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篇】;厌学·童工·哈佛的校门·懒汉vs骗子……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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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篇】 意外曝出的厌学 2012年11月16日,是博主下乡45周年的纪念日。 上午,博主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参加“改革共识论坛”,发言表达了一个老知青的乞盼。 晚上,老知青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纪念这个人生中的重要日子。 这天的早上,在贵州毕节的垃圾箱中,5个9——12岁的男孩,悄悄离去。 2010年11月24日,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一年级研究生的读书会上,一位刚刚入学不久的研一的女同学说:“我小的时候,与姐姐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只能供一个孩子继续读书。最后,爸爸妈妈决定让我继续读,让姐姐去工作挣钱。那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努力读书,争取学有所成,争取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去上学,争取能抚养村里那些无人抚养的孤寡老人,争取能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读书,曾经是这对农村姐妹的梦想,曾经是农民的孩子高玉宝的梦想,曾经是农民的孩子莫言的梦想,曾经是许许多多农民孩子的梦想。但是,读书不是贵州毕节那5个意外死于垃圾箱的9——12岁的男孩的梦想。 感谢新闻记者的追踪报道,我们从中了解到,这5个男孩不仅是辍学儿童,而且是厌学儿童。 5个孩子为什么厌学呢?什么原因使他们厌学呢?我们的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2012年12月4日,在汕头由于劳资纠纷引起的内衣厂的纵火案中,14名花季少女无辜丧命。其中,最小的只有13岁。属于童工。 2012年10月18日晚,广东惠州惠城区水口派出所警员在老隆街一带当场擒获10多名站街女。其中之一,出生于1997年12月,尚不满16岁。在成为站街女之前,她曾经在东莞打工。尚不满16岁的女孩在东莞打工,也属于童工。 使用童工,违反了《劳动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这些是被大火和扫黄曝出的童工。今天,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究竟有多少童工在工厂中、餐馆中打工呢? 在这些童工中,有多少是经济所迫不得已而外出打工?又有多少是由于厌学呢? 12月10日补记:《新京报》2012年12月10日A14版载,该报记者还从死者家属中获知,火灾14名死者中至少有6名女孩未满16岁,其中最小一名女孩为12岁,叫林巧妙,家住广东惠来县鳌江镇。 部分死者名单: 林亚燕,16岁
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2010年入学的那个曾经想“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去上学,抚养村里那些无人抚养的孤寡老人,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硕士研究生,2013年将毕业。她学习很刻苦,她在研二的时候已经在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尽管是这样,她能够实现自己帮助孩子、帮助老人、帮助流浪者的愿望吗?姑且不用说帮助他人,她毕业时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吗?她能够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不求宽敞的“蜗居”吗?她能够在奋斗若干年后使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房奴吗? 她的理想是丰满的,她将面对的现实是骨感的。 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毛组织了向理想社会发起的进攻,失败了,损失惨重。 邓似乎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撤退。现在看,一退再退,不仅失守了毛的“及人之幼,及人之老”,失守了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有者耕其田,失守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失业救济和养老救济,而且失守了西奥多·罗斯福的“8小时工作制”。 胡在扭转邓的溃败局面方面,是有贡献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贵州毕节的5个流浪儿不幸遇难。他们离开家庭的原因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厌学。汕头内衣厂纵火案中遇难的14名工人中,至少有9人年龄在12至16岁之间。她们到工厂打工的原因也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厌学。 2012年12月4日至6日,我只身驱车走进广西北部的大山,行程696公里,走过通向云端的盘山公路,看了几所山区的小学和中学。我看到,山区农村学校的基本设施和学生营养状况,已经在不断改进,已经在逐步取得进展。由于设立“特岗教师”等政策的出台,农村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即使父母倾家荡产、读书致贫,最终把孩子送进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常常无望凭借工资收入弥补读书的资金投入。相反,那些早早放弃读书到广州、深圳打工的同乡,却通过打工挣钱在家乡盖起了新房。 此行的主要感受是,“读书无用论”正在农村学校中蔓延。 以往,我们认为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是: 1、教学设施落后;2、学生营养不良;3、师资力量薄弱。今天看,“设施落后”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营养不良”也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也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可以展望,在不太长的时间中我们可以基本解决农村学校的硬件建设问题和学生营养问题。 相对于设备问题和营养问题,师资问题困难更大一些。如何为农村学校留住人才?这仍然是严峻的问题。但是,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会有一批较高素质的人员充实到农村教师队伍之中。这一问题也有望逐渐取得进步。与以上3个问题相比,原因更复杂,解决更困难的,是农村学生的厌学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依赖于教育的改革,另一方面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改革。 隆福乡初级中学的教室(2012年12月4日博主摄)
哈尔滨现有清洁工8千余名。2012年10月,哈尔滨城管局招募457名清洁工,1万余人报名,其中约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最终缴费成功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 培训机构专门针对此次考试开办了培训班,培训费的优惠价是580元。 哈尔滨市目前在岗的清洁工通常凌晨3点起床,4点到岗,人均负责7000平米的清扫面积,每天站立工作八九个小时。 哈尔滨市目前在岗清洁工的平均月薪不足2000元。 不改革应试教育,不疏通上升渠道,无权无势者的的子女即使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眼前的路,仍然很窄。
博主从事考试研究30年,30年间讲得最多的话或许是“考以致用”。怎样从上万名报考者中选出这457名清洁工呢?如果哈尔滨市城管局请我提出建议,考虑到清洁工每天站立工作八九个小时,考虑到清洁工会使用一些清扫机械,我的建议是:首先进行体能测试,如长跑,引体向上,俯卧撑等。以体能测试,淘汰掉50%。之后,进行国家语委主办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再淘汰掉20%。之后,从余下的约3000人中,采用抽签(电脑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457人。
博主下乡时,牧民们给博主的绰号是“牙罗乌日根达来”,意思是“急性子乌日根达来”。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成也成于“急性子”,败也败于“急性子”。 博主很少看电视,原因之一是因为博主的急性子,无法忍受冗长的插播广告。同样原因,博主也很难忍受看守总理那稳健的语速。 几年前,中国曾出现了一家像英国广播公司(BBC)那样的无广告电视台,今天已经陨落了。 博主希望,将来中国会再次出现一些适合本人这样急性子观众的无广告电视台。博主相信,中国一定会像英国一样,再次出现一些BBC这样的无广告媒体。 有线电视的出现,曾经给博主带来一些喜悦。虽然看有线电视也有广告,但可以用“快进”的方式跳过。可惜,好景不长,有线台现在也开始插入无法“快进”的广告。既然有线台已经在按月收取电视服务费,为什么还要强迫用户看广告呢? 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选择那种电视服务费收取得高一些但没有广告的有线电视服务商。我期待着这类电视服务商的出现。
基尼系数是一个刻画“两极分化”程度的指标。据2012年12月10日《京华时报》第44版报道,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12月9日在京发布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中国收入不均程度罕见。 表面看,这似乎是老1号2号的主要政绩之一。但是,将帐算在老1号2号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老1号2号对于两极分化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在他们的10年任期中,他们为扭转“两极分化”的势头进行了努力。但是,他们无力阻挡在斜坡上快速下滑的重车,无力止住在激流中顺流而下的大船。 帐,要记在他们的若干位前任身上。
毛是逆水行舟,邓是顺流而下。 毛是知难而进,邓是知难而退。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指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从长期看,则需要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 甘先生指出了教育对于推进社会平等的重要性,让人钦佩。 就今日中国而言,教育的作用固然是重要的,教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教育更重要的,一是“节制权力”,一是“节制资本”。
“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条件是“有者耕其田”。 “居者有其屋”的重要条件是“有者居其屋”。
不“改旗易帜”? 表面似乎没有改,实际上早已经改了,易了。 “大同”易成了“小康”。 “天下为公”易成了“天下为家”。 “共存”易成了“鲸吞”。 “共同富裕”易成了“部分先富”。 表面上,还是“打左灯”;实际上,早已经“右转弯”了。
真正的独立思考者总是孤独的。 在博主以真实姓名发表于1990年6月16日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第218期的文章中,记录了1989年初博主一次与朋友陈某之间的对话。我提出“共存主义(当时还是从众译为了“共产主义”)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化”的主张。 在当时,能够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人可能屈指可数。 我的朋友听懂了。他说:“理论上同意你的看法,实践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人们对于共存主义的逆反心理太重了。”20几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共存”和“共同富裕”,还有逆反心理吗?
近些年,许多人谈到“大学精神”。我在欢迎2008年的新研究生时,曾经提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的确是大学精神的重要方面。但是,仅此是不够的。 在哈佛大学的一座校门的“入口”一面,刻有“进入以增长智慧(Enter to grow in wisdom)”;“出口”一面,刻有“离开去更好地服务于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 作为大学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为人民服务”。
在哈佛的这座大门上还刻有哈佛最初的校徽:三本翻开的书,两本面向上,一本面向下。三本书象征着理性(reason)与启示(revelation)之间的互动关系。 哈佛的老校徽,使我联想到列奥·施特劳斯的“雅典vs耶路撒冷”,想到施特劳斯的“中庸”和“张力”。 此视频总共22分钟,可以仅仅看第1分钟和最后的5分钟,看一头一尾。 正是安田,使我注意到哈佛的校门。
养懒汉还是养骗子?是个问题。 福利社会主义养懒汉。今天,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养了一大批懒汉。 权贵资本主义养骗子。今天,天朝养了大大小小一大批骗子,有乞丐,有拉泔水的,有养奶牛的,有养猪的,有踢球的,有评股的,有高官,有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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