这些人类文明的精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原来世界时如此的精彩，而不是仅仅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 至今我还陶醉在金乃千、刘广宁等一些播音家那永远难忘的声音里。那一部部广播剧通过电台传来，听得专注凝神、如此如醉。啊，这就是生活。 这使我想起在农场时荒漠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大环境下，我们除了战天斗地以外还能干些什么呢？记得当时在我们云南东风农场15分场7队甚至连一句“人大了、懂事了”也要遭到批判。由此还“演出”了一幕“扎根”的闹剧。那个“导演”肖传宝（支部书记）已经成为知青今天闲谈话语中的笑料而已。那时更不要去谈文化生活。人有物资的需求，也要有精神的营养。“文革”的最大恶果是摧毁了人们对于美好精神的追求，以至于我们整整一代人变得昏昏欲睡似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到了今天回到城里，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千秋功罪会有人评说的！
（6）一部引发争议的话剧 我是在1979年2月14日回到上海的。那年上海发生知青“二五”卧轨事件。不久，有发生了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知青问题在大返城的热潮下，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很快，上海的几名作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我至今还收藏着这部话剧的剧本） 这个话剧的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该市市长误以为他是钦差大臣，百般逢迎，溜须拍马，送钱送物，还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李小璋化名张小理，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官场上招摇撞骗，并借官员们竞相邀宠、假公济私的卑劣心理，为他从农场上调疏通关节。然而，就在他办妥一切手续，只等第二天到全市第二流的大工厂去报到，大功似乎已经告成时，骗局却因那位中央首长的到来而彻底暴露，李小璋被送上审判席。 回来以后，我专门去看了这部话剧，真的是感慨万千！最为精彩的是这部话剧通过李小璋恋人之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了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以上山下乡运动中“走后门”现象为抨击对象，用夸张的笔调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丑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是这部话剧的主题。我们说，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除了“文革”中“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倒行逆施外，与一些干部依仗权势，大搞不正之风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知识青年上调问题上。“文革”结束了，“走后门”之风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遏制，难怪各地下乡知青在闹“返城风”时，无不众口一词，提到“走后门”的严重后果。就以我们云南东风农场举例，在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得到回家的机会时，还有多少干部的子女还在农场？因此，话剧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是不足为奇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一部话剧能够诞生本生就是一个奇迹。试想，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海残存着许多“左”的东西。一些刚刚恢复职务的领导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受到玷污的。尽管作者试图借剧中人物即那位中央首长之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部戏还是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攻击。如什么“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没有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害怕这样的作品会在当时知青大返城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帽子一大堆。刘小萌写的《中国知青史》一书里对此也有详尽的记载。他指出：“事实上，助长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知青骚动，并且‘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正是‘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猖行，而不是对这种不正之风进行大胆暴露的《骗子》一剧。而横加指责者却将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可惜，这部在艺术上不能说是很成功、在大胆剖露知青返城问题的有影响的剧作，在官方的坚决制止下停演了，但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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