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与写曲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改曲子，没时间写博客了。好在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就引发出了我的一个新话题。

就性质来讲，音乐是一种纯粹抽象的东西，就像数学一样，与其它的学科有本质上的不同。比如文学、绘画和摄影的灵感都来源于生活，但都有客观的事物可供参照，即便是一个人的经历和生活情趣也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音乐就不同了，它就是一种抽象的、主观的东西。人们常说有天籁之音，但其实这只是人的一种感受，代表了人的一种心情，也只有当这种感受被音乐家反映出来后才能成为音乐。可见音乐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产物，只有被感知的才算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搞音乐的人大多会有神经质，甚至要接近疯狂才行。

但是搞音乐的人又是极其严谨的，他们是把音乐当作一门学问来做。一部交响曲就如同一部严肃的哲学著作，既有缜密的逻辑框架，也有可循的思想脉络。中国人不习惯于严肃的思考，所以也不习惯欣赏交响乐，更很少能创作出交响乐，这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公元三百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就写出了有关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天文地理等方面众多的著作，一套《亚里士多德全集》就有300多万字，要比孔夫子的著作多得多。而且孔夫子一生只是编书而并没有留下更多的个人专著。如果是放在现在，可能连能不能申请高级职称都成问题。

中国人的传统作风是追求微言大义，点到为止，道理全靠各人去感悟，这就是点化的意思。中国的绘画也是一脉相承，追求的只是一种意象的表达，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包括中国的山水画，都有点打那指那的味道，如果没有画上的题跋来作说明，你可能就不知道他画是的什么地方，这大概也是中国画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很高的一个原因。

我曾经去过奥地利的中央公墓，占地有两百多公顷，现存的墓穴就有30多万个，葬在那里的都曾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著名音乐家公墓，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斯特劳斯都安葬在那里。音乐神童莫扎特生前贫困潦倒，死后被葬在乱坟岗里，早已尸骨全无，后人便在音乐家公墓里为他竖立了一块青铜纪念碑来弥补这一遗憾。如果谈到他们的音乐成就那都是很惊人，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和《蓝色的多瑙河》就出于施特劳斯父子的手中。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交响曲，以及他的《悲怆》《月光曲》钢琴曲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想象，一个人一生中能创作出一部交响曲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不断地创作出几十部甚至几百部大型作品应该是何等的艰难。但在这些音乐大师的头脑里，音乐就如同他们的畅想，在他们的轻松呼吸之间，一部作品就出来了。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基础，所以中国基本上没有交响乐，大家最熟悉的《梁祝》和《黄河》都只能算是协奏曲和交响诗，而一部严格的交响乐要由三部交响诗才能组成。所以当年的专家们之所以不看好《梁祝》，并不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它还不够规范，还算不上是严格的协奏曲。至于瞎子阿炳的二胡曲更是不被北京的专家看好，几乎不认为是什么创作作品，就是一些旋律小调而已。但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注重的就是微言大义和心灵感应。自从阿炳去世后，那么多的专家教授都没能写出一部与《二泉映月》相媲美的作品。可见还是阿炳伟大，为民族留下了文化的精华。

写曲子与写文章的要求大致相同。协奏曲和交响乐就如同中长篇小说，要分出章节，要有情节的交织，要写出世态的风貌。而一般的器乐曲和歌曲就如同短文和诗歌，反映的只是一种场景和心境。写文章要能举一反三，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充分论证才能吸引人，所以文章能否写得好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密性。但写曲子要比写文章难多了，难就难在音乐的语汇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要通过这种语汇来表达情感就更难了。特别是写器乐曲时，不仅要塑造好的旋律，还要通过音型、调性、节奏和速度等的变化来反复展衍和渲染这种情感，以求获得听众的共鸣。比如王立平写出了《红楼梦》的组曲，我觉得他就比那些只会数曹雪芹的辫子有多少根头发的红学家们强似百倍，因为乐曲中已经有了他的思想升华。

前面说了许多中国人文化上的弱点，但我还是坚信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比如我们的空间技术就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科学发明。虽然我们的起步很迟，但我们的进展却很快，一下子就把曾经落后了几百年的文化差距弥补了不少。在音乐创作方面，尽管现在国内写交响乐的人寥寥无几，也难成气候，但潜在的力量还是有的。我就听过一个中国留学生创作的交响诗，是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和手法。其实像这样的人要比朗朗一类的演奏家重要得多，但中国现在还处于明星当红的时代，演唱家和演奏家成了热门，而真正的作曲人反而会被疏忽了。加之全社会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省里要求写歌颂省里的歌，市里要求写歌颂市里的歌，就连区县一级也在强调本地文化的影响。你如果老是在写什么C大调D小调的协奏曲肯定就不合时宜了，至少会说你配合中心工作的意识不强。所以说来说去这又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弱点。

                                                                2012-02-10

 

关于文学的一个话题

五一节前参加了可一书店举办的一场文学座谈会，座谈的双方是六对六，即六位80、90后的青年作家和六位中老年作家的代表，还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和关注文学事业的热心记者。

这六位青年都有志于文学创作，但其中只有一位女生是学中文的，其他五位都是所谓的理科男，这使我很感兴趣。一般来讲，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而是培养评论家的。虽然8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中文系毕业的作家，如范小青、黄培佳、苏童、叶兆言等人。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高考的恢复给了他们一个重新深造的机会，或者说是作家的一次回炉罢了。而周梅森就没上大学，他的学历就是初中。铁凝也没有上大学，但照样当上了省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主席。所以说作家主要靠的是天分，而不是什么学历。

什么叫天分，就是会说故事。而故事说得好不好有三个要点，一是语言吸引人，二是情节打动人，三是观点启发人。也可以是说，情节是载体，语言是工具，思想是闪光点，三者缺一不可。但直接与读者交流的是语言，语言代表了作家的修养程度。所以作家在追求作品思想深邃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语言艺术的精粹，让语言成为自己的一张独特名片。

现在对80后、90后作家的评价很热，这其实都是商家宣传的结果。青年人崭露头角本是一个正常现象，并不违背文学创作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就像十几岁的孩子能成为全国围棋冠军一样不足为奇。毕竟青年人的精力更旺盛些，也应该多出成绩。而马齿徒长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大器晚成更是个案。

80、90后作家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追求自由的表达，而且表达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尤其是对网络手段的运用要明显地超过前辈。有位记者曾经问过我对网络文学的看法，我说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这些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概念。古代的作品最初是写在竹简上的，后来是写在锦帛和纸上的，再后来就有了活版印刷和铅印、胶印的书刊形式。而现在影响最大的也最为便捷就是网络传播，所以这只是文学载体和传播方式的进步，与文学本身的关系并不大。

记得在九十年代，我曾经与一位作家争论过什么是纯文学的写作方式，他说凡是用手写的，通过邮局投寄的，或是用传真机传来的才是纯文学，而网上发表的东西都不是纯文学作品。有趣的是，这个相同的话题也出现在当时的摄影界，一些权威就曾经说过，我们的摄影展绝不接受数码作品，因为纯正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用胶片拍的。这些观点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一度却很有影响，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局限于我们对新科技革命的认识。估计再过二十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争论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代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二十年，这是医生告诉我的。等我们这批人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变得光明了许多。这话不是医生说的，而是我的一个乐观期待。

                                                                      20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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