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万知青下乡真相

作者：裴毅然

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厚厚一本40万字的集大成式专着，本人知青出身（八年乡龄），读之感慨万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从《失》着所附参考文献上，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今年乃知青运动爆发40周年，内地知青自我纪念再掀高潮，一些报刊也开始关注知青话题。按说40年的时间应该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时日积累，有了研究客观化足够的时空间隔，应该涌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式专着。然而，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着文革，而且钩挂着中共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和所有赤左胎儿一样，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无法“转正”——由民间入庙堂。此外，尽管知青运动结束已30年，但1800万知青垂而未老，不仅“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会能量甚巨。精于意识形态管理的中共，当然明白还必须为某些历史遮丑。如此这般，知青学自然“宜粗不宜细”，只能与文革一样“淡化处理”。迄今为止，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知青学”在国外，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知青学人不自爱，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条件比我们关心“知青”。不仅经费、时间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综因合之，老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远比我们易燃，学术兴趣也远比寰内学子更热烈更持久。尽管事实如此，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一“集大成”课题流失国外而汗颜，为中国而感慨。

说起来，大陆“知青学”并非毫无进展，也出现一些台阶性研究成果。如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中国知青事典》（1995）、顾洪章、刘梦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但这些成果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虽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积微言细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是民间行为（除金大陆为上海巿级课题），所录资料大多为知青亲历，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到“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须面对出版那道严审雄关，多少资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了。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信息封闭的厉害。

二、学术贡献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化专着，对大量散落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梳扒，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可谓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作为渐入秋暮的当年知青，30年来一路总还算关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辑资料仍闻所未闻，30多年前的旧闻对我来说仍是新闻，捧读此书才真正认识这场运动，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发现自己不仅当年被蒙鼓里，40年后仍然不知就里。若非读到《失落的一代》，终身都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页61）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工业疲软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如此这般，既维持中共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神话（最高指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又遮了大面积失业之丑。至于将青年精英送往农村——工业化的相反方向，会造成怎样的历史后果，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似乎从未考虑过。因为，他们来不及虑及，亦毋须虑及，反正他们怎么做都是“伟光正”。

从《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闻：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可能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页142）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最后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页163、166）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页300）广州动物园某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页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后来的故事，如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朱克家、蔡立坚、侯隽、董加耕。（页159～160）李庆霖的三改刑期——从无期到八年。（页160）认识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欧阳琏（阿克苏知青领袖）因带头闹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强奸之证据，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页285）《南京之歌》（我至今会哼唱）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页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页211）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页377）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页379）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页189）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页408）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页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页144～147）甚至读到“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页197）

——文革结束时，中共发现如不说谎就不能维持“安定团结”。1978年李先念已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认这是一项错误政策，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1]必须对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反向宣传，迫使国人接受这种“政治潜规则”，谁不接受谁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页131）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官方欢喜，不能在大陆媒体得到传播。

——某台湾学者1972年对上山下乡大声喝彩，将这场运动称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页44）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页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页432）几则隔岸“新闻”使我阵阵惊悚，再一次直观感受赤左学说的欺蒙之力。

《失》还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使全书论述站在实证的地基上。如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页202）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页168）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页213）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页411）列示数据，结论自明。文革对国家的伤害、对教育的摧毁，可谓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运动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充当劳力，还让知青硬干类似西西弗斯的活儿。1957～77年间，全国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日本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页399）

最悲剧性的是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页61）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页160）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页166）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尤其包括对政府的怨恨，引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普遍出现“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一代青年的崇拜对象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Darwin）、于连（Julien Sorel）换下孔子、雷锋。（页348）于民大怨，于国大害，于己大损；里外两伤，损人不利己；何苦？何苦！为何！为何？歪谬之屋一定建立于某一歪谬地基，一定有一歪谬的价值支撑，今人当然都认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权争。为了一己之权坏了一国之政，为了一己之欲坏了全国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着分析的深刻性，亦达知青学前沿。虽然分析知青运动难度不高，但大陆学者受制于“局限”，特别那位挥手肇始者的巨像还高高悬挂，知青研究就必须戴着镣铐起舞，寰内学者就无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别得到映衬，言我们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页430）

——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页390～391）

——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等于公开鼓励口是心非。（页307）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页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乡运动与毛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一向……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页429）

——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农民）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还谈到解放前。（页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蔑视社会经济利益而命令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他的安排。（页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

——老三届从童年开始就被灌输战争神圣伟大的思想。各类宣传不断向他们显示战争是通往光荣的道路……知青们都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一打，起码可以变一变。要死，死在战场上，谁知道呀，当个英雄，总比憋死在这个破地方强。”一位海南知青：“我幻想着哪一天世界革命爆发，我们知青便可以告别农村，杀向欧美。”（页364）

——下乡运动遗祸久远，它迫使政府当局从1978年起采取了与现代化高效率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下下策，就是顶替制度（工人退休之时，其职位由其一子女自动顶上）和归口包干制度（年轻人的招聘由他们的父母所在单位负责）。必须指出，由此引致的职位世袭现象，不仅对保证劳动力质量及经济生产效益是有损无益的，而且也是违背毛派们决意抑制社会不平等的代代相传的愿意的。（页392）

对大陆知青研究者来说，提炼撮抓这些“亲身感受”似应更方便更容易，他们当然更理解自己当年由皮肉得来的真理。如今，绝大多数国人也已认识到：任何整体利益不过是个体利益的集合，只有尊重每一个体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是“人民政府”，才可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就这些已在口边的认识，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

四、所得思考

依靠《失》所提供的全局资讯与宏观数据，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1800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页155）当今青年很难想象：“回家”这样一个最原始最初级的欲望，我们当年竟难如登天！

1977～79届，只有43．9万知青进入大学，加上其他渠道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估计总数不会超过百万。1/18的成才率，既是1700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页184）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绕了一个大弯竟走到这儿，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从走向民主自由的起点，最后竟拐入比满清还暴虐的专制，难道不是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职么？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就知青运动而言，不仅仅整整一代人被耽搁，整个国家人力智力资源大浪费，而且做了比无用功更可怕的反作用功，留下一地赤左瓦砾，还是不易觉察的意识形态瓦砾。直至1978年，中央还在致力于“在全社会树立以务农为荣的新思想”。（页404）再如恢复高考后，天津市长发现大学新生中工农子弟比重降低，立即打报告揭发“新的招生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若非邓小平即刻回复“救国要紧”，还不知会折腾出什么“革命行动”来。（页412）

更使我心头作痛是知青集体跪求的图片。1979年2月，云南勐腊农场千余知青跪地向农垦总局局长哭求：“我们要回家！”（页141）这样一代依靠下跪维权的青年，能为他们身后更为孱弱的农民争取站立的人权么？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价值与意义，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页424）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当然，通过上山下乡，知青根据皮肉纠正了思想，被迫学会接受此前绝对不能接受的“道理”，视原来认为的“极不正常”为“实属正常”。他们通过认识农民而真正认识“与工农相结合”，通过尝到“再教育”而意识到“再教育”的实质内涵——听毛主席话，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思想。事实上，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

从宏观上，知青下乡完全与现代化背道而驰，愚蠢地停留于原始劳动。通过简单的农业劳作怎么可能进至科技化？挥镐运锹怎么比得上电脑操控？下乡运动走在历史大倒退的错误路线上，我们的青春热血完全给错了地方，知青成傻青。对于国家来说，除了愚蠢地“浪费”一代人的智力，还支付了巨大的道德成本，动摇了“真实”这一社会之本。当人人戴着面具才敢出门，当人人心里运作着两套价值逻辑，街上还能看见“真实”么？

五、商榷与探讨

潘先生认为“经济问题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他在2009年5月28日《社会科学报》（上海）再次重申这一结论。对此观点，笔者认为需要商榷。因为，从表面上，确实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主导了这场大运动，但从根子上则离不开经济因素，即扔甩失业包袱。当然，之所以会产生失业包袱，最终原因还是政治问题，即中共从1950年代中期就发现无法按自己的设计对社会进行各项安排，“美好设计”无法贯彻于实践，尤其公有制并未分泌出“巨大生产力”，经济无可避免地滑向疲软，这才不得不借政治高调裹经济失败的肉身。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各地工厂紧着向中央讨要青年员工，而且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员工，相信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都不会也不敢发动这场城乡劳力大对流的知青运动——1800万城镇知青下乡，800万农村青年进城。（页37）更不用说还要冒巨大政治风险：植恨于千万城镇知青家庭。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当然是政治经济及时势等诸因之合，单因释源难免顾此失彼。

尽管政治原因在所有共产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具体到知青下乡运动，乃是意识形态造成经济疲软萎缩，从而合成这一红色怪胎。笔者认为：意识形态使中共自封万能救世主，决不能容忍存在失业，一旦出现失业不是面对而是习惯性掩盖。三年文革，全国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政府财力日蹙，应付“吃饭财政”尚不及，不可能通过投资扩大内需提供职岗。同时，大学停办，高中缩招，而三届积压的大中专毕业生嗷嗷待岗，必须安置，必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情急之下，毛泽东只能利用“领袖魅力”先送他们下乡“就业”，既顾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续意识形态神话，也顾了经济上的里子——遮掩无法安置就业之实。

潘先生说：“我们得到的有关70年代城镇招聘及人口的正式数据都清楚地表明，以城镇就业和人口压力问题为理由是不可能说明为什么要发起下乡运动的。”（页394）从结果来看，当然如此。不过，这可是事后总结，后见之明，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当时可没有想到“毋须如此”，更不可能想到下乡运动会招致中国共运彻底失去“后来人”。更要紧的是：一贯的“伟光正”使他们不必想得这么深远，他们只须不断出新招表示“不断革命”就足够了。至于这些新招的后果与责任，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坏”是革命的主旋律，毋须论证，永远正确。同时，专制暴虐之下，更无人敢于向毛敲边提醒，连个海瑞都没有了。

不过，有始必有终，凡是历史必有结果。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顾头不顾脚的饮鸠止渴，全国知青及他们的家长由此真正认清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方向”，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

六、结语

从规模上，中国知青下乡运动乃是国际共运的孤本，也是当代世界史一道独异的“人文风景”，凝聚着种种不可复制的“历史特色”，加上千万知青与他们的同龄人还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们还会不断出新闻。中共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退休后的“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此外，知青下乡运动所必然附带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如教育普遍不足所造成的对后代的文化输氧偏低、由文化低弱对无知的下意识崇拜、对暴力的下意识认同……与之相伴，“知青学”可望在今后二三十年间持续走热。尤其对国内知青一代学人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总不能再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时间抢救性搜集这场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研究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无谓支付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