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一：1970日记选议（4--5月）科研小组·不安心·种稻“缺粮户”·春插大忙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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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一：1970日记选议（4--5月）科研小组·不安心·种稻“缺粮户”·春插大忙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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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一：1970日记选议（4--5月） （13）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 那年3月下旬回生产队以后有过短暂的“激情重燃”，及至4月，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事情。 1970. 4. 1 星期三 雨转阴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今天是一周年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九大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社论。应该说，在九大召开以来的一年中，我确实没有多大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后退。我应该从中吸取教益，振奋斗志，在新的一年中，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有所前进。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刘今天差不多花了一天的功夫对自己进行总结，我想，我也应如此总结一下（以往历次说总结，都未曾见之于行动）。 上午整理了书籍，捡出一些准备寄给弟弟。另外按规定给食堂挑了两担水。午后躺了一会儿，开始给家里写信。下午感到很无聊、空虚，实在是浪费时间，白度光阴。五点多钟我们就吃饭了。今天除郭和费外，其余男生均未出工。 晚上各班干部开会讨论明天学习班如何办。会上宣布了三结合科技小组成员，有LX、JL、[下放干部]周、桂和我。这对我是一个意料不到的事。队里已拨给科研小组十亩试验田。这十亩田从耕到收，全由科研小组包干。另外还要搞气象台什么的。日内将正式开始。这无疑是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极好机会啊！ 【忆与议】 从网上查到1970-4-1的社论，不禁回想起当年电台广播的“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现在网上某些视频资料再现当年“气宇轩昂”的游行场面、“慷慨激昂”的广播话音，确实具有类乎如今“传销培训”那种致人走火入魔的“神力”，不知道这样的作为在心理学上是什么道理。 当年恰恰就在此等“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宣布我成为生产队科研小组成员！实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问题是，我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知识，却要我搞科研！使我不知所措，惶惶然，唯有勤勤恳恳地干活、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吧。 1970. 4. 2 星期四 晴 今天从早到晚办了一天学习班。内容是落实中央三个文件，狠抓五七大军中的阶级斗争。主要目标是×××，但他的态度不好。△△△主动承认了自己偷窃班里的公款、粮票一事，并作了一番“深刻”的检查，但其他问题没有坦白。学习班将于明后天晚上继续进行。△△△晚饭后承认了自己与半导体失窃一事有关。 中午，食堂吃了一顿糯米饭。 【忆与议】 日记中“落实中央三个文件”，正是指当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尚方宝剑”——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现在网络上“百度百科”的“一打三反”中有上述三个文件的全文。我们那儿把知青也列为运动对象，知青中确实有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事情，恰逢“阶级斗争”的风头上，实在恐怖。幸好我们大队没有发生无限上纲的杯具。 1970. 4. 3 星期五 晴 不知怎么搞的，脚底一处红肿灌脓，疼痛，行走不便，故没有出工。午饭后……3点半左右被老周叫去打扫科研小组“办公处”，五点多钟结束。据老周说，桂、周和我将搬到那儿去睡觉。吃饭大概也要另起炉灶了。“办公处”是在原BY家里。（此新屋系BY贪污退赔，作700元给队里了）。目前小组仅一张方桌、二条长凳。队里拨下了13坵田。小组内应有良种培育、气象预报等。这是老胡中午对我说的。 昨天晚上，支书说，今后林场、猪场概与队里无关，故费与黄不必参加五七大军的会议。今后，若不经大队和林场同意，费不能继续下山了。 【忆与议】 我始终不知道当年“科研小组”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起蓬头”而已。组员LX、JL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正儿八经的科研就说不上了；两个下放干部也不是从事农业科研的；知青更是两眼一抹黑，刚刚知道一些基本农活而已，就要“一步登天”？！既没有恶补基本知识的机会，也没听说有具体的科研计划，头一件大事是撑起门面——啼笑皆非的“办公处”。至于把BY的新建房收归队有，作为“办公处”，是生产队干部BY的“贪污退赔”，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新房子也物归原主了。 那年在大力发展林业副业等等的口号下，一批林场、猪场犹如“雨后春笋”。知青最关心的是，被安排去了山上林场的知青，未经同意不能下山！当地农民尚能回村里与自己家眷团聚呢！实在有画地为牢的恐怖感，理所当然遭到知青抵制，那几位知青根本没有理会那些莫名规定，照旧隔三差五参加知青的各种活动，让那些规定最终无声无息地化为乌有了。看来试图用军营化方式管理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农业生产是注定失败的。大跃进如此，五七指示绘就的“蓝图”也是如此。 1970. 4. 4 星期六 晴 早工没有出。上午挑肥，下午（足耒）秧田。都比较轻松。 我是不大愿意搬到原来BY家、现在科研小组所在地去住的。可是[下放干部]老周说，住在一起是最起码的条件，是否在一起吃随我们的便。桂也没有坚决地反对，于是在中午搬了床。这真正是只搬一只床，其他东西仍留在楼上。搬过去睡觉，比在楼上要寂寞得多，而听不到半导体，则是万分遗憾的事。 【忆与议】 科研小组也要实行“同吃同住”，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但还是随了大流。因为当时流行的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其实，这种注重形式的做法很快就付之东流，仅仅十天就结束了！后详。 1970. 4. 5星期日多云转阴 今天出工一天，觉得非常疲劳。早工是挑瓦两担，掮木条一次。从上午开始，科研小组正式“开张”。今天仅周副组长、桂和我三人。挑土砖灰到田里，上午各挑7担，下于1号田。下午结束前周因要烧饭，提前收工，挑5担，我俩挑各7担。1号田共下肥30担，2号田下肥8担，5号田2担。全天共40担。 1970. 4. 6 星期一 阴转雨早工挑塘泥。我和桂各挑4担。其中2号田6担，？号田2担，共8担。上午挑塘泥，还是三个“上海人”。除周挑7担外，我俩各挑8担。其中8号田3担，3号田12担，4号田5担，6号田3担，共23担。下午继续送肥。第一担是塘泥，以后仍挑土砖。因下雨、路滑等缘故，下午只挑了6担（老周5担）。其中4号田9担，5号田8担，共17担。全天共48担。 据老周说，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所在鄱阳湖畔是血吸虫病流行地区。 1970. 4. 7 星期二 雨转阴 前几天劳动，使我很疲劳，身体也很虚，挑担时，常常是满头大汗，汗如雨下，再加上今天桂、周都去公社开会，剩我一人，所以早工没有出。昨晚还在同队里商量把我班的猪卖给猪场，可是到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死去了。据诊断，是猪瘟。猪既死，也无法叫它起死回生了。早饭后，我班都未出工，杀猪。我帮食堂烧火。猪肉一部分卖给社员，大部分是给食堂，0.65元/斤。 刘今天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春耕生产誓师大会。晚上队里也开会传达了大会精神，主要是专区五年计划。费今晚下山。他们林业队工分全部在底分上加一成。今年仍在小队核算工分价值，明年起林业队成为独立的核算单位。5月开始修山。 【忆与议】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如何有关科研的基本知识，但从书本报刊上看到的科研介绍中，还是知道单单埋头干活是不够的，当年我的日记总体上是“无心插柳”，但也有例外的“有意栽花”——确实是刻意把“科研小组”每天的具体活动记录下来，目的是留下原始数据，因为我发现没有人收集这些资料。不过，那个“科研小组”最终还是昙花一现，后详。
虽然作为一个念到初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的识字青年，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学习和培训，一旦“委以重任”参加“科研小组”，还是想认真干活、虚心学习吧。可是，事情的发展实在出乎意料。 1970. 4. 8 星期三 晴 早工挑猪粪。我和桂各挑4担，5号田4担，6号田4担，共8担。 上午照例送肥。桂不再参加科研小组的送肥，而回到自己组里去了。他昨天对刘说，过几天他搬出来住了。前几日他也几次对我说，过几天准备退出小组。我征求老周的意见。老周说，等老胡回来后再说。我本来也打算回组，但最后还是采纳了刘的意见：一个人去挑！上午共挑了8担，其中6号田6担，9号田2担。下午还是一个人“唱独角戏”，9号田1担，6号田1担，10号田5担，均猪栏粪。休息以后，挑塘泥5担，下于11号田。共12担。全天共计28担。 下午出工时，恰遇支书，我问他“下午是否仍给试验田送肥？”他说“随便你们嘛”。下午他就在试验田附近拖泥船。 晚上基干民兵开会，评五好战士。反正评来选去还是那么几个。睡觉前，桂说，日内将床搬回宿舍去。这是我也赞成的。他还说，以后试验田活计干完后，就回组劳动。 【忆与议】 当时为了解决“出工不出力”的难题，生产队对送肥制定了指标，完成了指标即可回家，增加了村民自由活动的余地，受到了大家欢迎。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知青“大食堂”有每月每人交柴的指标，如果早早完成生产队的劳动指标，就可以去砍柴，免得以后砍柴占用出工时间而少挣工分。这是插队知青面对生活的现实不能不考虑的实际问题，而那些空洞的“热情、理想、奋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从4-1宣布“科研小组”成立，4-3小组“办公处”开张，4-5小组活动开始，一直只有三个“上海人”（两个是上海知青，一个是原籍上海的本县下放干部）在忙活，都没有农业生产知识，能忙活些什么呢？而作为“科研小组”成员的干部LX、老农JL则从未在“小组”中露过一次面。支书那句回答：“随便你们嘛”，使我大惑不解。 1970. 4. 9 星期四 阴雨 半夜起下起倾盆大雨，终日未止。早上送肥三担。我和桂仍往试验田送。今天是11号田，6担塘泥。早工结束，身上被雨淋湿百分之五十以上。故上、下午工均未出。上午，先换去湿衣服，然后与刘、沙玩扑克，直至中午。午饭后，想写信，但心思集中不到这上面来。近三点钟，徐召集未出工的同学开会，商量了一些有关大食堂的事情。会开到五点钟结束。晚上也没什么事。八点半，听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后就去睡觉了。睡在科研组很枯燥，又不方便。 【忆与议】 那些年无聊的时候最常用的解闷方式是玩扑克，虽然自己每每觉得是虚度光阴，但又不想鹤立鸡群，还是追随大流吧。此种心情是很痛苦的。所以到1975年“病退”回沪以后，我决计与扑克绝交，从此再也没有玩过一回。 1970. 4.10 星期五 阴雨 大雨一直不止。早工送肥4担。我和桂仍送试验田。7号田，6担塘泥，2担牛栏粪，共8担。 近两天来，我对科研小组似乎是越来越失去信心了，本来劲道很足，自8号后，我越想越馁气了。开始我的信心尚大，决心坚持下去。后来，支书说“随你们的便”，就开始有些泄气了。昨天以来，更觉得“没味道”了。而队里对科研小组也太缺乏关心与领导了。怎么办呢？不知其所以然也！ 【忆与议】 在“科研小组”开始活动以后，我望眼欲穿的是希望能够恶补农业生产科研知识，因为我不懂生产，也不懂科研，满以为干部和老农已有安排，我会在努力劳动的同时学习做好科研方面的事情。不料，支书如此回答，实在大失所望。如今想来，也实在怪不得支书，他以及其他干部和下放干部都是按照上级命令办事，对于科研也实在是不知道个所以然，因此。我问支书也等于白搭。进而言之，那个时候把“科学种田”喊得震天响，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式的闹剧罢了，把来不得马虎的科学研究变成了滑稽。 记得我们两三个“上海人”天天往那几块“试验田”里送肥，村民们不屑一顾地说：“我们谁不知道多下肥会增产啊？这也要做试验吗？”我等知青哑口无言，下放干部也当作没听见。村民们说的是真话、实话啊！当时我们所在的云庄一直被批评是“老三百”（意思是亩产一直在三百斤上下徘徊），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肥料，一些山高路远的田块几乎年年无肥可施，无止境的获取却没有必要的投入，显然是亩产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自然环境条件（如山区的日照、气温、水温等等）对水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这些都是后来慢慢了解到的一些肤浅知识。但在当年就只强调亩产。 其实，当年的亩产要求也大有“一刀切”之嫌疑。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称“四十条”。新华网、百度百科等网站上均有全文），对粮食生产有这样的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整个中国都要在十二年之内实现亩产翻一番甚至更多，对偌大区域里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只是轻巧地带过一句话“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理解执行的，恰恰相反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了“长江以南要达到亩产一千斤”的口号。当年还把八百斤、一千斤的亩产指标形象化地称为“过淮河”“跨长江”。 结果呢？时间已经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我们那儿亩产量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五年的要求！更遑论翻一番、“过淮河”“跨长江”了。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样的“三大革命”口号，但事实上是把阶级斗争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生产、科研也不时采取“群众运动”方式。且不说我们知青在农村那么多年，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纲要》；就是科学实验，在那个时侯也是只知道按照上级通知办就不会错。在我1970-5的日记里，记载了“大队革委、三队支部、民兵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分别是1200、1400、1100”。当然后来没有人提起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人追究空话、大话的责任。若无日记，我也早就把它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村民们的真话、实话至今仍在脑海中回旋。 直到八十年代我从事科技工作以后，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科学研究决不是可以一哄而起、采取群众运动乃至大跃进形式的。联想到无疾而终的“科研小组”，农村要发展并不是只有提高亩产量一条路可走，即使是要提高亩产量也不是简单的埋头苦干就能解决问题的。
1970. 4.13 星期一 阴雨转晴 今天出了一天工。内容是翻地，这活儿挺累人的。 1970. 4.14 星期二 晴 由于昨天劳累，所以今天起得较迟，出工一点儿也不知道。上午洗衣服，然后揩了席子。席子发霉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睡在科研组，室内潮湿；其次是因为席子使用至今竟从未揩过一次，去年夏天汗水如今回潮了。同时还晒了被子、棉袄。 中午吃菜饭，一下吃了7两。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扫宿舍。3点左右开始。把床铺从科研组搬了回来。关于搬回原处一事，中午我问了老胡。老胡说，随你们的便，搬回来也可以。老周这下觉得“要自觉地做人”“一个人睡这么多的房子，老俵有意见”。征得老胡同意后，也决定搬回原处。还叫我帮忙哩！他和桂今天再睡一晚，明天也将正式搬出来了。我从4日中午搬进去，到今天下午搬回来，整整睡了十个晚上！ 【忆与议】 看到这段日记真有点不可思议，在那些蹉跎岁月里，按照我的“惯例”和“脾性”，我只会跟在别人后头，只知道老实、听话，从来不会“冲锋在前”，怎么会在“科研小组”三个“上海人”当中第一个提出搬离“办公处”、“打回票”了呢？如今实在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即使再勉强维持着，也无济于事，因为那样的“科研”实在没有一点基础，犹如无米之炊，必定难以为继。 1970. 4.15 星期三 晴 今天没有出工。早饭后去牛门口上面山上砍柴。原以为不多，跑去一看真不少，先掮了一捆回来（此时9点），然后取一挑夹与刘再去。又砍了一些，约有近百斤，挑了一半，实在无力到家（因肚子饿），就放在路旁一些，恰刘回来帮我挑，我也把留在路旁用裤带一扎，掮了回来，比较吃力。12点多钟回到家，3个小时。午饭后，稍休息了一下，帮食堂称谷。2点多再去砍柴，5点多回来。先挑了一担回来，约80斤，再去扛了一根，约20斤，计100斤。上午算120斤。全天共计220斤。下午由于体乏，故砍起来就不如上午有劲。以后应注意，不要花一天时间砍柴。这样，本月任务还有30斤。上月还有85斤尚“欠”着哩！一天砍柴使人感到很疲劳。 1970. 4.16 星期四 多云转阴 老周通知我，上午往试验田送土砖灰。可是我感觉非常疲劳，昏沉沉的，只想睡觉，于是就未出工。上午昏沉沉地睡了半天，仍感不适，浑身发烫，所以下午也未出工。 1970. 4.17 星期五 多云转晴 昨天傍晚起风，半夜下起雷雨，床头漏得很厉害，不能入睡。大约2点左右才进入梦乡，故早工没出。然前天砍柴伤了的元气，至今未复，故一天未出工。 上午开工时遇到老周，他说昨天一个人挑了一天肥，吃力得很。老胡说“他们（指我和桂）不愿搞，就算了”。 1970. 4.18 星期六 阴雨 从上午起，又开始下雨了，真讨厌。身体仍感不适，上午头昏，故仍未出工。 1970. 4.19 星期日 阴雨 今天午前又问了一下老周科研小组一事。他还说那句话，“老胡说‘他们不搞，就算了’”。我真伤心、灰心透了。大队领导对此太不重视了。 【忆与议】 回想当年，我埋怨大队干部不重视科研小组（还不敢公开说出来，仅仅“腹诽”而已），而大队干部无奈于知青不想搞科研（也始终没有面对面的对话），实际上这种互相不满意的原因之一是彼此之间的“互动”有问题——他们指定了“科研小组”成员，就以为可以等待“摘桃子”（成果）了，知青不是有知识的青年吗？而知青以为领导上已经有具体要求与办法，我们照办就是了。总之，彼此以为对方“成竹在胸”。如果再深入一步想想，就可以发现，当年的双方存在一个共同的误区——对科研都没有最基本的认识与知识。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件时隔二十年的往事。九十年代初期，云庄村的新一代干部与“大回城”已经十余年的知青联系，说是他们打算在村里搞一些小工厂，我很高兴，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变化。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现在村里有许多高中生了，办厂没问题。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误区，提醒他们：文化知识是个基础，办好工厂还离不开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市场知识……，所以要培养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嗣后，有关办厂的事情再未提起，倒是听说村里愈来愈多的青年人成了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据说，凡是考上大学的，村里奖励600元。虽然大学生纷纷飞离了山沟，但山沟里的日子也在慢慢好起来，农业生产的方式也在缓缓变化中。当年“高速、快速”口号下的“大干快上”式的“大折腾”不再出现。 1970. 4.20 星期一 晴 早工是翻地。上午和老周、老胡插秧，试验试验。由于天气不好，秧苗生长缓慢。所以，无论拔秧还是栽禾都非常费力。加上又搞密植，用禾架插秧，速度更慢。上午3个人仅栽2.2分田。 身体很虚。早工翻地不说，就是栽禾时，头上虚汗也滴落不止。下午周、吴去买米了。刘、郭、屠都不准备出工，于是大家都未出工。 【忆与议】 虽然“科研小组”的“办公处”是人去楼空，但活动还暂时持续着。那年春天气温偏低，早稻秧苗生长十分缓慢，也是正常的，却非要“试验”插那些又矮又小的秧，半天时间只栽了人均7厘田（40多平方米），实在笑死人。而为了实现“密植”而“发明”、使用的“禾架”，则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新农具”，待整理下一步日记时细谈吧。 1970. 4.22星期三阴雨终日下雨，雨量太大，此雨不佳，影响生产，插秧因此延期。然而季节的飞逝却不肯延期或减速呀！早上没有开工。上午三组未开工。二组规定女劳力不准出工，未免有些滑稽。下午开了些工，多半是无事找事，勉强着干。 【忆与议】 在那样的“集体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是不讲究实际效率的形式主义。
在我们下乡一周年之际，1969-11初，我们第一次听说了“两年后可以上调”！见《1969日记选·如此传言“动摇军心”》。虽然这样的风波很快平息了，但是就像俗话说的，“有了一就会有二”，仅仅过了四五个月，“军心动摇”就卷土重来。 1970. 4.10 星期五 阴雨 陆在午前回来。这是他们的休假期（每月三天）。不少人对他们民工的生活待遇垂涎欲滴。民工每日伙食费0.60元，同时队里工分照记。 1970. 4.13 星期一 阴雨转晴 队里重评了工分。每个人都增加了若干。我又恢复了6分。不知是什么道理？而郭反而仅5.7分，所以他又“想不通”了。 陆今天早上回大洋洲“新干战备公路指挥部”去了。 【忆与议】 在那个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里，除了极少数“苦行僧”式的“真正革命派”之外，芸芸众生还是要面对实际生活的。在“农村集体经济”下拼命干一年仍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怎么办？当时，征用“民工”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村民和插队知青都期待着有机会到外面去挣一些“快活钱”（待遇相对好一些的活儿），同时也是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日记中那次修“战备公路”征用“民工”，就可以有每个月三天的休假，还有每天六毛钱的伙食费折合18元/月，再加上生产队给工分，真是了不得的“美差”啊。相形之下，知青即使是评上了6分工分，最高7分，又值几何？即使是达到1968年1.22元/10个工分的最高纪录，也不过一天七八毛。而1969年由于老天不帮忙，收入水平大幅度跌落到0.80元/10个工分，只相当于一年前的六成多！一天出工干活还不及“民工”的一天伙食费补贴。这种冷酷的现实并不是什么热情、口号、精神就能改变的，因而促使大家更加渴望有机会摆脱“靠天吃饭”的境地。 1970. 4.14 星期二 晴 费傍晚下山。前天支书到山上给林业队办了一个学习班，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什么“不准下山”“下山不准带东西”“不参加队里的一切活动”，等等等等，多得很。 1970. 4.15 星期三 晴 公社刘主任来云庄。晚上召集干部开会，十点钟才结束。沙回来传达了一些内容。与我们关系最大的是可能要吃商品粮（公社常委会决定，上报县革会批准）。公社报了15万斤粮票，云庄大队3万斤，但仍不够。 1970. 4.17 星期五 多云转晴 宋今天听BZ说，可能要在上海青年中抽人去工矿了。据说，分宜到赣州的铁路沿线多是工厂。听说樟树至吉安的铁路是系误传。 【忆与议】 接二连三的风言风语——知青可能要吃商品粮了，知青可能要有人进工矿了……，把知青的心搅活了。因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干部们说的，他们是不会乱说乱传的啊。虽然这些风言风语又像数月前那样没有了下文，但是知青的心思在连续的波动之下是越来越难以平静了。至于这不准那不许的“清规戒律”连村民也管不了，知青就更加当做耳边风了。这种五十年代就试图在“集体化经济”的同时实行“军营化管理”的乌托邦，直到八十年代终于彻底垮台。 1970. 4.19 星期日 阴雨 中午，我班男生“聚餐”。费将其带来的一瓶“五香带鱼”和一瓶“油焖大头菜”拿出来吃了。 晚饭后，食堂开会，由刘、李、徐传达了公社五七大军讲用会精神，赵作为我公社6个代表之一、全县34个代表之一，将在5月上旬去专区开讲用会（比例是1%）。 闲谈时，大家都认为，此次公社五七大军讲用会强调“政治可靠”之后，在我们基层也将照此办理。这是必然趋势。事实上是将注重出身。 【忆与议】 生活上的清贫、艰苦并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还有可怕的“出身”幽灵，犹如“紧箍咒”！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家属也为父辈甚至祖辈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从小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参阅羊城晚报《<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回忆》） 1970. 4.23 星期四 晴 刘带回这么一条消息：专区有文件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二年后另行安排，但“五大员”（即教员、猪场、林场等）不在内。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军垦、边疆、基层（文教财贸单位）”。21号晚，老胡在传达公社讲用会传达的专区政委的讲话时就流露了一些，如“两三年后”、“不要不安心”等等，有一点是毫无二致的，即“国家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讨价还价”。 【忆与议】 看到这些记载，感叹不已。不知道当年的专区文件是否还在？何日可以解密？如此“动摇军心”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1968-11就出现了“异动”！参见1969日记选的《如此传言“动摇军心”》。尽管如今有人在网上收集并发布了众多资料，力图证明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知青上山下乡出自于伟大领袖的决策，又由敬爱的伟人亲自筹划，还充满对一代青年的无限期望，云云云云。事实上，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自上而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思想”“一致行动”的，在各地、在低层，对如此规模、如此做法的上山下乡，有着不同的想法与做法，层出不穷的知青“另行安排”是值得研究的。 1970. 4.24 星期五 晴 早饭后，老胡叫我去栽禾，我说我们搞芋头地，他说“你就去搞吧！”我乘机问了试验田一事，他说“怎么不搞呢？现在田还没搞好。”说实话，自昨晚听刘那么一说之后，确实不大想搞下去了。 【忆与议】 接踵而至且仿佛是近在眼前的“另行安排”消息，能让知青安心下来吗？而我对“科研小组”也就从先前的期望转变而成的失望，更增加了“敬而远之”！毕竟，“跳出农门”才是“硬道理”。
下乡之后的第二个春天来到时，我们对那些绵延了千百年的原始种植方式并没有多少新奇感了，倒是“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让世代种稻为生的农民也觉得目瞪口呆、无可奈何了。 1970. 4.24 星期五 晴 一早五点多钟，社员们就去新街上担谷，我们都是“缺粮户”了。部分人去四、八班芋头地开畦。我班男生全部去本班菜园，砍了园子里的一棵树，以利今后蔬菜生长和撘南瓜棚。 中午吃面条，每人5两。下午新街上回来后，吃了“点心”面泡饭3两。晚上又吃了三两饭，全天共1斤5两，创最高纪录。7点1刻左右吃晚饭，闲扯一会。再抄了一张三组的挑战书，已是9点了。 【忆与议】 春插大忙在即，却迎来了一番体力大折腾。由于1969年初夏遭遇山洪暴发，无力胜天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粮食收成大减的事实，可是，原定交纳的粮食却是一点不能少！夏季收获的早稻和秋季收获的晚稻都源源不断地送到公社粮站，完成交粮指标是“硬任务”。结果，到了1970年开春，就发生了生产队粮库底朝天、稻谷告罄的局面！种粮户成了缺粮户，稻农无谷食用，实在非同小可。幸好，在此关头由有关上级部门协调，农民和知青都可以去粮站挑粮。于是就有了浩浩荡荡的挑粮队伍，但不是那个年代常见诸于报章的“喜送公粮”，粮食流动方向是逆向的。 尽管解决了吃粮危机，但仍然是怨声载道——为什么在交粮时节以完成任务为唯一目标、而不考虑生产队仓库里应该保证留足存粮维持到夏季新谷进库？再者，当初交粮的时候，因为有1968-11我们知青插队落户“带来”的意外惊喜——两三万元安置费，被生产大队挪用而购置了一辆“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虽然交纳粮食的地点由五里路外的拿埠改到了十多里外的新街上，但有拖拉机运输毕竟大大缓解了交粮的劳动强度。可是，到了春天去粮站挑回粮食的时候，竟然不能用拖拉机运输了，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一起上阵，往返近三十里路，还没有一分一厘的工分！如此折腾丢失人心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农民与知青的待遇也有差别，前者是挑谷，后者是挑米，个中原因一时想不起来。 日记里又有抄写挑战书这样的话，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每逢农忙来临总有这类“挑战”“应战”之举，然而精神鼓励法的作用毕竟不是万能药、也不是长效药。 1970. 4.25 星期六 晴 早工是拔秧。昨日的疲劳尚未恢复，但咬咬牙关也就挺过来了。只是左边腰部隐隐作痛，不知何因。眼睛附近也微有浮肿。据说，近日皆是如此！桂脸和脚肿得很厉害，不知什么缘故。刘也脸肿。 早饭后，给上次费带下来的一根DU树棍子去皮，兴趣甚浓。忽感觉时间不对，该出工了，赶快下去一瞧，人影儿都没了。再一问，人家早就出工了。屠、郭两人在搞禾架，同样没了时间。下午扯秧。收工后到大仓库“争”得架子一只。从这几天情况看来，不少人对架子表示反对，一组反对得最厉害，该组上海青年也是先锋。一些大队干部也反对用架子。 晚上去上了工分。后听半导体“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原有的电池，因几次开了整夜（听着听着睡着了，开了一夜！）电量耗去不少，改用新电池，增加收听效果。8点半，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4月24日）。新闻公报传来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还传来了人造卫星发回的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录音和遥测信号录音。我们要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忆与议】 日记中出现的“禾架”或曰“架子”，可谓真正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这是为确保1970年开始推行的“密植”而物化的行政命令和具体化的手段。 在1970年以前，我们那儿是沿袭了多少年的“广种薄收”。原因在于田多人少。现在没有找到当年云庄村劳动力的数据，只有若干记忆：（1）全村范围有一千五多百亩水稻田，（2）老老少少的劳动力人均10亩，（3）假如在10天里完成春插，就是每人每天1亩。实际上，不可能所有的劳动力都是插秧，还有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必不可少的犁田耙田等劳作，所以10天完成春插是不可能的。后来好多年的实际情况也是15天左右。此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插秧的密度。1970年以前，没有上级对插秧行间距的指令，所以相当宽松，七、八寸是习以为常的，九寸到一尺的也不稀罕，更有达到一尺及以上的！如果是7×8寸的行间距，每亩田约1万株。插秧时通常是一人一行插四株，插秧高手简直可以边插边后退而无需停歇。这样的稀植保证了没有一块田是空白的，这也许是当年不允许有空白田？有待考证。 但是，1970年省里下达命令，实行密植！而且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惊人高度。不记得当时的具体数字是多少，但有一点是我至今没有忘记的，那就是实行密植以后，每人每行必须栽6株！印象中，行间距不低于5×6寸，那么，插秧时每亩达到2万株，较之过去7×8寸时的工作量至少翻了一番！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以往的“广种薄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那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年代，没有可以论理的余地。密植带来的工作量巨大、惊人，自然会遇到抵制。于是就“发明”并强制推广了一种“禾架”或称“架子”，不知道有关文件上的正式“学名”是什么。在杉木、竹子丰茂的云庄，赶制这种“禾架”也不困难，四根约一米长、近一寸宽、约三四分厚的杉木条，由两对正十字架把它们构成一个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方体架子，然后在四根木条上按密植要求的株距5寸的距离钉上6根竹钉，就成为规范插秧的“尺规”。插秧手每人带一个“禾架”，把这个立方体横卧在田里，有两条边在泥面上，插秧手按照靠近自己身体的那条边上的竹钉插秧，插完一行6株后，翻动“禾架”，“禾架”跃过刚才插下去的那行秧苗，翻过来的那条边上的竹钉则为插秧手指示了新的一行插秧的位置与秧距；翻动一次的距离就是“禾架”截面的对角线距离，也就是密植要求的行距6寸。 这样的“尺规”不复杂，造价低廉，份量也很轻，可是对栽种了千百年水稻的稻农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遭！难道我们都不会插秧了？！出现不同程度的抵制也很自然，知青中不乏从众的。当时最响亮的反调是，要相信大家的自觉性，“禾架”会影响插秧的速度，不利于按时完成春插任务。这种“禾架”直到知青离开农村的时候还在使用，因为存在行政命令的“高压线”。然而由它“确保”的密植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成本（种谷、劳力等）的成倍提高并没有相应地提高粮食产量。 巧合的是，在推行“禾架”的同时传来了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好消息。一个国家有了卫星，还有了原子弹氢弹，可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很强大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全面的提高与发展。数十年来再三再四鼓动农业生产“新跃进”，立足于“四脚落地、屁股朝天”（村民对插秧劳作的戏谑语）式的原始状态和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就是很成问题的。知青在这样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别具一格的“再教育”。
1970. 4.22 星期三 阴雨 终日下雨，雨量太大，此雨不佳，影响生产，插秧因此延期。然而季节的飞逝却不肯延期或减速呀！ 1970. 4.23 星期四 晴 上午栽禾。据李说，昨晚队里开会，贫下中农都有决心、有信心，在15天内栽完禾。我听了以后感觉非常惭愧，我对此次栽禾甚至今年收成是抱什么态度呢？——灰心！这与贫下中农的决心信心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根本上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贫下中农对毛主席就是最忠，革命干劲就是最大。相形之下我是显得多么渺小啊！也证明了我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不来不得了；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多！！！ 下午仍旧栽禾。晚饭吃面条（三两），加饭一两。下午收工后在七班菜园搞了一阵子，移植刀豆。 晚饭后，根据队里的要求，我班开会讨论了分成两组、刘、沙、宋与徐、李一组，郭、屠、我及潘为一组。 【忆与议】 记得那年春天的回暖姗姗来迟，早稻秧苗生长缓慢，插秧季节不得不推迟。实在是无力胜天啊！当年我在日记里痛作自我批评，正是在当时的氛围与语境中留下的历史痕迹。 1970. 4.26 星期日 阴转雨 昨天晚上10: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经祖国各地的时间。10:30又广播了它飞经世界各地的时间。故睡得很迟，约11点钟。今天也萎靡不振。脸又有些浮肿，估计是睡眠不足所致。 今天拔了一天秧。中午给架子上加上了竹钉子，准备明天开始参加栽禾。下午收工前约一小时全部去栽禾，感到很累，腰酸得很。下午开始落雨，手臂部分均被雨打湿。而上次换下的脏衣服至今未洗，非常难受。 昨天捉来的四只小猪在食堂“仓库”的“地下室”里开玩笑地呆了一天，今天下午终于出来了；将原四班厨房改作猪栏。 晚上听完联播节目。广播说，人造卫星运行良好，不停顿地播送“东方红”，40”钟播两遍，间隔5”钟发遥测信号10”钟，再隔5”重新开始新的循环。 胡今天开始出工，烧饭由王一人担当。我认为，我们不但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忆与议】 看到这样的日记，当年情景仿佛重现眼前。那时候对卫星上天一类的大事相当关心，而春插刚开始就脸部浮肿并不完全与睡眠不足有关，连续几天终日弯腰劳作（当地农民戏谑为“屁股朝天、四脚落地”）则会导致常见的“倒肿”现象。 知青“大食堂”建立起来后，差不多一年前建成的知青四班厨房（见《烟熏火燎的几十天到黑咕隆咚的五年》）改成养猪的猪栏，一直到三年半以后的1973年下半年知青屋建成后再一起搬迁新居。而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大食堂”则很快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担任“炊事员”的知青不参加“集体的大田生产劳动”，势必会影响个人收入、声誉、前途，因为即使有知青集体给的工分，但毕竟要以生产队评定的工分为依据，而生产队评定工分又以“参加集体劳动的表现”为唯一依据。正是当年这种顺理成章的担忧——长期“脱离生产劳动、脱离贫下中农”一定会产生一连串的不良后果与反应——在“大食堂”开张一个多月的时候就产生了“炊事员危机”。 1970. 4.27 星期一 阴转晴 早工拔秧。上午去栽禾，比较轻快。下午起分成两组，郭、屠和我以及潘跟FX、QX等一组。这一组多是些栽禾强手，如：QX、CS、KS、ZY等等。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下午栽禾时先是用架子，后来架子少、人多，社员渐渐不用它。我和郭也试着徒手栽，还可以！兴致极浓。挺浓的睡意和倦意顿时消失了。可是距收工没多少时间，未能多学。晚上大食堂学习。读了“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9:00才睡觉。 【忆与议】 在一年前的首次参加春插中，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服从安排调配，拔秧为主，结果竟然因为插秧少而遭遇扣减工分的厄运。第二年，谢天谢地，终于安排插秧了，而且从此一跃而成为插秧好手，尔后几次春插借助“多劳多得”的“土政策”，名正言顺“捞工分”，成为那些年中少有的几件开心事之一。 日记中，那晚学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那是当年为了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4-22联合发表的“重要文章”，在4-21日记里有该晚收听广播的记载，还写下了当年的流行语“痛斥了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中国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一定要完成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万岁！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0. 4.28 星期二 晴 今天比昨天累得多。早工拔秧。上下午仍在榨边栽禾。上午没有用架子，还可以。有几次左右均是社员，只能拼命栽。这样，虽然腰酸得不行，但却可以学点技术。下午，主要是因为上午×栽禾实在要不得，队长让我们三个男生用架子栽。一个大坵之一半由我们包了下来，非常之累，是自农忙以来最累的一天。晚上听半导体至9:00睡觉。 1970. 4.29 星期三 阴 又出工一天。早上扯秧。上下午在榨边栽禾。 今天继续徒手栽禾。昨天队长就说我“还要得”，今天连长等也说“不错”，是因为横行比较直。但是，应当警惕的是，骄字抬头。有一个很好的教训，非常及时。上午连长刚说我还不错，没多久就栽弯了。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教训。 今天队里杀了猪，每个“脑壳”一斤，故今日伙食大善也。早上黄豆，中午晚上均为肉汤，晚上是红烧肉。 县革会贾主任和公社刘主任今天到云庄检查生产。 【忆与议】 那两天在插秧技术上大长进，应该说其中有“禾架”的一份功劳。插秧的基本要求是“横平竖直”，更高的要求是斜里也成一条线。千百年来练就插秧高手的诀窍是什么？没有人言传身教，只能自己琢磨了。这一年强制推行“禾架”，使我很快发现了徒手插秧的重要诀窍——在插秧的时候，除了注重自己插的一行6株在一直线上，还务必用眼角余光注意自己的一行处于左侧那行线的延长线上，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整体的“横平”。具体操作时的要诀是，一行左起三株一般不会有大问题，越往右端越是关键，尤其最后两株，未必要把自己的身体向右探出去，同时必须用眼角余光看准延长线，才能保证最右端实现“横平”。这在插秧插到腰酸不已的时候，特别重要，腰酸会使得身子难以探出去，势必无法瞄准延长线，最终使最右端的几株歪离延长线，6株也就变成弧线状。这在用“禾架”插秧的时候很快感觉到了这样的要诀。也是徒手插秧时不容易较快摸索出来的经验。 感慨不已的是，在那个年代何其艰苦，因实行密植而成倍增加工作量，但相应的农忙“犒劳”——人均一斤猪肉却依然如旧！ 1970. 4.30 星期四 多云 昨晚十点，我们正兴奋地吹着牛皮，忽然徐来通知说，贾主任、刘主任召集干部开会，必须抓紧时间，抢季节，奋战七天，完成春插。明天起打早工，三点钟吹起床哨，并且必须用架子，否则作破坏生产论处。这一消息出来，如同平静湖水中顿时起了轩然大波……。议论到10:30以后方才入睡。 晚上仅睡了四个半小时。三点整吹起了起床哨。人实在想睡啊！但还是爬了起来，睡眼朦胧地来到牛门口扯秧。大约从3:30起，到近7:00才收工回来吃早饭。支书今天早上也和我们一起扯秧。 吃罢早饭仅休息了五分多钟就出工了，在“禾下”栽禾。腰酸发展到了新高峰，简直难以克制。12:30收工吃午饭。午间休息了约半小时，1:30出工，在东边栽禾。腰酸发展到了疼痛阶段。特别是到结束时，更是拼命栽了，两边都是社员快手，逼得我只能拼命。今天到7:30天黑了才收工。全天共出工14小时之多。疲乏之程度乃为一生至今之最！ 今天的出工使我有了这么一点切身体会：毛泽东思想是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腰酸的时候，我默念着毛主席的光辉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多打粮食，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顿时就有力了，栽起禾就更有劲了。 【忆与议】 当年如此起早摸黑地连续作战实在是一种“疲劳战术”，血肉之躯又能坚持多久？日记里记录的“精神鼓励法”，还是最初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可能是71或72年）上海知青“创造”了登峰造极的集体行动——在腰酸背痛得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大家一起边插秧、边唱沪语小调，还想出了把三个知青小组的姓氏分别串连成为一句戏谑语，在腰酸背痛得痛苦万分的时候，三个小组你呼我喊，此起彼伏，彼此呼应，一时间苦中作乐的嬉笑声充满山沟，驱散难熬的疲劳酸痛。恰恰是舍弃了语录和豪言壮语之类。此中的原因恐怕只能用心理学来解释了。
1970. 5. 1 星期五 阴转雨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节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人民》。社论极其鼓舞人心。 今天2:45就吹起了起床哨。人实在疲倦，没有起床，仅郭、屠两人出工了。6时许收工。早饭后即出工。上午在东边栽禾，完成任务后即收工。11:30，比昨天早些。下午1点多出工，到拿埠口栽禾，7时收工。下午开始落雨，尽管我们回来取了雨具，但衣服仍被打湿了。晚饭后换了全部衣服。罩衫也湿了，只能把棉袄罩衫脱下来代之。 费今天下山。带下两副秧篓。我的篮盘被郭遗失一只，这一来真是及时雨。 【忆与议】 对两报一刊社论一概称为“极其鼓舞人心”是那个失去独立思考的时代屡见不鲜的阿谀之词。 五一节继续劳动而不休息，也许是如今对“法定假日可获三倍加班工资”耳熟能详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在我们这代上山下乡“当事人”中刻骨铭心的则是，当年插队知青较之于兵团知青农场知青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自由散漫”，不像后者有军事化的严格管理，以至于直到现在仍被后者中的不少人羡慕不已。平心而论，二者“各有千秋”。前者若无“自我保护”意识，一味“拼命干革命”，趴下了也没有点滴劳动医疗保障，而家长家庭的负担又会有几多飙升？这是当年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毕竟是和平时期，轻率地“光荣”有意义吗？ 日记里提到的“秧篓”，不知道现今是否还有这样的“专用农具”。这是用山上的细竹子（直径仅有一厘米左右，记忆中是难以“大有作为”的竹子）一剖为二，编织成十分稀疏的篓子，直径大约三四十厘米，高约二三十厘米。当年的拔秧流程是，在秧田里把秧拔起来，洗净根部的泥土，甩干、理齐，用稻草扎成秧把，装入容器，挑至已经耕耙平整就绪的待插秧的稻田。其中所说的容器，一般是“篮盘”，簸箕状、多用途的农具；而“秧篓”属于“专用”性质。长处是自重很轻，估计一只秧篓没有半斤重，而“篮盘”因其厚实耐用而比较沉重；用“秧篓”装秧时十分方便，上百个秧把随手扔进“秧篓”即可，而“篮盘”需要认真装载，否则装不了多少，降低运送效率；再有就是用“秧篓”仿佛竹篮子打水，从水田里“问世”的秧把虽经过甩干动作，但其含水量仍高，使用“秧篓”时，因重力流下的水会很快淌到地上，挑秧的一路上还在不停“减负”。所以，这种其貌不扬的“秧篓”颇受欢迎。我在网上寻觅许久未见近似的照片。如今那里都是用抛秧取代了插秧，具体操作流程与农具就不得而知了。 1970. 5. 2 星期六 雨 4点钟吹了起床哨。因为天雨，DS才延迟了开灯时间。早工在庙下扯秧。6:45左右收工。7:00多出工，拿埠口栽禾。12点多收工。下午1点多出工。7:00多收工，仍在拿埠口栽禾。 1970. 5. 3 星期日 阴有雨 今天出工、收工时间与昨天差不多。支书今天也出工的。上午耙田，下午也栽禾，故下午收工较迟，天黑才收工，到家已完全天黑了。 疲劳已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但应庆幸的是，拿埠口已经全部栽完了。全面、彻底胜利已为期不远了。这几天身体感觉疲劳，脸有时有些浮肿，左腰部甚至感到隐隐作痛。 【忆与议】 在农忙期间，大队干部的举动言行引人关注，这在1969日记中屡有痕迹。这说明了当年的干群关系并不像现在某些人所说所想的那样情同手足、鱼水情深。普通的群众起早贪黑、坚持苦战，实属不易，而作为上下级之间桥梁的大队干部，就成了“钻进风箱的耗子——两头受气”，既不能有违上级指令，又无法得到芸芸百姓的理解，加上没完没了的学习、会议等等安排，使这些基层干部真正“参加集体劳动”的时间少而又少，与群众之间愈益失去亲密感和共同语言，所以，群众见到他们是敬而远之，装模作样，应付了之。到了农忙时节，对那些干部的参加劳动更是敢怒不敢言，背地里怨气冲天。因为那些干部所到之处“出工早、休息少、收工迟”是毫无疑问的，这对迫切渴望休息的普通群众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血肉之躯怎可视如钢铁机械？插队知青则更多了一层“菜荒之虑”。 1970. 5. 4星期一多云 今天是我陆续第三天打早工了。早上4点起床，在仓库门口扯秧。6:40左右收工。上、下午在牛门口栽禾。人是极度疲乏了。下午又因为右脚划破，行走困难，更使人感到无力。前些日子的干劲，再也鼓不起来了。带来的青川鱼至今晚全部吃完了。然食堂正面临着吃白饭之可能。 晚上沙、刘、费买了一斤葡萄酒。费取出了“五香黄花鱼”。因为社员们说，吃酒能消除疲劳。社员们也不是不累的。近两天来，栽禾速度大大、大大地减慢了。 1970. 5. 5 星期二 阴有雨 早上实在疲乏，除费一人外，其余男生均未打早工。上午7:00出工，在牛门口栽禾。12:30收工。中午休息时间延长了，到1:45左右方才出工。到7点多才收工。下午把牛门口栽完，然后到东面路边栽禾。社员们完全理解我们疲乏极度、极需休息的心情，故对我们未打早工未多表异议。而他们肯定也是很疲乏的。 晚上8点，新干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到云庄宣传演出，9点半结束。刘、沙、费、宋4人今晚又喝酒。宋太吃多了，较狼狈。 这几天传说，大队革委会、党支部、基干民兵等都搞起了自己的试验田。 【忆与议】 虽然这年4月份热闹一时的“科研小组”很快人去楼空、无疾而终（见《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科研怎么搞？“随便你们”》、《“科研小组”人去楼空》），但在我的脑海里犹如“余音绕梁”，难以一下抹去，事过境迁之下还是注意着有关动向。当然，当年动辄“××试验田”，实在都是作秀之为，应付上级检查而已，根本没有半点试验的意味，能够不发生劳民伤财就是上上大吉了。 1970. 5. 6 星期三 阴 昨晚到10点多方才睡觉，所以今天又未打早工，仅费一人去了。上午7点多出工。今天三组“两大主力”在东边会师了。到1点钟才收工，把东片全部栽完了。 中午没有菜。每人按饭的两数在饭里加上几匙猪油。菜荒终于发生了。 中午未休息多久，1点3刻即出工了。在乌坑栽禾。收工较迟，到家已7点半了。 社员对我们今天未打早工表示了异议。×等人仍认为这是非难我们上海知青，“坚决”表示以后耘禾分组时分到QG一组去。我认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社员们心情是十分焦虑的，只有赶上季节，才能多打粮食，打击帝修反。他们再三督促我们出工，正说明这儿需要我们！说明这儿正是我们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种情况也正说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今天发下布票14.9尺，化纤票2尺。 徐今天连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总认为，这种精神必须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要拿身体和钱当儿戏。 【忆与议】 这一年的春插是我心情较好的一个短时期，因为很快成为公认的插秧好手，使我感到高兴，这对于年轻好胜的青年人是一针强心剂，所以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堆豪言壮语。如果实事求是地评说那个时候，，应该说，讲究实际的村民面对能够聊以一时解决劳力紧张的知青还是欢迎的，当然，到了收入分配的关键时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情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而空空洞洞的“精神”“理论”失去了决定意义。 日记中提到的知青徐，身患肾炎而坚持劳动，成为一时美谈。之后不久成为云庄大队知青首批入团的新团员之一。
1970. 5. 7 星期四 雨 早工从4点45分开始，6点20分收工。门口扯秧。上午7点1刻出工，12:45收工。下午1:45出工，7:00收工。均在乌坑栽禾。刘白天未出工。屠、郭、潘下午未出工，休息养神。据队长说，还要打4天早工，完成栽禾。 晚上五七大军部分班长参加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程政委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忆与议】 我注意到这些日记中留下了云庄村许多小地名，几乎涉及该村所辖1500余亩水田所在的山沟，根据当年农田耕作与管理中“先近后远”规则，大体上可以回想起那些小地名的远近关系。如果借助于网络上的卫星图（参见《鸟瞰云庄》），还可以把那些小地名逐步标注出来。如果再依靠QQ等交流工具，与有兴趣的同好一起，更有望实现神游云庄的梦想。 1970. 5. 8 星期五 雨转阴 早工从4点45分开始，7点收工。在门口扯秧。上午7:45出工，在乌坑栽禾。昨半夜起下大雨。雨量之大与去年水灾时差不多，幸而时间不长。但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许多已栽下禾的田里灌满了水，一些未栽的也无法栽禾。上午收工回家已12:45了。今天仅费、屠、郭、QX、BH、YS、CS、QF媳妇及我8人，栽了9担。吃过饭后即出工，1:30出工，在旧木坑栽禾，7:00栽完收工。今天下午比较轻松些，主要是今天气氛活泼些。 霉豆腐已全部吃完。晚上是吃胡的鱼。吃白饭的日子即将到了。有人建议去扯笋。但事实上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很难扯到。在扯笋误工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在买不买菜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农忙已基本过去了。一则早工越来越晚了，二则妇女大部分今天下午都去扯笋子去了。所以这种打早工可以结束了，打了反而是得不偿失。人疲倦了，工效降低了，近日来社员们栽禾速度已极大降低。 【忆与议】 持续十多天的疲劳战，知青在“人困马乏”的同时又遭遇菜荒，“扯笋”似乎是救急的方法之一。当地山上有一种直径约一厘米左右的细竹子。在《1970日记选（19）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续）》曾经提到过，用它编织秧篓。平日里在山上捆柴或绑草，这种细竹子唾手可得，把它一剖为二代替绳子。除此以外，就是春季的嫩笋可以食用。虽然平时就地取材十分方便，但真要用它的嫩笋佐餐，又不简单了。之所以叫“扯笋”，就是说它可以像拔秧一样，在山坡上一把一把地“扫荡”，然而它是野生的，不可能像秧田那么就在村子附近，成片地人为种植，所以，不懂得这种细竹子生长的习性喜好，又没有对村子周围山林的熟悉了解，盲无目标地漫山遍野地寻觅成片的细竹林，既累人，更没效果。都是上了年纪的村民尤其是妇女才掌握其中的“诀窍”。 近日与“云庄人”（我在《2009-12-25相逢在网络》中邂逅）在网上QQ聊天的时候说起这种竹子和“扯笋”，这位八○后也是这样的感受，她说喜欢吃这样的笋，但是不知道哪儿山林里这样的笋多，所以每次上山收获不大。事过卌载，回想当年知青集体户打算“扯笋”度菜荒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1970年以后直到“大回城”再也没有哪一年重提“扯笋议案”。 1970. 5. 9 星期六 雨 早上非常疲倦，身体也不大舒服。昨晚费给我吃了糖，竟不知其味！所以早工未出。（4点起床哨） 上午先在牛门口拔了一担秧，后去长坑仔栽禾。7点半出工时还出太阳。到近10点时，竟下起倾盆大雨。尽管小潘回家取了雨具，但终究还是淋得湿透。中午12:00回到家，又来了一次全身换。外套只能把前几天淋湿又晾干。但已有霉气的衣服重新穿上。下午大雨未止。没有出工。睡了一觉。大概是连日劳累，一下休息反不能适应，所以，休息后反觉不适些。 陆午后返大洋洲，5点半又折了回来，因新干又遭水灾，公路已不通了。据说照此大雨，云庄水库很危险。这两天已抽人工去采取了措施。 1970. 5.10 星期日 晴 4:45吹响了起床哨，在门口扯秧。上午在小塘坑栽禾。下午我们三组奋战小塘坑，到天黑终于全部栽完。大约7点半才回到家。 昨晚水库很危险。如果下雨的话就可能发生危险事故。大队干部守夜。大坝上已新挖了一条溢洪道。 1970. 5.11 星期一 多云 今天没有打早工。5点半钟出早工，在井边扯秧。上午到12:30才回到家，栽完了“船仔背”。下午在龙潭里栽禾。队里没有安排好劳动力，让我们栽禾的扯秧到6点钟才到龙潭里，致使没能完成任务。7:45才回家。今天身感不适，口中无味，头脑昏沉。估计是前天在长坑仔栽禾淋雨后所致。 1970. 5.12 星期二 阴雨 今天到6点多钟才出早工。在沙功背扯秧。上、下午均在路心仔栽禾。我们三组在挑应战中未能赢二组，但一组远远被抛在我们后面了。下午下起大雨，虽说披戴了雨具，仍无济于事，又一次淋湿了衣服。内衣尚可换干净的，但外套又只能将前几天湿了又晾干的衣服重新穿上。收工较早，6:45就回到家了。下午仅8亩余田。 栽禾终于基本结束了，明天我组栽秧田。组长QG、HD均同意我们男生集体休息。但是脏衣服一大堆。可谓“了不得、不得了”。晚些日子又得洗被子。又是一个“农忙”！ 午饭后为食堂挑水3担。栽禾是迄今为止我受益最大的一次锻炼，应予充分、广泛的总结，以利继续前进。 【忆与议】 记得早在1969年11月的日记里就信誓旦旦地要总结下乡插队一年的体会，结果不了了之。半年以后又说要总结，只不过一时兴起而已。 1970. 5.13 星期三 阴有小雨 今天我们班男生集体休息。早上睡到7点多才起床。5点半左右就醒了，但没有能够再睡下去，睡不着了。早饭后给家里写信，此信从上月22日写起，至今尚未发出。写了会儿信，就躺在床上看《散文杂文选编》，至中午。午后休息了一会儿，2点多钟开始洗衣服。脏衣服实在太多，只能分批分期洗涤。 1970. 5.14 星期四 阴偶有小雨 我班男生今天又集体休息了一天。食堂今午饭又只能以猪油代菜。 1970. 5.15 星期五 晴 今天仅出了一个早工，在沙功背扯秧。我队今年栽禾之慢可谓史无前例矣。 早饭后看看日头蛮好，就决定继续洗衣服。8点半开始，到10点10分完成。洗完后取出了蚊帐，随便整理了一下东西，然后开始补衣服。午饭后补衣服至2点。然后拆了垫被，破了塑料袋。3点，再次去洗衣服。4点1刻完成。随后整理衣物和床铺等，到6点许。 【忆与议】 下乡插队后知道了“不栽立夏禾”的说法，就是在“立夏”这天（公历的五月五日或六日）之前完成早稻插秧。据查，1969年和1970年的立夏都是是5月6日。从日记来看，1969年在5月3日就“大功告成”了。而1970年居然直到5月15日才最后结束！这年春寒使开插推迟了几天，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更何况从4月30日起还连续一个多星期增加了从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的“打早工”！原因在于“密植”。在《1970日记选（17）无可奈何的种稻“缺粮户”》中我定量地分析了“密植”与工作量之间的关系。听上去把株距行距缩减一两寸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工作量成倍增加。而且从此以后“密植”还上升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由于没有什么增产的实效，不能不怨声载道，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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