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父亲就是告别一个时代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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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父亲就是告别一个时代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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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陀德国哲人里尔克说过，人生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告别。对于任何人，乃至一个国家，无论是错误和耻辱，还是荣耀和辉煌，告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和父辈本是两代人，却承担着共同的民族苦难，经历着大部交缠纠结的风云历史（我们的后代则是和我们几乎完全疏离，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也没兴趣了解）。 告别父亲，最终是要告别那个时代。
（在父亲告别会的发言） 一、父亲的遗嘱 首先，在这里我代表我母亲和家人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告别会。晚上，路又远，还来了这么多人，真难为了大家！这次我们没有邀请各地的亲戚，原来也没有打算开追悼会，因为父亲早在2007年就立下遗嘱： “临到永别时亦不举行追悼仪式，以免劳烦亲友。火化后骨灰或撒归大海，或送归祖国故土安息，或子女个人愿意保存，均以简朴节俭为宜。切切此嘱！”今晚“劳烦”了大家，有人还送来、寄来奠仪，这就违背了父亲的遗愿。怎么办？当初是爸妈的学生司徒绵、郑林华等坚持我们应该办一个告别仪式，给大家一个追思告别的机会。我们都知道，父亲生前是个爱热闹的人，丧事办得太冷清也不好。最后决定还是举办这个仪式。爸爸是“喜丧”，我们就不要悲悲戚戚，要高高兴兴和他告别，让大家来分享他的福气。所以我们不叫“追悼会”，叫“告别会”，就像美国人的“PARTY”，这样我老爸也就无话可说了。（至于奠仪，既来之，则收之，再回馈大家）
中国民间传统，办“喜丧”必须符合五个条件：七十（以上）而终，有儿有孙，正常死亡，原配送行以及亡者一生平安，家人也没任何意外死亡。 两位大哲人孔子和庄子对办丧事的态度截然不同。 孔子：“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 庄子：“哭泣无涕，心中不戚，居丧不哀”。 真正要达到“喜丧”的五条并不容易，所以老百姓都愿听孔子的，办丧事“而哀为本”。其实这还因为我们都是俗人，达不到庄子那种出世的境界，把生死看淡了，也就无所谓喜和哀。 我爸也算个“五福之人”——我自己理解的“五福”：高寿、夫妻俱全、儿孙满堂、劫后余生和晚年享受美国社会的民主福利。 按照中国传统，天一岁，地一岁，人一岁，我父亲不算九十三，也有九十二了。能活到这把岁数不容易。 文革的时候，我们左邻右舍好些人熬不过去，国画家赵崇正伯伯上吊了，美院教学大都楼顶先后跳了三、四个。我妈担心父亲关在“牛栏”会不会想不开，让我妹妹送烟（乘看守不注意，从高坡往下抛进去），顺便看看爸爸的情况。其实我爸爸很乐观，不但自己从来没想过死，还把一时想不开的杨之光叔叔拉回头了（我妹妹的书有详细记载）。父亲能平安度过那艰难岁月，享受到改革开放国家富裕以后的好日子，是他的福气。 父亲晚年来到美国，也享受到民主社会很好的福利。特别是爸爸中风住进疗养院以后，这里没有什么“高干病房”，我们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塞钱，顶多是周末买些点心或水果慰劳护理人员，但爸爸受到的照顾既是细心和职业化的，也是爱心和人性化的，这让我很感慨。我们子女奉公守法，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上都交了税。也值了！ 今天我们办“喜丧”，希望大家也能沾沾爸爸的福气，不虚此行。
我们在讣告里说了不收奠仪，结果有些还是无法拒绝。我们将把用于花篮、花圈（全是鲜花）以后结余下来的钱，再补上一些，给今晚在场和不在场的朋友，每人送两本书。 一本是爸爸写林风眠生平的电影文学剧本。 爸爸晚年主要做三件事：画画、研究美术史和搞文学创作。文学这一块，共写了三个电影剧本，其中关于油画大师李铁夫的传记和广东湛江硇洲岛军民起义抗日的故事已经出版。最后这本是写他的恩师，解放以后一直不受重视的中国美术教育奠基人林风眠。我爸不但是从林风眠画室毕业的“入室弟子”，一度还和老师在重庆一起生活，一起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私交甚笃。 他钦佩先生的正直和淡泊（我爸连个性某些方面也像他的老师），更服膺先生的以美育净化社会的理念。近年爸爸每次回国，都奔走帮忙筹划安排在林风眠家乡梅州办纪念馆的事。09年初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出这剧本，然后由我洛杉矶的娟表姐逐章摄下来传到芝加哥，给我另一个慧表姐打字输入电脑，再由我编排润色，传回洛杉矶给父亲过目定稿，四人来回接力拼命赶（本来没有任何时间要求），终于在2010年元旦最后完成发出。仿佛有预感似的，两个月后他就中风了。这次妹妹回广州签约，不久该书将正式出版。 另一本是我妹妹加东刚刚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的《我的美术世界——私人记忆中的岭南美术家》，其中收了父亲很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回忆录，虽然篇幅不长，但凝聚了一生个人经历，并对广东和中国美术史有一些颠覆性的反思，不久的将来，如果此书的简体本在国内全面发行，对美术界的影响难以估量。加东从广州开完发布会把新书带回洛杉矶，爸爸在病床上反复翻看，露出满意的表情，几天以后就去世了。 仿佛一切都在冥冥中有安排。 （下面请加东介绍新书）
今晚的告别会是全球同步转播的。 广州美院寄来了以我爸爸名字嵌对的挽联： “雪水涓流德润乡土时时与人施厚道生香活色功昭美院处处为民献忠诚”有程菲、于风、潘鹤、杨之光、尹国良、张彤云、王莉莎、王博仁等41位老朋友在挽联下面签了名。据说美院老干科也设了现场转播。在此我代表家人向爸爸的老同事老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感谢香港三联书店的唁电。 感谢美国洛杉矶、三藩市、芝加哥等地以及加拿大、澳洲、香港、广州、中山、上海、南京、四川和北京等地亲朋好友的关切和问候。 感谢我母亲，在我爸爸生病一年多来风雨无阻的每天探望照顾，以及在这非常时期表现的坚强。母亲是我们的“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 感谢我的大妹妹加菲和妹夫小石，爸妈和他们一家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如果没有他们的悉心照顾，老人不会有这么长寿。 感谢我的小妹妹加东及她的先生Matain，加东为爸妈的画展和出书，两岸三地来回奔波，影响工作收入和家庭生活，多得她先生和孩子的理解支持。 在座的朋友也知道，我们家这两年是有一些摩擦。压力大，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每个家庭都一样。在这困难的时刻，在父亲精神的感召下，相信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血浓于水的大家庭。 ——我没腰疼，因为这个大儿子不在父母身边，总是站着说话不。。。。。。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表姐，她不是一般人，是美国五十强之一的德州一家大公司的管家（相当于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照管的都是些头头脑脑大人物。她主动提前退休，和我妹妹在我爸妈附近合买了一栋房子，从德州搬过来无偿照顾我父母，给他们做软菜煲靓汤，提供地方给他们画画，晚上给他们放英文老电影，边看边还讲解。爸爸中风这一年多来，表姐每周5天开车送我母亲去看望父亲，给我父亲喂饭、按摩、抹洗、剪脚甲、剪头发。。。。。。她说她母亲生前，自己没有条件做到这一切，现在能为舅舅做，是缘分。我爸爸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以上部分为2011年7月19日在洛杉矶“谭雪生告别会”的口头发言。当时由于时间关系，言犹未尽，一年来又补写了另一篇书面发言。
告别父亲就是告别一个时代 （补充书面发言） 一、失败是成功之母 父亲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成功的一生（在今天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合，也许大家会觉的这样讲不合时宜）。 回顾一下我父亲的履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解放初期在广州，他先是在军管会文教处工作，后任华南文联美术部秘书处的副主任。他曾参与筹建华南文艺学院。 1954年该校迁往武汉和武汉艺专合并，改名为中南美专，他是建校委员，党总支付书记，附中副校长（校长由关山月挂名）。 1957中南美专决定回迁广州并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他先行回到广州负责该校的选址与筹建。继任附中校长不长一段时间，以后长期主要是协助杨秋人副院长主持广州美院教务工作，曾短时间担任过版画系主任（为此还进修版画），后来又曾筹建工艺系并兼任该系副主任。。。。。。同时期还分工管党委的统战工作，工会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大生产工作，文艺整风工作，文革（初期）三人领导小组工作及（后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工作。。。。。直到1982年在教务处长任上离休。 请注意这份履历的开头和结尾：解放初期，他已是华南文联美术部秘书处的副主任处级干部，这顶乌纱帽，一直戴到22年后退休。 ——失败不失败？要说仕途，当官，那肯定是失败的！连我爸自己都觉得失败。他也是普通人，同样看重荣誉地位，之所以提前退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有挫折感。 但我说，我以父亲自豪！我父亲是成功的，还不是一般意义的成功： 1、官不大，成就大，贡献大“ 作为中国四大美术学院之一广州美术学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父亲实际参与建立广州美院的全过程——即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广州美院、版画系、工艺系和附中三院二系一校的组建。他又是历来主管教学的负责人之一。（其实他无所不能，从大炼钢铁、选址基建、到办鸡场牛栏猪圈。。。。。。“开荒牛”也好，“万金油”也好，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长期以来，党内他从不是书记，行政上连个副院长都没当过，往往让他做事时给他的名分只是“党委分工”（顶多挂一个副职）。广州美院在20年间能发展成全国最出色的美院之一，当然和胡一川等艺术家集体领导贡献分不开的，但其中谭雪生的“汗马功劳”，也是公认和有口皆碑的（挽联：“功昭美院”）。 这里还提提我父亲最开心的两件事：一是文革期间从干校田头直接被文化部、全国美协（借重他的资历和经验）点名调上北京，和中央美院的年轻教师景玉书两人一道，代表国家赴欧洲主持第一届全国美展作品阿、南、罗三国巡展。此事让他有很强烈的荣誉感。另一件事晚年生活在美国，被一大群事业有成，享誉国际的学生众星拱月般包围，十几年来，年年都聚集给他做生日。老人很高兴，也很满足，还专门在《广州美院学报》发文，满腔热情如数家珍逐一介绍这些学生的成就。 ——爸爸的成就，不能以名分衡量，是从国家的荣誉，学生的成就中折射出来的，是以大我成全小我。 2、成功不在做官，也不在贡献，而在做人 爸爸的一生，可以用“做人难”三个字概括。对于我爸来说，首先难在他既要忠于他的革命理想，不能违背组织原则，又要坚守正直为人光明磊落的道德底线。雨果有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革命历来是和人道冲突的。我爸爸青年时代不满社会黑暗，投身革命，但他本质上始终是个人道主义者。这就让他常常处在尴尬的自相矛盾的地位。 57年反右时，我爸是党总支副书记，协助书记兼院长胡一川抓运动。无庸讳言，大笔圈了六个右派，作为运动中的第二把手，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展到后来连自己的妻子陷身罗网被撤职批判处分，其他人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这不是艺术家谭雪生的本意（右派叔叔伯伯在天之灵，儿子代父亲说：对不起了！）。爸爸在反右中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当时谁都不会料到被划为“右派”后果如此严重，他也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刻意整人害人，图谋私利（打击异己在中国的历来政治运动中几成常态）相反，他一再被党内批判有右倾思想，温情主义，因为他为了保住阳太阳等几位老艺术家据理力争。反右以后，他对每一个右派都不歧视：我们家和王道源、梁锡雄、罗展新的家人始终来往密切；文革后父亲想方设法把王益伦从武汉调回广州美院当图书馆馆长；把周大集从锅炉房送上讲坛，课前还亲自到教室，告诉学生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老教师，大家要尊重他。。。。。。就我所知，没听过任何一个右派对谭雪生个人有半句怨言，因为“事后见人心”。处在爸爸的位置，他即使不落井下石，也还可以选择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划清界限，“不粘锅”，但艺术家谭雪生善良正直的本性，让他本能地去纠正和弥补革命家谭雪生的错误。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段传奇掌故：民国早年我祖母外家在广州沙河，即今十九路军坟场处，有大片竹园被大军阀李烈钧强占去了。我太外婆因此家道中落，最后饿死。我祖母恨死李烈钧。不料李的后人王道源解放后来了中南美专，和母亲一个系，分别任教研组正副组长。我父亲一直对我祖母隐瞒王的背景。两家大人小孩相处融洽。有复杂日本背景的王道源没能逃过反右之劫，最后死在劳改场。我家和王家后人始终保持友谊） 64年“文艺整风”，因为上面有意要整和省委闹矛盾的胡一川院长，派来工作组，让胡一川靠边站，一度由谭雪生实际主持全院工作，上级意图很明白，只要配合工作组揭发批判胡一川的两大罪状：搞宗派主义和主张画裸体画，整倒胡一川以后，接班人，美院党委书记的位置看来就非他莫属了。但我爸爸拒绝这么做，因为作为艺术家，他从专业出发完全认同艺术院校画裸体画，不认为胡院长在这方面有什么错。至于宗派主义，虽然他已经感觉到自己长时间被有意压制，但上升到宗派主义又太严重了，他还是不愿给对方扣这么大一顶帽子。结果有心提携他的老朋友，省美协主席非常惋惜地对他说：谭雪生，我真不明白你！ 父亲身上集合了广州人的精明，农民的质朴、书呆子的固执、艺术家的激情和革命家的愚忠。作为儿子，我至今还没有读透自己的父亲。也许，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概括爸爸——老实。老实人一生有好报！ 我们家实际上是逃过了两大劫：58年反右补课，我妈和阳太阳被内定为漏网右派，白专典型，全院大会批判，并撤消了教研组长职务和预备党员资格，幸亏63年党调整文艺政策，总算把这顶帽子一风吹了。不过，如果不是有爸爸这把保护伞，不是靠了爸爸在党内实干家难以替代的地位和上下不结怨的人缘，57、58年的关卡，妈一定是过不了的（我们兄妹三人也难免“右派子女”的悲苦命运）；64年文艺整风，就是因为爸爸厚道正直，没有顺杆上爬，否则只要有一念之差，后来文革一定首当其冲，全家人也都不会有好下场。 爸爸是个平凡人，他只是保持中庸之道，并非一个真正清醒的思想者。作为这个制度下一枚忠实的棋子他自觉不自觉都会做一些错事，难得的是，他有错误没劣迹，始终恪守为人的道德底线。在哪价值观紊乱，是非颠倒的年代，他以善化恶，不但保护我们一家，也帮助了他人。这应了一句成语：“善有善报”。 爸爸的“难”，不仅仅在于他扮演的这种尴尬的政治角色，还在于他那尴尬的行政角色。美院几位副院长，像关山月，阳太阳和杨秋人，年纪都比我父亲大，资历比他高，因此在行政上他们很自然是父亲的上级领导，但在党内我父亲又是党委分工搞统战的，政治上要引导团结这些人。例如杨副院长，我父亲主要协助他抓全院教学，是下级关系，而父亲在党委还分工抓教学，同时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双重身份要处理得好非常不易（爸爸和关山月伯伯的关系也和杨伯伯一样）。共产党这种体制造成的矛盾，往往被一些不学无术的红色野心家乘各种政治运动的机会利用来打击对手。爸爸在三次大的政治运动中都负重责，地位上升，他会兢兢业业恪守职责，但他没有野心，不会借机打倒别人抬升自己。他一贯为人谦和，因此和每一个人都能很好配合，互相尊重。这种为人处事的“成功”，就是一种难得的“大智慧”。 3、艺术，非以成败论英雄 艺术上我父亲也说不上是成功的，他的名气没有我母亲大，留下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有社会影响的代表作。 要成就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起码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天赋、名师和勤奋。我父亲对油画的色彩感觉相当不错，是一代名师的入室弟子，又非常热爱绘画艺术（母亲最近回忆说，由于行政工作繁忙，父亲特别珍惜每一次难得的出外写生机会，别人休息、吃饭了，他还舍不得离开画架）。三个条件都具备，为什么他却不能成功呢？原因很简单，他画得太少！就像我妈说的那样，艺术家的谭雪生不得不让位给革命家的谭雪生。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包括打报告申请，要求离开行政岗位，回到教学和创作队伍，但组织上需要他这样听驶能干的“老黄牛”。艺术家一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光都被“牺牲”给“革命事业”了。 话又说回头，艺术上成功的真正标准又是什么呢？今日神州大地，大师多如牛毛，声震九洲，日进斗金，你不能说他们不成功。但这些所谓成功的大师们，有几个是真正优秀的？纸糊的包装能经得住岁月的淘洗？ 爸爸也许不算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在我眼中，他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的画虽然留下不多，但其中的精品水平不在他的老同学，我母亲之下。《人民日报》十年前介绍广东美术馆三人联展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评价的： “谭雪生、徐坚白油画师承林风眠而另辟新径。徐坚白作品形式优雅，色彩饱满，兼有西方写实的亮丽和东方写意的神韵。谭雪生油画天真质朴，笔触沉厚，用色如后期印象派一样大胆、奔放。‘大眼鸡’这种渔民木制的渔船也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质朴沧桑，透露着画家对广东乡土的眷恋。”“天真质朴”，这是林风眠的画魂，也是弟子谭雪生的画魂，不同于技巧可以传授，心灵只能呼应相通。爸爸和林师都是很单纯的人。爸爸就像一个农民一样热爱土地，喜欢农作。当年美院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几乎都分享过我们家常年出产的“吊丝丹”竹笋美味，喝过我家的金银花茶（现在在座的许多朋友，也分享过父亲定居美国以后在尔湾院子里亲手栽种的白兰花、柠檬和大枣等）。父亲和司机合种烟叶，与木工切磋技术，向花匠请教园艺，三年困难时期为学校农场从香港我姑丈的鸡场引进良种鸡蛋，自己设计制造电灯孵化箱孵小鸡，还养猪、养牛——有一次母牛在美院陈列馆的厅廊难产，撑出一双蹄子后，半天还生不下来，是父亲想起乡下农民情急之下会用瓦片代刀给牛动手术，命我立即跑回家取来刀片，亲自给母牛扩开肛门，成功诞下牛犊。。。。。。 由上可知，父亲热衷的绘画题材是山野、乡村、渔港及农民和渔民，对他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艺术家下乡是抱着一种改造自己的赎罪心态去“体验生活”，爸爸则更“农民”一些，他本身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劳动者，无论是野外的山水草木，还是案上的水果鲜花静物，他画来都充满感情，倾注了他对生命，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一个画展和画册就定名为“感怀大自然”。 谭雪生油画淳厚质朴的独特艺术风格在中国“冰火两重天”的时代环境下能始终保持下来，非常不易。 “冰”是指文革前“十七年”萧杀的政治气候。当时中国的文学艺术任何自由创作的可能都被扼杀，绘画成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画家不得不“为政治服务”，“主题先行”，奉命而作，我母亲也不能例外。她就不得不努力“改造”自己，不断画一些迎合革命需要的题材。像《旧居前的留念》这样被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就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另文分析）。只有少数被新社会淘汰遗弃的老画家（如谭华牧、关良、胡根天等），偶然还会私下悄悄画点自己喜欢的不涉政治的题材。爸爸并非有意抗拒主流，仅仅因为份属行政干部，所以一般没有“创作任务”，绘画几乎成了“业余”，在他，主要是爱好，是练笔，这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的“政治污染”。 “火”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火爆的商业气候。画家普遍关注名利和金钱，绘画艺术由“政治导向”变为“市场导向”，纯艺术依旧还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奢侈。父亲并非不愿卖画，拒绝出名，只是他的绘画风格不受市场追捧，他也没有迎合市场改变自己的冲动和需要，移居海外20年，他更有条件“为艺术而艺术”，这也客观让他避免了“商业污染”。 由于长时间不属于“主流画家”之列，加上总觉得自己在技巧上不够娴熟，爸爸常常对自己不太自信，他好像一直都在努力回忆和寻找学生时代从老师林风眠那里继承下来的绘画语言，几乎完全不受五十年代师法苏俄的“革命现实主义”或文革后的“现代主义”之风影响。他不追求时髦，甚至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的守旧。但恰恰是这种有意无意的执着，长期积淀下来，反而自成一格。色彩也许不那么华丽，但饱满到位；笔触不一定那么细致，但整体感觉大气；题材往往很平常，但由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功底，构图往往别具特色。他的《大眼鸡》《尖峰岭林场》《归帆》《青海塔尔寺》《开平碉楼》《港湾》等风景画，都很有个性，都是我最喜爱，百看不厌上乘之作。在我母亲的盛名之下，普通人往往只是简单地把他们两人的艺术地位加以对比，真正读懂我父亲作品的人并不多。记得有一次七位老画家的联展，行家的对他的画评价是：“想不到”和“最有画味”。我妈则说：有时候我说他画得很好，他都不相信。 九五年曾到佛罗伦萨，在举世闻名的米开朗琪罗“大卫”像下，我惊讶艺术可以达到那么精致完美的至高境界，但我个人更喜欢的却是同一展厅侧面那些米开朗琪罗尚未完成的只露出轮廓或部分面相的粗犷野性的大理石浮雕，那种艺术家原始的冲动，那种无限的张力。。。。。。 我喜欢我父亲的艺术，不在乎他成功不成功，也无关我是他的儿子，只因为我能读懂她。
父亲教我当班长 在我少年成长的岁月，父母亲每天晚上好像都有开不完的会，年年月月好像都有下不完的乡。父母不用下乡，也没有会议的夜晚，是我们兄妹最快乐的时光，也许我们这个电影迷之家会全体出动去看一场电影，多半是新上映的外国名片——哪怕是在电影院门口临时等退票，哪怕是挤简陋的露天电影场。夏夜，把门口发烫的台阶和两旁的麻石条凳先泼上水，一家人就坐在门口的石榴树下乘凉，有时引一支灯出来，点上蚊香，大人小孩各啃各的书本；有时奶奶和父亲会讲起抗战“走日本仔”（逃难）的故事；有时妈妈会拿一本《时事手册》给我们讲国际大事——至今还记得那个惊心动魄的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妹妹听乏了，爸（妈）便会抱进屋去，一只手摇葵扇，一只手轻轻拍，重复唱那首永远不变的催眠曲：“睡吧小妹妹，你不要害怕，爸爸（妈妈）呀在这里。。。。。。”从小到大父母亲都没打过儿女，记忆中甚至连厉声责骂都没有过，也没有什么耳提面命的思想灌输，道德教化。温馨的家庭，父母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电影和书本的文化熏陶，还有多次暑假随同父母旅行写生的经历，让我比起许多同龄人精神世界更为丰富，眼界也更为开阔。 唯一只记得一次父亲的教诲是关于团结人的。 那是初中二年级，14岁时，听说我当了班长，父亲说：你要当好班长，一定要听别人的意见，即使你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也不要牙刷刷（臭显）抢着讲出来，最好让大家先讲，你最后再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是吸收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才形成的。这样就容易齐心。 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领悟这段话其实也是教我如何待人处事。不争一时意气，尊重别人。只要所做之事有意义，最终能达到目的，即使自己只是默默扮演了一个幕后推手的角色，又有何不可？ 人们常常说享受成功的喜悦，其实，好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 看电影 讲到电影，49年以后闭关锁国，但对外国电影经典名片还算是网开一面。文革后，中断十年的外国电影解禁了，一开始多不对外公开售票，只是作为“内部影片”在单位发售。由于大家趋之若鹜，往往一票难求。爸爸这个文革后正式任命的教务处长（可能党委分工还管工会），在哪百废倶兴的年代，连安排汽车组织教工看电影的琐事都管。有一次看一部盼望已久的电影，满载教工和家属的大卡车发动了（那时没有客车），爸爸却没有上车，我既着急又奇怪，事后爸爸告诉我，他的票让给司机了。“你总不能让他送别人去看电影，自己没得看吧？”爸爸说。 这事给我印象很深。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学校也有“学雷锋做好事”的教育，但那更多是体现为一种“姿势”，往往和“表现好”连在一起，是做给别人看的。行善出自本能，没有功利，才是真善。 老郎中 讲起待人接物，还有一件事不可不说。 那是09年，陪父亲最后一次回国。在中山市的一个朋友宴席上认识了一位渔民企业家的老父。老人寡言少语，面无表情。父亲为了不冷落他，主动搭讪。事后这老人送来一首旧体七言诗，通篇都是夸赞之词。父亲平时没有写诗的习惯，居然花了半天时间，也拼一首七言诗回赠，写好后还让我提提意见。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何必互相吹捧？真是要多俗气又多俗气。可爸爸解释说，这老人以前是个乡下郎中，在当地就算有点文化，受人尊重的了。别人眼里你从省城来，又是什么大教授，很在乎你看不看得起他，我们不好扫人家的兴。 父亲一席话令我惭愧。 永远乐观 回想父亲对我的影响，主要不在于言语教导，更多是无形的，譬如父亲乐观天性对我的感染。 有些人的乐观表现为诙谐幽默，豪爽爱笑，像我的契爷黄新波。爸爸不属于这一类，尤其涉及政治方面，他甚至会表现得有点僵硬。我听过他一次报告，感觉就是口拙词穷很难受（妈也说，人家说谭雪生的报告像裹脚布——又长又臭）。其实私下回忆什么，爸爸可以绘声绘色讲得很生动。他心胸坦荡，随遇而安，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文革时进了牛栏，妈妈还担心他想不开，让小妹借送烟看看爸的情形。结果爸爸在牛栏还指名要“黄金叶”，他把关牛栏当成是和美协押来的老朋友难得相聚的机会，要和朋友分享好烟，他那会想到自杀。 七零年父亲下放干校，我下乡后第一次回来去看他。记得那天他骑自行车来车站接我，早上刚插完秧，卷起的裤脚还沾着泥巴。我坐在车尾，看着父亲使劲蹬车，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娴熟地左拐右拐，还不时高声通报路上遇到的叔叔伯伯：儿子从海南来看他。那天刚好是集日，爸爸不忘带我到圩镇小饭馆喝两盅，嘬上一顿白斩鸡。。。。。。 一个在厄境下还能享受生活的人，一定有充满活力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文革中我也遇到过两次困境，第一次是运动开始不久，我明知道父亲因为是美院“文革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已被贴大字报受到冲击的情况，还坦然安排组织全班同学到美院看大字报。随后我在学校挑头批判血统论对联，观点对立忌恨的有心人就借父亲的事把我打成“狗崽子”，和同班另四个“狗崽子”下场一样，被自己班同学押回美院抄了家。妹妹不知缘由，事后多有抱怨，我没解释，爸妈也从未责备我。 后来我参加了造反派，一次意外卷入武斗，被自己人误伤。我在纪实文学《文革十日》记录了父亲当时的反应： 我倚着门口并不挪动脚步﹐几番欲言又止﹐父亲便觉有些蹊跷。这时他开始注意到我手上裹的那团毛巾。我抬起手说﹕“爸﹐我打开给你看﹐你先不要紧张啊﹐没事的﹐真的没事﹐是别人，别人﹐不小心﹐走火﹐就，就打到我啦……” 父亲看着我逐层解开纱布﹐露出剩下四个指头的左手掌﹐他捧起我的手﹐拧着眉研究了好一会儿……我的心七上八下﹐正等着挨骂﹐没料父亲突然冒出一句﹕“还好﹐幸亏伤的是左手﹐不要紧。”我的心一下子松了。父亲又继续说﹐将来看看能不能配只假拇指﹐如果不行﹐自己用木头做一个……我一听就乐了﹐只知道咱爹打油画框木工一流﹐还不知道他有制假肢驳断指的绝技。（后来他还真的锯了自家门前的石榴树﹐给我做了一个木手指﹐又设计了好些草图﹐要让木指具有弯折活动的实用功能﹐可惜一直没完成﹐否则中华文明就不止“四大发明”啦。）我当时可不敢笑出声来﹐趁机反催父亲快动身离开﹐免得他追问下去。 正是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文革的小挫折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阴影，下乡第一年，我就用劳动（转正的最高工资评级）证明了自己，也将自己的乐观精神感染身边离乡背井的知青朋友，一同度过那艰苦动荡的青春岁月。 大树底下好乘凉 “子欲养而父不在”，老邻居曾行大哥引用的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曾行的父亲，雕塑家曾新泉教授，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壮年早逝。那是数九寒天，冰冻入骨，连农民都不敢让水牛下水田的日子，上面工宣队偏偏要“破除迷信”，把这批年迈体弱的知识分子驱赶下田，结果曾伯伯心脏病发倒在泥水里。（邵增虎名画《农机专家之死》即取材于此） 曾伯伯是我父母的老朋友，老邻居。他过世后不久夫人也一病不起，三个孩子顿失倚傍，在处处讲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下乡回城和就业安排都成问题。父母亲念旧，尽可能关心帮助他们。三兄妹都事业有成后，有一年，借爸爸从美国回广州的机会，一起郑重其事宴请答谢我父亲，席间讲了“子欲养而父不在”这句话，也是有感而发，除了“借”我父亲尽对自己父母的未尽之孝，还有潜台词：你们三兄妹（父母俱在）真是太幸福了！ 父亲在生，我们并不会很意识，很珍惜这种幸福。因为我们三兄妹成长过程都很独立，不觉得有要靠父母的荫庇的特别需要。文革后，本性乐于助人的父亲利用有限的权力和丰沛的人脉“走后门”帮过不少人，唯独帮自己子女次数屈指可数。当年美院的教职员工几乎家家都有孩子在美院读书或工作，我家不沾这“近水楼台”，倒也并非什么廉洁清高，实因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 我十八岁下海南，直到三十二岁才“走后门”调回广州，这个“后门”走出来一点不轻松，从灌暖水瓶，抹桌子，管理资料做起，到重新走上讲坛受到学生欢迎，和师生上下相处融洽，专业水平被认可，论文被收入全国期刊。。。。。。在师院的六年留下如鱼得水的愉快记忆，我一直以为成长过程靠的全是自己努力，父亲过世以后，现在听大妹加菲讲才知道，当年因为我长期流落天涯，成了我母亲的一块心病，是父亲厚着脸皮到处托人，利用他的各种上层关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调到专业对口的师院中文系。如果没有父亲给我搭的这个平台，哪有后来的发展？ 加菲从小瘦弱，是爱好运动曾渡长江父亲鼓励她游泳，她被小学送到珠江游泳场训练班不久，差一点因为身材关系被劝退，还是父亲亲自找到教练。。。。。。后来加菲几乎样样运动都拿得起，练出一副运动员身材，终生受用。 小妹加东16岁就下增城插队，她后来走上创作道路，是经过父亲引荐，得到文艺界老朋友于逢、岑桑、曾炜、黄秋耘、赵元浩等许多前辈名家的呵护关照。。。。。。 父母不可能事事都给我们具体的帮助，但却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和有力的推手。因为有这样广受尊敬的有一定地位的父母，加上我们自身的努力，社会容易给我们开绿灯，成长过程无形中有较多的自信，更容易成功。
德国哲人里尔克说过，人生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告别。 对于任何人，乃至一个国家，无论是错误和耻辱，还是荣耀和辉煌，告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和父辈本是两代人，却承担着共同的民族苦难，经历着大部交缠纠结的风云历史（我们的后代则是和我们几乎完全疏离，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也没兴趣了解）。 告别父亲，最终要告别那个时代。 我的父母都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当47年母亲登船去美国留学时，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不能忘记人民的苦难。所以两年以后，地下党的父亲一声召唤，母亲就毅然中断美国的学业，远涉重洋，在东江解放区登陆，和父亲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父母穿着军装的结婚照（配秦牧文），就登在广州解放后新创刊的《南方日报》上 我是新中国的儿子。 我是“红旗下的蛋”。 从上学开始，我们就系统地接受家长、老师、组织和领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唱红”：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一部农民起义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抗日战争的胜利全靠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大救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真理；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实践，最终让我从“牛虻砸碎基督蒙难像”的失落中觉醒，从而挣脱个人迷信的精神禁锢。。。。。。 如果不是上山下乡后的社会实践（我在海南临高的“三同户”原户主等十几位村民就是饿死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最“革命化”，最“唱红”的七十年代，我亲身在宝岛各地农村体验过，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下，农民还天天难见米粒，顿顿以地瓜果腹的贫困生活。农民普遍对“农业学大寨”，“一大二公”消极抗拒。。。。。。）让我看到天堂神话背后贫穷落后的现实，对假大空宣传产生鄙夷和厌恶，从而抛弃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及出国以后，大量阅读书本（数目远远超越多数同代人）全方位吸收各种资讯得以参照对比，产生批判性思维，从而逐渐置换更新长期被洗脑灌输形成的红色世界观。。。。。。 ——作为红色政权的一个既得利益者，我本来应该会是一个标准的“革命接班人”。 祖父和父亲都是理想主义者，青年时代都义无反顾投身追求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社会改革实践。不同的是，当祖父发现国民革命变质以后，他可以选择淡出政坛；父亲他们那一代共产革命者，一旦加入，就不再有独立的人格，因为任何离经叛道逾越体制的思想言行都会遭到灭顶之灾。他们是由主动投身革命变成被迫卖身革命，被专制的胡萝卜和大棒收拾整治得服服帖帖，不仅不敢再追求真理，而且自觉不自觉成了所谓终极真理的卫道士。 这几年最困扰我的是怎样给父辈“盖棺定论”（反过来其实也是如何评价自己，评价我们这“红旗下的一代”的问题，因为我们和父辈的历史有继承性和重叠性，但下一代和我们则没有这种关系）。 常常在网上看到大张旗鼓的所谓“红后代”的聚会（老革命家后代、将军后代、琼崖纵队后人、东江纵队后人。。。。。。），我很不以为然，不说这种“劫后重逢”有多么滑稽——其中许多人文革中吃那点苦和文革前后享受的特权不成比例，也不去猜测有些人是不是通过这种充满阶级优越感的贵族活动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就算是单纯出自于亲情，出自于理念，我们对自己父辈的历史又有多少真正认识？从江西根据地“杀AB团”开始到“延安整风”的惨无人道的血腥党内斗争我们了解多少？就算评价四九年以后，谁又可以理直气壮的拍胸称“伟大、光明、正确”？扪心自问，红后代们要维护，要继承的到底是什么？又有几个人能理得清楚？ 回顾父亲一生的道路，我试图从主观动机、客观现实和历史道路三个层面去给这一代人“盖棺定论”： 在民族危亡，国家专制黑暗的年代，有责任感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不惜牺牲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抗日救亡，追求国家民族民主富强的光明未来。。。。。。他们的初衷，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献身，世世代代，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继承。 中国这场革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改变专制社会的直接目标没有错，当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因此也才能在四九年用武力完成“政党轮替”。不管今天我们揭露出多少不为人知的血腥和肮脏内幕，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进程。正如半个多世纪前遍及亚非的殖民地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最终没能使非洲大陆脱离苦海，今天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也不能保证解决贪腐、分裂和贫困。革命，作为一种激烈的政治改革，只有在结束一个不合理的旧制度上这一点上，它才应该被有保留地肯定。但任何革命并不能保证建立一套更为合理、进步的新制度。四九年革命，毕竟凝聚了散沙一盆的中华民族，给百年积弱的国家带来中兴的希望。我们不必因为后来的变化而全盘否定前者。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解释，结束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转型进入现代民主社会，之间不得不经历两个现代专制制度的时间过渡。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宿命和无奈。 无论四九年前后，中国革命本质上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在全世界左倾思潮下施法苏俄的一次历史“试错”（现在已在全世界范围宣告失败）。这场革命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法治的民主社会，它只是用另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原来专制制度。对普世价值的蔑视和践踏，对文明的摧残和毁灭，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证明这条道路过去行不通，现在已到路末途穷，将来最终一定会被扬弃。 父亲他们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怀着一种宗教式盲目和顺从，在革命绞肉机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绞杀后，他们早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他们只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革命家，父亲的一生几乎从来都不敢质疑革命，开始时真诚地相信革命，投身革命；以后害怕任何离经叛道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不可能脱离革命；老来他渐明是非，已经无力整个清理历史，更不愿因为否定革命而否定自己的一生。作为艺术家，父亲也是压抑的，他的才能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这是他的失败。但毕竟他还是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坚守为人的道德底线，同时薪传恩师的美育火种，这又是他的成功。 告别父亲，就是继承这一代精英最初被中断的社会公平，国家富强的基本理想和追求，就是拒绝误导他们，也误导我们一生的红色革命道路；就是承认普世价值，就是拒绝唱红返毛。 父亲和他的时代俱已成为历史，中华民族只有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才能开创光明的未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 2012年7月25日二稿于芝加哥 附注： 该段出自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卷首语，原书有多个不同的中译本，此为笔者吸收不同译文的长处而成的自译文。原文如下：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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