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2（上）】：岁月继续流动·上学的小儿郎·一座山的危险……
作者：董学仁
|
|
|
|
| |
|
|
| |||
|
|
| |||
|
【自传与公传——1962（上）】：岁月继续流动·上学的小儿郎·一座山的危险……
作者：董学仁
|
|
| ||
|
| ||||
|
| ||||
|
【自传与公传——1962（上）】： 岁月继续流动 岁月继续流动，来到1962年。 岁月流过每一年，搅起哗哗的水声。我想，如果没有我的回忆，把一些陈年往事打捞起来，在岸边晾晒成风景，我会把它忘记，人们会把它忘记。忘记了也没什么不好，那些风景太凛冽，容易被它擦伤。 这一年，我七岁还是八岁呢？ 那时候我长得挺带人缘。邻居胡大婶有健忘症，对人特别亲切。她每隔几天看见我，都会走到我的身边，先是摇摇头说，这小子太瘦了，然后又拍拍我的脸，问我几岁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八岁了。她又问，虚岁还是周岁？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虚岁八岁了，周岁七岁了。她就夸我聪明，然后叹一口气，不再问什么。 很久以后我才清楚，中国人有两种计算年龄的方式，周岁和虚岁，分别归属于两种语言系统：一种是官方语言，一种是民间语言。它们有时候交叉，有时候排斥，有时候像不同的货币一样可以兑换，像不同的语种一样可以翻译。 关于年龄的问题，在《自传与公传》里始终干扰着我。我不喜欢官方语言，它们虚张声势又装腔作势。比如，在一个隆重的大会上做一个重要的报告，需要几个小时，读报告的人不能喝水，不能去厕所，听报告的人不能去厕所，不能打瞌睡。他们都显得很累。其实那长达几万字的官方报告，比以前的报告稍有新意的，不过是几句话或者几个词汇而已。我也不太喜欢民间语言，它们经常受到地域限制。比如计算年龄的虚岁方式，从人在娘胎里蠕动就开始算起，看起来也有道理，但中国民族太多，有的民族不这样计算。世界的民族更多，大多数民族也不这样计算。所以，为更多的民族考虑，在以后的《自传与公传》里，我的年龄都采用周岁方式，说得好听一些，是与世界接轨。 这一年，我七岁。 这一年，我做了一件错事。 快到春节了，还是我一个人在家里，翻着家里能找到的书，有图的和没有图的，都喜欢看。我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不认识的字可以跳过去不读，但那一句话的意思能搞明白，整段文字的意思能搞明白。 事情发生在一天下午。随便翻了一会儿书，觉得屋子里越来越冷，肚子里越来越饿，我想喝一些热水，那热水不仅让我暖和，还可以赶走我饿的感觉。我走到靠墙的八仙桌边，伸手去拿上面的暖瓶。 八仙桌，是东北民间语言里的一种称呼，按照官方语言叫办公桌。那种木头桌子和普通的办公桌一样大小，一样高低。在1949年以前，有那种桌子的人家，桌上中央摆放着供奉道家神仙的物品，文武财神或者八仙过海的神像，前边还有香炉碗里的三柱香火，袅袅升起。我想，这可能是八仙桌名字的来源之处。 民间语言一旦形成就比较固定。20世纪60年代，八仙桌上摆放神仙的地方，全都换上了毛主席的雕像，石膏的或者黄铜的，坐着的或者站立的，像神仙一样威风凛凛，不可侵犯。我在农村老家的一个亲戚，记得《封神榜》里两伙神仙打仗，开始前先问一句“你是哪路毛神”，就管那桌子叫毛神桌，但这个称呼没有流传出去，八仙桌还是叫八仙桌。 我走到靠墙的八仙桌前边，伸手去拿暖瓶。 我的个头不高，我的身材瘦小，我把暖瓶移到桌边，我的力气用尽了，我眼瞅着那暖瓶向我歪过来，我想扶也扶不住它。 一暖瓶的水，在地上摔成了碎片。 实际上，是镀了水银的玻璃瓶胆，在地上摔成碎片，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好像有几百个小镜子，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刺痛我的眼睛。 暖瓶爆裂的一声巨响，把我吓住了。 这里还要再插几句，打断我的叙述。我读过的一些中文译本，经常影响到我的写作。比如博尔赫斯在小说里写一个人手中的玻璃杯落在地上，他不说玻璃杯在地上摔成了碎片，而是说“一杯水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他写两个人打仗，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胸口挥舞刀子，他不说那把刀刺进那个人的胸膛，而是说“那把刀子突然变短了”。这种简短的智慧的叙述中，带着精彩的视觉描写，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个例子，在电影剧本《魂断蓝桥》里，男人要去战场，女人到站台送行，忽然剧本另起一段，只用了一句话，“最后一节车厢开走了”，就把女人看着一列火车在视线里渐渐消失，以及消失了以后的痛苦心情都写了出来。几天前在饭店里喝酒，一位文学朋友说他的小说里叙述多了描写少了，我说，叙述和描写没有太多的区别，简单变化一下，叙述就成了描写。 比起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我更喜欢文学语言，但只是表现力强的，不是表现力一般或者没有表现力的。这方面，我还觉得中国现代小说的语言历史太短，不够成熟。 二十多年前，中国流行几百字的微型小说，我只是偶尔看一看，也看了千八百篇，但只有一章还留着印象。一对父子去别人家里，刚巧在主人离开的时候暖瓶爆裂了。后来孩子问父亲，暖瓶不是我们打破的，怎么还要道歉呢，父亲回答说，如果说不是我们打破的，又有谁能相信呢。我读那一章微型小说，读到了中国人的悲剧性格和悲剧生活。 但是在我家里，那个暖瓶确实是我打破的，并且在1962的中国，生产军用产品的钱比生产民用百货的还多，商店里的柜台空空荡荡，家里一个多月买不到暖瓶，问题是我才七岁，还没有学会道歉。我还记得，被我打破的暖瓶，是我爹从八百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带回来的，摔扁了的铁壳子上印着大红花、天安门和红通通的天空。摔扁了的图案歪歪扭扭，躺在地上，让我害怕。 我忘了冷，忘了饿，蹲在地上想了又想，我爹我妈回来怎么办呢？说是它自己掉下来摔破的，不行，那暖瓶没有腿和脚，怎么会自己走到八仙桌边上呢？说是被猫给撞到地上的，不行，我们家的猫因为偷工厂食堂的肉吃，早就被食堂的人打死了。那就说是老鼠给撞到地上的，我们家的老鼠很多，还是不行，老鼠太小撞不动那么大的东西。我越想越怕，说不说谎话都会挨一顿打。我二哥三哥都被我爹我妈打过，我听过他们大声哭叫。我三哥一挨打就认错，我二哥怎么打都不求饶。 那天下午我从家里逃跑时，天就快黑了。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从身边开过去，再开回来的时候里面亮了灯。我爹我妈上班的橡胶厂，就建在日本人留下的一群碉堡里，那些碉堡窗口的灯亮了，像野兽的眼睛。那时候国家缺电，马路边上或者没有路灯，或者有了也不亮。我在外面流浪的夜里，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些灯光，别的没记住什么。我的胆子很小，不敢走到完全黑暗的地方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大哥首先找到了我。他的眼力好，我冻得缩成一团也能看见。接着是我爹我妈跑过来，他们没有打我，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把他们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时候我的腿冻僵了，站不起来，被他们轮流抱着，回家了。 我这一生唯一的离家出走，让我知道，还是家里温暖。
春天的風很大。呼呼的風一連吹了三天，天搖地動，鬼哭神號。用我媽的話說，冬天不愿意走，是被春天的大風刮走的。我媽的老家有一句話，說得更加形象：樹根不動，樹梢白搖。意思是不刮很大的大風，春天就不會來。 二舅長相英俊，個頭很高，話語不多。他是1953年來到鞍山的，在鋼鐵廠修建高爐。他有兩個磕過頭的干兄弟，一個姓王，一個姓于，都是和他一樣誠懇、熱情的人，在鋼鐵廠里成為骨干。二舅在退休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在車間里擔任支部書記。他又是那種做事情投入的人，當支部書記的時間一長，除了會讀黨的文件，別的都不會做了，比如抽煙，比如喝酒，比如下棋打撲克，還比如和人聊天交流感情，等等。他退休以后的日子特別寂寥，得了腦血栓病，在床上躺了幾年以后，病情加重，與世長辭。 除了那個早夭的嬰兒，二舅媽留下五個孩子，從十六歲到四歲，前面三個女孩，接著一個男孩，再接著還是一個女孩。 十六歲的是我大表姐，圓圓的面孔，黑黑的眼睛，溫和的表情，同樣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比穿在別的女孩子身上漂亮。她上班不久，和一個英俊又精明的人結婚，住在鐵路西邊的一個廂房里面，早晨的陽光從東邊進來，午后的陽光從西邊進來，日子過得還不錯。附近可能有一家處理中草藥的工廠，我去過大表姐夫家里很多次，有時在恰好的風向里，中草藥好聞的氣味慢慢飄來。不幸的是，大表姐和她的母親一樣，也在三十多歲時得病去世了。她的去世讓我感到人間的悲傷。 表哥是他家里唯一的男孩，但性格內向，從不驕傲。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家搬去時，他的尿床病還沒有治好。有一次我睡在他的床上，早晨醒來他上學去了，我一摸他睡覺的地方是干的，再一摸我睡覺的地方是濕的，原來尿床的禍首正是他的床，誰睡在那床上都會遺尿。這件事影響我的名譽，我沒有告訴別人，也沒有告訴我表哥，害得他繼續尿床，直到后來換了一張床，他的尿床病才正式結束，性格也變得開朗。 表哥結婚的那天天氣晴朗，陽光很好。表哥和漂亮又溫柔的表嫂站在一起，笑容滿面。后來，離中國不遠的日本富裕起來，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把二戰以后留在中國的一大批孤兒，接回自己的國家過幸福生活。表嫂的母親回日本的時候，領走了浩浩蕩蕩的一大群人。表哥表嫂再回中國探親時，言談中把日本叫做日本國，對于那個贈給他們提供免費住房、家電、汽車和職業培訓的國家，顯露出喜歡和認同的感覺。 有一年，新的二舅媽來了。她相當年輕，只比大表姐大了幾歲，就做了大表姐的繼母。我們都覺得奇怪，她怎么會愿意嫁給沒有錢又沒有地位、卻有大大小小一群孩子的二舅呢？我媽嘆了一口氣說，真可惜了，她不會生育，要不也不能嫁到這一窩一塊里來。我們才知道，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里面，不能生育的女人位置很低，甚至比能夠生育的殘疾人還低。那不僅是可惜，還很可憐。 我們順著我媽的目光看過去，看到她性格直爽，辦事利落，特別勤懇。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二舅家和我們家那么多孩子，一個接著一個結婚了，在那么多婚禮場合，她只要站在那里，目光四處一望，就會發現有什么遺漏之處，然后悄悄過去處理好了，再回來站在那里。直到婚禮圓滿結束，她給自己的定位，好像一些國家和地區政府設立的不管部，專門管別人管不到的事情。她是不管部的部長，還兼所有的工作人員。 她在這個家庭服務了幾十年，尤其是二舅躺在床上生病的幾年，她精心照料的樣子讓人感動。二舅去世以后，她一個人生活，時光一點點流逝，來看她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就想到，在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里，中國和外國的繼母形象大都可憎，其中也包括安徒生的作品。這樣描繪繼母形象，有失人類的寬容，有失人類的厚道，讓情愿或不情愿地處于這個位置上的女人，心有酸楚。 二舅家的二表姐、三表姐，還有比我小了兩歲的表妹，在她們平淡或不平淡的日子，以她們堅強或不堅強的心態，慢慢長大，慢慢變老。她們的有些故事，留待以后再說，現在得省下篇幅，說說二舅家的房子。 春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家搬到住樓房的二舅家里。 后來我才知道，那是鞍山建設的第三批工人住宅。第一批是在中華民國時候的20世紀初，開礦冶鐵的日本人建的，大部分是單體住宅，分給日本工人的住宅是180平方米，分給中國工人的減了一半，90平方米。第二批是在滿洲帝國時候的40年代，擴大投資的日本資本家建的，大部分是二三層小樓，分到日本和中國工人的面積，比第一批小了一點，還是相當寬敞。前邊兩批用的都是日本圖紙，日式風格。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修建第三批工人住宅，用的是蘇聯人設計的圖紙，一律是斜尖屋頂的三四層紅磚樓房，蘇俄風格。我二舅來鞍山比較早，趕上了鋼鐵廠分配的那批住房。分給每戶的是小型的三室住宅，60平方米左右。那批房子的產權是鋼鐵廠的，每平方米每個月只收一角錢的房租，二舅嫌每月交6元左右的房租太貴，主動把三室中的一室退回給廠里。后來，他的子女不斷長大，再想要回上交的那一間屋子，已經來不及了。 我就出生在那樣的簡易住宅里，搬過一次家還是那樣的簡易住宅。現在搬到二舅家里，感到一切都很新奇。 搬到二舅家里那天，熱熱鬧鬧的兩家人聚在一起，要說的話很多。他們在說話的時候，看見我每隔幾分鐘就去一次廁所，聽見一次次響起沖水的聲音，還以為我的肚子在鬧毛病。 他們都弄錯了。我的肚子很好，只是腦子好奇，想弄清楚那些流了又流的水，為什么我只拉動一根繩子，它們就嘩啦嘩啦地流出來。
上学的小儿郎 阳春四月，下了几天蒙蒙细雨，这里那里的野花都开了，没有一棵树的枝上不长出绿叶。二舅家住在一楼，窗子外面的空地上，热热闹闹的来了五个人，在抬来的长条桌子前坐下来。五个人都是女的，留着一样的短发，只是年龄不同。那时候是1962年，人与人之间不允许有差别。她们不仅仅留着一样的短发，衣服的样式和颜色也一模一样。 左边的那个二十多岁，像个女教师模样。她把铁皮喇叭放在嘴边，用脆亮亮的声音，轮番喊着两句话： “北长甸小学，开始招生了！”“想上学的，到这里报名！”过了一会儿，那张桌子前面站满了报名的人。按中国的规定，小孩子到了八岁，可以到小学读书，但很多人家的孩子都等到九岁上学，为的是大了那么一岁，长得高一些，壮一些，到学校不受别人欺负。 那一年表哥九岁，很顺利的报了名，然后到桌子的另一端接受入学考试。那考试分为两方面：先回答几个问题，比如你叫什么名字，你爸在哪里上班，你喜不喜欢上学，然后看你知不知道数字的顺序，只要能从一数到一百，就算合格了。 这样的考试非常简单，很多孩子都顺利通过，但排在我表哥前面的两个孩子，在考到数字的时候卡住了。一个红脸蛋的小女孩，数到六十多个数字，就再也接不下去，脸蛋憋得更红，眼泪哗哗流淌。老师赶紧哄她别哭，回家先背下来，明天再来报名，只要能背下来，一定让你上学。另外一个孩子口齿伶俐，声音洪亮，数得特别快也特别流畅，但是数到四十九的时候，接下来就回到二十，再数到四十九了，接下来还是二十。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大约数了四五遍，总是数不到五十和五十以上，把旁边的人都逗乐了，一位老师弯下腰去，说她的肚子笑疼了。 表哥排在最后，很顺利地数到一百，老师点点头，夸他聪明。忽然我明白了，表哥这几天像唱歌一样唱着那些数字，原来是为了把它们背下来。 这时候她们一边整理报名的名单，一边等待可能来报名的孩子。 一位老师说，今年报名的孩子比去年少，去年学校的名额早就满了，还有一些孩子没报上名呢。 旁边一位老师说，今年国家调整政策，工厂减了很多人，这张报纸说的，是精简下放。 还有一位老师接着说，她住的地方，几乎有一半邻居都搬回农村去了，所以报名的孩子就少。 过了一会儿还没有人来报名，没有什么热闹可以看了，表哥拉了我一下，想回家去看小人书。我把表哥的手推到旁边，然后站到老师的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我，七，岁，我，认，识，字，我，要，上，学。”那些老师忽然来了精神，每个人都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看我会不会读。那些简单的字，我虽然不会写，读的却很容易，但她们不会考我写字的，因为当时还有进城不久的孩子，上学时一个字也不认识呢。有位老师想了想，拿出她刚刚看过的报纸，指着其中一段文字说，你试试看，这一段能不能读下来？ 那一段有五六句话，每句话都很长。我只读错了一个字。 那些老师嘴角向上，互相看了一眼，显然都很满意。认识这么多字，直接读二三年级或者四年级都可以了。类似的事情，在我1979年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那时我已经在社会上漂流了七年之久，读过很多很多的书。学校的教材发下来了，马列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几部教材，我只翻了翻目录，看了看前言，一扬手扔到窗外去了。不谦虚地说，我可以不必经过本科四年的学习，直接留在大学里担任那些学科的教师，还未必比他们差。 但是在1962年的春天，小学报名招生的时候，她们还要像考别的孩子那样考我，从一数到一百。这我可没有把握，我可能会数出来，可能会数不出来。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说我不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灵机一动，说了这一辈子的第一句谎话：我不但能数到一百，还能数到一千。五位老师就是一愣，五张嘴几乎同时在说，你数吧。我抬起头看着她们，越来越快地数了十个数字：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九百、一千。 她们笑了。她们知道，我上学已经没有问题，会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真的没有问题么？答案只有天知道。 几个月后开学了。开学一个多月，班主任老师找到我妈，和我妈商量能不能让我退学，明年再上学。 老师说，董学仁各科学习很好，遵守学校纪律，尊敬校长老师，和同学之间从不打仗。 我妈看了我一眼，问：为什么要退学呢？老师也看了我一眼，还摸了一下我的头发，表示亲切。 董学仁很聪明，有些课程不学都会，但年龄小了一岁，上学还不太适合。比如说吧，别的孩子都端端正正坐着，按要求把手背在身后，董学仁的手不会背在后面。别的孩子上课时候上厕所都会请假，不让去就不去，董学仁上厕所不会请假，跑出去再回来时也不敲门，在黑板前面站了半天，找不着自己的座位。还有一次，他上厕所回来带回一只蚂蚱，在黑板面前一松手跑了。那一节课全班同学都跟着董学仁去捉那只蚂蚱，老师没办法讲课了。 我妈没说什么，领我离开学校。 我的第一次上学经历，就这样地结束了，很不光彩。 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也无所谓光彩不光彩。其实是我上错了学校，或者生错了国家——在1962年，欧美国家孩子上小学的年龄是四五岁，苏联孩子上小学的年龄是七八岁，中国照搬苏联的教育体系，把上学的年龄也规定的很晚。我如果生在欧美国家，年龄就不算小了。还有，欧美国家的孩子可以不用请假就去厕所，回来以后，愿意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如果有人把一只蚂蚱带进教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当然，他们根本不会要求那么小的孩子端端正正坐着，把双手背在身后，那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发育，只有专制体系的国家出于一整套的政治需求，才会那样安排儿童的坐姿。这样看来，我真是没什么不光彩的，不过是上错了学校，或者生错了国家。 美国有人在中学里的一个班级做了实验，要求学生像专制体系国家的学生一样，端端正正，手背身后，并且要求实验者穿统一服装，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集体。结果，没用太长时间就导致了学生性格的法西斯化，并且难以控制。美国人在震惊之后，根据真实故事拍了一部电视剧。德国人也震惊了，回头审视当年的纳粹式教育，心有余悸，拍出一部相同故事的电影，叫做《浪潮》，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在网上看了那部电影，身上禁不住发冷，思维快要停止了，但是在完全停止之前，还是想到了一点，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那样培养出来的呢？ 据说在1962年，南方有一位小学老教师，教小学生的唱歌课。他想到一部中国老电影的插曲：“小呀么小儿郎，背起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哪，没有那学问无脸见爹娘。”他觉得那首歌的调子很好，但歌词不行了。新的政党领导新的政府，正在提倡一种新的文化。他就把歌词改成：“小呀么小儿郎，背起那书包上课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政府骂我懒哪，没有那学问无脸见我党。”他把那歌词拿给校长看，被校长骂了个狗血喷头。
现在想来，我在1962年第一次读小学时，眼睛就近视了，可能还很严重。那时我和表哥坐在同一张书桌后面，但我从厕所跑回教室，瞪着眼睛看了好大一阵子，没看见表哥坐在哪里，当然就找不到座位了。后来不久，我和表哥去登山，有一件事情再次表明我的视力不好。他在登山的一路上捡起好多我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连在一起的三颗机枪子弹，虽然生了很厚的铜锈，也可以和邻居小孩换两本小人书看。而我只看见树丛和石缝里的死人骨头，白色的，黄色的，带一些黑斑的，都很让人害怕。 那座山的形状，从哪个方向看都像是一个尖顶草帽，孤零零地坐落在鞍山市区的中心。其实它的东面有很多山，是从长白山山脉伸过来的，伸过来之后忽然有一个灿烂的开放，被人们叫做千朵莲花山。那千朵莲花山后来叫千山，只是离它比较远，显得它非常孤单。它的西面就是大平原了，是辽河、太子河、浑河三河的下游冲积平原，晴天雾天都看不到边际。 在一片宽阔地带，有那样一座孤立突兀的、不大不小的山，在有些人看来会增加一些军事上的意义。比如在清朝时候，我居住的城市还是一片荒野，有熊和野狼甚至还有老虎出没，荒野间的很多事物还没有命名，那座山就有了名字：瞭高山。那时的人们，想必会在山顶修建军事哨所，观察四面八方的敌情。到了晚清时候，那座山又改名为镇守山，从字面意思来看，它的军事意义更加重要。我不熟悉那段历史，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样的战争，是否有人在那座山上丢掉性命，然后变成冤魂游荡，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座山，也许是命中注定，还要被人用各种不同的名字称呼着，被人赋予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意义。1924年，不管那座山是否同意，它的名字又改变了。那时候，满州铁路从它不远的地方经过，掌管铁路和冶炼钢铁的日本人将它列入市街计划，开始在山上大批栽树，还在它的东坡上修建一座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寄放那些死在中国的日本人骨灰，收留那些游荡在中国的日本孤魂，于是，它的名字被改为神社山。 很快到了1946年，那座山又一次改了名字，叫钟灵山。那时候日本军人扔下他们的武器，日本商人扔下他们的工厂，狼狈不堪地撤退回国。溥仪经营了十多年的满洲帝国突然倒台，东北又一次成为中国的疆土。我能猜想得到，接收鞍山市的那些中国人，看到那座矗立在市中心的山，一片青葱，一片青翠，满心都是欢喜。他们要为它打造一个美丽的名字，于是，中国少了一座与死亡有关的神社山，多了一座与生命有关的钟灵山。 钟灵山，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它生存的时间更短，只有三年。 在那三年里，中国的两个党派率领自己的军队惨烈厮杀，一方是中国国民革命军，一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国民还是人民，一旦遇到那样的战争，只能是毫不吝惜生命，像赌场上的人毫不吝惜钱财。1948年2月，那座山上有过激烈的战斗，各种兵器一齐开火，把寒冷的冬季打成了火热的夏季。 在我年轻的时候，以为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真是奇怪，几乎所有的路、所有的街，名字都与那场内战和以后的政治有关，比如解放路、胜利路、建国路、前进路，比如爱国街、真理街、正义街、荣誉街，等等。后来我去过的城市多了，才知道那是1949年以后的普遍现象，胜利的一方单独获得了国家的管理权，雄心勃勃地为原有的事物重新命名。很多城市里街道的命名，都用来表扬他们的功绩，甚至还扩展到一些小学、一些商店、一些影剧院。 钟灵山的名字是失败的那个党派起的，不能再用了，改名为烈士山。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永远纪念胜利的党派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但在鞍山的一些老年人看来，很像是把以前日本人的神社山翻译成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们过了一些年之后，习惯了把胜利的一方叫我军，把失败的一方叫敌人，还能模模糊糊地想起，当年我军死的人是烈士，运出去安葬在郊外的烈士陵园。死去的敌人在烈士山就地埋了，埋得很浅，没立墓碑。 我在与表哥一起攀登那座山之前，和一些小伙伴们去过那里，但没有去过山顶。一次是听说南山坡上有一个老太太上吊死了，我们都跑过去看，离得很远就被大人拦住了，没有看见什么。听大人说那片山坡够邪的，隔三岔五就有人上吊寻死。我们还去过山的东边，东边是一条有房子那么深的水沟，流淌着发黑的污水，水边的斜坡上经常有被扔掉的死去的孩子，有的本来是用布包着的，被狗撕开了，咬破了，真可怜。 表哥最后拉了我一把，让我也登上山顶。 那时候的山顶还立着一个水泥碉堡，有三四层楼高，北边的外墙被炮弹炸了一个洞，或者是炸药包炸的，不影响整个碉堡的坚固。表哥和我进到碉堡里面去看，有几间屋子大，一个楼梯贴着墙盘绕上去，通向一个被铁板封死的洞口。我们推了又推，推不动，没法站到碉堡的最高处观看城市的全景。从窗口小心地伸出头，看见山下有一队排列整齐的小学生，像一队排列整齐的小蚂蚁。 下山的那条路，我们选择了北坡，那条路是人们上山常走的路，经过数不尽的脚底踩踏和磨砺，那条从碉堡向西走一点再直通山下的土路，没有大的石块，很光滑也很干净。路的两边都是槐树，又高又大，在那个中午撒下绿色的阴凉。 走着走着，我就有了跑下山去的想法。回头看看表哥，还是不紧不慢地跟在我后面。你八岁。我六岁，上山没有你上的快，下山你可追不上我。这样一想，我的脚步加快了。这时从我的后边响起一个男孩子的喊声：快让开，快让开，大汽车来了。接着一个比我个头还矮的孩子跑过来，从我的身边冲了过去。我也顾不上表哥了，一心想着前面的孩子，很快就追上他，跑到他的前面。 那时候的感觉真好，跑得那样快，几乎要飞起来了，身体一点阻力都没有，还带着自己向前飞跑，想停都停不下。 我这辈子只那样开心地跑了一次。那种感觉不会再有。 用飞翔的速度跑了一次也就够了。 一棵棵大树带着呼呼的响声，从我身边掠过。 我已经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速度，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紧急之中我有意偏了一点方向，奔向一棵细一些的树干，伸开双臂把它抱住。我的想法很对，但我的力气不够，强大的惯性把我从槐树那里甩回路上，一头栽倒，沿着山坡滑下去了。 醒来的时候，我的脸上包满了纱布，只给一只眼睛留了条小缝。为我的脸缝补伤口的人，很像两年前为我在后脑勺上缝补伤口的那位医生。他正在对我妈说我很幸运，前些天有个孩子在烈士山摔死了。他说：再往这边偏一点伤到太阳穴可能致死，再往那边偏一点伤到眼睛可能失明，现在看，没有太大危险了，你就放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在山顶碉堡看见的小蚂蚁一样的小学生，是比表哥还大的高年级同学。班主任老师带领他们到烈士山接受革命教育，意外地见我从山坡栽了下来，她和那些高年级小学生，还有我的表哥，一起抬着我跑到医院。没有她和他们，我可能会流很多很多的血，可能会成为那座烈士山上新增加的一名烈士，或者是那座烈士山上新增加的一个冤魂，只是年岁小了点，让人更加心痛。
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我当时不懂得什么/只觉得他笑的很好那个人后来不知怎么样了/只是他那一笑还在/我不但忘不了他/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有的人读了伤心/有的人读了欢喜欢喜也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这首诗叫《一笑》，胡适写的，收在他三十岁（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里。相对于过去的文言文而言，《一笑》是刚刚创造的白话诗；相对于过去的旧体诗集而言，《尝试集》是第一部中国新诗的结集。换句话说，现在的大地上到处有人的踪迹，当初在伊甸园只有亚当自己。 我现在回想，读到这首诗是1982年，那时中国兴起了一种朦胧诗，一部分青年人读得懂，其他人全都读不懂。真正的问题出自哪里？出自前面几十年，中国的文学里都是大话、假话、空话，唱的是无中生有的颂歌，完全消失了人性的感知、人品的语言、人格的写作。如果胡适的《一笑》发表在那个年代，文字再浅显，也会被人攻击——里面只有少年对一位陌生人（应该是位陌生女子，先前的中国文字里，“他”可以指女子）的轻淡笑容的反应，没有歌颂党和祖国、歌颂革命和事业的字眼，怎么让人看得懂呢？ 那一年，我还是大学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新诗开创期》，从胡适、鲁迅等人的作品入手，描述在五四运动时代出现的新诗，怎样以象征主义风格开始，显露出清晰的现代主义倾向。那篇论文在北京的期刊杂志转悠了一年多，推荐它的马良春又把它寄回我的学校，说各杂志的编辑们都觉得好，但在中国发表还是太早了。马良春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在大连见过一面，我很感谢他忘年的情谊。 那时我最大的感慨，不是我的几篇论文无处发表，是感慨胡适已经去世，我无法读他的研究生，也无法继续他所做的事情，并且，也无法继续我想做的更多的事情。我很郁闷。 胡适早已在1962年2月14日去世。 算起来，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如果胡适不是到了七十二岁的年纪，应该和他钟爱的女性在一起。胡适在他的的生命里，对长辈包办的旧式婚姻始终承担义务，又对别的女性充满了衷心的爱慕。他洋溢着特别睿智的绅士风度，肯定会成为女士们终身追求和崇拜的偶像。这样一来，就有聪慧美丽的女性对他不离不弃，爱他爱得大度，爱他爱得彻骨，为他空候一生。遗憾的是，那时他是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那一天要为新院士举行欢迎酒会，他没有留在情人身边，更加遗憾的是，那一天酒会结束时，他的心脏病猝然发难，把他的一生都给结束了。 由于他死得突然，他的墓志铭是一位学者撰写的：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不想赞同用墓志铭来评价胡适的方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可能有几十个胡适。 我也不想完全赞同墓志铭上对胡适的评价。其中用中华民国纪元前和纪元后的方式，因为不与世界通用，实际上局限了胡适的意义。此外，说他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也不会符合未来的事实。胡适自己的想法呢，当然不会是这样。他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出发，从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出发，注意到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变化。“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他说。他甚至还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思想，包括他胡适的思想，也包括董学仁的思想，如果现在还是天经地义，未来也会变成废话。 但在我看来，胡适的有些名言，已经接近了事物的真相，给世人留下长久的惊醒，随意挑一句，就可以用做他的墓志铭。 比如：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比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比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比如：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比如：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比如：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我在回忆1960年时，写了一篇关于雷震的文字《要自由主义，不要自由》，其中用了很大力气，描述了胡适一生坚持的自由主义。尽管它非常重要，这里也不再重复。现在我回忆的琴弦上弹拨着1962年的往事，之所以再一次想到胡适，是因为这几天我看到很多文章，都在纪念中国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胡适也指出过，就是愿意在数目字上做文章，比如今年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又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还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实际上那种故作热情的纪念，只是表明了平时的日子，他们已经把那些事物遗忘。 五四运动源自一场新文化运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是掌握不了运动的发展方向，为此他难免耿耿于怀。比如，五四运动造成北京大学在几年里人心浮动，无法回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开始认真思考学生运动与重大国事的关系。 他的目光从历史看过来，“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都是因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所以青年学生被迫投入干预政治的运动。但他觉得那只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救急方式，长期搞罢课和游行示威，对于教育救国，对于学生发展，都是极大的损失。他甚至觉得真正有效的学生运动应该在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进行，而不是到社会演讲那些诸如“同胞快醒，国要亡了”、“杀卖国贼”、“爱国是人生的义务”的空话。 几十年之后，那场运动继续发展，并完全失去控制，把一个民族拉出了泥坑，再推入火坑。此时的胡适，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受到批判，成为全中国意识形态在很长年代里难得的一次同一。胡适还在遗憾那场受到“历史性的政治干扰”由文化运动转变成的政治运动： 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领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指科学和民主），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才是胡适。清醒又无奈的学者。 因此，他的墓志铭，可以用蒋介石为他去世题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或者因为他的墓碑很大，能容纳更多的文字，还可以题写他青年时代的诗歌《一笑》做墓志铭。那首诗中，含意朦胧、给人遐想、转瞬即逝又不断再生的“其实只是一笑”，很像他本人留给这世界的影像，很像他本人留给这世界的影响。
泡在一池温暖清澈的矿泉水里，我感觉到我像水一样接近于透明，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做。忽然对面墙上的电视哇哇哇地响了起来，打断了在这个春天的午后的我，与水融为一体的愿望。 我不愿看电视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电视台工作了很多年，知道电视是怎样做出来的，就像餐厅里的厨师，知道饭菜是怎样做出来的，还知道那些恶劣的饭菜，是怎样做出来的。现在，我面前的电视，正在播放一部恶劣的电视节目，一个孩子在医院里截掉一条腿，同时截掉了他成为舞蹈家的梦想，但更加残酷地是，人们还在鼓励他用剩下的一条腿跳舞，并且对他说：人类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人类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不过是一种狂妄自大的错觉，一种误导大众的观念。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狂妄自大，曾经造成、正在造成、还要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了罗布泊。如果说中国西部高原上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其中的一只是青海湖，另一只就是罗布泊。但是在1962年，在我们炫耀和实施“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那只眼睛瞎了，永远地瞎了。 它存在了200万年之久，地质运动造成的最大面积是2万平方公里，有了人类活动后的最大面积是5千平方公里。在中国上山砍树大炼钢铁的1958年，地图上标定的面积还有2570平方公里。 它曾经有过许多名称，比如一些很美的名称，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而罗布泊是元代以后的名字，占领了那里的蒙古人把它叫做“罗布淖尔”，意思是“多水汇入之湖”。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吸纳来自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的诸多河流，比如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儿臣河、米兰河。流进那罗布泊的，还有来自祁连山冰川融水的勒河。这真让我惊讶，有这么多河流涌入它的怀抱，它怎么还会干涸？ 几千年前，中国人开拓了通向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用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交换西方的物品。他们的商旅离开中国腹地一路西行，连续多日跨过荒芜地带，忽然就看见了罗布泊的美丽，那里烟波浩淼，绿林环绕，水草丰美，牛马成群，是一片巨大的生命绿洲。然后，他们走进罗布泊西面的楼兰古国，在市街上看见令人销魂的美女，在佛塔上看见鲜艳精美的彩绘，在壁画上看见长着翅膀的飞天。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湿润了，感到人生的短促和迷茫。 我看到的一份文字说，公元四世纪的时候，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曾经颁布法令限制用水。可能像那份文字的猜测，楼兰人遇到了湖面萎缩的困境。也可能像另外的猜测，楼兰人产生了节约用水的意识。但那古国楼兰，恰好在那个世纪神秘消亡，楼兰为什么限制用水，楼兰又为什么突然死去，没有谁说得清楚。 关键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不是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理解为和尚多了就会变得互相依靠、推诿和懒惰。如果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可能看出其中更深的意义：人类数量的增加，导致用水数量的增加，必然造成用水拮据；人类活动的恶化，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必然造成水源枯竭。 我想起人类择水而居的初始，因为没有打井的技术，只能在河流和湖泊旁边安营扎寨。时间久了，人数多了，水的资源显得不足，他们就迁徙到水源充足的地方。那时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顺畅和谐的，大自然是这座星球的主人，人类不是。不幸的是在那几千年里，人类能力的不断提高，逐步产生了索取自然、凌驾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欲望。一旦人类把自己当作这座星球的主人，危险就诞生了。他们的许多行为，看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呢，有悖于自然法则，比如欧洲对羊毛的需要，毁掉了大片的森林，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更糟糕的行为，还在于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巨大失误，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恶果。比如1950年代的中国，调动了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砍光了很多山上的树木，然后是遏制不住的水土流失，让地球在许多万年生成的美好自然毁于一旦。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一首诗歌里，写到了让人痛心的“国破山河在”，这下可好，变成了更让人痛心的“国在山河破”，我们已经没有完整的山河，可以留给后代子孙。 我们有多少理由改变大自然呢？那些年里大搞水利工程，中国修建了据说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水库，有那个必要吗？它们的效果究竟如何？ 前面说到罗布泊，这里就以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为例。它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世界第二大内陆河。关于这条河，我读到这样一段描述： “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水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扩大后的耕地要用水，开采矿藏需要水，水从哪里来？人们拼命向塔里木河要水。几十年间塔里木河流域修筑水库130多座，任意掘堤修引水口138处，建抽水泵站400多处，有的泵站一天就要抽水1万多立方米。盲目增加耕地用水、盲目修建水库截水、盲目掘堤引水、盲目建泵站抽水，四盲像个巨大的吸水鬼，终于将塔里木河抽干了，使塔里木河的长度由60年代的1321公里急剧萎缩到现在的不足1000公里，320公里的河道干涸，以致沿岸5万多亩耕地受到威胁。断了水的罗布泊成了一个死湖、干湖。罗布泊干涸后，周边生态环境马上发生变化，草本植物全部枯死，防沙卫士胡杨树成片死亡，沙漠以每年3米至5米的速度向湖中推进。罗布泊很快与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浑然一体。”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冷漠，在这里又一次显露出来：罗布泊完全消失的年代，一般都以为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是据2008年底最新的科学考察确定，它在1958年还有数千平方公里的浩大水面，到了1962年就完全干涸。那么重要的一个湖泊，在它消失了38年之后才确定了它的消失时间，在这38年里面，我们都在忙些什么？还有，如果没有美国人在1962年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罗布泊已经干涸，我们断定它消失时间的依据会是什么？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动笔触,详尽细致地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我们的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正是这个最终指向人类自身的潜在而又深远的威胁,让公众突然意识到环境问题十分严重,从而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始。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通过中国罗布泊突然消失的实例，大自然给了人类一个明确的警告：向大自然的任何一次索取，都是一笔注定要尝还的债务；战胜大自然的任何一次成果，在长远的意义上都可能是失败。如果我们还要犯自食其果的错误，与罗布泊相似的青海湖也会消失。 这样看来，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上，1962年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