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时,我曾下井挖煤 作者:震亚


 

高一时,我曾下井挖煤

高一时,我曾下井挖煤那是高一的第二学期,我去北京西郊的城子煤矿挖了10天煤。

虽然只有10天,却是我在北京四中读书阶段历次参加劳动锻炼中最难忘的一次。

以往,多于农忙时分去郊区人民公社参加夏收劳动。但这次却是学工,时间是1965的年4月。

当然,不是班里的所有同学都下井,体弱多病的留在井上。我虽瘦,却被视为身高力不亏的主儿,自然归入下井的那拨儿。

都知道,井下采煤有危险,所以当初学校联系煤矿时已经有所考虑——城子煤矿在京西各煤矿中还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带队老师还特意请煤矿领导向我们反复强调了井下的注意事项。但有意思的是,负责领我们下井的那位年龄并不很大的张师傅,恰恰在半年前因井下冒顶事故而受了工伤——这是他伤愈后重新上班的第一天。

同样是第一天,对我们来说则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有不安,但更多的是新奇与兴奋。与当班工人一样,下井前先去澡堂换工作服,然后头戴矿用柳条帽,脚蹬高筒胶靴,顺序到竖井口处的工房领取矿灯。

从井上到井下,是坐吊笼(升降机)。印象中,速度很快,几百米的深度,似乎只用了几秒钟就触底了。跨出吊笼,便是主巷道。环顾四周,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闪着光亮的灯,所以比想象中的阴暗的地下世界要稍微亮一点儿。不过,头上滴水,脚下湿滑,四处都是煤末子,一种异样的感觉还是立刻充溢了全身。

也许,我们要去的掌子面(采煤的工作面)太远的缘故吧?所以让我们先坐了一段罐子车,但大部分的路段要靠步行。相对于较为空阔的主巷道,向上方斜向延伸的支巷道暗了许多,而且比较低矮,需要弯着腰走。像我接近一米八零的个头儿,哈腰躬背,走起来格外费力。但这,不是最艰难的——从第三支巷道到掌子面(工作面),还有一段路是需要爬行通过的(据说,矿区有规定,只要煤层厚度在60厘米以上的就要开采)。本来,四肢着地的爬行就已经很累了,偏偏还不能空手。因为随着掌子面的向前扩展,需要随时用坑木加以支撑顶部地层的重压。所以,工人师傅们都是一人搂着一根坑木(长2米上下,直径约20多厘米)匍匐前行的。考虑到我们只有十六七岁,力气小,只要求我们每人带一块木柱帽(40来厘米长,厚达十五六厘米,置于坑木顶部,用以加大支撑面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狼狈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一抬头撞上了顶板(那可是坚硬的石壁啊!幸亏我们都戴着柳条帽),就是收腿时腰间挂的矿灯电瓶蹭上了顶板。那叫个手忙脚乱,哪有余力抱木柱帽呢。不得已,先把它往前推,然后爬两步;再推,再爬。自然,速度降了下来,于是着急,因为周遭黑漆漆的,全靠头顶的矿灯照亮眼前的一小片地方。真要是跟不上趟,迷了路,可咋办。于是又不管不顾地拼命加速。如此,总算到了我们采煤的掌子面。一位身材较胖的同学扔下木柱帽,就地躺倒;我也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缓不过劲儿来。

通常,采煤之前先要打眼、放炮。这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儿、危险活儿,自然轮不上我们中学生干。从旁看去,那打眼的电钻杆足有两米多长,开启时,震动得厉害,需要两个壮汉身体前倾、全力把控。待到打够了一定数量的炮眼后,再填药、放炮。由于每个班次都有出煤的指标,所以,等不及煤灰烟尘落地与硫磺火药的气味散尽,大家便从远处的躲避处赶回到掌子面。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师傅们的带领下,抡起铁锹把炸开炸碎的煤往铁溜子里铲和豁。这溜子,实际上就是一块块长一米多、宽约半米的半弧形铁板连接而成,斜向摆放。于是煤流就靠上下的落差,借助自身的重力,飞速滑落,其势迅猛,也很壮观。在底部巷道,自有电动运输带或煤罐车将其送到地面。

井下工作是三班倒,一个班工作八小时。但从下井到掌子面就要用去将近一个小时,回程虽是空手,也省不下10几分钟。何况,一个班次干下来,从里到外都是黑的。不仅头发、睫毛、鼻孔、体表沾满了煤末子,就是咳嗽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于是,上井后的洗澡又得费去一二十分钟。然后就去食堂吃饭。那种狼吞虎咽之势,只有后来在北大荒麦收时节的田间充饥有得一拼。所以,每天从上班开始到回宿舍,都得10个小时以上。其体力消耗的强度可想而知。

第一天的劳累,在第二、第三天反应最强烈,全身酸疼,尤其是腰腿与胳膊。但那时,讲的就是磨练革命意志,所以没有人叫苦喊累。挺过了开头的几天,之后就逐渐地适应了。

一旦适应了井下工作的强度,我们便有闲心与余力更多地观察周围的一切。

因为是老矿区,所以井下横七竖八的巷道极多,有如迷宫,而且还有不少采空区。从旁经过,在矿灯的照射下,能看到一根根竖立的坑木经受不住地层的压力已然变形;严重的,往往中间部位胀裂,木纤维呈缕缕条条状。见此情景,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之前,张师傅就告诫过我们,在井下单人是绝对不许随便走动的,稍有不慎,即使是工作多年的老矿工也难保不会迷路。

为了进一步体验过去矿工的艰辛,有一天下井时,我们没有坐吊笼,而是在张师傅的带领下,走了一回当年矿工上下矿井的通道。盘旋式的木梯,早已陈旧不堪,极陡的梯阶,稍不留意就可能踏空。许是紧张,空身下到一道坑(离最下面的主巷道还远得很呢)时,已然出汗了。可以想象,当年工人们背着一二百斤重的煤往上爬时,该是何等的艰辛。

其实,艰辛还是次要的,根本问题是危险。这危险,不是指容易得职业病——矽肺病,毕竟那是慢性病,天长日久才累积而成。这危险,是指不知何时何地就可能发生的冒顶与瓦斯爆炸——摊上了,就是大事,非死既伤。

结束劳动的前一天,张师傅领我们参观矿区,边走边聊。他说:“现在矿上已经够机械化的了,但这是跟过去比。总不能停步不前吧?所以还得找差距。这不,矿长在会上讲过,咱城子煤矿有三千多职工,而罗马尼亚同样规模的一个矿,只需50人就够了……”回到我们学生集中住宿的屋子前时,他又往北一指道:“看到那排房子没有,里面住的都是在劳动中伤残的人员,现在由国家养着。”我明白,他这么说,是在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掌握先进的技术,以便将来好为劳动条件的改善、煤矿事业的发展与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如今,时光已过去了将近50年。但回首当年的情景,那井下的一切仍历历在目。其感受,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社会的了解,意志的磨练等。有时,我也在想,当下还有中学生去煤矿学工劳动的吗?且不说学校不敢组织,即使想要组织,又会有哪个煤矿的领导有魄力、肯接纳呢?

                                                                201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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