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宪政？

    ——访英归来两演讲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1943年11月，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参加访英团，与王世杰、杭立武、温源宁等一同到战时的英国访问。身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和最受欢迎的民间报纸代表，此次英国之行，与从政的王世杰等人相比，王云五和胡政之的感慨尤深。

胡政之亲自为《大公报》撰写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记》，王云五不仅留下了访英日记，而且回国之后多次演讲，讲述自己对战时英国的政府、财政、经济、工业、教育、出版、妇女、少年及英国人的特性等方方面面的观察，演讲稿先在《东方杂志》发表，随后汇编为单行本《战时英国》，于1944年7月出版。归国之初，王云五在重庆为“宪政实施会”做过一次演讲，他根据对英国的观察，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主要有三个：

一是地方自治，有了地方自治的基础，人民便有学习参与政事的机会；

二是法律主治，就是法律高于一切，这是英国宪法的特点，意义有二，一方面武断的权力绝对不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审判后，不得受罚。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不论贵贱贫富，一律受治于同样的普通法律，并受同样的法院管辖；

三是人民的基本自由要受到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是否有权选举其所欲选之人以组织政府，并能依和平的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政府，能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违法的逮捕与拘禁。

胡政之的看法和王云五不约而同，他回国之后，也做过多次演讲，认为要实行宪政，一般国民尤应努力增加知识，明了本身的责任。1944年4月24日，他在广播电台做了一次题为《宪政风度》的演讲，第二天在《大公报》发表。他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从有史以来，政治制度形形色色，各有短长，不能细述。但从大体言之，多数参政胜于少数主持，公开论争胜于秘密取决。因此，民主的宪政比较上终胜一筹。所谓民主的宪政者，民主而不宪政，则民主是空的；宪政而不民主，则宪政也是空的。但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民主的宪政，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政府以至于国民，大家都要养成宪政的风度，然后才能发挥真正民主宪政的效能。”他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

一是服从法律。全国上下都要养成服从法律的习惯。在法律之前，全体国民都应该遵守服从，任何人都不得不有例外，不容许违法、毁法、玩法、弄法等行为。因为法律如此尊严，所以法律的制定要十分审慎，一定要经过国民代表的赞成，或由国民代表自己提出来制定，法律在国民心目中才有至上的权威。

二是尊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与责任相对待的，能够负责任，才能享有自由。也只有在守护自己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社会才能养成普遍尊重自由的风度。

三是公道竞争。没有竞争即没有进步，竞争要尊重共同信奉的规则，胜固可喜，败亦欣然。

四是容纳异己。权力越大的个人或团体，越应该时时警惕，虚怀自处，公私分明，容纳异己。

英国人民通过长期努力形成的宪政制度和良好的宪政习惯，无疑是英国之行给两位来自古老中国的出版家和报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借着访英归来的机会，他们热切希望把这些常识告诉自己的同胞，提醒知识分子、各党各派如何才能将中国真正引上宪政的正轨，不致于再一次陷入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对英国的观察是细致的，也是准确的。诚如胡政之说的，民主立宪不过是简单平凡的政治，既不是理想的极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是可以模仿、可以学习的。王云五和胡政之共同强调了法律、自由，加上他们分别举出的地方自治、公道竞争、容纳异己，几乎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匮乏的因素，要养成习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除了走这条道之外，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

 

免受恐惧的自由

    ——读王鼎钧回忆录《文学江湖》札记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1941年1月6日，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了人类最基本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当时他主要是从战争威胁的角度来谈论免受恐惧的自由，他并不确知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恐惧更多的并非来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统治者为保持政权对整个社会构成的威胁和伤害。散文家王鼎钧的第四部回忆录记录了1949年到1978年间，他在台湾岛上的亲身经历，漫长的三十年中，他奋力工作、写作、挣扎，直到离开，从青年到中年的黄金岁月，就是一部向往免受恐惧的自由的个人史，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寻求免受恐惧的历史。

1949年5月，他在台湾仓皇登岸之时，二十四岁，凭着一支自来水笔，他开始为副刊写稿，踏上“煮字疗饥”之路，并进入媒体工作。当年7月，他在岛上立足未稳，“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案”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山东八所中学的近八千师生辗转南下，漂泊流徙，渡海来台，不料澎湖防卫司令部不顾约定，将年满16岁的学生及不足16岁、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高呼“要读书不要当兵”的学生，有2个当场中了刺刀，有几个中了子弹。数千学生在枪声中面对国旗下跪，“可怜的孩子，他们舍生忘死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危急关头，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挺身而出，试图保护学生，却以“煽动罪”而被捕，他在自己折扇上的题词“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也成了“煽动”的证据。结果他和另一位校长邹鉴、五位学生共同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被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被罗织入罪的六十多名同案学生接受管训，手拿油印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们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拍成新闻片，在全台各大戏院放映，一生抬不起头来。五千多名入伍学生从此与世隔绝。剩下的女生和16岁以下的孩子继续上学，王鼎钧是山东人，他的弟弟、妹妹幸在其中。这一人为制造的冤案，即使蒋介石亲自派人调查，查阅案卷，也未发现任何破绽，似乎一切合法。作者感慨：“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相互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晚年回望此一血案，他甚至觉得可与“二二八”事件相提并论，如果说“二二八”慑服了本省人，此案则慑服了外省人。就是在这一充满恐惧的巨大阴影下，他开始了岛上三十年的生活。他长期在“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虽因才思敏捷、文笔流畅而受重视，而身在“敏感媒体”的诚惶诚恐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每次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判刑、甚至处死，更使他惴惴不安。1950年以来的10年，他从报纸上知道，以文化人为主犯的案子至少21起，处死35人，判刑32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另册的不知其数。他初入广播电台，就遇到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而他也以一文惹恼保安司令部，第一次享受到“吃蛋炒饭”的待遇。当时他每周写一篇广播稿配合当局提倡的“克难运动”，《孔子克难记》一发表，一个保安司令部的年轻人就出现了，“请”他去谈谈，特别加了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其实，广播公司中就潜伏着多位专门侦测员工思想的特别人员。他初次受审，心无杂念，“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安然过了关。来时有车接，去时没车送，步行回单位已是黄昏，向节目部一个常常工作到深夜的老者吐露心事，想要辞职，老者劝他不要辞职，别处也是一样。说到保安官员要他每周去报到一次，报告几位上司的言行交游，他说自己怎么能去。老者说：“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他听了一半，定时打小报告的事没有做，不久同事中有人替了他。他对老者感激而尊敬，有一天却发现老者也负有特殊使命。

他发现，员工信件有专人分发，而他的信总是比别人晚一两天，拿到手里，封口的浆糊未干。他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竖起耳朵。他去逛书店或看电影，总是会“巧遇”人事室的一个胖子，与他不即不离，保持一定距离，眼睛从不看他。他感叹，“岁月无情，江山易改，最后‘万岁’已成木乃伊，江山风化为散沙，这些曾经是特务的朋友，或曾经是朋友的特务，一个一个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国了”。

在他的记忆里，50年代的台湾号称恐怖时期，特务用“老鹰扑小鸡”的方式工作，大约进入60年代气氛似乎有所松动，变成了“鸭子划水”，但仍然没有免受恐惧的自由。他在文星书店出版《人生观察》，校对时把“共匪”一律改成“中共”，校样寄还，书店一直收不到。史学教授黎东方告诉他，演讲的时候用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总统蒋公”的话，引用了几次，听众中都有人记录。1968年，“中国广播公司”王牌导播崔小萍被捕，出狱后发表《狱中日记》，审判官授意她把节目部的几个上司拖下水，而她断然拒绝合作。1970年11月，位居高层的副总经理李荆荪锒铛入狱，“崔案李案连声霹雳，我近在咫尺，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十一天后，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亲自约他谈话，先是他与十几位新闻界中坚分子一同应邀，沈谈笑风生，说调查局不是死牢，绝不用刑逼供，调查局也不是黑店，进来工作的人可以辞职脱离。接着，沈约他单独谈话，主动提起李荆荪，问他中广公司内部还没有问题？他回答，“李荆荪先生是上司，是党国培养出来的领导人，只有他考察我，我没办法考察他，只有他怀疑我，我帮你怀疑他，我实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他发现，当局处理李案时，四处搜集新闻文化界的反应，并公开审理，开庭那天，一位老作家约他同去旁听，他断然拒绝，因他知道这位大大有名的老作家也是为特务机关工作的。书生意气的李荆荪得罪情治机关久矣，《中央日报》1948年迁台之初，李为总编辑，情报机关要在《中央日报》开家庭版，在文字中暗藏密码，他们派往海外的工作人员要以《中央日报》特派员身份做掩护，均遭李的拒绝。1968年前后，“中国广播事业协会”发出公文，转达警察广播电台建议，要求各电台每天播送警察学校校歌，只是“中广”副总经理的他愤怒地批示：“中华民国并非警察国家，该台此一要求可称狂妄……俟台湾成为警察国家时再议！”他还在《大华晚报》的专栏文章中触怒了蒋经国。一代党国媒体人的命运由此注定。

70年代，“李荆荪案”之后，王鼎钧备受调查局的重视，在局长约谈之后一个月，新闻联络室主任请吃饭。过些时候，广播圈的一朋友来他家串门，带来一瓶洋酒，他只好约定时间、地点请吃饭。届时朋友带来了四个客人，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分子，他们抢先付账，提议每月或每两个月聚一次。每次他如果说没时间参加，他们就会延期，乃至一延再延，也等着他。直到他离开台湾，这样的聚餐一直在继续。他想，“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远大，哪一个都比我强，怎么会这样迁就我？”很快他就明白并且证实了，他在聚餐会上的漫谈甚至可以上达“天”听，被最高当局所采纳。他一面与他们例行餐叙，一面跟调查局的关系也继续发展，沈之岳对他说，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秘，其实调查局是个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除了工作机密，没有不可告人之处，想利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希望他有所襄助。后来又对他说，他们想拍一部记录片，请他担任“编剧”，拍片期间沈三次找他面谈，期间他真切的感受到了“伺候沈局长真不容易啊”。

在一个无法免于恐惧的社会里，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媒体人战战兢兢生活了近三十年，终于将要摆脱这样的恐惧了。但能不能顺利出国，他心中没底，通过那个持续多年的餐叙会，他表明心迹，“纵然台下一条虫，我也是益虫，不做害虫，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即使在拿到出境证之后，他还是没有底，因为他知道有人上了飞机还被广播喊下来。1978年9月28日，他飞美的那天清早，在松山机场旁的豆浆店，定期餐叙的五个朋友之一请他吃早点，举起茶杯说：“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你可以出国。”直到飞机起飞，王鼎钧心中才确定自己可以出国，不是骗他。此时，离1987年蒋经国结束“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还有漫长的9年。

免受恐惧的自由是人类无比珍贵的基本自由之一，一个社会如果长期绷着一根弦，总有一天要折断的，只有民主体制才能保障这样的自由。王鼎钧经历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代的统治，对威权时代的恐惧有亲身体验，心有余悸，对于蒋经国终于踏上开放之路深感欣幸。他说，蒋介石“也许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可是雷震后来要动他的老本，那只有鱼死网破”，“蒋经国上台执政，他好像有新的领悟，民主自由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之后保住了老本。”正是“这一念之转”，免受恐惧的自由才成为可能。（首发《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10日）

                                                                         201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