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说说“论教育革命”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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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说说“论教育革命”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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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 （1）话题缘起 想到写这个题目是因为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第四章《“再教育”运动》的《一“再教育”理论的由来》里看到这样的说法—— 1968年，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已被规定为知识分子的一项政治任务，旨在彻底荡涤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这年年初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批示……。（见第137页。） 读到这里，不由得被“1968年……年初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所吸引，心生疑窦：“再教育”理论到底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回想起自己在2012年春天回忆1967-10～1968-11参加“复课闹革命”的亲身经历、写作《1968-9，再教育是这样开始的》时，查找了当年的报纸及有关资料，认定“再教育”是1968年9月正式见报的。最近我又重新查核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且说当年“再教育”的登台亮相》），确认了上述结论。在这两次资料查询中，我对1968年那些“最新指示”究竟在何时、在何处（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等场合）发表的，查找得相当纠结，留下了这样的“题外话”—— 此等瓜葛也折射出1967～1968期间最高层的重要宣传工具红旗杂志经历着剧烈“内耗”，以至于1968上半年红旗杂志一直未能正常出版，该年的第一期直到七月（有待核实）才面世，内容是一月份开始的红旗杂志历次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汇编，而全年也只出版了五期，这是文革高潮时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具体情况有待查考。 上述感叹是来源于我在文革初期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自从中央文革“笔杆子”里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在1967年秋冬被打倒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维持舆论阵地已经明显捉襟见肘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就连不定期出版也做不到。
现在看来，上述历史现象不太有人注意。《中国知青史——大潮》的作者也跌到那个“陷阱”里去了。估计个中原因在于，文革期间显赫一时的红旗杂志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份每月一期的月刊，所以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把1968第3期当成是年初的三月份出版的，以至于把“再教育”的出台也提前了半年多。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颇为奇特的历史玩笑。 近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个“陷阱”梳理清楚，但苦于无法寻觅、查访那些旧杂志。只是从其它渠道间接了解到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例如，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youshandegou提供的当年两报一刊社论中可以得知，1966年6到12月出版了第8到15期，1967年1到11月出版了16期，此后直到1968年7月才有新年第一期，中断七个月之久！ 另外，从官方而权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诸多注释里，可以收集到一九六八年《红旗》杂志各期出版日期的信息：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 上述信息是可信可靠的，但是毕竟支离破碎，难以达到“见一斑窥全豹”的程度。 近日在网上看到1958～1976红旗杂志的PDF文件http://www.mzdbl.cn/maoxuan/wenxian/hq/index.html，对文革期间的红旗杂志出版情况一览无余，也使我了却了一份夙愿。 资料显示，红旗杂志是1958年6月正式创刊的半月刊，直到1964年底的6年多时间里，可谓一丝不苟、按部就班。但是，从1965年开始就开始不安分了，成了不定期出版的“近似”月刊——1965年全年13期。1966年全年15期，1967年全年16期，1968年全年5期，1969年开始稳定在每年12期，直到文革结束，保持了以月刊面貌出现。 仔细看看1967～1968各期出版情况及其变化，就不难感受到1967年8月下旬开始发生的高层“大地震”对红旗杂志的巨大冲击——中央文革“笔杆子”王力关锋两人先被“请假检讨”，戚本禹于1968年1月也被“请假检讨”。（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413页的注释，他们三人均担任过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不仅出版间隔明显拉长，而且篇幅页数大幅萎缩。 （图表链接地址：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353073327960/） 在1967年9月之前，8个月出了13期（最为密集的是5月份，竟出了四期之多），平均每期在60页以上，而1967年9月王、关“出事”之后，骤减到4个月只出3期，平均每期仅30余页，3期的总篇幅与“鼎盛期”的一期差不多。如此急剧萎缩，显现了红旗杂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而大名鼎鼎的“两报一刊社论”恰恰是在1967年国庆节开始出现的。 到了1967-11-23以后，红旗杂志无声无息、疑似停刊了，时隔七个月，1968-7-1才极为勉强地推出1968年的第一期。薄薄的30页，其内容几乎就是上半年重要文章和社论的汇集——毛泽东1968-4-16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两报一刊3-29社论，两报一刊五一社论，两报一刊5-16编辑部文章，唯一的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也是已经在当年4-26就由新华社播发过的！ 如此奇特的1968年，说明了曾经如日中天傲视群雄的红旗杂志，此刻的处境何其滑稽何等尴尬，与先前以半月刊形式定期出版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如今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到与上述奇形怪相绝对相关的一个“景象”——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２〕。 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下略） 注 释 〔１〕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稿的批语；……（下略） 显然，由此可以窥得当年红墙之内悄然变化的一丝踪迹。无疑，毛泽东当年觉察或得知了红旗杂志的出版情况反常，因而在审阅姚文元的文章时，提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并且对姚文元要求“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这就意味着担当杂志总编辑十年之久的“老夫子”陈伯达从巅峰上跌落下来，虽然他在文革爆发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位居党内第四高位，但是在与“少壮派”较量中渐渐落伍，而异军突起的“姚棍子”经过最高统帅观察考验，终于脱颖而出（根据维基百科的信息，姚正是在1968年8月开始担任红旗杂志负责人的）。数月后，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中彻底失宠；一年以后的1970年八九月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斩落马下，成为“政治骗子”；又过了一年，9-13事件后他又进一步成为林陈反党集团……。这样一个名列第四的重要人物在十年文革舞台上消失得比较早，尤其是文革期间在理论方面与最高领导人的貌合神离渐行渐远，所以，在那些年的风云变幻中一定还有不少轶闻秘辛，至今在网上没有看到有谁就此做过文章。 再说当年那个“最新最高指示”。也许从红旗杂志创刊之初持续多年的“半月刊”在最高统帅心目中印象颇深，以至于“大乱特乱”之后还念念不忘“半月刊”的辉煌，所以还希望姚挂帅出阵，“重振雄风”。然而，将近一年的“荒芜”也不是一蹴而就能够改观的，更何况是悄悄更换了主帅，所以，出版情况依然悲催。直到1969年1月才缓过气来，但仍然没有实现最高统帅提出的“半月刊”目标。此中究竟是何缘故？不得而知。 从一介草民来看，这一内幕说明了一点，“最新最高指示”是给千千万万不明就里的平民百姓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而在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则是另一码事了。
以上的小小收获是近期的一项副产品，因为在网上就涉及上山下乡、再教育等话题的“1968年7、8月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一说进行了搜索，梳理那些信息，厘清了“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内容，也关注和回顾了当年一些“次重要”的现象，颇有感慨。 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对其中真相的追索，关注几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文革运动的初期即1966～1968是大洗牌的岁月。曾经退居二线、但又“重上井冈山”（重返政治舞台中心）并实施“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决策”，意味着最高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几个头面人物能够一锤定音地实现的，不同政治观点与各种政治势力一直在角斗在博弈，所以，才会使原先设想的半年到一年的文革运动一拖再拖。即使是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仍然难以实现立即召开九大的愿望，又拖延了半年，到1969年4月才得以举行。而那次大会又为新一轮“政治斗争”拉开了序幕。这样的历史过程说明了在那样的体制下是无法避免往返来回的动荡局面的，而民众百姓则被蒙在鼓里，唯马首是瞻，唯宣传媒体是从。 时过境迁以后，没有解密历史之前，试图在那段历史中探幽钩沉，也不能局限在少数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尽管当年“神坛”之力一统天下，事实上在红墙内还存在不同的声音，多少也影响了大局的走向，乃至平民百姓的生活命运，包括一代“知青”的人生轨迹。那场涉及千百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肯定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其中有多少个分力？各个分力的存在、作用与变化又是怎样的？我们搞清楚了吗？ 2013-06-30
说说“论教育革命” 近期在破解“1968年红旗杂志之谜”的时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一篇“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十二月六日）”跃入眼帘，引起我的注意。正文很短，注释很长。从长长的注释中第一次得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在1967年出台的一些经过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七年六月编印了《毛主席论教育》。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将这本小册子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这本小册子分为九个部分：一、政治挂帅；二、阶级斗争；三、教育目的；四、教学革命；五、教学内容；六、教学方法；七、师生关系；八、办学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九、学校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批语—— 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毛泽东七月六日同时呈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同志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 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批语—— 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毛泽东七月六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了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该书共收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毛泽东对该书书的批语是—— 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毛泽东十二月六日《文稿》在注释里罗列了毛泽东对《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五处主要修改。 从这篇“批语”的注释里可以看到，最初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印了《毛主席论教育》；但是毛认为“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毫无疑问是“革命学生组织”）编印的那本《论教育》，毛干脆未看，似乎不屑一顾；最后改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并且定名为《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原先分为九个部分，也变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另外，现在从收藏网站上可以看到该书的照片，当年它属于“内部发行”之列。 至此，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1967年冬天，我开始参加“复课闹革命”，确实有过那么一本专题语录。近几年自己虽然从回忆“下乡干革命”追溯到当初的“复课闹革命”，但是对那本《论教育革命》几乎是彻底淡忘了。 回首反顾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的爆发，是把教育领域作为重要突破口之一。1966年夏天，文革伊始，除了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外，就是废除高考、大中小学统统“停课闹革命”，这种在和平时期全国停课的事情实属破天荒的第一遭。1967年3月，在全国陷入“夺权”“武斗”的混乱情况下，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可是很快夭折，其中的原因至今避而不谈。直到1967年10月，由中央再次下令“复课闹革命”，中小学恢复了“招生”（就近入学）。 如今翻阅那本专题语录，不难从时间上发现，《论教育革命》的编印过程，正处于“天下大乱”的“高峰时期”——该书的整个编印过程至少在半年以上，因为首次送审和二次送审分别为1967年的7月和12月。也就是说，首次送审、挨了批评之后，又进行了四五个月的修改。至于如何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对首稿进行了多少修改，是否真的砍削了三分之一，又为什么把先前的九个部分变成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都无从得知。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是首次送审的《论教育》采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还是最终出版的《论教育革命》采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负责人都是陈伯达（前者是主任，后者为组长）。从《文稿》注释中引用的陈伯达请示报告及专题语录的章节排列可以看出，他至少安排下属对“教学制度革命”“教学改革”等具体问题有所考虑。 但是，当年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10月中旬开始“复课闹革命”以后，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就以转摘长江日报10月22日社论的方式，忙不迭地宣传，“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名为复课，实际上仍然是大闹革命。我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参见《我的一年间2.闹革命是首要的》及续篇）。 所以，尽管《论教育革命》是在全国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形势下出版的一份“紧跟形势、紧扣主题”的专题语录，但是只落得个“内部发行”；查阅1967年底前后的人民日报，也没有找到那本专题语录正式出版的相关报道，如此“低调”，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于今也没有看到有人谈起这样的“稀有现象”。 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件事。那本书在1967年12月正式出版后大约一个月，陈伯达就在1968年1月29日写信给排位在他之前的三个最高领导人，重提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电子中心论”，结果是重蹈覆辙（参见《想起了“电子中心论”》）。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陈伯达确实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路？在目前有关陈伯达的文章中，没有看到有涉及这本《论教育革命》的说法。 也许，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运动”“斗争”“革命”才是至高无上的。在《论教育革命》问世半年多的时候，1968年9月，又出现了“再教育”。但是在此“新理论”兀然“横空出世”之际，没有看到“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陈伯达的身影。尔后又有“12-21指示”，提出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也没有出现一篇专门的阐述性的理论文章。恰在此时，1969年初，起草“九大”报告的陈伯达却提出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遭到最高统帅的“一票否决”。 把这一系列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不由得想起当年就有“老夫子、书呆子”的说法。而在变幻无常的政治舞台上，又隐藏着多少红墙内的秘密呢？时过境迁的今天，之所以关注上述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文革乃至整个极左时代的无数政治运动并不是一个人的功过成败，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各个分力是在不断地分化组合、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由此演绎出缤纷繁杂的活剧。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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