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

偏执狂的小妹

人一旦进入老年，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就多，更变得爱回忆往事。回忆中，常常有一丝丝悔恨在心头划过，总觉得有些人我对不起。其中，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的就是我家小妹。

小妹和我都是知青，我当年去内蒙古插队，她则被连锅端到了东北建设兵团。她是我家的的老小，我又是脑袋一热，自愿报名去插队的，在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孩子，政府的政策允许办理困退时，理应先将她办回北京。然而，当初我遭了难，男朋友被关进了监狱，自己也挨整……母亲怕我发疯，只好先顾我这头了。小妹刚开始的表现相当通情达理，主动表示愿意牺牲自己。谁料这一牺牲便是整整十年在外漂泊，把个人问题都耽误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该是人类的本能，违逆本能，焉有精神不受损的！也是我家的基因不够钢筋水平吧，就因为这，小妹的精神受到刺激，后来竟然得了精神病。发病期间，她是迫害狂兼妄想狂，特别爱回娘家，一进门就破口大骂，仿佛天下的人都在整治她，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冲着她来的，家里人一律是假的，甚至她最爱的女儿，也早被人掉了包……病一年年加重，她曾经两次住院治疗。

见到变得像发面馒头一样虚胖的小妹，发病时胡言乱语，药吃多了则变得迟钝甚至有些痴呆，我的心常常会被内疚扯得七零八落，却无法对她表达，只有对她唯一的女儿多关怀一下。但这能叫我的小妹好起来吗？不能，她必须终生服药，由于药的副作用，会变得一天天比一天迟钝，牙齿脱落，骨质酥松……

一、

小妹是我家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她出生时母亲三十五岁，当时已属高龄产妇。

若赶上计划生育的年代，她必定不会来到人世。但那时正大张旗鼓学习前苏联，包括生孩子：女人们个个都该争当英雄母亲，孩子愈多愈光荣。而提出限制人口的马寅初教授，则被批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堕胎属于非法，怀孕了不想要也得要。

母亲曾多次对我唠叨，当时家里经济状况窘迫，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她负担又重，上有老，下有小，小妹实在是不该出生的人。

因此，从发现怀孕起，她便心烦意乱，甚至急得哭过多次。她一心想偷偷将腹中的胎儿打掉，曾胡乱吃过许多泻药。胎儿却特别顽固，死死揪住她的肚皮不放手，她只有眼巴巴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天天膨胀。

由于怀孕期间母亲心情异常恶劣，营养又跟不上，还要坚持上班，更要忙于家务，她一天比一天憔悴，熬到小妹出生时身体已虚弱不堪。

那天是六月三号。休学在我家的八姨当时还未找到正式工作，正在我家帮忙料理家务。父亲和八姨回家时天已全黑老，两人满脸疲惫，面颊均呈灰色，眼圈儿发青。八姨叹口气对我说，好险，你差点就没妈了！生了个妹妹……父亲则仰起头，深深嘘了口气。

从他俩的只言片语我听明白了，小妹出生后，胎盘没能及时下来，引发大出血。幸亏给输了一千多毫升的血，又打过强心针，才挽救了母亲的生命。

母亲事后对我讲，也真巧，每逢你爸在场，我生孩子总出事情；他一不在，就母子（女）平安。

也是实情。生我和弟弟黑皮时，父亲均在外地，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大人小孩都好。而生第一个孩子、大姐咪咪与小妹的时候，父亲均在身旁。结果，第一个孩子冻死在兰州，咪咪也差点儿冻死，这次则因失血过多母亲几乎送命。

不受欢迎的小妹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归家。为纪念这场生死劫，父亲决定让小妹与母亲同姓，并取母亲名字的最后一字——芬。

回家的小妹躺在襁褓中，不怎么哭闹，脸红红的，不大的眼睛始终紧闭，看不出模样，我好奇地看了一会儿就出去玩儿了。

满月之后，小妹长开了，生得相当秀气，皮肤特别白，是个挺可爱的女婴。不足之处只有眼睛，是单眼皮。

母亲元气大伤，还是非常虚弱，自然没有奶水。家里的经济条件只允许给小妹定半磅牛奶，她婴儿期的主要食物是奶糕拌面糊。与我的婴儿时期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生我时，母亲正在盛年，住在娘家，经济宽余，吃的也好，还有人照顾，奶水便格外充足。

身体和长相往往与营养成正比。咪咪生于抗战时期，小妹出生时家里经济不宽余。所以，咪咪虽然漂亮但身材矮小，小妹则越长越裂巴，虽然家族并未听说有精神病的基因，两人后来却都为了婚恋的不顺得了精神病。

母亲从来不喜欢小孩，对孩子们只是恪尽职守而已。对于不速之客的小妹，她当然谈不到喜欢。三个孩子已经够多，母亲的娘家负担又重，除了外婆，还有八姨需要照顾。这回多添一张嘴，经济上自然更加困难。她曾两次提出将小妹送人，并已付诸实际行动。父亲从未带过小孩儿，他历来只关心自己，只对略懂人事他又喜欢的孩子有时逗弄嬉笑。对婴儿时期的小妹他不曾关心过，因此，他对这一动议并未实施否决权。

但送走小妹的事终以失败告终。

母亲首先想到的是二伯家。二伯家经济宽裕，又是至亲，小妹去后肯定不会受屈。不迎自来的小妹满月不久，她就抱着小妹几次去二伯家串门，请求二娘收养，二娘却总将话头岔开。这是个整洁到几近病态的妇人，从来不曾喜欢过小孩儿。当初，公婆的意旨违逆不得，她是捏着鼻子才过继了我的叔伯哥哥。如今，已没了老人的管束，她自然不会将枷锁主动套在自己脖子上。

第二次是母亲的同事主动提出的。那对夫妇已年近四十，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终于下决心收养一个。看到襁褓中的小妹，他们觉得挺讨人喜欢，遂提出要抱养。小妹能有经济条件殷实的人家收养，父母当然乐意，两方面很快谈妥。同事却突然提出一个条件，让母亲写张字据，上面必须写明永不反悔、永不相认。一听这话，母亲就后悔了。又不是卖孩子，难道还要写卖身契？小妹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血浓于水。此事就这样告吹。

小妹最终留在了我家。这对她和我们这个家就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五十六天产假后，母亲继续投入革命工作，小妹和还未上学的我由八姨照料。八姨由于常被叫到街道参加活动，便只有培训我照看小妹。我呆不住，总抱着小妹到处跑；有时甚至不能尽责，将她丢在家中，任由哭泣。

不久，只好将小妹送往家附近的育儿站，让八姨早晚接送。那里孩子不多，条件颇差，由几位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胡乱照看着。由于营养不良，照看不周，小妹很快便发生极度缺钙现象，曾两次严重抽风。一次被育儿站送回，由八姨带去医院，紧急打了补钙针；另一次家里没有大人，幸亏被邻居及时发现，告诉了街道积极分子岑老师，她和我一起抱着小妹去挂的急诊。

咪咪作为大姐，到北京之后便去银行的子弟小学住校读书。弟弟黑皮也去了银行托儿所，只我一直在家。尽管贪玩，照顾小妹偶不尽心，但二岁之前她还是与我接触最多。直到她也去了银行托儿所，我便只能在周末见她。再以后，她也在子弟小学读住校，我们见面越来越少，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彼此变得越来越不亲近。

二、

母亲所在的单位属于中央单位，特点为两多：解放战争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多，共产党员比群众多。所以，科级甚至处级干部都是大把抓。像母亲这样的旧留用人员本来就少，出身镇压地主的更是微乎其微。一个有污点的基层职员，便只能像家里的小媳妇，不敢多说一句话，不得多走一步路，完全看领导与党员的脸色行事。

小妹的同学基本是母亲同事的孩子。大家吃住均在一处，从懂事到长大，身份地位的感觉便逐渐开始有了区别。别人似乎多出了一份优越感，小妹的功课尽管不坏，却增添了一份自卑。刚开始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感觉是一点一滴慢慢膨胀的。

文革开始的时候，小妹正上六年级，是个带着红领巾的半大孩子，糊里糊涂便跟着停课闹革命了。等到复课那天，紧接着宣告她毕业，遂告别老小学校，就近入到家门口的中学。这所学校多为市民子弟，全没了在干部子弟学校那种饭一起吃、东西共同享用的豪情，这让她一时有些难以适应，心里也不大瞧得起这些新同学，认为他们俗气。可当“红卫兵”偏偏就没她的份儿，那些斤斤计较的主儿却高昂着头，戴着红袖章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小学同学聚会时，那些和她一起长大的室友见到她虽无明显歧视，有的甚至还算热情，可看到人家清一色是响当当的“红卫兵”，说话行事统统像放鞭炮，不由便自惭形秽，潜藏于心底的自卑蔓延开来，那感觉像浸透在冰凉的海水中。

对比是种可怕的东西。若没有对比，你就是井底之蛙，也会沾沾自喜。可一旦你看到过一片蓝天，就会渴望整个天空。人生实现不了的欲望，几乎都是由对比产生的痛苦与无奈。以上当然仅仅属于我的设想。那时的我正沉浸于运动、恋爱与图书的海洋。先是自身难保，后来是过分狂热，最后是任己逍遥，几乎很少在家，对小妹的痛苦与否当然漠不关心。

一年多后的初冬，我去内蒙古草原插队。一年半后回京探亲，正赶上送小妹去东北兵团。

那是1969年夏天，小妹刚满16岁，号称“六九届”初中毕业，实际这几年主要是搞运动，并没学多少文化，水平只有高小程度。

大约与她呆了一星期左右，我便到北京站送小妹启程了。

六九届几乎连锅端，没有好坏的对比，小妹倒没表现出任何闹情绪的样子，她轻松快活地整理行李，坐在车厢里仍冲我们傻呼呼地笑，一滴眼泪都不曾掉。

我突然注意到小妹长大了，抽条了。但她毕竟没有长过我，大约比我矮个两三厘米。下巴显得有些短，嘴也有些鼓。虽说不上丑，却没我们三姐弟长得好。这其实也是严酷的对比，若干年后是必给她的心灵造成创伤。

站在车厢外的母亲仰头望着小妹，神色凄惶，平日多话的她竟然无语，连嘱咐的话也没一句。我偷偷打量母亲，肥大的衣服挂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像衣架子似的戳立在站台上，阳光照着她白发日增的头顶，白晃晃地刺眼……一时间，我的眼睛竟有种被针扎的感觉。毕竟，小妹这一走，城里将剩母亲一人。这个家七零八落：父亲在湖北干校，姐姐咪咪在远郊区教书，以后将要调到四川与姐夫团聚，弟弟也去了河南母亲的干校，母亲是因身体缘故才滞留北京的，她的身体日益走下坡路，以后谁能照顾她？

再见小妹，已是我从草原落荒而逃回到北京的时刻。

那年她二十岁，个子没长，却又黑又瘦，穿一身洗成灰色的军服，扎两个小刷子，一看就是经风雨见世面了。她说，那里冬天特别长，非常冷，经常吃粗粮。刚开始她在地里干活，后来被分到畜牧组放马。主要是圈养，喂饲料，每天将马拉出去溜一趟，与牧区的游牧大不相同。她师傅为解放前的大学生，是个摘帽右派，颇有学问，人也厚道，对她相当不错，手把手教给她不少放马知识，在生活上也给予很多照应。可师傅在政治上是这种背景，将她放到这种人手下，她自然属于不得烟儿抽的种群，如今还是白丁儿一个……言谈之间有不少牢骚。

说到个人生活方面，和她去的两个同班女生都已有了对象，只有她还在放单飞。问她为何不找，她答没一个看得上的。

她有个好朋友叫小文，长得难看而粗俗，就住我们隔壁的大杂院内。小文的父亲早已去世，靠她妈捡破烂将几个孩子养大。小时侯，我常见她妈蓬头垢面，双手叉腰立于街头骂大街。受家境与妈的影响，小文也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说话大声大气，走路乱晃。母亲很不以为然，不愿小妹与小文做朋友。就连我也不大瞧得起她们，认为她们没文化、没知识。长大后才明白，这也是环境使然。寡妇失业，养家活口实在不易，若不摆出一副强悍的面貌，不被人欺辱才怪！

小文这次也回来探亲，到我家做客，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同来，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小伙子高个儿，长得眉清目秀，说话文质彬彬。与小文站在一处，反差颇大，不由叫我想起好汉无好妻的老话。

两人走后，母亲说，小文这回赚了，男孩子相当不错！家里是干什么的？

小妹回答，他爸是工程师。

我说呢，看着就像知识分子的孩子！怎么就看上小文了？

咳，对我有过意思，我没看上！人太窝囊，也不爱看书……

我虽然觉得小妹没啥文化，可她当时挺自负的。因为在她那个圈子里，她也算读过几本书的，起码通读过四大名著，甚至连《红楼梦》中十二金钗的命运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母亲为小妹错过了一个好女婿而惋叹了几天，就连我心里也认为小妹太过挑剔。

不过那时的我整日沉默寡言，正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连怎么打发自己的生命都不知道，当然顾不上管小妹的个人问题了。

当时的政策已经开始办理困退。小妹也是知青，在东北兵团呆了几年，吃过不少苦。按理，应当将这最小的女儿先办回北京才对。但母亲考虑到我的处境，内蒙古无论如何回不去了，只能先办我回来。小妹一进门，母亲就向她讲述我这几年的遭遇，希望她能理解。

小妹一个磕巴没打，立刻说，那就先给我姐办吧，我先在那儿熬着，以后再说！

关键时刻，到底是骨肉情深！

一个月后，小妹的探亲假结束，与小文他们结伴同行回黑龙江去了。

因为内蒙古兵团从中作梗，我的困退手续办理得漫长而又艰难，整整拖了两年。期间，母亲上下奔走，到处作揖磕头，却常常无功而返。她心中憋火，只有拿我这不争气的女儿撒气，骂我给家里添了这么多麻烦，早知如此，不如先将小妹办回来算了。当然，母亲也只是发牢骚而已。

这中间，小妹又探过一次家，说到她们团有一些人已经办回北京，不免羡慕非常，也知道家里没有别的办法将她弄回城里，言谈之间对自己的高风亮节开始有些后悔，忍不住对我说，我也想回北京，怎么就让着你这做姐姐的了？

听着这话，我虽然心里一阵刺痛，脸上有些难堪，可我清楚，她不过是说几句让自己心里痛快的话。她的性格极像母亲，刀子嘴豆腐心，并不真要与我争抢。

三、

小妹这一发扬风格，整整让自己在外地盘桓了近十年。前七年多在东北，后来迂回到内蒙古办转插，将户口转到锡盟，人呆在北京办病退，一年多后才去内蒙古办转回北京的手续。

当日的情形是一块儿在兵团的前后脚儿几乎都走净了，只剩几个没门没路的。这一比一看，心里像滚着一锅翻腾的开水，任什么也干不下去，后悔不该让着我这姐姐，做梦都想早一天办回北京。

干着急又没办法，困退全家只一个名额，已然被我占去。病退只能在当地开证明，她又没什么过得硬的病，当地医务室的大夫大多一本正经，她没有熟人与任何关系，当然不会为她开这个后门。

那几年，她回北京挺勤，能呆多长呆多长，经常续假，表现已不再积极。积极能给谁看？入党入团没份儿，提干上学招工都是无望，竟连户口也办不回来……

那时，我的户口已然办回北京，先在汽车公司做售票员，后在医院当会计。工作说不上理想，但总算又是北京人了。黑皮也已对调回到北京，在市政当工人。

看到哥姐们先后成为北京人，小妹心里愈加着急，情绪相当低落，在家里什么也不干，经常发呆，偶尔会用卫生球眼翻我一下说，当初真不该发扬风格让你！

我无言以对，心里充满愧疚。按理，做姐姐的是该让着小妹。可我这姐姐竟让妹妹去做牺牲。这又该怨谁？若兵团不将我们往死里整，我是做梦也没想回北京的。

文革正处于尾声阶段。父亲已从干校回到北京，可他除了自己几乎谁都不认识，也没有心力管这儿事，自己还整日惊魂不定呢。

最焦急的当然又是母亲，这成为她的心病，见人就忍不住叨唠小妹的事儿。但她周围的人多是处境相似的倒霉蛋儿，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几乎都有子女在外地，只有跟着摇头叹气。父亲则最多劝母亲一句，急，急有什么用，又没办法！

1976年，唐山突然发生大地震，余震也波及北京。那晚，我和母亲睡在楼下，母亲首先发现这是地震，慌乱中没忘将我推醒，我这才和她跑了出来。母亲更加牵挂小妹的安危，立刻叫我给她发电报，希望她尽快回家。

不久，小妹来信了，说回家户口也回不来，那里的人都快走光了……

她着急，母亲更急，就差跺脚揪头发了。这时，在内蒙古的八姨来信了，说她在那里的医院有些关系，可以想办法帮小妹办困退，但小妹必须先转到锡盟附近的牧区插队，人可以不去，只将档案户口等关系转过去。当年八姨困难之时，曾在北京呆过几年，对姐姐和外甥辈挺有感情。我在内蒙古那几年，就曾得过她不少照应。

这下父母都高兴了，立刻去信通知小妹。

八姨人头儿活络，手续办得十分麻利，一个月后，小妹的转插调函已经寄到黑龙江兵团。小妹是带着行李和自己的一切身份证明回家的。那时的兵团已相当涣散，知青的档案已不怎么当回事儿，都叫自己随身携带，甭说懒得派出外调人员，连挂号费都省了。

母亲和小妹这才有些塌实，商量着是去内蒙古走一趟，还是用挂号信寄去。两人看着棕色的档案袋不由一阵心跳，互相看了一眼，不知谁先提出的，打开来看看……总之，我和父亲都没有这种胆量。当时，也幸亏我俩不在，否则，一定会跳出来反对。

事后，母亲和小妹跟我们絮叨了好几天。

母亲说，太不像话了，居然把海外关系塞进档案袋里，说你们的堂伯父在台湾……也不知是谁调查的，真够缺德的！

小妹则摇晃着脑袋叹气，无怪乎我怎么积极也入不了团呢，把国民党反动将军弄我档案袋儿里了！

过了把眼瘾，受了回刺激，又偷偷将档案袋儿封上口，没敢像有些更大胆的，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销毁。

每每想到此事，我便一声叹息，档案，档案，死的东西却制住了活人！也不知我的档案里有没有这东西？没有，也必定会有别的，要不，怎么总被整得死去活来呢！

从此，小妹就在家呆着。尽管八姨有关系，办病退也不是件容易事情。内蒙古的证明需要北京承认，还需要北京医院的相关证明。这又要母亲去四处找关系，给亲戚朋友说拜年话儿，送点儿小礼之类。那时的小妹身体健康，想开出有病的医生证明并不容易。这一拖又是一年半载。她的情绪开始变得不太稳定，偶尔怪话连篇。也是，看到我和黑皮有户口有工作，她却只能游手好闲，能不烦吗？好在大家理解她的心绪，都顺着她，也不招惹她，说两句就说两句吧，也掉不了一块肉。

小妹的户口终于办回来的时候，我不但已经结婚，女儿也出生了。女儿的出生正当其时。小妹的户口不但落地，黑皮也考取了大学。父亲的喜怒哀乐是不轻易表现的，只偶尔露出过一丝笑容。母亲却特别高兴，大声地笑，大声地对我们说，这孩子是个福星！把多年不遇的好事都带回家门啦！

母亲心里的几块石头终于尘埃落定。在外的三个孩子都已回到北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只有大姐咪咪在她一手安排下与表哥结了婚，几年前已离开北京，不得不到四川与姐夫团圆，这成为母亲终身的憾事。

四、

户口一旦回京，工作便成为摆在小妹眼前的头等大事。知青一批批回来，全都等着安置，我一个高三毕业生尚且只分到售票员的工作，似她这种情形，哪有好岗位给她！母亲和她整日凑在一起长吁短叹，父亲更是双眉紧锁。

恰在此时，单位来动员母亲退休。母亲所在的单位文革中迁往三线，像她这种出身镇压地主的没有资格去，只能派往干校。因为身体的缘故，她一直病休在家，但关系还在三线。等单位又迁回北京，她已到退休年龄。也不是不能去上班，与她情况相似的，都回去了。一来身体吃不消，二来脸皮薄，她便继续在家吃劳保。不久，单位动员她们这拨儿人退休。有几个与她情况相同的相继找上门来，相约一起向组织提条件：退休可以，但要解决插队回来的子女问题。这是母亲想也不敢想的。可集体的力量大，特别是其中有几位老干部，能量大，肯折腾。小妹赶巧儿搭上了这辆跑车，居然挤进了中央单位接班。

小妹的特点是特别爱与别人攀比，专向上看，不往下看。又是对比害了她。

这一拨儿接班的，除另一个与她情况相似的女孩，一水儿干部子弟，见领导一律叫叔叔阿姨，昂着头在她俩眼前晃。小妹文化不高能力欠佳，更没有后门儿可开，便只能在整理组做个收发，无缘做任何技术工作。

这些人在眼前晃动，将她俩的自信晃没不说，还晃出了内心的不服气。自卑与不服气绞在一起，一旦将不结实的神经扭断，人就该出毛病了。

先是那女孩儿神经出了问题，住进精神病院。我见过那女孩儿，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真为她可惜！好在是铁饭碗，出了院，照样在单位混，钱一分不少拿，房子也照样分。

我始终搞不清楚，精神病是否传染？没多久，小妹也变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见了我没别的话，耷拉着脸，冷言冷语，埋怨我这做姐姐的不管她的终身大事。

我听母亲说起，小妹不正常是叫她们单位几个多事之人开玩笑闹的。她已快28岁，那时虽然提倡晚婚，但不少人这岁数早做孩子妈了，她着急上火也合逻辑。单位有位小伙儿是局长的公子，与小妹年岁相当，又曾经是同学，平时说话自然多些。好事者便挤眉弄眼开始起哄，说小伙儿对她有意思。小妹还信以为真了，竟主动去向小伙儿示爱。门不当户不对的，小妹的长相也并不出色，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对她刺激颇大，原本不自信的心里无疑又被撤了一把火，凉透了，也伤透了。

母亲气愤愤地对我说，她们单位有的人可坏了，专门爱看别人笑话。有人还来找过她，当新闻对她讲，你家小妹太丢人，经常下班后站在大门口，堵那小伙子，人家都不搭理她……母亲忍不住叹气，得赶紧给你妹找个朋友，要不就毁了！

母亲是热心肠，曾给许多人牵过红线。为自己的女儿，她当然更是积极；就连我也迈入了媒婆行列，像猎狗搜寻猎物，四处寻找单身汉。

先是母亲的同事给介绍了一位，工农兵大学生，在科学院工作。据介绍人说，小伙子挺聪明，在单位颇受重视。

介绍人将他带到我们家。我感觉小伙子还行，落落大方，就是个子不高，只一米七左右。小妹已经不小，能找个研究机关的已经不错。

我和母亲都觉得可以谈下去。

父亲却不停摇头，不行，不行！个子矮，听说他母亲在黑龙江，还没工作，将来会很麻烦……

在孩子们的个人问题上，父亲一贯抢着做主。只有在他没条件的状况下，才如乌龟般将头缩回去。文革中，因为正挨整，咪咪最终的婚姻由母亲做了一回主。自打由干校回家，政治气候一天天变得宽松，他也就逐渐将屁股重新坐回当家作主的位置。黑皮的婚姻已由他说了算。小妹长大后是比较受父亲娇宠的，可在终身大事上，她似乎也愿意围着父亲的指挥棒转。或许，她那时侯的脑子已经不大清楚？总之，这件事儿被父亲搅黄了。

给小妹找位双方都认为又合适的不容易，蹉跎着，一两年又溜了过去。

期间，我已记不清给小妹找过几个。印象较深的有两位。

一个是朋友介绍的，在故宫做木工，有些才气，书法相当不错。由于没有共同语言，两人见过几面后便不了了之。小妹的文化程度其实只有高小，哪里懂得何谓书法。在她眼中，对方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而自己是国家干部。小伙子见过我，对朋友说，她怎么和姐姐一丁点像的地方都没有！看来，介绍人必须样样都不如被介绍人，否则，成的希望渺茫。我不该带小妹去见他，又是对比出了错。

还有一位，我的同事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当过飞行员，工资高，又有房，三十岁出头……一见面，我先傻了，整个儿一叔叔辈儿，长得老相不说，且土得掉渣儿。小妹回来后吊着脸，冷笑一声对我说，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也不至于我就配这样的吧？

先生知情后也埋怨，有你这样糊弄的吗！也不先见见。这可是给你亲妹妹找对象！

我只有尴尬地笑。

小妹快三十的时候，对象尚无着落。人明显发胖，更加走样儿。一进门，便拿母亲出气，骂过几分钟，又像没事儿人似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母亲为此天天发愁，还特别内疚，觉得对不起她：怀她的时候不该想着法子将她打掉，生下来营养又跟不上，身体一直亏欠，到如今才会这么神道……

父亲呢，到了做主不顶事的当口，便按老法子当他的甩手掌柜，他历来想得开。他那时已离休，吃过饭，便去北京图书馆天天读。虽已七十多岁，还像不到六十的，一副潇洒、儒雅的知识分子派头。

又是多亏了母亲人缘儿好。有个邻居在街上碰见，两人聊起来，邻居说她认识一个老实小伙子，姓李，电大毕业生，在工厂搞技术，就住我家附近，是家里最小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是家庭妇女。

小妹很快与小李见面。如今也管不了许多了，似乎只要是没结过婚的男人便好。大约半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已然确定。

我后来也与小李照过面。人确实老实，就是太矮，长相也过于平庸。按父亲当初的标准，必定不能过关，但他这次也默许了。

小妹爱玩儿，一贯喜欢新鲜事物。因为没坐过飞机，去内蒙古办手续时便要求父母出钱，让她过一把瘾。家里的老小，又总觉得亏欠她，自然满口答应。这回结婚更是人生头等大事，她提出旅行结婚，也就依她，没请客吃饭，叫她到江浙一带玩儿了十天。这次不是父母出钱，她已工作几年，母亲将她的工资都攒起来，结婚那天如数交还。

我和母亲一起送新人去火车站。小妹穿身暗红色的新衣服，正是晚春，天气有些热了，她的衣领敞开着，露出鲜红色的毛衣，衬得她的脸也红扑扑的。她原本就白，此时白中透红，脸上又挂着笑，显得皮肤越发水灵，人也变得俊气。除小时候，那是我印象中最美的小妹。

火车汽笛响了，车轮沉重地向前滚动，又逐渐提速……我和母亲同时吐一口气。母亲心里必定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四个孩子都有了固定工作，也都有了家庭，她的责任终于完成了。然而，孩子毕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只要活一天，多大的孩子都是她肩膀上压的担子……

五、

妹夫虽是家里的老小，由于母亲没工作，孩子又多，小时侯家境困难，所以特别能吃苦，生活也相当节俭，除了家里家外地干活儿，他没有任何爱好。而我们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到小妹三年级时，大姐咪咪已参加工作，经济上有了改善，父亲便开始惯她。她爱吃零食，更喜好到各处去玩儿。

成家后，她的老习惯照旧，妹夫看不惯她的大手大脚，甚至她多开几盏灯、将水龙头开大等等，妹夫也看着别扭。结婚之初，妹夫尚能隐忍，时间一长，就开始批评她。小妹脾气不好，不能让人指手画脚，反驳是当然的。说完了却过不去，气烘烘回家跟父母叨唠。父母一贯向着小妹，也就顺着她说，什么妹夫家没文化啦，他妈是小脚老太太，他是小市民，不抠怎么着啊……说得小妹心里越发不痛快，感觉自己所托非人。再一想，不是阶级路线和上山下乡，自己何至于此？当初，自己也是班上的好学生啊！

那时，我已经搬离娘家，周末回家，常能见到她。觉得她脾气越来越古怪了，特别爱骂人和发牢骚。因为母亲也爱背后骂人与发牢骚，我认为这不过是遗传，根本没往精神病方面去想。

真正意识到她有病是在她生了外甥女之后。

一天下午，我正上班，母亲突然来电话，声音匆忙而颤抖，说小妹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跑了。我赶紧请假往娘家走。

到了娘家，妹夫还未赶到。父亲虽也急，还算镇静。母亲却乱了方寸，在屋里团团转，嘴里不住埋怨父亲和小妹，都怪你爸，她骂就让她骂吧！非要和她吵，吵急了还让她滚蛋……这可好，带着孩子跑了！要是一个人……跑了，死掉倒也干净了！可小东西还小，要在外头生病怎么好！

能到哪里去呢？我打遍北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说没见她。

我问母亲，她带书包和钱了吗？

回答说带了，我的心才稍微放下。人在外头，只要兜儿里有钱就好办。我分析了一下，小妹最近一直吵吵着想去看八姨，估计是带着孩子往那里去了。

母亲又叨唠，那么冷的天，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我只得给母亲吃宽心丸，孩子不是包着斗篷吗？没事儿，小影身体好！我这就给八姨打电话，若她们到了，立即通知咱们，叫妹夫去接。

那几天，全家人真像被放在火上烘烤。好在三天之后，小妹终于抱着孩子回来了。她果真打算去锡盟，可走到张家口，夹在书里的一百元被贼偷了去。她这时似乎也清醒了些，想到书包里只剩十几块，仅够买回程票和两包饼干的，只得打道回府。

我首先意识到小妹精神出了问题，竭力主张带她到精神病院看医生。

母亲没有异议，可父亲不干。他说，一旦被带上精神病的帽子，在单位就很难混下去，小妹的孩子还小，经济上还离不开她。再说，家里有个精神病人，面子上也不好看……对后一点我大为愤怒。面子，中国人的面子就那么重要，重要到有病都不看吗？

然而，尽管在大事上从来不能依靠父亲，他却是无可争议的总导演。只要父亲有明确的态度，大家一律得围着他的指挥棒转。唯一的叛逆者只有我。

正巧，我一个朋友的亲戚是精神病研究所的大夫，她丈夫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学的就是精神心理学。我一个人带不走小妹去医院。无奈想出一计，请那对夫妇到饭馆吃饭，叫小妹陪吃。

她来晚了，大剌剌坐到饭桌前，乜斜着眼睛，不怎么说话，只偶尔蹦出一句，前言不搭后语。

她走后，我问大夫怎么样。他说，你妹妹的病不轻。

我吃了一惊，不会吧？她不过有点阴阳怪气，多骂几句人，又没想自杀什么的！

大夫说，那种想自杀的病人最好治了，这种亢奋型的比较麻烦，属于精神病中期，一定要极早治疗。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动员小妹和我一起去医院，但她死不同意，头摇得像拨浪鼓，眼睛瞪得似玻璃球儿，有病，谁有病？你才有病呢！

我又多次给妹夫打电话，他的态度不置可否，说得看我们家的态度。

我又开始与父亲斗争，简直磨破了嘴皮子，他才同意带小妹看病，可强调得他带着去。回来后开了些镇定精神的药，大夫的诊断为偏执狂。于是，父亲用三年早知道的口气对我说，看见了吧，大夫也说不是精神病！

其实，偏执狂便是精神病之一种，不过有轻重而已。

药是拿了，按时吃药又成为问题。小妹拒绝吃药，连哄带骗也不能保证一天吃一片。由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的病时好时坏。好时，说话颇懂道理，对人热情大方，也不怎么往娘家跑；坏时说话着三不着两，天天往娘家跑，进门见人便骂，骂的最多的还是母亲，说在单位大家都整她，给她脸色看，都是母亲指挥的云云。

最可怜的就是母亲。我回娘家并不能次次见到小妹，见到她时也许已经骂完，但母亲却回回躲不过去。从此，我每次回去都有一道必经程序，母亲向我控诉小妹。母亲也想好好为小妹治病，可是，她得听父亲指挥，自己拿不了主意。

周而复始，我像被马达推着的轮子，一回娘家便与父亲辩论，然后给妹夫打电话，主题是让小妹去住一段医院，彻底得到治疗。可人多是顾自己的，一旦离开，听不到母亲的抱怨，我便暂且将小妹的事丢置脑后。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悬而未决。我一直挣扎着斗争，却总是无功而返。

父亲的意见仍是老两条，说完后会不停冲我笑，你不要急，急没用！住院也是吃这种药。我看这药也不是灵丹妙药，吃不吃就这么回事。不就每天骂骂人嘛，骂完不就完了？

妹夫则坚持听老爷子的，他做不了主。

随着时间推移，妹夫也快成半个精神病人，见面就跟我絮叨小妹如何如何在家闹。我说那你带她去看病，坚持让她吃药啊！一扯到这个话题，他或显出一脸无奈，或一副由她闹去的模样。

没有别的法子帮助小妹，我又总觉得欠她的，便想在经济上常资助她一些。小妹自尊心强，不发病时不肯收，一旦发病则六亲不认。我只有将钱物等给妹夫，还得嘱咐他瞒着小妹。

文化是被时代耽搁的，而小妹其它方面的能力也不太行，连最基本的收发都干不利落，几乎件件落在别人后头。母亲说因为她最小，家里惯着她，又一直读住校，年龄不大就去了北大荒，没学习过干家务，所以动手能力差。后来由于脑子有病，她变得一天天迟钝。单位要求干部一律达标大专水平，她当然也得大拨轰着去学。只学了一年多，她便又开始犯病，再也无法继续。单位只有两人没学历，另一位便是那位同病相怜者。两人自然得不到提升，工资待遇只能背榜。而她又是个不认命的，心气儿颇高，总在心里较劲儿，不服气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越较心情越不舒畅，病只有加重一途。

让人最心疼的是外甥女小影。小时侯的她聪明活泼，说话极为幽默机智。一天天长大，在懂事的同时却变得心事重重。有一个精神病的母亲，又如何叫她轻松得起来？

我从她那里得知，小妹犯病的时候，不叫她和妹夫睡觉，一晚上一晚上闹，拿刀子比来比去，将东西丢得满地……可妹夫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妹胆子小，不过是吓唬人……

小影小学一直是三好生，升中学时却考砸了，进了棒子面中学。后来，妹夫托了他的同学又花了不少钱，才将小影转入一所较好的中学。到初三时，小妹的病更加厉害。正是夏天，每次见她，身上都用颜料画着乱七八糟的图形。问小影，说是画的自创咒符，因为有人要谋害她。我又好气又好笑，这叫人看着像什么样子？

小影的成绩直线下降，眼看离棒子面高中也近了。母亲常向我感叹，小妹把唯一的女儿也害了！

那时，已经不良于行，更因青光眼视力逐渐衰退。从1989年起，大姐咪咪在更年期也得了抑郁症。母亲整日为这两个生病的女儿操心叹气，身体一天天垮下来。操劳了一辈子，如今再也不能干活，她一时又无法适应，心情自是欲加恶劣。

我当时已提前退休，女儿也已出国，家里没有小孩。我于是和先生商量，将小影接到我家来住，给她创造一个较好的升学环境。

离中考还有三个月，小影来到我家。我在她眼里有一定的威信，有我监视，她读书还算用功，终于考取了本校。

小影升入高中后，我觉得对小妹的病再也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她那个家毁了，小影也毁了。

我决定代替她去精神病研究所看病。以她的名义挂了号，向医生说明病情。医生当时就开出住院证，并承诺，如果家人做不通病人工作，他们将派人派车去接。

回家跟父亲一说，他立刻紧皱眉头说，那不成押送犯人了？还是等做通她的工作吧！

我说，可要是她坚决不肯去医院怎么办？我看还得下狠心。

父亲又让我赶紧给妹夫打电话，叫他说服小妹。

妹夫一知道父亲终于同意小妹住院，仿佛一下子松了口气，他很有信心地表示，一定做通小妹的工作。

果真，因为告诉了小妹，如果她不自愿去医院的话，将会被绑去。也许，她在那一刻稍微清醒些，感觉罚酒不如敬酒好吃，遂同意第二天早上跟妹夫去医院。

小妹住院一星期后，我到医院探望她。医院检查相当严格，任何带金属的东西都不得带进病房，怕病人伤人或自伤。

穿着病号服的小妹突然变得安静了。她悄悄告诉我，在这里，你必须承认自己有病，否则永远出不去。她还说，刚进来时由于拒绝打针，她被绑在了床上。现在，她学乖了，承认自己有病，老老实实吃药。大夫说她表现不错，也许，不久就能出去。医院里只有不大的一小片院子，她特别希望到外面走走……

我又去拜见医生。巧了，她的主治医居然就是我朋友的亲戚。她说，没想到小妹能恢复得这么快。但因为病程拖得过长，这一辈子都离不开药了。

离开医院，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我忽然为小妹感到悲哀。深秋了，阳光还如此温暖，但小妹这一生还会有这种感受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内蒙古一起插队，早于小妹几年患了迫害狂，已经住过好几次院，每礼拜都得打针，打得四十多岁便双手震颤，牙也掉光了。他妈告诉我，长期服用精神病药将有诸多后遗症，最不好的便是脑部萎缩……

似乎越往前走，小妹的命运注定越悲惨。一瞬间，我觉得脊背凉飕飕的，眼前有些发黑。

六、

小妹出院后，因为怕再进去，吃药勉强能够坚持，只经常为少吃一片半片的与母亲发生争执。那几年，她的病情没有加重，偶尔犯一回，多在年终总结或有人议论谁谁该退休时发生。她是芝麻大小的事也禁不起的。可中央机关年终必须人人评议，等于过一道年关。正常人都厌烦这种走过场，何况她一个病人。小妹怕与人接触，却又特别爱说话，言语之间常常离谱，难免遭同事白眼。天下又有几人能善待精神病人？因此，每天上班与同事的白眼对光在她也是一关。

她内心当然希望早退休。然而单位待遇高，工资奖金不少，她一个不称职的普通职工也居然分到了两套房。妹夫的工厂却不行，许多工人下岗，他还算幸运，先从科室下放车间，后来提前退休，工资每月不过千元左右，只小妹的四或五分之一。小妹花钱手松，也惯小影，动不动给她零花钱钱。若真退休了，她的钱会少三分之二以上，而小影还在上学，花费正大。因此，她又怕动员她提早退休。一有风吹草动，她便要犯几天病。

犯时，勤回娘家骂母亲是她的一道功课。她说自己无家可归了，那两套房都属于妹夫，人家有别人了……其它表现则有不同：有时忽然变得格外勤快，骂完人就拿笤帚扫地；有时发一阵呆，然后倒头呼呼大睡；有时买点吃的硬塞给父母，都是老人无法下咽的，不要又不行，要了还得给她钱；有时又突然大方，拍出几百元给父母或阿姨，被拒绝便扔于地面……

我最多一周见她一两回，不会天天受此折磨。父亲耳朵越来越背，听不见心静，小妹再发脾气，在他也是温声细语。母亲则不同，她行动不便，随着青光眼的加重已经失明，但耳朵听得清楚，小妹的话一句句犹如石头砸在她心头。她烦恼、无奈，更多还是做母亲的忧虑。她曾多次对我感叹，死了都合不上眼，这一头一尾两个女儿叫她太不放心了……我只能安慰她，将来还有我呢。

高二时，小影的学习成绩又一次下降。本来，我是想高三下学期让她到我家来。见此形势只好提前了。正赶上非典，她又出水痘发高烧，我还带着她去了趟非典门诊。我开玩笑说，咱们这是冒死赴医院啊！

一年多后，她终于考取一所重点医学院，只是专业欠理想，学的是中医。

清醒时，小妹常感叹家里没有一个医生。这回，她女儿终于能当大夫了，她当然特别兴奋。和同事朋友一对比，她又开始自豪，周围凡是参加高考的都不如小影。她终于有值得高兴与得意的资本了，那些天她显得神轻气爽，从未有过的明白，曾多次对我说，不是有你，小影也考不上，人家都说多亏你有个好姐姐……

母亲也格外高兴，逢人便夸我对家的贡献最大。

不能说我没有照顾她们。

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心中所存的亲情根本无法与市井邻里亲人间的那种关系相比。我的贡献多表现于物质，精神上则相当匮乏。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精神病人，与她们相处往往心情焦燥，甚至有些鄙夷，觉得她们生不如死。

小影上大学这几年，该算小妹最正常的时期，家里都以为这回她的心事已了，病会一天天好起来。

然而，母亲终于支撑不住，在一个早晨突然成为了植物人。我和黑皮将她送到医院，手续办妥后，当然得通知小妹。

请教了各大医院的专家，从照的核磁共振片子看，母亲的脑梗异常严重，大夫们一致说，母亲就是能醒，也不可能说话，更起不了床了。她原本的生活质量就极其糟糕，一旦不能说话还瘫在床上，我感觉就真是生不如死了。

父亲年事已高管不了，黑皮一脸沉重也很无奈，小妹一听则乱了方寸。

她又开始说话颠三倒四起来。一阵儿充满幻想，说母亲很快便能恢复；一阵儿愤愤不平，说老太太一辈子做好事，怎么命就这么不济；一阵儿叹气不止，说母亲不行了，她也就完了……

我只好安慰她，说不能总将母亲当你精神上的拐棍，人不能一生依靠拐棍，也得学会独立走路。

小妹也托人找了宣武医院的专家，我们拿着片子去看时，说的和其他专家一样。那天，小妹相当失望，但又似乎很想得开的模样，边走边对我说，与其让老太太这样没有尊严的活下去，还不如让她死了。

到了母亲所住的医院，她干脆找到医生，对人家说，什么药也别给老太太吃了！

其实，我心里也不愿意母亲这样活着，但又无可奈何。听她说得荒唐，我只有制止她，知道吗？中国没有安乐死的立法。

医生也回答，那可不行，住在医院就必须治疗！

后来，她又闹着到协和找专家会诊。该院的专家我已找过，告诉了她，她偏要去。而母亲所在的医院又不同意专家会诊……父亲本该制止小妹胡闹，却反而支持她，还给了她到协和找专家的钱。黑皮则取一贯大撒手的态度。

我告诉她，你办不成的，何必自添烦恼呢？她硬是不听。非要强办，也只能由着她去折腾。

果真，大夫没有请来，因为窝心，小妹的病情加重了。每到病房必定大闹，弄得没人愿意跟母亲同一病房。好在该院病床颇为宽松，我们提出多交两个床位的钱，才没被轰出去。

母亲的生命力异常顽强，但她的大脑已基本死亡。整整支持了近九个月，小妹也闹了八个月零二十二天。

我们眼睁睁看着这场几乎没有意义的生死搏斗，直到死亡终于战了上风。

送母亲到火葬场后，小妹闹得比往常更凶。我去挑骨灰盒，她偏跟着去。到了那里，竟然要多买一个，说要给自己留着。说时，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却不看众人，直视屋顶，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古怪表情。

我被闹昏了头，只感觉头顶像有雷鸣电闪，一股股热血往上直蹿，仿佛我也要疯了。我也歇斯底里起来，忍不住冲她吼叫，你就好好闹吧，再闹，离送你到医院就不远了！

等待骨灰时，她又闹着要烧纸，于是大家同去。烧纸的钱她要自己出。付了三十或四十元，她又嫌贵，大叫着，这年头，烧个纸居然要这么多钱，老太太你也不来管管！

然后，她一边烧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太太，我的主人，你走了，撒手不管我了……

看着她昏乱的表情，听着她胡言乱语，我的心头一阵阵绞痛，觉得自己太无能了：眼睁睁看着母亲与咪咪一天天走向死亡，又睁大眼睛瞧着小妹这样昏乱下去……

母亲走后数月，小妹逐渐平静下来，但她再也恢复不到往日的正常状态。每次问她可好，她都回答不好。却没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过。见了她，我不敢再问好与不好这话，只能就事儿说事儿。

小妹与母亲有诸多共同语言，甭看她总将母亲做为出气筒，实则两人情投意合。她与父亲的感情显然没有那么深。所以，父亲去世期间，她表现得比较平静，也没大闹。

然而，父亲一去世，就面临着遗产分配。父亲生前曾一再强调，由我执行。主要的遗产是父母住的那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我明白，小妹对这套房子感情颇深。可是，黑皮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不会将房子让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其它住房。总不能骨肉相残吧？小妹已有两套住房，我只能压着小妹与妹夫，让黑皮出一部分钱作为补偿，将这套房子转到他的名下。

房子彻底交给黑皮后，他重新装修了，大门也换了新锁。

我曾经去过一次，一进去，黑皮就向我控诉，说小妹总来捣乱，在大门口徘徊，甚至坐在门前的破椅子上过了一夜，闹得邻居来告状……这像什么样子啊？

面对黑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其实明白小妹内心的苦楚，父母都走了，内心不愿长大的她从此就成为了孤儿。而这套房子象征着父母的关怀，她却再也不能经常回来享受这份温暖。就是正常人想到这点心中也是凄然，何况她一个病人！

从此，便经常听说小妹在那房子对面的街心花园游走。每逢给小妹打电话，她都说又去那里溜达了。

小影到我们家来时说起，小妹在自己家里养了一只兔子和两只荷兰鼠。本该是笼子里养的，她却实行放养。三只小东西满屋子乱跑，两只钻进了衣柜，将小影三十多件衣服全部咬坏；屋子里臭烘烘的，熏得人呆不下去，她都不愿回家了……

我由衷同情小影，更明白她为什么逃避。但小妹总向我告状，说小影不愿回家，这个小影是假的……毕竟小妹是她的母亲，我只能教育小影说，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将来要做医生，你妈妈是病人，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应该多关心她，爱护她，一定要常回家安慰你妈妈！

睡不着的夜晚，想起小妹的一生，内心总有种凄惶感，甚至生出罪恶感。母亲生前反复对我说过，小妹本不该出生的，我千方百计地想土法子，想要打掉她。也许正因为这样，她各方面都不行，笨得很，也才会生病……同胞亲姐妹，上帝为什么如此厚待我，给小妹的却如此之少？

2007年，小妹终于退休了。她从此与人接触越发少了，白天几乎不再出门，像一只猫头鹰，只在夜晚活动，出门溜达，甚至做饭都在深更半夜。牙坏了也不去看医生，拒绝与亲友见面，将吃的到处乱扔，搞得虫子滋生……

去年，妹夫终于又一次把小妹送到医院治疗。出院的小妹变得更加迟钝，走路拖着脚步，说话慢吞吞，细声细语，半天才吐出几个字，且整日睡觉，什么活儿也干不了，人进一步发胖……小妹完全变了一个人，乖得让我的心都疼得受不了，我知道，这根本不正常，完全是药物的抑制作用。

不知道小妹将会怎样走下去。我什么也做不了。能做的惟有向神祈祷，愿神能保佑我的小妹早日康复。但愿无所不能的神能听到我发自肺腑的请求，让小妹的神智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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