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

作者：刘亚秋

来源：共识网

摘要：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表现为已经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或者简单的城市化农村的问题。知青当年遭遇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城乡间的不平等格局以及乡村社会的劣势地位。一方面，知青诉说农村生活之苦，而这恰是农村内在苦难的一个镜像；但是，另一方面，知青又进行着似乎与此对立的话题，如“回乡”。对“遥远清平湾”的乡愁式的追溯，同样构成了知青关于农村话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样乡愁式的乡村城市关系在今天依然是一股不可忽略的暗流，并往往被忽视。知青对当年农村生活经历的情结特征，某种程度上恰恰展示了城乡关系的复杂纠葛。

关键词：知青；苦难；乡村；城市作者

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本文所研究的知青都是下乡知青，基本上不涉及回乡知青。事实上，回乡知青在一些人看来具有更多的艰辛，因为他们被命定地走上回乡的道路。同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苦难是很不相同的。参见陈新意：《从下岗到下放：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56期。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一直是1949年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之劣势地位更是一直令人困惑。“向上追溯三代或者四代，你们家就是农民”，此种说法不时出自某些城市人之口，如此朴素的观点却暗示了城乡之间的微妙关系。更有人提出“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不过，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理解农村终究难以脱离城乡之间的关系命题。知青当年遭遇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1949年以来城乡间关系的一个构成部分。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那一代城市青年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从城市进入乡村的道路；他们在农村生活若干年后，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重新走回了返城之路。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也正是乡村遭遇城市的过程。若干年后，持续不断的知青话语依然饱含城乡命题；而且，具有城市身份的知青回忆始终没有脱离宏大的城乡背景，甚至可以说知青话语一直内在于城乡主题。因此，当代知青的城乡情结对于认识城乡间的纠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透过知青的城乡情结，从知青（社会）苦难角度来探索中国社会特有的城乡关系问题。

一、相关视角及其批判

（一）城乡关系研究的传统二元思路及其道德观照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流学术界一直将它描述为一种对立（或者对比）的关系，如城乡二元模式的论述。①[城乡二元格局在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长的历史传承。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到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有一些微调，如户籍制松动后的民工潮等，但是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底色———二元话语以及二元认知图式已经形成。本文不立足于城乡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不同时代特征的角度，而是寻找此种历史进程中的内在表达，如从社会（知青）苦难角度来看待城乡之间的复杂纠葛。]关于二元对立模式，有一个非常长的政治政策背景和研究传承，如从“剪刀差”中城市剥夺农村、到户籍制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再到民工潮中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在福利待遇上所遭遇到的城乡差别等。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论述是非常强有力的，对于现实的针对性也是非常强的。不过，它们都把持着一种道德立场。

应该说，在农村问题研究上，我们需要已有的道德立场。因为不这样，似乎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如吕新雨正是通过对纪录片《毛毛告状》的阐发，表达了她的关怀。①「吕新雨：《“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天涯》2006年第3期」在她的分析展开中，可以感受到，在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乡之间存在着一种孽缘关系。这种饱含情感的理智分析，往往显得更加有力。其他的研究，如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或从农村社会保障角度进行的问题研究，也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不过，这样的一种分析显然还不够。因为，它在强调这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同时，事实上也在遮蔽或者忽视另外一种社会现实。城乡关系事实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尤其在具有历史沿革的问题中，我们不能仅从一种立场或者精确的统计数字方面着手。事实上，可以从一些文学或文字中体悟到，城乡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简单的社会公正问题，如剥夺与被剥夺、平等与不平等，而是可以看到更加复杂的关系。如关于乡土资源的讨论，②「黄平曾提出，西部或者农村边缘地区从现代经济理性角度是不适宜居住的，不过，几千年来，人们不仅在那里居住，而且表露亲情、自信以及互助，他认为这是另外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参见2004年12月18日“中国小康社会与小康指数”学术研讨会发言（北京）。另外，范丽珠认为，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的治理功能。参见《公益活动与中国乡村社会资源》，《社会》2006年第5期」当然，这在某种角度来看，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自相情愿，但是，它也呈现出另外一种形式的乡村模样，而不仅仅是受苦受难、等待被改造的农村形象。这样的分析会有利于对农村形象的梳理，并促使我们对“真实的农村面貌”以及城乡关系进行其他面向的探索。

（二）知青苦难对于城乡命题展开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立意在于，不仅仅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和城乡间社会保障差距角度以及简单的城市化农村的角度，也不仅仅从社会不平等的单一角度，而是试图从知青对农村的观念以及行动中，寻找城乡关系的连结点；通过这样一个连结点，我们试图阐释，城乡之间具有更复杂的关系（如缠绕关系）；从社会公正角度，它展现的又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制度公正问题。

事实上，长久以来，中国也不存在纯粹的农村问题或者城市问题，二者的交织正形成着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③「秦晖认为，中国目前情况下，不存在纯粹的农村问题。参见秦晖：《农民流动、城市化、劳工权益与西部开发———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公民权问题》，《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但是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而不能仅从统计数字，或者如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的乡村与城市。同时，我们认为，就知青研究这个领域而言，知青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彼此之间的生活认识，也应该是知青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但是，这些却经常遭受知青研究者的忽略。

我们也希望能从城乡关系角度走出知青研究自恋式的探索，如单一的知青苦难研究、知青主流文化讨论等等。

以往针对知青生活史的研究，面对知青个体的连贯的多枝节的生活，研究者往往不得不做一个果断的“截取”，“做”出一个分析事件或者研究主题，这带给我们启示的同时，也掩盖了知青纷繁复杂经历的其他方面。因为，在研究主题之外，肯定存在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欲望以及他们的痛楚。目前，对于城乡关系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知青文学或者知青回忆录乃至知青方面的学术研究，在面对农民这个问题上往往更是如此。也如一些知青小说，虽然会展示出“正统”学术外的知青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主题，但是缺乏一种系统、全局的眼光。如最近以来，所谓“后知青文学”出现了农民角度的小说，如《大树还小》等，④「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中篇小说）展示了农民眼中的知青故事，在农民看来，知青没有一个好东西，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将垸里的年轻人带坏。参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视角却也显得有些偏狭。当然，知青小说所描述的生动现实，往往会展示出这样一种关系，即恰恰是我们要寻找的社会科学主流研究之外的那种被忽略的城乡关系。而关于知青学术研究方面的脸谱化现象更加严重，更加缺少城乡视角方面的探索，①「徐友渔曾说，在知青所写的回忆和反思文章中，过去的一切，方方面面，都被缅怀、回味、咀嚼，不论是受苦还是受惠，所有的人都尽力表达各方面的酸甜苦辣。但令人吃惊的是，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从来没有人论及下乡政策和知青的所作所为，是增进还是侵害了农民的福利。参见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这样的忽略甚至包含在知青们的很多回忆录或反思文章中。对于知青个人，当然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跳出个体而具有普遍的反思性；对于研究者而言，却恰恰需要具备这样的胸怀。

本研究试图从知青的社会苦难角度，来展示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知青下乡事实上就是城乡之间的一次大相遇；从知青下乡到现在，关于知青与农村之间的话题并没有间断，1999—2002年间，我们曾经访谈过20多位男女知青，稍后笔者也曾不集中地做过知青访谈以及参与观察，另外，知青文学和知青的回忆依然继续着，尽管这其中的立脚点多在知青个体或者知青群体，但是，期间不时闪现出“农民”、“农活”的字眼，这恰恰说明农民和农村正是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说明学术研究应该关怀这样的一种事实。当年的知青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相信他们关于城乡的体验，即关于知青经历所展示出来的农村讲述，会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视角观照下的城乡关系。

本文主要以知青苦难作为落脚点，并以此为基础，来展示知青的城乡身份及其痛楚。事实上，知青个体或者群体的苦难是混杂在城乡不平等的现实关系中的。②「如有学者提出：“如果知青承受的是一种不公正的命运，那么实际承认了城乡间同样不公正的一种权力。而知青们倾诉的苦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是由这种不公正的背景决定的么？”参见易秀芳：《情系黄土———知青反思小说之陕北情》，《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即，如果说我们认为存在这样一种知青类型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的缘起就是知青下乡，其苦难不仅昭示着农村的艰辛，也展示了城乡相遇后知青的不适以及迷茫甚至痛苦。而归城后部分知青的“思乡”也恰说明了知青苦难与农村之间是蕴含着复杂的关系的；从某种角度而言，它首先体现了社会体制内在的苦难以及知青个体或者群体在心灵上的苦难，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城乡间乡愁式的关系存在。

二、知青苦难与城乡关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暗合

从现有的关于知青的研究资料中得知，当年知青下乡的目的有一种“就业说”。国家为解决城市就业，将知青安置到具有“广阔天地”特点的农村去，而没有顾及当时农村的状况。事实上，据很多知青反映，当时农民的生活也不好；而大批知青下乡，对农民造成了事实上的冲击。

到那不久，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地的农村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

……

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社员家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这偷鸡作业，通常采用“顺手牵鸡”的方式，赶场或串门时，看到路边有鸡，先略微观察一下周围情况，如果是几个人同行则由专人担任警戒和掩护，然后用打麻雀的弹弓，瞄准鸡的脑袋就是一粒石子，中弹的鸡往往只能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伸腿，这时快步上前，一手抓着鸡，一手把鸡脖子一拧，就再不会听到鸡叫了，最后把鸡往军布挎包一装便完事大吉。丢了鸡的社员，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是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贫下中农”并不敢公然欺负。①「李复奎：《难忘的知青岁月》，《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7期」

此种文字并不是有意站在农村的立场上来“控诉”具有城市身份的当年知青所为，而是试图说明，事实上，当年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反而有时候把他们当成负担。而且，如果考虑到农村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来看（如剪刀差），那么农村的这次责任承担也一样意味着剧痛。

那个时代没有下岗工人，却有数百万知青到农村，去分食农民本已填不饱的碗中餐；全国城镇，不知有多少待业青年就业无门，知青和待业青年的总数，不知是今天下岗工人的多少倍。②「梅桑榆：《历史是否可以随意抹去》，《唯实》2000年第1期」

而农民似乎一直在承担着这样的代价付出，如新中国自1958年起实行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迁徙。1960年发生大面积饥荒时，为避免动荡，政府又规定农民不得外出逃荒要饭。③「李钧：《两类“农民英雄”与两种英雄观》，《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再如，在户籍制度稍稍松动的时代，如19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中，城市对农民的评价恶潮如涌，很多城市为了保证下岗工人就业，甚至制定了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可能恰恰是如此立场的政策在1949年之后持续不断，才形成学界根深蒂固的二元视角，因为，政策执行本身就是二元方式的。而学界的二元看法，也正是依据了这样的事实背景或者其仅为现实的折射而已，需要进一步的反思。

关于乡村之于城市的痛苦问题，张贤亮曾说，中国历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出路都在农村，历史上都是这样。农村好像是个大水库，也好像是个可以藏污纳垢的所在。农村承担了所有的社会压力，他们是金字塔最底下的那一层，是所有“排泄物”的大容器。④「东土：《第一代“非主流知青”张贤亮解析“知青运动”》，http：//chendong.blog.sohu.com/1551150.html」

文学家的批判听起来非常悲壮，而农民是这个悲壮的最直接的载体。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单纯的对立视角或者仅从对立政策角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知青苦难与乡村社会苦难

1.农活之苦———受苦不是一个褒义词，怕苦却是一个贬义词

事实上，当年知青在乡下所受到的“苦难”，尤其是生活上的苦难，很多是农民性质的苦难，如犁地、锄地。

割麦子苦极了，那时夜里三点钟起来割麦子，一般是听见钟声才起来，有时听错了，夜里几个人起来了，就穿上衣服去割麦子……

……比如说上老玉米地里去，老玉米长得老高，人钻进里面，谁也看不见谁，在里面刨地下的草，老玉米叶子就在你脸上划来划去，等走到那头的时候，脸上都是划的道子，满身汗流浃背的，沙极了，特别疼。割麦子的时候，我们到困了的时候，就往地下一躺，根本就没有说在地上铺个报纸啊，什么都不铺，就往地下一躺，一会儿就睡着了，所以说劳动时候的苦也挺苦的（知青访谈：blz，女，原为某工厂工人，现已退休）。

而关于如此这般的农活之苦，不仅女知青讲，男知青也讲，而且非常形象，听者如临其境。

我们什么苦都吃过，我们收麦子……小路，红土地，下着雨，粘的不行。到老山沟，哎呦喂，下起雨了……跑不上来了，下雨，马上一路红土。没听说，没见过。还有剜谷，粒粒皆辛苦，那时没体会。剜谷，就是咱们吃的小米。种的谷子拿那个篓，就是北京的间苗，一定的行距，不能密密麻麻长着，不通风就死了。跪着，哎呦喂，拿着那个小弯锄，一眼望不到边，我们腿软，跪那儿，腿都软了（知青访谈：wcr，男，某银行职员）。

“受苦人”是陕北老乡对自己的称呼，他们管劳动叫“受苦”，干重活了叫“苦重”，①「王子冀、庞云编著：《守望记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75页」而劳动者有时候并不被认为是“美丽”的，一位从农村逃离出来的文人曾这样描述农民的受苦生活：在整个关中平原，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我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受苦，把农民叫做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变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疾，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者不是美丽的。劳动，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变得丑陋！②「陈壁生：《“他者”眼光的局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可能这样的说法会令一些人觉得稍有偏颇，不过，却表达着一定的社会事实。主流社会对诸如农民种地这样的苦力，事实上一直是不抱有积极的夸赞态度的，如，长期以来农民子女考大学往往被称为“鲤鱼跳龙门”，表明这些农家出身的后代的生活从此会有质的变化：起码会脱离苦的农活；另外，从当年知青“诅咒”农村生活的艰辛以及知青返城时他们的疯狂举动中更可以看出，“逃离”农村是有着怎样的一种毅力以及决心，并代表着一种成就。“土插”（知青下乡）与“洋插”（如留学）的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现有的社会分类图式中，前者并不会带来任何个人发展的优势。

不过，农民所说的受苦，不仅仅是苦的本身含义，也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含义。它一方面表达苦的生活不容易，另一方面表达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中包含着道德伦理的因素。如在山西农村，农民也管自己叫“受苦人”。某人比较能干田活并且收入也相对较好，就会被称为“能受（苦）”；某人为儿子娶妻盖了一座新房，就会被称为“受下一座房子”等等。这表达了一种因为能受苦而成就的“光荣”感。能受苦的人会得到百姓的认同和夸奖，因为，相比于“偷抢”，劳动在农村占据着道德上的优势。这样的评价在农村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因此，苦对于农民和农村而言，具有比较复杂的含义。

综合知青和老乡对农活之苦的感悟，可以看到，受苦并不是一个完全褒义词，而怕苦却是一个贬义词。

当然，相对于知青而言，其整体苦难的性质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知青的特殊的经历（如下乡、返城、城市中的再定位等），使得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就能超越于此种纯粹生活上的艰辛，而具有了另外一种“苦闷”，如他们的精神苦难等等。当然，就知青的苦而言，具有非常多的特点，如少小离家之思乡的苦、“文革”中受政治欺骗之苦（如“林彪之死”对知青的震撼）、精神上难熬城乡差距之苦，等等，本研究试图讨论与城乡关系有关的这些知青苦难。

2.在农村，生病的恐惧———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保护不了的话

知青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劣势，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生活中。在访谈中，我们遇到一位女知青cyf；③「所引用的个案情况：cyf，1967年12月15日离开北京去内蒙插队。时年19岁，在101中学读书，家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79年返回北京；当时已经与当地一个农民结婚，并有两个孩子。在插队期间，她的朋友因为生病去世（1977年），给她的打击非常大。回来后，她在北京家具厂门市部卖家具，后来到商店当售货员，现已退休。丈夫在1981年来到北京，现在北京一小公司做会计工作」从她返城的原因中可以归纳出农民生活的另一种苦难，这种苦难用知青的话来评价就是贫穷、“愚昧”。

cyf回城的原因据她自己讲述，是因为在她坐月子期间，替她到小学代课的另一名女知青因为不明原因的病而迅速离开了人世，这让她对在乡村的生存感到了绝望。这也恰恰是从知青（她）的角度展示出来的农村生活的另外一种现实，即在农村生活，不仅意味着干农活苦，而且意味着贫困、闭塞，生命质量比较低下。

据cyf讲，她家里成分不好，是“历史反革命”，因此她是愿意下乡的，并也想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女同学死后）我才急着要走，原来你觉得留在那儿，你能对那里有用。可是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保护不了的话，那就别的都谈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那是77年，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是不是今后离开。

对于那个女同学的死，她描述得非常详细。

我们推测，这不仅是她回城的主要原因，更是她个人生命中抹不去的一道伤痕。

我曾经也想过写我们知青的生活……后来内蒙知青出过一本书叫《草原启示录》……我投过稿，可我这篇稿，人家要看符合不符合发表，我就写的死的这个同学，后来稿子没有用……

她是如此描述“女同学之死”的：她（女同学）是师范附中的，就是现在的首师大，师范附中老初二的，她也找了当地的，她比我结婚早。在小组里她是第一个跟当地人结婚的，结婚以后就跟她接触比较多，关系比较好，就视为以后长期呆下去的知己，有一个知己，都在农村长期呆下去。结果我生孩子、坐月子，她替我教书，我的产假没满，她就得病死了，不到两个月吧……她到死都没有查出病因来……六一之前到六一，她到7月8日就死了。到7月初那段，她的病就爆发了。当时说她是什么呢，大队合作医疗说她是肺结核，可是她是高烧，谁说她是肺结核？她当时太想干下去了，学校当时说，她如果能坚持到学校放假？？下学期接着用你当老师。结果她一直没休息，后来她吃不进东西去了，然后她婆婆每天给她煮两个鸡蛋带着。就这样，要么回北京看病去，她妈妈在北京……她不想告诉她妈妈，怕她妈妈担心。

再一个，她回北京，当时的几十块钱的车费都觉得困难。可能慢慢的能好了，等于是她一个是经济困难，一个是太想当老师了，再一个就说农民的愚昧的思想吧，得了病不赶紧看，拿命扛，缺少医疗知识这种。最后有一天早上她跟我说，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了。我说，我这里有葡萄糖？？那天早上她从我家走了以后，再也没见到她。她到学校以后，到中午的时候就抽搐了，发高烧说胡话了，学校让她家里人把她送到合作医疗……村里的小伙子用小树搭了一个担架，把她抬回我们村，我们村后就是公路，我们村离公社两里路，又抬到公社，都没舍得叫救护车……

农村医疗条件不好，当年亦如此。在知青小说中也多有这样的表述。

这里，cyf事后谈到农民的“愚昧思想”、“用命”去抗病，恰恰是对农村社会现实的一种真诚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与城市相比，农村并不能令一个年轻生命得到应有的延续：在残酷的现实中，这么壮实的生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去了。

农民可能在抽象角度来体会城乡之间的差距，不过，知青却在体验中具体化了这样的差别，如可以“回北京看病”。就我们所访谈的这个知青，她后来也生病了（据她讲是产后惊吓），就是回北京看好的。如她所认为的那样：农村“连生命都保护不了”。当然，这位知青所讲述的死去的女同学最后终于没有回北京看病，也有着时代的复杂原因：如父亲下放，同时远在北京的母亲身体又不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知青的苦难是多层次的。不过，本文的立脚点并不在于单纯讨论知青各种苦难的特点以及类型，而是力图表达知青苦难与城乡关系的暗合方面的特征。

3.从农村到城市：并非荣归故里

回城后的知青是尴尬的，因为农村生活并不像留洋一样，能给个人发展带来可以夸耀的资本，相反，在农村学会的农活技术在城市无用武之地，甚至还是一个负资本，如遭人耻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情形恰恰复制了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格局，展现了农村在这个格局中的劣势地位。

回城之后的知青往往成为城市边缘人。如一些知青讲到，返城之后不敢出屋，因为怕别人问起。

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们到北京以后，人家不理解我们，人家排斥我们，其实我们原来是北京人，等我们下乡以后，他们就觉得把这些人赶走了，等这些人又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这些人抢了他们什么，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么心理，是觉得这些知青回来呢给他造成什么交通堵塞，你老农民似的（知青访谈：cwm，女，某高校老师）。

显然，知青返城不是荣归故里，也不是曾经移民美国加拿大的荣耀。

这样看来，知青对革命的“幻灭”（下乡———大有作为）以及对“干事业”的灰心，事实上，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差距下农村的劣势地位，因为农村并不能为这些激情满怀的城市青年的知青生涯“镀金”。回城后，当下乡经历并没有给知青的现实带来好处的时候，在工厂工作的知青曾积极争取将知青生活作为一段工龄，这样的举动更是表明了城市话语系统的优越性，因为农村并不存在工龄，当然更不会有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保障；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就是受苦一辈子，活到老干到老。因此，难免知青们要积极远离农村。

（二）知青苦难与社会苦难

1.知青苦难的多层次性

知青下乡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是人生的断乳。在社会分类体系中，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这种不怎么“正面”的变故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种种的“悖离”，如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成为一种苦难的人生。

据我所知，许多老三届，自己婚姻并不幸福，自己的同学，理想中的，并没成。后来，岁数大了，不如在一个小县城（找）了，找也是他（她），不找也是他（她），找当地人不甘心，成了以后没什么感情可言，可即使这样，全都维持着，据我所知，全都是这样，没感情，甚至分居，也不离婚，因为有孩子，要把孩子培养成人，就这样耗着（知青访谈：zzs，男，某公司司机）。

zzs所讲，虽不能代表整体，却表达了他作为一名知青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将不幸福婚姻的一种归因。

至于知青的痛苦，首先应该包含与乡村生活关联的苦，如干农活之“苦熬”。

其次是他们精神上的苦。如林彪之死，给他们留下的抹不掉的伤痕。一位知青讲到：自此，再也不相信政治。这可能是他思想的一个成熟点，却也是苦难的再承受。对于知青而言，上山下乡的可能的主题充满了苦涩之味。这首先是教育农民的失败。教育农民在当年是一个革命话题，至少在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下以及当时相当一部分知青的认同中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子题：用城市影响乡村，用知识改造落后。这一点被现实证明不可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知青下乡反而给农村增加了负担。

第三是隔阂。多数知青不想也不愿意融入农村。在这场运动渐渐冷静下来之后（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知青感觉自己受骗了，是？5@154被骗到了“荒郊野外”。这个“骗”字表明，上山下乡这一套革命话语倒塌了。农村不再是知青期待“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知青的“表现”也失去了革命的支持，却转换成逃离农村的“砝码”。

第四是精神困惑。一方面是知青对革命的失望，另一方面，知青的失望源于乡村贫瘠的生活现实。如果受苦本身就是意义，显然“，苦”并不会令从城市社会来的知青满意。因为，只有受苦并不会获得救赎。农民日复一日，一辈又一辈，受苦者的后辈还是受苦。这样的苦的生活带有一种荒谬性，类似西西里弗。而对类似生活的反思也增加了知青生活的苦闷。

第五是乡愁。知青离开故乡也是一种苦的表现形式。不过，乡愁在知青下乡的可能主题中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知青之苦在知青看来主要是“看不到未来的前途”（zzs访谈）。显然，这个前途，是农村无法给予知青的。在知青看来，走向城市是获得救赎的可见途径。因此，很多知青在后来争相“表现”，希望获得推荐。他们为得到一个回城的通行证，甚至遭受乡村干部的迫害。这个过程中，不平等已然蕴藏其中。zzs所进行的曲折的进城路线，是从山西农村到山西省城，再到北京。不平等（具有行政级别并被分出了地位高下）的地域代表了不同等的社会现实。

这样看来“，返城”就是知青获得救赎的最佳途径了，因为他们认为苦尽甘来了。事实上，也并不如此简单。在他们承受了不断震荡之苦（如下乡、农村生活、返城）之后，有些人却下岗了。

当然，变幻的生活也提供给他们一种机会，就如同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生活改变的机会一样，而一辈子扎根土地的农民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2.不同群体对彼此苦难的隔阂（现在）

农民和乡村干部……提起曾经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这段往事，他们的反映是淡淡的，也是实际的。郫县友爱乡清河村村民邵先华每当谈起知青，就是挖红萝卜、担粪这类琐事。“毛主席喊他们下乡是对的嘛！”他总是这么说。在农民和乡村干部的记忆中，知青来了，又走了，就像一阵轻风，从林盘后面吹过来，又从田野上吹走了。①「徐虹、陈宇：《知青无法忘却的青春记忆》，四川在线，http：//sichuan.scol.com.cn/tfzz/20051216/2005121685804.htm」

知青与农民之间一直是无法相互彻底理解的。我们访谈过的一个知青说，我融入不进农村，我只会听（山西方言），但是却不会说，在乡下我一直说北京话。而她所在村的老乡也一直认为知青终归是要走的。

当年刚刚下乡的时候，知青兴致勃勃地喊着“扎根”，但旁观的农民说，你们肯定要走的。

知青zzs当时还特别不愿意听这样的话，但是，后来大批知青的行为证实了农民的预言。农民开始就认定知青是要走的，说明农民深谙城乡之间生活的巨大差距。

知青后来所说的“干活苦极了”的大多事情，事实上都是农村最常见的劳动，如“挖红萝卜、担粪”，都不是最重的体力活，不是“苦重”，所以，在农民看来只能是“琐事”。因为，农民需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知青苦难”。

跳出去的知青体会到“干活苦极了”，事实上，也是在说明知青已经认识到农民的劳动是非常辛苦的。而农民不是没有这样的体会，只是由于他们更加缺少跳出去的机会，所以，出现了农民的“淡淡的反映”、以及“琐事”的说法，农民甚至说“下乡是对的”，这并不表明农民对苦的麻木，而是说明了他们所习惯的一种不得不忍并且在人的限度内还是可以忍下去的生活状态。

成功的知青说，苦难隔了很远，才看到其中的乐。也就是逃离与超脱才使之前的苦难经历生成了一些美感。这种逃离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基础，也终于成为他们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而已。也因此，在农民对于苦的看法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美”的宣言，有的只是责任感或者道德观；他们难以获得知青“超脱”之后的美学。

回顾知青岁月，老曹（曹冀蜀是目前省内最优秀的一批资深拍卖师之一）说：“那是苦难，现在隔了很远，才能看到其中的乐。这段遭遇使我们丧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很多青春的梦想没了，最大的遗憾是我这辈子没有参加过高考，确实不堪回首。但那段日子也使人受益匪浅，终身难忘。”②「徐虹、陈宇：《知青无法忘却的青春记忆》，四川在线，http：//sichuan.scol.com.cn/tfzz/20051216/2005121685804.htm」

面对如此不同的群体体会以及各自遭受的生活苦难，我们需要揭示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③「毕向阳：《转型时代社会学的责任与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难〉及其启示》，《社会》2005年第4期」更力图展示这样最寻常的生活苦难的荒谬性所在。

3.城乡分类系统蕴含的苦难——身在农村之痛

离开农村是知青返城的核心话题，甚至一直回响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因为，返城成为城市知青生命的一个救赎。

对于农村青年尤其是回乡知青而言，他们的命运在很多方面显得还不如下乡知青。如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中提到了农村青年与城市知青之间的差别：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我读过许多知青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

……而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①「贾平凹：《我是农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贾平凹的此种评论显示了当年农村青年与下乡知青的不同心理创伤。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与知青话题相比，显得相当薄弱。从贾平凹的这一番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明显不同：知青毕竟是城里人（其身份已定），他们可以享受种种异于农村人的待遇。不管怎样，这在农村人看来，都是一种优厚。贾平凹从更细致入微的人的情感角度，让我们体会到了农村青年心理上的极大的不平衡，以及一种“恨”的生成机制。

而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最普遍的形式。②「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贾平凹的此种表达，事实上也是一种“对痛苦的反应和表达”。③「毕向阳：《转型时代社会学的责任与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难〉及其启示》」

下乡知青面对农村生活之痛，欣然“扎根”者寥寥无几。陈村的短篇小说《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表达了他在乡村生活的苦涩：“力尽不知热，但觉夏日长”，以及等待逃离乡村的“喜悦”。关于下乡知青的“农村之苦”，我们多可以在后来是社会精英的作家那里得到求证：

（孔捷生）1968年秋，我尚未满16岁，便到农村去插队……我在那里晒蜕了几层皮，担断了两条扁担。但随着壁上蛛网的增多，我感到了幻灭。④「何言宏：《“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下乡知青中即使有“扎根”的，也往往出于无奈，而且受不到任何称赞，甚至还会招来冷眼和鄙薄。如男知青zzs对农民娶女知青的批判。

我记得那时候，黄庄那儿有个女生，我估计家里比较困难，对北京的家里没什么眷恋了，经人介绍，跟当地的有个人结婚了，当地一个放羊的……特别懒惰的才放羊……她们同学去看她去，一见同学来了，因为那时找当地的让人瞧不起……结果同学一来，她特感动，抱着孩子，山西老乡就是结了婚连上衣都不穿，全都露着，她还穿着一个破背心呢，非得留人吃饭。她说出去一趟，做什么，做点面条。那时候平时都不吃面条，都是待客的时候吃。我们也这样，平时不随便吃，同学来了才吃。她也这样，她跑到供销社，买盐去了，家里没盐，也没钱，就把自己的辫子剪了。去的时候还长辫子呢，回来的时候辫子没了，秃着回来了，拿那两条辫子换了点盐回来了，就白面条搁点盐，搁点醋。那时侯我就觉得她混得很惨……同学来了连盐都没有。

在这样的怨恨及苦难倾诉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农村的控诉，似乎农村就是他们的苦难根源。显然作家写出的只是表层体验，普通知青看到的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而苦难本身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政治原因的，如城乡分治政策、户籍制、剪刀差等。

这样的“怨根”形式，以及与此类似尚没有被表达出来的社会怨恨，按布迪厄所说，其都是人类苦难的一个表现形式。对此，研究者需要保持应有的警觉，并应该深入挖掘内在的“罪恶”深重的二元角度，以及数字统计分析，而缺少了某种力度甚至新角度。

（三）知青对农村的复杂情怀

1.个体的疗救与怀乡

怀默霆曾对中国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关系历史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认为，在1949年前，中国的城乡关系并不是这么紧张和对立，而是一种乡愁式的存在，也就是那些少小离家的人，老的时候都追求一种落叶归根的状态。①「怀默霆（MartinKing Whyte）：《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城市与农村》，《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5期」无疑，他的这种分析对我们构成启发，不过，他恰恰忽视了这样一种现实，即其所说的乡愁式的乡村城市关系在今天也是一股不可忽略的暗流，并往往被忽视。

我们完全可以说，乡村不全然是苦难。当年农村的“广阔天地”并没有让知青大有作为，却也承担了另外一种功能，即一种治疗的功能，尤其对于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知青。农村的政治斗争显然不如城市里密集和激烈，包括现在也是如此；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一些人提出“乡土资源”这个概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起码它有助于改变乡村在现代化话语系统中的一味被动地位和劣势评价。

我们的访谈对象cyf认为，当年农村精神上相对宽松。在城市家庭饱受社会歧视的煎熬时刻，乡村社会使她感到“没有那么大精神压力了？？总的来说，那时候精神上觉得比在北京要愉快，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不会留在那儿，不会同意结婚，我不是因为先结婚再留在那里，而是先觉得可以留在那里，然后才结了婚”。她甚至想“永远在农村呆下去，觉得在那里是一个有用的人，可以得到尊重”。

在农村，她感到自己是受尊敬的人：“农民看着有文化的，他们也喜欢。”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小学老师，是受到农民爱护的。

尽管cyf怀着伤感之情讲述了女同学之死，尽管她想着逃离农村来拯救自己的病弱之躯；在她的话语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她的知青阶段的生活也不全然为苦难：

总的来说，现在想起来，好像现在的孩子下乡看看，到处看看一样，就是眼界开阔了。

如果没有那段插队的经历，你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从一个大的很穷的农业国过来的，这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对它不可能有认识。而且后来的心情趋于平静，过去对于自己的出身不好等等心里总是不能平静。看那些老农民一生勤勤恳恳、受苦受累呆着过着，可是他们有的也生活得挺快乐、挺知足。

这是cyf对她的下乡生活的总体评价，显然这个评价来自农村生活的体验，来自她个人对中国“国情”的理解，这个国情在此可指贫困的农村生活，亦可指一些老农受苦受累一生却也快乐知足的豁达。从个人体验而言，她肯定了下乡的生活；因为农村治疗了城市家庭带给她个人的精神苦难。对于她而言，农村具有一种疗救的功能。

她通过对比，使自己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平静；这出自她的朴素的判断即“那些老农民一生勤勤恳恳、受苦受累呆着过着，可是他们有的也生活得挺快乐、挺知足”。

苦难事实上已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苦难意义有被建构出来的“嫌疑”（如cyf将自己在城市所受到的精神压抑与老农民的无穷无尽的苦累相比，并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因此，苦难本身在当事人而言，并不尽然表现为“苦”的意涵。在知青cyf看来，老农民一生受苦受累活着，却也能快乐、自足。有人将这种受苦人的生活描述为“苦中作乐”，这样定义是带着无奈的，就像我们认为的无功的苦就是荒谬的苦一样，如西西里弗；这种判断显然不是切肤者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不是“下苦人”，不是西西里弗。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那些被定义为苦难中人的乐是无奈的乐，是苦涩的乐。

程振兴认为，（在某个意义上）无论是张承志的金牧场还是史铁生的清平湾，以审美静观的心态滤去苦难，以超然的姿态作美学“还乡”之思，是有其人心人情的真诚的，并非粉饰苦难。②「参见於可训：《历史记忆与民间文本———关于〈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一次对话》，《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自此可以看出，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中，并不尽然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具有情感勾连的，恰如怀默霆对1949年前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分析一样，城市中的一些人是把农村作为自己的根的；有很多人提出，即使现在你不是农民，但是向上追溯三代或者四代，你们家应该是农民。这也说明了“进城”后的人们对自己根的怀念或者纪念，也不能说这样的怀旧不是出自一种真诚。

当然，单纯的精神上放松，并不能令cyf留在农村。“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令她在该离开的时候还是离开了。因此，关于乡土资源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显得非常无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二元对立，更不必然是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情感对立。

2.知青群体的复杂城乡叙述

综观知青话语中的农村形象，我们发现，首先，农村是知青生活回忆中知青群体受苦受难的具体地点，这一点可以在知青回忆录和我们的访谈中找到多个出处。

其次，农村也是知青逃离后的意义追寻之地。

这一点与前述一点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关系，知青在成功的苦难哲学中弥合了二者的不和谐。

某种程度上，对于具体知青而言，能够逃离农村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成功；一些人往往是在这个点上找到了弥合矛盾的理由：农村是受苦却也是有意义的地方。

如果说“青春无悔”代表着话语精英，不可能代表整个知青群体；但是，起码代表了一部分观点，表达了一部分真实。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往往由强者来书写”①「徐友渔语，参见《游离于农民的文人心态——试析知青文学中的主体创作心态》，http：//www.bloger.com.cn/user1/23810/archives/2004/64627.shtml」这类批判中对这样的精英话语进行重重地批判，即这个强势并不代表数量，而是所造成的声势；虽然强势的声音往往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但不一定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不过，我们访谈过的普通知青也往往保持着意义追求的冲动，对于这一点，如果从上述批判角度出发，确实很难寻找原因。或者我们过于强调知青精英与普通知青之间的信念不同，所以才导致了我们的理解迷茫？关于普通知青的意义追求冲动，存在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对于这类知青而言，成功逃离农村是成就他们苦难哲学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是离开了农村的知青，他们都能够把持着一份对农村生活的“超然”反思，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遭受农活之苦，因而具备了超脱的条件。因此，相对于农村人而言，知青多数人把持了“成功式”的哲学思考，诸如“那时候真是苦，不过对于我也是一个锤炼”等类似话语。

第三，农村是知青想像中的一个归宿。

知青们往往认为乡下是自己的一个根，是他们一辈子摆脱不了的东西。

这首先体现在作家的浪漫主义想像中，如史铁生之《在那遥远的清平湾》。再如李海音的《回乡之路》：

故乡是一座小山村，是这一栋小木屋，是这一条小山溪，老泉井，抑或是你睡过的那一架木板床？事实上，我们所追寻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家园，是一种理念中的情感。②「《我们能熬过苦难，但绝不赞美苦难》，参见“中华知青网论坛”，http：//bbs.wybstv.com.cn/dispbbs.asp？boardid =40=8673」

当年在农村受苦受累的知青蓦然记起在乡村的点滴，并将之视为“精神家园”。这显然是一种想像中的存在，并仅仅是他们回忆中的一个所在。

被滤去了当年真实生活的杂质，甚至只是知青作家想像过但是未曾真实经历过的那么一块地方。

不仅如此，一些普通知青也有类似想法，如zzs还想着到农村开一家养老院，他说自己就想着在那里养老。这显然是一个更切近现实的想法，也比作家的想像更容易实现。

zzs对知青的苦难概括得比较“到位”：遭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晚婚晚育、下岗等；并认为知青这一拨可能不得不面临“安乐死”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他的一种猜想，却暗示了他的心理。也可能正是当年下乡的受苦经历，使他具备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并且只相信自己。而乡村养老院的想法正回应了这样一种观念：不指望儿女，去农村养老。农村寄托了他的归宿的希望，很有1949年前一些士绅告老还乡的意味。

第四，乡村是知青难以说清楚的情怀。

对于读到或者见到的种种案例，我们依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描述知青对于农村的复杂感情。正如一个知青所说的：“（当年）似乎留下点什么，但是说不清楚是什么，也不是留恋那里的人。

但是想回去看看。“那么，将农村视为知青”第二故乡“的说法又显得单薄了；如果是”故乡“，那么此”故乡“不同于”重土难迁“的”故乡“涵义。我们只能赋予这个”第二故乡“以另外一种意义；却又难以言传：是一些眷恋，却又有隔阂，亲切又疏远？

第五，留守者的沉默。

（留守知青）是一个特殊而难解的群体，曾经的激情早已消退，伴随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没有奢望的平淡日子。①「徐敏：《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新西部》2006年第8期」

在现有的关于知青的出版物中，我们很难寻觅到留守知青的声音。难道是他们对那段生活的顺从，抑或对苦难生活的麻木？

写到这里，感觉留守知青似乎分散了我们要研究的苦难主题：其中的喜怒哀乐不过人生而已。

但布迪厄看来，这是一种麻木的生活认识。事实上，留守知青已经更多地成为农民，或者说，他们事实上已经“农民化”了，命运只能托付给乡村了，纵有千般无奈。在“他们沉默着”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农民的生活类似西西里弗的神话，是荒谬的；农活的苦是一种价值不大和不值得说的日复一日的苦。

而不管留守者内心曾经拥有过多少指点江山的青春豪迈，现在已经是日复一日的农民式的生活苦难。知青中少数的留守者的沉默也类似农民中的大多数的沉默；或者也类似部分成功返城后、又陷入诸如下岗等困顿生活中的普通知青的生活磨难并失语。

三、讨论

（一）“知青下乡本身就是受苦”已经普遍成为共识，不过，大多讨论基本上将这样的苦难简单归结为政治运动的后果之一。

讨论者们往往讲述知青“被迫下去”之苦以及受“政治欺骗”的苦，似乎政治（或者知青政策）是知青苦难的主要乃至唯一根源。笔者认为，知青苦难的更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城乡关系问题。诚然，“知青下去”的直接原因是由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国家的城市就业政策造成的，但是，只讲述这个面向是不够的。而且，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被过多地强调了，这样，就忽略掉了农村社会本身的特征以及城乡关系格局这样一些内在因素在知青苦难形成中的作用。事实上，在知青讲述中以及一些相关研究中“，农村”和“农民”都是高频率出现的词语，却往往被当作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或者常识一般的底色。这种视而不见，已经成为认识知青问题的一个重要障碍。这种处理方式对知青的苦难根源认识得还不够全面，从而影响了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制度苦难的力度。

当年，知青去农村，被渲染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职业所在，它意味着政治和事业发展前途。

尤其是早几年下去的老三届知青，曾被广泛动员，并普遍认可这样的价值。知青下乡是带着政治理想和事业抱负的，这种“大有作为”的宣传以及当年知青的“心气”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改造运动”有着类似的地方，只不过，知青所进行的农村改造更加缺乏详尽的蓝图，而且政策安排上过于粗糙，因此，下乡知青的境况并不如意，知青、家长、政府乃至农民多方面都不满意。也因此，多数知青觉得这是“受骗”。在当时还没有下去的知青眼中，农村某种程度上是山清水秀的诗意田园，或是拖拉机式的现代化耕种场景，这种想像显然脱离了当年农村社会的生活现实。事实上，在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后，农村社会已然十分贫困。大人们知道这样的现状和“国情”，所以“孩子下去家长哭”，知青下去后“傻眼”更是一个普遍的现实。这表明了当年城市人们对城乡差距的感性认知情况。去改造农村的知青下去之后反而被农村的强大惯性改变了，尤其是那些留守知青，现在已经成为地道的农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现实。因此，我们说，农村社会的劣势地位孕育了知青的苦难，这也是返城知青日后诉苦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制度背景。

（二）知青的苦难经历更多地展示了苦难的乡村生活，以及不平等的乡村—城市格局。

知青苦难叙事体现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表征于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压迫，深层原因却在于制度安排下的合理性展现。

目前，关于知青与农村的表述中，表面上充满了对抗关系，如《大树还小》等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对知青下乡后“罪状”的列举；而知青对农村的怨恨也有更多的表达。①「参见谢春池：《谁为我们祝福》，《厦门文学》1995年10月号。其中描写了知青对乡村干部的怨恨以及多年后的报复」这样的对抗，事实上复制了城乡二元的对立图式。而这样的图式已经内化于每一个看到这样事实或者经历过这样事实的人心中。当下知青话语中同样表达了中国人对农村的一种理解，如生在农村就意味着处于卑下、卑贱的地位。中国社会关于城乡的分类图式内在于知青群体中，并体现在他们的表达中。

（三）知青话语中展示的并不是简单的知青—农民间对立叙事逻辑。

知青之于乡村，不仅是苦难的表达形式，同时也表达出城乡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所在。它不仅是对抗式的，也有想像中精神交流以及情感交流。

我们发现，虽然二元体制下的焦虑内在于知青叙事，如大返城时期知青的焦躁；但知青主体又有对他（她）的焦虑有所反思，如很多知青认为下乡对认识“国情”有帮助，②「这个普通知青众口一词的“国情”，具有非常多的含义，如理解了中国的贫穷，以及农村人的安贫乐道等」并认为农村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当年知青下去有种宿命的因素（很多人“别无选择”地“不得不”下去），但是，对于一些人而言，存在着获得“救赎”的因素，如“出身”不好的知青cyf.对于那些或者满怀政治激情的，或者为解决家庭生计而下去的知青，在没下去之前，那种“向往着”、“憧憬着”的情怀，就是一种“此在”或此刻生发出来的救赎自身的一种情绪倾向。这些阶段性的情感也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一段心路历程，是无法抹去的，也是褪不去的曾经存在以及现实一种。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知青对农村（或对那段经历）的感情显得有些暧昧不清。

（四）城乡之间的分化还在持续中。

城市中的不同知青阶层（如知青精英与普通知青，有话语权的知青与没有话语权的知青）的关系，也都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图像。而知青的苦难倾诉以及反思，甚至关于颇有争议的“青春无悔”的声音不仅是知青的自恋式叙事和自恋式反省，也不仅是知青生命历程的纵深感，还有历史中各种关系的纠缠，如城乡关系的厚重感和深度感。

当然，多数知青所表达的历史也并非那一段的历史，即使全体知青所叙述的历史也未必是一个全面的知青史，因为，农民在知青历史中的讲述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五）关于苦难救赎。

在获得拯救的知青看来，尤其对于那些在世俗社会上比较成功的知青而言，知青的苦难叙事存在着一种二重性。一方面是知青控诉苦难，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感谢苦难的主题（如有关“青春无悔”话语的讨论），这是一个值得周详分析的复杂现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大多数知青而言，当年他们生活上的苦和他们精神上的闷，主要来源于农村社会缺少一种“愿景”。逃离农村的知青获得了苦难的救赎，特别对于日后获得成功的知青们，这样的救赎意义显得更加突出。对于留守知青而言，这样的苦在延续，并没有成为他们意义反思的根源；也恰如农民对农活的看法：就是简单地“受苦”。受苦本身不具有崇高的价值，而是生命延续的“苦熬”，是生命的本色。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一代知青下去的不是农村，而是一个比中国城市更好的所在，如美国加拿大，那么，知青的话语很有可能是另外一套系统，是成功哲学？总之，就不会充满如此多的苦难哲学。因此，我们认为，类似知青这样的一种苦难，既有主流话语所说的是国家政策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农村生活蕴含的切肤苦难。或者可以说，知青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村生活苦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恰恰是知青的农村遭遇，造成了很多知青不幸福的命运。当然也形成了这一代人的独特的哲学。

（六）对苦难的理解。

苦难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具有一种救赎的意义，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如“梅花香自苦寒来”，乃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课本中关于“逆境更容易成才”的讨论等等，这些俗语本身可以有着更加复杂的语境解释和意义体会。不过，总体而言，都负载了道德的含义，恰如山西农村对于能受苦的人的赞誉。这样的道德含义普遍存在于正在受苦的大多数劳动者，①「如有人这样描述劳动者：“我们日夜操劳的父亲、母亲，我们为生活而奔波的兄弟、姐妹。千百年来，你们疲惫、辛劳，你们辛苦、朴素，你们挣扎、反抗。劳动者———整个民族是你们滋养，整个国家是你们缔造。”」并支撑着中国社会伦理的一部分。石自力：《柯勒惠支———为苦难的劳动者而创作》，《湖北教育》2005年第4期对于苦难，我们甚至可以从心灵救赎、外在世界思索等角度来考察苦难的各种面向。如有人认为，地狱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即我们生活在苦难中而不知不觉。②「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陈建新：《苦难的史诗———论〈卡拉马佐夫兄弟〉》，《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而文学家往往强调苦难的个人性，③「如李锐认为，生而为人是一种命运，只能接受“人”这一物种的命运。而人这一物种除了接受宇宙、自然带给人类的苦难与困境外，还要不断地品尝人自己给自己酿造的苦酒，在人类自身设置的泥潭中挣扎。人类的苦难在于对自己的丑恶、缺失、局限的无奈与无能，对人类本性的永远的无能。参见李锐：《另一种纪念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李寒波：《苦难意识和悲剧情怀———小说家李锐的独特个性》，《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并容易得出众生的苦难皆不相同、都值得同情的结论。他们往往借助有血有肉的情感分析向读者展示苦难的具体性，也往往会因为过于投入而迷失掉一部分反思能力。这样的态度也仅是表达了苦难的个体生成以及人耐受苦难的程度，或者说只是表达了苦难的荒谬的一面，而对于苦难的社会根源往往缺乏理性的挖掘。

社会学者在讨论苦难类型以及苦难根源的时候，却往往容易因为类型问题而陷入刻板化的陷阱，如当前关于城乡问题的数字差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冰冷的数字下面缺少了农村人或者城市人的具体情感（如事实陈述过程中被格式化方法和视域忽略掉的“枝节”，以及情感表达中被理智舍去的含糊的语调或者语气）。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内在局限，是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反思的根本性问题。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