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十年，武斗的十年——为纪念文革四十七周年而作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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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十年，武斗的十年——为纪念文革四十七周年而作
作者：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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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十年，武斗的十年 ——为纪念文革四十七周年而作 序言 武斗，并非仅仅是百科名片词条里所注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早在对立群众派别组织还没出现以前，武斗就开始了，群众组织灰飞烟灭以后，武斗还在继续。文革的十年，就是武斗的十年。文革从来不是一场文斗。不认识这一点，就没真正弄懂文革。 一位研究文革武斗的八十后朋友给我传来一些资料，我们展开讨论。适逢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同时也是中国文革发动之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蜕变重生转型跨入现代文明门槛之时，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蒙昧的童年期。将近半个世纪过去，这个民族是否已经从蒙昧中清醒过来了？文革历史还会不会再次重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文革四十七周年，遂作此文。
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关于“武斗”词条的解释，把文革武斗简单表述为“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注一），是完全错误的。不说文革中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的并不都是造反派，用“不同造反派组织”来概括，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也不说武斗冲突打架并非一定就是“武装冲突”，最重要的是，不能只是从字面简单把武斗理解为对立双方的冲突，文革武斗在对立的群众组织还没出现，派别还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可以说，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文革开始之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聂元梓大字报），武斗就开始了。 文革武斗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任何人对冲击、批判、专政对象的单方面施暴；另一种是指不同观点的群众派别组织相互之间的暴力冲突。 “武斗”一词在六六年六月文革发动之初直到年底，频繁出现在刘少奇、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出现在中央文件和社论，几乎都是明确针对批斗中的打人行为。 六六年底，运动从学校发展到工矿企业、城市、农村整个社会，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分成对立派别，辩论、冲突、拳脚相向……直到武力消灭对立派。66年12月30日上海“康平路事件”——造反派工总司十几万人武力围剿并打垮俘虏保守派工人赤卫队二万人，是全国第一次大型武斗。整个六七年，大江南北神州遍地武斗频繁，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全面内战”。“武斗”这个词内涵也从原先的暴力批斗发展演变为主要是指对立派双方暴力冲突。 因为现在人们往往忽略了“武斗”一词原来的含义，本文着重谈文革武力批斗这一层面。
如果把中央六六年下半年关于制止“武斗”的讲话、文件、社论与六七、六八年中央同样是关于制止“武斗”的讲话、文件和社论加以对比，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别，通俗点说：前者是单指“打人”，后者主要是指“打架”。 “打人”的武斗，无论是群众运动的头三年的“乱期”，还是后来建立革委会以后“治期”，十年文革自始至终一天不息。 “打架”的武斗，六七年夏天达到高潮，六八年夏天基本平息，前后不足两年。 以下是六六年下半年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注二）： 刘少奇的讲话—— 1966年6月20日和8月4日，刘少奇在两次接见工作组谈话中，都分别专门提到运动中“文斗还是武斗”问题，可以“叫大家讨论”。刘少奇这里指的是对斗争对象“文斗还是武斗”。 毛泽东的讲话—— 1966年6、7月份，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多次谈到运动中普遍出现的打人问题，说了一段后来被广为引用，影响颇大的名言：“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1966年12月2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明白不误地指出，戴高帽，打花脸，游街都算武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 1966年8月29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引用三个星期前中央八月八日通过的“十六条”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提法，并加以解释：第一，这是“毛主席的教导”；第二，“不用武斗”的意思就是“不要动手打人”；第三，无论是斗走资派还是斗五类分子，都不能打，只用文斗，不用武斗（注意：《十六条》原来还有两个限制词，“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指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在辩论时”）。 .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周恩来的讲话—— 1966年8月31日，周恩来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讲话，制止“红八月”过激行为，专门谈到“文斗和武斗问题”反对武斗打人。 “8，文斗和武斗问题：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公布的《十六条》，其中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提到“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人民日报》社论—— 196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十六条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综上所述，文革初期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都是明白针对运动中暴力批斗的情况。在这一阶段，“武斗”一词就是专指以打人为主的单向暴力。 至于《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为什么前提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令人费解！因为运动开始的头两三个月出现的辩论和后来群众结社成派以后的辩论大不一样，前者完全不会出现辩论双方（像后来那样）武斗打架的情况。往往都是单位领导或工作组动员积极分子围攻批斗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少数人。这时所谓的“辩论”已不是平等的，而是把少数派作为运动中跳出来的反党分子、右派和其它“牛鬼蛇神”一样斗争，有的一样被打。《十六条》强调“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应该主要是体现了毛泽东保护少数派的意图。由于有了这两个前提，《十六条》公布后，这个空泛的口号对打人之风毫无约束力，相反暴力更是越演越烈，形成血腥“红八月”疯狂局面。也正因为如此，八月底林彪、周恩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才突破了《十六条》的限制，明令制止武斗——即对任何批斗对象都不能行使暴力。
1、文革之初学生对老师的武斗戴高帽、剃阴阳头、喷气式、拳打脚踢……北师大女附中女生甚至打死校长卞仲耘……运动开始阶段，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直接打死批斗对象的人数有限，但红色恐怖造成的自杀不计其数。以笔者母校广州八中（培英）为例，六月五日半夜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的同时，学生对一些“有问题”老教师的自发批斗就包含了上述所有暴力形式。第二天英文老师吴怀被初中学生打折腿，不久即因伤残过世。运动初期另外还有三位老师自杀未遂。 2、红八月破四旧从校园到社会的武斗八月红卫兵运动开始，标志文革暴力全面升级： 运动初期打人一般是学生自发的个人行为，现在发展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运动初期学生暴力时间较短，大部分发生在运动爆发的头几天；红卫兵暴力在八月初起，八月底形成高潮，九月中才逐渐消褪，持续长达一个多月。 运动初期学生暴力以羞辱老师为主，拳打脚踢免不了，头破血流不多见，一般不会直接伤害性命；红卫兵暴力对象由老师到同学到社会各阶层，手段残忍血腥，视人命如草芥。 运动初期学生暴力是在学校领导瞬间几乎瘫痪的无政府主义混乱时期的产物，学校不支持但也无力制止，大约一周后工作组进校基本停止；红卫兵暴力是工作组撤走后红五类主导学校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混乱时期的产物，不但无人制止，还因为毛接见，舆论吹捧鼓动，派出所支持协助而肆无忌惮，变本加厉，越演越烈。 红卫兵标准配备是用于打人的铜头军用皮带。据不完全统计光北京一地就打死1772人。打人杀人之风弥漫全国，大小城市无一幸免。这是在十六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之后随即兴起的“武斗”，非常讽刺。 3、群众组织斗走资派时的武斗： 虽多半不直接伤害性命，但也相当残酷，造成伤残、自杀的为数不少。黑龙江斗争任仲夷时剃阴阳头，淋墨汁，喷气式，戴高帽的历史照片，十分典型。维基百科引用《环球时报》报道，红卫兵毒打彭德怀：一天被打倒七次： “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要彭德怀交待“你为什幺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你为什幺反对毛主席？”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这种武斗，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大同小异。 文革后原造反派成员出了不少回忆录，或明或暗表示造反有因，皆是自己人权被打压伤害，鲜少反思自已如何伤害他人人权。 有的人误以为保守派就一定保护当权派，其实有时候保守派下手更狠。原因很多，主要是为了洗刷保皇的名声，表示自己也是响应毛的造反号召，把己方不悦的干部当靶子打，往往更把支持对立派的干部斗得死去活来。 4、67、68年“群众专政”对“四类分子”的武斗： 六六年八月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六七年八月广州“吊劳改犯事件”、六七年夏末湖南“道县大屠杀”和自六七年秋至六八年秋持续一年的“广西大屠杀”，还有前面提到的臭名昭著的红卫兵破四旧“红八月”，都是文革中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群体性暴行”。其特点是当时文革当局的纵容下，由群众自行执法。其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一句话：“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武斗，由对个体的武力批斗发展到对群体的血腥镇压；武斗，由两派的武装对抗发展到得势派扑杀失势派的“人类灭绝暴行”。文革武斗两种形态在群众专政的口号下交融一体。 5、革委会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武斗： 68年5月，文革群众运动还未收场，清理阶级队伍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陆续成立以后一打三反、清查516、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波接一波，新生政权主导的各种批斗会依然“武斗”不息，笔者母校一位生物老师，脱帽右派梁钧堂熬过了文革初期学生的批斗，却在群众运动结束，原老三届红卫兵都已上山下乡，70年由革委会和工宣队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批斗中跳楼自杀身亡。所有政治运动最惯用的手段就是逼供讯，大量的冤假错案由此产生。全国清队运动中的自杀死亡人数是十年文革之最，也是解放以来之最。 （暴力的威慑力产生的后果有时甚至超越暴力本身。笔者正在阅读美国历史家索尔写的《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书中写道，在大屠杀还未开始以前的恐怖气氛中，1940年5月中旬一周内，就有大约200名绝望的荷兰犹太人自杀。） 文革后期轰动全国的“李一哲事件”，批判李正天的一百多场批判会，即使毛泽东发了话“让他讲话”，仍然有七十多场是武斗。七五年十一月在矿山的批斗会，更把他打得躺在血泊中达三个小时……(注三)
四、惊心动魄的文革武斗记录 1、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注四）一书笔记斗“混蛋”种种___ 师大女附中:“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下，十名红卫兵坐椅上,“中间”家庭的二十五 名学生坐地下,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勒令站在教室前面,脖子被长绳拴绕在一起,逐 个交代自己家庭的“反动罪行”,最后还必须连说三声“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 死”。 北大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发明地）初一女生,右派子女万红被同学追打躲进厕所,向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八一八曾代表红卫兵在天安门讲话)求救,彭不但不救,反而把她拉出去,使她被铜头皮带打,被令站在凳上挨斗,凳子被抽,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 高中男生朱同,右派子女,被关在地面积水的小房间,如动物关在笼子般被“示众”。朱 同最后被打成重伤,爬回家。 当时“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埸……一个红卫兵鞋子上沾着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 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晕不吃素.” 13中:“狗崽子”任春林被红卫兵用铁链拴住脖子,强迫他象狗一样爬回学校,和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关押,在“红色恐怖刑讯室”拷打,在全校二千人大会斗争,最后和他八十四岁的外婆一起,全家被驱逐回山西农村…… 尽管如此,任还算幸运了,相较同一学校初三学生武素鹏被套在麻袋里用木枪打死…… 清华附中:所谓“出身有问题”的高一学生杨爱伦被斗后卧轨自杀成重伤,终生残废。另一高二学生郭惠兰喝来苏自杀,因附中红卫兵在电话中告知是“右派学生”,医院不予抢救,死亡时十九岁。 …… 骇人听闻的暴行种种___ 强迫“牛鬼蛇神”在煤渣地爬行,红卫兵在后面用皮带抽,有人还用军用皮鞋踩女老师手使劲碾…… 用厚重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抽人,可以把衣服打烂嵌进肉里,血肉模糊,衣服都脱不下来…… 火柴烧头发,暴打,再把打昏了的人捺在喷水池闷死…… 令孕妇跪桌上,让红卫兵脚踏其背摆姿势照相,然后一脚把她踢下来…… 把70多岁的老人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再用滚水浇烫…… 让老教授套上农民的骡车在院里来回跑…… 用绳子套人脖子,有用自行车拉着跑…… 大刀从肩膀劈下,捡验对方是装死还是真死…… 骑车在尸体上来回碾…… 不可思议的求死种种___ 有一人自杀,也有夫妻二人,一家三口,举家五口……自杀。除了沉水,上吊,卧轨,喝毒药,放煤气,跳楼……等等,不少人在不具备上述自杀条件情况下,仍然千方百计但求一死: 有扎进水缸或浆糊缸中求死…… 有把绳子结在铁床上,平躺套脖子窒息而死…… 有用斧头劈死自己…… 有用铁通条一头顶着墙,一头扦进脑袋…… …… “红八月”一瞥___ “文庙”,古代中国最高教育殿堂。烈火熊熊,29名“牛鬼蛇神”围绕着正在焚烧的书籍,戏服等跪成一圈,后面红卫兵用皮带棍棒,木刀,长枪,金瓜锤乱打…….(第二天,跪者之一的老舍投湖自杀.) “宽街小学”,位居市中心。一群13岁以下的小学生,把校长打昏后按在积水的沙池窒死,把她丈夫也拖来学校打昏（两天后死亡），还把教导主任也当埸打死…… “灵境胡同”。一辆平板三轮车拉出十多具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 “火葬场”。由於每日数百人被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自杀,卡车,平板车不断送来层层叠叠的尸体,焚尸炉供不应求,必须排长队等侯,炎夏高温,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的尸体气味可怕…… 2、季羡林《牛棚杂忆》（注五） 一九六七年冬天，中国梵文研究的权威，原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被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第一次批斗： 我屏心静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 果然，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 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 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跟头，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 季书和其他同类“控诉文革”的回忆有所不同，他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指名道姓直斥打人凶手。工人阶级理论少拳头重，打耳光用脚踢他都“习以为常”了，最让他痛恨的是堂堂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大学生暴力不但残忍还刁钻,例如：规定所有“牛鬼蛇神”劳动前要背毛语录，背错一个字就打耳光。一位年纪实在太老的地球物理系教授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惩罚生物系总支书抬头望烈日不准眨眼，否则就拳打脚踢；命令教蒙古语的女教员向正对自己向上斜长的树枝走前…… 读罢此书，深感坊间林林种种红卫兵回忆，字里行间充满对自己曾叱咤风云的那个时代的怀念，不是一个弄潮儿的豪情，就是一个弄潮儿的失落，少有人设身处地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反思这段历史。抚心自问，虽然自己在文革那动荡混乱的岁月，没有直接做过任何有违人伦坏事，但不也曾是“学生斗老师”的积极参与者，暴力后面声嘶力竭喊口号的帮凶吗？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时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季书中提到七十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伤痕文学”，认为相对于被冲击的知识分子等，红卫兵一代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受伤害的人多数沉默，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抒发出来。当年的“文革凶手”范围广，人数多，许多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包括季的助手）。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文革隐匿者”（胡发云语）。 经历文革的老三届人没有认真反思，忏悔；文革作恶多端的坏人许多已经逍遥法外甚至平步青云——就凭这两点，安知“中国梦”不会成为“文革噩梦”？ 3、丁抒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调查丁抒《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注六）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於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已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ｘｘ类人"。被归於"ｘｘ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清阶"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 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所以敌人们或是"反动资本家"，或是"政治骗子"，或是"国民党嫌疑"。有的叫"历史反革命"，有的叫"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叫"反动会道徒"，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譬如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支左"的军队干部把天津市塘沽碱面厂的八个工程师定为特务，施加种种酷刑，结果八位工程师全部打死。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而且"家庭有问题"。其实许家的唯一"问题"是许的哥哥在中学念书时，曾被诬蔑参加"反动组织"判过三年管制。 在"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按指印，回家对女儿无法交待而自杀。而实际并无被逼按指印的事，这个戏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编出来的。而今的真实故事是，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上吊死。 事後，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一九六八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如何办？ ㈠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 ㈡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 ㈢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 後来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赴甘肃联合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说："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江西大屠杀 江西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人程世清。该省的口号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後，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l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
中国革命一大特点就是运动不断，通过运动整肃异己，清除异端，镇慑疑者，最后统一思想，绝对服从在领袖一个人的意志之下。 运动的表面形态基本不外武斗和文斗两种。但实质上两者皆暴力，区别只是，前者是赤裸裸的暴力，后者是加以掩饰的暴力。 历数主要的政治运动：杀AB团，延安整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淸，文革斗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直接公开斥诸武力的“武斗”恐怕只有一九三零年江西“杀AB团”和一九五一、五二年的“镇反”两次。相对而言，其余基本上每次运动都强调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强调政策，文革时更把“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但实际执行中要打照样打，要杀照样杀，特别是运动开始发动群众阶段总会放纵暴力，事后即使承认过火，也不会追究责任，惩罚施暴者。 文革暴力的前身是四清暴力。互动百科提到： “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发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既可能就发源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土改斗地主比四清对农村基层干部搞批斗逼供讯残酷不知道多少倍。笔者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曾听一位姓阮的老华侨谈侨乡台山端芬土改斗地主，枪毙不少人，他的父亲在枪毙地主时被垫尸坑，恐吓逼迫交银元。一些地富女眷在追逼浮财时被阴部涂蜜，放蚂蚁，扎裤脚……。笔者有一位也是端芬的老华侨朋友，多次向笔者谈自己的隐私——母亲在土改时被农会抓去强奸…… 再上朔“延安整风”，顾名思义应该是“文斗”了吧？确实，目前有案可查的延安整风只枪毙了王实味一个，而且据说毛还大怒。毛是吸收了江西滥杀AB团教训的，正是王实味死后，毛发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名言。但由毛泽东全盘策划指挥，刘少奇负总责具体领导，康生前台充当第一线打手的延安整风，正是开了表面“文斗”，实际大搞逼供讯的先河，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起了示范作用。 读读已故党史研究专家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注七），就明白文革武斗的源头由何而起了。 （以下摘录） 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 …… 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 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 手段之三：饿饭。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 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
“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无需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2013年6月1日初稿于芝加哥，6月15日二稿毕）
注一：关于武斗维基百科—— 武斗，是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文鬥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 全国最大一场武斗是1967年7-8月间在重庆发生的杨家坪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谢家湾地区被夷为平地。后经林彪、周恩来直接干预才停止。 重庆现保有全国唯一的武斗公墓。 百科名片—— 武斗，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 注二：资料来源中华史林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46/20/53/1_1.html注三：陈锦禄《李一哲事件纪实》中国焦点出版社注四：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注五：季羡林《牛棚杂忆》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网上阅读：http://book.qq.com/s/book/0/17/17548/注六：丁抒《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独立中文笔会http://blog.boxun.com/hero/dings/50_2.shtml注七：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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