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返城的日子里·一】：一个馊主意，把我从上海叫了回来……
作者：余 杰
|
|
|
|
| |
|
|
| |||
|
|
| |||
|
【大返城的日子里·一】：一个馊主意，把我从上海叫了回来……
作者：余 杰
|
|
| ||
|
| ||||
|
| ||||
|
【大返城的日子里·一】： （1）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2007年12月7日 作家孔捷生谈到知青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代人的大迁徙，人类活动史上能与之相比的事件屈指可数。于是就有了关于它的史诗。无论后世以何种标准，从何种角度去评价，事实都无可变更----它铸造了一代富有特质的中华儿女。”（这是我1970年到云南农场后，在芭蕉树下的留影。 那时瘦的像个猴子，苦啊。） 在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的西双版纳发生了一场五万知青罢工情愿大返城的事件。 它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毕竟留在知青们的记忆中。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父亲极力反对，生怕遭遇“文字狱”，他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作为一名知青，我经历了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的过程。关于云南知青的大返城，已经有许多的文章作了记载。那个时候，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在一个偏僻的连队里，我的记录不可能反映大返城的全貌。仅仅是一个知青的视觉，一点经历而已。 记得恩格斯说过-----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 我们何尝不是。 今天，我把这个记录放在我的博客上。需要说明的是前一阶段已在博客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如知青诗词、返城日记、赴京简报等。 全文从1978年12月1日开始到1979年2月14日止，共计有77篇。
1978年12月1日（星期五） 我回到了连队。 我是接到署名农场党委发来的电报匆匆赶回来的。一到连队，几位知青的伙伴就全乐了。原来是这几个朋友冒名发的电报，就是想叫我早点回来。在连队我还算是一个“小秀才”，写写画画的事，知青们都来找我。现在，知青都起来请愿了，需要我为大家写点材料。于是，大家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把我从上海叫了回来。我一点怨言也没有。我们知青开始为了自己的命运奋斗了，我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吗？ 和以往的回云南不同，这次探亲尽管在上海只待了十来天，一接到电报就启程。父母到车站送我的时候心情也不一样。上海这里已经知道中央在开知青工作会议了，知青可以顶替父母的传说基本得到了证实。父母反复叮嘱我：安全第一，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就行了。父亲还反复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参加闹事。他们也知道了云南知青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的信。父亲说，我们家庭出身不好，到时间是要算帐的。我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57年父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后，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来临，都会使我们担惊受怕。一句话，平安回到上海！ 大家已经不干活了。只有一些老工人还上山去干活。这个日子倒是很清闲的。大家争相告诉我这段日子在农场发生的事。知青们开始罢工了。 唉，一下子就闹成这样，这是始料不及的。也许是压得太深了，这反抗也就激烈。知青的口号很简单------我要回家！这样的行动纲领是很有号召力的。这是个最低的纲领，可以看出组织者很有天赋。因为这个要求能够把知青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也许是农场的领导们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难题了。 我开始记录下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一些过程。
1978年12月2日（星期六） 《请加入到我们罢工的行列里》 你是知青吗？
1978年12月3日（星期日） 1978年2月，作家徐迟发表了《生命之树常绿》的报告文学。他赞美西双版纳，赞美在这块土地上的知青。 他写道---- 风光美丽的西双版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气有抱负的知识青年进入橡胶园。来自上海、北京和四川等各省市的知识青年，（祖国向你们慰问！祖国向你们致敬！）来到了边疆。感谢他们的献身精神，中国已进入世界橡胶的国家的前列之中（开垦梯田，种植橡胶） 同样是在1978年，10月16日的那一天，有一封公开信被知青们广泛的传抄着。信的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 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亲爱的邓小平副总理，您好！ 回顾以往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于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心声向您倾诉。 1、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吸烟酗酒的现象日益增多。青年的吸烟率高达95%以上。酗酒现象也到处可见，特别是逢年过节时，趁伙食稍有改善，许多青年狂吃滥饮，伴之猜拳行令，真是一片乌烟瘴气。 2、为了达到回家的目的，许多青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寻找各种途径，甚至不惜冒生命之危。近来，农场各医院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而真心实意治病则寥寥无几。多数人是来找病的，希望求到高明的医生，能从身上找出病来，以便能通过病退这一途径回到家乡。这样使医生正常工作受到影响。人员来往频繁，又使交通运输紧张。药品也浪费惊人。无病找病者，且不说就连那些确实患病者，为了保持病状，争取病退，有药不服，情愿痛。人为的造病者，故意乱服药品，为病退创造条件，结果弄巧成拙，造成事故的发生，甚至丧失生命。此类情况，大家非常痛心，必须加以制止。从此例情况说明知识青年返家心切的夙愿达到何等程度。 3、由于知识青年思想波动不安，造成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普及全农场。这种现象存在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我不想再抄录下去了。 短短的几天，这封信如同蒲公英的带冠小果，高飞远扬。在我们的西双版纳地区，有的人奔走欢呼，有的人惊叹不已，有的人忧心重重。 短短的几天，这封信一下子搅动了农场平静的生活节奏。知青们谈论它，那股劲头比在文化大革命中传达“最高指示”还要迅速、热烈。 短短的几天，在那绿色长廊的油棕林、孔雀之乡的橄榄坝、大象漫游的小勐养；在农场那东倒西歪的茅草房里，长满杂草的农地旁；从雾气腾腾的黎明开始，一直到夜风凛凛的深夜，年青人们被这封信鼓动起来了。 可惜，我们的农场领导对此束手无策。他们还在认真的学习贯彻197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的精神：知青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们甚至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悲啊。
1978年12月4日（星期一） 丁惠民的公开信，使西双版纳的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场风暴。 倾诉！ 倾诉，一封信似一团火在燃烧。 倾诉，向党和国家最有威望的领导人诉说自己心中的话。 倾诉似火种，点燃了，扔进干柴里，可以燃起熊熊的大火。 十年了，这动乱的十年。 十年前，知识青年天真烂漫，头脑里的革命真理就是这样的简单：狂热的崇拜领袖，真诚的捍卫党。 十年前，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在特定的年代中出现的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了。 十年前，被革命的浪潮卷进深渊，曾经举起皮带、挥舞过棍棒的红卫兵们，从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大城市，千里迢迢来到这梦中最富饶美丽的西双版纳。 十年前，我们曾经做过许多“梦”，发誓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要与修正主义对着干；要用汗水冲洗灵魂，乃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为最忠诚最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繁华的城市来到了边疆农场，我们看到的是-------老工人们怀抱着一捆捆青草往手扶拖拉机的油箱里塞。就说是要给“铁牛”喂点吃的东西。 老工人拿着卷好的旱烟，对着第一次亮起的电灯拼命的吸，可就是吸不着。于是他们愤愤的说，还不如煤油灯好。 我们随手抛在地上的半截饼干，被一群光着屁股和脚丫子的孩子们争抢着。 我们的心在跳，血在沸。尽管住草棚、喝盐汤，我们感到这是创业的前奏曲，美好的远景规划一定会实现。尽管这里还是“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我们更觉得自己的肩头担子的重大。要改变它，用我们年轻人的汗和血。 我们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与老农垦们一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批邓、追查天安门事件有关人员等等。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信念发生了怀疑。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和老农垦们一起披星戴月，大干苦干，突击加会战。那些在五十年代时期种植的橡胶开割了。那些靠文化大革命所激起的狂热般的“大跃进”，不仅毁掉了万亩森林资源，造成西双版纳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开垦的荒山、种植的橡胶绝大部分在杂草丛生中报废了。七八年过去了，住的茅草房已经换了几次草顶，喝的盐巴汤仅仅是多了几片菜叶。我们洒下了汗和血，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 1976年的10月，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希望，光明。 十月的胜利似春风滋润着整整一代人干枯的心田。 然而，就像这千里边疆的崇山峻岭那样，一切都不是平坦的。总是有高有低的。两年过去了，在农场，在整个农垦系统，那些靠“四人帮”势力发迹的人还在发号施令。 有人哀叹：“这叫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也有人不服：“总有一天会算总账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云南省委的改组；坚冰一块块消融，航道渐渐疏通。 感谢我们的作家刘心武发表了小说《班主任》。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这呐喊猛烈的震撼着知青们的心灵。石红、谢惠民、宋宝琦，这些带血带肉的呐喊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时，我们围坐在广播喇叭下听着，有的掉下了眼泪。 知青，受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流氓的强奸，留下的是耻辱。该奋起了。奋起固然很难，奋起和沉沦之间只有选择前者。沉沦等于堕落，奋起才能获得力量、新生、光明、前途。 丁惠民就是在这个时候讲话了，是代表我们千百万知青发出了怒吼！
1978年12月5日（星期二） 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发表以后，我们东风农场的武装民兵加强了巡逻。农场的领导断定，这封信的产生与境外的敌人的破坏有关。保卫部门通宵达旦的进行工作，如临大敌。 在我们各个生产队里，就像两年前追查《天安门诗抄》那样，层层发动、揭发、检举、搜查丁惠民的公开信的抄件。 农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了三条指示： 1、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丁惠民的信在这个时候出现与境外国民党残匪的蠢蠢欲动有关。 2、不许传抄丁惠民的信，已经抄的必须将抄件上交。 3、各生产队党支部要抓紧对青年的管理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又要狠抓阶级斗争了。因为这是一抓就灵的。 事与愿违。1978年10月已经不是1968年的10月了。成熟代替了幼稚，思考代替了盲从。强烈的反抗呼声通过大字报、小字报、标语向我们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在连队，一场辩论会------知青：丁惠民的信怎么是与境外的国民党残匪有联系，这不是乱扣帽子吗？ 领导：我们看问题要有阶级斗争的眼光嘛。 知青：宪法上都写着，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抄丁惠民的一封信有什么错？ 领导：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委的决议，不许抄就是不许抄。 知青：难道我们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的权利也没有了？ 领导：这是你们的权利。 知青：你们为什么不想想，这样的一封信会在我们知青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 领导：这就从反面说明，我们要加强教育。信里面是污蔑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利用青年不安心边疆，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坏思想，煽动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几天，各种传说都有。 “丁惠民被景洪公安局抓起来了。”“丁惠民被开除团籍了。”“丁惠民被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丁惠民又在给邓小平写信了。’“许多知青都去看望丁惠民了。“从丁惠民的第一封信开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我们知青中，丁惠民的信不仅没有被收完，反而越传越广泛了。不少人把信原原本本的抄好，寄给在祖国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在农场的各级领导中，也有不少的人很同情我们。 争论着、辩论着，这已经成为现在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1978年12月6日（星期三） 我看到了丁惠民的第二封信。特意抄录下来。 给邓小平副总理的第二封公开信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您好！ 上个月写给您的信，不知是否收到。我们这些在边疆整整度过八个春秋的知识青年想要向您讲的话是很多很多的。虽然，我们要讲的问题有许多不那么愉快的。然而，您是尊重现实，讲究实际的，乐于听取并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上次只讲了极少一部份，仅仅开了个头。今天，我们把要讲的继续讲下去。同时，我们仍然怀着诚挚的心情和希望，等待着您的指示。 （艰苦的劳动场景） 一、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工作的问题。当时上海的方针是所谓的“一片红”。即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家中是否困难，凡应届毕业生一律下农村。近者江西、安徽，远则东北、云南。在动员时，往往用各种变相的强制手段。不愿去农村的青年，大办“学习班”。名曰说服，实为强逼。父母兄弟也收到株连。什么不发工资、不安排工作等等。以夜以继日的车轮动员，敲锣打鼓，吹吹打打，闹得你昼夜不得安宁。连恐带吓，不择手段，直到你通了才罢休。于是红榜一张，户口一迁，车票一张，红花一朵，大功告成。但人心不服，怒气难消，只是出于无奈。重庆的青年大多数是被骗来的。当初招人时，一些云南的同志采取卑鄙的手段，编造各种动听的谎言，使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信以为真，纷纷来到云南。等真相大白时，已后悔不及。如今虽已事隔八年，但一提起此事，人们仍然怒不可及，愤慨不已。这些情况不知中央是否知道，这些极端错误的做法，给党的事业和威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家长、父母很失望，知青本身怨气冲天。当然，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但打到“四人帮”以后，这些问题仍未拨乱反正，造成的影响还未纠正和弥补。 二、经过十年时间的检验，知青上山下乡究竟有何利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是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一些同志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们以八年来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与体力的这三种差别丝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知青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进一步扩大加强了。这些年来，农业人口剧增，工业发展迟缓，除了“四人帮”破坏的主要原因外，知青上山下乡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不能不是一个因素。大量的青年从城市跑到农村，打乱本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引起各种矛盾。而且，目前在各地农村的知青所处的思想和经济状况，都是极不稳定的。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决心在本世纪内赶上世界先进行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把数量如此众多的青年放在农村，究竟对国家有何好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呢？是看农业人口多少吗？是喊上几句漂亮的口号吗？ 三、从经济看，上山下乡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不可取的。虽然，知识青年也在从事生产劳动，但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创造？拿我们农场来讲，国家用于我们的各项费用，超过了我们的实际创造。十年来，国家为知识青年不知化了多少钱，尚能将这笔钱用于工业建设，想必利非薄也！可是为什么有利而不图，偏偏要干人们不欢迎、经济上年年亏损的事呢？以前的就不说了，但今后还要这样下去吗？林彪那套“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的滥调已没人唱了。但有的同志还死抱“政治至上，理论至高”的看法不放。以为凡是理论上说的过去就行了，经济上受影响无所谓。这与当前的形势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其原因之一就是吃这种政治饭，不懂经济规律的干部太多了。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必须按照经济法则办事；第二，一切必须接受时间的检验，即使是真理也要不断检验。今天是正确的，到明天就不一定仍然适用。事物是不断发展，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凡是不利于实现四化的东西，应该坚决干脆的统统丢掉。 四、贫下中农和当地群众对上山下乡态度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地方开始是欢迎的，但后来就不那么欢迎了，甚至还闹起了矛盾。听说，有个地方的农民问起当地的知青：“当年我们是带着土地、耕牛入社的，你们现在带来什么？”且不谈这个传说是否真假，但从中可以看出些问题来。我们农场，大批青年的到来，虽然都有一双手，但也有一张嘴。由于各种原因，农场生活长期搞不上去，老职工生活比以前明显下降，当地经济也被打乱。农林副产品价格飞涨，附近村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少数青年侵犯民族利益，影响社会秩序，损害民族团结，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的影响。农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发生了与当地群众或集体生产队争自然资源的各种纠纷。总之，问题很多，引起了人们思想认识的逐步变化。 五、我们到边疆的这些年，实际上只不过干了各种笨重的简单的体力劳动。思想教育很少，有人还以此为满足。我们发现，农场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少数干部横行霸道，欺压青年，做了不少坏事。上山下乡到底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知青到底愿不愿意？人民到底拥不拥护？这些问题我们心里很清楚，有自己的看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上山下乡出现和积累起来的问题已经不少了，现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何去何从，我们听中央的！ 顺便提一下，我们给您写信的行动，受到了某些干部的非难和威胁，我们希望自己的正当权力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信飞向北京。 知青们在等待。我预感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1978年12月7日（星期四) 我认真地抄录了知青朋友们创作的一些诗歌。有人称之为“版纳知青罢工请愿文艺”。是否妥当，另当别论。 或许是受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诗文的影响，或许我们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或许是因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当版纳知青开始罢工请愿后，短短的时间内，在西双版纳，这些被称之为“知识罢工请愿文艺”在广泛地流传着。 作品的艺术性高不高，暂且不作评论，但它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暂且不作评论，但它是我们在农场八年真实的写照。 知青们是如何看待这八年的农场生活的--- 《农场实况》 冬去春来年复年， 有一首诗的题目很有趣《油啊，油》，从吃油的一点来反映知青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农场真实写照，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 《油啊，油》 大家都知道，炒菜要放油，油啊油，为了要点油，脑筋都伤透。 刚来一、二年，菜里没有油，我也根本不愁油，身上油水没干透。 过了三、四年，写信给父母，要点油水有道理，父母只当儿年幼，把菜泡在油里头，其实这里没有油。 五年六年探亲走，回家吹吹牛，云南有油不合口，需要带点家乡油。一带就是四五十，吓坏一栋楼。 七年八年难开口，编点鬼话骗父母，又怕父母愁，自己日子又愁过，要到几时好度愁，只想明年真有油。 那想日子如箭走，八年过去还愁油，伤透脑筋无路走，小孩正好是借口。孩子喜欢吃猪油，最后再骗一点油。 今年怎么办？想想没借口，九年以后再要油，提笔手发抖。年年回去刮，父母没办法，今天找阿姨，明天求舅舅，谁知家家都作难，尽有儿女在外头。 油啊油，真叫人发愁，如果炒菜不要油，省去脑筋多少愁。可惜人啊不同牛，吃菜还得放点油。刮也刮了油，骗也骗了油，求也求了油，今后哪里再搞油，哪里再搞油。 谢谢连队里的知青朋友向我提供了这些出自于我们知青之手的诗词。
1978年12月8日（星期五） 今天，同一连队的重庆知青王远成向我讲述了他在农场的遭遇。我认真的记录下来，可以说简直不相信。但大家告诉我，这是真的！ （这是当年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的重庆知青于2006年7月8日的聚会留影。最后一排右边穿红T恤衫的那位就是王远成。） 我叫王远成。是四川省重庆市知识青年。一九七一年七月，我来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工作。 一九七二年三月，我调到十五分场一队。刚刚安排好住宿，支部书记葛××就来催我上班。一天，我因为没有工具，没能完成任务，回到队里，被排长××打了几个耳光。当时，我一下子惊呆了。支书葛××知道后，下令不许我吃饭。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凭什么不给饭吃，凭什么可以随便打人。我不敢说，眼泪只好往肚子里淌。第二天，我没完成任务，又遭到毒打和不给我吃饭。我想不通，横下一条心：逃。于是，我就和同学曾××一起逃出生产队。 ――亲爱的同志们，也许你不相信吧，中国的大地上会有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这种事又有什么奇怪呢？耳光、拳头、不给饭吃，这就是“再教育”。在西双版纳各个农场中，何止王远成一人！他逃跑了，能跑到哪儿去呢？以后，等待这位年青人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跑到景洪农场十分场，就被葛××派人抓住了。我被带到连队的文化室（即农场生产队开会的会场），里面有十几个人。他问我：“你懂不懂党的政策？”我点点头。葛××说：“那你把写反动标语的事交待一下。”我说：“我没有写！”葛××就说：“你不承认，以后就不要怪我了。”说完，他就离开了。他刚一走，那十几个人就一拥而上，对着我一阵拳打脚踢。当场把我打倒在地，打得我遍体是伤，鼻口流血。这时，葛××又走了进来说：“只要你承认了，就没事了。他们也不会再打你了。”我想，先承认了吧，躲过这场灾难，以后再向上级反映。领导上总不会乱冤枉一个人的。于是我就说：“我写了反动标语。”谁知，我一承认，葛××就下令把我捆起来，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整整一夜啊，这是多么难熬的一夜。思来想去，我下了狠心，还是要跑！跑回重庆去，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去。第二天，我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逃走了。还没等我逃出农场，就又被他们抓住了，便说我是企图“叛国投敌”。 那时，我的罪名是“写反动标语”、“叛国投敌”。我才十六岁啊，我从小长在红旗下，出身在工人家庭，志愿来农场，我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父母、兄妹而去做一个可耻的叛徒呢？他们为什么要凭空捏造我写什么反动标语呢？ 当我被抓回生产队以后，葛××亲手把我反绑起来，吊在蓝球架上，脚下垫一些砖。然后，他使尽把砖一脚踢开，使我全身悬在空中。烈日无情地烤着我，汗珠子似雨点般地撒落在地上，手已麻木了……我绝望了，感到一切都完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说：“我写过反动标语，喊过反动口号。在学校的时候就写过。九·一三事件后，我紧跟林彪……。”葛××问：“你是什么思想支配下写反标的？”我说：“我不知道。”又是一记耳光，一阵拳头。 葛××说：“你干反革命的事，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从怕苦开始变为对社会主义不满。”葛××下令把我放下。这时我的双手已经全麻木了。葛××用八号铁丝做成一副“手铐”、“脚镣”，把我的手和脚铐起来。然后他用钢丝钳用力拧这副土“手铐”。一个人拧不动，换一个人来拧。直到把铁丝夹进我的皮肉里，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为止。 ――这究竟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国营农场还是中美合作所？这位重庆来的知识青年，从小就戴上红领巾，他只是从电影上小说里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从懂事开始，爸爸告诉他，要不忘过去苦，珍惜今日甜。妈妈希望他，好好学习，为工人阶级争气。教师上的第一课是“东方红，毛主席”。对这样的青年，为何如此残忍？可惜在当时，农场基层干部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最忠诚的捍卫了革命路线。
1978年12月9日(星期六) 葛××打累了，便用电线拧成的皮鞭，交给他十岁的儿子。他儿子也挥起鞭子朝我狠心地打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没进监狱的囚犯。每天从早上六点起床就上山劳动，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以后。每天只给吃八两饭，每顿饭只给三分钟时间吃。有时，在中午强烈的阳光下，他们把我捆起来，吊起来打。我要喝一口水，他们不给。我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到厕所粪坑边的小水塘里喝几口水。每天休息时，我的手脚全被绑起来，我要上厕所，他们也不松一下。我只好跳着走，跳到哪里，脚上的血就流到哪里。就说吃饭，他们不给碗，我只好用芭蕉叶当碗，草棍子当筷子。后来，有一个好心的同志偷偷地送了一只碗给我。我每天劳动回来就要写检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我的身后每天有两名持枪荷弹的民兵。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决心跑！ 乘他们不注意，我又跑了。为了防止他们追捕，我先跑到深山里住三天。这三天，我一粒米也没吃。每天，到了天黑，才悄悄溜下山。吃几口山泉水，找几个野果子。从西双版纳到重庆，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却整整走了一个月。沿途，见汽车就搭一段路，见到车上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饿得实在慌了，讨一口饭吃吃。夜里，在旅馆门口躺一下。这样，我怀着满腔的仇和恨，怀着对故乡，对父母的无限思念，怀着要伸冤、报仇的决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山城。 ――山城，你哺育了英雄的儿女。两年前，你的儿女豪情满怀的地向你告别。两年后，你的儿女遍体是伤地来向你报到了。这千秋功罪啊，山城的山，山城的水，你快想吼一下，你快说句公道话啊！可那时“四害”横行，又有谁来“救救孩子”呢？ 我到家后才得知父亲住院了。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父亲是那么苍老，也许这是思儿留下的痕迹；父亲是那么憔悴，也许这是盼儿留下的印记。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紧紧地把我搂抱住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看见了我额头上的伤痕，他挣扎着直起身子：“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为什么不说呢？爸爸，原谅我，我多么想告诉你，把心中的苦水倒出来，可你的身体…… 在亲人面前，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恨和冤。 这一切来得是这么突然。父亲哭了。从我懂事开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而且是那么伤心。 父亲紧紧地抱住了我，似乎怕我逃走一样。他用颤抖地声音吼叫着：“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写信来告诉我。”父子俩抱头痛哭。父亲说：“孩子，你受苦了。你不要再去农场了。没有饭吃，全家吃稀饭也要养活你。”可恨那个葛××，见找不到我，便写了一封信到我父亲的厂里，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为此，使父亲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了压力，病情一天天恶化。葛××不仅害了我，还要害我父亲，这一切是为什么？ ――在十年动乱中的这个“上山下乡”。在中国的历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像王远成这样的知识青年却经历了艰难的岁月、痛苦的岁月、带血的岁月。历史将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它在给每一个人作出最公正的判决。这判决包括“接受再教育者”和“再教育者”。这千功罪啊，该怎样来评说呢？
1978年12月10日（星期日） 一九七三年，党中央发出21号文件，解决上山下乡中的一些问题。葛××来信叫我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我想，有中央文件，我不怕你葛××再来欺侮迫害我。我说服了父母亲，又回到了农场。 但是，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一回到生产队，葛××就派人持枪把我看押起来。接着就是一顿毒打。我回队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葛××给了一第像从水里捞起来的湿被子。我就在这湿被子里睡了三个月。 我上当了。这是叫我“抓革命、促生产”吗？这是在“落实党的政策”吗？我一个月劳动下来，只发给我一元钱，其余都被扣除了。为什么扣，我不敢问。我上山劳动，用力过猛，把锄头把挖断了。回来后全队开批判大会，罪名是“破坏生产”。又比如，集体食堂分肉，其他同志两斤，我只能拿一斤；分鸡蛋，大家两个，我一个。因为我是“反革命”。……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我先后逃跑过五次。每次抓回来，都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农场几年，我总是个坏人。从七六年开始，我又成了什么“社会基础”。那时搞“批邓”，葛××在全队大会上说：“批邓要上挂下联。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王远成紧跟。他们是一条线上的，唱一个调。王远成要翻案，翻不了的。我葛××在一天，哪个也别想从我手中把权夺去。”而到了今天，葛××又在全队会上宣布：“王远成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然后，大会批，小会斗。 ――据了解，在这个生产队（约六、七十人）中，像王远成同志这样的遭遇，有十几个同志。有的甚至被打伤，留下终身难忘的伤疤。试问：有什么理由说丁惠民信中说的不是事实呢？ 七七年，我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拿着电报找葛××请假，他百般刁难。一会儿说：“场部领导不批。”一会儿说：“你探亲假期还没到。”一会儿又说：“你只能请事假”。我苦苦哀求，他置之不理。我心急如火，他冷若冰霜。一天又一天，时间过去了，可我还不能回重庆。我只好找场部领导，得到批准后，急匆匆地踏上归家的路途。这是我来农场六年的第一次探亲假。这第一次，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当我回到家，我惊呆了：父亲去世了。 我哭着叫着：“爸爸，我回来了。”可他老人家再也听不见我的呼喊了。我恨啊！要是葛××及时批假，这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最宝贵的一面，我完全可以见的。可今天呢？望着爸爸的遗像，捧着爸爸的骨灰盒，我哭着，叫着。我的命啊为什么这样苦？ 妈妈说：“爸爸一直在等你，可你……” 哥哥说：“爸爸的死和你的事有关。你们农场领导写信给他厂里，说你是反革命…… 我哭啊。我诉不尽心头的冤和恨。我叫着：“爸爸，我对不起你！爸爸，你原谅我吧……” 哥哥告诉我：“爸爸临终时说：‘我是等不到远成回来了，我快死了。一定是他又碰到麻烦事了。我见不到他，死不闭眼。我死后，就是对他放心不下。为什么党的政策在农场得不到落实啊！唉，我死了，这孩子更苦了。” 王远成调到我们8队后，断断续续听他讲起过这些经历。当然，在云南知青还没有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奋斗的时候，大家只是悄悄的说一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大声说话了。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啊。 好几次我想哭。为我们的知青，为我们的命运。好在王远成和我们一样，最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好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它决不可能在重演。 一股地下的烈火在奔腾着！ 今天的西双版纳发生的一切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未完待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