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母亲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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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母亲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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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里回来，已经夜里11点了。明天上午还得出门，到越南边境开会，临时上了一下网，看见了关于母亲的话题，便禁不住要敲打这篇文字。 母亲作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因为其他群体也同样伟大：父亲、儿女、爷爷、奶奶……。不过说起母亲，自然是站在儿女的角度，是一种仰视。如果再具体化，是形形色色的妈妈，那么就未必都伟大了。 我就没有那种仰视母亲的心境，常对她老人家说：“听老妈的话的，一般都是没出息的。”不过早一个多月，我的老母亲经诊断患了胆管癌，而且已经扩散，肝、肺、脾、胰乃至腹膜都布满癌细胞。此前半年，共在三家大医院留医，居然都没有发现，住院费花了一两万，诊断却是“胆曩炎”，又毫无疗效，于是找熟人转院到肿瘤医院。其实这个结果我已经知道，拿磁共振拍的片子给当肿瘤研究所所长的朋友看，他已经告诉我了。 按我的本意，根本不需要再住院治疗。因为医院根本没有任何手段，甚至连延缓的她的生命哪怕一天也不敢承诺。可我的建议必然遭到非议：连自己的母亲病成这样也不让住院治疗，天知道良心何在？只好按部就班，明知没用也得继续住院。 我找到一个偏方，已经有过连续的临床效果，至少十几位肝癌腹水患者有疗效。这个偏方很简单：一瓣野生仙人掌，要厚实表面发白的，不去刺；加一只猪连条，也称猪横利；再加六七颗红枣。无油盐煮两个小时以上，然后喝汤吃掉横利，一天两三次服完即可。此验方对腹水特别有效，母亲连服两天，肝腹水基本消除，脸色、手脚、身上的黄疸全部消失。精神也恢复正常。我那位从主治医生岗位退休的妹妹，惊讶得无以复加，她也加入拥护我的行列，主张老太太出院，回家吃仙人掌得了，或许还延缓得一两个月的。我告诉她：决不止一两个月，我的同事的表弟，已经肝癌晚期，奄奄一息，医院宣布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了。吃了这个偏方，不但出院了，而且现在还活着，挺精神。逢人便吹：咱命硬，一时半会死不了，多少还要再活一二十年吧。 只是老母亲坚决要求动手术，谁也僵持不过她本人，而且那些医生们明知没戏却要哄她，求生的本能加上对医生的无限信赖，肿瘤医院开刀，剖开又原封不动缝合了。于是白白割了个口子。医院得到一笔手术费，她本人则白白多了一劫，伤口却因黄疸水的缘故，至今没有愈合。 母亲的倔强是与生共存的。她的命运属于颠沛流离那类，尚属牙牙学语就遇上“九一八”，然后跟着姥爷逃难，从满洲里（旧称芦滨县）逃到山东老家，接着逃到江西，最后一直逃到广西、贵州，直至抗战胜利。她竟然在逃难的路上一直读完初中，这使我惊奇。因为教科书里告诉我们：“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穷人的孩子，怎么可能这样？ 可我向母亲问起此事，她总是支支吾吾说别的故事，结论总是：“再苦，你姥爷也让我们读书。”我始终怀着一个疑团：那可是兵荒马乱的逃难年代。 对母亲最早的印象是不吉利的。那是她在哭，我的姑姥姥在旁边劝，只听母亲抱怨道：“旧社会过来的，谁家没有点金子？”见我回来，便打住不再说什么了，只是装出没哭过的样子。后来长大些了，我才知道，在外地当“打老虎”工作队队员的父亲，也被审查了。有人到家里来调查，说我父亲也贪污，缘由起于我姥爷回山东老家前留给我的一对金镯子。只是那调查是“背靠背”的，父亲一点也不知道，而且母亲还被警告，不能告诉我父亲。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母亲憋了许久也不能告诉父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但母亲争取进步的梦想都给这句话耽误了。她从一解放开始就积极工作，认真地申请入党，直至今天也没能如愿。后来很老了的当年的一个负责人告诉她，她那句抱怨话被人听见，而且汇报了，记入档案，于是她的全部努力都白搭。与她一家同时逃难的高舅舅笑话道：“你呀，受利用不受重用。”当然是在他们都退休以后，说早了是要倒霉的。 母亲的积极表现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事情。父亲长年在外修铁路，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她的积极使我们根本体会不到母亲有什么温暖可言。我那位姑姥姥活着时常说：“你们都是自己长大的。” 也许正因此，我从小就锻炼非常。小学一年级我就会煮饭；稍大一点，每天天不亮就会被母亲叫起来，到菜市排队买五角钱的定量肉；买米、买煤、做煤饼煤球等更是我的任务；还要爬树钩树枝当柴烧。到小学五年级，我做的衣服已经上了学校的展览会，那是班主任特地安排的，赢得的赞许至今也忘不了。后来看《红灯记》，我甚至觉得李铁梅还不如我。 到大跃进时期办起城市人民公社，我们都吃食堂，我是最高兴的，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而我的母亲就更积极了，她几乎不着家。然后出席了许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领回印了字的床单、毛巾、笔记本、钢笔和千篇一律的奖状。甚至在省级代表大会上坐过主席台。这一切给她带来的总有遗憾，我不知听过多少次她的轻微抱怨，她总是实现不了入党的夙愿。 我曾经对她和父亲说过：你们这一代人是最可怜的。从小就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逃亡，及至正青春年华时，却面临一个又一个运动的折腾，说话做事都必须小心翼翼。而养家糊口又如此艰难，屈指可数的收入，名目繁多的票证，非精打细算是很难维持到下一次发工资的。记得那年母亲决定要买一部缝纫机，主要为的是缝补全家的衣服。她邀集了一个“会”，也就是加入的人每月交十元钱，轮到谁这钱就归谁用，顺序是靠抽签决定的。 及至改革开放以后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他们都老了。 父母亲有一个至交老吴，两家人经常来往的，他的大儿子吴小弟和我同班。有一天吴伯伯被警察抓走了，据说是历史反革命的问题，后来被判了重刑。吴小弟的妈妈没有工作，全家都被驱赶到老家乡下去了。那时我很舍不得吴小弟，央求母亲收养他，让他可以继续与我同学。但母亲拒绝了，还打了我。她说，那是反革命分子家属，不可以同情的。 我工作以后，有次偶尔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吴小弟的父亲平反了，老吴的弟弟一直写信上告，最近才查清楚，老吴根本就没有当过还乡团，更没有杀害过农会干部，是搞错了名字。不过他已经死在劳改队里。母亲二话没说就咒骂“四人帮”，我忍不住说她：那是五十年代的事情，还不存在“四人帮”呐。 然后我讥笑母亲，先说了一个我下乡时的故事：那天收工时分，生产队里的猪倌赶着一群猪回村，恰逢村里杀猪，惨叫声让那群猪个个惊恐万分，无论猪倌怎么鞭打都抵足不肯进村。直至那叫声消失了，这群猪才心安理得地回村。然后我说母亲：你们那一代人是不是也这样？母亲把我臭骂一顿，然后叹口气说，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 母亲尽管积极了一生，却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命运。到退休之后，据说有一个文件，说的是当过什么级劳模的，可以享受增加退休金的待遇。她还真的去找过什么部门，人家答复她说她那些模范都是集体性质的，不是个人劳模，于是没有这份享受资格。那天我看见她默默地流泪，那份伤心决不是言语可以说明白的。 母亲原来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后来因为幼儿教育缺乏师资，她响应党的号召，自动放弃公职办起幼儿园。只因当时幼儿教师的指标不够，不能转，于是她选择放弃公职。待到快熬得指标时，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还在动员精简回乡，指标自然又泡了汤。但母亲却毫无怨言，继续积极工作并不理会家里的事情。 到后来，父亲调往南宁，母亲便四处寻找工作。每当父亲叫她在家管好孩子，她便会与父亲争吵，大抵是反对剥夺她的工作权利之类。幸好没多久她的幼儿教育才干被军区发现，那里正缺此类人材，就进入军队职工行列，开办了那里急需的幼儿园。不过她不是党员，于是得调一个女性党员来当主任。无论她对那位主任不懂幼儿教育有多大看法，依然认定人家是党员，当主任是天经地义的。并一如往常继续积极工作着，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才回家。 可父亲却随着铁路的延伸又调走了，他在争吵方面的能耐根本不是母亲的对手，只好领着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去他工作的地方，也算减轻我的负担。母亲的积极还是有回报的，她总是这个那个积极份子或先进份子的获得者，后来也成了军区级活学活用毛著积极份子。军区也曾让她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无奈一外调，恰好父亲被人诬告的历史问题尚未了结，于是从此告吹。直至躺在病床上，还偶尔为自己今生没能入党而感叹亦嘘唏的。 她竟然如此执著地争取进步，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文革中，有次不知什么头面人物找她谈话，为的是我。那位将军告诉她什么我不清楚，但她来信叫我退出我的组织，那信中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已经是排级干部，所以你必须执行中央关于干部子女不得参加群众组织的指示。希望见此信后立即行动，退出你所在的群众组织。 最后的结果不是我退出群众组织，而是她被清理出军队的外围组织，调到土产公司当售货员去了，卖烟叶、棉胎、麻绳之类的货物。自己的儿子都被教育成了现行反革命份子，无论怎么说，也没有资格教育无产阶级专政柱石们的后代的，何况他们都还是幼儿。而我的父亲也受到我的连累，批斗多次之后，贬到铁路小站去砸洋镐，却不料这一年多砸洋镐的生活，却治好了他多年不愈的“五十肩”。 刚被调进土产公司，母亲便心绪不宁。据说常跟父亲吵架，说父亲和我连累了她。父亲甚至告诉我，她还威胁要与我们划清界限，要与父亲离婚。那当然是过后许久的事了。我劝告父亲说，那不过是一种心理失衡后的异常反应，倘若不闹一场，我妈也许就神经失常了。不过父亲的耿耿于怀是永远也抹不平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我妹妹：我死了以后就轮到你们受你妈的气了。 母亲的慈爱是天赋的，无论什么邪教缠身，它总有体现的时候。 刻骨铭心的事情有两件：其一是我被关押在黑屋子里一年多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专案组终于开了点恩。1972年春节前，他们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告我的平安无事。我拒绝了。但春节后他们还是带来了家里送的一点钱和物品：腊肉、日用品之类。附带着还有母亲的一封信，免不了要我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之类话语。但其中叮嘱我保重身体，什么事情都想开一点的言语，令我一生中最深刻地体会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古训。 专案组让我写一封回信，特别交代得把收到的钱及物品列清楚。这份简短的文字是很难忘记的。描述完收到的东西以后，我默写了唐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然后接着写下去：什么天大地大之类都是假的，唯有爹亲娘亲才是真的。 直至今日，母亲也记得这封回信。她说那时看见简直吓坏了，你真是的，也太大胆了。 其二是：到1974年春节后，我终于不明不白被释放了，还同意我继续留一两个月治病。待得大概把病治得差不多时，他们又来催我下乡。所谓祸不单行吧，我却得了脉管炎。左腿一条红珊瑚般的线，从脚趾一直通到股沟，且每天变换一点位置。无论这条腿的什么部位轻轻一碰，都疼痛钻心。医院用过当时极其珍贵的日本进口红霉素也毫无疗效。外科主任是父母亲的老朋友，经过他请来最权威专家会诊，认定非截肢不可。 母亲急得快发疯，到处寻求医药。不知怎么打探到一位祖传治疗毒虫叮咬、无名肿毒的老太婆，也许有点办法。于是用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我前往。给这位老太婆用自己调治的药膏一贴到股动脉处，居然就消肿褪红不疼不痒了。乃至于父亲那位当外科主任的老朋友也来询问究竟用了什么怪药。 但我记得的，是母亲当时那个形象。她那发自内心焦急万状的神态；探得消息后急忙回家告诉我时，那种欣喜兼着担忧的话语；摇摇晃晃驮着我骑车，还要不时回头问我颠着没有的担心；以及次日一早我醒来却发现母亲已经坐在我的床前。那条该死的红线没有了，腿也不疼了。母亲脸上涌出宽慰的微笑，一滴泪珠从她的眼角流下来。 这滴泪珠一直流在我的心里。 当我敲打完这篇文字，已经到了我的生日。我已经55岁了，天亮以后我会到母亲的病床前，安慰她那不会久于人世的生命。我想问问母亲，55年前的今天，当您生下我的时候，是否整个心都充满了愉悦？ ***************************************************************** 大了以后想，在别人当了右派的时候而我的父母没有当，他们当时都在党的系统工作。那么，他们都做过一些什么？我很怀疑，也对他们感到过深深的失望。直到他们老了，我们也在老去的时候，直到我从别的长辈口中听说那时候他们也有过自危，直到父亲在身患绝症的时候对我说“从开枪的那一刻起，我和这个D决裂了”的时候。我才理解了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过狂热的理想，有过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无罪的，只要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爸妈追求过理想，为理想付出过许多，但我想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理想破灭的痛苦。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也有不少人至今都在相信年轻时的梦，我并不想责怪他们，人老了，就让他们对理想“从一而终”吧，不要让人人都去经受那种涅磐时的剧痛。 为了父亲的那句话，我拒绝了有关部门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要“按级别规格”覆盖在他身上的党旗，只把一条洁白的棉布单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我想让他清清白白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尊敬他们吧，他们的追求并没有错，错的不是他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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