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革筹在自己决定召开的誓师大会后便陷入被动。首先是两位成员倒戈，他们显然不想失去外出串联的机会，但人在革筹便身不由己。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就选择了退出革筹。当他们的声明墨迹未干，“红闯”战斗队的几位同学就跑到革筹要求开证明出去串联，结果革筹拒绝了。争吵之后“红闯”马上宣告夺权，废除革筹小组，把革筹小组的那枚木头印章抢过来，当众劈成几瓣。校革筹垮台竟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怨恨者，早已在淘其根基；拥戴者，实在恼火其无能；扶持者，恰又只将其作权益之计。直接的原因，只为人们利于外出串联，它却无视大家的愿望；倘若它积极主持串联，那么垮台的只能是我们。只是它也主持大串联，人走茶凉，它还能领导谁呢？ 

这一折腾整个学校就炸了锅，大多数老师学生都自行结伴、分头串联去了。我所做的全部煽动，只是介绍了自由串联的可行性而已。学校人事室主任是东北南下干部，他那里收藏着学生档案还有学校原来的公章。看见学校乱了套便慌了神，急忙跑来找我，一是要把学校公章交给我们，说是可能有同学没有学生证，可以开证明给他们；二是希望我们“造反队”把人事室贴上封条，以免档案被抢。他强调，只有“造反队”有足够的威信制止抢掠。 

我和“造反队”的同学商量后，同意接受这个差事。当我们到人事室时，什么都晚了。学校的公章也已经被“红闯”夺走，档案柜已经翻得七零八落。王主任正一筹莫展地发呆。我告诉他，算了，一了百了，你也出去串联吧，有工作证就行。于是我在那里翻档案，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唯独记忆犹新的是高二学生“王五”的档案，那里边记录着他不知何时说过：“说来说去，还是资本主义好。”但这句话后来常被我们引用于挖苦“王五”，须知，这几个字已经断送了他的全部希望。为了避免其他麻烦，我们把所有遗留的学生档案全烧了，该死的秘密档案，居然连孩子们也不放过。 

而“红闯”的同学更来劲，他们把学校的公章用绳子拴着，放在会议室宽大的窗台上，任由大家随便盖章。于是，对外出仍不放心的同学们排着队自由地为自己开了想开的证明。 

没有两三天，全校学生基本上跑完了。老师也跑了，都串联去了。整个学校可以用冷冷清清来描述。我留守了几天，柳州市来了通知，我们学校要做接待站，给了两辆新单车，以及别的东西。总务处的柳主任和袁老师负责，要求学生也留些人。好在确有死活不愿出门的人，我们班上就有个汤姓同学，得了一部新单车整天骑着，他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之所以我多留了几天，原因有二：一是我已经“串”了一个多月，理当让大嘴他们先出去走走；二是我回归学校之后，不断地有人报名加入我们这个“革命造反战斗队”，其中包括后来她们的父亲成了共和国总检察长的两姐妹。其中有好几位住校同学先回家拿些东西再出去串联的，我必须等他们返回。 

在我虔心等待的人中，有一位该算我的初恋情人，当然，她根本不知道我的暗恋。那时正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批判风潮中，大块文章连篇累牍，即使我这个每天都要在阅览室泡很长时间的人也觉得招架不住。这天正沉浸在一篇大文章里，忽然觉得读报桌对面有一个固定的影子，于是下意识地抬头望过去。只见一个女生在对面也全神贯注地读报。我平生第一次发现女生竟然有如此美丽，于是心头怦然而动。越是凝视，就越是心跳得厉害，报纸上写的是些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未几，她似乎发现我的异样举动，抬起头来，视线相遇她就羞怯地微微一笑，也许只是一种礼貌，但对于我确是无以抗拒的强烈冲击波。接着她移动位置，到另一张桌子读报去了。再过一会，她就离开阅览室走了。 

我真正觉得奇怪，担任了几年的学生会生活部长，至少每个星期都要检查一次卫生状况，还要布置并检查校值周班，几乎学校每个班级乃至每个角落我都再熟悉不过了，如此面生的女生有点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只是因为我们要准备高考，还有如此热烈的批判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她好像突然从学校里蒸发了一样，尽管我迫切希望再次见到她，却总也未能如愿，此次一见钟情的激动也就只好存放于心底。 

没想到那次去桂林串联，火车上又见她了，居然在文革开始后工作组安排的学生管理学校伙食团里，由“老头子”率领着。依旧如此羞怯，如此美丽。更没想到，在我煽动串联已经得逞之后，她又由另一个女生陪着，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造反队”了。这几乎使我欣喜若狂，然后她与这位女伴提出要回家拿东西，并希望我能领着她们出去串联，正求之不得。 

没料到一去两三天都没有回校，我在这里望穿秋水，她们却不知“蘑菇”些啥。几批同学都盛情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造反队”里还有倡导步行串联的，但我坚定不移相信串联的时日无多，花那么多时间走路很愚蠢，于是都婉拒了。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学校初中部教数学的季老师，已经快退休的人了。在工作组时期被揭发出一本家庭收支账本，里边有许多红色数字。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表示入不敷出的赤字。最后被强迫承认那是对党表示不满的“血债”，于是成了四个牛鬼蛇神之外的“候补”对象。在我出去串联时，这些“候补”对象都被校革筹勒令每天扫地。我在煽动全校同学串联的同时，也煽动这些老师们出去串联，即使不愿去的也不要听从校革筹的“勒令”，停止一切惩罚性劳动。 

这天出校门恰好预见季老师一个人还在扫校园，我与他交谈时他怯问：我真的也可以出去串联吗？我给他以肯定的答复，并举例说其他被“勒令”的老师不是都走了吗？他怀疑运动后期会被“秋后算账”，我又费了许多口舌解消他的疑虑。没想到最终他依旧每日扫地，直至我们又串联回来，给了他一个禁止再扫地的“勒令”为止。而且，他最终仍未逃脱工宣队、军宣队的“秋后算账”，尽管与我们被清算的“账”相对比，他的“账”已经很不算啥了。 

另一位女生回来时告诉我，她的父亲不许她外出乱串，要我回南宁“解救”。俺马上赶回南宁，直接跑到他家，已经记不得费过多少口舌。好在他哥哥原来在学校与我关系尚好，上届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帮了个忙奉劝他爹妈，“解救”任务圆满完成。 

从南宁返回柳州，学校里大约还有七八位同学正等着与我们一起外出。我决定走西北线，大家一同到了火车站。尽管多次解释，他们几个依然各带上一床毯子，打起行军背包来。等到火车进站，我发现革命形势确实可算日新月异。几乎每一趟火车都被串联的学生挤满了，不由得记起苏联描述二战小说里的一个描写：“沙丁鱼罐头”。我们如此多人，根本没法挤上任何一列火车去。 

紧急协商后，我提议――看来广西学生尚未觉悟――挤上稍微不挤的北上列车，到柳州北下车，然后再上开往贵州方向的列车，那样可以在火车上发现转车去湛江方向的，也许可以捞到座位。多数人反对，于是推举我和“老头子”单身前往北站，他们拿着行李在南站等候。我的算计果然不错，在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卧铺车厢里，我发现十几个穿灰色军装的海军官兵，一问，果然要在柳南转车湛江。为了适应大串联的形势，卧铺车厢已经取消，我就与他们预定下整个卡六个卧铺座位，已经在车上的串联学生也学着我的样占领了其他的铺位，否则我会占领更多铺位的。 

车到柳南，车门根本挤死了，要下去的下不去，想上来的上不来。有我们俩在车厢里配合，我们的人从车窗爬上来，“羊克思”依旧不时地咋咋呼呼，此人读高二，姓杨，个性使然，不知何时获得“羊克思”的外号。我至今佩服我们那些同学取外号的水平，几乎大多数外号都“神似”得天衣无缝。两三个小时以前正是他极力反对去北站上车的，后来也主张有车便上，结果哪趟车也没挤上去。他把责任完全推到女生是个累赘之上，听见他那些高论，大伙便讥笑他。 

底层的铺位只能当座位，我爬到中铺睡下，头朝里。一位自称在株州上车的女大学生央求坐在我的脚边，没理由不同意的。不料次日早晨醒来，她竟然反方向和我挤在一个铺上，而且睡得正酣畅。看过对面铺上，“羊克思”也获得同样“艳遇”，不过他还在周公那里眷恋着，也许毫不知情。 

下得卧铺去上厕所，过道里满是横七竖八的学生，有聪明的已经钻到下铺底下梦见周公去了。看来这一夜又上来不少人。厕所里也有人占领着，好在有人来方便他们还能让出来。这热闹劲比我第一次串联时不知加剧了多少倍。 

到达重庆是夜晚，菜园坝车站只作为始发站，我们从九龙坡车站下车，到接待站登记，汽车一直拉到大坪地方，只记得离红岩村不远。次日一早就首先到那里朝拜去了，然后又参观了曾家岩。我们照例不落参观了歌乐山的“白公馆”、“渣滓洞”，印象极其深刻的就是那里是“中美合作所”，美国佬与蒋介石合伙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劣迹给我的仇美心理火上浇油。直到几十年后，历史资料才告诉我，所谓“中美技术合作所”，早于抗日胜利就不存在了，美国佬根本不知道老蒋把那里用作囚禁革命者的监狱。而且那首被《革命烈士诗抄》等出版物宣传的陈然烈士的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何等荡气回肠，我和广大同龄人都不止一次地背诵。搞了几十年，原来竟然不是陈然的遗诗，而是罗广斌、杨益言的创作。 

我们去了一趟沙坪坝重庆大学，再没去串联什么学校，而是地道地游山玩水。解放碑、朝天门码头、江南江北都跑到了，反正坐车、船都免费。本人或许从小就半饥半饱，于是特别好吃。每到一地，首先打听名吃，到重庆也不例外。那种小蒸笼摞起来像好些烟囱的肉饼，已经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不过著名的麻婆豆腐，当时已经被“破四旧”改成麻辣豆腐的，把我和“汪汪”辣得灵魂出窍，三角五分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它确实美味极了，直至我们每人八两米饭才把它消灭。 

在重庆我们的队伍便分化了，“羊克思”遇见他们班上的同学，几个没去过北京的随之奔北京而去，剩下七个人跟我上西安。之所以直奔西安，是我考虑那时北京不断传来毛主席接见的消息，人数居然达到一次二百万以上。我觉得毛主席自己也会厌烦，况且这个国家经济能力恐怕也承受不了，所以号召步行，无非减轻压力罢了。也许很快就会停止串联，那么我们回程便可以慢慢下车扫荡诸如成都、贵阳等地。 

但离开重庆已经非常困难，菜园坝火车站外人山人海，有排队的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等了两天了。及至我钻进站内，站台上同样人满为患，每一列空车皮进入，立即成了战场，挤得上车的立即关闭窗口，没挤上去的则拼命央求开窗。看着这场景，我顿时想起姚文元那篇评论上海挤公交车的文章，人的立场是随着利益变化的，变得如此之快，确实有点启示作用。 

我们那几位带出来的毯子，毫无用场，于是打成一包，反而累赘。我看见一列车正准备发车，满是人头的列车所有车窗都紧闭着。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开了条缝的，我问窗边那位女生，列车到哪儿？她慌忙说人太多了，上不了。我告诉她我们并不上车，她的心态这才平和一些，告诉我这车开广州。我请求她帮忙捎带一件包袱到柳州火车站，随便交给一位车站工作人员就行。她有点不理解，我解释说我们都是柳州铁路子弟，存放在火车站我们回去就可以拿到的，她同意了。此时见旁边几位有责备她多管闲事的，大约他们是一伙的。车窗开高了一点，那一捆七床毯子塞了进去。 

后来出站台，“张狗丢”抱怨我太大意，因为他的是毛毯，价值几十，就这么塞给素不相识的人，岂不是等于丢下大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女生到柳州火车站非得找站长不可，由于那时红卫兵小将是惹不起的，站长亲自接过这捆毯子，气不打一处出。他儿子恰好是我们“造反队”的一员，于是这些毯子平安回到学校。这个事例后来被老同学作为“世风日下”的案例，因为现在这事一定是不可能有的了。 

看见重庆火车站的状况，我于是故伎重演，领着大伙出站直奔九龙坡车站。恰好有一列车进站，所有到重庆的学生都在此下车，我们逆潮流而动，上了空空如也的车厢，找到卧铺车厢，这次都学聪明了，一人一个上铺，否则逃不掉一个挤字的。未几，列车工作人员来驱赶，我们耍赖不下车。后来他威胁要叫警察来，我告诉他：你何必管那么死？等会儿还是一满车人，赶走我们还不是要上别人？他想想也就不理了。列车进了重庆火车站，无数人跟着车厢跑，那份壮观，大约只有大串联才能观赏到。直到上满了人，我们才想起没问列车是开哪里的。万一南下，我们岂不是白搭？一问，果然天不负人，本列车开往北京，肯定能到西安。 

车到西安，站台内秩序比重庆好，基本上没什么人。站外则大队井然，喝着西北风站在车站广场上。我们分配住在西北工学院，校园里西风萧瑟，人烟稀少；大字报被吹得七零八落，根本没有串联价值。其实我也不明白，全国都在大串联，你到我这个空校园来，我到你那个空校园去，谁跟谁学个啥？只有在西安交大，似乎还有一些坚持没去串联的人，因为那里还有一些新鲜的大字报，主要都是“中央首长讲话”。 

我们忙不迭地走访名胜古迹，逛大街。倒是有一些趣事。我照例好吃不已，那天到了一个好像叫老孙家羊肉泡馍馆，已经“破四旧”改名了，西安老人说那是正牌的羊肉泡馍。我进去花了四两粮票，给了两个青岛叫“火烧”的烤面饼，一个大空碗，一块小木牌。我便傻瓜似地坐着，等候党的召唤。结果并没人理我。良久，一位老者坐到我对面，他让我学他的样，于是我把那两个面饼掰成碎块，放到大碗里；再跟着老者到橱窗处递上木牌和大碗；看见里边用热汤滚过那些掰碎了的面饼，再浇上一勺豆腐之类的汤汁，切了两片几乎透明的熟羊肉薄片，算是大功告成。一口吃下去，简直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可以说难以下咽。 

想一下便自我解嘲：草都不长的大西北，混个不总挨饿就不错，哪里会吃出什么味道来？刚自以为得了答案，马上就有了收获。在“西安饺子馆”，排许久队吃了羊肉饺子，却有滋有味。再以为不错，探得原来旧名“贾家包子”的，却又上当了，南方无论啥包子都比它强千百倍。 

西安的风沙使我们这些南蛮忍受不了。夜里回到床上，穿得如此厚实，肚皮上居然还搓得出一道道细沙！而且还不止这些细沙，毛衣下半截几乎每一个孔里都暗藏着一个虱子。开始时觉得肉麻，拼命捉它们。后来就应了“虱子多了不痒”这句俗话，听之任之了。结果是串联结束回到家，进门之后都必须首先清理这些小动物。 

工学院里洗漱都集中于食堂处，一个水泥砌的大水池，傍晚时供热水。许多木盆是只能用不能拿走的，于是就地洗脚。那天来了一群新疆不知什么民族的串联女生，天性快乐的她们总没完没了地说笑，只是一句也不懂。本以为她们的宗教是比较封建的，谁知我错了，她们嘻嘻哈哈就在我们跟前除鞋脱袜，偷眼一看，那白嫩的小腿上居然密布长长的黄色汗毛，比我们这些男生还厉害。 

有天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吧，记不很清楚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居然被我看见一张新鲜的大字报，说的是要组织长征队，志愿参加，从西安走到延安。我顿时觉得来了兴趣，到他们写着的办公室去，里边有两个穿军装的男士。我是第三个，于是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听说我们还有七位，他们非常高兴，说马上可以出发了。于是让我留守，他们要去西北局接待站办理有关手续，主要是要钱要物。 

我于是如同“傻老婆等汉子”一般，呆坐着，无聊至极便看看那里残留的传单什么的。不记得有多久，他们回来了，居然有一部上海牌三轮小汽车送过来的，十来个行军壶、绑腿、背包什么的，我们搬了一会。那个自称为队长的还交给我一百多元钱，一些陕西粮票。我则在一张表格上签名还写下我的学校。据他们说次日还有五位武汉的学生入伙，打算后天出发，他们就走了，回西北局接待站办理未尽事宜，主要还想弄军大衣。我把这些物品堆好，把钱和粮票锁进柜子里，接着锁好门，回住地去。谁知我们的兄弟姐妹一个也不肯走路，中央已经发令结束大串联，我们原打算去新疆也泡汤了，大家一致要求回头奔成都。 

我也无法勉强各位，反正不去就是了。后来，大约1969年冬天，我回到学校，总务处的谭老师告诉我，有几张各地寄来的账单，要我还钱，大致是昆明的七元多、成都的九元多、西安的一百六十多。我告诉谭老师：你回个函给他们，就说该人已死于武斗。于是不了了之。 

我们离开西安赴成都，到西安火车站排队等候，一直等到天黑也进不了站。我就到车站附近的接待站签字领了十几个烧饼，分给他们吃了。“老头子”突发奇想，让我和他一块到钟楼那里的夜市吃点东西。我们登上电车就走了。吃罢“涝糟”回来，我们排的那个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我俩着急地赶到进站口，人家死活不让进，说是列车已经超员。那列开往成都的列车就停在一站台，看样子又是晚点列车。车站把门的工作人员说，只要我们的人出来招呼一声，就允许我们进去。可恨这个王肥带领五个人没有一个出来寻找我们，等到那趟列车开走，我们足足站了半个多小时。我俩顶着寒风跺着脚，几个小时后又来了路过成都的列车，我们才得以进站上车。 

列车在宝成线上行驶，广元车站卖的豆腐乳，用一片很长的菜叶裹着，味道好极了。“老头子”直后悔没有多买两块。一位四川的大学生给我们介绍了成都三宝：赖汤圆、龙抄手、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我们已经在重庆领略过了，那位告诉说必须成都的才正宗，重庆的不是正宗货。于是我们打算到成都一定要吃到这三宝。 

火车在广元前后（记不清之前还是之后）停了一次，足足一整天。那是大山里的一个小站，周围只能看见大山以及线一般的山路。听说重庆已经发生武斗，还死了人，火车没有点，连车头也不见了，于是所有在车上挤怕了的学生们都在铁道上散步。就在站台尽头，我与经过当地正休息的一位中年农民闲聊，得知他背上背着的竹篓叫做“篾篓”、手里撑着的竹竿叫做“竹马”之后，我忽然顿悟：诸葛亮留下的千年之迷，也就是那个“木牛流马”，肯定就是这个“篾篓”、“竹马”。借着当地方言的谐音，让每个士兵自己背粮饷，兵不厌诈地放出风来迷惑司马懿，也许为了使流言逼真，还真的故弄玄虚制作几个不能动弹的木头牛马之类留给司马懿，结果让后世人们越传越玄。望着附近巨大的山体，还得知剑门蜀道就在这一带，我愈加相信自己的看法。 

到了成都，我们又住在省工会干校。其实“老头子”一下车就查到他们住在南郊的跳伞塔，因为有气，故意没要求住过那里去。两个人基本没有随身行李，既轻松也不便。等我们找过去他们不知到哪里玩去了，“老头子”更加来气，拿走我们自己的物件，决心和他们分道扬镳。我从内心不大想这样，因为那里还有她在。不过又要装出无事模样，便顺从了。 

仔细想想，我那时活得太累。原本天性所存的冲动，恰好被学生干部身份和假革命的积极所打败，一路出行居然故意掩饰内心状态，连一点表示也不敢。甚至他们又找了过来，我还要装出与“老头子”同样有气的神情，确实可笑。他们回住地去了，我们真的与他们分了手。 

我们俩有许多共同点，好吃大约是其中之一。为了寻找“龙抄手”，我们可以坐公共汽车满街乱转。那次刚开车，就发现“国营成都抄手店”的招牌，于是一到站便下车往回赶，辛辛苦苦到了店里，这才发现原来成都人的抄手就是我们说的馄饨。所幸味道还不错，没有在西安吃羊肉泡馍的感受。 

到大邑刘文采庄园参观，那里的封建气息确实浓郁，整个庄园的建筑也都渗透着传统的封闭与保守。“天上布满星”的内容显然是一种人为的做作，即使与那里的庭院也格格不入。匆匆参观完我们俩就出来了，但是挺宽阔的停车场上没有几个人，我们还要等待后边出来的才可以回成都。 

于是到旁边老百姓摆的摊摊上，一个老者显然别有用心地问我们看过那个水牢没有？我感觉他话外有音，于是追问。他只笑着答说那是烟库改的，旁边另一位阿婆便责怪他多嘴。接着他就什么也不说了。这个印象始终清晰地留在我脑子里。不料几十年后果真显露真相：那个叫冷桂英还是冷月英的，坐水牢的说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其实那里只是刘家收藏烟叶的地库，绝对要防潮的，压根儿没有过坐水牢的事情。 

在成都我们照例旅游，什么名胜古迹都不想放过。他们走之前王肥又来过一次，我们不在，他于是留了个条子，告知我们他们的行期。后来听说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许多分歧，特别是她一直抱怨王肥领导无方，希望和我们集合在一起，只是“老头子”的态度导致她以为我也不想与他们为伍，以至于在遵义我们迎面相逢也不过打个招呼而已，这使我感觉后悔。不过只是后话。他们从成都上车，到遵义时分歧已经十分严重，再到贵阳下车便彻底散伙了。 

我们到达贵阳时贵阳显示出某种迹象，恰好与后来各地派性斗争的实际挺吻合。我们在大十字街头便遇到一场小规模的打斗，是公交公司工人与人力车工人发生的小摩擦。记得那时已经颁布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什么规定，我们当时在黔灵公园里商谈估计文革运动的动向，我估计运动大约从学生要转入工农运动上去了，有点松口气的感觉。同时也打算趁机再玩一阵，去昆明。 

那天我们俩到车站侦查地形，因为接待站已经严格控制车票，往昆明去我们是弄不到票了，必须蒙混上车。没想到在火车站遇见两位女生，她俩到车站等候返回学校，而其他人也各奔东西，似乎已经回去了。他们确实彻底分开了。她看见我们时那个兴奋劲使我感觉到欣慰，于是不失时机邀请一同奔昆明。另一位坚决不同意，说是中央宣布停止串联已经很久了，不应该不服从中央指示，她也表示赞同这个意见。我解释说，同学们肯定不会现在都回校的，至少还得好几天。我们去昆明走一趟不过三五天功夫，回校也不耽误。她显然动心了，不过听说要无票扒车，立即就不干。劝说无效，她希望我们一起回去，但我们俩铁了心要奔昆明，便分手离开。 

晚上大约八点，我们绕到车站的站台上，往昆明好像只有这趟车。车厢是货车厢改制的，不知里边那些人何时上的车，总之是一个门也不开，里边全满了。我们到处转悠，始终无法上车，眼看火车就要开了，情急之下我提议干脆爬上两节车厢连接出，因为车厢是货车改成的，两车厢之间的通道便露着天。于是我们面对面坐在两个车厢的连通门外。 
火车开出不久，有学生要走过其他车厢，把门打开了，我们就迅速溜进车厢，找座位显然无望，我领着“老头子”一直走尾端，人少些的地方席地而坐。 

列车到达安顺，车站上来一些人。只听见一个声音高叫着：“革命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停止串联已经有些时间了，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都积极响应，热烈拥护，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也有少数同学不那么听话，还在继续串联。组织上不得已，只有采取强硬措施，现在，我宣布，凡不是云南省的同学，一律下车！决不许往前走一步！安顺，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凡是在这里下车的，就是革命的；不下车的就是不革命的。你们听清楚了，到了云南，已经没有接待站了，没有人给你们吃、给你们住。抓到了，就一律遣送。所以，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好自为之，再不听话，继续往前走，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是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我和“老头子”坐在地板上，用棉衣蒙住头，装着睡着了。不料他歇了一会儿又开始喊叫了：“现在，我们开始查验学生证。凡是没有云南学生证的，一律下车！请云南的同学们积极配合我们，勇敢地揭发那些外地学生。不要怕，有我们给你们撑腰，有党中央毛主席给你们撑腰。不过，我们可以告诉外地同学，我们安顺欢迎你们下车，我们照样接待。还可以照顾大家，让大家到世界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去耍一下。安顺，是大串联的最后一站，同学们，你们要珍惜哟！” 

陆陆续续有好些人站起来“投案自首”了，他们受到欢迎，下了车。“老头子”悄悄问我：我们怎么办？看样子难过这一关了。最严重的是那段取消接待的恐吓，万一真的没有接待咋办？我寻思那多半只是吓唬我们，没理由立即取消接待站的，总有人不会立即离开。 

如此执著只是因为我对昆明情有独钟，父亲的好友和我们的邻居陈伯伯娶了个昆明老婆，我们从小就不时听到她倾诉对昆明的怀念。那一口婉转如莺的昆明话，说起来就像唱歌。真的，我至今也没感觉有哪种方言堪与比类，即使是同样婉转动人的苏州、广州的方言，我也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及昆明话的神韵。于是我安慰“老头子”：不必理会那些吓唬人的虚张声势，俺们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于是就躲。眼瞧着那些佩带“纠察”臂章的人查票似地移动过来，我们便往相反方向溜。却不料列车员早已锁上了通往别的车厢的门，又没料到就在门边有一间废弃不用的小茶炉间，我们万幸地钻进去，尽管拥挤，还是把门反扣住了。等到火车重新开动，良久，我们才敢把门打开，溜了出来。看来下去不少，车厢已经松快多了，只是依旧没有座位，只好照样席地而坐。 

一位比我们大不了一两岁的女列车员注意到我们，于是查票。我们没票，就编造了一个美丽的革命故事，大抵是说我们的同学们跑到昆明去了，我们此去为的是把他们动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挽救他们以免落入不革命的队伍里。这个故事连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们，那几句悦耳的昆明话我至死难忘：“死不要脸呐，瞎扯！成天不做工，不种田，白吃饭，到处游山玩水。死不要脸呐！”说罢，她也没怎么样，走了。 

贵昆铁路与宝成铁路相比，是另一种雄伟。黄土高坡无论怎样都只是坡，即使进入“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路段，那个大山也不过云贵高原的小弟罢了。路边的山沟可以用万丈深渊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我们曾看见车窗外的深沟里，躺着一列翻车落下去的火车，就像扔掉的玩具火车。 

到昆明火车站果然遇到麻烦，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与我们一样蒙混到达昆明，这使我们立即消除了孤立感。接待站摆出一副不予理会的姿态，那些北方大学生就与他们争吵，高个子果然能撑着塌下来的青天，我们耐心地等候下山摘桃子。他们费尽口舌终于有了回报，同一部汽车把我们都拉进了昆明师范学院，我们住的地方离“闻一多遇难处”咫尺之遥。唯有吃饭时领的饭票是写借据才给的，吃饭也与部分学生在一起。印象中几乎每餐都是茈菇，于是墙上也有上海某某红卫兵组织的陈旧大字报，批判食堂伙食太差。此类大字报我们在重庆、西安、成都都有见识，只有上海学生敢于对伙食提出异议，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另一个印象是，我们看见昆明市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第一号“通令”，不记得发布于何时，那是严禁借“破四旧”为名破坏文物古迹的措词严厉的布告，这使我感慨万分。昆明到底是昆明，连左派也不出奇却很可爱的。我们游览过的昆明各古迹所在，破坏迹象几乎无几，确实该布告功不可没。 

从西山龙门下来，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公共汽车起点站。眼瞧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提议不要沿着那弯来弯去的汽车公路绕，径直穿过树林下山，否则怕赶不上末班车了。望着杂草与灌木丛生、树木茂密的山坡，“老头子”虽然不甚情愿，但赶不上末班车就会当“山大王”的忧虑迫使他赞成我的主意。我们于是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昆明方向钻进树林，林间景色幽美，只是比路上更昏暗。甚至有猫头鹰已经“起早贪黑”出来觅食了，它们幽灵般的影子掠过，接着传来老鼠的一声惨叫，确实有点吓人。“老头子”更怕草丛里有蛇，几次要求返回公路，我执意坚持前行，他也只好顺从。赶到公共汽车站，末班车刚准备起步，我们庆幸地坐了上去。这番经历使我明白了，鲁迅所主张的“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真正是人生歧途所该奉行的哲学，确实对极了。 

在昆明，我们相当悠闲，胜似疗养。泡在远郊的温泉浴池里，倘徉于黑龙潭、金殿、大观楼、圆通山、翠湖，我们都不想走了。那次我们去品尝著名的“过桥米线”，硕大的陶钵装着澄黄的鸡汤，外边捧着感觉温暖适中，忍不住用汤匙舀起就喝，结果是吐不及舌头都烫木了，原来表面那层油掩饰了汤的热度。如今的“过桥米线”已经身价百倍甚至数百倍，只是没有了当年的滋味。寻常百姓家里的燕子，飞入王谢堂前，是否也会失去什么？ 

还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大观楼。“老头子”对孙髯翁那副长联赞叹不已，于是全文照抄不误。我欣赏的是那里的景色。我们到达时，白玉兰正盛开，硕大的花朵挂满树冠，居然没长一片树叶。香气扑鼻。我们俩在绿树与花香中交谈，互相间竟然都有不想再闹，只企望安宁地读书学习的打算。只是大学已经停止招生，还不知要停到何年何月，前途一片茫然。 

直至元旦前夕，我们跑去铁路打了个电话回学校，家里说串联的人们都已经回校，文革也闹腾得更热烈了。急切地盼望我们回归。此外，还告诉我们：初三班的王某，串联时病死于峨眉山，死因为急性脑膜炎。及至我们回到学校，已经是1967年元旦以后了。 

民间有句话：行万里路，胜读十年书。我总是以为，大串联给了我课堂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眼界开阔确实会让人换一副胸怀。我甚至想，孔子倘若没有周游列国，大不了是个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吧。老毛若是也周游列国，中国将如何？再延伸下去，邓大人年轻时没有留学法国，能有那么大魄力改革开放么？言及此，捎带两句题外话。1979年李慎之先生被邓点将随同其访美。飞机上李问邓，改革开放是否主要对欧美开放？邓肯定了。李又问，为什么？邓回答：因为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