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时，我们不懂爱情

作者：唐燕

来源：共识网

（一）

有年轻人看了我有关知青下乡插队的几篇回忆文章后问我：为什么这些文章里只字未提爱情，你们这么多知青朝夕相处好几年，就没有过谈情说爱吗？我想了想后，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因为地域不同，年龄届别各异，去兵团、农场知青的境遇与去农村插队知青的不能相提并论，上山下乡一、两年的和在农村待了十年八年的更不可同日而语，知青的生活和感受极其多元。就我和我的插友们而言，下乡插队时，我们不懂爱情。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们知青一代，从小没有受过爱的教育，被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教。那时我们只知爱党爱国爱领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爱。对父母老师同学朋友我们羞于说“爱”，不懂得对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要有爱。对那些戴着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帽子的形形色色的敌人，我们充满仇恨，“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根本不懂得任何人，包括“坏人”都应该有人的尊严，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哪怕是罪犯也应该得到尊重。

那时“爱情”、“婚恋”这样的字眼都几乎是被摒弃的，代之以“问题”、“作风”。结婚是“解决个人问题”，男女之间没有做到授受不亲时，就是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外国小说里描写的爱情统统是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肮脏无比丑陋不堪；八个样板戏里那些高大全们个个都没有完整的夫妻和家庭，爱情更是无迹可寻。万恶淫为首，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只应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那时只有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才是红色青年的远大理想。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我们人人像被输满了毛指令的机器人，疯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一心一意努力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对男女私情，连想一想的都是罪恶。

上山下乡是继红卫兵运动后的又一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革命实践，好好改造思想是知青的主旋律，怎么可能去谈情说爱？

照理说，农村不同于兵团，虽然没有工资和起码的生活保障，但也没有禁止知青婚恋的种种清规戒律，至少偷写的情书不会被交给领导，更没有可畏的人言。男女知青若想谈恋爱，太容易太不受约束了，反而是老乡们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不仅个个没有异性朋友，还不见男女生之间有什么来往。

实际上，心灵的禁锢是最严酷的，我们不仅下乡后为了一心一意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会考虑男女情事，我们上学时所受的教育也早已经把我们塑造成了精神上的石男石女。

我们村知青小组的八位男生和十位女生分别来自男校和女校。下乡前，特别是对像我这样上学时一直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24小时，绝少接触过年龄相仿的异性，又没有哥哥的女生来说，男生们的性格、举止、言谈、爱好、情趣是怎样的，从小说里看到过的他们本应有的阳刚、坚韧、豁达、直爽、坦诚等等品质是真的吗？具体如何表现？我们一无所知，没有丝毫的感性认识，也就根本不知道如何跟男生交流、对话、相处。

刚下乡时，每每在男生面前，我们女生个个都特别紧张，脸红心跳、语无伦次、手足无措，那些男生也不比我们强多少。所以我们知青小组的男女生即使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因视而不见，互不理睬一点儿都不互相了解，至少在下乡的前三年里，我们甚至跟有的男生没说过一句话。当与我们不得不有所接触的男生组长偶尔向我们表达关切时，我们虽然内心感激，外表却装出讨厌他的样子。即使在下乡三、四年后，有时爬坡过沟，我们也宁可绕远道，拒绝接受男生向我们伸出的善意的手，怕跟他们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肢体接触。因不知如何应对男生，我们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表现出一副清高孤傲的样子。

记得我们女校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两个假小子，她们不买花衣服，不穿裙子，头发剪得短短的，性格更是豪爽大气，活脱脱一副男孩的样貌和神气，博得很多同学的喜爱。而那些娇小懦弱、爱发嗲喜打扮的女生则被我们视为资产阶级的小姐作风，称她们为“娇滴滴”，为我们大多数同学所厌弃。多年后我们才明白，这是女校特有现象和弊端，我们在男生面前的不知所措，正是女校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文革前我们就“不爱红装爱武装”，1966年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更是全社会以穿军装为美。下乡后，我们也是喜欢穿男式服装，家长给我们买的女式上衣，往往被我们把“掐腰”线拆了再穿。我们含胸塌背，尽量把胸脯收紧，生怕把乳房凸显出来。

婚姻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价值取向，当年人们择偶不是看对方金钱财产的多寡，而是重政治面貌，看家庭出身。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血统论大行其道，芸芸众生是被从红色接班人到永世不得翻身的贱民分为不同等级的，凭的就是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表现再好，也只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被信任和依靠，只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文革中因出身不好受到歧视、侮辱与损害的比比事例太数不胜数、令人刻骨铭心了。

到农村插队的，大都是没有资格当兵、进工厂、去兵团和国营农场，经过层层筛选剩下来的，个个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想通过真诚地改造思想，努力划清阶级界限，自觉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磨炼，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以脱去原罪，洗刷、证明自己是要革命的，从而被社会接纳。在这种大形势下，爱情对我们来说自然是盲区、禁区。

我们下乡两年多后，从知青中招工招生开始了，那是对每个知青家庭出身的又一轮筛选。对被招走的同学，因为自知出身比不过他们，我们没有羡慕嫉妒恨，但也绝不会把自己陷入到儿女情长上自毁前程。况且，即使真有一个心仪的异性，也要为他/她的前途着想，默默地在心里祝福他/她，而不是轻易向他/她表白，拖他/她的后腿。所以小说里描写的西方人的浪漫爱情，中国古人的后花园私定终身这类事不会发生在下乡头两、三年的我们身上。

然而随着形势的转变，特别是1971年林彪事件后，我们开始大彻大悟，以前紧绷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松懈了，大家的革命意志渐渐衰退了，早对唱红歌和样板戏不再感兴趣的我们，将《外国民歌二百首》爱不释手。当然只是我们女生自己关起门偷偷地唱，我们迷恋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憧憬着“青年旋工和铁匠他俩谁更可爱？哦，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的甜美意境；我们把带有“爱情”字眼的歌词改头换面：“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到河里游来，甜蜜love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青人就是这样‘没出息’！”那时，即使我们对某个异性有些微的好感，也会抑制住自己，为革命、为“道德”、也为自己的前途打发掉刚刚萌发的情感，绝不会想入非非。况且既然家庭出身是铁律，我们也会因不了解对方家庭情况，无法和自己的家庭作比较而却步。对方家庭若比自己的强，怕耽误其前程，怕被对方看不起，更怕被对方家长反对；反之，若对方家庭比自己的还黑，怕陷入更大的深渊，不仅影响自己兄弟姐妹等所有亲属及其后代的前途，还必将贻害自己的子子孙孙。在这些众多顾虑中，最怕的是被拒绝，因为被拒绝后就没法再在一起相处了。来自市、区重点学校的我们面子尤其薄，自尊心特别强，哪敢轻易迈出哪怕最最微小的一步？更何况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怎么迈出那示爱的第一步。

我公社有一位男知青，回北京探亲期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他心仪的女生按照在村里邮递员送信时留意到的女生家地址，寄了张电影票。那天他早早进了电影院，极为忐忑地等着结果或没有结果的结果，万没想到他等到的却是：一位阿姨坐到了他旁边，直言自己截获了那封信，并向他严正警告不得打她女儿的主意。吓得那位男生明确表态后仓皇而逃。

这不能怪那位阿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家长们比我们高瞻远瞩得多。当时我们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后何去何从更是前途莫测，有什么资格和条件谈情说爱？而且，当时我们的大多数家长还在被审查期间尚没被做结论，相信自己清白的家长们哪位不对我们万一能离开广阔天地抱着奢望？坚决斩断我们任何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情思的确太武断太不近人情，却也不失为“正确”，否则就为我们万一能返城又设置了好几层障碍和无数想到想不到的麻烦。

（二）

这里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有爱情的婚姻是幸福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因为不懂爱情，我们那里的知青后来的婚姻状况大致有这么几类：

一，下乡前他们的父母要么已经被迫害致死，要么被遣返回农村老家了，要么正被关在监狱或牛棚里，因而已经或几乎家破人亡。她们政治上受到极端的歧视，经济上没有后援，情感上无所寄托，别的知青常回北京或长住或短留，她们却无家可归。所以或当某个农民本人还算不错；或本人条件很差，反倒引发了她对他的同病相怜；或为改变自己世世代代永远也抹不掉的黑出身，所谓“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或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特别需要关怀和帮助时，受到了某个农民及其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或当同小组的知青都走了，只剩下她们一、两个时，孤独寂寞无助把她们击垮了；更有的知青当时才十六、七岁，纯粹因年幼无知不谙世事，受到欺骗和胁迫时；......便糊里糊涂地把自己嫁给了农民。

她们其后的命运各异，但有好结果的真不多。婚后她们不仅要生儿育女、操持繁重的家务、侍奉公婆、还被丈夫根深蒂固的封建夫权观念所挟制，在“不能惯她毛病，女人必须被调教”的思想支配下，动不动就挨打受骂；有的因其配偶怕她们反悔，又绝对不懂得良好的婚姻关系只能靠爱情维系，因而被限制人身自由受到各种各样的威逼胁迫。在村里她们不再被当作知青看待和照顾；好不容易回趟北京却受到家人、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普遍歧视和鄙夷，甚至有的家人宣布与她们断绝了关系。

每当知青一个个被招走，都是对她们的又一次刺激，她们后悔莫及，又孤立无援、束手无策。有的不得已提出离婚，但遭到丈夫和整个家族的顽强抵抗；有的终于把离婚弄假成了真，却由于割舍不了被婆家强留下的孩子而痛苦万分。其后果是她们有的得了抑郁症甚至精神病；有的一病不起英年早逝，还有的自杀身亡。

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在城市长大的知青和没有什么文化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之间不可能产生那种志同道合、如胶似漆、刻骨铭心的美好而浪漫的爱情，否则不会是这样一幕幕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极为悲惨的结局。然而，因为她们的政治地位极低，生存都成了问题，在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巨大潮流的裹挟中只能随波逐流、自暴自弃。在婚姻上她们慌不择路，爱情对她们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根本就不是她们这样的贱民所该享有的，实际上她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被根红苗正的农民挑选和诱迫。在她们注定不和谐的婚姻生活里只有性没有爱，不可能在精神上情感上与她们的另一半互相抚慰，她们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爱情的无知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

二，至于被强奸的女知青们，那些色狼很大程度上是占了她们没有性知识，不懂性防范教育缺失的便宜；更多的则是被社、队干部利用权势受到的侮辱与损害。那些村干部可能一开始只是对她们猥亵，但她们因怕以后被在招工招生上穿小鞋，所以不敢坚决反抗，更不敢声张，结果被认为软弱可欺。可怜她们不仅遭受了政治权力的欺压，还进而受到性的蹂躏和糟蹋，身心俱毁。结果她们终日在无比羞耻、悔恨、痛苦、内疚、自责、恐惧、愤怒中无法自拔，从此孤僻、冷漠、抑郁，万念俱灰，没有安全感，不再信任任何男人，对自己的独立生活和自我保护能力严重怀疑，觉得自己不再纯洁了，没有价值了，今后不配有美好的爱情和生活了，以至于一蹶不振，失去生命活力。其中有的为了维护自己的高贵和尊严把爱的心门紧闭，始终未能摒弃陈腐的贞操观念，终身不嫁。精神的刺激和心灵的破碎最难以弥合，她们为此终生都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

三，还有一些知青经过几年的朝夕相处，终于日久生情，但因为深感自己命运不济，料定一旦产生爱情注定只能是为双方带来痛苦和折磨，必以悲剧告终，只好违背自己的心愿，把对彼此的爱珍藏心底，从未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也有的从相知到相爱，从友情到爱情，可以谈婚论嫁了，却或因家庭出身的阻碍、或因担心影响返城，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神圣情感，误以为爱情还会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结果错失了一段不可复制的美好姻缘，造成终生遗憾。

四，那些后来终于被招工招生离开农村、特别是已近三十岁的老高中生们，经过媒人介绍，省略了自然相识、彼此吸引、从友爱到情爱的全过程，终于开始起步“谈朋友”了。却发现经过那段蹉跎岁月，她们的“青春像小鸟，飞去再也不飞回”！别说白马王子、梦中情人，就连能让自己稍微心动者都难以寻求。她们只好变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为极其现实，不再寻找真爱，而是：要么通过婚姻改换门庭，为了使子孙后代不再背出身不好的包袱，哪怕对方别的条件差一些甚至差很多；要么在一次次相对象失败后，只要对方愿意，不顾自己的感受，为结婚而结婚，以便阻断父母亲人的唠叨和邻人同事的闲言；还有的知青返城后，不仅被社会难以接纳，还因没有栖身之处，被留在城里的弟妹们所厌弃，只好草草找了个“有房的主”；更有的则作了小三，既然时代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爱的权力，她们要把爱不择手段地夺回来！

五，那些一次次招工招生无望，留在村里所剩不多的男女知青们突然发现，“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的命运已经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了。他们跨越了不懂爱情的尴尬，感情日笃，终于建立了婚姻关系。他们当中不乏圆满的爱情结合，但也有一些与其说因爱而结缘，不如说是搭帮过日子，这是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机缘和无奈。

六，那些起初因胆怯而回避接触异性、对男生缺乏了解和信任、不懂爱情、不会恋爱、没有抓住机会、放弃不了自己对理想中爱情的美好追求和向往，宁可身体空虚绝不接受精神空虚，因而终身未婚的知青不在少数。她们曾经成了妇联发动全社会企图解决的“社会问题”。

七，我们那里找了“小芳”的男知青很少，但只要是建立在爱情这个牢固的基础之上的，无论后来命运如何变化，都对“小芳”未离未弃，成就了感人的美丽佳话；而当年不过是为了排解寂寞，顾不得考虑空洞的未来，跟“小芳”的结合只是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权宜之举者，当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分手便在所难免了。每当李春波那首优美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回荡在耳边，“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她’站在小村旁”，不知他们作何感想？我们又该作何评价？是他们的错，抑或是时代的嘲弄？

（三）

一位返城多年后决绝地抛弃发妻，与小三结了婚的知青说：有了她，我才真正体验到灵肉相融的激情燃烧，从而彻底实现了彼此生命的意义，那种甜蜜的感觉和与原配的感觉绝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到今天我还拒绝承认、不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还像以前那样每天都为无爱的婚姻失去自我，我这辈子就真的是白活了。

一位知青临终前说，早知社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当时真该找一个我爱的人，哪怕他是地富反坏右！

今天，更多的知青们仍在无奈和遗憾的畸形婚姻中，对社会、家庭、婚姻、子女“负责”着、隐忍着。他们中有的无奈地调侃说，我们虽然没有体验过什么是爱情，但如今我们之间应该已有了日久而生的亲情，且把亲情当爱情吧！

实际上，无论怎样的爱情禁锢都无法阻止人们对心仪者的暗恋，哪怕他们曾经是那么地不懂爱情。四十多年过去了，多少知青暗恋过的那个他/她仍时常在梦里出现，梦醒后反复猜想着对方是否也有心灵感应。其实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就算他/她在天涯海角，要想联系，只需一个电话。然而，既然早已时过境迁，既然已经隐忍了四十多年，那美好的情愫怎会被轻易搅动？可叹那真的是极度纯洁的爱，不掺杂任何世俗条件，没有丝毫利害算计，彼此连手都不曾碰过。

从婚姻的角度看，我们知青一代的付出和牺牲绝不只是下乡的那几年，那些年里我们所受的苦也绝不仅仅是饥寒交迫、健康受损、学业事业的荒废和精神的极度压抑。

固然，古今中外每个时代都有无数没有爱情的不幸婚姻，但我们知青的婚姻悲剧源于阶级斗争和血统论的肆虐，源于我们的教育在爱和在性知识性防范方面的严重缺失，上山下乡运动凸显了这种缺失，许许多多的知青成了这个缺失的牺牲品，被迫演绎了知青特有的形形色色的时代悲剧，尽管知青中也不乏纯洁的爱情、美满的婚姻。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时代的不道德注定了知青中婚姻的不道德。

 

血统论阴魂不散

    ——评《秦晖：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作者:唐燕

来源：共识网

秦先生：您好！

本人1950年出生，66届初三生。1968年从北京到内蒙农区插队，1972年被招生离开农村。现在加拿大。

本想看完您的后续再谈感想，但不知等待何时。现在正好没什么事，就写两笔。

有关知青的文章汗牛充栋，水平参差不齐。您这篇总体很不错，但我以为以您自己的角度有余，高屋建瓴不足。当然我们每人都只能多从自己角度看问题，正如您所说知青一代多元性极为突出。

下面我的这些感想也是以我的经历和角度出发，必有其片面性。可能还有些敏感词句，好在是私信，就不管不顾了。

期待回音。

渗入知青运动骨髓的是血统论。从下乡到返城无不血统决定，出身先行。尤其是那些知青家长们，既然一定要下乡，他们多么希望自己未成年的子女们能受到较好的组织管理，能挣到工资因而有起码的生活保障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而不是去一穷二白的广阔天地，挣没有保证的微薄工分，成了散兵游勇啊！然而如果你出身不好，这纯粹是痴心妄想。

我68年下乡，我们那里从71年起开始从知青中招工招生。20人的知青小组，谁能走谁不能走，谁先走谁后走，从基层推荐到上面挑选，全凭出身。如果你出身不好，走不了天经地义，本人不抱任何幻想，也毫无怨言。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家里有否变化，哪天来了家信，说“组织上已给你爸做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也只能稍松口气，对抽调仍不敢有任何幻想。我们那里的事实证明：招工招生丝毫不看表现，全靠出身。正如农村里的地富子女，表现再好也白搭。

当然也有高干子弟插队，那是因他们老爹尚未解放。极而言之，即使党内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子女，他们当时相信自己会扎根一辈子，子子孙孙在农村吗？所有人包括他们本人都坚信，一旦老子有所松动，子女必立即远走高飞，后来的实事也正是如此。

我出身高知，父亲有历史问题。即便这样，我也朦胧感觉知青作为一个群体，不会就此都沉沦于农村。林彪事件后，就暗暗盼着后来证实是9月9日那个日子的到来。下乡前，我们倒真是以为自己在干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下乡不久，就没那么傻了。当时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信仰，而是从高空跌到了地下，脚踏实地了。我们有的当了村里的电工，结束了我们村千百年没有电的历史；有的当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老乡救急；有的办起了村小学，培养了村里第一代识字的娃娃；。。。我们不是要“表现”而是想“有所作为”（毛说农村大有作为）；我们不为理想，我们的理想已经破灭；更不是用所谓用“意识形态的理想麻醉”自己，而是无奈，像插队一样“不得已”，是“世俗动机”。我们“积极”，是为苦难的老乡，也为我们自己谋生计。至于入团入党，与我们无关，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拨人的事。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经过几年停课停工的疯狂文革，政府面临巨多青年解决升学就业问题的压力，而让知青下乡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更有人说，知青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必然和惩罚。可是那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却被代之以反修防修，消灭三大差别的强大宣传和号召。可是同样是走同工农相结合之路，却是分血统等级的。有好血统就可以不下乡，就可当兵，进工厂；反之就得扎根农村一辈子，成了惩罚，“变相劳改”。而且那时我们就感到，消灭三大差别应是大力发展工业，走城市化道路，而不是相反。所以，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形态动机”说，不是“靠理想主义信仰的推动”。

至今红二代官二代演二代农二代右二代。。。，甚至红三代充斥舆论。邓让其子女们先富了起来，靠此多少赎买了些“本该他们继承的”权力，有人曾认为这是邓打破封建世袭制的不错办法；但陈又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令人放心”，这就让那些边抓权边赚钱的，先赚够了又回来抓权的权贵们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权贵阶层。

血统论至今阴魂不散。当我们嘲笑北韩金家朝廷时，难道不觉得在五十步笑百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