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故事】：

洒向人间都是怨

（1）

陈伯达坐在地毯上哭，关于两个司令部的故事，并不是神话。

1966年6月下旬，上海给陈伯达电话，说不赞成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机构派工作组，陈伯达根据上海的意见，在怀仁堂的会议上给邓小平递了条子，邓小平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陈伯达遂报告了上海，上海传过来的话更厉害了，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工作组。……两边都这么凶，62岁的陈伯达就只有坐在钓鱼台14楼的地毯上哭了，他是6月20日刚刚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分一线二线，国家主席一线，党的主席二线。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上海的电话，来自江青和毛泽东。

毛1965年10月就离开了北京，流连往返于江南一带，1966年7月18日毛回到北京。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在外期间江青并不和毛在一起，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回京后住在钓鱼台，这段时间怀仁堂比起钓鱼台来说似乎黯然失色，钓鱼台研究的都是实质性、决策性的重大议题，怀仁堂讨论的则是一般性的具体工作。毛直接领导文革小组，小组的人都下去了，一日一简报。

毛回京后认为运动的发展与他本来的设想不一样，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毛要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他根据马克思“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形式代替它”的原理，设想用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形式代替被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篡夺了的那部分旧机器。他认为只有自下而上由群众自己选择、撤换、改组，才能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和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而刘少奇这次似乎并没有领会毛，他惯性地在复制反右和四清，所以毛才会对“到处都在镇压群众”的现状非常不悦。7月23日毛泽东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去清华大学看望关押在宿舍的蒯大富，听取蒯的申诉，支持他的革命行动。蒯大富被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不但被隔离还多次被斗争，文革前蒯是三好学生还上过《人民画报》。蒯大富不服曾上访国务院告状，一个矮胖老头对他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后来蒯大富知道和他辩论的矮胖老头是薄一波，他们辩论的内容都上了文革小组简报，毛泽东看到了。

接着毛又派吴德和王力去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支持自发的红卫兵或类似的组织。实际上无论蒯还是彭，都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1949年后学校教育逐步强化的阶级路线，迫使非红五类学生逐步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到1966年运动初起阶段，他们大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

由于文革小组到处支持轰工作组，怀仁堂的指挥不那么灵了，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上，刘邓不得不宣布撤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一撤，学校就被红卫兵组织接管了，红卫兵组织接过的恰是刘邓工作组划分阶级出身的这把利器，他们首先接管的是全校师生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个人档案，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还规定了13级以上干部子女才算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每个教室都贴上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刹时间血统论甚嚣尘上，而毛出于对刘的否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组织，则助长了老红卫兵非理性的疯狂。北京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有数以千计的普通老百姓因为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被老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受到侮辱和毒打后自杀身亡。当时的主政者放纵老红卫兵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打压黑五类，后来这种做法被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还直接给打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以财政的支持。

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这个有名有姓的房产主（时称“小业主”），他引发的事件成为老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生于1914年的李文波是北京崇文区榄杆市的居民，无业。李文波的房产是他自住的一幢二层小楼，这座房子的门牌是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房子建于19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将121号住房归属李文波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前有产业，1949年后作过文书，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

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初中的老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红卫兵一夜不让李家人睡觉，他们搜查了各个房间包括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和枪支，李家并没有这些东西。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的房产证书上交，表达了将私产交给公家的意愿，李家也挂起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等等。与当时北京十多万个被抄的家庭一样，对老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被隔离在楼下，李文波的妻子被隔离在楼上，他们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喝水、上厕所。李文波的妻子是个老实胆小的家庭妇女，她终于憋不住了要上厕所，下楼后被守在楼下的红卫兵推倒还踢了几脚，李文波见状上前理论，红卫兵举起棍子就打，李连气带急到厨房抄起了菜刀自卫，铁制的菜刀把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吓跑了。很快更多的男女红卫兵涌进了121号院，李文波走投无路从他家的二楼窗户跳下，只是摔伤了一条腿，然而在红卫兵的乱棍下，52岁的李文波当场毙命，北京的大街小巷立时传遍了反动资本家拿菜刀砍死红卫兵进行“阶级报复”的消息。这个可敬的男人，只不过是作为丈夫，本能地出于保护妻子去上厕所的责任，就白白丢了一条性命。

李文波被活活打死后，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当时的小报上可以看到老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后来有主政的国务院领导人讲话表示不同意开这个大会。1966年9月12日，在李文波被乱棍打死17天后，李文波的妻子被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就枪毙了。在当时无论是红卫兵小报还是首长的讲话，在说到李妻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名字。近年小熊读到王友琴的详尽调查报告，才知李文波的妻子名叫刘文秀。15年后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的同一家法院以《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判决书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虽然李文波举菜刀的动作并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然而在老红卫兵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的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了新的口号，他们扬言要“血洗榄杆市”。一群老红卫兵冲进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校园，就在打死李文波的8月25日当天夜里，关押在校园里的女校长梁光琪被活活打死。一连七日大批老红卫兵从各区成群结伙赶到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大打出手，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更多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百姓被打死。

李文波事件连锁引发的另一起严重的屠杀是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对地富进行的屠杀。就在李文波死后第三天，1966年的8月27日开始到9月1日，325名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

北京老红卫兵的杀戮本始于1966年8月初，先在校园里斗“黑帮”，后走上社会打、砸、抢，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二天，杀戮迅速升级，8月26日当天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此后每日打死人的数字一路飙升，京城到处可见“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在8月到9月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逐出京城遣送农村。

老红卫兵中的许多人后来几年因为自己父母的问题也沦为受害者，甚至也家破人亡，包括刘邓的家庭也很不幸。但是这些老红卫兵隐瞒前一段，只讲后一段，不讲自己是害人者，只讲自己是受害者。……李文波已经不可能进行回忆说出实情了，他当场毙命，李文波的妻子虽然亲睹了丈夫被活活打死，但是也不能说什么了，因为十几天后她就被执行了死刑，他们家的三个子女，则选择了沉默。

（2）

如果说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拿下刘少奇，那么到1966年10月，一切就可以结束了。虽然1966国庆节的天安门的城楼上，毛站在中间，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刘少奇，但是毛《炮打司令部》大字报8月5日在全国广播之后,9月14日刘少奇就交出了书面检讨，刘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也由陶铸协助周恩来接替了。刘少奇不但检讨了文革五十天的错误，还根据毛的大字报检讨了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毛对认为这一部分更好，因为它证明了毛大字报的正确性。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首次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篇社论显然不是针对刘少奇，刘已经靠边站。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走了，但工作组的影响还在，旧的机构操纵下的红卫兵组织，采取新的形式控制群众，不准群众起来革命造反，所以只有将斗争的目标对准错误路线，进一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造就纯洁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篇社论真正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以后结社自由才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权利，这以后被历史称为造反派或造反派红卫兵的群众组织，才有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长。10月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文革前中国集权制并不仅仅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魅力领袖毛本人地位特殊且不论，实际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有集权思想，把自己看成党的化身，谁反对自己，谁就是反党。1966年10月当广大的师生和普通群众突然被告知他们先前的压迫感来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告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被告知“我们要让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就从阿Q的想革命而不得的尴尬中释放出来了，他们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红旗》、《井冈山》什么的，有的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这革命本没他们的份儿，现在毛主席赋予了他们资格，他们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毛主席！他们自觉地成为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他们发自内心地欢呼这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革命的到来！

同时毛不赞成血统论，他说红五类、黑五类的提法混淆了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阵线，不是以革命不革命来划分，而是以家庭出身来划分，制造混乱的是一些省市、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就是要把阵线搞乱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毛泽东还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广为流布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斥责为“反动血统论”，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四处发表讲话批判血统论，提出反迫害，支持出身不好的造反派组织，解散老红卫兵私设的拘留所和劳改营。1966年11月到12月的中国社会，最大变化是不但出现了造反派红卫兵，而且逐渐发展为多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阶段，文革小组获得了最广大的普通群众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拥戴，小熊至今还记得一首政治抒情歌曲开头两句是：山连山啊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在这样被宽松的环境下，1967年1月，一名24岁的青年学徒工写了篇《出身论》，与中央文革遥相呼应，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一时洛阳纸贵，原本印刷3万份的报纸不得不临时加印6万份。这篇文章批评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文章只不过说出了在今天看来最简单不过的常识，其理论结构也不尽严整，然而它却触动了当时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极其强烈的轰动效应。

作者遇罗克，出身于资本家、右派家庭。父母都成为右派后，学校老师开始把遇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还说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果然，1959年，遇罗克高考成绩优秀，因出身不好落了榜。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复习了一年，结果还是与大学无缘。1961年遇罗克报名到南郊插队当农民，去了大兴县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他看到农村的出身歧视更为严重，结果也更为残酷，地主的孩子被斗至死，称之为“连根拔”。1964年，严重神经衰弱的遇罗克回到城里，在小学做代课老师，又因出身不好被辞退，1965年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遇罗克多年来，一直坚持与父母划清界限，经常在家里唇枪舌剑批判父母，他甚至把自己的家庭划分成两个敌对的政治阵营：一方是自己带领着3个弟妹和姥姥，另一方是父母。

从自己的心路历程出发，遇罗克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都是要跟着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因为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所以他们不该受到歧视和压制。除了《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还发表了遇罗克批判血统论的系列文章，《说“纯”》、《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等，其中《“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联动，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组成。1966年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第一次大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红后代的宣言，他们接过13期社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说要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反对乱揪老革命前辈。本来他们是最早拥护文革，是一马当先破四旧的老红卫兵，是他们的父辈打下了江山，他们将要接替父辈坐江山，这是在夏天。毛泽东说，这些红卫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有的就反革命了。当毛把文革的矛头对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时候，必然伤及这些老红卫兵的父辈，一夜间从好汉到混蛋的巨大落差，加之造反派红卫兵的兴起，眼看着过去被自己打压的狗崽子们如今不但平起平坐，而且也能结社、写大字报发表言论，特权与优越感的丧失，使老红卫兵在冬天站到了毛的对立面。黄呢子军装，宽大的皮带，宽大的红袖章，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呼啸而过。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联动连续五天冲击公安部，要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喊刘少奇万岁。毛说，他们打死过好多人，遂同意将联动宣布为反动组织。1967年1月中旬公安部拘捕了130多个联动骨干分子，毛叫谢富治挑些文件给他们看，在里边学习。

抓捕联动，造反派红卫兵和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联动干扰了毛的方向，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普通学生反对联动，凸显平民阶层与权贵子弟的冲突，这个层面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亿万民众，民众同官僚的矛盾，制度弊端与意识形态本身也推进了文革的高潮。按照毛的文革思路，共产党执政十七年后，形成了官僚主义的旧机器，文革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共产党自己为革命对象的革命。而1967年的中国的确像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过去的尊卑贵贱的秩序被打乱了，曾经趾高气扬的被打翻在地，曾经低三下四的则叱咤风云。毛强调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害是“中央出修正主义”，他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努力，在抓捕联动的行动后遭遇了来自中共高层的阻力。

1967年2月16日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发难显然与联动的被抓有一定的关联。火是毛自己点的：毛批评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参加会的有常委若干人，毛强调不准外传，但叶剑英传给老帅了，李富春传给副总理了。2月1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碰头会，谈经济问题。开会前先到的人听李富春介绍毛批评江青、陈伯达的情况议论纷纷。会上谭震林从上海揪陈丕显说起，你言我语，不满情绪逾燃逾烈。李先念说《红旗》杂志13期社论后干部都被打倒了，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谭震林的目标始终对着江青；徐向前拍了桌子：“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对陈伯达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呢？最厉害的话是陈毅说的，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后来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言外之意是林彪当接班人，又将怎么样呢？……毛听汇报后大发雷霆，18日深夜召开会议，毛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在毛的“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语）”下，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4月下旬，陈、谭、徐恢复了参加常委扩大会，五一节上了天安门。林彪在听取有关怀仁堂发难的汇报时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一句是“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

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李先念提到《红旗》杂志13期社论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接过这个话茬儿对康生说，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康生说，我不知道呀，我没有看。周恩来转而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我也没有看。康生和陈伯达都撒谎了！他们事先都看了，标题是陈伯达改的。毛听汇报时对这个细节发表意见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13期社论是在毛的具体指导下写出来的，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也是毛亲自敲定的。最早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十一讲话用的是“反革命路线”，陶铸对毛说，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毛说，那就加上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后，张春桥认为这个词概念不清，语言不通，毛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3期发表前没有送周恩来审阅，发表后周感到意外，他不同意这个提法，党内路线问题，历来是左倾、右倾，反动路线的提法合适吗？周问毛，毛用3个英文单词回答了周，毛说，原来用counterrev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毛决定释放被拘捕的联动骨干分子，4月22日江青把文革小组和周恩来都请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了200本署名江青的小册子《为人民立新功》，释放人员每人一本。江青说：今天要你们回家是主席决定的，你们表现不错，回家继续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队，不要再站错队了。全场顿时一片欢腾，联动们热泪盈眶，齐声高呼口号“感谢江阿姨”！“毛主席万岁”！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也讲了话。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被捕前他给毛写过一封长长的信，交给《中学文革报》的办报人牟志京，嘱他在将来设法将信交给毛主席，他和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热爱毛主席”。牟志京一次次变更这封信的藏匿地点，最后再也找不到了。牟志京没能完成遇罗克的托付，因为后来的政治形势对遇、牟这样的平民人物来说越来越严峻，因为毛泽东收回了他最初的民意牌，斗争的矛头向下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1969年抓五一六分子（全国1000万）、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逮捕28万人，杀几千人），针对平民的无情打击接踵而至。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小熊读遇罗克遗作，并没有读出什么思想家或是哲学家，只是读出了一个仰望星空的人，遇罗克仰望的星星，是平等之星，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还有人格平等。

田小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