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7：

二十三

Z君在新浪建了个博园，名叫“我们的沈丘”。我时常进园赏花，浏览对沈丘的回忆。我发现，不光是我，所有大院孩子，对那段岁月都满怀留恋，所有回忆都如诗如画。我不知其他干校有没有这样的建制：一百多孩子，从高中生到幼儿园娃娃，集中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家庭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九十年代看过一部校园青春剧《十六岁的花季》，当那首“吹着自在的口哨，开着自编的玩笑”的片头曲悠扬在耳边，我不禁会想起席慕容的话：“十六岁的花只开一季”，不禁会想起自己的十六岁花，是开在张湾大院。诗人说：“只要你拥有过十六岁，你就拥有过一份和太阳一样滚烫一样血红的青春”，那么，我们是否是像诗人所说，拥有过和太阳一样滚烫一样血红的青春呢？

1976年，当我从沈丘回京三年后，我写了一本《豫东散记》，追忆了干校生活。1991年，我以《豫东散记》为素材，写了一个类似小说的东西，起名《别时秋雨见时春》。里面对红卫连的生活有这样一段描写：

当清脆的铃声丁当丁当地打破香甜的梦境，一睁眼，便见奶白色的晨雾飘进阁楼的窗棂。伴随着欢快的铃声，张湾大队的钟声敲响了，高高的电线杆上，大喇叭放开喉咙高唱着《东方红》；接着，雄鸡啼声、汪汪的犬吠声、呼达呼达的风箱声，哞哞的牛叫声、嘎嘎的鹅吵声、吱扭吱扭的车轮声，绞织成一片；小楼前面的井台边，传来洗脸盆轻轻的磕碰声、压水机滋呀滋呀声、哗哗的清水流进脸盆声、牙刷在水杯中刷刷的涮动声、漱口声、嘻嘻的说笑声……。

当铃声再次响起时，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列队声、喊号声、口哨声、跑步声，由近而远，出大门，上河堤，穿桃林，迎着东升的旭日，踏着遍地霞光，少年人的心在咚咚地跳，伴着林中小鸟的婉转歌喉，河面上嗳乃的摇橹声、燕翅掠过水面的嘶嘶声、晨风鼓动樯帆的噗噗声、船头冲破波浪的哗哗声……。

朝阳如一轮金盘挂上树梢时，小院又响起了不紧不慢的铃铛声。院门开了，一支整齐的队伍，踏上了去县城中学的蜿蜒小路。路面上响起沙沙的脚步声，一只淘气的大黄狗轻捷地跃出农家院门，摇晃着蓬松的大尾巴，欢蹦乱跳地跟在队伍旁边，引起少年们兴奋的喝叫声、少女们轻轻地惊呼声；小院墙头，立时闪亮了三五双村童顽皮的目光，传出啧啧的惊叹声；村庄在身后渐渐隐去，田野在面前展现开来。随着领队人的起头，少年男女们嘹亮的歌声跃上蓝天：“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歌声像根丝线，串起农田里破土的犁声、耕耘的鞭声、农夫的呦喝声、牲畜的蹬踏声、烈马的嘶鸣声、渠水的流淌声……。

铃声在中午的暑热中慢悠悠地响过，幢幢楼屋暂时陷入了寂静。娇阳蒸腾着大地，窗外响着“伏了伏了”的蝉声、从不疲倦的蜜蜂的嗡嗡声、微风掠过泡桐树的哗哗声、屋内传出少年们香甜的鼾声……。

晚风夹着欢快的铃声飘过院落，长空中一声雁叫，鸦翅驮着夕阳西去，地平线上烧尽了最后的霞光，星星三三两两在深蓝的天幕上眨眼。从暑热中清醒过来的小院重又喧闹起来，歌声、笑声、琅琅读书声、吹口琴声、争辩声、拌嘴声、搓衣声、扫地声、震耳的欢呼声、喃喃私语声，各个窗口飞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汇成一首总在不断变化而且永无终结的夜的交响曲……。

悠长的铃声携着一片清凉在院内徘徊，一盏盏灯光熄灭了，一扇扇窗口沉静下来，一泓月光似水银泄地流进了窗棂。躺在蚊帐里，惬意地舒展了全身，静听着帐外蚊蝇的嘤嘤声、窗纸上飞蛾的扑撞声、草丛中夏虫的吟哦声、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偶然的犬吠声、断续的车行声、河水从闸中飞泄的嘈杂声……。

我用声音穿起了遥远的回忆，虽然真切但并不立体，张湾的印象不但有声音，还有味道，有色彩，有温度，有形体……，当然，还有喜怒哀乐的情感；需要听，要闻，要看，要摸，要悟……；所以，当我徜徉于“我们的沈丘”博园中，拜读一篇篇动情的回忆录时，我发现那座早已不在的大院，那段如梦如烟的生活，竟随着同学们的回忆，一点一滴，零零碎碎，风云雾雨般四面奔来，撞进我的大脑，像海市蜃楼一样矗立在心头，让我看到她的全景。我被那些真挚的文字所打动，同时一次一次问自己：既然瘟哥是建国以来最黑暗的十年，既然那段生活充满了辛酸，为什么同学们会犹如珍藏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那样，珍藏着对张湾的记忆呢？

在园中读到G君一篇博文，叫《无罪的流放》。标题令我思索，既然无罪，为何流放？同时又想，既是流放，必然痛苦。可读了其中那节《大沙河岁月》，我看出她与我一样，对无罪的流放除了有辛酸，更多的还有留恋和缅怀。过去我们爱搞忆苦思甜，往往以某个时间点划线，在它之前的生活都像泡在黄连苦水里，在它之后的生活都如浸在玫瑰甜蜜中。活到近花甲之年才明白，那是不对的。生活的长河不可能从某一点拦腰截断，如同我们的血脉与祖先不可能泾渭分明。新中国并非画在一张白纸，她只能依托于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基石。在历史长河中，绝对黑暗与绝对光明的国度是没有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它的苦与乐，有它的正确与谬误；因此，每个人也就必定会有他的苦与乐，正确与谬误；所以他对往事的回忆，也必定会是苦乐夹杂，悲喜交加。

那么，辅导学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留恋呢？我以为，最能撩拨大家怦然心动的，是一个“情”字。

譬如“手足之情”。在十八号大院，孩子们有不同的小圈子，分什么“旧楼”的“新楼”的（“旧楼”指建部时盖的老楼，住在老楼的孩子干部特别是高干子弟较多，“新楼”指瘟哥中新盖的两栋宿舍楼，住在新楼的孩子进院较晚，工勤子弟较多）；而在辅导学校，小圈子被打破，不论旧楼新楼，不论干部子弟工勤子弟，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成了一家人。Z君有篇博文，记述了一段往事，虽说这事发生在去沈丘前，但已属辅导学校时代，可算是张湾辅校的先声：

朴长禄是1958年生人，比我小两岁，今年52。他家姓朴（Piao）但非朝鲜族而是汉族，爸爸是机关大院里的工人，全家1965年末（或1966年初）才从院外搬到院里的新楼来住。那时“文革”期间大院的孩子们都不上学，相互之间也打“派仗”，分“旧楼”和“新楼”两派，我和他哥哥老朴不在一个阵营。根据那时以初中毕业年份划代的习惯称呼，如果都按七岁上学、小学六年、初中三年计算，老朴（朴长福）是七○届，小朴（朴长禄）应该是七四届。

1969年6月干部下放东北五七干校时，跟随到肇源去的若干大孩子基本上都是七○届的，老朴和父亲一起去了，全家只剩下小朴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寄宿制的“辅导学校”里生活。很有意思的是，小朴逐步融入了比他大很多的孩子群里，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他的。其实1969年我也才13岁，带着10岁的妹妹独自住在辅导学校，大家的生活环境基本一样。孩子之间的派仗早就不打了，生存中相依为命的感觉已经开始建立，小朴的境况被很多人关注。我们当中的王亚明是一个小圈子的领头人，他也是住新楼的，比我认识小朴要早得多，因此我发现小朴每天从学校回来就粘着亚明。

1969年10月辅导学校从南小楼迁移到6号楼的20单元（“新楼”的第一个单元），我们住的6号宿舍是一套三间，9个住宿者却是中小学混合的，七○届有磊奇、宪民，七一届是我和亚明，而幼民是七二届，其余4个小学生是张建、梁钦东、曹立今和小朴，小朴的个头比其余三人要高一些，但是穿得最破烂。

小朴家经济情况不好，相对于我们干部子弟要差很多。我们家至少还有文革前留下的底子，在10单元还留了一间房装家具杂物，箱柜堆的跟库房差不多，没有支床的地方。而小朴除了一个小箱子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的冬装连外面的“罩衣”都没有，就是一个光板棉袄，也没有棉鞋，天气渐冷都11月份生暖气了，小朴还穿着一双矮腰的胶鞋。

亚明就跟我们商量怎么给小朴换一换“行头”，武装一下，小伙伴们都赞成，于是几个人分头去找。我回到10单元的“家”，仗着个子高，一个人还能搬动摞起来的皮箱，挨个儿翻。天不负我心，终于被我找到两样合适的东西：一件染过的“深色邮差绿”上衣，还有一双毛皮靴。

那上衣是我唯一的一件自己参与动手染的衣服。记得原来可能是父亲的蓝卡其布上衣，磨白了，他舍不得扔，就买了一袋染料，拿大蒸锅架在蜂窝煤炉子上煮水，把衣服放进去染了，我还动手用筷子在里面搅和呢。谁想到棉布衣服一经过“高温煮染”缩水很厉害，染完后父亲发觉他不能穿了，尺寸只够我穿。颜色染的不好，还略有点花，颜色蓝中透绿，很像邮递员穿的衣服颜色，所以被其他孩子称为“邮差绿”。1969年我的个子已经长高到一米六，这衣服嫌小再也不能穿，就成了压箱底的货。可就是那么凑巧，这衣服跟朴长禄的身材正般配，还能套下他的小棉袄。

那双毛皮靴，是全新的从来没有穿过，我实在想不起来是亲友送的还是外宾送给我母亲的，反正是来自国外。这双黑色皮靴不是“高腰”的，而是那年头真正少见“高筒”的，大约十五公分高，不用系鞋带，外侧开拉链即可穿脱（现在社会上已经很常见了），里面满铺雪白的、足有半寸长的密集羊毛，并非一般的毛毡或短毛，穿着肯定很暖和。我的脚比这靴子大很多，穿不了，妹妹是女孩子也不会穿它，所以压在箱底也有几年了。

我把亚明和小朴叫来我家“库房”，这俩宝贝成了送给小朴的最好礼物。亚明说，你把这么好的靴子给他，要不要跟你爸爸说一声？我说写信去肇源一来一回要一个多礼拜，再说放着也没有用，我相信他不会反对我送给别人穿的。小朴后来换上衣服和皮靴，加上其他行头，真的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曾经使劲地向地面跺脚，听皮靴的声响，那感觉一定好极了。

他身上暖了，心也暖了，尽管他从来也没有口头表示过感谢，我们都很高兴。应该说这是同甘共苦中的一种难以形容的情谊，我想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孩子们之间做出这样的互助，一点也不奇怪。

1970年初，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加强战备的原因，在东北的各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纷纷开始南迁。我父亲于2月底专程回北京接我们兄妹去河南，在整理物品时，我告诉父亲已经把毛皮靴送人了，他问送给谁了，我说是朴得水的二儿子。父亲说，好啊，留着也没有用，让它发挥作用去吧。

在张湾，还有一种手足情，产生在中学生与小学生之间。有些孩子刚上小学，从没离开过父母，初到辅校，生活不会自理。连队就让中学生当辅导员，与小学生同吃同住，教他们自己叠被铺床，自己洗衣服。有些孩子夜里尿床，辅导员还得拢火帮他们烘烤被褥。小学生病了，辅导员给他们打病号饭，给他们喂药试表，半夜爬起来摸摸他们的额头看看烧得高不高。学习上，辅导员成了老师，督促孩子们写作业，给他们解答难题。辅校有不少兄弟姐妹同在张湾，哥哥姐姐照顾弟弟妹妹，也是手足情深。G君在《大沙河岁月》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中联部的子弟从当地中学下课后，就在城郊集体住宿舍。干校的辅导学校是在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那个大院曾经是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宅院，木制结构的大房子，虽然很旧了，但还是能看出当年的气派。每到周末，我们几个女孩就背上书包，还带着空脏的衣服和被单结伴回家。一走几个小时，脚都走疼了。但大家说说笑笑，看看风景，心情很愉快。

子弟辅导学校起初只有40-50个同学。辅导教员和炊事员有十几个，都是中联部干校的干部。地主大院里面还套一个小院。我们女生住在小院后阁楼上。女生宿舍也是不生炉子的。冬天晚上，大家都用暖水袋、玻璃瓶子灌上热水，焐在怀里。那时还流传一个经验，睡觉不脱袜子。河南冬天真冷，睡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起床，被窝还没焐热。我弟弟六七岁，和一些男孩子住在地主大院的库房里，睡大通铺。库房又高又大，又空旷，冬天根本无法生火。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吧，许多孩子尿床的。冬天没火，这个孩子尿了，就往别的孩子被窝里钻。尿湿的被褥也不容易晾干，就这么湿乎乎的睡。孩子们挺可怜的。我那时老得给我弟弟换被褥，后来尿得一塌糊涂，我就把弟弟接到我宿舍去住。辅导教师不可能一个一个孩子去管，像我弟弟这样有哥哥、姐姐的孩子就享福多了。

除了手足情，还有师生情。G君回忆说：“那时，我们对辅导老师的感情，比父母感情还深。父母在大田干活，也管不了我们。我们在外边只有依靠老师。老师对我们的生活真是像父母一样事无巨细件件关心。那些中联部老师大多已退休了，现在我还经常去他们家里看他们。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确，在张湾，老师就像父母，不但要管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还要管孩子们的学习和思想养成。我印象最深的是J老师、C老师和Z老师三位。J老师和C老师是张湾辅校创始者，J是军属，她爱人与我母亲在同一部门。她在张湾主管高年级学生，这实在是件很操心的事情。大院子弟家教不一，有的管教极严，有的则宠爱过甚；孩子的脾气秉性也就五花八门。有淘气的，有娇气的，有执拗的，有玩世不恭的，有好吃懒做的，要把那些刺头全修理整齐，J老师很费了一番功夫。C老师是波兰语翻译，白净面孔，眼镜厚得像瓶底，不戴眼镜如同盲人。他书生气十足，心里的事从不藏着掖着，想什么说什么；他富于激情，笔头极快，写东西一挥而就。在学生面前他从不摆架子，拿我们当朋友一样相待。Z老师是J与C离开张湾后来的，他高考时当过状元，其学识渊博像本大百科全书。他口才好，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他的文学修养出类拔萃，又能辅导我们的数理化，真正是个全才。在张湾最艰难的时期，他成为我精神的支柱。遗憾的是，他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药物过敏险些丧命，被连夜送回北京抢救，从此不曾再见。后来听说他去人民日报当了编辑部主任，又听说他成为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我想，这些都是他最擅长的本事呀！2008年，我以干校为题材，给150中母校（原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同学写了一部小说《我的张湾》，里面的甄、贾二位老师，正是以张湾辅校的J、C和Z三位老师为原型写的。

除了手足情、师生情，还有和当地同学的友情，和当地老乡的亲情。这友情和亲情延续了几十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G君在她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经常半个月见不到父母。回到家，妈妈都给做点好吃的，宰个自家养的笋鸡，煮个鸡蛋。记得那时，一到吃饭，就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老乡一人手里托一大海碗薯面面条，一排人蹲在我家墙根底下呼噜呼噜吃，吃完了一人一袋烟，同我爸、妈聊天。我常常和我妈到别村的干校家属家串门，一进村，就围了好些妇女。她们见什么都新鲜。我妈妈进北京前曾当过县妇联主任，又是山东人，能唱几句豫剧，老乡都特别喜欢我妈妈。

当我们要回北京的时候，老乡都来了。那天全村没出工，队长领着人送我们，把我们孩子抬到马车上，也把爸、妈按在车上，全村送出去几里地。我妈妈哭得哟，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当时那种情感，现在和将来都怕不会再有了。爸爸回到北京，第一件事是买了一个闹钟寄回去。因为村里的老乡没有一块表，全是看着太阳和星星敲钟。

看到这段回忆，我的眼眶也是一热，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当年。我回北京时，班上同学也是依依惜别。尤其是同桌袁雷，非拉着我去县城照相馆合影留念（《我的张湾》中，同桌袁雷是真名，故事也基本是真事）。班上同学送我的一大落笔记本，至今我还宝贝一样存着。在那个冬季寒冷的傍晚，当我告别母校时，沈丘的同学们在夕阳中送了我很远。最终我与大家在田野里分手，当我转身独自走向张湾时，眼中已悄悄噙满泪水。

“情”字还有许多许多，像不畏艰难的豪情，渴求知识的热情，飞扬文字的激情，以诚相待的真情，关心他人的温情，春花秋月的柔情……；当然，在那个情窦初开的花季，一定也会有蒙蒙胧胧的爱情，正所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难怪我们会怀念张湾，张湾承载着了多少个“情”字！难怪我们会留恋张湾，张湾的“情”字，有多少是当今社会正渐渐缺失的呀！

 

二十四

无可否认，张湾的生活，有温馨，也有痛苦。痛苦的体验人各有异，于我来说，最大的痛苦在于缺失了读书和思维的乐趣。

读书使人获益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学数学使人精确，学自然哲学使人深邃，学道德伦理使人庄重，学逻辑与修辞学使人善辩。总之。‘知识塑造性格’”。

但是，世上并非人人都喜欢读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读书对某些人是乐趣，对某些人是无聊，就像有些人听京戏会击节叹赏，有些人却会昏昏欲睡。上帝为何这样安排，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上帝选我做了一个读书者，大概会终生以读书为乐趣。

小时候读过一本人物传记名叫《康帕内拉》，开篇描写一场辩论，像武林打擂，一下吸引了我。事情发生在1585年，意大利科森萨市，一场哲学辩论会拉开帷幕，教堂里早早坐满了人，人们等候着从圣乔治赶来的那位老学者，他却姗姗来迟。正当人们不耐烦时，一个青年，身穿布道兄弟会白色会衣，匆匆赶到会场，声称他的老师卧病在床，特派他代表多布道兄弟修道会参加辩论。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面颊清瘦，脚穿草鞋，灰头土脸，人们注视着他，不禁哄堂大笑。布道兄弟会中博学之人确实少得可怜，竟把一个刚从圣水盘里抱出来的婴儿打发来参加辩论！人们等着看他像臭虫一样被对手碾死。

青年的脸色因激动变得苍白，黑色的眼睛闪耀着愤怒的光芒。他高声对人们说：“笑将属于获得胜利的人！”一个中年的圣芳济会教士登上讲坛。他选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最艰难的地方想一下子难住对方。他搬弄名人权威的言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并竭力把这一段引文套上那一段引文。他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对方必须有非凡的记忆力才能记住他那全部论据的线索。最后他结束了发言，傲慢地微笑着回到座位。

那个倔强而性急的青年登上讲坛，刚一开口就引起哄堂大笑。他完全还是个孩子的嗓音呢！青年两手紧紧按在桌上，抑制住激动。他用简练准确的词句逐项列举了对方的论据，这令听众吃惊。嘲笑声渐渐消失了，大家开始惊讶地注视着这个胆大的青年。他的面前没有任何底稿，他只是盯着大厅里的人们，逐字逐句复述对手的长篇大论，然后用圣经、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的一些道理驳斥对手。教士对教父著作的每条引证，都被青年所驳倒，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雄辩的才华让全场叹服，他结束发言时，掌声与欢呼声淹没了教堂。

圣芳济会教士愤然反击，断言教父的著作里没有也不可能有错误。青年打断他的话说：这么说，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因为已经升天的奥古斯丁曾经否定新大陆的存在。

会场安静下来，人们有些紧张，从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否定教父。“他叫什么名字？”有人小声问；“康帕内拉，”有人小声回答。

教士从康帕内拉的话中嗅出异端邪说的味道，立刻阴险地说，既然教父的著作不是真理的标准，那么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呢？

“自然是真理的标准！”青年说。

全场鸦雀无声。一个老人钦佩地注视着青年，对旁边的人说：“这个青年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如果不是很快就被处以火刑的话。”那时康帕内拉还未满17岁，尚未成年的他，为何知识这样渊博？原来，他14岁进修道院当修士，修道院有丰富的藏书，他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埋头看书，日以继夜，以至一个星期就点完了供一个月用的蜡烛。他阅读的领域涉及哲学、神学、天文学、医学、文学、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凭着惊人的天赋，融会贯通，成了学识渊博之人。他一生传奇，2次策动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身陷囹圄33年，转辗关押过50所牢房，受过7次酷刑；在绰号“鳄鱼坑”的臭泥潭里熬了7个昼夜，在尖木桩的椎刺下挺了36个小时，罗马宗教裁判所最残忍的刑罚都不能让他低下高贵的头。他身处牢狱却笔耕不缀。没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一切引文皆凭记忆；连纸笔都要偷偷弄来，边写边倾听牢卒的脚步，随时准备将笔墨丢出窗外。随着漫长的牢狱生涯，他的著作接连问世，字里行间闪烁着思辨的光辉，充满追求真理的渴望，其最著名的著作叫《太阳城》。

一个经年累月禁闭在黑暗牢狱中的人，向世间描绘了一幅光明的远景。

看过传记后，自己就立志要像康帕内拉那样，读万卷书，干大事情。恰好赶上瘟哥停课，有大把时间看书，从66年到70年，家里书柜中除去文言文，基本读了一遍，那是多么惬意时光。下干校在新安集时，虽找书不易，好在读书倒无人干扰。到了张湾，过上集体生活，看书就成了问题。凡属“封资修”的书，是断不敢看的；除了课本，看得最多就是领袖著作了。“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五0后对这首歌一定没忘吧？

实事求是，领袖的文采没得说，或大气磅礴，或诙谐幽默，处处妙笔生花。但是，文章再好，读上一千遍一万遍，也会索然乏味，如果长年累月只读一本书，大概不疯即傻。看过茨威格小说《象棋》的人，一定能体会其中的道理。我在张湾，的确是大多时间都在捧读领袖选集，大概还被评上过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但是，我从没体验到像读中外名著那样的乐趣。政论毕竟不是小说，我也毕竟不是政治家的材料，不能从中感受到革命的有趣之处。我以为是自己政治上太落后，中资产阶级的毒太深；于是更加诚惶诚恐地研读红宝书。那时还讲究“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似乎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写在红宝书里。碰到想不通、弄不清的事，一定要去红定书里找答案，那里面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终极真理，就看你能不能悟透。

我极力想领悟领袖的真谛，但又有些害怕，若真悟透终极真理，是不是自己的一生之路也皆一目了然？如果一场比赛已经预知了结果，那比赛过程还能吸引人吗？

两年后在150中学读高中。上历史课时，徐恩庆老师讲到某个宗教在历史上的焚书之举，焚书的理由是，世间一切真理都已载入《ⅹⅹ经》，所以读书只要读《ⅹⅹ经》就够了；世间一切谬误都出自《ⅹⅹ经》之外的书，所以其它书全是异端邪说，都要烧掉。全班同学都笑了，我也笑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连想到了什么，但我的确是连想到了。

缺失读书的乐趣尚可忍受，缺失思维的乐趣就实在是一桩难以忍受的痛苦了。

无可否认，世上有的人思想较简单，有的人思想较复杂；有的人喜欢思索，有的人不爱思索。上帝为何这样安排，同样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上帝选我作一个思索者，大概要终生以思索为乐趣。

圣人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国君大抵都是赞同并推行圣人这句话的，所以才会有焚书坑儒。领袖似乎也不太喜欢知识分子，他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当然这里的“高贵者”并不包含一国之君，虽然国君应该是最最高贵的人才对。不可使知之的对像只能是“民”，而对于那些总想使自己“知之”的草民，必须拿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才能抵挡思想的泛滥。因为，思想是不能检测和透视的，一个以思索为乐趣的人，能够静坐空谷，神游物外，海雨天风，尽在脑中，想控制思维真是很难。张湾时期，正是领袖已将刘主席拉下马来，大权在握，开始安顿时局之际，条理被瘟哥弄得七枝八岔的思想成了当务之急。领袖祭出一样法宝，名曰斗私批修。当年斗私批修在张湾也搞得如火如荼。

现在想来，当年的斗私批修，有些像基督徒作忏悔，只是忏悔只对牧师，斗私批修却是面对大庭广众。“私”和“修”的范围漫无边际，起床晚了一点，上课打瞌睡，干活怕累，不爱穿补丁衣服，吃饭剩了半拉馒头，作业做得潦草，哼了一首老歌，都可以纳入“私”和“修”，成为“斗”和“批”的对象。发言稿也有固定模式：先说怎么“私”和“修”了，然后深挖思想根源，再分析严重后果，最后是改正的措施。斗私批修水平高的人，站在台上就像一个戏剧名角，常常赢得满堂喝彩。而我正是这样的人，从小当学生干部，讲话不打怵，文笔又通顺，特别是深挖思想根源时，又有个现成的靶子，可以表示我的痛改前非之心。于是发言稿中有了这样一段以不变应万变的句式：

“虽然我成长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但我却是地主出身，剥削阶级的臭思想难免会毒害我，在我身上留下资产阶级的烙印……”。

这段概念混乱的语句成为我斗私批修的点睛之笔，虽然我根本不知道爷爷是怎么回事，但是既然他是地主，说他什么都没有关系了。自从得知自己的真实出身，我就有了一种原罪感，总想竭力往好处表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积极斗私批修正是表现自己的一种努力。

71年冬天，辅校有18位七一届同学返回北京分配工作，其实他们大都和我同龄，有的还小我一岁，但不知怎么把我算成了七二届，仍留在张湾。送走同学后，我打扫空旷许多的宿舍，在同学W君的床下发现小半本日记，像是本子因翻阅太多，脱线断开了，大概走时匆忙，遗忘在床下。W君是学生连长，出身好，为人热情，性格直爽。在十八号大院时住新楼，我和他接触很少；到张湾后住在一个宿舍，交往就多了。我随手翻看这残缺的日记，突然我的名字映入眼帘，定睛细看，日记这样写着：

今天听了匡ⅹⅹ的斗私批修，对我启发很大。发觉自己对许多事情处于盲目性，对很多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解。最关键没有真正解决学习毛泽东思想学用结合的问题。从琐事着眼，严格要求，改造世界观做得太不够了。而且对从琐事着眼改造世界观，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往往把一些华丽的词句武装嘴巴，停在口头。

匡ⅹⅹ虽然地主出身，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但是他刻苦学习毛著，改造世界观，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也能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我虽然出身好，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但不积极改造思想也会走上邪路。

1．今后要刻苦学用毛泽东思想，重于用。

2．小事着眼，严要求，改造世界观。

3．苦和困难抢着上，锻炼革命意志。

4．政治上要求进步，红一点，染一片。

5．生活上低标准，学习高标准。

 

二十五

Z君当年的同学霍岱珊，是沈丘一位著名的环保人士。为了调查淮河污染，他辞去公职，独自走过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自源头到尽头行程四千多公里；自费拍摄了一万多幅有关淮水污染的作品，《花朵拒绝污染》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震惊了全国。他十年守望一条河，被人们称为“淮河卫士”。

2003年，Z君从网上获知霍岱珊的事迹，与他建立了联系。大院子女在2009年、2010年两次组团回沈丘县拜访第二故乡，霍岱珊都参与接待。他为大院子女对沈丘浓浓的乡情亲情所感动，向县领导提出几点建议。Z君将建议放进大院子弟博客，我细细读了。他提到如今五七干校的“历史遗存”已不多见：张湾辅校已经荡然无存，全部变成了民房；校部林场变成了火葬场，绝大多数的老房屋都已经拆除，现仅存一面影壁墙；他还提到在槐店镇通往新安集的公路旁，有一个节制闸，北京同学对这里印象深刻，背后一定有故事隐藏；他希望县领导对以上能够辨别当时印迹的地方采取保护措施，毕竟这是发生在沈丘县近代历史中的一件大事，沈丘县应当引以为荣，激励后世。

槐店镇是沈丘县城的老名。槐店镇东关外的闸桥，是当年就有的。北京同学对这座桥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让霍代珊印象深刻，他推测背后一定有故事隐藏。看到他的话，我隐约感觉到，大概同学们看过《我的张湾》，那里面记载了这座桥，讲述了与之相关的一段痛苦往事。我不知霍岱珊是否还记得当年那起“反标案”？是否还记得那个武装部的年轻干事，在全校动员大会上声嘶力竭地恫吓？是否还记得那年冬天的校园里，每天都有一队特殊学生排着队，从一个小院逶迤而出，去食堂吃饭；他们被看守着，不许随意走动，不许与别人交谈。如果他还记得，他就会理解，那个节制闸铭刻下来的历史，有光荣，也有荒唐和耻辱。

事情发生在1971年冬。那是个忧郁的冬天，天气寒冷异常，时常北风呼啸。11月底18位同学返京，其中有学生连连长、指导员和红卫会负责人，有大部分连委、团员和中学生骨干，版报组长和组员，还有小学生的辅导员，还有主管中学生的J老师。他们的离开，使张湾原本热闹的生活一下冷清许多；我被推上指导员的位置，心里却没谱，不知该怎样保证航线的正确。干校派来接替J老师的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干部，他一来就说自己有肝炎、浮肿和其它的什么病，来这主要是疗养，学生的事情要靠我们自己管理。他说到做到，每天除了摇铃（辅校从起床到熄灯，一切活动都靠摇铃），就是进城买老母鸡，由此张湾大院时常弥漫着炖肉的香味。我和他没有一点缘分，经常和他顶撞，弄得他十分恼火，我也一肚子气。

正在这时，槐店镇出了一起大案，案子就发生在那座节制闸桥上。

建这座闸桥是为防夏季沙河涨水时倒灌农田，所以准确说，这并不是桥，只是横穿公路的水渠上边修了一座水闸，看上去就是公路边竖着的一堵墙，但我们习惯称它作桥。辅校的学生周末回父母的连队与家人团聚，大多都要从东关出城，故大都会路过这座闸桥。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有人在桥壁上用粉笔写了一条“反动标语”，一下轰动全县，被立为特大反革命案件。

提起“反标”，五0后都很熟悉。从66年破四旧开始，人们就热衷于发现“反标”。烟盒上，报纸中，墙壁涂鸭，茅厕乱画，都能横竖看出“反标”来，按说小小县城的公路边上，出个粉笔“反标”，不至于弄出那么大动静。可这个“反标”很有“技术含量”，它是用英文写的。内容是：“Lang live刘少奇！”就这么一句话，捅了大篓子！全沈丘，除了五七干校的人懂英语，就是沈丘五七中学开设了英语课，能用英语写“反标”的人凤毛麟角，案子还不好破？只要查查懂英语的有谁那晚上经过了那座闸桥，再看看他有没有动机，岂不手到擒来？

很不幸，那天恰好是周六，很多辅校的孩子回父母那，都曾经过闸桥，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我一点没紧张，自认为没有作案动机，况且过桥时并非我一人，我是和男生q君一同骑车过的桥。当县武装部一位年轻干事来五七中学开大会，要求作案者主动坦白交待，并信誓旦旦说一个月保证破案时，我还在台下讪笑，心说破不了怎么办？当辅校盘查所有学生那个晚上的行踪时，我也如实报告，心里很坦然。我是学生连指导员，组织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

几天后，我正上课，突然被叫到学校会议室，一屋子二十多个学生，除了3个辅校的孩子，其他人都不认识。那个年轻干事高声宣布要办“破案学习班”，所有在场者就是学习班的成员，必须在学习班上老实交待问题。现在马上回家去拿铺盖，五点前返回学校，逃跑者罪上加罪！

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人就跟傻了一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成了嫌疑犯了？我怎么成了嫌疑犯了？我盯着坐在干事旁边的S老师，他是我们年级组长，负责团的工作，我在班上是团支部宣委，经常和S老师打交道，他是了解我的呀？可是此刻的S老师只是低着头，避开我的目光，满脸严峻。

无可奈何，只能回张湾取铺盖。那位“疗养干部”竟无一句安慰的话语，只搭拉着眼皮，说声“去吧”，再无表示。我与三位同学扛着铺盖返回学校，夕阳如血，冷风如刀，村头老树几声乌鸦聒噪，让人心烦意乱。到校后，被带进一个院落，院里一排平房成了囚室，每屋住6-8人，没有床，只是地上铺层麦秸，打地铺。没人对我们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呈堂供证”，听到的只是恐吓和威胁，看到的只是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

那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听着窗外风声，只觉得地下寒气穿过麦秸和褥子，浸透骨髓。我反复思索自己成为嫌疑犯的原因，其实看看躺在身边的三位同学，答案即晓。这三位同学都比我小，两个上初一，一个上初二。上初一的L君，父亲是副部长，28年的老党员。当年曾加入左翼文学组织创造社，与田汉、成仿吾多有往来，沾了“四条汉子”的光，瘟哥中被打成“反鲁迅的黑干将”，饱受折磨。L君人很腼腆，性情温文尔雅，又很有韧劲；大概因为早早成了“黑帮子女”，多有历练，对进学习班倒不像我这样手足无措。另一个初一同学就是和我一同过桥的q君。其父英文水平在大院出类拔萃，常给毛、刘、周等中央领导当翻译。当年英共总书记波立特来访问，应邀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由q的父亲作翻译。波立特走向麦克风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对q的父亲说：“我讲话有个习惯，必须一口气讲完，所以，在我讲话过程中，请你不要打断我。”说完，他走到台前，口若悬河地讲开了，讲了近一小时才结束。一个小时的即席讲话，没有稿子，如何能翻？可q的父亲镇静自若，凭着潦草速记的一张小纸条，侃侃而译，不但表意完整，而且流畅准确。这样的人才，难逃臭老九的厄运，瘟哥中也挨了整。初二同学X君，其父给康生贴大字报，立马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投入大牢，其母也被发配干校劳动改造。辅校中，家长有问题的孩子不算少，但明确要求孩子必须与父母“划清界限”的，似乎只有X君一个。可见“反康老”的罪名之重。

看看身边同学，想想自己，渐渐明白，使自己成为嫌疑犯的原因，大概还是出身问题。如果不是那个遥远的高黎贡山上的地主爷爷，组织怎么会不信任我呢？

此后的事已写入《我的张湾》。

大概是检讨写得快而多，或是干校那边为我打了保票，我第一个被允许离开学习班，走出那个封闭的小院。当我回到张湾时，我觉得自己一下老了许多。不是人老了，是心老了。世态炎凉让我知道，无论自己怎样表现，出身的红字，是永远烙印在额头上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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