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之思考
作者：杨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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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之思考
作者：杨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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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之思考 6月18日那天，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八大锅门前广场红旗飘舞人声鼎沸。门口大横幅《黑土地荒友之恋》大型庆祝活动耀眼夺目。这一天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45周年，恰逢最小的北京69届知青今年年满60岁。据此，由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委员会发起的纪念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偌大的宴会厅彩条挂顶，进门处红绒台布上摆放着三米高的大寿桃；舞台前是150平米的长方形生日蛋糕，中间插有六只0.6米*0.6米的红色大蜡烛。到场的3300人分坐在260多张餐桌前，每个人都是寿星。同是兵团战友的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孟凡贵、赵炎都来到现场并主持活动。3300人齐声呼唤：北大荒！其声音振聋发聩。这是怎样的呼喊？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坐在第110号餐桌的我在那声呼喊中心潮澎湃，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在这里我遇见了四十年未见过面的老邻居老同学，多年未见分外高兴。一起长大的发小有我一直喜欢的男生，问及他怎么没来，同学说：早已经过世。再问及我的中学同学，那个我曾经撰文写到：小时候在北京联友照相馆摆放的梳着大长辫子，穿着花连衣裙红皮鞋，臂上佩带中队符号的漂亮女孩。得到的回答是：她早就去世了。天哪！怎麽会是这样？接连两个噩耗，我的心情如坠雾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都已进入老年。写不完的知青故事、看不完的文学作品、回忆纪实，道不尽的知青情结都已成为过去。那不寻常的青春记忆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思考。记得在知青生活四十年聚会活动时，我们连队主持聚会的同志用精辟的语言总结说：“对40年前的经历我们刻骨难忘，今天我们有人怀念它、也有人希望忘记它；有人喜欢它，也有人诅咒它，无论如何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今天怎样去评价那段生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没有下乡的经历，就没有我们昨天的相识，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为了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这是缘分，是我们在艰苦环境下结成的友谊，我们大家都很珍惜这份友谊，今天才聚在了一起”。 是啊！战友们一次次相聚，是友谊，是回忆，是交流，是人生财富的总结。我们的相聚给后人留下的应该是知青精神！在这里参加聚会的3300人，是当年下乡知青总数2000万人的2%。而我们是所有知青的代表，包括那些逝去的年轻英灵。 之所以说知青精神！知青是在国民经济负增长的动荡时期，把知识和文明带给贫困落后的农村和边疆。知青在艰苦环境下战天斗地，流血流汗，建设祖国，贡献青春。知青大返城后又成为城市的一支战斗生力军，为改革开放奉献毕生的精力。到场的来自各条战线以及海外的知青精英代表，无不为之自豪。 之所以说知青精神！知青虽然只有初高中文化，传统的文明礼仪使我们懂得如何做人做事。我们经历过苦难，懂得好生活来之不易，珍惜生活尊重劳动。一次出差回京坐卧铺，对面的女孩一路上对我们嗤之以鼻不理不睬。天亮还赖在床上不动，快到站泡上一碗方便面没吃两口火车将要进站又慌忙跑去卫生间，回来时人们已经排队下车。她拿起背包向外跑打翻了整碗方便面全部撒在卧铺没叠的被子枕头上，女孩看了一眼便头也不回的下车了。当时我真想把她叫回来收拾干净，留下这龌蹉的东西让列车员如何是好。现在的年轻人啊！ 之所以说知青精神！知青下乡时只有十六七岁，也曾为睡大铺用鞋底子丈量铺盖而相争。风雨同舟共患难结下的荒友情地久天长。无论生活有多艰苦，省下的生活费还要寄回家孝敬父母。看到现在的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竟然在同寝室里给同学投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扭曲。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省吃俭用倾其所有供读的大学生，在校园里逃课不读书，泡在网吧餐馆里混日子。真为他们的家长感到冤屈。 知青是特定时代的代表是特殊的群体，是值得国家和人民骄傲的。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人多位有知青经历，实现中国梦是有希望的。但愿知青精神能够影响下一代、两代人。 2013-06-21
1968年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来源：人民网2009年12月22日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从1955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1955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那时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安排，都有物质、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文革”前5年有计划上山下乡共下去了129万。平均每年26万，规模比较小，安置比较稳妥，社会影响并不像“文革”期间那样大，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动员城市青年扎根农村，安家落户，指导思想、措施、步骤都是很稳妥的。所以“文革”结束后，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它源于50年代，60年代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这一段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显然不同。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 此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这里有个背景：1968年11月，那时1968届毕业生快毕业了，加上1966年、1967年的许多未安排的毕业生，怎么安排，当时中央就此作了个通知。其中提到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那时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到对教育的“两个估计”，说17年的教育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学受的教育都是修正主义，因此，修正主义的受教育者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样就扭曲了上山下乡的初衷，同样是上山下乡，出发点大不一样。规模上1969年260万，是最多的一年，是个高潮。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一起下乡，260万人，根本没有准备。就是有准备，26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也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而相当多的人是被这股政治潮流卷下去的，不下不行，下去光荣。革命嘛，接受再教育。 后来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城市工厂也要人，也要招工。我们当时做这一工作也很矛盾，接受再教育如果从教育出发，有无毕业年限呢？教育完怎么办呢？不能接受贫下中农一辈子再教育吧！“多长时间”谁也回答不了。紧接着出现城市要人，从农村招工，就动员原来下乡的青年回城，又出现了招工与回城的矛盾，很不好做。所以我们的心情很矛盾。
后来又有一个波折，就是在1976年，这时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矛盾增多、复杂化了。1976年2月12日，毛主席有个批示，背景是有陕西的两个青年给吴桂贤写信－－吴桂贤曾是陕西国棉二厂的工人，当时是副总理－－反映下乡知青被招工招回来对下乡知青队伍是不稳定因素，他们反对招工。吴桂贤把信给毛主席，又写了封信，把招工比成拆台。毛泽东在2月12日给政治局批示：“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但这个批示并未对吴桂贤的信表态。当时条件下，他的话好像认同吴桂贤的话，但又未讲出来，更多的理解应是稳定下乡知青。于是，在农村就出现了扎根与拔根问题的斗争。当时提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讨论，所以知青工作更复杂化了，究竟城市招不招工呢？
如果把历时20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从1955年至1961年可以认为是探索阶段，目的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发展农业生产。这一阶段的探索进入1962年后，国家有组织地统一实施这一政策，为第二阶段，至1965年结束。 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第三个阶段。“文革”10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 上山下乡运动问题越来越多。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党和国家又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使知青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 1978年3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央批转。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到1979年，全国仅有24．7万人上山下乡，进入1980年，已有10省市停止上山下乡，进入1981年，工作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96万插队知青了。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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