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2（下）】：

随风吹向四方

我小时候，算命先生走街串巷，喜欢用他自己编的顺口溜，形容那些找他算命的人。有算命先生遇到一位老实本分、良心尚存的乡村干部，用了几句话形容他的命运：房前一堆灰，来风四下吹，好事没少做，坏话一大堆。后来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那个算命先生被抓起来了。

我看过他说的那种灰，是农村常见的草木灰。农户人家都用柴禾烧炕做饭，整整一个冬天的草木灰堆在院子外面，留作春天的肥料。它们被路过的风刮起来，在空中没有方向地游荡，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向南，有时向北。

1962年的中国民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渐渐缓解，但是据2005年解密的官方内部档案，1962年全国各地区仍然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据我的猜测，还有很多人的水分被持续几年的大饥荒烧干了，轻飘飘的，像草木灰一样被风扬起。于是那一年的中国人，忽然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们要逃出困境，他们要突破国门，有的向东逃亡香港，还有的向西，逃亡到苏联。

香港面积不大，一千平方公里，大约是中国版图的万分之一，19世纪租借给英国做了殖民地。那里生活的大部分是华人，他们喜欢在江边散步，看见上游漂来一具具骨瘦如柴的尸体，知道大陆上发生了严重饥荒，就把大陆出口给香港的粮食和鸡蛋，寄一些回来，让大陆的亲友度过饥荒。这样一来，大陆百姓才明白那边的生活过得不错，不像报纸上宣传的人间地狱，像人间天堂。

那一年春天，一艘由广东偷渡到香港的渔船在风浪中沉没，船上有一家六口，幸好被香港渔民救起，几天后被警方遣返大陆。这件事引起香港中文报纸的批评，认为如此处理不够人道。1962年4月7日的一份报纸，有标题《六逃亡者不获人道待遇竟被解回大陆》，香港政府急忙出来解释，遣返偷渡客时不能只考虑人道立场，还要考虑经济及现实问题，比如有没有足够的社区、医疗设施，容纳突然大量增加的外来人口。那一场争论还没有结束，忽然之间，成千上万的大陆百姓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几乎把香港淹没了。那些逃亡者以广东人为主，其中有1962年精简下来的大批城镇职工，不愿再回到忍饥挨饿的乡下，还有十多个省份的难民，扶老携幼，拉帮结伙，浩浩荡荡。

逃港风波开始的时候，中国大陆并不急着加强边防戒备，也不急着接受遣返人员，百姓太多了，饿死几千万也没见怎样减少，跑出去几十万又算得了什么？后来国际压力增大了，才收回由乡镇政府发放出境证件的方式，在火车和汽车上堵截收容逃港民众，又出动一万名军警把积聚在边界的十万难民遣返原籍，最后还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方面表示感激，“中国关心不要让此事使台湾国民党得到正面宣传，或让美国得到甜头。中国也不容许把移民问题说成是中国的危机”。

中国感激的是英国处理非法入境者的手法，还算比较大度——当大量难民涌进香港时，台湾提出可以让他们去台湾安置，香港拒绝了，规定了一项新的“抵垒政策”，即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他们遣返的人数，按照英国与中国的不同统计数据，在一万到五万之间，而那场逃港风波结束以后，香港的人口由三百二十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我看到的一份材料说，那时香港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也确实需要补充新劳动力。1945年二战结束后，香港人口只有几十万，中国大陆的内战与饥荒，以及一次次残酷的政治运动，都引发规模不同的逃港热潮。

按照我的另一个猜测，那些能够逃亡的人，大多是智力和体力较强的人。我找到1962年进入香港的一些大陆人士的经历，看了以后感慨很深。一位姓刘的先生当时才21岁，排队排了三天三夜，领到了香港身份证，半年以后就管理二三百人的工厂。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前夕，他为大陆的故乡捐资一百万建设学校，大约是那时候大陆上三万人平均一个月的工资。在那批逃港的难民里，有人成为著名的作家影星，还有人成为著名的黑道人物，不管是作家影星还是黑道人物，都不能算是笨蛋。像我这样的笨蛋，几乎从来就没想到过逃亡或逃避。1979年我读大学一年时，有人介绍了一位日本女孩和我恋爱，条件是毕业以后要到日本去工作，我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虑，爱国主义占了上风，拒绝了一段可能的跨国姻缘。

我也与1962年的中国政府一样，感激香港对非法入境者的处理手法，其中体现了人类永远需要的人道主义。还要感激当时具有独立思想的新闻界同行，他们有良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语言，监督了社会的进步。那时候除了香港的左派报纸默不作声，其它的报纸都对逃港难民表示了真实的同情：

比如一篇报道，题目为《爷娘子弟哭相送　尘埃不见罗湖桥》，副题为"五百余偷渡入境者，昨被集体遣返大陆，送行亲友临风涕泣哀声动地"。一篇报道题为《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文中插入的小标题是"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大陆批准出境米证即取销，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另一篇报道则突出移民在边境地区的惨况，题目为《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如不获救将难逃饿死荒山命运》。

还有一篇报纸评论感动了很多香港市民，题目是《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里面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逃港风波结束后，一份在学生中发行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把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传导给殖民地的后代。“千古惨剧的难胞逃亡事件已成过去，呻吟哀号的声音在黑夜长空慢慢低沉，边境的苍山野岭又复归平静。千万中华同胞流洒过的血和泪，将随着太阳的蒸晒而湮灭，饿毙山头的尸骨将在风雨交侵中腐毁，一切辛酸和惨痛将随风而逝。惨痛遣回的千万同胞，因求生存、求食物而死的逃难者冤魂，身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之苦的同胞，你们的悲苦凄绝的命运，现在还有谁怜？悲剧已经落幕，群众已经散走，眼泪已经流过。看来，只有历史能为你们作证，只有历史能为你们说话了。”不管你怎样看，我是很有感慨。怎样才算是历史的记载？历史又怎样为大众说话？历史不仅仅是统治者授意的教科书，所有的文献和报章都在记载着历史，所有的民间记忆都在记载着历史。

写了这么多，感觉有些累了，不愿意再去回首1962年新疆边境六万余人逃往苏联的往事。

还有，从1958年开始的几年里，云南边境一直有人逃亡缅甸，算是与前面东路、西路呼应的南路。他们有过许多故事，这里也不再落笔。

好斗的皮影戏

看皮影戏的那一天，我想到了一部小说。

哐，哐，哐得，得呛，哐得，得呛，哐得得呛，哐得得呛。

锣鼓点越来越急，越来越密，越来越尖锐，惊得人心魄不宁。

我从幕布前面绕到后面，看见了一场虚拟的战斗：两个用驴皮雕刻的玩偶，身涂浓彩，手拿刀枪，上窜下跳，拼力厮杀。

那种驴皮玩偶叫皮影，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戏曲人物。他们在戏文之中的全部意义，是为一场杀戮而生，为一场杀戮而来，然后又为一场杀戮而战，为一场杀戮而死。他们曾经拥有过自由，后来甘愿做一个玩偶，被观众看不见、他们自己也看不见的一双手操控命运。当然，还不止这些，决定他们心境的还有锣鼓之声。在锣鼓点急骤时他们杀的急骤，在鼓点舒缓的时候，他们就杀的舒缓。

我由此想到的小说，是中国在1962年编写的一部长篇，传记风格，叫《刘志丹》。它并不是一部真正以皮影戏为题材的作品，可能其中连皮影戏都没有提及，但那小说里面写到的人物，不管是真名还是假名，以及那小说外面相关的人物，不管是编者还是读者，以及被作者采访的群众，都被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所操控，成为身不由己的杀戮者与被杀戮者。于是在我看起来，他们竟与那些用驴皮雕刻和彩绘的玩偶，从有些相似，到全部相似。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何至于这样神奇？

我在想，把小说的主人公——那位只活了32岁的中国革命者刘志丹——说得清楚，是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即使我们能找到与世界通用的语言描述那一场革命，也很难穿过漫长的时间、拨开深浓的迷雾、召回被修改的事实、得到最接近的真相。带着事实与真相回到他的身旁，现在还困难重重。

所以只能简单回顾。

20世纪初期，世界上一些国家建立了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和控制基地，在中国的那些武装力量叫做中国工农红军，他们的基地叫红色根据地。在那几十年里，领导他们的党派时而通过谈判到政府里做官，时而带着武器到深山里打仗，其实非常辛苦。有那么几年，他们各处的基地全都受到政府军的围剿，不得不各自突围出去，长途奔波，迂回作战，争取生存。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后来被很多的中国人叫做长征。

后来又是怎样时来运转的呢？党的全国组织带领所剩不多的军队转战到甘肃，准备投奔中苏边界，忽然看到天津法租界创办的《大公报》，上面有刘志丹在中国西北活动的详细报道——那时候刘志丹占据的地方已经是这个党派在土地革命后剩下的唯一根据地，并且兵强马壮，能在政府军的围剿中接连打胜。那个地方包括22个县，70多万人口。党的全国组织喜出望外，决定转向只有几百公里远近的陕甘根据地，在那里安顿下来，结束流浪挨打的日子。

但是，在党的全国组织到来之前，一个所谓的中央代表团先期到达。当地党派、政权、军队的领导人物，“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又是肃反。革命者内部的肃反。

肃反是革命者对革命者最容易的屠杀。不走法律程序，想杀就杀，想砍就砍，想要活埋就活埋。

肃反最为血腥的世纪是20世纪。

以列宁、斯大林为例，他们得到党派与个人的权力后，一直陷于深深的担忧和常常的恐惧——他们担忧恐惧的是，他们用非合法手段得到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别人再用非合法手段夺走。于是自他们上台的1917年，就开始大规模肃清可能的反对者，从思想和肉体上加以消灭。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

中国工农红军的肃反，是从苏联的斯大林那里学的。

斯大林夺得全国政权之后，开始肃清革命队伍中的各种派系。中国人太聪明了，搞了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不管革命什么时候胜利，也不管革命承担多大损失，为了确保未来的政权落在自己手里，先要在自己队伍里肃清一切可能的反对者。比如，那时候的肃反就有一个文化精英逆淘汰的问题，凡是戴眼镜的，会外语的，识字多的，会算数的，只要看起来是有文化的人，就觉得不可靠，没有文盲、莽汉或者无赖、流氓那样的人看起来可靠。于是，可靠的留下来，不可靠的都处理掉。

于是，土地革命时期那些著名的苏维埃政权，在肃反之后元气大伤，有的地方党政军干部杀掉十之六七，知识分子几乎杀光，比历来战斗的损失还大。幸好刘志丹的根据地处于偏远的地方，和中央组织失去了联系，刚好躲过上一次肃反的劫难，意外地保存下来，保存到中央组织可以前来立足的时候。但是，中央组织要来了，这一次肃反他们躲不开。

我读到的一份文字，详细说到刘志丹被捕的经过：

“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25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25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某些人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地演变成这样：党的全国组织来了，从牢房里把刘志丹和一些等待活埋的人解救出来。然后刘志丹得到一个较低的职位，是一个新建的红28军军长。几个月后，他在一次战斗中不明不白地死于枪弹。那时是1936年，那时他32岁。他死得太早，又太容易，以至于以后相隔了很多年很多年，怀疑他死于政治谋杀的人越来越多。

1962年的小说《刘志丹》，提出了有力的怀疑吗？没有。那部小说什么也没有怀疑。甚至我在前面简单描述的历史，其观念和语气也不是来自于小说。它出现的时间就已决定它的性质：当初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列入《刘志丹》，为的是通过“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说到底，它是通过精心选择和加工革命历史，为已经胜利的党派歌功颂德。它只是对下一代青年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成百上千的文学读本中的一本。不会比别的文学读本好，也不会比别的文学读本差。

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还仅仅在报纸上连载时，忽然就出了大事——中国的党派最高领袖，把它判定为鼓动篡党夺权的反党小说，还做了一段特别醒目的批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接下来的情况惨不忍睹。据我看到的一篇文字说，那部小说引起的冤案从1962年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仍然继续，总共牵涉到6万人，迫害死亡了6千人。

这个庞大的数字是准确的吗？我很难相信也很难考证，但数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事物的性质。即使是一部小说只牵涉到60个人的冤狱，只迫害致死6个人，也很难改变那场文字狱的属性，也很难改变文字狱制造者的属性。

什么属性呢？

那一次，我为了拍民间皮影的更多镜头，反复看了皮影的表演。原来操控着驴皮玩偶的角色表演的，是几支细长的竹签，是竹签后面的手。那手和竹签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厮杀，就像人间的争斗，没完没了。就像中国和外国，都有许多用暴力夺取权力的血腥，在夺取权力之前和之后，他们内部毫不留情的倾轧，更像玩偶之间的争斗。他们身不由己，他们煞有介事，他们如同戏文，他们非常残酷。

在我看到的每一出戏文里，都有一方被内定为正义的，一方内定为不义。那内定为正义的一方越战越勇，越勇越战，已经非伟大光荣正确不能形容。其实，在操控者和旁观者看来，你只是一个彩绘的玩偶，正义或不义只是一种临时的安排，算不上真正的历史，没想到你一旦饰演正义的一方，竟然那样认真，那样过份，不仅把你的敌人全部打败，还把你的战友全部消灭。一个大英雄或大领袖的名誉，就值得你这样凶恶吗？

把酒变成葡萄

我现在要说一件在1962年发生的事，它关系到很多中国人的命运，那些人识字、读书、有文化，被叫做知识分子。

1962年，那时正值他们生命中一段阴郁的时期，好不容易度过了右派生涯最艰辛的头几年，但同时，在监狱、在劳改农场、在受控制的种种环境必须忍受的磨难，却已经把他们的社会热情消耗殆尽，把他们的个人理想消耗殆尽，几乎就剩下一副——按照某种宗教的说法——臭皮囊。这时候，忽然就有小道消息传来，国家的总理和副总理在广州会议说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些已经改造好的，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那个没有见报也禁止传达、但是在知识界私下流传的消息，被他们幸福地叫做“脱帽加冕”：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冠冕。当年3月份广州确实开了会，总理周恩来说：“你们热爱祖国，使我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副总理陈毅说：“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现在看来，这种“脱帽加冕”再无聊不过了，只是在玩弄同一个概念的归属游戏，无论归属于谁，他们都是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但当时竟然如温暖和煦的春风，吹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他们像被妈妈驱赶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的孩子，在迷失和无助的困境里，隐约听到了妈妈喊他们回家的声音，他们哭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悲喜交织，他们充满了感激。

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惨了。一连几千年了，中华民族知识界的整体命运，惨得让人摇摇头，不想睁开眼睛。

几千年之前，儒学的创始人孔子，道教的创始人老子，都是这个民族早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问修为，已经抵达圣贤的境界，一如古希腊时代的智者。但他们不能像古希腊智者那样独立于世，那样知行合一，那样惊世骇俗，那样蔑视着人间的权势与金钱。这里的一种又一种区别，实际上只源于第一个区别，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需要权势者购买他们的学问，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价钱。我曾经买到一本记述西方古代智者逸闻趣事的《智者也疯狂》，其中写到第欧根尼，被海盗们带到奴隶市场出卖。他像个国王一样高傲，两臂交叉在胸前，对人群大声叫喊说：“有谁要买主人？”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智者，几千年来，没有谁感觉到类似的骄傲与光荣。他们在古代中国不叫知识分子，他们通用的名字叫做“士大夫”，在这个典型的中国语词里，一直缺少自由、独立的味道．反而具有依附政治的鲜明特性。我有时候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有智慧，比如他们，对开明的主人为什么要感激涕零？对愚暗的主人为什么要尽显忠诚？我还要怀疑，据说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么兼济天下时是否坚持了自己的人格和智慧？独善其身时是否舍弃了自己的品质和意义？

我还想让他们思考和解释一下，在专制社会里，知识分子不可能具有完整、独立的人格形象，并且不可能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活得很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千年来，那些希望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往往牺牲了宝贵的人格和智慧，比牺牲了生命还要可怕；那些希望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往往被一次次撕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那么，你有没有风骨和血性，你有没有勇气和信心，你还做不做一位知识分子？

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含义时宽时窄，窄的时候仅仅指12、13世纪以后西方文明产生的知识人士。而一般人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使用的都不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定义。那里的定义就更加窄了，“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知识的拥有者，而是在拥有知识并作为知识从业者的同时，始终是社会的批判者。”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国社会几千年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来。这让我想起季羡林先生，他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感到做知识分子的痛苦。他说“假如有来世，我最大的愿望是别让我再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他使用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有两个推测，一是肯定比我们常用的定义更窄，不然他不会感到痛苦；二是肯定比世界上最窄的定义宽一些，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定过的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不然的话他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也不会感到痛苦。

这样思考没什么意义，还是说点有意义的。

关于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国有一种称呼叫“智识阶层”，与之相反的叫“反智阶层”。考察一下20世纪中国的“反智阶层”，可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对智识阶层的态度，从一般反对逐步升级，最后形成长时间、大规模的迫害——他们这样做了，肯定会有我们看不见的意义。

在20世纪的初始，人们从阴郁的世纪末情绪走出，对新世纪充满了美好的期望。中国智识阶层的领袖人物，开始策划从文学、文化到社会理想、政治制度的一场现代革命，这好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那批智识领袖建立了一种又一种政党，通过领导政党的活动来领导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这也好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没用多久，智识领袖建立的这些政党得到了发展之后，全部落到“无智”或“反智”的人物手里，把智识领袖排挤出局，这也好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于是，五四运动以后有人喊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土地革命以后苏区对智识阶级实行了剥夺性命的肃反，然后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步步叠加上去，数不清的制造灾难的政治运动，数不清的承受灾难的智识人物，让20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洗不掉、遮不住的巨大污点。那一百年匆匆而过，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难免有卡夫卡式的荒诞感：“我们使劲追求的价值根本不是真正的价值，结果毁掉的东西却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所必须依赖的。”回到1962年，那一年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给很多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冠冕，让那些有知识的人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涕泪滂沱。我不想责备他们，他们毕竟不是历史人物，愿意通过奋斗牺牲来承担民族良知，完成民族伟业；他们活在当下的现实里，需要像别人一样生存下来，哪怕是委委屈屈地生存。

能够活着就不容易了。

在幻觉中幸福地活着更不容易。

他们出现的知识分子重逢春天的幻觉，一直维持到那一年的年底到来之前。中国最高领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样的一句话，立刻结束了某些人心里幻想的春天。

在我看来，不管是依照康德的定义、《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还是依照季羡林在心里实行的定义，1962年的时候，中国都没有多少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的只是做知识、技术性工作的一大批人。甚至到了几十年之后的现在，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

想让他们回到一种好的状态，比如有道德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状态，可能要比把酒变成葡萄更难。

我的强国大梦

我们中国，不仅是个大国，还是个强国，世界上最强最强的国家，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小时候，中国的报纸和教科书，千篇一律，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

比如，我们的祖国，疆域辽阔、山河壮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科技辉煌。

再比如，我们中华民族，聪明、热情、勤劳、坚强、刚毅、勇敢。

还比如，作为富有革命精神的炎黄子孙，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报纸和教科书没有多大改变，充满了浪漫情怀，充满了理直气壮，充满了欢喜和自恋。它们通过那些华丽和空洞的文字，培养人们华丽和空洞的爱国情绪。有时候，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忽然感到一些忧虑：当那些宣传文字离开事实，变得狂妄和虚假，会不会培养出一批狂妄和虚假的爱国者呢？

还有，是不是只有伟大的祖国，才能纠正自己伟大的错误？

1962年的一天，几艘远洋轮船跨越大西洋，把盛得满满的加拿大小麦载向中国。那一天白云悠悠，风平浪静，随船押运粮食的几位中国技术员，心情比天气还好。

他们多次在波涛起伏的船上押运粮食。仅仅在一年以前，还是把一批又一批粮食从中国运到外国，有的换了水泥修建水库，有的换了黄金再买军备，有的无偿支援其它国家。连续几年了，中国大陆发生饥荒，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他们虽然不知道那几年饿死的人有多少，但是押运着大批粮食运往国外，仍然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是苦辣，还是酸甜。现在好了，他们乐观地期望，从外国买来的粮食运回祖国，一定会让人们吃得饱一点，减少饥荒中的死亡。

事情总是包含着变数。以前不顾千千万万国人饿死还要把粮食运出国外，现在变成进口加拿大小麦救济饥荒，这是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啊。他们的心里充满温暖，真像报纸和教科书那样觉得，只有伟大的祖国，才能纠正自己伟大的错误。

但是变数太多也不好，刚刚纠正的东西，往往再被纠正一次，可能就偏了方向。就在他们满心欢喜的时候，忽然接到祖国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们立即变更航向，调过头去，前往一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地中海小国，在那里的港口卸下全部的小麦。原来，恰巧在这几船粮食还没有运到中国的时候，那个国家提出了让中国支援粮食的请求。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强国，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国家，肩负着支援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重任。中国立即拍板决定，把这批正运回国内的小麦，无偿支援给阿尔巴尼亚。

他们在船上愣了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了什么。

其实，在贸易之外，还有援助，同样是国家之间重要的经济往来。我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只能猜测它大致的情况。它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经济援助，比如苏联当初对中国的大量援助，以及中国当初对很多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都是希望通过经济援助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另一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经济援助，比如1960年代初期，中国大饥荒发生以后，美国提出可以援助粮食，苏联提出可以援助小麦和红糖，那时候他们都被中国当做敌人，仍然要通过援助来拯救饥荒中的难民，因为不管政府的做法如何，百姓脸上的表情总是无辜的，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应该被解救，应该被关怀。这样看来，中国拒绝了美国和苏联的粮食是不对的，只留下红糖在特供商店里卖给特殊顾客，也不见得怎样妥当。毕竟在1962年中国的大饥荒没有完全结束，那一年还饿死了七百五十万普通百姓，大约是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四百分之一。他们的生命，比国家、比政府、比党派的脸面重要。假如连这一点你也抱着怀疑，那么我后面的文字，干脆就不要读下去了。

1962年的中国，同政府的外交部一样关心对外关系的，是党派的对外联络部，部长是王稼祥，中国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忽有一日觉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出了问题。那一年中国突然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偿还苏联贷款的支出。

比如越南，中国在1962年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支援他们南方与北方的全面内战。

比如老挝，中国在那一年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同时开始修建从云南到老挝境内的公路。

比如阿尔巴尼亚，因为在中国与苏联的斗争中支持中国，中国就与他们签了五项议定书，全面继承了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规模还不断扩大。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然后他们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他们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子，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他们，他们竟用来建烈士墓——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他们在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高高地耸立在蓝色天空，看的时间长了，让人头晕目眩。

王稼祥是那种理性和冷静的人。1962年2月，他小心谨慎地向他的党派提了一条建议：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同时，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他没有想到，这样温和的建议还是遭到严厉的批判。“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成了修正主义，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正确路线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党派领袖当面认错，但还是被取销了党派高级领导人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去世。

问题不在于三和一少还是三斗一多，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的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直把自己的国家当做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把其余的国家当做应该归顺的蛮夷之邦。在不到一百年前，中国的皇帝还因为外国使节不肯跪下磕头，愤怒地点燃了同外国联军的战火。1962年的时候，中国好像进步了一些，但那种盛气凌人的大国脾气仍然不能改变，即使自己的地盘上经济已经崩溃，百姓生死不保，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大力援助所谓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还要实现全人类共产运动的千秋伟业。甚至我还想到，在那种荒谬的时代，如果中国经济真的特别强大，足以支持它所有的政治目的，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种荒谬的时代可以结束，但在不知不觉之中，那种荒谬的思想还有残留。在稍后的一些年代里，一有机会就浮上意识表层。举例说吧，即使自己很穷，也要装出富有的样子。假如真的比不上世界富有的国家，无法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倒也希望遇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别人都收敛一些，让自己大大方方地发挥一下，仿佛是拯救世界的唯一英雄，也是件满心欢喜的事情。

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很可爱。

没有国，没有家

我们现在虚拟一个人物，一个高尚和完美的男人。

我们能想象到，这样一个男人，应该有道德，有胸襟，有气节，有胆识，在事业上有了不起的建树，还要有文化修养，有绅士风度，有爱情亲情。

现在，我们为他虚拟一个出生的年代，比如，他出生于1876年，大清帝国的时候，那个年代离现在很远，容易看得清楚。

他的一生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先回到他出生的1876年。那时候叫做太平天国的一个邪教政体，被大清帝国平息下去十多年了，但太平天国制造的大动乱、大破坏和大倒退，已经让那个后来被叫做中华民族的民族联合体，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丧失了曾经拥有过的繁华，痛失了近百年发展的良机。

由于我们有虚拟的自由，应该让他出生在杭州，那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很优越。他的父亲是一位美国人，母亲也是。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母亲也是。他的父亲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母亲创办了另外的一所。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往往是家境贫困的教民的孩子，也有一些可怜的流浪乞丐。他需要比教会学校更好的教育，于是在11岁时去美国读书，28岁时带了他的新婚妻子，回到中国的江南。他在美国期间，大清帝国又出现了叫做义和团的民间组织。在帝国北方，义和团民以畸形和阴暗的心态看待世界，以残酷和暴力的手段对待世界，杀了他们看得见的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徒，烧了他们看得见的外国大教堂和教会医院、教会学校。那时候，他的父母幸好都在杭州，没有人身伤亡。当然传教士可能并不怕死，他们除了传布宗教，还传布医疗和教育，传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他们在不被理解的地方叫做文化侵略，也会被当做不拿武器的敌人，也会像士兵一样流血牺牲。

如果说他的父亲是美国在大清帝国的第一代传教士，那么他就是第二代了。算起来在他35岁那年，一场匆猝的地方起义，推翻了大清帝国。起义者想建立亚洲第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虽然也摇摇晃晃地建了起来，但质量不算很高，名称又比较简略，叫做中华民国。问题是管理那么大的共和国，起义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以至于后来放任一些党派在共和国里建立武装分裂的国家，还要与他们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直到最后丢掉了在大陆的控制权，还让百姓多受了很多苦。

他在中华民国的经历很长，从民国建立的1911年，到民国败退的1949年，他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

那时有许多人看得清楚，让中华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是没有正规、先进的近代教育。但是要发展优越的教育，需要很多钱，而那个叫做中华的民族联合体，不管怎样穷，不管怎样富，永远不会把很多钱投放给教育，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非法占有统治权力的人们，由于自身的水平不高，就特别需要专制的力量，特别需要愚昧的民众，于是教育被冷落，从古至今都被冷落。（唯一例外的是20世纪初年，忽然在培养留学生和兴办学校方面，大大方方地用了很多钱财。后来人们了知道那些钱的来历，都是庚子赔款，即因为义和团打、砸、抢、烧造成损失赔偿的钱，外国人收下了，心里免不了苦闷，觉得人类只有铲除狂妄愚昧的根源，才能享有永久的太平，于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把得到的赔款拿出来，专门用于提高中华民国的教育水平。）

外国的传教士对教育有超乎寻常的热情，把办学校当成了一棒棒的接力赛跑。还是在大清帝国时，随着教会小学的学生们不断长大并且修完学业，他们又相继开办了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到了中华民国时候，教会大学已经有了很好的模样。

我们虚拟的这个人物，现在要创办一所大学，一所定名为燕京大学的综合性大学。

1919年开始，他当那所大学的校长当了二十七年。燕京大学里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还有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学系。比如那所大学里的新闻系，曾经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那所大学里的社会学系，是中华民国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他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得名师云集，思想自由，学术开放。加上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1949年前的燕京大学，已经是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一流综合性大学，而他则可以名列中华民国诸位大学校长的首位，以其卓越才能，也是当之无愧。换了别人，即使在办学的胸襟气度、才识能力上与他一致，也很难像他那样十余次往返美国，筹措到以百万或千万计算的办学捐款。

我们无法虚拟的，是上个世纪中华民国最惨痛的一段屈辱历史。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撤离到南方，燕京大学仍然坚守北平，成了共和国在北方的自由“孤岛”。很多人劝他撤离，他不肯撤。他的理由，听起来都有些奇怪：圣经里的耶稣知道自己有危险，但是决不逃走，燕京大学也不能逃走，要为沦陷区的青年学子提供优秀的大学教育。他在校门前高悬美国国旗，以治外法权为理由拒绝日本宪兵进入，在四年多时间里，把燕京大学建成了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一个堡垒，不断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急需的战时物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日本宣战，美国国旗也无法保护他们了。他与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学生身陷日本人的囚牢，三年又八个月，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

他的年岁不断增长。1936年他六十岁生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庆贺，说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在更多人看来，他是一位很理想的中华民国大学校长。1946年他七十岁，著名学者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里，说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闻一多这样评价他的时候，他的大学校长当不成了，美国政府要他出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据说本来是要安排另一个人的，但有人推荐了他，觉得他在中华民国长期斗争的两大党派中会采取中立态度，促使这两个党派成立联合政府，避免内战屠杀——美国确实想避免内战屠杀，成立联合政府，就让他出任大使。但是不管是谁，一个人阻止不了几百万军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国继续统治很小的一块地方，而他已经七十三岁，不得不离开他出生于兹并且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国家，不得不回到他父亲和母亲的祖国。

到了这时候，毛病出来了。

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忘了为他虚拟一个祖国、一片家园。我们以为，普天之下，谁都能有祖国和家园，这样一个高尚完美的人怎么会没有呢？于是我们的一些疏忽，让他七十三岁以后的人生非常凄凉。

他没有国。他出生于兹并且生活其中五十六年的国家，不是他的国家；他父亲和母亲的祖国，也不是他的国家。到了七十三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是没有根系的植物，确实有些晚了。

他没有家。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兄弟早已去世，埋在了杭州，新政权建立不久，那个传教士墓地就不见了；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埋在了燕京大学校园之内，新政权建立不久，妻子的墓地也不见了。并且他当年筹款购买和亲手建设的燕京大学校园，已经拨付给北京大学使用，燕京大学已经融入北京大学不见了。他的遗愿是去世之后和妻子埋在一起，埋在他创建和多年经营的燕京大学，但那里已经成为北大的校园，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圣地，怎能允许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象征”埋在那里？还有，胜利一方的党派领袖在1949年就写了一篇文章，与他做了畅快淋漓的告别，现在领袖的门徒还在，怎么可以违背领袖的意愿呢？

非常抱歉，我们一不小心，忘了为他虚拟一个祖国、一片家园，让他的晚景凄凉。

最后再为他虚拟一座墓碑，安置在2008年11月的杭州，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天苍苍，野茫茫

这个题目，原本是中国诗歌中的句子，来自一篇古诗和一首现代诗歌。

那篇古诗，听起来很像民歌，描写一千多年以前映照在游牧民族眼里的草原风光：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喜欢这里的一个比喻，说天空好像他们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这是只有把自己当作天地主人的他们，才能想得到的一个比喻。我还喜欢这首古代民歌里的画面感，当镜头从大全景的天空慢慢摇下来，然后在无边无沿的原野上移动，忽然有风吹来，草浪翻滚，凸现出一群群的牛羊。

那首现代诗歌，因为用了两千多年前楚辞的诗歌形式，听起来更像一首古诗，从很久远的时空里传递过来，有一种特别空阔、特别悲凉的感觉：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首诗的作者叫于右任，写于1962年。那年他八十三岁了，无法遏制地、一次次地想到死亡。

他是在七十岁那年撤离中国大陆的，到1962年，已经在台湾生活了13年，对故乡的记忆虽然一天比一天淡泊，但是对留在故乡的原配妻子，却是一天比一天想念。那几年，大陆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饥荒，工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借此机会，蒋介石在1962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扬言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台湾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立即开始战争动员，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

我看到很多人思念、回忆和感慨于右任的文章。那些文章没有提到台湾国民党1962年鼓吹“光复大陆”对他的影响，是不是让他增强了回到大陆的渴望，然后受到这种渴望更深的折磨。我相信很多人回避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出于一种非常善良的愿望。但我出于同样善良的愿望，相信1962年的于右任会想象他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天，但那是让他在想象中感到痛苦的一天，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中年将至或老之将至，他八十三岁，死之将至。

我们看到的日记，记载了他叶落归根的渴望。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的1月23日晚间，不知他是一夜未眠或者提早醒来，在熹微的光芒里写下了这篇不朽的诗作，当时没有名字，后来从诗歌中选了几个词组做名字，叫《望大陆》，叫《望故乡》，叫《国殇》，说的都是这同一首诗。

国殇是指为国战死的将士。于右任偏爱这个词，就经常在诗歌里使用。比如他写过很多，都是我喜欢的。举例来说：

——远近高低尽国殇；——黄土无情葬国殇；——凭高吊古，惟念国殇；——五月五日是瑞阳，家家过节祭国殇；——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斑斓照青史。读到1962年于右任写的这首诗，我以为相当好，算得上中华民族几千年里面创造的几十首好诗之一，起码是在明代以后的几百年里写得最好的诗之一。问题是这首诗的视点，于右任可以把自己的死叫做国殇吗？如果把八十多岁的人老死家中也叫国殇，那国殇的范围是不是太宽泛了？

于右任不是一般的老人。他曾经是大清帝国的举人，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先驱，曾经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元老。但那些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最近的几十年，他是中华民国大客厅里最醒目最珍贵的花瓶，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事情可做。我看过对他从政以后比较高的评价，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自己的祖国，他在最后的诗里把自己比作国殇，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并且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捧出的正是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的忠魂。对他更高的评价，是说他死了也要葬在看得见大陆的高山之上，那是爱国主义的楷模，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这些评价让我很感动，老先生还可以是海峡两岸共有的装饰品，非常醒目非常珍贵，并且永远不会破碎。

总的看起来，喜欢政治的人都愿意把于右任的政治意义抬得很高，这没有错，因为他们更看重人外表的鲜明亮丽的政治意义。如果换了我，一个觉得虚话、假话、应酬客套的话可以不说的人，可能看重于右任另外的几项意义。

第一项：他是一位很好的报人。从他二十八岁的1907年开始，他先后创建了4份报纸：《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那时候大清帝国还没有结束，现代报纸还没有出现，他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办报，已经有了对新闻媒体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人民怎样监督政府呢？在他看来要通过报纸，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至今的中国报纸，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还不能算做成熟，于右任办的那几份报纸，其言论独立的程度，其新闻自由的程度，可能是其中最像报纸的报纸。

第二项：他是一位很好的思考者。1910年，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亡国三恶因》，全文仅百余字：“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他看到这些在大清帝国的严重状态，尤其是前面两点，不肯把财物分配给百姓的经济制度，造成道德滑坡以至崩溃的社会制度，已经让国家没有再持续下去的正义性、合理性。于右任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的大清帝国轰然一声倒了下来，溅起高高的灰尘，连太阳和月亮都看不见了。

第三项：他是一位很好的书法家。我在小时候通过一个传说，知道了他的书法。据说在于右任的私宅附近总有人随便便溺，到了夏天味道就很差。于右任写了一幅字贴出去：不可随处小便。可是贴的字总会被人揭下拿走。后来有人告诉他，那幅字被剪开重新组合一下，把不可随处小便，换成小处不可随便，就成了内容很好的书法。

我很少看过于右任书法的真迹，不能在这里谈论他的书法。但我认识的书法家，只要提起他来，立刻换了一副尊重的表情，说他是中国几千年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几座高峰之一。

第四项：他是一位很好的诗人。我在前面引了他关于国殇的一些诗句，这里还想抄录他在中华民国开国那年的一首诗：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那时是1912年，他豪情满怀。他才三十多岁，相信他的力量，相信他能够实现很多的理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1962年，他的年岁太大，他的情绪不好，他在想象他的死亡。

我们知道，再过两年，他才会去世。但是现在，他的心已经死了。

不该走的走了

1962年的时候，我才七岁，营养不足，体型瘦小，并且有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说，那一年，我不知道欧洲有一位了不起的赫尔曼·黑塞，也不知道他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

我还不知道他那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了，正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左右摇晃。

二十七岁以前的黑塞，做的是天下最好的工作——在德国的书店里当店员——有人上门就向客人推销图书，没人上门就安静地阅读名著。我在网络上的有关文章里，看到对他的介绍，说他1904年是德国一家书店的学徒，因为出版《乡愁》一举成名。我就想到那《乡愁》可能是香港或台湾出版的中文译本，中国大陆翻译的可能叫《彼得·卡门青》，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印了一万零一百册，以后好像没有再版。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晰，因为那一万零一百册中的一册，就在我的书架上摆放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已经看过不止一遍了。在我很久以来的印象里，《彼得·卡门青》1904年出版，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也是他惊动了德语世界的成名作。那一年他与一位比他大九岁的钢琴演奏家结了婚，因为他和她都特别喜欢肖邦的钢琴。这样看来，《乡愁》与《彼得·卡门青》相互重合，像是同一本书。

港台与大陆，各自都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买了茨威格的一部小说《危险的怜悯》，过了不久又买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同情的罪》，后来才发现都是茨威格的同一部小说，一个版本是大陆翻译的，一个是港台翻译的。买了不同版本的好处，是可以把译得差的版本扔下不读，把译得好的版本快乐地读完。我必须承认，我有数量很大的外国小说没有读完，单纯是因为那些译本，不适合我的口味，只适合在我的书架上睡觉。

《彼得·卡门青》却非常适合我的口味，胡其鼎从外文译出来的中文，笔触很深，又很顺畅；笔调开阔，又很简洁。刚翻开第一章，我就被吸引住了，那些文字比我用中文直接写作的还好。

“生命之初有神话。一如伟大的神曾经在印度人、希腊人和日耳曼人的心灵中进行创作并寻求表现那样，他如今又日复一日地在每个儿童的心灵中进行创作。

那时候，我家乡的高山、湖泊、溪流都叫些什么名字，我还一无所知。但是，我看到了红日之下平湖似镜，碧绿的湖面交织着丝丝银光，环抱着湖泊的崇山峻岭层层叠叠，高远处的山缝间是白雪皑皑的凹口和细小的瀑布，山脚下是倾斜的、稀疏的草场，其间点缀着果树、茅屋和灰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母牛。我的可怜的、小小的心灵是那么空虚，那么平静，又有所期待，于是，湖泊和高山的精灵便把它们勇敢壮丽的事迹书写在我的心灵上。坚韧的峭壁和陡坡一副倔强的神态，怀着敬畏的心情，谈到了时间。时间的儿子便是它们，它们的身上留下了时间的伤痕。”摘录了前面一段文字，我停下键盘，很久很久没有自己的语言。黑塞小说开篇的描述确实精彩，用不着我再去评述。问题是没有评述的话，我不知道在黑塞的语言之后，怎样接下去说我想说的话。

可能是年龄让我渐渐迟钝。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读黑塞就是读的《彼得·卡门青》，那时候我不到三十岁，与黑塞写作这部小说的年龄非常接近，年龄接近就容易理解。还有，我个人因素中所有的浪漫、激情、孤傲、高尚，以及八九分的理想色彩、六七分的骑士精神，都与写这部小说时候的黑塞非常接近。隔着遥远的时空，隔着不同的文化，能够以最近的距离阅读和感悟黑塞，这真是难得的巧合。此外，黑塞那个时代像他那样的人，以及我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其实非常稀少，其实容易错过。我们竟然通过他那部小说的中文译本得以相识，得到沟通，确实是难得的巧合。中国大学里讲授外国文学的教授讲师，得有一多半，没读过或者没听说过《彼得·卡门青》，他们讲黑塞的时候，可能会与别的文学巨匠混在一起。

那时候我的口袋里带着这部小说，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书买来没到一年，已经变得很旧，书脊也快要折断了。记得那年夏天，赶上市文联的编辑部要办一个小说笔会，我不写小说，不是他们的小说作者，但因为刚从中文系毕业回到家乡不久，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有人邀请也就去了。

说是笔会，也不是当场写小说，而是把写好的小说带来请编辑部老师提意见，知道意见以后当场修改，在那一个星期里面修改出来，等着刊物发表。我是比较清闲的了，喝酒读书聊天泡妞。读《彼得·卡门青》读到第三章，那是在盛夏的一个温热的晚上，小说主人公和他心仪的年轻女画家划船出去，想要表白他的爱恋。

“湖水平滑如镜，夜一般没有色彩。”可是在漆黑的水上，他们的对话渐渐跑偏：“哎呀，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我以为。爱情的存在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然后黑塞像散文一样写道：“我明白这意思，并且怎么也阻止不了有什么代替了回答象一声低微的叹息从我嘴里吐出。她听到了。”看到这里我已经叹息了。我想到我结束不久的大学生活，想到我的录音机里有一首乐曲叫《爱情》，想到我和几位喜爱诗歌的同学在海边的山路上，一位女生问我刚才从那首《爱情》听到了什么，我回答说我听到了里面说爱情是可有可无的。我说的是真话，那个时候我真的相信，那么深知那么美善的友谊，比爱情更好。但说了那句话以后，我就觉得那真是个错误。

我要来两页稿纸，抄录了黑塞小说第三章中的一小段，接下来发挥又写了一两段，加起来不到400字，闲着的时候请编辑部副主任看。那位副主任是辽宁最好的文学编辑，但看了很长时间没有看懂，眉头越皱越紧，我只好告诉他这是从黑塞的小说引发出来的，随便练练笔，不用提意见。但是我忘了道歉，让他在几年里都记在心上，感到不爽，直到我后来也到了文联，我们成为很亲近的同事，又喝了很多的酒，然后渐渐忘记。这是应该道歉的，我应该想到在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编辑部，那时候还在要求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加工小说，那400字天外来客一般的文章，会让人眉头紧锁，心内惊惶。

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大概是从黑塞开始引出的那段文字，让我觉得自己很棒，一时间变得黑塞一样浪漫、激情、孤傲、高尚，忘了自己所处的时代。

浪漫、激情、孤傲、高尚的黑塞，理想色彩和骑士精神的黑塞，属于那种可以作为精神领路人的作家。1946年，“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一个范例”，成为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继承和保存了人类的浪漫主义，也是20世纪最具透视心理和灵性创意的作家。我还觉得，他的《彼得·卡门青》，应该是达到浪漫主义文学巅峰的作品，虽然写在上个世纪的初始，但其中对乡愁、爱情和友谊的感叹，明显地属于所有的世纪。

1962年，八十五岁的黑塞去世。同一年，还有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去世，他叫威廉·福克纳，出生于1897年，整整比黑塞小了二十岁。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他说过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又觉得悲凉：“美国作家不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他像一条漂亮的狗，人们喜欢他到处奔跑，但是他毫无用处。”

神一般的力量

我们会在比较特别的环境，想起一些事物和一些人。我有一次同时想起赫尔曼·黑塞和约翰·斯坦贝克，两位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位在1946年，另一位在1962年。

记得那天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同桌有一位客人，说他刚刚出版了一部散文，印了一千本，没有稿酬。我就同他说起赫尔曼·黑塞，他出版的前两部书都在德国自费出版，水平是一流的，也没有稿酬。相比起来，约翰·斯坦贝克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稀松平常，却得到一笔稿酬，正好够他第二年结婚的花销。当然我是在同情和鼓励那位写散文的客人，他听了也直点头，但是点了头以后，就不再理我了。

我知道我在这一方面让人讨厌。我和别人谈文学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是脱离中国文学很烂的环境，使用世界文学的高端标准，去看待、去评价、去要求、去激励，这样做对自己可以，对别人不行，会让很多人感到自己的狭小、细小、矮小或渺小——他们是政治体制内部的作家，靠意识形态的脸色吃饭，曲着膝盖写作才有安全感——所以这几年我很少参加新作品的研讨会，如果去了，我不说话我挺难受，我说了话别人难受。其实，我说的话里面没有批评只有鼓励，但在与会人员没有原则、不着边际、尽力拔高的一大片盲目吹捧里，我那些真实并且诚恳的意见像是怪物，像是天外飞仙，飘啊飘的，降不下来。

说到斯坦贝克，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29年。

那一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已经开始，并且还要持续很久，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此之前，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世界秩序也不安宁，那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全球工业生产下降三分之一以上，直接倒退到二三十年前的水平，还带来五千万人失业，不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许多国家都有失业者用废旧物品搭成住房，吃得不饱，穿得不暖，勉强度日。最惨的是日本人，1927年就有金融危机，1929年来了，他们外出逃荒，倒毙路旁，全家自杀，卖儿卖女。以前我在我的文章里写过，大萧条那些年里，民主和选举的国家急剧减少，法西斯和集权的国家急剧增多，人类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海啸。现在我看到，有了经济大萧条，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条件都已齐全，只等待经济摩擦转换成军事对抗。嚓的一声，漫天火光。

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我现在仍然担心，如果不是罗斯福的作用，美国会和其它国家一样走上法西斯道路，接续下来的人类历史会全部改写，在广袤与黑暗的背景上，尽情涂抹着凄美的鲜血。我还担心，时隔八十年后，现在，又一场经济危机开始遮蔽全球，我们会遇到生存危机和政治危机吗？我们将怎样躲过劫难？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力量和幸运的点数吗？

就像我看到的那样，1929年开始，美国一些著名作家描写了工厂倒闭、普遍失业、城市败落和农村贫困，让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达到鼎盛。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说，“现实主义写作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密切关注重大社会变迁——大规模的移民潮、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伴随新的社会流动性而不断扩大的阶级(层)差别、民主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重大技术突破、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的深刻变迁、社会经济的高度现代化。文学能让我们领悟到，这些发展不是抽象深奥、苍白无血的社会潮流，而是对个体生活、个体与周遭的一切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社会巨变。”我觉得，这句话在说现实主义的小说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我还觉得，相对于苏联和中国的文学流派来说，这个现实主义的表述更真实更有深度，合乎人类对文学的需要。

斯坦贝克在这种文学潮流里渐渐变得活跃，他被视为一位左翼作家、工会的鼓吹者、大萧条年代的愤青。说得好听一些，是代表社会良心的小说家。他作品的力度大幅度增加，主题上带有严肃的攻击倾向。1932年的《天堂牧场》写加利福尼亚州几户农民家庭的生活，1933年的《献给一位未知的神》写一个家族西迁加州拓荒的历程，1936年的《胜负未决》写水果和棉花种植园艰苦的罢工斗争，1937年的《人鼠之间》写农业工人的生活理想在四处流浪中终于破灭，1939年的《愤怒的葡萄》写一群劳动者受到失业和滥用职权的逼迫不得不移民的辛酸悲苦——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持续了整个30年代，斯坦贝克的小说高潮期，也持续了整个30年代。

到了1949年，斯坦贝克就和另外两位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一起，被提名加入诺贝尔奖的角逐。福克纳和海明威分别与1949年和1954年获奖，只有斯坦贝克一直在等，等到1962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福克纳和海明威都已经去世了。好像斯坦贝克曾经有过感慨，诺贝尔文学奖是死亡之吻。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说福克纳和海明威，还是在说他自己。我们知道的是，获奖没有几年，他也去世了。我们还知道，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寿命为六十二岁，斯坦贝克的寿命为六十六岁，他们一定很累，不像中国的作家，有很高的官方级别，有很厚的官方俸禄，可以轻轻松松活到九十岁和一百岁。

在1962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觉得斯坦贝克是教给人们善良和仁慈的好教师，是人性价值的捍卫者，正与诺贝尔奖的理想相符合：

“他的同情心总是在受压迫的、无法适应环境的和受挫折的人一方；他善于将生活的单纯喜悦与残酷而阴冷的对金钱财富的贪欲作对比。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美国人的本质，即对大自然、土地、荒野、山脉、海岸的伟大感情，所有这些都成了斯坦贝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源泉，使他在人生之内或者人生之外，都能获得活生生的题材。瑞典文学院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约翰·斯坦贝克的理由是：由于他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力的创作，把蕴含同情的幽默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在我的眼里，他曾经是那种头脑比较笨拙、灵性略嫌不足的作家，读他的《人鼠之间》，看由他作品改编的十多部电影，都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他不辞辛苦，还特别能跑路，在山川自然里考察和记录，像记者一样深入到社会里面，勤于观察又勤于思考，用了别人五倍十倍的力气，于是能有辉煌的结局。

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有灵性，那是在认真读了他在1962年的获奖演说之后。

关于作家的使命，他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文学和语言同样古老。它来自于人类的需要，这种情况长久不变，除非是更迫切的需要，否则它将永远存在下去。

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作家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改变。他受命要暴露我们的严重错误和失败，并为了改善和提高，将我们黑暗而危险的梦呈现于阳光之下。

此外，作家还受命要宣扬人类已经被证实了的能力，宣扬人类精神与心灵世界的伟大，以及他们的勇气、同情心和爱。在与脆弱和绝望的无休止的斗争中，这些都是明亮的旗帜，给人们以希望和勇气。

关于人类的责任，他说的比我说的更好——

我们篡夺了许多以前属于神的权利。

在恐惧与措手不及之中，我们操纵了整个世界——乃至一切生物的生死大权。

一切危险、荣耀及选择最终都归于了人类，他是否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就看他的了。

得到了神一般的力量，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求那原先归诸于神的责任与智慧。

人类本身既成了我们最大的灾祸，也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

万事皆有可能

“人类本身既成了我们最大的灾祸，也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约翰斯坦贝克的这句话，说在1962年10月，他在瑞典文学院的获奖演说的结尾部分。后面还有一句话，“因此在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圣约翰的话：最终有道，道乃是人——道与人同在。”就在斯坦贝克发表演说的同年同月，一场完全可以毁灭人类信心与前途的核战争，正张开它恐怖邪恶的翅膀，在世界之上盘旋，寻找着降落的机会。由此也能看出，他确实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能同步感受到人类面临的危机，在那样的时刻充满了忧虑，却也怀抱坚定的信念，并且及时地告诉给公众。

我只能用尽量简略的语言，叙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50年代末期，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独裁，建立了更独裁的政府。紧接着有一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带着武器回来打游击，刚刚登陆就被他们消灭干净。这件事情，被渲染成帝国主义的失败，渲染成社会主义的胜利，还引发了苏联赫鲁晓夫与美国肯尼迪的争斗——一位即将退位，一位刚刚任职。苏联的原子武器个头很大，美国的原子武器数量很多，都可以毁灭整个地球。双方的导弹运输能力都不算差，问题是距离远了，留给对方防御拦截的机会多了。苏联利用支持卡斯特罗的机会，在古巴布置了几十枚导弹和上万名士兵。古巴离美国太近了，隔着浅浅的一道海峡，美国必然要求苏联人的导弹与士兵撤走，苏联人不肯撤，很强硬，不怕打一场核战。

最危急的时候到了。苏联人还有三艘核潜艇正在美国附近巡游，美国人以为是普通潜艇，向其中的一艘丢了深水炸弹。按苏联人的规定，发射核弹需要核潜艇上三个长官一致同意，幸好当时只有两个长官同意发射，另一个的理解是战争还没有开始，还要再等一等。仅仅是这个原因，仅仅是由于幸运的点数，我们躲过一场劫难。就像斯坦贝克说的那样，自从得到了像神一般的力量，有了一次性毁灭世界的能力，人类本身就成了我们最大的灾祸，这灾祸像达摩克里斯利剑，高高悬在头顶，即使不会落下来，也会击溃我们的神经。

这很让我怀念远古时候的战争，冷兵器时代与更早以前的战争。

我有两三个理由。

首先是那时候的战争武器。冷兵器泛指不带火药炸药或其他燃烧爆炸物的兵器,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兵器，短剑和长矛，大刀和盾牌，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外国古代兵器，弩和钉头锤，投石器和标枪投掷器。那些兵器杀伤敌人的威力并不很大，误伤平民的可能性很小。到了20世纪，除了杀戮能力很强的坦克飞机大炮，还有不分士兵平民一律杀戮的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人体炸弹。在我看来，人类使用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武器，这已经到了不可饶恕的堕落。

其次在我的想象里，那时候的战争方式也比较合理。比如外国的阿喀琉斯、阿伽门农，比如中国的关羽、张飞，都由于他们的勇气、俊美、体力、技能以及幸运点数而成为英雄，他们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全面，死的几率超过所有的士兵。到了20世纪呢，战争早已变得荒谬，一队队士兵在前线拼杀，他们的领袖在后方指挥，甚至有的人没有放过一枪一弹，当然也没有被枪弹击中的风险，却在死伤了千百万人的战争之后成为开国元首一类的最大英雄。在我看来，20世纪的战争方式已经堕落了，最想发动战争的人往往与死伤隔绝，不必承担战争的恶果，而那些未必喜欢战争的普通士兵，死了就是死了，永远当不成英雄。

还有，在我的想象里，那时候的战争，仅仅是为了族群的生存与繁殖，粮食不够了抢掠粮食，女人不够了争夺女人，粮食女人都够了就相安无事。战争免不了要死人，但那个年月需要俘虏做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有更多的生命存活下来。到了20世纪，战争目的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有时候是为了消灭自己族群以外的“劣等”族群，有时候是为了打败自己族群以外的所有族群，有时候是为了在全世界推进自己党派的控制与统治。在我看来，20世纪的战争目的已经严重堕落，背离了人类的根本需要，甚至沾染了反人类的邪教性质。

我还想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责任与智慧调动起来，竭力防止有了核武器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做的还算很好。

让读者去想象

不写东西的时候，思维是一种乐趣，可以御风而行，在整个天空飞舞，在整个天空奔跑。一到写文章的时候，思维就是一种苦趣了，不仅要降落到地面，还要一步一步，不能马虎，不怕辛苦，搭建成写作需要的形状。所以，像我这样还算会写文章的人，也不愿意把思维变成文章。常常给自己一个宽松的倒计时，拖到最后不能再拖时才肯动手。

上午看了一份谈魔术的稿子，忽然受了启发，把意识转到写作上来，觉得它们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份稿子说，魔术本质上是一种控制——魔术师对剧场时间的控制，对观众感觉的控制，只有当魔术师的思维超出了观众的惯性思维，魔术表演才能真正看好，博得喝彩。把那份稿子里的魔术换成文学写作，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认为，文学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作家对阅读时间的控制，对读者感觉的控制，只有当作家的思维超出了读者的惯性思维，他的作品才能真正看好，博得喝彩。

我们都已经知道，魔术的秘密在于观众，至少它的表演是魔术师与观众一起完成的。那么文学作品是否也是这样，是否需要作家与读者一起完成呢？我想起一位流亡作家纳博科夫，他在小说《洛丽塔》里，有时提醒，有时引导，有时邀请，有时纠正，一次又一次，主动把读者拉进对人物、对情节的想象之中，共同完成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

他在写这部小说的1954年已经流亡到美国，担任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想必他把在教室里与学生互动的方式改换成在小说里与读者互动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并不陌生，我在黑板和投影仪前面都讲过课，我讲的内容也许和纳博科夫的一样重要，我还知道课堂的秘密在于学生，教师的每一堂课，都要和学生互动起来。我知道这一点时，中国的电视节目刚刚有了电视主持人，他们与嘉宾、观众互动的时候显得很笨，很笨。

刚才把纳博科夫称为流亡作家，也是我突然之间想到的，他应该是20世纪最早的流亡作家——他1899年出生，是俄国的贵族子弟，在祖先的功业、辽阔的庄园、优秀的教育里长大。然后是1917年的列宁革命，那年他十八岁，不久就流亡到国外，靠教英文，教打网球为生，同时写俄文小说。30年代末他又流亡到美国。

在一些大学教授文学课程的纳博科夫，对小说的悟性很高，写作的功底相当不错，他擅长文字的音乐性、意象的多重隐喻，以及文本的结构美。很多人都相信他能写出重要的作品，但他一直没有写出来。我想这是因为他是流亡作家，灵魂在放逐之中，需要停下来，让呼吸平静，笔捏稳了，才能写作。还有，当他离开母语转向英文时，同时了选择英文世界的写作题材，比如要写实实在在、与众不同的现代美国，这让我们觉得他不一般的艰辛，觉得他很不容易成功，他有一些观点与我相似，比如他认为昆德拉是二流作家，我觉得昆德拉至多就是二流作家，甚至比起他国内的哈韦尔、克里玛等人都有距离。但纳博科夫的眼光，比我的眼光更为苛刻，在他看来，泰戈尔、罗曼罗兰、福克纳、海明威等等，或者是二流作家，或者都写得不够好。证明他的观点不是妄言的，可能是他自己的写作，备受争议却终于大器晚成的写作。55岁时写了那本《洛丽塔》，60岁时成为受美国景仰的作家。

我买过一本《洛丽塔》，盗版的，印刷很差，影响了我阅读的心情。里面的文字重复拖沓，矫饰雕琢，也影响了我阅读的心情。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融合了浪漫主义情调和自然主义描写，并且玩转了从古典到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技巧，其中最重要的，是打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壁垒，是一部将色情凶杀题材化腐朽为神奇的书，会让当时的美国人目瞪口呆。

我想挑出一段欣赏一下，是小说里写琼·法洛的一段文字。她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而美国从文学到电影，处理次要人物的时候毫不含糊，都很精彩：

“琼·法洛，三十一岁，神经不正常，很显然，也正发展着对我强烈的好感。她很漂亮，像雕刻的印第安人那种类型，肤色像烧焦了的黄土。她的嘴唇像深红色大水螅，只要她做出那像狗叫一样特殊的笑，就露出枯黄的大牙和深白的齿龈。

她很高，不是穿长袍配凉鞋，就是穿飘逸的裙子和芭蕾拖鞋，随时喝任何强度的烈性酒，曾流产两次，写关于动物的小说，画画，读者知道的，风景画，已经在进行癌症治疗了，活不过三十三岁；只是无奈，她对我无任何吸引力。在我离开前几秒钟，琼(她和我站在过道上)自认为我有些惊慌，用她总在颤抖的手指捧住我的太阳穴，她又蓝又亮的眼睛里满是眼泪水，竞试图来粘着我的唇，但末成功。

你好自珍重，她说，代我吻你的孩子。

一阵雷声又震撼了房子上下，她又说：

或许，在什么地方，有一天，在一个不这么痛苦的时刻，我们又会见面。(琼，不管你怎样，不管你在哪儿，在负时空里或正灵魂时间里，原谅我这一切，包括这个括弧)。”就像一部美国文学史说的，《洛丽塔》是一本充满惊人机智和活力的小说——写美国社会中的粗俗面，谁都比不上纳博科夫，比如说美国汽车旅馆的肮脏和荒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题材，最后总算找到一个诗人兼社会学家的纳博科夫，把它写得淋漓尽致。

1962年，六十三岁的纳博科夫，感觉自己的创作充满力量，蓬蓬勃勃向上生长。那一年，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微暗的火》出版，还有他的《洛丽塔》由库布里安拍成电影，轰动了整个世界。

库布里安购买这部小说改编电影的版权时，用了150万美金，在1962年的时候，那是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觉得，这是值得的，有了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从此以后，美国那些天真直率、娇嫩清新、性感大胆、略带粗野的少女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洛丽塔。

这一年过去了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1962年，网络会善意地向你询问，想要搜索的是不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这种询问让我有些尴尬，我装作没有看见，又一次躲开网络的提醒，不想卷入那场战争。

那场边界战争，在我的看得见的地方卷成漩涡，发出哗哗的响声。它并不是一场过程完整、目的明确、胜负鲜明的战争，半个多世纪了，至今仍留下许多诡异之处。

比如，为什么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边界战争，只是看起来有些相像，但是在实质上并不相同？

比如，中国往往遇到严重的内部危机时才主动对外作战，那一年的内部危机真有那样严重吗？

比如，从它与此后的边界战争来看，有哪些个人或集体利益上的动机，真正产生了战争的需要，因而引发了边界之上的战争？

比如，它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为什么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后匆忙开始，在苏联解除战争动员令后匆忙结束，里面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再比如，它与此后中国——苏联、中国——越南的边界战争，都是同样的宣传模式，忍无可忍、断然反击、高唱胜利、低调返回、多年沉默、几乎忘记，为什么它们那样相像？

如果我在回顾1959年的时候，那篇题为《谁想跟中国打仗，一定有病》的文字里面，没有描述过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许多方面，现在的我，可能会比以前描述的更复杂，更沉重，更加战战兢兢。

关于战争的另一种想象，是1962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地雷战》。那是一部把1940年代变成搞笑年代的喜剧电影，常常让我们看电影的孩子和大人发出欢乐的笑声——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在民兵埋设的土造地雷面前人仰马翻，失魂落魄，他们被表现得智商很低，出尽了洋相。于是，那场带给几亿中国百姓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像迪斯尼的动画影片《猫和老鼠》一样，变成了中国百姓尽情捉弄日本军人的一场轻松游戏。

现在想来，实在是我们的宣传策略和宣传方式智商很低，只是为了表现我们抗战，为了表现我们抗战还很英勇，让电影的方向有了那么大的偏差。和《地雷战》类似的电影还有1965年拍摄的《地道战》，这两部电影我分别看过几遍或十几遍，跨度很长的一些年里，我们不断长大，却不得不反复观看那些电影，几乎每一句电影台词都背得出来。像什么“一硝二磺三木炭”、“不见鬼子不拉弦”等等，如影随形地伴随我们一起成长。

但我还是不喜欢地雷。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说过，现代战争用了很多超出战争本身需要的武器，这地雷当然是其中的一种。它从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正式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挥威力，比如苏联使用了2亿多个地雷，给入侵的德军造成10万兵力的损失。问题是战争结束以后，未被排除的地雷危险仍在,数十年里埋设它们的土地无法通行和使用，被炸死炸伤的平民百姓，又何止十个二十个10万人呢？

1960年代，许多国家已经开发出火箭布雷的技术，可以轻易地散布成千上万的、密如飞蝗的地雷，这是多么令人胆寒的事情。现在，地雷是具有争议性的东西，像我赞成的那样，国际反雷组织已禁止其使用，但我不知道没有地雷的世界离我们还有多远，不被地雷误炸的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是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我对战争总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不敢说我对战争问题有足够的发言权。有时候我也想到，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单纯和坚定的作家，更容易把握的话题应该在文学写作或者文学事件上面。

现在，我的目光落在1962年，这一年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阵营的两大巨头是互为仇敌的苏联和中国，它们是这个阵营分裂的两端，是个个钟摆摇荡的两端，蕴含着分析和归纳的全部意义。

我觉得苏联的首脑赫鲁晓夫还真有些可爱，他经常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按照苏联党派集团利益做事的领袖，一个是按照自己愿望与风格做事的自己。他能把这两个部分按照一定顺序链接起来，比如，先按照党派集团利益发起其势汹汹的古巴导弹危机，再按照自己愿望与风格把危机轻轻化解。还比如，1958年时按照党派集团利益反对帕斯捷尔纳克接受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时按照自己愿望与风格批准索尔仁尼琴发表描写苏共劳改营的小说。

那年11月，赫鲁晓夫夸奖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引发了一批苏联作家纷纷出手，描述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版，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并且被允许加入苏联作家协会。那一时代的苏联小说，在暴露前一阶段苏共阴暗邪恶的一面时已经没有禁区，让苏联百姓有了面对历史真相的直观感受，这样一来，作用可就大了，尽管苏共的派系力量可以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但是不会再把苏联拉回到罪恶的斯大林时代。

从这一点上来说，赫鲁晓夫和那些苏联作家，是那个民族的功臣，真正的功臣，功不可没。

1962年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党派对文学的控制越来越紧。那一年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其实还是文学界以外的事情，还可以看作政治集团派系间的斗争。真正对文学的控制，应该体现在对那些真正作家的控制。

巴金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和很多作家一样需要跟随新政权新时代的脚步，“响应号召”的文章越来越多，热情洋溢的赞歌也越来越响。有时候他也犹豫，想在个人良知和政治环境中寻找一种平衡。比如有一次他不得不赶写一篇文章，公开批判一位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作家，但他在文章发表之前赶到那位作家的住处，先做了道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他的平衡仅此而已，没法像中国古代的竹林七贤那样，做一个有骨气的文人。

1962年，巴金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他在上海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想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这篇发言在《上海文学》发表，并被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报刊转载，立刻引起激烈反响。因为这篇发言，一位中国的政治人物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还是因为这篇发言，巴金被当成专政对象，送去劳动改造。面对铺天盖地、群情激昂的声讨，巴金也许真的困惑了：为什么如此诚恳地接受改造，还要遭受这种待遇？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有人把中国的1962年，称为“知识分子短暂的春天”，没有这种短暂的宽松，巴金也不敢放纵自己，说出个人的感受。他还想在新政权的羽翼下安稳地生活。他的政治愿望大于文学愿望。他对新政权的建立也有功劳。他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部分。他如果读过很多书，还应该从中国古代看到一些各式文人依附于某些政权的事例，可以预知自己的大部分命运。

那一年的政治有过短暂的宽松，很多当了右派分子的知识界人士，都在那一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以为自己可以挺直腰杆了。但是不久，为右派摘帽的工作被突然叫停，即使脱离了右派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还要以“摘帽右派”的身份，把腰弯得低一些，再低一些。

那一年被叫停的，还有中国农村实行的责任田，并且把一批努力生产自救的人打成“右倾”。但那一年还是制订了一些有益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让那场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尽早结束。有人说，早在1954年模仿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余粮收集制，实行国家垄断粮食统购统销，饿死人的现象就开始出现。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里，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终于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62年是大饥荒的尾声，饿死的中国人比前面几年减少了很多，按照解密的国家档案，是751.8万人。他们死去的时候还抱着希望，熬过了几年饥荒岁月，有了活下来的可能，国家的好政策，会和救济粮一起到来。

过了1962年，就是1963年。

我希望随着1962年的结束，中国的饥荒也会结束，不会再有成批的人饿死。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