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章，白丝带——八一八祭
作者：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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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章，白丝带——八一八祭
作者：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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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章，白丝带——八一八祭 作者乔海燕：曾经是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编辑，凤凰网负责人、总编辑、副总裁。现在是凤凰新媒体顾问，白云黄鹤之人。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戴上“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以后甚至蔓延到一些国家）。但是，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是，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的表现自己。在不经意的将来，总会有人在“今天”看到“过去”。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有青年朋友问我：你们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会参加红卫兵呢？虽然你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什么也会参加呢？是什么吸引你们呢？ 这个提问，如果顺着“歇斯底里”，顺着“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很容易回答，答案也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生，都可能参加红卫兵。因为从表面看，文革是“痞子运动”与“世界革命”的混合物。阿Q和鲁迅都会积极参与。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回答了。从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更不用说历史的真相了。 我对那位提问的朋友说，你提的问题，是个很可以深究的题目，但是，你用的词语，表明你还缺少一些讨论这个题目的基本前提，建议先看一些文革前有关教育的材料，也许，当你看完那些材料，你就会用另外一种词语提问，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教育，确实是研究、评论红卫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位朋友给我一部电视纪实片《我虽死去》，非常好，真实、深刻、震撼，遗憾的是不能公开。在中国，真实的历史不容易公开。即使偶露冰山一角，或被冠以流言的帽子，或披着风花雪月的外衣，教后人莫辨真伪。 看了这个片子，有人会问，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红卫兵），他们（她们）是从哪里出来的？仿佛是突然出现的，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们（她们）是怎样在一夜间从中学生变为红卫兵的？ 有一部电影可以做例子。 德国电影《白丝带》曾获戛纳电影节大奖，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及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 为什么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这个电影所表现出的教育背景，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强者肆意残杀、迫害、欺凌弱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比如现在某些人的发指行为……文革初期，红卫兵是强者，这毋庸置疑。但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即使是真正的战斗，虐待俘虏也无法叫人承认你就是猛士。 前几天看一本松山战役的书，作者在书中多次比较中日两国的军队，比较士兵、军官的军事素养，比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显然，日本军队要比中国军队高。但是，就是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却干着杀害百姓的事情，其暴虐手段令人发指。人们怎么从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 显然，我们不能从正常教育中寻找答案。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 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这个概念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她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张扬，致使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可以毫不客气的说，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红卫兵就是这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精神上的猛士，却激发不出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不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唯独缺少思想。文化大革命时期，精神的斗士何止万千，包括大庆、大寨、东方红，包括珍宝岛自卫战、西沙保卫战。但思想者只有遇罗克、顾准寥寥数人。台湾记者宫玲，对我讲过一件在大陆的采访经历，这不过是前几年的事： 那一年，我还在台湾媒体工作，在北京朝阳公园采访两岸民间文化活动现场，台上是“布袋戏”，滑稽可爱，台下众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一出戏罢，我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一位正在吃糖葫芦的小朋友，大概七八岁，不会超过十岁。我问，小朋友，你看这个布袋戏，好玩不好玩啊？小朋友一听我的“国语”口音，大概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看着镜头就把手中的糖葫芦背在身后，摆出了姿势，他说，嗯，希望这样的文化交流更多，两岸……他妈妈在一旁站着，听自己孩子说，报以赞赏的微笑和肯定的点头。 我当时就晕了，哇！小朋友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好像谁教他的嘛，他应该说，这个布袋戏我好喜欢！我好想要那个木偶耶！它会喷火耶！ 我对宫玲说，你可能没想到，即使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刚出生时也是粉妆玉琢的宝宝，我们当年的红卫兵，也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 2013-08-18
乔海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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