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第十章 草原文化习俗（上）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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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第十章 草原文化习俗（上）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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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 第十章 草原文化习俗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我们初到草原，文革运动正方兴未艾，几乎一切传统习俗都被当做“四旧”破除掉了。牧民的宗教信仰、草原的婚俗等等自然也在破除的范围内。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那时喇嘛都已被迫还俗，上层喇嘛还被当做阶级敌人批斗，与牧主、富牧同等对待。彼时的婚礼也相当简单，结婚登记后，男方骑马把女方接到家里就算完婚，有的穿件新衣服，有的连这也省略掉了……但蒙族妇女在生孩子前后是没有休产假一说的，生孩子前一直干活儿，生完之后立即投入劳动，这我也是亲眼见过的。 改革开放后，听说草原的某些文化习俗逐渐得到了恢复。我1972年即离开草原，当时运动远未结束。因此，真正的草原文化习俗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 听着兴国在电话里对我侃侃而谈，感觉十分新鲜，想来读者也会对这些感兴趣吧？）
牧场附近只有乌拉盖地区有一所喇嘛庙，但在文革中被拆毁了，盖庙的木料随即被当作浮财分给当地牧民（那个年月木料可是紧缺物资）。 那儿的牧民当年已在公社附近搭起了“嘣布克”，我们牧场那时还不够普及，他们则每家每户都有，甚至有的还砌着小院墙。 分到木料后，牧民把木料都拉到“嘣布克”旁，或横在小院儿里，用布苫好。总之，都小心地保存了起来，几乎没一家使用这些木料，他们认为，庙里的东西是绝不能随便用的。 “嘣布克”蒙语的意思是“球”，指一种圆形简易房，属于牧民自己搭盖，最多一米五高，在里头一般不能站立，只可弯腰挪动。这种房子没有椽子，最多需用几根木头搭个架子，铺上荆条编的笆，上面糊上泥就行了。我们刚去时，“嘣布克”在我们牧场附近只有一小片儿，为存放暂时不用的东西。从有了定居点儿后，有钱的牧民才进一步对这些“嘣布克”进行改造，他们陆续盖起了形态各异的房子，有尖顶的，有圆顶的，有丁字型，有L型……随心所欲，五花八门。 到改革开放初期，原来庙里的喇嘛开始挑头儿，要求重建乌拉盖庙。不久，牧民陆续把当初庙里的木头基本都还了回来，一大帮人还开始捐钱、献物，准备重修庙宇，很是隆重。 以后，庙又重新耸立起来。见过旧乌拉盖庙的老人儿都清楚，重修的庙宇，房梁、房柁等用的都是当初的旧木料，是牧民如数归还的。虽然已经十多年停止了烧香崇拜，看来他们心中都有佛爷的位置，不敢轻慢。 当地人节奏慢，倡议修庙是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新庙才算基本落成。又是十几年过去了，该庙宇仍在不断扩建之中。我几乎每次回草原，都能看到它又有新的改变。 乌拉盖庙原先只有一座房子，几年后，一座后殿落成了，是供大喇嘛休息的。后来，东西厢房又建了起来，据说是供小喇嘛做法事用的。2006年我回去，发现新建了转经轮；第二年添了一座白塔；2009年回去，庙的外墙又刷过一遍新漆，太阳下相当耀眼…… 望着那重新修饰过的庙廊，我不由回忆起1968年重新划阶级时抄家的情景……我们大队的知青基本属于非激进派，所以大部分没有参加抄家的行动，我当然也没参加。但被抄的物品送往队部时，我去参观过。除财物外，都是一包儿一包儿的经文；大小不等的唐卡，有大镜框那么大的，也有小纸片儿那么小的；各种铜制法器摆了一堆，已经被氧化了，锈迹斑斑，有小佛像、盆、钵……这些东西后来的去向我就不清楚了。 1978年后，这些东西却逐渐冒了出来。刚开始是在有喇嘛的人家，后来几乎是家家户户，陆续把藏传佛教领袖的照片摆放了出来。大都是黑白的历史老照片，很年轻的模样，还有合影的……这些旧物件儿竟然被牧民一直偷偷保存当年。刚开始，派出所见外逃活佛的照片居然也被摆了出来，曾经对他们说过不能摆，可牧民当做耳旁风照旧放在原处，派出所也没认真管，就这么一直摆到了现如今。 蒙古包儿里，活佛的照片都放在箱子上，有三寸的，也有四五寸的，贴在小镜框里，再用个方型玻璃罩，玻璃镜框被扣在里头，前面放着数量不等的黄铜贡灯，用黄油（牛奶里提炼出来的）做燃料，平常日子不点，有正经事儿才点着。前头还放个五公分左右直径的黄铜小盆儿，里头装着水。少数人家也有加放苹果、橘子、炸果子等吃食的。我这才知道，“破四旧”时，那些没被抄家的户，大多都把照片小心收藏了起来。 不少地方转经筒和经幡也都挂了出来。有的牧民还在自家的“嘣布克”上挑出一面旗子，根据不同的宗教日期选择不同的颜色，大约有红蓝黄白等几种；还从“嘣布克”的顶子上拉下一条绳子，用木楔子砸进地里，绳子上挂着好些各色布条儿，有的裁成三角形，有的是方形或梯形的。虽然我娶了个蒙古老婆，蒙语也说得相当不错，宗教方面的语言却相当外行，那些布条儿该怎么排列与结合，我一直没搞明白，他们说的我也基本听不懂。还有，牧民家地上铺的毡垫、哈纳上挂的装饰毯，上头的绣花与绘画图案大多与宗教有关联。像逆时针走向的万字图案，还有方形互相套叠的寿字变形，叫做长寿线的（蒙语叫“乌力吉沃德思”），几乎出现在牧民家里所有的毡垫上。
我参加过不少牧民的婚礼，当然见识过当地的婚俗仪式。 我在的那些年，当地人虽有婚前性行为，一般只发生在同辈之间，与小辈儿有这种关系一般不被认可，当然也不在禁止之列。姑娘婚前生的小孩儿，他们也当作自家的小子、闺女，不会歧视。但当地人还是非常重视婚姻的，他们有一定的家族圈子，家族圈子内还有自己的核心成员，联姻一般在大的家族圈子内进行，外来的东北蒙族往往不能进入这个圈子，充其量只能捡剩儿，捡那些被家族边缘化的成员。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只是一种长年形成的默契。这种默契在文革中曾被阶级斗争打乱，相当一段时间内结婚找对象也讲起了出身。然而，文革一结束，很快又恢复到常态。 结婚首先要确定婚礼场地。至于搭几顶蒙古包，则由老家儿的富裕程度决定了。但最少需要三顶：一顶给新人，一顶给老家儿，另一顶专为待客用。新包儿一般只准备一顶，制作时间往往需要半年。蒙古包儿顶部的陶那部分请木匠师傅做，起到围墙作用围毡子的哈那一般也由木匠做，而连接陶那和哈那的乌尼杆则往往是牧民自己做。无论做乌尼杆还是哈那，首先要准备合适的木料，削皮后晾到半干，在温湿的牛、羊或马粪中焐到有了弹性，再放到蒙语叫“加罗勒”的孔中（在车轴中间凿的一个方形孔）矫正，拿一根比它粗的棍子别住较细的木杆儿挤压，将弯曲的地方校直，乌尼杆还要压到略带弧形，杆儿的数量则由陶那即包儿的大小决定。 另一项大工程是为新娘做嫁衣，家境富裕的，会做很多身儿，可起码要备冬、夏、春秋三身儿。因为全需手工缝制，也得在结婚半年前开始准备。冬装蒙语叫得勒，夹袍是角布恰，单衣称特力克，都需镶边儿绗缝，要好几个女人同时围做不少天。镶边儿都是好几道，用彩色织锦缎，最少滚一道宽边儿、两道窄边儿；除了单袍，整个袍子都要一针一线地绗。有时两个女人脸对脸，你的针穿过去，我的线飞过来，犹如舞姿，很有看头儿。 当地人绝大多数信藏传佛教，结婚是人生大事儿，当然要向喇嘛讨问示下：如何选定黄道吉日，场地怎么布置，蒙古包儿的朝向，扎包儿的正确位置……无不关系到风水与时运，决计马虎不得的。 文革中，喇嘛被迫还俗，只能住在亲友家中，甚至屡次挨斗。但积极批斗的一般是外来户与当地没威信的，这些人说话没斤两，被大多数瞧不起。私底下，当地人对喇嘛的虔信并没间断过，遇事儿往往偷着去问，我们这些知青一般不知情而已。 时局宽松后，牧民家逐渐恢复了神龛，供起了佛像，原先挂毛泽东像片的地方换成了西藏活佛的照片与唐卡。那时，当地喇嘛大多活着，可以公开活动后，你只要看见门前挂小旗儿，那准是喇嘛聚在一处的地方。黄道吉日门前插黄旗，红煞日插红旗。后来，才由牧民主动集资，在乌拉盖庙的旧址重新建起了寺庙。 如何办喜事儿虽然离不开喇嘛，可喇嘛只打禅语，让你自己去理解。我曾在场听过一回。喇嘛拿出一本类似黄历的本子，上面写着蒙语，翻看后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说扎包儿不可选山头儿，接新娘的车该从哪个方向离开，从哪个方向回来……至于包儿该扎哪儿，说得比较含糊，连当地人都发生了歧见，我这外来户更是听得一头雾水。后来家主儿找来几个亲戚商量：竟然扎山头儿不行，就扎半山腰儿吧！ 婚礼的头天，人们就逐渐向扎包儿的地方集中，至亲早就到了，其他亲友迟些，太阳落山前，已聚集成五颜六色的一大片，人叫马嘶，热闹非凡。 改革开放后，由于汽车逐渐代替了坐骑，遂变为人声喧哗，发动机唱歌不断，那情景更为壮观。细细看去，个个兴奋异常，脸色红润发光，一水儿新衣新帽。 青年男女更见艳丽，穿着如同盛大节日，除了来为一对新人祝福，借此谈情说爱也是重要目的。举办婚礼的地方蒙语叫“夹特盖嘎吉勒”，汉话的意思就是“开放的地方”。所谓开放，就是别人都能看见，没有隐私可讲；当然，也是一个提供敞开交流、任其交友的地方。当天逐渐黑下来时，聊了大半天的老人们都到包儿里去休息了，年轻人却格外精神抖擞起来，一对儿对儿跑到远处敖包相会去了。 直到凌晨前，大家重又聚在一处，出发去接新娘。传统是骑马接，后来牧民家大多有了摩托，接着又有了汽车……于是，接新娘子改为摩托、吉普车，富裕人家甚至用小轿车。 接新娘的队伍是一帮人，接新人的车或马冲在最前头，后面的人叫喊着，伴随着马嘶车鸣好不热闹，甚至乱成一团。乱归乱，大方向错不得，必须随着喇嘛的指点走。 天还未亮，队伍已来到新娘家附近，整个队伍在离包儿100米左右正前方骤然停住，这停的方位与距离同样大有讲究。 此时，新郎和一位陪同从队伍中走出来，他们要去请新娘了。与许多地方的风俗一样，新娘不那么容易被请出来，两人只好拣好听的说，包括大唱赞美诗。可惜我不能完全听懂，只觉得合辙压韵，悦耳动听。内容无怪乎新郎今后该怎么办，如何孝敬丈人、丈母娘之类……唱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人出来传话，说同意新郎过去。一帮人便跟着往前，随新郎进入包儿内。大家开始入坐，长辈与贵宾坐北边，一般来宾分坐两旁，娘家挑了几位能说会道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端出酒与吃食，宴会随之开始。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这种婚礼，女方家准备的是50斤一桶的散装白酒，还有瓶子被捆成一捆捆的白酒，红酒也不少，我估摸足有300斤，心想：“好家伙，300斤酒，喝得了吗？”没想到，就着手扒肉，那晚竟喝得干干净净。那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有成吉思汉弯弓射大雕的英雄豪气啊！ 伴着肉食，还有脸盆和盘子盛着的其它吃食，最下面放着油炸果子，再上头是奶豆腐、水果糖、方糖与月饼，最上一层是奶皮子，管够吃。那位陪同新郎说唱的，此刻坐在包儿的西侧，只要稍有冷场，他立刻停下吃喝，开始嘴里念念有词，说些吉利话儿热闹场子。 吃喝尚未尽兴，东方已露出曙光，新人该上路了。众人放下碗，簇拥着新人上车（马），老丈人和丈母娘也被接上另一辆车（或骑马），队伍不再讲究先后，立刻成为一场比赛，只见一大片坐骑（或车）撩起阵阵烟尘，你追我赶，往前冲刺。估计新郎家快到了，一伙比赛的主儿才突然刹住，让新人的车（马）在前，按喇嘛指定的方向往新郎家去。 快到举行婚礼的蒙古包儿时，客人的车（马）在距离几十米远的地方停住。新人的车（马）已经停在包儿附近，新娘却赖在上面不下来，需要新郎三催四请，在车前又说又唱好一阵子，若是新郎这方面的才能不济，那位善说唱的当然还要代劳。直到把新娘请动了，搀扶下来，一对新人这才走到新包儿跟前。这时，家族中德高望重者，即首领或最有权威的人，嘴里念叨着欢迎的词儿，同时端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煮熟的羊尾巴和切肉的刀，一个妇女跟着，手里拿着口袋，里头装着盐。新人在尾巴上切一道口儿，抓一把盐撒上；也有切下一小片儿，蘸着盐吃下去的。这是新娘正式加入该家族的一种仪式。 羊肉与盐是几千年来牧区最重视的东西，用它们作为仪式的代表物相当合理。 接着，重要的客人进到包儿内，按规矩坐好；其他来宾则到别的包儿去，大家落坐后，就开始喝第一轮酒。当然，其他包儿的可以到主宾包儿来敬酒。但有一条规矩，女宾始终不能进主宾包儿。主宾包儿里，除了新娘，就只有负责敬酒的女人，大多数都是男人。 那些女人们此时倒也自在，边吃边喝边聊，只在需要时动手帮忙，比在家里清闲得多。如果来的客人太多，而几个包儿容不下，那客人们就轮拨儿进包儿，像饭店翻台子，有时甚至能翻三拨儿。当然，长辈儿是不轮拨儿的。 主宾包儿内，那位善说唱的又开始说吉利话儿了。这轮酒喝完，说唱者开始郑重其事念出一长串名字，后面是谁谁给了新人多少只羊，是羯子还是母羊……清单相当详细，包括是牛还是马或羊，头数，颜色，岁口儿多大……顺序是先念家里给的，再说亲戚，最后是朋友与随份子的。 第一次见识唱清单，我颇有感慨：不像我们内地人的习惯，送礼藏着掖着，就怕攀比；他们朗朗读来，韵味儿十足，充分体现出这个民族的真诚与坦率。念的过程中，还不时有递条子、耳语的，这些人的礼物是说唱者事先不知道的，需要给予补充。来人基本都有见面礼儿，起码送一块料子，一件衬衫，上面放一个画着龙凤的小碗儿，填满水果糖，最上头再放块月饼。礼物用巴登（包袱皮儿）包着，上头有缀线，可以捆扎，讲究的巴登上还有绣花。来人送礼，有个女人在旁记账；人离开时，便能得到一份价值差不多的回礼。当然，地位高或受尊重的，得到回敬的礼物会相对贵重；而不受欢迎的人就有点儿惨，得到的比他送的价值略低。看来这位被选出来的女人必定相当精明，心里的账本子记得一清二楚。 大声宣布完礼单，又继续喝酒。不能干喝，除了手扒肉，有的家还上饺子，蒙古话叫“扁食”。边吃边喝中，首先是家里的老人说话，然后说唱者又开始念新人应当遵守的规矩，一直不停嘴儿。我真奇怪，怎么就没重样儿的？或许是听得多了，只有长辈儿正襟危坐，其他人则开始扎堆儿聊天，而新郎新娘开始挨个儿敬酒。 从天亮直喝到下午，常见到醉鬼歪歪斜斜走出来，往往会惹出不少乐子，甚至小乱子，这是婚俗允许的正常现象，还可作为以后牧人们的谈资笑料。 酒喝到这个地步，老丈人和丈母娘也该起身回家了。女方送女儿，也要这样喝上一整天，也有念礼单等诸项仪式，只不过提前一天举行。因此，女方家最是辛苦，需要彻夜不眠。 他们走时要骑马，一直奔出二三百米远，新郎官要骑马去追，还需手捧一份礼物。新郎追上后下马，丈母娘成心再往前跑，也有心疼女婿的，仅仅象征地往前再走几步。女婿过来把礼物递给她，她将礼物拴在腰上后才与老丈人双双离去。 客人们愿意过夜的留下，不愿意的此时也就离开。热闹的婚礼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队牧民巴图曾是著名的摔跤手，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东乌旗那达慕大会上甚至得过第二，当年的剽悍神勇可以想见。 然而，好汉不提当年勇。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在牧区，人过四十五，就得称为“郭和稀结”，意思就是年纪大了，因为活过六十岁的牧民并不多。 果然，没过多久，他的身体便一路往下出溜。几年后，连到蒙古包外大小便都要家人背着去了，眼睛也逐渐失明。每次我去看他，他总对我念叨，该死了，该死了，命到这儿了，可老天爷不让我死，怎么办呢？说完了，他往往摊开双手，嘿嘿一笑。 眼见他一天天衰弱下去。刚开始，他还能拿刀切肉，把肉放在热茶里泡泡吃；后来就得把肉切碎了，吃力地咀嚼；再往后，他连肉末也咽不进去了…… 他去世的前两天，我曾去探望他。明显能看出来，死神已经在围着他打转，他脸色发青、浮肿，可神志还很清醒。那时，他已完全失明，只有耳朵还行。听到我的声音，他脸上立刻露出微笑，挺高兴地哑着嗓子不停跟我说话，向我诉说他的病情，声音虽然断断续续，语调却相当平和、轻松，根本不像在说自己的生死，而是在讲一个第三者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现在，我的骨头都黑啦！只能喝汤，连肉末都吃不了了，“闹海一嘛”（跟狗一样）……说到这里，他居然又嘿嘿笑起来。这一笑显然弄疼了自己，他的嘴角不由哆嗦起来，全身也似乎抽紧了。 他得的是骨癌，全身已经多处骨折，你想想，能不疼吗！ 当时，卫生所和赤脚医生已经不给他瞧病了，只有一个蒙医不时去到他家，给他些止痛草药。我估计是鸦片一类。草原上常能看到野生罂粟，鸦片这类草药比较好制作。 看着巴图面对剧烈痛苦的微笑，我却实在笑不出来。但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将痛苦化解成幽默的超常毅力，特别是面对死亡的勇气。说实话，我怕死。面对死亡我没有勇气如此潇洒地谈论自己的生死。 从来到牧区我就发现，蒙古人对生死看得极淡，用文邹邹的词儿形容就是面对死亡的宁静、豁达与平常心。刚开始我不理解，时间长了，才逐渐体会到，这跟他们的信仰大有关系。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他们相信灵魂不死与来世，所以一般都能坦然面对死亡。 当地土生土长牧民的安葬方式也与内地大有区别，但和藏族的天葬不同，一般称为野葬。人去世后，把衣服脱光了，如果是女人，由家里的女性亲属把她梳的辫子解散，装进一个两三米长的白布口袋内。这也是有讲究的。我问过大喇嘛野登扎布，他告诉我，人怎么来也该怎么去。人出生时光着身子来到世上，走的时候也要光着离开；蒙古女人虽然从小到大都梳辫子，可她们生下来时也是不梳的，因此要把辫子解开……他还说，白布口袋不能扎口儿，只能挽起来。若是把口扎上，灵魂没有了出口，就走不了了…… 在牧区多年，我也曾亲眼见过几次野葬，甚至在野外撞见过死尸。 人去世后，是不能从蒙古包的门抬出去的。收拾妥当，要叫几个男性来，把包儿西边的毡子掀起来，露出哈那，找来结实的木棍子当杠子，从哈那之间穿过去，五六个人同时使劲儿，把蒙古包抬起来，一定要一块儿发力，才能抬稳了，要不蒙古包就得散架。将包儿往东平行移动几米，这样尸身就暴露在了户外。这时，把尸体抬起来，放在车上。一般用马车，少数也有用牛车的。赶车人必须是长子，如果没有儿子，就用家里的男性亲属，从下一辈儿找，排序当然是从大的找。 白布袋子放置在车上，当然不捆扎。而死者在车上的摆放位置也有讲究。拉病人看医生，头是放在车前边的；人死了，头就要冲后，不可冲前。 我们牧场有两块地方是专门用来野葬的，一块儿在新场部的正北方向，四连、五连的人一般抛在那里；旧场部东南还有一块儿地，专属六连。当然，在兵团接管前，各大队都有自己的蒙古名儿，我们老习惯还是那样叫，这里为省事儿，就用番号代替。 虽说有比较固定的野葬地点，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事先也还要向喇嘛讨教，喇嘛要看天念经，决定灵魂该从哪个方向绕一圈儿，才能更有利于死者的超度。 赶车人刚离开死者的蒙古包时，都是按喇嘛所指的方位慢慢前行，到达目的地后，才挥鞭赶马（或牛）。草原上起伏不平，这一颠簸，死人自然很快就出溜下去。这时，赶车人一定不可以回头看。 我这人历来好奇，曾经为此特意问过野登扎布：要是回头看了会怎么样？大喇嘛神情立刻变得异常严肃，他说：那就成了你的梦靥之地，以后路过那里就会出事儿，倒霉！他回答得斩钉截铁，似乎真有这么回事似的。 将亲人丢弃在野地后，一个月内，家里人要去看一次，看亲人的尸身是否被野兽或鹰鹫吃掉，如果没被吃，七七四十九天内还要去探看一次。据他们说，很快被禽兽吃掉的人“赛赛地”（好），而四十九天都没被吃掉的“莫莫地”（坏），这个人生前一定是做了坏事儿。 我想不通，人的身体为啥要丢给禽兽吃呢？为此，我又去向大喇嘛讨教。他说，蒙古人从小吃肉长大，吃肉就该还肉；你们是吃粮食长大的，因此要将身体还给土地。我爱与他抬杠，遂问：吃肉还肉，到底是还给谁啊？那时正是文革期间，大喇嘛已经被迫还俗。他没有回答我的好奇，只是一笑。 说起来，我还真见过没被禽兽吃干净的尸体。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放羊。我清楚的记得是四月初，雪刚化，青草还没有发芽，草原上逐渐露出黄黑斑驳的颜色，黄是上一年枯黄的野草，黑是滋养草原的土地。 那天正好轮到我休息，我的兴奋点在机器，利用休息时间，我又一次去野地拆卸前苏联留在草原的发动机。正聚精会神拆着，忽然听到了老鹰的呱噪声，我抬头往东南方向仔细看，是两只老鹰在争抢食物，似乎围着一副骨头架子正掐架呢。草原上死羊、死牛不少，甚至连死骆驼也有，我没当回事儿，更想不到那是人的遗骸。 我是背着一杆枪去的。我一直对打猎特别感兴趣，老鹰自然激起了我打猎的欲望。我迅速摘下枪，开始匍匐前进。距离一百多米的时候我开了枪，一只老鹰应声倒地，接着却扑棱着翅膀摇晃着飞起来，向相反的方向逃窜。我提了着枪，飞跑着去追那只受伤的老鹰。它已经飞得相当吃力，没有了速度。我知道它肯定飞不远，准定是我口中的食物了。距离那只老鹰越来越近了，连它每只翅膀大约有七八十公分长都瞧得清清楚楚。 就在这时，我路过了那副骨架子。我发现那是人的，而且是个女人的。她已经被从白布袋子里拖了出来，脸像发面馒头一样，皮肤是古铜色的，身体被啃得乱七八糟，胸叉子在另一边，肠子拖了有七八米长……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瘆人的场面，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老鹰也顾不得追了，愣在当场足足有七八分钟，腿都似乎不听招呼了，可越害怕越忍不住去看……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女人，只能分辨出是个年轻女人。 我有些失魂落魄地返回住处，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四连的女人。牧民都门儿清。我们的邻居扎那问我，你瞅见了？然后就捂着嘴乐。我吓成了那样，他居然还乐？ 后来他告诉我，那是四连波音那的老婆。 跟牧区一般女人相同，她负责家里的羊群下夜。那天晚上，羊群忽然开始骚动，但没炸窝，波音那知道可能是牛钻进羊群来捣蛋，便叫老婆起来看看。他老婆当时说有点儿不舒服，他也没当回事儿。老婆出去回来接着躺下，牛又一次来搅乱，他又让老婆起来。一连叫过几声，老婆却毫无动静。他点上灯，一看老婆的脸色不对，赶紧备马去场部请赤脚医生。等医生和他赶回来，老婆已然没了呼吸，医生只能象征性地抢救一番，然后就宣告死亡。 这是刚过年的事情，我瞧见尸体时，该是两三个月以后了。 我还见过穿着衣服扔的。有种说法，穿衣服是非正常死亡。例如七十年代，我们队有位贫牧上吊自杀了，什么原因不知道，很可能是家庭矛盾吧？他们家是从西边公社迁来的，不是原住民，可也不是东北蒙族。我记得很清楚，死时的衣服没有换，也没有脱下来，拿了个帽子，反着戴，把脸遮了起来，放在马车上拉走的。 可也不尽然，还有个叫巴图的，也是从西边迁来的，结婚刚八个月，老婆得病死了，拉走时也穿衣服。按说生病死的，不该是非正常死亡啊！而且，我记得西边公社来的，拉走时也有用白布口袋的。因此，我始终没搞清楚穿衣服走是否为非正常死亡。 往常，牧民见面都要打招呼问好，蒙语就是“赛诺”或“赛音白诺”。但若家里有亲人去世，49天之内，牧民之间见面就不再问好。过世的人用的器皿有时还要象征地摔一摔，平常穿的衣服也扔掉。但值钱的东西除外。例如其其格家的巴勒登老爷子去世后，他专用的一个银碗就被其其格用白布包了起来，从此收进哈马车里，再没见谁用过，也算是个念想吧！ 牧场还有不少五六十年代来的东北蒙族。 八十年代初，与我来往密切的加穆萨已经六十多岁，他老伴儿比他还大两三岁，身体一直不好。他老伴儿死时，我还在草原，我亲眼见他们家将老太太穿戴齐整了，放在一堆准备好的劈柴上，浇上柴油后点燃火化……大火过后，老爷子从灰烬中捡起些大骨棒，用白布小心地包裹好，放到一个棺材式样的骨灰盒里，不久，他就拿着骨灰盒坐车回了老家。临走他对我说，不愿意烧，可老家远，没车愿意运，只好烧了，将些骨灰带回去土葬。 我知道的全福老爹，老人家去世后，就埋在了离家不太远的南山沟里。 看来，东北蒙族的习俗与内地汉人差不多，他们也是不愿意野葬的。
小时候，《敖包相会》的蒙古歌儿话匣子里常放，熟得几乎人人能唱几句，都知道是一男一女在敖包那儿谈情说爱，至于啥是敖包，我从没想过要弄清楚。 到牧区后，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四旧”统统被破，没听牧民唱过这歌儿，也没听他们说起过敖包。有没有人偷偷去祭奠呢？就是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些积极要求革命的知青闯将。所以，那年头儿我没注意过有没有敖包，更没见过祭敖包的。 1978年后，我到牧区差不多11个年头儿了，总算第一次见到公开祭敖包的仪式。 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据说是风水好的地方，时时会看到用大小石块累积起来的石堆，有大有小，堆些大小不等的石头，类似于圆锥型，上面插上树枝儿，拴着彩色小旗儿，几家人约好一起到了那儿，在敖包前放上带黄油的奶豆腐，就是最好的那种，围着小石头包儿转圈儿，脸上的表情都特别庄严肃穆，一边转，一边往地下洒奶，嘴里念念有词……我虽然娶了个蒙古族老婆，对他们的传统风俗却几乎不了解，只觉得这一切特别新鲜、好玩儿。 后来才知道，敖包是蒙古语的音译，确切含意为"堆子"，是由石头垒起的石堆，上头插着树枝、柳条。柳枝蒙古人称做神树，树枝上所挂五颜六色的布条与纸旗叫做神幡。敖包一般在草原的山顶或丘陵之上堆砌，讲究的要在圆坛上堆积石头为台，台基上重叠作成圆锥体，高约十余丈。敖包有单独的，也有群体的，听说旧时富人还设有“家敖包”。 “祭敖包”是蒙古族传统祭祀神灵的活动。时间多在水草丰美的夏季6—8月。传统的祭祀形式有：血祭、酒祭、火祭。 蒙古民族祭敖包的习俗渊源已久，是萨满教隆重的祭祀仪式之一。萨满教崇拜蓝天，在蒙古人心目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就是"长生天"，蒙古人赋予它极大的神力。《元史》卷72有关于祭天习俗的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里，天和地是浑然一体的，认为天赋予人以生命，地赋予人以形体，因此，他们尊称天为“慈悲仁爱的父亲”，尊称大地为“乐善的母亲”。他们还祟拜山岳，崇拜河流，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神灵掌管着。当时，蒙古人一直过着类似于原始的游牧生活，基本靠天吃饭，他们崇拜自然神。因此，祭敖包的内容十分丰富，是拜祭各种神灵，属于一种综合概念，不单指天与地。当然，敖包也有为行人指路与标明方向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一年一年下来，祭祀活动越来越大，敖包也变得硕大起来，并从一堆变为许多堆儿，一般一个大堆儿，若干小堆儿。 我爱热闹，这种活动一般不会错过。我们附近，最大的祭敖包仪式在乌拉盖举行，我们牧场（苏木）的人也多到那里集会。敖包设在一个形状像犁铧的山头儿，刚开始堆五堆儿，以后演变为七堆儿。经幡自然也日渐其多，迎风飘舞。枝子上不但挂满各色旗子，还系上了雪白的哈达。牧民们则像过盛大的节日，穿上最耀眼最美丽的蒙古袍，上面坠满银饰，腰上系的布丝（腰带）也是最长最鲜艳的。老远望去，五彩缤纷得晃人眼睛。 有的牧民几天前已经到了那儿，围着山头，早已搭好几十座蒙古包儿；当天到的，也是天不亮即赶到那里。启明星还挂在天边，敖包附近已聚集有二百多人，光是汽车、摩托车等就构成黑压压一大片起伏的丘陵。 太阳还没有升起，祭奠仪式已经开始。牧民把祭祀的吃食摊开放在巴单（布包袱皮儿）上，有手扒肉，奶豆腐等等。然后开始围着敖包转圈，转的方向大有讲究，一律逆时针。转圈的男多女绝对少，一般女人不参与。转的同时不停往地下洒着酸奶。有的徒步，有的牵着马，还有跪地磕头的。牧民在那儿转，一群喇嘛则脸朝西，坐于敖包附近的地上，一部分诵经，另一部分敲锣打鍤。人们转完了，喇嘛的诵经程序也跟着结束。 祭敖包刚开始那会儿，祭祀的吃食就放在当地，谁都不往家拿。可每回祭祀完，牧民前脚儿走，小贩就蝗虫似的拥过来疯抢。为防止祭“长升天”的食物落入小贩手里，风俗只能随风气转变。祭祀时，东西就放在自家的巴单上，祭祀完了，谁家的东西就归谁收走。 活在当下的人总是怀旧，这可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思绪？以后，磕头的越来越多，还进一步演变为磕长头，五体投地，而且往往年轻人居多。 当太阳还高高悬在半空，已到了收摊儿的时刻。敖包建在山头儿，挺陡，大家陆续往下走，一走一出溜。阳光下，仿佛缤纷的五彩球儿，慢速往山下移动。 最重要的活动到此结束了，娱乐活动紧接着将要上演。人们开始互相邀约，到搭包儿的人家去喝茶歇息。 据说1951年时，东西乌旗还没分开，曾经联合祭过敖包，传统仪式是祭祀过后举行“耐力”，意思是小型“那达慕”。有摔交、赛马、射箭等活动。因参加竞技的人多，大多属于正经八百儿的选手，需要提前报名。 如今，不再是两个旗的大型活动了，只有两三个地方的牧民参与，规模不算大，当然不需要提前报名。活动由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很有些像长老会，让他们决定谁跟谁该是一个级别，谁又该跟谁交手，统统属于临时捉对儿：普通牧民对牧民，摔跤手对摔跤手，十分公平。一时没有合适的对子，那个人就得等待，等到与他匹配的对手到来。人多时一次能上去四对儿，人少时一次可能上去两对儿，也都是当时决定。 我第一次观看“耐力”也是在乌拉盖。记得第一项活动是赛马，第二项是摔交，第三是射箭，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电视画报里都能看到。第四项活动对我来说比较希奇，蒙语叫什么不知道，说白了是骑在马上，从地下拔小旗儿。难度相当高，小旗儿几乎紧贴地皮，整个身体都得离开马鞍，胳膊才能够到旗子，骑马的速度要快，拿到手里的小旗儿还得多，几乎是杂技表演的水平了。这些个节目“那达慕”上也有，“那达慕”因为参加的人多，规模比“耐力”要大得多。 比赛之后该颁奖了，“耐力”的领奖与“那达慕”不同，也具有临时随意性，得奖的主儿直到走上奖台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能领到什么。奖品是大家在同一天捐献的。当然，喇叭里会广播，谁捐了一匹马，谁献了一头牛，谁给了一只羊……这些捐献的物品将作为奖品发放，可捐献几乎在活动前的最后一刻才停止，也说不好谁能轮到什么奖品。 分发奖品，还是由德高望重的牧民决定。一帮老头儿，根据捐献的具体情况，临时决定一等奖是什么，二等又是啥…… 选手是临时报名参加的，得胜者也只能在闭幕式上才能知晓，自己得了一头牛，还是一匹马……当然，捧些奶豆腐回家也是有的，谁叫你是背榜的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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