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崖口村随想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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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崖口村随想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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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崖口村随想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对安徽凤阳小岗“大包干”经验的宣传，家庭承包的浪潮席卷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都受到重创。当时，只有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江苏江阴市华西村、河南新乡市刘庄村、河北晋州市周家庄村等少数村庄顶住压力坚持了集体经济。30年过去，这些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发展的怎么样呢？ 在家庭承包浪潮袭来的时候，崖口村经过村民们几天几夜的讨论，最后决定不搞家庭承包。不搞的原因很简单：紧靠港澳的崖口村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了，许多人家仅剩下老弱病残。如果搞家庭承包，许多人家的地种不上，完不成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于是，集体经济被保存下来。党支部书记陆汉满组织留在村里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围海造田。十几年的时间中，围出了3万多亩土地，为崖口村创造出50多亿元的财富。 崖口村地处珠江入海口，属于寸土寸金的地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方方面面就开始用不断加码的价格企图收购崖口的土地。在现金的诱惑下，村民中主张卖地分钱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陆汉满书记坚决反对卖地。他说，我们没有权利卖掉属于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土地。1991年，买方开出的价格是5千元一亩。2008年，价格已经涨到了5万元一亩。反对卖地的陆汉满成为了少数。2008年，按照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崖口村以每亩5万元的价格卖出了11700亩土地，每户村民都分得了几十万元现金。2011年，崖口村卖出的土地在土地招拍挂中卖出的成交价是45万元一亩，是崖口村卖出价格的9倍。2011年，陆汉满不再担任党支书。 陆汉满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37年，带领社员们在紧邻港澳的伶仃洋畔围海造田3万多亩，为崖口村积累了50多亿的资产。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一年四季打赤脚的习惯。右上角是作者与陆书记的合影。作者手中抱着的是陆书记赠送的有关崖口村的资料。（本文中的照片都为谢小庆摄于2012年11月11日） 2009年1月，当我第一次从媒体读到有关陆汉满的报道时，深受感动，萌生了向陆书记当面表达敬意的心愿。3年多以后，2012年11月初，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陆汉满书记的带领下，我参观了崖口村，并与陆书记品茗畅谈，听陆书记讲崖口的故事。临行，陆书记又赠送我许多关于崖口发展历程的珍贵资料。 回到北京，整理与陆书记交谈的录像，翻看陆书记赠送的资料，产生了许多思绪。
崖口村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在陆书记的带领下，我参加了崖口村的农机站。在农机站，我看到几十台大型的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等。机库中停放着四、五台大型的插秧机。陆书记告诉我，一台插秧机的价格20多万元。 上世纪50年代初完成土改以后，基本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有者耕其田”的理想。之后，中国农村面临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其一，避免土地继续碎片化。“平均地权”以后，土地本来已经碎片化。伴随人口的增长和世代的传延，土地将更加碎片化。伴随人口的增长，一家如果有三兄弟，三兄弟都成人以后就要将原来一家的土地一分为三。这样，土地存在越来越碎片化的趋势。其二，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一家一户的小片土地，很难实现农业机械化。 为了实现机械化，为了避免伴随人口增长的土地碎片化过程，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允许兼并，放弃土地改革的成果，使土地向部分人手中集中，使农村两极分化。另一条路是实现合作化，以合作的方式扩大种植规模，实现农业的机械化。 50年代初，出身农民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曾经认真思考过的，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平均地权--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循环往复的历史教训有充分的了解。基于他对于平等的偏好，基于他的共存主义（communism，许多人根据日本人的译法将之翻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信念，毛泽东不可能容忍两极分化。这样，推动合作化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放弃了集体经济，由于放弃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一些地区的农业机械化也出现了倒退，一些集体的大型农机被弃置。 后来，一些地区通过土地兼并重新开始了机械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一些人变为“耕者无其田”的佃农，一些人变为“耕者无其田”的农业工人，将一些人变为“有田者不耕”的土地出租者。 崖口，却依靠集体经济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
农民要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城市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崖口紧靠广澳高速公路和广珠城轨，崖口村村口距离广澳高速的收费站仅有几百米，距离广珠城轨南朗站仅3公里。今天，崖口距离珠海、中山市、广州的车程都不到1小时。今天，在北京市内，从一处到另一处乘车走1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 今天，崖口村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崖口村民的生活已经与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崖口已经可以被视为珠海、中山市或广州郊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一个居民新村，或一个居民社区。 美国，可以被视为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被视为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今天，一些人居住在距离城市中心1、2小时车程的地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是很平常的事情。 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曾在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时，我租房住在一处居民小区。我所居住的小区距离我的办公室大约10公里，距离普林斯顿中心街道也是大约10公里，距离费城大约60公里，距离纽约大约100公里。那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也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乡下人”。 农村怎样实现城市化？是像今天许多凋敝甚至被抛弃的村庄那样“离乡离土”的城市化，还是像崖口这样“不离乡、不离土”的城市化？是把农民变成背井离乡的、“蜗居蚁寄”的城市新移民，还是在自己的家乡把农民变成有房有地的新市民？是跨越千万里去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还是在本乡本土实现这种转移？ 崖口村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事实上，河南刘庄、江苏华西、山东西霞口、河南南街、河南北徐等许多村庄都已经以类似崖口的方式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些村庄以“共同富裕”和“不离乡、不离土”的方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久前，我访问了河南刘庄，河南南街，河南北徐庄，山东西霞口等多个依靠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与这些村庄相比，崖口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尊重，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根据我的阅读和思考，我认为，集体经济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自愿”，是保障人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即“不做的自由”。在公共场所，我们不能保护一些人抽烟的自由（做的自由），但我们必须保护每个人不抽烟的自由（不做的自由）。 我本人曾经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曾经作为人民公社社员挣过11年的工分。离开农村以后，我一直与自己曾经下乡的生产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迄今，我已经对一个生产队的发展近距离观察了45年。我认为，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风险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侵害。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在许多地区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就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侵犯。 2012年夏天我走访了7个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根据我的理解，百年来以色列的人民公社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愿”原则的坚守，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在近30年崖口村坚持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崖口集体经济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事实上，由于紧邻港澳，许多村民曾经脱离集体的生产，到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去打工，去创业，去经营各种事业。对此，崖口一直坚持了来去自由的的原则。 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村民参加集体的劳动，挣集体的“工分”。这些挣“工分”的村民，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他们这样做。 崖口的实践显示，共同富裕不一定以自由为代价。我认为，人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更偏好“部分先富”，有的人更偏好“共同富裕”。对于那些偏好共同富裕的人们，崖口的实践可以带来启发，带来鼓舞，带来信心。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没有法律的保护，寸步难行。我参观以色列人民公社的感触是，这些公社是建立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之上的。如果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这些集体经济寸步难行。 翻看陆汉满书记赠送给我的厚厚的资料，我发现，几十年来崖口村与方方面面不知道打了多少场官司，不知进行了多少次的法律诉讼。尽管中国的法治环境尚不够理想，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有待完善，崖口村仍然努力地运用了现有的法律武器，维护了集体的利益。
崖口村村民主要属于谭、陆两姓，80%以上的村民姓谭，第二大姓是陆，其他姓氏的村民很少。在陆书记赠送我的资料中，包含一份刻印于明万历己丑年（1589年）的《谭氏家规》的影印件和一份刻印于咸丰己未年（咸丰9年，1859年）的《谭氏族规》的影印件。 万历《家规》要求“宗和党睦，互相勉励，共笃前勋，以复淳风”。 《家规》中规定设立“族长”，“族内年辈俱尊、人望所归者而定焉”。“族长”之外，设立“族正”，“以助族长之不及”。“族正”应“择其品行端方、矢公矢慎者而举立焉”。 《家规》中规定“严禁不得为奴隶。子孙当勤学业以光宗族。如学业不就者，当为农、工、商，自安本分……有与奴隶联婚者同罪”。 《家规》中不仅规定了“严禁盗卖盗砍祖宗坟茔树木”，而且写明“盗砍盗卖乡中风水树木者，罪亦如之”。 《家规》在“严禁为匪为盗”一款中还写明，“窃田园瓜果鸡犬等物亦集祠责惩，以听其自新”。 咸丰《族规》中要求后人“诗书相伴、礼义相绳”。 《族规》中规定，对于“强凌弱、众暴寡者”，“毋得徇私毋得坐视”。 《族规》中要求后人“敦孝弟以正人伦。夫孝弟为百行之先，家道之兴替系焉。若不孝不弟，则与禽兽何异？”具体规定：“凡71岁者送袍金银1两，81岁者送袍金银2两酒1席，91岁者送袍金银3两酒1席，百岁者送袍金银10两酒1席，俱有吹手送至家中。”关于助学，《族规》中规定：“凡考县试者帮银2钱，府县试者帮银5钱，考道试者帮银1大圆，其进庠者即以旱田3亩拨为帮书，至试费红金另议”。 关于祖山，《族规》中规定：“严禁盗卖祖山……倘有串党私卖勾引外人霸占者，则不孝莫大于是，一经查出，永革不许入祠”。 关于家族公田（尝业），《族规》中规定：“严禁盗卖尝业。夫尝业所以供祭祀而子孙赖之以受福也。倘有借端串卖则祀典有亏，不孝孰甚？其有犯此者即集祠联众，闻官究治，仍摈出不许入祠。”《族规》中规定：“严禁为匪为盗……贻累房内者，其害匪轻。今后有犯此者，大则集祠重责，小则轻责，听其自新。如有屡犯不悛，仍即闻官治惩。”《族规》中规定：“严禁开场聚赌及引诱子弟局赌。此等败坏风俗大乱家规，凡我房中，各宜砥砺。父训其子，兄教其弟，不可有犯。”从《家规》和《族规》中，可以看见崖口村集体经济中的中华文化血缘。
在珠江口，在伶仃洋畔，在周围步步逼近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崖口村保留了大片的农田，每年在这些土地上收获着粮食和蔬菜。站在大片的稻田旁，我联想到美国大片《阿凡达》。陆汉满书记就像一个“纳威人”的首领，试图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试图抵抗工业化对家乡生态环境的改变。 导演卡梅隆在电影中提出了问题：纳威人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进工业化是纳威人唯一的选择吗？ 我们已经看到，北美大陆的新移民已经改变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原有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正在改变着许多中国农村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崖口村周边的许多村庄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农田已经从这些村庄消失。 一部分原住民保留自己生活方式的愿望是否可以得到宽容？非工业化的生态选择是否可以得到宽容？工业化是否人类的唯一选择？对此，我们或许可以更谨慎地下结论。
与周围那些早早卖掉了土地的村庄相比，崖口村不仅没有生计窘迫的穷人，也积累了财富。在自己的任内，陆书记不仅实现了自己“保护弱者”的初衷，不仅实现了自己“不弃贫寒”的夙愿，而且为崖口带来了财富。即使是仅仅比致富，也把周围四里八乡的村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陆书记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赵洪杰采访时曾平静地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08/18/content_7000032.htm） 在陆书记的家中，我对陆书记说：“崖口的探索不仅仅造福了崖口村民，不仅仅改变了自己家乡的面貌，而且在乡村建设方面为全中国农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共同富裕方面可以给全中国农民带来启示，可以为全中国人带来启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抗议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一波未伏，一波又起。崖口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探索，可以给全世界的人都带来启示。 我知道，凭借您的能力和见识，您完全可以像今天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一样，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虽然您没有先富起来，但是您实现了自己‘不弃贫寒、造福一方’的初衷。‘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曾经在‘伶仃洋里叹伶仃’的文天祥丞相，实现了自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愿望。50年来您在伶仃洋畔所做的努力，也会像文丞相一样，载入史册，光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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