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深圳，忙忙碌碌。偶得闲暇，给老同学阿华打了个电话。老实说，我其实未抱多大希望，因为她已经嫁到香港，在深圳的日子不多。不料电话竟然通了，于是她邀请到深圳的家里小聚。意外的还有，她告诉我，已是美国公民的“和平”也在深圳；于是来了劲头，给蛇口的“老太婆”也打了电话。“老太婆”回答说，他那两个老妹小丹和“小霸王”也到了深圳，正住在他家里。此外还得知，“橄榄”已经退休，呆在深圳家里。好家伙，深圳居然聚集了我们如此多的同学、知青。 

算一下，除“老太婆”前两年见过之外，“卫国”近年有业务往来，其他的，最近的见面也有八年了：那次我带儿子去金边、曼谷，路过香港时与阿华见过一次，其他的，而且他们之间，多数也是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没见过。这是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 

我按时前往。此时已日近黄昏之时，我打车西行在深南大道上，前往南头。在这个新兴的都市里，传统依旧有它的一席之地。眼瞧着路边不断有纸火明烛，那些社会底层的村夫俗妇，正慷慨地解其羞涩之囊，祭奠着不知何处的亡灵。我感觉奇怪，怎么都跑到大街边上烧香磕头？ 

忽然想起来，今天是阴历七月十四，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不知北方的习俗如何，这里清明是祭奠家人亡灵的节日；今天他们祭奠的，似乎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野鬼，不得入土的幽灵。古训云：“入土为安。”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归去来兮，活着，无非活个过程，死去，不过顺应了归宿。 

忽然想起，毛啊，你入土了吗？有好事者，以恭维圣贤为由，不让你得安宁，筑华堂以祭之。生不能遂万岁之愿，死何以成不朽之躯？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人们，走着法老乃至历代帝王的老路，岂不荒唐而且滑稽？ 

风也萧萧，纸灰飘飘，烛火摇摇，香烟袅袅。倘若你真有在天之灵，游荡于世界之上，今夜可得安眠？曾记否，数万万黎民百姓，寄托多少希望？他们期待的，只不过饱经战乱后的温饱安宁。“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中国的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他们算是尽到了听话的义务，可是，得着最起码的满足了么？ 

二十八年君临天下，天下没有一天太平。最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其实生活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古拉格群岛”上。革命，曾经给无数绝望的人带来希望；革命，其实不过独裁者最理想的遮羞布。也许有辩护者赞颂那伟大的理想，但谁也无权以黎民百姓的权利乃至生命为他的理想作牺牲。 

寻到小华家里，她的先生――原香港警署退休高级警官梅先生热情相迎，他也是那次在香港见过一面的。接着来到的是“和平”，从68年到现在，三十五年不见，如果走在街上，根本不敢认。看上去他保养得非常好，一副运动员身材，至多四十岁出头的模样，令人羡慕。亲热问候之后，这位雪铁龙汽车经销商告诉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橄榄”刚从医院出来，胰腺癌虽然排除，但实在虚弱，只能转达问候；接着又是一个遗憾的消息：小丹因乳腺癌多处转移，化疗已经把她的头发疗光了，且身体亦虚弱，恕不能奉陪。而“小霸王”则需陪侍她的姐姐，一并告假。“老太婆”自己则因业务缠身，告知晚饭不必等他，稍晚些必到。 

阿门，我们不知不觉居然就成了危险地带的公民，病魔乃至死神挺乐意关注我们了。这给原来预期的欢乐增添了一些阴影。那年到陆城，青春洋溢的小丹，转眼竟成如今这般境地，岁月不饶人是确实的，也不该如此折磨人呀！ 

“和平”感叹道：“我每天锻炼身体，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延年益寿，是企图延续青春。长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生得以享受的，不过青春而已。我们的青春都干什么去了？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该快乐时没有快乐可言；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我真心感谢他。不过仔细想想，青春过去了，怎么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我真的羡慕我的孩子们，他们赶上了好时光，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梅先生非常谨慎，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当然不会有我们的感受，于是也不会有什么感慨。 

我倒不完全认同“和平”的感慨，人生是一个过程，你轮上什么时代，就得适应这个时代。没事偷着乐，得乐且乐。流逝了的时光，感慨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我问他：“你老爸老妈又如何？”他接着还是遗憾：“老妈走了，活了78岁。日子刚好起来，我原本想把她接到美国去，可惜她没有那个命。说实在的，只有和他们那一代比，我才有一点庆幸。我们至少还有机会拼搏一下，他们连这个机会也没有。我老爸倒是在美国，硅谷那个鬼地方，大白天也没见几个人。呆久了就无聊透顶，有一种很想找人说话的欲望。有次我跑步，见了个亚洲人也在跑步，忍不住问：‘CHINESE OR JAPANESE?’他连头都没扭一下，回答：‘KOREAN.’妈的，韩国佬。我老爸孤独到什么地步？82岁开始读琼瑶的小说！是不是很搞笑？我们现在至少还能满世界跑跑，他们连跑都没力气了。所以我保持锻炼，延长一天算一天。”我笑了：“你为延缓青春花掉的时间可能比延缓的时间还多。”他也笑了。 

我们都知道他家的情况，他哥与我同年，生于台北。当大陆上的殷实人家拼命南逃之际，他的父母却反其道而行之。放弃舒适的生活北上，为的是以青春和才智报效祖国。结果适得其反，侧目而视、重足而立，颤颤惊惊几十年。不知是大幸还是不幸，他们的外公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海军司令”的位置；而他们那些没有回来爱国的亲戚们，无论在欧美、港澳或台湾，大都事业有成，于是他们全家都不时受到“统战”的关照或曰骚扰。后来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全家都陆续移民美国，这令许多人羡慕。 

说话间“老太婆”驾到。不仅神似，连形也似老太婆了。喋喋不休地解释了忙碌的原因，我打断他道：“不必泄露你的商业机密，也没人追究你的迟到责任。革命不分先后，来了就好。”阿华更关心的是小丹的身体状况，“老太婆”作了许多解释，简而言之，如果不是去云南看过一回藏医，讨了些偏方怪药来吃，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接着数起已经作古的同学们，那名单居然有那么长。我数出阿陆的名字时，“和平”惊叫起来：“什么？他也死了？”我肯定地告诉“和平”，他去世快十年了，脑溢血。刚就任自治区井巷工程公司总经理，还找我探讨合作一把的计划，下去作首次巡视便在梦中离世了。“和平”感叹说：“你们说，升官也罢，发财也罢，有什么用？邓丽君、张国荣，钱挣得够多了吧，一死了之。还是要加强锻炼，延缓青春为好。” 

我笑了：“你总要念念不忘你的‘活命哲学’，不过提醒你一下，别锻炼过度。你们美国那几位世界一流体育明星，海曼、乔安娜什么的，不也都早早亡故了么？我现在倒反欣赏‘联动’那个口号：‘活着干，死了算！’好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健康的每一天。至于死，迟早的事。司马迁早就说：‘人固有一死’，和平，别老是惦记着那回事，跟当初盼着过年似的。” 

一阵哄笑声，“和平”说：“还有‘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呢？”我诡辩道：“别听那伪道学的说教，淹死的必重于泰山，如果轻于鸿毛就淹不死了。还有像郑梦宪，跳楼摔死也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话，就应了薛宝钗那句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泰山、鸿毛之说，无非哄人去卖命罢了。现在那些恐怖头子，哄人去当烈士，不过也是泰山、鸿毛之类谎言。这些头面人物没有谁愿意做泰山，宁可躲起来当鸿毛。老百姓，不过图个衣食所安，生意兴隆。我儿子上初中时就会说：‘枪声一响，爹娘白养。’你们美国政府还是挺明智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大兵每人一份投降书，13种文字印刷。什么重于泰山，见鬼去吧！” 

“和平”听罢，来了兴趣。他告诉我们，他儿子今年报考两所大学，斯坦福和柏克莱。两校都录取了，最后选择的是柏克莱。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的妻子，当然也是我们的中学校友，听朋友电话劝，把存款转移了，于是蒙混了美国政府支付的学费补助一万余美元。“老太婆”笑曰：“典型的中国人式智慧。” 

“和平”并不否认。但是慨叹：我们高喊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其实美国比我们更加社会主义。在国内看见许多报道，介绍了穷孩子没钱读书的故事，即使交得起钱的，家长们也是沉重的负担。在美国没有这类故事，政府保障老百姓的受教育权利，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上。获得学费补助根本不困难，只要你有能耐读。还有失业救济、医疗保障什么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健全高效，活下去根本不是问题。 

我忽然想起他是拥有美国选举权的，于是问：“在美国你怎么投票选举议员或总统？”他来了兴趣：“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把选举看成什么大不了的权利，也许是习惯了中国的传统。刚开始，根本不理。马上有那些志愿者动员你，投哪个哪个的票。他们不理解我们怎么可以放弃如此神圣的权利；我们不理解他们，何必如此当真？” 

墙上挂着阿华的艺术照片，看上去应该是好多年前拍的，楚楚动人。偶有感触，随心涌出歪诗心绪来（回到宾馆又作部分修饰）： 

“想当初，/老娘也曾青春年少！/虽不敢倾国倾城，/却也还羞花闭月，/沉鱼落雁。/只可惜，/听信了，/不爱红妆爱武装，/鬼迷心窍。/藏了秀丽衣裙，/抛却胭脂粉黛；/身裹褪色军装，/脚踏帆布胶鞋；/满头秀发，/还得扣上顶假军帽。/左臂如弓，/右臂如箭；/挺直了娇躯向太阳。/云里雾里到田里，/豪情壮志换小米；/躬耕垄亩求一饱，/哪顾得吟唱女儿谣？/左眼跳，/右眼跳，/望穿秋水把工招。/金钗银镯玉耳坠，/就算做梦也没机会；/日头落山时辰到，/好容易寻得个镜子照。/有道是，/花容易衰，/徐娘半老；/春花转瞬就开过了。/顾得家与业，/赔却青春与娇恬。/莫空叹，/春光已逝秋光在，/秋菊未必输牡丹；/人生易老心别老，/秋高气爽也怡然。/君不见万里长风随雁去，/那边还有一片天！” 

就在我思想开小差，编造诗句之时，他们热烈地述说了许多往事。从文革，到插队，再到大家各奔前程之后。只见阿华指着我说：“不是他的缘故，我们都不会来到深圳。”仔细一想，除开“和平”之外，也真的如此。不过我自己却撤离了，还有几个同样撤离的，那时感觉有一个施展不开的困惑，握着深圳几年的感受，信了“远走不如近扒”的俗教，毅然回归。历经许多沧桑波折，也没白活这些年。 

我笃信人生不过活一个阅历，“和平”不这样认为。我想，大概是因为有参照的缘故。“和平”说了，在他家那个大家族的同辈人中，基本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只有他们家兄弟四个，除小弟早早进入足球队之外，其他都毕业于“插队大学”。“不过，对于修理汽车，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们一招工就是汽车修理工。”“和平”解嘲道。阿华与他曾同在一家街道汽修厂，证明当初在厂里“和平”就是修车好手。 

他强调享受人生，而这种享受只有青春年代才具备，不知是否美国式民主的一部分。他竟然有点天真地提出一个问题：谁应该对中国人民的苦难负责？“搞胡风错了；反右派错了；大跃进错了；文革也错了。都是中央承认的。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头且不论，那些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整个青春乃至生命都赔在这个‘错了’里边的又有多少？谁对此负责？怎么负这个责任？” 

这其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错了”就是一切，那意思就是不许再追究责任。老人家不是早就教导过吗：“犯点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只是那有针对性。远的不说，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等，哪一个是“改了就好”的呢？ 

“老太婆”看来真的老了，总有无穷无尽的牵挂，唠唠叨叨述说着明天繁忙的业务，以及两个老妹需要关照。“和平”与阿华都意犹未尽，我看时间已经午夜12点，梅先生已经不知何时入内室睡去了。于是散伙。 

临分手，“和平”说难得这一次偶然的聚会，下次不知到何时。他还说，如今特别喜欢和老同学聚会，回忆当初的往事。问我道：“是不是人老了都喜欢回忆？”我说：“年轻时没有阅历，也谈不上回忆，只有憧憬与希望。我们已经到了希望暗淡的年纪，只好靠回忆过日子。”他似乎颇有触动，说：“下次回去，找多几个老朋友好好聚聚，聊个够。” 

我暗想，也许永远也没有下次了，怕扫他的兴，没敢说出口。

(2003.8.12晨，于深圳兴华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