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爱情】：

第二章

（一）

他又去写他的诗。他一定是又拿着他的那个日记本出去了。他别想瞒着我，我和他做了这十几年的夫妻，他什么也别想瞒住我。今年春天，我总是睡不大好，我总是失眠，我不知道是不是外面树上那只鸟的缘故。这只鸟真的是烦死了，从半夜就开始叫，一直叫到天明。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快活，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高兴不起来。我总是怀念我们在国内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快乐。那样的日子似乎无法在回来了，一切都在改变。我承认我变了，而且变化很大。其实谁没有变，人到了美国，你不变行吗？

我到美国买的第一辆车是日本的三菱，那车跑了九万英里，看上去还挺新的。车行的人说，日本车至少跑上二十万，看这油漆，和新的没有什么两样。这车我花了三千美金。跑得挺好，电动的门窗，车里面还新喷的香水。我开着它去了比华丽山庄，在落日大道上兜了两圈。那时候石光还没有来这里，和我一起的是同住一个房间的詹妮弗，她那时候还没有车。她坐在我的旁边兴奋得要命，她说如果她将来能有一辆我这样的车开着就好了。比华丽上庄让我们几乎是有些目瞪口呆。那些豪华的住宅过去只有在电影里见过，没有什么人在街道上走过，偶尔有一辆高档的欧洲车从我们的身边驶过。詹妮弗说她的理想现在已经变了，她至少要有一辆全新的宝马跑车。我和她认识是在一家长途电话公司里当推销员，我们每天要打大量的电话。她第一天见我就对我说，我一看见你，我的眼睛就一亮，还有长的这么漂亮的女孩。后来她对我说，我这人长得一般，不过我就是有个骚劲。说这番话的时候，她还用手拍了一下她自己的屁股。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象她这么直接了当的女人。

詹妮弗比我小好多岁,她顾虑也比我少了许多。她那时候正在闹着离婚，已经和她的先生分手。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一个男人如果来了美国五年都没有什么结果，那就永远也不会出头了。她的先生那时候刚刚被一家公司给炒了，那是一个非常沉默的男人，他的头发稀疏，给人一种用脑过度的感觉。

那时候石光还没有来，我几乎每天盼着的就是他能够早日的到来。我觉得只要他来了一切都好了。

我的三菱车跑了没有多久就出了问题。那一天我去赶着给一家的台湾人接他们的孩子，那个孩子从学校里放学回来。我的工作是把他接回来，然后，给他做一顿饭，给他们家打扫房间。我的车在高速上突然地没有了电，我就停在那里。束手无策。这车开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动了。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汽车一辆辆地从我的身边飞速地驶过，我此时打心眼里羡慕所有能够移动的汽车，不管它们的外观有多么的不好，因为它们可以动。而我的车一动不动地赖在那里。绝望，我总结了我当时的心境。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觉，你面对一种你完全无能为力的局面，那就是绝望，毫无办法，没有一点的希望。后来开过来两辆警车，他们一前一后，后面的警车推着我的这辆车，开下了高速公路。他们把我的车给送到最近的一家修车厂，那个修车的人贼溜溜，两只眼睛总是上下打量着你，检查的结果是电路坏了，变速箱也坏了，两样加起来，一千二百九十九，那个家伙拿着一个破旧的计算器，按了半天，仿佛打算盘一样，啪啪地作响。最后给出着个价钱。看着我一脸的疑惑，这个家伙又一次开始算，最后他说我就是收你一个成本费，一千一百，一点也不能少了。

石光来了，我们有差不多两年都没有见面，他的脸晒的黑黑的，我介绍他认识詹妮弗，当着他的面詹妮弗说，你老公照你可是差的太多了，又这么黑，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从欧洲过来的。

石光永远是石光，他一点都没有变，下了飞机，吃过饭，他就对我说想去一家书店看一看。我们去了一家我所知道的书店，石光一本正经地翻着那些书。后来他对我说，怎么会连一本罗素的书都没有呢？怎么会连马斯罗的书都没有呢？没有罗素的书还说得过去，因为他是英国人，可是马斯罗可是美国人啊？真是不可思议。他似乎有些气愤地摇着头。我有些茫然地看着他，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好笑。

这就是石光，我第一天认识的石光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半年之前我们在一个英文的口语班里上过课，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还没有下班，他也不做任何解释，他说他想找我谈一谈。我说那你下班以后来吧。五点钟的时候他准时来了，他就坐在走廊上病人坐的一张大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稿子，聚精会神地读着，也不抬头，我们科里的同事都向着我做鬼脸，有人大惊小怪地说，那是你的男朋友吗？科里的人都知趣地走了。石光坐在我的对面，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的庄重，我无法猜测他想要说什么。他对我说他的一个同学就住在我们医院的烧伤科，所以他想起来顺便来看一看，后来他突然说，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他的问题突如其来，让我一时有些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摇了摇头。他如释重负一般，出了一口气，他说其实他今天来就是想介绍一下他自己，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给介绍对象，他总是希望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女朋友。他说，我想了好久，我觉得你这人很不错，所以我就算是自己介绍一下我自己，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那么讨厌，我们相互了解了解怎么样。他讲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的认真，我当时觉得我似乎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认真的一个男人，他其实认真得有几分天真。我不喜欢老奸巨滑的男人。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半年以后我们就结了婚。一年以后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儿子。

后来我问过他：你这人胆子这么大，是不是追过不少的女孩子？他说，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过太多的实践，你基本上是我的初恋，如果说有我曾经暗恋过日本的电影明星栗原小卷。我说你那一天说得那么流利自然，好象你都说惯了这样的话。他说其实那一天我的心里紧张得厉害，我说得流利是因为我事先写好了一个稿子，因为我以前见你的时候你还留着两条辫子，可那次见到你确是短发，我一直觉得短发似乎是结婚的标志。我坐在大椅子上的时候还在看那篇底稿。

（二）

詹妮弗一开始就对我说，我看你这个老公是个不怎么现实的人，这样的男人在美国可不好混，谁要是摊上这样的男人至少享福是不太容易。男人就得能挣钱，没有钱，说什么都白费。

石光是一个对金钱没有太多概念的人，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但是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吧。他来的第一天就说要买一个本子，他说他必需写一些东西，这已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书店里的日记本太贵了，我领着他去了一家低挡的百货商店，里面的东西便宜了很多。我没有说什么，要写就写吧，但是这里可不比国内，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生存。他去欧洲是政府派遣的，吃的还是大锅饭，我相信他会改变他的观念的，我没有和詹妮弗争论过，我知道石光是什么人，如果有一天他要是真的开了壳，我相信他能够挣到许多钱。只是看他想不想去挣。在美国还有不想挣钱的男人吗？我不相信。

他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到了这里第二天他就去搬家。就凭着这一点，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可以在这里发展起来。可是最近他似乎又开始为他的那些不现实的东西动脑筋了。我说不清楚他是在搞什么东西。前几天他对我说，他又有了许多的感觉，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谈话最后是有些不欢而散。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是搞一些大学生弄的东西，其实如今的大学生都不会去琢磨那些虚无缥缈的，和现实一点都不沾边的东西。他一定不愿意听我讲关于生存的那些话，他觉得我们现在住在这么一个窄小的公寓里，有吃有穿的似乎已经挺好了。我不是非要追求什么物质，但是我真的不想这么一辈子住在这么一个小公寓里，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大一点的花园，我们都能够开上好一点的车。可是就象我们现在这样的收入，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希望有一些钱，将来让我们的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来这里也差不多两年了，他对于生存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什么考虑。除了工作他就是陪着儿子一起玩。我发现他现在似乎也不大愿意理我，他除了上班，就是他的儿子，和他心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我曾经想让他去考研究生，考博士。因为他那么喜欢看书。但是他根本就不会去考虑的。他说他看的书和考试是两回事。我希望我能够尽量地理解他，如果把这些放回十五年前的中国，很好，一个搞理的人还喜欢思想。那时候全中国的大学生都是哲学家，连女生都读尼采和萨特。现在还有人看吗？你问一问美国人是否读过尼采和萨特，人家准觉得你是一个疯子或者脑子有问题。

只有他还会永远读这样的书,他从欧洲过来的时候就带过一套尼采，那是德文原版，封面上有一些类似印象派风格的树木。那一天他捧着其中的一本看了好一会，他自己后来抬起头悲哀地说，他的德文已经差不多都忘光了。

忘了就忘了吧，在美国会不会德文有什么用。

他去欧洲之前曾经玩命地学了好长时间的德语。

人该忘记的时候就得忘记。你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生活在你自己过去。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在国内是研究火箭推进剂的，他开了一家意大利西餐厅。那是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他对我和詹妮弗说：到了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彻底忘记你的过去。重新做人。我们是在一个教会的聚餐上，他当时往嘴里丢了一粒完整的小西红柿，一边说这番话，一边吃着，那样子非常的不雅观。我觉得我讨厌这个男人，但是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詹妮弗后来从我的房间离搬了出去，就是住到了那个人给她租一套房子里。他只要肯在我身上花钱，和他睡觉没有什么。詹妮弗理所当然地告诉我。我想了想，其实詹妮弗和这个人有非常共同的地方。

詹妮弗一开始不怎么欣赏石光，他们到了一起就有些互相唇枪舌剑的。但是她后来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其实我挺喜欢你老公的，如果要是在国内，我也会嫁给他这样的男人，不过你老公就是太穷了。她的语气里充满了遗憾，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其实很单纯。从那以后我再不请詹妮弗到我们家里来了。女人就是这么奇怪，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詹妮弗会喜欢石光的。他们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石光每次和詹妮弗讲话都是带有一种挖苦和讥讽。我心里知道，石光是不可能看得上詹妮弗的，但是我还是小心一点的好。詹妮弗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后来她见到我直接了当地说：这么久都不请我去你们家，怕我勾引你的老公是不是？

外面的那只该死的鸟还是一个劲儿的叫着，我觉得那个院子总是在制造噪音。那个断了手臂的女人，一到天黑就开始叫她的那只猫。然后就是责骂她的丈夫，那个高个子的男人总是忍气吞声，任由他的女人追在他的后面吼叫。等到那个女人叫完了，这个高个子男人就开始发动一辆非常古老的破车，但是总是发动不着。那辆车的排气管子里冒出一股股的黑烟。

这只鸟几乎是不知道疲倦，石光说这就是夜莺。他这个人，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么多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对于我们的生活似乎不带来任何的实际效益。他从来就没有试着去修一修车，他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兴趣。我发现他对于动手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有一次他和别人谈论起个人的兴趣，他非常自信地说，我对于大的理论框架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詹妮弗在我的旁边用手推了我一下，说，看你老公又开始吹牛了。我知道石光不是吹牛，他确实一天到晚地琢磨那些大而无挡的问题。和石光谈话的是詹妮弗刚交的男朋友，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数学博士。那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台湾人，说话客气得让你觉得无所适从。石光似乎一下子来了谈话的兴致，他一连串地想人家发问：既然数学是一个纯粹的人为的逻辑体系，为什么在所有其它自然科学中又有着那么重要的作用，你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詹妮弗的那个男朋友后来一个劲地问她，说珍妮的先生到底是学什么的，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大学教授都不会去想的。詹妮弗一本正经地说，人家是未来的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詹妮弗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石光那时候还在家具店里送货，兼做搬家。詹妮弗告诉我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的。她说你们家老公彻底把我的男朋友给镇住了。

（三）

我一直都认为石光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他第一天来找我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我没有多久就陷入了对于他的无限崇拜。他教给我英文，给我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我有一阵子都搞不清楚，他在大学里到底学的是什么专业。这些东西好象和理工都一点不搭边。有一次他满不在乎地对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试经常的不及格。我开始以为是他瞎说，后来我知道这是真的。我问他，你不是对于自然科学很有兴趣的吗？他说我感兴趣的是理论，我对细节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弄不大懂了，什么叫对于细节没有兴趣。不过我那时候一下子就对他无条件地崇拜，在很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更象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对于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印象，我父亲见过他之后说，这小子是个干大事情的人，不过要是赶上五八年，他一定会被打成右派。我母亲当时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弄了个疯子回来，我母亲自言自语：这年头还有这样的男人。后来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你信我的话就不要跟这个小子，这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我当时对母亲的话根本就不予考虑的，什么会过日子，听上去俗透了，一点都不浪漫。我母亲曾经不屑一顾地对我说，等你将来过了三十岁，你就知道浪漫根本就不可能当饭吃。

我那时候觉得石光是我梦幻中的那种男人，因为我在现实中压根就没有见过象他这样的男人。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誓，绝对不在医学院校里找对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时候也是受了当时的一些观点的影响，记得那时候，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哪里去找高仓健？》，高仓健是日本的一个电影明星，基本上不会笑。好多的女大学生觉得那才是她们的梦中情人。学医的男人真的缺少一点刚气。我当时觉得石光是上天送给我的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男人了。我想象的那些东西他都能够给我。我找到他，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我的一个梦。我不是那么了解他，我也没有办法了解他，我就是觉得他象马克思。一个象马克思一样的男人是不会有错的。所以一开始我就下决心，做一个燕妮那样的女人。我觉得石光是属于那种我从小就崇拜的五体投地的伟人。用我妈的话说是疯子。

不知道为什么，石光和我的父亲似乎天生就是朋友，我父亲大学是学戏剧的，但是他一生也没有写出来过一个剧本，他在作家协会也是个挂名的会员，一辈子在文联里，无职，无权，也与世无争。一天到晚地看书。我父亲明确地说，我看书就是消磨时间。石光来了，我父亲似乎是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话题从戏剧开始，然后是在佛教结束。石光走了，父亲有些内疚地问我，你不会认为爸爸抢了你的男朋友吧。母亲在一旁说，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疯子。父亲无限感慨地说，如今象这样的年轻人不多，只是这小子将来的路未必好走。

 

第三章

（一）

我从社区图书馆里借回来一本马斯罗的《动机与人格》，还好，图书馆里还会有他的书。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读一点他的书。我似乎是想为我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从到美国来，我几乎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我觉得异常的兴奋，一种久违的感觉。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回想起过去，我那些疯狂读书的日子。我觉得仿佛又回到过去，那个秋天，我疯狂地读哲学，最后脖子得了颈椎病。

我没有在家里看这本书，我想珍妮是不会高兴我现在读这样的书。她在准备着考试，如果她通过了，她会得到一个证书，凭这个，她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医院里从事她原来的本行。她一直希望我也走一条这样的途径。她选择这条路也许是可行的，可是对于我来说，似乎不是如此。她把这视为没有生活目标的表现。我不想和她争辩这些事情，但是她不可以来用她的方式改造我。就象我现在一点也不会用我的方式来改造她一样。也许过去她真的把我看成是她的老师。她主动地愿意接受我的那些思想，即便有许多的想法在常人眼中过于的离谱或者是极端了一些。珍妮真的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已经不是当年我疯狂地追求的那个单纯的女孩子了。女人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样的变化。珍妮的父亲对我说，珍妮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那时候我无法相信这一点，因为她的现实和浪漫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地方。珍妮是否会变成一个象她母亲那样的女人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恐怖的问题。另外我会想，如果要是让安妮现在来选择对象，她还会选择我吗。这也是一个让我觉得不确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是不大愿意去思考的，但是却不止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过去从来就不会想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年龄，也许是经历。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些。还是读我的书吧，读我的马斯罗。

老板下班的时候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里，他说咱们今天是私人谈话，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哥，千万别当成老板。说完了这些话他就开始抽烟，他的脸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愁苦的表情。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他说：我突然觉得非常的没有劲，活得没有劲。我知道他说这些话的原因，是什么。昨天他的太太突然来到了我们公司，这个一贯笑眯眯的女人，完全盼若两人。她将老板的桌子上的东西通通给弄到了地上，电话给摔得破碎不堪，就连墙上的东西也未能幸免。一幅装有老板和中央某领导握手的照片镜框给砸了个粉碎。我知道那一直是老板最为荣耀的一件东西。另外被损坏的是老板自己的一张墨宝，写着龙腾两个字，那两个字写的非常的飞扬，但是说实在的，给人一种明显的外强中干的感觉。老板曾经让我看过一张证书，那上面写明了，他是国内一个城市的书法协会的理事。

老板的太太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是由于老板在国内和一个什么女人有些瓜葛。他的太太并不是经常到公司里来的。她总是使我联想到一个久远的时代。我后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大约是来自两个地方：一是她的发型，她的头发油黑，梳理得一丝不苟，她的衣服上总是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某种古老的香皂的气味；二是她走路是悄然无声的，在没有发脾气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无比传统而温柔文静的女性。这个女人时不时地会给老板弄出点事情出来。有一次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遇到了麻烦，被几辆警车给拦住了，但是她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警察在电话里跟我说，警察的车在后面跟了她四个路口，闪着灯，但是她依然不减速，也不停下来，最后被另外赶来的两辆警车给截住了。由于这件事情她差一点儿被吊销驾驶执照一年，但是顺利地通过了一次路试，这事情也就了了。她的英文和我们老板一样，只能说那么一两句，但是我知道她几乎一直在成人学校上英文课。这个女人到了美国以后基本上就过着一种阔太太的生活，她从来都没有打过工，当然她也不需要打工。她开了一辆日本丰田出的凌志轿车，但是她自己有一次问我，这日本车是丰田好还是凌志好。我有时想这个女人不属于这个时代，更不属于美国。但是你不要因此就小看了她。我们老板在国内也算是知名的中医专家，但是他只吃这个女人配的药。老板似乎是自己治不了自己的病。

（二）

我领着儿子来到这间学校，我开始看书，我看见远处的儿子在玩命地奔跑。他到美国来的没有多久我就给他买了这个篮球，这是一只红色的橡胶的球，便宜，只花了六块钱。上面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我发现美国其实是一个有着大量穷人的社会。你看那些商店大部分是低价的，那里面都是些穷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任何便宜的东西，看一看商标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看到这几个字总是会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太稳定的工作，我们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打一家油站。我们必须在早上五点钟打开油站的门，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加油。油站的老板是一个香港人，脖子上挂了一条非常粗的，金光闪闪的大链子。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香港警匪片中的黑社会人物。我们都管他叫鲍伯李。我和珍妮共同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老板，因为他除了到时候来收钱以外，基本上采取无为而治。有一次他来取钱，正赶上我们一家三口人，在那里用一只缺了腿的电饭锅涮火锅，超市里的羊肉非常的贵，但是鱿鱼却非常的便宜，只不过这东西丢进汤里，立刻放出黑色的物质，整锅的汤的颜色呈现墨一般的颜色，而且气味也大，我们三个人正吃得火热，屋子里充斥着鱿鱼所释放出来的那种强烈的腥味。我的头上流着汗，吃得异常的酣畅，鲍伯李在这样的时候推门进来，我们显得有些尴尬，但是鲍伯李嘴里不住地说：你们吃，你们吃。没有丝毫的不悦。珍妮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油站的鲍伯李是最好的老板。

那时候珍妮在一家旅行社工作，所以她星期六要在旅行社工作半天，我就要在早上四点半，把迷迷糊糊的儿子弄起来，开车直赴油站。到了油站用那些机油的箱子为儿子搭一个临时的小床，上面铺了一条毯子，他就在那上面和衣而睡。睡到七点多钟，儿子起来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加油，我就领着儿子在油站的空地上练习运球，传球，没有风的时候我们还打羽毛球。中午的时候，我们会到油站旁边的一个中餐馆去买两份盒饭，通常你可以任选三个菜，我们每次都会要炖猪颈骨头，肉不少，卖饭的是一个四川的女人，也是给别人打工，她会给我们额外加许多的菜。然后我会在超级市场里给儿子买上一大瓶的饮料。油站的对面有一家修车厂，一大铁门，经常会看见一条活泼的狗，在里面跑来跑去的，但是它从来都不叫，那是一条白色的狗，但是由于环境的关系，那狗的毛色弄得有些肮脏。但是我断定这是一只快乐的狗。儿子没有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一个人会经常从油站的小窗户里面向外面眺望，那种感觉有点象一个犯人，在监狱里向往自由似的。早上通常都是些阴暗的天色，看不见明显的云，只是天空灰蒙蒙的，但是过了十点钟之后，天空立刻就晴朗起来，太阳就开始毫不吝啬地照耀着，那些高高的棕榈树叶字反着明亮的光芒，常常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想象。这里是南美人居住的区域，那些房屋都会涂上比较鲜艳和热烈的黄色，或者桔红色。大部分的车里都会传出来音量很大的，拉丁音乐，带有强烈的舞蹈节奏。那些车都很大，属于六十年代出产的那种美国车，通常里面都是坐了许多的孩子。那些孩子是快乐的，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的快乐。这些南美人特别是墨西哥人大都是做着美国的最下层的工作，但是这些的快乐是任何的其它族裔所难以相比的。用心宽体胖是形容他们最恰当不过了。我觉得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些人。忧愁似乎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他们。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似乎实在活的太沉重了。我会想到和我一起干过搬家公司的那个大学讲师。所有的人都说他看上去苦大仇深的。我们中国人活得不开心，无论我们有钱还是没有钱，无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讲师有一次这样和我说。

油站的那个小窗子上应该是一块一寸厚的防弹玻璃，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得到证实。玻璃上有那么几处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撞击的痕迹，但是玻璃基本上依然的完好，我琢磨着那可能是子弹打的，当然也是我的猜测，同样没有得到证实。据说这个区的治安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意外的情况。按照鲍伯李的指示我们一旦收到超过一百元钱之后就将钱丢进一个叫做井的地方，那是一个用钢板制造的地下保险箱，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孔可以把钱丢进去，也不知道有多深，设计独特，更使我觉得鲍伯李十有八九是出身于黑社会无疑。那个油站后来被关掉了。法院送来了传票，原来鲍伯李也是从另外一个人的手里租来的油站，他似乎拖欠租金，达到十几万之多。据说他经过他的手已经被关掉了三个油站了。前前后后我们在那个小小的油站里做了十几个月，儿子从国内出来，就跟着我们在油站里度过了无数个周末，他把国内的一首流行歌曲改了歌词：我的心在油站，永远在油站。油站变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珍妮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了油站这份工确实是一种遗憾，我们的收入减少了，我们更多地记起油站鲍伯李的种种好处。我们一家三口人围着缺腿的电饭锅涮小鱿鱼，我和儿子在那里玩着各种方式的球类。

儿子刚到美国的第一天，我们买了许多的好吃的东西，首先我们先去了一家广东餐馆大吃了一顿，儿子从此对广东人的椒盐排骨百吃不厌。回到家就让他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和饮料，儿子自然吃的高兴，他说看来还是这地方好。

但是后来的日子并不象开始这么写意。

一句英文都不会讲的儿子,被丢到了学校里。早上我可以送他，可是下午三点钟放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接他，他要自己一个人在烈日下走近乎四十多分钟，才能够回到家里。这对于儿子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学校里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讲，来自其它同学的歧视和冷淡。

儿子哭着对我说，他不想去上学。他说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这里的学校特别是同学。那一天中午我有一点的时间，我就开车去了他的学校，我看见几个孩子在他的后面追赶着他，他象一只无助鸟，一脸的惊恐。我站在学校的外面，格着铁网，我高声地喊着，但是里面的人是听不到的，那些孩子们照样在追逐着儿子，后来铃声响了，儿子消失在远处的一片教室之中。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的混乱。

也是没有多久的时间，我就丢了当时的工作。我又开始找工作，我心里倒高兴起来，这样我可以每天都去接儿子回来。他放学回来的路上也被人家欺负。接下来的几天中我都天天接儿子回来，儿子被人家追赶的情景一直在我的眼前，我做梦都梦到过这个场面。

我这一天一点钟去见了一个工，报纸上的广告说，这是一家金融公司，需要文职人员。我打过去电话，对方非常的客气，记下了我的姓名，说什么时间去都可以。我找到那家公司，看见里面有许多的计算机，有许多的人坐在那里。我心里想这可是一间挺有规模的公司。公司的经理看上去特别的年轻，会讲普通话不过有着浓厚的广东口音，当然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广东人。他开门见山，他说：你想发大财吗？你想不想轻轻松松地发大财，就比方说象我这样，嘴里叼一棵烟，坐在这里聊天。这个经理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烟点上，非常夸张地抽了一口，他的整个样子象一个赌徒。他说了半天，最后我弄明白了这里是专门炒外汇的。从他那里出来，已经两点多了，我就急着赶到儿子的学校，去接他。一边开车，我一边觉得有些好笑，浪费时间，这个工白见了。我要是有钱炒外汇，我就不用找工作了。我已经接近了儿子的学校，我看到许多的孩子，许多的家长都在那里。但是这时候，我听到砰的一声响，我就看见我的眼前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扑到了我的风挡玻璃上，其它的我就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撞人了。

 

第四章

（一）

远处的太阳真的很圆。这样的颜色让我觉得和那种大个的墨西哥芒果差不多。我第一天到了美国我爸妈就给我买了这种芒果，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芒果。我们家那边没有这样的水果。我们是北方，冬天是白色的雪。我离开那里已经一年多了。我最想我奶奶，我一个人偷偷地哭过好几次，但是现在我不哭了。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爸总和我说，男人要靠自己的勇气而不是眼泪。其实我从小就不想哭，但是眼泪不知道怎么地就流了下来。我小的时候管我爸叫哥们儿，我奶奶不止一次地说，怎么一点的规矩都没有。我奶奶说我爸没有正形。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没大没小的。但是那时候我爸说，你要是愿意叫就叫吧，称呼不是个大不了的事情。你觉得好就行。但是后来我就不叫了。我觉得爸这个称呼比什么都好。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爸比我大太多。那一天我们去学钢琴，老师的先生说，你们父子看上去就和兄弟差不多。我也喜欢我妈，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班里的同学都说，我妈是全班里妈妈中最漂亮的。我妈真的是非常漂亮，特别是她笑的时候。后来我妈就出了国，一走就是好几年，我总是梦到我妈的笑脸，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会不自觉地流下来眼泪。我最恨的就是我这么容易哭，但是，无论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住。

我好象第一次发现，那个太阳真的非常的不一般，非常的好看。我喜欢太阳，我和我爸一样，我爸对我说，他小的时候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闹脾气，他会闹着让他的外祖母把太阳支起来。我爸也真的挺逗的，那太阳怎么可以支起来呀。有一天我对我爸说：爸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真理。我爸认真地看着我的脸，我喜欢看到我爸这么认真的看着我，因为我觉得这时候我是一个和他平起平坐的成年人。我继续说：我发现如果要是没有了太阳，无论多么好的景色，都什么也不是了。我爸认真地想了想，他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观察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有见解。没有了光，这个世界上的景物就逊色太多了。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骄傲。加州这里几乎整天都是阳光，但是我不喜欢这里的同学。到现在我还是不那么喜欢这里的同学，这里的同学好象总是看不起人似的，而且你别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有一次我没有带橡皮，我向我周围的好多人借，但是没有一个人借给我。其实我们班级里有许多人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不会帮助你的。特别是那些有钱人的孩子们。他们比白人还瞧不起你。我爸问起过我这些事情，我爸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不知道劣根性是什么，我想反正不是好的东西。那一天我本来想去问我爸，劣根性是什么，但是后来我妈和我爸争吵起来，我妈说我爸不应该在我的面前说这样的话。我妈说，你的这一套对孩子会有不良的影响。你还让他怎么融入美国社会。我爸说我宁愿我的儿子不融入这个社会，我也不让他变成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人。我妈说个人主义，你这种话在大陆都没有人说了。

我不希望我的父母吵架，我不记得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会吵架，也许是那时候我太小。他们吵架让我觉得非常的害怕。我一直觉得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和睦的父母。但是他们会经常地吵架。我发现我爸会表现出一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愤怒。我觉得我爸一生气是让我最害怕的。因为我爸在外面好象从来不会和别人生气的人。一生气好象完全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让我觉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将来有了孩子，我一定不会在他的面前吵架的。

我爸从来没有和我发过火，我知道我在我爸的眼里，是最好的孩子。除了我爸和我妈吵架以外，我觉得我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因为，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千方百计地陪着我玩。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篮球，我爸说我比他打得好多了。这让我非常的沾沾自喜。我的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在真正的篮框里扣篮。其实我已经能够扣一点了，不过是我把家里的废纸篓挂在门上，用一个小的皮球扣篮。湖人队最近增加了一个年轻的队员，叫科比，他来自高中，人们都说他是高中里的钻石。不过他还是不能和飞人乔丹相比，昨天的一场比赛，他在乔丹的面前左右手同时运球，但是一下子就被飞人给偷走了。

（二）

我从五岁就开始弹钢琴了，不过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国内的钢琴老师都那么凶，弹错一点就会发脾气。前几个月我爸妈给我买了一架钢琴，我又开始学琴，我喜欢现在的这个老师，她一点都不会生气，总是在表扬我。我是一个经不起表扬的孩子，一旦别人表扬了我，我就会玩命地做。我爸总是对我说，只要一个人努力，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过几天我们会有一次演出，我的心里其实非常的紧张。我希望我能够弹得好，我希望我爸和我妈能够看到我弹得好。我这几天都练习超过了两个多小时，我妈那一天打电话和她的一个朋友聊天，那个人的孩子也弹琴，但是他不喜欢练。我妈骄傲地说我的儿子从来就不用去逼着练琴。但是和打篮球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篮球。我弹琴其实有一部分因素是我想让我爸和我妈高兴。有时侯我觉得，能够让我爸妈高兴比我自己高兴还重要，因为他们要是高兴了，我就会更高兴。现在能够和我爸妈在一起，我已经挺幸福的。但是我还是会想到在国内的那些事情，我非常的想我爷我奶，想我的堂哥。想国内学校里的那些同学。我怀念和他们一起溜进一个公园里，去捉蜻蜓，那种红色尾巴的，叫红辣椒。加州这里好象很少有蜻蜓的，就是也不会找到什么同学和你一块去捉。放了学就都回到自己的家，谁也不理谁。我不喜欢这里的同学。我也没有要好的朋友，不过我爸应该算是我的朋友。如果有蜻蜓，我爸就一定会陪着我去捉。

我爸向我这里走过来了，我觉得我爸最近好象心情不是特别的好，我爸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走得特别的快，他就会挺胸抬头的，过去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都说我爸是军人出身。但是我知道我把爸不是军人，但是我爸练武。国内我们家的墙上挂着好多种的兵器，我现在还有一张照片，就是我拿着我爸的宝剑照的，只是那把宝剑太重了，拿在我的手里显得格外的吃力。所以看上去一点都不带架式。我爸现在走的很慢，通常这是说明我爸心里想很多的事情才会这样。我想可能我爸又是在想他和我妈的事情。我妈最近好象总是对我爸不满意，我觉得我妈变了很多，我妈在国内的时候整天都笑眯眯的，可是现在她好象总是不开心。她老是觉得我爸说的话，做的事情都不对。我曾经对我妈说，你能不能不要总说我爸。我妈竟然对着我喊起来。她说我是我爸的帮凶。说我就知道讨好我爸。其实我真的不是偏袒我爸，我觉得我妈要是少说几句，他们两个就不会吵架了。我妈确实变了许多。我最不喜欢的就她讲话的腔调，我妈其实讲很好的普通话，可是她现在开始模仿这里的台湾人讲话，我发现我妈的那个朋友詹妮弗也那样讲话。我妈这样说话让我非常的难为情。我爸也非常不喜欢我妈这样说话，我爸模仿她的声音，我妈非常不高兴。想一想，我就不喜欢美国，如果我们不来这里，我妈也不会用那么难听的声音说话，她也不会总是挑我爸的不是，我爸也就不会和她发火，他们也就不会吵架了。

石光向着他的儿子走去，他看见操场上一片金色的光在流动，儿子浑身上下沐浴着闪亮，在浓重的暮色中奔跑。不远处高大的棕榈树直入云霄，摇动的叶子，如火一般地燃烧着。殷红的天边，泛出忧郁的黑暗，一群乌鸦叫着，经过头顶，夜的味道已经十足了。

父子二人背对着夕阳，他们的影子，在他们的脚下移动。儿子一边走还在一只手拍着球，另外的一只手有些吃力地够到父亲的肩膀上。过去一直都是父亲搂着儿子的。儿子的胳膊理所当然地搂着父亲的肩膀，儿子的表情自豪而信心十足。石光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在这么一刻，他觉得是儿子在保护他，在安慰他。这么一刻他突然地觉得自己原来是如此地需要一个人来保护和支持。儿子湿乎乎的手臂，很热，似乎有巨大的能量传导过来，父亲觉得自己突然变得振作起来。这是来自儿子的力量。

天边的最后一缕光芒，照耀着父子二人背影，两个人的影子合成了一条细长的线，一直延续到路的尽头。路的尽头，月亮已经升起，淡淡的。白日结束了。

（三）

被我的车撞倒的是一个和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他撞到了我的车上，然后从我的车上翻了过去，浑身是血，他近乎就是昏了过去，或者已经死亡也说不定。有三辆警车，和一辆大的消防救护车，那个失去知觉的孩子被抬到了救护车上。我站在那里，脑袋里是一片空白，我仅有的一点关于撞车的常识是：车撞了人永远是车的责任，这就是美国的法律。我站在那里，我的感觉我好象是一个杀人凶手。我的眼前出现的是我已经被捕入狱的场面。警察在听取目击证人的口供，被我撞倒的是一个墨西哥孩子，我看见几个证人都是墨西哥人，我想这证词显然是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好处。墨西哥人团结着呢，两个中国人见了，可能谁都不会理谁，但是两个老墨到了一起，那就如同亲兄弟一般，让人羡慕。后来一个非常胖的老警察走到我的面前，所有的警察几乎都是大胖子。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紧张，他对我说，那个孩子伤的不厉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你不必太担心。他的话让我觉得宽慰了不少。他先要去了我的驾照，然后他要看我的汽车保险。我没有汽车保险。我告诉他我没有汽车保险。他由衷地惊叹了一声：喔！我的乖乖！我没有明白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警察，他开始询问我肇事的经过。他又查看了我的车的牌照，最后他说你看看你的车是不是还可以开？我的前风挡玻璃完全碎了，似乎是那个孩子的一只脚踢在了上面。后来知道那个孩子一只腿骨折。最后警察对我说，那你就先开回去吧，车辆管理局会寄给你处理报告的。

我没有接到我的儿子，他是自己走回去的，我将狼狈不堪的车发动着了，开了回去。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是怎么样将车开了回来。儿子看见我回来，高兴地扑过来，但是我没有了一点的精神。我木然的拉着儿子的手。儿子是一个无比敏感的孩子，他似乎已经感到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他就一声不响地坐到了旁边，他的眼睛不住地观察着我的脸。他的表情让我觉得更加的悲哀。一种说不出来的心酸。

珍妮回来了。她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撞车了？她在外面看到了我的车。在这以后的半个小时中，她打了至少有十个电话，她首先给黄页电话簿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华人车祸律师打了一个电话，她只是大致说了一下车祸的经过，那个律师立刻说：你们闯了大祸啦！律师的话似乎已经让我们感到了进一步的绝望。但是，珍妮表现出她一向的精明强干。她接下来的四个电话都是打她所认识的熟人。这些人都是来了美国十几年的好华侨。让我觉得惊异的是她如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这些人的电话。其中一个台湾的地产经纪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他告诉我们，不要轻信律师的话，可以去警察局要一份事故报告。他的话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一家人开车去了警察局，正好我们碰上了处理车祸的那个老警察。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他的话使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后来花了十五个美金要出了一份事故报告。所有的三个目击证人都说明不是我的错误，而是那个孩子突然地冲到马路上，而我当时的车速是规定的范围内，没有超过二十五英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仿佛是我们做了一场恶梦。我是从来都不信教的，我同意那个周末跟着珍妮去她新加入的一个教会。

按照珍妮的话说：这都是主在冥冥之中帮助我们。那一天她非常的高兴，她说我觉得好象是我们获得了一次重生。然后她有那么一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石光，你这个人总是这么骄傲，你总是觉得你一个人似乎可以改变全世界，你看我们是多么的渺小，真的，信主吧，这样我们都会得到喜乐和永生。教会里有那么多的有身份有学问的人，律师，大学教授，公司的总经理，人家说，马克思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明天一起去教会，去吧！石光，你会喜欢那里的。而且我现在的这家教会都是些年轻人。珍妮对我同意去教会这件事情表现出出异常的兴奋。

珍妮她信教有她的道理。她对我说过好多次，她说你是没有处于一种绝对的无路可走的境地，如果你遇到那样的情况，你就会想到上帝的。她说那时候他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高速公路上，看着自己那台一动不动的汽车，她觉得只有上帝能够救她。她这样想着，警察的车就来了，而且还不止一辆。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信教了。她还受了洗，我看到她受洗的照片。

（四）

我的这次车祸促使我跟着珍妮去了教会，一切和我想象的都不太一样。这个教会的活动举行在一家希尔顿的酒店里，显然是他们从那里租来的地方。这都是一些非常年轻的人，都在三十左右岁。讲话的年轻人给我的印象是好象是国内的那些搞宣传的干部。他讲话之后，就有很多人排在那里，然后一个个上去讲述他们个人的经历，基本上他们都是得到了教会的帮助，在此感谢教会，也感谢主。其中有一个人男人讲着讲着开始痛苦哭，因为他的牙齿出了问题，一直都没有钱医治，后来是教会里的人帮助他治疗了牙痛。这个过程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珍妮似乎也是第一次参加这里的活动，她说他原来的教会离开这里非常的远，所以她才换了这一家。我不知道她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的这些人。那个活动结束之后，有一对白人夫妻来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家里吃饭，同去的有一对韩国人，和一个带了个很小的孩子的西裔女子，这些人的年纪都不大，后来我才知道象这样多种族裔混合的教会是不多的，通常白人的教会大都是白人，黑人的教会就是黑人。中国人的教会都是中国人。至少使人想到年轻的一代人似乎对于种族的划分不是那么分明了。这对白人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家境似乎也不很富裕。那个女人非常的能干，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来一大锅的意大利空心粉。他们家有一台很古老的钢琴，说是太太的外祖母送给他们的。我的儿子在珍妮的催促下，弹了一段莫扎特的奏鸣曲。珍妮感到由衷的骄傲。她不止一次地对众人说，儿子的琴最早是她教的。

我好不容易爆发出来的一点宗教热情，就在那一天漫长的活动之中彻底地消耗掉了，几乎是刚刚露了个头就没有了踪影。后来他们又多次地打电话来，要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都让我给找各种理由推掉了。珍妮无比失望地摇着头，她说，你这个人总是想和别人不同。她的口气里近乎有一种愤恨。恨就恨吧，我不是对宗教有什么偏见，但是我也实在无法让自己装着有那种热情。我对珍妮说，如果上帝真的会因此而惩罚我的话，我只好认了。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把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天自己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全部赔到教会里面去。就算我骗我自己我也是做不到。再说就算我们大人可以去对孩子也是不公正的。你的心不诚。珍妮没有好气地说。

儿子在那里一个人玩的满头大汗，儿子现在的英文比我都好，没有一丁点的口音。算一算也就是一年。他似乎也摆脱了被人家追击的命运。上个星期，他的照片被贴在学校的一个光荣榜上，因为他所有的成绩都是五分。儿子的篮球已经不需要我的任何指点了，他可以左右手同时拍球，看到儿子我觉得似乎生活一下子就完全都不一样了。也许珍妮离开我有些远了，我们之间越来越多的不理解，似乎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来得到扭转的。但是有了儿子，我觉得似乎就坦然了。这时候一大群的绿色的鹦鹉从我的头顶上飞过去，它们的叫声非常象婴儿。声音很大，传得很远。夕阳硕大无比，远处的那些棕榈树在红色的光芒中燃烧了一般，我觉得心中升起某种希望和激动,这些激动和希望可以使我完全忘记我的工作和我的生存。生命在这样的希望之中显得无比可爱。我和儿子该回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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