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哪壶开了提哪壶》是个挺用功的学生，居然找出来这么个文字资料来，佩服。不过提起那壶开了的，却触动了我这壶没开的。借用那个大名鼎鼎的牟其中先生的“九十九度定理”，俺这壶没开的也加了一度：记忆壶里的水也跟着开了。其实我也是这笔大串联经费的一个开支者，而且至今没有悔意。
 
1966年七月底，我们几个活跃份子趁着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讲话录音、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讲话录音，工作队灰溜溜的时候篡夺了学校文革运动领导权。首先干的一件事就是不许批斗老师，四位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被我们“松绑”了，他们从此得以回家。其他老师也被允许自己组织“战斗队”，参加文革运动。但这个篡夺的权力没有行使几天，铁路局党委就及时粉碎了我们的阴谋。他们发现这几个学生居然全都出身于职员家庭，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历史问题。于是按照据说是“十六条”精神，成立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校革筹”。一名原校党总支副书记，加上几名出身革干、工人的学生，领头的是干部子弟。 

几乎选举结果刚出来，那位当选的“校革筹”组长就来表示关怀了。他原来是我负责培养入团的“对象”，铁路局一位处长的侄儿兼养子，所不同的是，这位处长大人来自山东老根据地，是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干部。我当时就觉得荒唐，如果革命已经蜕化到以血统的纯正确定权力分配，那么它离中世纪的贵族社会也不远了。 

这位组长谦虚地请我继续协助他的工作，于是我马上让他要求铁路局派车分批送我校学生到桂林“取经”，因为桂林师范学院“八七事件”闹腾的挺热火，连王任重都来电报了。他立即请示，路局马上批复同意，派了几节加挂车厢，分批赴桂林。我当然在第一批。 

在桂林，我又得到了包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内的一批《中央首长讲话》。马上返回柳州，下车就奔铁路局印刷厂，总共要求印刷一万余份各式传单，而且，回到学校就补开了一张证明。最多的当然就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文字，印刷厂还主动配合加上了那个戴军帽的头像。 

但我鼓动一批同学直接趴火车上北京的举动使我的那位“培养对象”有点恼火，他喜欢领导更多的学生，跑了一批就少领导一批。批评归批评，接着北京传来“破四旧”的消息，他又来问我该咋办？是不是也学北京的样抄反动派的家？我道不可，我们不知道谁是反动派，要是乱抄家，是犯法的。我们最好游行示威，表示对北京的支持就好了。他有所犹豫，但又拿不出什么主意，只好听从。 

这一段时间，“校革筹”成了傀儡，我们几个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于是就有反映，说“校革筹”是木偶，操纵他们的是“六六六战斗组”。这流言使“校革筹”的同学们无地自容，他们终于忍无可忍，集体到铁路局告状去了，据说那位组长还哭诉了许多我们欺负他们的故事。 

铁路局副书记、“四清”工作总团团长亲自跑来学校，正式宣布我们这几个是“右派翻天”，我们就开始遭受讨伐。结果我的住校用具全被扔到宿舍附近的菜地里。那些忽然发现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的、天生是左派的同学马上激起了高昂的阶级热情，围攻起我们来了。 

俺眼瞧风云突变，许多昨天还围着我们转的同学，立马倒打一耙。尤其是那位“四清”总团长宣布要我赔偿数百元印刷费用时，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但又不肯服输，于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俺回南宁家里去算了。却不料这决定变成串联的开始。 

回到南宁，满街都是“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标语，大抵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一片“红色恐怖”的迹象。我首先跑广西大学，我的初中代课老师有一个在这里不记得是当学生还是当助教的，寻得他不很难，因为他在学校挺出名。在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办公室里，他继续对我发泄老师的尊严，却又说不出什么道道。 

然后我寻到南宁二中，我的一个高干子弟同学在这里附设的航空学员班学习。见面果然不出所料他是“盾牌红卫兵”的干将。记得最清楚的是，当他带我到他们的司令部，进门就被问了一句：“什么出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抢着先回答了：“（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当然是革干！”于是那个家伙就亲热地拍打我的肩膀：“好，红五类战友。我们的父辈打天下，我们不掌权谁敢掌权？好好干！” 

其实我的心已经虚弱到底了，俺的真正出身算职员，充其量也是“灰五类”。一下子进入这个全都穿军装的群体里，那感觉就如同一只乡下土狗进了狼群。和我的同学说话还大声一点，跟别人说话我自己都觉得声音打颤。还记得他们在“盾牌红卫兵”里的职务完全是依据老爸的职务高低确定的，我同学的爹是地师级干部，所以他当“作战部副部长”。其实他完全知道我的真实出身，送我下楼时他告诫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再遇到盘查出身的，你就雄赳赳器昂昂地说‘革干’，千万别嘴软。现在的干部都是革命干部，难道还有反革命干部的？” 
走在他们校园里，我看见两个女教师被剃了“阴阳头”，正在扫地。我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老师的？是否太过分？”他的回答很妙：“现在人都发狂了，什么事情过火干什么。你要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自己倒霉，还帮不了别人，算了，只当没看见。” 

从二中出来，我去了医学院，那里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学长。整个校园里到处都是辩论场，不记得他们辩论些啥了。找到一个学长之后，他拉我到僻静处，像是做贼，又像是地下工作者。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闯”战斗队现在正处于逆境之中。我高谈阔论了一回，他居然还不知道有那么多令人激动的消息，甚至连“炮打司令部”也不知道，更别提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了。我把刚从“盾牌红卫兵”司令部里拿来的几份传单，大抵都是中央首长也即江青等人的讲话拿给他看，他于是马上领着我找到另外几位“战友”，慷慨地招待我吃晚饭，当然是学校食堂里的学生餐。然后到了一个被改名为“反修楼”的地方，房间里一排排木架上摆满了浸泡着人体器官的玻璃瓶，灯光昏暗，场景十分吓人。然而我对这几位兄长神侃了桂林的见闻以及听来的各种消息，以及对革命造反的理解等。 

几天以后回到学校，怀里已经揣着一张因私铁路免票。铁路职工每人每年都有两张这种免票，据说是“二七”大罢工时，从北洋军阀那里争来的权利，每年十二张。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改成两张。其实根本没几个人用得起，因为每人的工资仅够最低生存消费，坐火车免费之外，出门还要花钱的。我父亲的免票就基本没用过，这次我缠着父亲总算开了一张到北京的私用免票，还有十元钱，以备万一。 

果然，到了学校，气氛完全不同了。校革筹每天安排学习毛著，那几位老师又成了牛鬼蛇神。据说还补充了一次“破四旧”，柳侯公园里柳宗元的衣冠冢也被扒开了，我们宿舍里还堆积了好几箱抄来的香水等奢侈品。幸好，我走前卷好的铺盖还原封不动在我床上，没有随“破四旧”之波逐流而去。几位同战斗组的战友都挺坚贞不屈，除开两位已经离去之外，其他人都顽强地坚守我们那个队部。 

革筹开始按照铁路局的指示，分批派学生赴北京串联，当然首先必须出身工人或革干，其次是尊敬校革筹的领导，还要表现好。我们这个战斗组是没有资格的，我便寻校革筹论理，因为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出身工人，必须有一个串联的权利。革筹组长早已没有过去那种尊敬的丝毫表现，他毫不客气地训斥我无法无天私自逃离学校，但终于接受了我的要求，批准这位工人出身的同学串联去了。但我要求补发学生证却没有批准。于是我寻得学校人事主任，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贴一张照片，然后写上因遗失学生证尚未补发的证明，然后他骑着照片的缝盖了一个学校的公章。这时我发现原来做学生会干部积累的交情，特别是我篡权时善待老师的举措，此时赢得了回报。私下里，老师们对我都很友好。 

眼瞧着我们日子并不好过，于是我要求我们战斗组的其他人干脆开免票出去串联，但没有通过。于是我宣布我必须出去，否则我们就是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革命的方向。大家同意了。学校推举去北京串联的同学大约有十几名，据说要到国庆节去接受毛主席检阅。俺自己先溜了，管他什么革筹威胁的处罚。 

上得车就发现，我那张免票根本没用。车上的学生们，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根本不需要任何票。他们都穿着军装，我后悔自己没穿那件旧军装来，那是在军区当职工的母亲买回来的处理品。还没来得及细想，几个京腔便传来了：“什么出身？”这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如同查票一般查了过来。一进我们车厢就宣布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有几个笨蛋自己说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当即挨了皮带抽，还有一个跟他们论理，结果在下一个车站被赶下车了。查问到我时，我记得同学那番教诲，理直气壮地大声吼道：“革干！”他们马上友好地笑了笑。 

火车终点站没有到北京站，在永定门就驱赶所有旅客下车，说是只许空车进北京站。我第一次到北京，根本不知道该到何处去，出站就看见几排桌子，挂着的布帘上写着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还有一个桌子前注明“铁路学校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我斗胆前往，人家要学生证和介绍信，我没有介绍信，学生证也是那张纸。灵机一动便称这就是介绍信，人家狐疑了一会，并没有多说，给了个卡片，叫到铁路七小去，还告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记住了北京除长安街、王府井之外还有一条南礼士路。 

上公共汽车前，我看了一下那张“外地革命师生乘车证”，背后印着的字还记得有郊区长途公共汽车无效之类的。到了铁七小，教师都成了宿舍，有的用课桌拼成床，有的只是在地板上铺的大通铺。领饭票时，我只管说既无钱也无粮票，他们居然没多说话同样给了五天的饭票，然后告诉我，到期必须离京。 

第一次到北京，什么都新鲜，到处逛，也没少跑北大、清华等院校去看大字报，甚至抄录了不少。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再领饭票时人家不肯给，俺只管死乞白赖，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毛主席还没接见哩。终于又领到了饭票。 

世界小的时候真的很小，那天去王府井，居然碰见我们学校的那批“红五类”赴京团。多数人都很友好，校革筹组长可不客气，干脆直接地命令我回学校，否则后果自负。经过这么些天造反精神的熏陶，我也根本不会理他，理由依旧冠冕堂皇：谁也没有剥夺我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权利。甚至反唇相讥道：你干嘛害怕我见到毛主席？ 

国庆节很快就到了，那天最多凌晨三点，我们就被叫起来，吃过早餐之后，等来了许多大卡车，直接拉到东单北大街那处地方，傻瓜一样排开坐地。然后各路神仙开始唱歌，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就是在这漫长等待中拉歌的刺激。 

俺平时路过看见路边人行道上那些铁盖，老是琢磨不透它们等距离排着究竟为什么，此时发现它们被围起来成了临时厕所的蹲坑。也不知究竟何时开始检阅，长安街上的队伍没完没了，待到我们的队伍可以行进上长安街，我已经腰酸背疼腿脚麻木了。看见不少人都有小红书，我非常羡慕。手里有个东西摇着怎么说都比赤手空拳晃悠强，于是发誓即使偷也得弄一本。终于走到天安门前，欢呼声震耳欲聋，兼之高音喇叭里不停放送着的进行曲，说是什么的海洋都不过分。 

我看见高高的天安门上立着许多人影，挺费力才辨认出正中间那个就是毛主席。没料到他老人家看见我们就转身往回走，后边跟着那个瘦小的林彪。队伍里不约而同地着急了，呼喊声一下子高了几个八度，节奏也快了许多。眼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就要进城门楼去了，我们的整个队形不知怎么的就散了，我也弄不清是自己跑还是被推着走的，很快就到了金水桥前边不远的地方。广播里不断发出命令，但是没有人理会。我看见前边几排被一个角钢焊接成的方截面构件挡住了，那构件活像倒下来的塔吊。 

天安门上那两个人影似乎被感动了，回转身子向我们招手。万岁之声立即像涨潮一样激烈起来。直至此时，我才感觉透不过气，前后左右人群挤得只能随波逐流。未几，忽然感觉背后有某种温柔，扭过头来才发现是一个狂热的女生，那压迫必定是她饱满的胸膛吧。想到此不由得脸热心跳，于是思想就开了小差。不知何时老人家已经不见了，在一大队赶来维持秩序的大兵拉扯之下，这些无奈的学生们终于离开了金水桥前，后边的队伍撕破嗓门拼命喊，只可怜他们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什么光辉形象也没看见。 

往西去的队伍已经不复存在，走了一阵看见许多学校接待站送饭的卡车，我感觉到腹中在闹腾，只是没有俺们吃的份。脑子里不时回味那拥挤时的压迫，真该感谢他老人家，让俺早早领教了一回异性的温暖。此时已经下午大约四点了，我们住在南礼士路真还算命好，回去就可以狼吞虎咽甚至可以休息。晚上还有焰火节目呢。 

没多大会儿，我们战斗组的王肥来了，他是官方派来的，住在北蜂窝，顶不住饥渴干脆到我这儿来了。我到食堂费尽口舌给他弄来俩馒头加一碗菜，他边吃边诉苦，原来他属于那些起大早赶晚集的，啥也没看见，白走了老半天。 

我们接着商量回去的事，他们第二天就要集体回校，正不知如何办。我告诉他没必要理会，凭学生证可以到接待站领返回原地的火车票，然后到东单体育场换票，去哪儿都成。夜晚又集合，我们排在西单路口一带，席地而坐等着看焰火。小地方长大的，真的还不知焰火啥样。看着离天安门甚远，于是想往前赶，没走出多远就被纠察队拦下了。这些纠察也是北京的红卫兵，吼两句你不听他们就扬皮带。那些皮带都是彭德怀时代发给军官的，厚实的铜皮带扣让人不得不听从指挥。焰火放起来了，广播里说老人家下到金水桥前边了，看了焰火，开了眼界，王肥回他的住地，我也回南礼士路。 

次日领了革命师生乘车证，只给回原地的。我跑到东单体育场，换票的人多了去了，我拿着回南宁的票没几个人知道那是啥地方，不肯跟我换。后来我改口告诉人家这票可以到桂林，顾客立即多了起来。我挑了个去青岛的换了，只是老也等不到王肥，我想，他大约被挟持回学校去了。 

到青岛，我先跟着接待站安排的汽车到了省总工会招待所，招待所安排了床位，看来比北京强多了，四个人的房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清静整洁。我把简单行李扔在靠窗户的一张床上，就去看姥爷姥姥，真的很想念他们。姥姥见了我眼睛都笑成一条缝，接着她又叫表弟去告诉附近的舅舅、姨妈，免不了一番亲情倾诉的热闹。 

入夜时分我回到招待所，到房间门口就愣住了，怎么房间里来了三位女将，其中还有一位正在洗头。我怀疑走错了门，但分明看见我的行李还在那张床上。一番笨拙的解释与说明，那三位看来是大学生的女将哈哈大笑，那位用毛巾弄干头发的还调戏起我来：“小老弟，你还是中学生吧？没关系，当一次洪常青算了。”我有点狼狈地捡起我的行李，赶紧跑到另一栋小楼的值班室，值班的胖大嫂也哈哈大笑，完了反而责备我：“你跑哪儿去了，那里改成女学生住的了，找不到你。改去五号楼吧，喏，换把钥匙，快过去吧。” 

次日到处走走，青岛似乎没有北京那么热闹，人们的革命热情似乎不如北京那么高涨。我一个人行走在蔓延十几公里的海滨，无数别墅形状各异，显示着不同的风格。忽然有一个感觉：它们的庭院连围墙都绝无相同，联系到我见过市内的房屋，似乎青岛是没有相同的房子的城市。这个城市真是一个房屋建筑的博物馆。 

坐在鲁迅公园的椅子上，看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听那此起彼伏的涛声，心潮也如涨潮落潮。我仔细想了我们这几个月来的经历，感觉似乎有点不大对头。如果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领导都不知文革该怎么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想起在家里时，父亲推心置腹的谈话，也有许多警示。父亲说，运动总是先动员你们大胆说话，最后就收拾那些大胆说话的人。凡是运动开始时积极的人，后来都要倒霉。他举了许多成为右派分子的人的故事，其中就有我认识的叔叔伯伯。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们最后会不会成为新时代的右派分子？在学校里已经有这样的吼声了，回去以后又会如何？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明显的，北京的学生里，行为最过激的大抵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他们的口号中明摆着就显示了“老子革命儿接班”的气概，有强烈的权力争夺意识。我们这些灰不溜秋的平民子弟，凑热闹是没多大意思的，尚不得知这次运动要搞到什么时候，趁机玩玩也就算了。我在这个海滨孤独的思索，得出的结论就是回去以后就金盆洗手，如果运动还要继续进行，干脆躲回家去看书拉倒。 

从青岛到南京很容易，因为接待站的人很轻易地就相信我关于从青岛到柳州必须经过上海的说法，于是车到南京我就下去了。列车上基本都是学生，主要是大学生。尤其是那些穿军装的学生，格外杀气腾腾，假如你要遇到“哈军工”的，最好别冒犯他们，否则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我在徐州火车站就亲眼目睹一个也穿军装、自称“革干子弟”的家伙。他与几个“哈军工”的争吵，最后暴露出他爹是地区武装部长之后，劈头盖脑挨了一顿军用皮带的抽打，直至他满头是血逃出车站。 

我到南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王肥约定要到南京，这里是他的老家；二个是我不知怎的特别想参观一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直接地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前一个目的已经渺茫，因为在北京我们失散了；后一个目的我毫不怀疑。至于革命串联，除开北京到哪儿都是白搭，因此我不再考虑。 

逛了紫金山、中山陵，那里的幽静肃穆给我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个音乐坛，太伟大了，我足足坐了好几个小时。假如在照片上看见，说是欧洲的某个地方我也不会怀疑的。又到了雨花台，革命烈士的种种事迹令我惭愧，怎么就想起“金盆洗手”来了？看人家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多么豪迈！激动过后仍忘不了打探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于是询问雨花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看上去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人，很威严的模样。听过我的询问之后，他如同警察审视一个贼，良久才冒出一句话：“你打听那干啥？那是杀国民党的！” 

看样子我再不逃走他很可能把我抓起来。我狼狈地逃走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南京依旧那么大，那么绿，那么美。谁还记得当年的灾难？政党的更迭居然可以抹去外敌的凶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无法理解，更不敢表示不满。不过我敢于在心底里思考，我知道，我顶多是个假革命者，因为我竟然还敢思考。革命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彻底的革命者就必须盲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次日早晨，我还没醒，有人进来把我弄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竟是王肥。他说是从总接待站的登记册上把我查到的，他离开北京就按照我的办法，逃出那个团体，到东单体育场换的车票，到南京已经许多天了。我们有了一番亲热的寒暄。接着商量到何处去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议就决定到上海。我办理了离开的手续，拿着简单行李跟着他到了他的亲戚家，拿他的行李。于是没忘记问他的亲戚，结果是，人家从来没听说南京有个什么大屠杀纪念馆之类的地方。 

从南京到上海，经过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平原。江南水乡风光确实美不胜收，待得我们到上海，接待站分配到复旦大学。生平第一次看见而且坐上有轨电车，免不了有种新鲜感。遗憾的是天色已晚，复旦也显得荒僻，大上海的风光很难领略。次日一早，我们俩起床，约定不理会接待站的免费伙食，出去吃上海著名的“阳春面”。吃上嘴我们不禁相视而笑：除了葱花、油花之外，大约还有盐。 

走过外滩、南京路，不知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商店多得离谱，走了王肥在上海的亲戚家，还是一个什么干部的，体会到上海的拥挤。那样拥挤的居住环境，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迷恋，我们俩都不理解。离开上海的火车票竟然如此玄妙，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位管发给火车票的说，没有什么柳州的票，给你们广州的吧，反正差得不远。 

这样我们就乐不可支地在珠江边下了火车。出得站门口，接待站人头涌涌。看见那些卖香蕉的，散乱的香蕉每斤只买一角，王肥买了两斤。我们最终分在荔湾的一个居委会接待站居住。到了地方放下东西便出发，逛广州比逛上海有意思，至少风光好得多。在这个居委会的接待站里也感觉到格外的温暖，那些街道的家庭妇女成了工作人员，她们待我们就像待她们自己的孩子。广腔普通话至今还忘不了：“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啦。”还有那可口的“盐水菜心”，以后直到现在，成了我到广州首先必点的第一道菜，在我眼里，这是粤菜第一名菜。 

还记得我们到了黄花岗，那里的自由女神像已经倒在地上。粗大的拔河用麻绳扔着好几条，女神像基座上的献石，国民党三个字全被凿掉了，有几个工人正在用水泥填补。据说是周恩来指示必须恢复那三个字。空场上许多人依旧在为是否应该拉倒这座女神像而争辩，听说拉倒它的时候就吵得厉害，两派都是大学生，一派以华南工学院为首，另一派以中山大学为首，弄不清是哪派把它拉倒的，莫名其妙的是现在一提“红卫兵”，一提“破四旧”，谴责的舆论就冲中学生来了，谁也不去提及：所谓“五大领袖”，没有一个中学的毛孩子。其实，无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破四旧”的冲动都是谎言教育的结果，只有“举世混浊”，才能“惟我独清”；否认人类文明的积淀，方能凸现救星的神奇与伟大。一旦邪说被描绘成真理，灾难也就顺理成章。 

还有一件趣事，那是在广交会的开幕仪式上。那时还围聚于珠江铁桥头的广场上开会。我们挤在外围看热闹。忽然在不远处有点骚动，原来是一个黄头发兰眼睛的外国胖女人，据说革命小将发现她是苏修集团的代表，更严重的是，她居然把神圣的代表红条子，别在连衣裙的腰带上！这是严重的侮辱我国尊严的事件，马上被几个穿军装戴袖套的揪住了。不过这个会毕竟非同小可，马上就有更威风的大会保卫人员接管过去了，我们看见的场景是那个女人嘟囔着被簇拥进了会场大楼，这边也就风平浪静。至于里边会如何道歉，我们没法想象。 

印象总是模糊的多，清晰的少，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还有句名言：回忆是不可靠的。不过总的说来，广州比上海好玩。我们去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纪念堂外的草地（也许是个讽刺，因为怕“破四旧”，大门紧闭）、越秀公园等地方，就是没有去过任何一所学校，也没看任何大字报。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回到住地时发现，有一张“强烈抗议”的大字报，说接待站克扣伙食费，伙食太差。落款是上海某红卫兵战斗队。随后又有人在上边批了字：“上海佬，滚回去！” 

从广州驱车，我们到了长沙，这是革命圣地，伟大领袖成长的地方。什么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清水塘，都吸引着我们。当然也就涉足其间。印象深刻些的便是那个学校里的水井，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井里打水洗冷水澡。我笑道：我从高一就没有洗过热水澡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王肥便讥笑我为东施效颦。 

最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韶山冲，接待站必定安排车辆前往的。钻过那个挺雄伟的韶山渡槽，直到当时感觉非常新颖的毛泽东故居纪念馆，我画了好几张建筑临摹图，只可惜都无影无踪了。在故居里，我和王肥小声议论的话题就是：算不算地主。我们一致认为：中国90%以上的地主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房子。可是我们看见康生讲话里说主席家庭是普通农民，我们觉得，那绝对是拍马屁的捧场。唯独没法求证的是，土改时这个房子的主人是否也挨批斗。 

在故居门前有一个池塘，只有塘中心还有尺把深的泥浆水。旁边立着的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少年时期游泳的水塘”，竟然有几个特别“忠”的红卫兵小将脱衣下水了。看见他们踩着泥泞往里边走，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旁边围观的人们一定也是如此认为，否则他们也该下去沐浴这个“圣水”的。惟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两三个女将。只见她们湿了水的白汗衫立即变得透明，于是手忙脚乱地拉扯胸前部分，使之不至于贴在身体上而原形毕露。秋天的天气已经有点凉，水肯定更凉。未几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劝解，让他们都离开水塘。我们不解的是：难道还带了换洗衣服来韶山？ 

离开韶山到长沙，长沙的食品中，最难吃的就是米粉；留下好印象的是画了叉的“沙利文”点心以及一碗一角钱的甜酒，北方好像叫“涝糟”的。直到在火车站，王肥忽然发现我应该在韶山灌一壶水，我的行李中一直带着一个军用水壶。我们谈笑了一阵，就在车站开水桶接了一壶开水，管他呢，长沙水也未必不能算韶山水的。 

火车一路进广西，到桂林北站时有卖柚子的。几个佩带“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下去买了两个，但不知如何下口。一位女生掏出手绢抹干净外皮，另一位戴眼镜的男生接过来就要咬，王肥忍俊不禁被他察觉了，挺谦恭地请教吃法。我们本来打算看笑话，此时便只能帮助他们剥柚子皮。那个眼镜宣布是他请教的功劳，抢过去又想咬。我们再次制止他，帮他们剥成片，那个眼镜还是急迫地抢过一片就嚼。苦涩使他马上吐出来，引起一片哄堂大笑。直到我们吃了一片给他们看，他们才弄明白这玩意儿吃起来有多么复杂。不过美味使他们赞不绝口。 

回到学校，学校的形势已经有了变化，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巴黎公社原则”，校革筹的权威便不像原先那么神气。局面不似我们走以前沉闷，到处都成立了新的战斗组，藐视校革筹的就不只我们一个“革命造反战斗队”了。留在家里的大嘴等还扩大了阵容，新增加了好几个战斗员，不过基本上是初中部的女将。我们的回归使大家兴奋，顿时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跑来问长问短。 

因为我们去过韶山，也就使更多的仰慕圣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探访，话题重复在伟大领袖青少年时代革命足迹的敬仰之上。那壶长沙火车站打回来的开水，被我们说成“韶山水”，于是有虔诚者把它绑上红绸带，举行了仪式排着队恭饮一口。我和王肥相约千万不能道破，否则会有大麻烦。尽管仪式上那水不够了，人家自己也掺了开水进去。精神的崇拜很快就转化为圣物崇拜，离开了愚昧的煽动，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形成的。 

我的所有宣讲，都离不开“串联”两字。最具诱惑力的蛊惑，就在于我带出去拾元钱还没用一半。进一步，我鼓动自由串联，其实校革筹并不反对串联，他们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他们批准下少量出去串联。他们把串联作为一种奖励；我把它当成一种权利，一种人人具有而且稍纵即逝的权利。他们要求有准备地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不许游山玩水；我鼓吹不必理会人家的任何革命经验，那不适合我们。串联就是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秀美。 

还有一个当时很敏感的问题：校革筹只许“红五类”串联；我鼓吹不论“灰五类”、“花五类”还是“黑五类”，即使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都可以串联也都应该串联。 

校革筹为了消除我散播的恶劣影响，特地组织了一次全校誓师大会，目标当然是声讨那条谁也说不清道不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战斗队”都上台表达了他们的誓言，我们的“战斗队”理所当然地推举我上台发言。说了多少空话已经没有印象，但我公开宣布：“现在的革命大方向就是串联。串联就是革命，不串联就是不革命，反对串联就是反革命！”立即博得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这个煽动后来成为美谈。 

召开大会时还神气活现的校革筹，散会时就已经灰溜溜的。第二天就成了过街老鼠，并立即被一个不甘落后的战斗队宣布“夺权”，并当众劈烂了那个公章。一个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原则并已经铁路局党委批准的临时权力机构，到此寿终正寝。它其实是被“串联”两个字打倒的。几天功夫，整个学校都空了。 

我躺在阴暗的宿舍里，回味着这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那份得意，大抵和列宁在十月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