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冬》通信与评论】辑一：这才是血色浪漫/一个时代和它的人物……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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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冬》通信与评论】辑一：这才是血色浪漫/一个时代和它的人物……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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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冬》通信与评论】辑一： 这才是血色浪漫——评长篇小说《迷冬》 作者：李磊（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李磊，独立书评人） 胡发云按： 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李磊，独立书评人李磊先生@我，链接了他在今天文汇读书周报刚刚发表的文章。在短短一千多字的篇幅里，抓住了很多要素，有很多独到理解。想李磊先生年龄不会超过四十，几乎是文革后生人，能读出这样一些东西让人欣慰，看来只要给后来人真相，营造了多年的文革迷障，便可一点点祛除。不过文中还是小有误读，如“如当“独立寒秋”成员驾车遭遇造反派的乱枪射击时，”小说中暗示是“好派”干的此事。“好派”源于“湖城省委好得很”，应属保守派。 2004年，由都梁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血色浪漫》引起青年人的热捧，但笔者认为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视剧版，既无血色，也不浪漫，其顽主形象倒人胃口。直至最近读完胡发云35万字的长篇小说《迷冬》，才在荡气回肠的史诗感中找到革命时期的温情与爱恋，觉得它才配得上“血色浪漫”四个字。 这本直面“文革”和造反派的长篇力作，是作者“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的第一部，背景在1966年冬到1967年的湖城（实为武汉），通过一个由中学生组成的“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起起落落的过程来描绘那既梦幻又荒诞的“文革”时代。这种以时间为轴心的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笔法，让人想起黄仁宇笔下明朝的 《万历十五年》，狄更斯笔下英国革命的1688年，托马斯·潘恩笔下美国革命的1766年，甚至雨果笔下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 小说中好派、屁派在夺权斗争中的此起彼伏，大字报上的诗歌，各种斗争的口号———什么“代表革命代表党，打死你个狗娘养”、“敌人不投降就教他灭亡”、“亲不亲，路线分”等等，以前也只有一位刚退休的老教授讲给我听过，但在小说中却呈现得那样鲜活，让人感觉仿佛是穿越到那个时代的旁观者。所以关于写作缘由，作者在小说后记写道：在“文革”被遮蔽、被变造、被涂改数十年后，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遥远又切近的话题时，我对自己只有一个最高要求：我的经历、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思考。但在这个常识匮乏没有历史理性的时代，却需要一股正气和十分的勇气才能撕开“文革”帷幕后的隐秘面纱，在扑朔迷离云遮雾罩的迷惘中探寻人性的扭曲程度。 这自然要求一种纪录片式的呈现，虚构性的小说很难驾驭，结果往往是要么枯燥乏味，要么没有真实感。而作者恰到好处地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使表达效果与左拉小说《萌芽》中那种看似不经意的残酷素描有许多相似之处。没有矫情，读起来冷酷到后背发汗，如当“独立寒秋”成员驾车遭遇造反派的乱枪射击时，随着“一 阵 阵 只 有 啊 ———啊———啊———的嘶叫”，发现声乐队的管琳右耳后方有一个伤口，还在“汩汩冒血”，人却在闷闷中晕死；武斗场面也是真切再现，当对准羊子一条腿开枪后，“羊子厚厚的棉裤顿时一片白花花的，然后就有血从裤管流下来，把他那双球鞋都灌满了”。 残忍之余，音乐又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关于音乐家的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也挥之不去，音乐给人乏味的生活带来了笑声与温暖。可以说，革命和音乐是小说两条交织并进的叙事线索。革命血腥，音乐浪漫，但革命压倒音乐，血色压抑浪漫，但这被革命意识形态推向极端的单一红色旋律也没能消解掉浪漫，压抑得越厉害，浪漫凸显得也越有颠覆性。以至于刑小群说，小说不但重现了一代人扭曲的心灵史，也重现了一代人辛酸的艺术史。但小说主人公多多不是被豪言壮语“吹涨的气球”，而是清醒的另类，母亲的变化让他内心矛盾痛苦，他努力抗拒着无法抗拒的现实，战胜自己错乱的神经，看事情力争理性超然。不可否认，多多有作者的影子，在“独立寒秋”聚集的一群有音乐天赋的青年中，他是灵魂式的人物，但他却将自己置于边缘的位置，为的是不迷乱不失去良知。 无论如何，在这血色与浪漫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错位处，人们身心被扭曲被摧残着。治疗这创伤，特别是心理创伤，需要时间，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伤在何处，一如契诃夫在其小说 《出诊》中所说，该治疗的不是病，而是病因。没有一种自审的精神，你便不能去面对历史的真相，作者这样说道。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没有认真诚实的清理与反思，所有荒唐残酷的岁月都会重演，甚至不断加进新的荒唐与残酷。 2013-03-15
深邃的《迷冬》——一个时代和它的人物 作者：赵诚 胡发云按：最新的一期《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刊发了学者赵诚的一篇谈《迷冬》的文章，现将它的未删节版贴在这里：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迷冬》问世了。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写出的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其前，老鬼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以北京中学生为主线为已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以回忆纪实的方式记载了文革中在湖南活动的一些人物；近年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作品对文革中受迫害的民主党派和文艺界著名人物行云流水般地描写，让我们领略了那些名人的思想、风采和风骨；还有一些高层斗争中失势者的回忆录，都从特定的视角切入了文革的真相。李辅的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记录了亲历的山西文革过程，成为反思地方文革的新亮点。书法家林鹏先生的《东园公记》，对文革中的各色人物有生动的记录，也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文革提供了鲜活的实例。据胡发云讲，《迷冬》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面对荧屏上讲述文革以假如乱真的喧闹，我感到，真实的文革史，将再度拉开大幕！ 《迷冬》以“湖城”武汉为背景，时间以1966年夏到1967年夏一年为限，但书中人物的命运则有几十年的跨度。小说从文革开始时，一群受到运动冲击或不是主流派的各色人物，在毛泽东反击“资反路线”后，组成的一支文艺宣传队为故事主线，展示了那一年中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在这个运动中的处境，态度，作为，特别是刻化了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的特有面貌。 小说更深的背景，是中共建国后前十七年因毛泽东的统治积累下的官民矛盾、不同群体的矛盾，在高层斗争下或说在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下，充分地爆发出来。简单地说，运动一开始，毛泽东进行全国动员，在北京大规模接见红卫兵，让青年学生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串连，让学生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些人响应号召，向地方和单位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但一直位居领导地位，惯于压制不同意见的大小实权派干部，重操五七年“反右”的故技，枪打出头鸟，对敢于表达批评意见的出头椽子进行严厉整肃。同时，抛出领导层里相对边缘者的干部，作为应付运动的祭品。《迷冬》女主角夏小布的父亲，省委党校校长，就是该省领导抛出来的干部。在地方权力内斗和派系恩怨中，他被打倒而自杀身亡。而居于台上的高官子弟，则以接班人的面目，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大打出手，抄家、打人乃至杀人，对“黑帮”和“地富反坏右”制造了红色恐怖，甚至在一些地区以消灭阶级敌人的名义把所谓“地富反坏右”整批全家屠杀，其血腥暴行至今不能见诸官史。 文革第一轮风潮之后，毛出于高层政治斗争的需要，要对这些从中央到地方一贯正确的领导人进行打击，1966年11月提出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迫害革命群众罪魁祸首。马上，在运动中因反领导受了整肃和十七年中感到受压抑的一批群众，组成了造反派对这些的领导干部进行批斗，而十七年中受到重用和提拔表彰的一些群众，则拥护这些被毛称为搞“资反运线”的领导干部，全国因此大体上分成造成反派和保皇派两大组织群体，各派中又有不同的派别。这些组织中，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政治才能和气魄非凡的人，《迷冬》中的中学生羊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造反派人物，他出身红五类，人很好，有情有义，在毛泽东号召下参加文革，运气和才能使他成了一派领袖，他有政治头脑，有组织才能，有革命者的魄力，历史倒退60多年，他也许就是湖城的焦达峰。后来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某些权势人物的个人憎恶，简单把地造反派都说成是坏人，进行了组织或司法处理，把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上，没有从体制上深入地找原因，这显然对此类人不够公正，也是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迷冬》中还看出，那个时代对青年的教育就是政治洗脑，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简化成黑白两类，非白即黑，童援朝一个同学，一个码头工人儿子要入团，有人检举他父亲入过青红帮，这个人即要被“组织”拒之门外，后来童援朝奉命去外调，这位码头工人的党支部书记对他说，“一个扛码头的普通工人，能干什么坏事呀？还不是卖苦力挣钱养家，那时候，你要在码头上混一份差事，都要加的，我这个当书记的，也加入过啊，那时候，共产党罢工闹事什么的，还得要青红帮暗中帮助呢”，童回去向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后，这才使这个同学入了团。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共产党执政后“大简化”理论的灌输，是那个时代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迷冬》同时也描述了那个时代是以血统看人，政治血统是一个人的身份，是人生的最重要的部分，即首先是“有成份论”。政治教育和血统论使人们对问题的看法，简单片面，同时，阶级仇恨的煽动，使青年和众多国民缺乏理性，致使很多人在文革中因此犯了很大的罪过，致使很多人惨遭迫害、蒙冤受屈。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轮到你受迫害时，没有讲理的地方，无论是谁不能例外，舒惠舒叶姐妹的父母之死即是一例，这与政治洗脑和仇恨教育是分不开的，也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不讲人权，不讲法律惨无人道行为却被施害方视为革命行为，最高当局和执行这条教育路线的人都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当然，当事人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可以再往深问一句：难道以革命的名义就可滥杀无辜，践踏人的尊严，罔顾民众福祉吗？ 《迷冬》对造反派的客观描述和对他们命运的勾勒，也看出作者对这一问题是有着深邃的观察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党天下”的长期严密封闭的社会里，突然在高层斗争需要下，为社会打开了一个短暂的、只要不反毛和毛的意识形态就可自己结社、办刊的特殊时期。当然，这绝不是真的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时期，遇罗克为办的《中学生文革报》为反对血统论的言论丢了命，杨小凯为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而进了大牢，张志新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而经受了百般凌辱后惨遭杀害。但这个时期毕竟使社会出现了一些松动，国家机器在毛泽东支持学生的群众造反情况下，对向地方各级党组织造反的不同派别的学生和群众组织不知如何运作了，所以为有政治才华和各种才能的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在这段时期，许多群体都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活动，无论是地方的军方的当权派，还是被整肃的右派、被下放“62压”和合同工等，一切可以借毛泽东政治口号为自己伸张利益的人都出来进行了活动。但这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要他一声令下，随时可让一个组织或某个人立即完蛋。《迷冬》中，多多小姨夫妇，就是高层下令被秘密抓捕的，连旭的无线电天才也被这个专政机器彻底击垮。在毛泽东对一切感到掌控自如的时候，突然使毛意外的是，他没想到他的文革主张，在湖城这个地方上受到军队和地方干部的顽强抵制。这就是，小说中1967年7月的湖城，在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好派对屁派（造反派）的彻底围剿。虽然毛当时是扭转了湖城局面，但最终毛的乌托邦路线从根本上是反文明，是把国家拖进更深的灾难，让许多曾经当权的人，也尝到了被人迫害的滋味，因此遭到地方大军区的抵制，最终不得不有条件地和他的干部队伍妥协，在毛死后，他的文革也就彻底破产了。 今天有些人利用毛的文革旗号反腐败，蛊惑人心，其实就是利用人们怀念毛曾一度允许群众斗争那些拥有特权和整人权的干部。当然今天的社会腐败是有目共睹的，但用什么方法约束权力滥用，是用宪政民主和自由人权，还是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这是需人们认真思考的，前者这是人类文明唯一成功的约束权力的办法，无论对哪一方都是最好的选择。后者尚无成功的先例。即使是毛时代，腐败也广泛存在，政治腐败是说假话，整人，放卫星，生活上领导干部和民众是有着很大的等级差别，文革中，李庆霖向毛泽东反映知青生活困难问题，提到地方官员招工走后门，毛泽东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只是当时物质匮乏，官员们不能像当今这样奢侈，但绝不是一片净土，多少女知青为了返城、招工、入学等向当地官员，甚至是村干部献上了贞操！文革真的那么美妙吗？ 《迷冬》，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不能代表全部的“高干子弟”的群体，如果说夏小布和连旭是这个群体是的一类，但他们中更多可能是梁家老二那类人，作者对这个群体的这类人的描写，仅仅是让梁家兄弟露了个面，但也让读者看到这是一批对自己的平民同胞很不屑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红朝贵胄，想靠血统世袭权力，在“红八月”中他们作为红五类的代表风头出尽。后来在文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或成了保爹保妈派，或退出运动，其中一部分人也因父母的受打击受到当局的不同程度迫害。后来，他们这个群体对“红八月”的历史百般回避，其中不少人已进入了精英层。我不能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而否认他们其中一些人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优秀才能，我不赞成搞新的血统论，现代政治也有政治世家，但公众人物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以赢得国民的认可。同时，《迷冬》也让人们通过文艺队的钱氏兄弟看到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总是在底层社会的鸭子凼居民的实际社会处境。 从《迷冬》还可看出，凡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瑰宝，无论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都是那个时代要进行禁锢的，不准普通人接触，从那个小小的文艺队的演出来说，在正常场合，凡是能有吸引人的作品，多是以真正的艺术水准为底蕴的。苏多多在船上的演奏被誉为“帕格尼尼再世”的19世纪西班牙小组提琴大师名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感动了那么多人，但他却只能谎称这是一首名为“塔吉克人民想念毛主席”的曲子、黄为仪的演奏倾注了真情实感，所以能如泣如诉，钱氏兄弟真正的师傅是有留学背景的中央乐团的管乐高手，因政治迫害流落到鸭子凼隐姓埋名，以售卖自制卷烟为生。从苏多多从统战部盗书，到夏小布在连旭家顶层偷看书，都说明，真正给他们理性、是非感，和冠之以“颓废”的朦胧的人性理想追求，是这些人类的精神瑰宝。从屠格涅夫到罗曼曼兰，从俄罗斯古典文学到法国文学，确实给了那一代人中一批人以精神的滋养。当然还有文革中流落到民间的一批灰皮书如德拉热斯《新阶级》，绿皮书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汤因比《历史研究》等都给了那一代文化荒漠中的青年们以滋养。 一般的极权社会，性都是一个被禁忌的话题，奥维尔在《1984》年描述到老大哥控制的社会里，有一个“青年反性同盟”。其实人性是不都改变的，于是那个社会就变成了高干可以看《金瓶梅》，小青年则不许谈恋爱。恋爱成了不光彩不道德的恶行。文艺队中的青年们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在政治斗争中，用两性关系抹黑对方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但爱情与性，无论在朝或在野，无处不在。而因情爱暴光受到空前精神压力的秦珊珊，苏多多给了她19世纪美国小说霍桑的《红字》让她阅读，读后秦珊珊在精神上认识到爱和情的正当性，再次突出了那个时代文明和反文明、人性和反人性之间的张力。 《迷冬》中苏多多的舅舅是一个把苏多多引上音乐之路的人，这个天真的人，对吉它的痴爱，他的艺术才情在那个按乌托邦理念改造人性和整齐划一的社会里，是一个多余的人，更何况他对个性的追求，比苏多多“颓废一万倍”，在那个社会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邪恶。他的性倾向，那个时代就等于犯罪，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把性倾向是否等同人的善恶，这个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再次摆到了世人面前。 毛时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革命的伦理压倒人伦的伦理，对不是革命者的子女，特别是所谓反革命的子女，一方面对他们血统歧视，一方面又叫他们背叛父母家庭，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很多家庭，子女与父母断绝亲情，顾准至死也未能见子女一面，《迷冬》中，宫小华和有右派身份的父亲宫克父女之间亲情的描述显得格外感人。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批在历次运动中被整的文化人，无论他们自身有何种个人的问题，但他们曾经是有理想，也献身过催生共和国的活动，但最后都被毛时代一个接一个的动动整得成了牛鬼蛇神，虽然执政者背弃了向中国人民的承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这些人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宫克就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迷冬》中每当两派斗争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诗，总是那么地深怀理想而感人地出现在街头，他私下对时局的分析，总是那么老道，作者这样浓墨着笔，想来有生活中的原型，曾在那个时代对作者精神上进行了启蒙，全国不止湖城一地有这样一些人，成了一些青年的精神教父。 《迷冬》如果有什么不尽意处，我同意姜弘夫人的看法，恐怖的红八月，勾勒的可再全面深入一点，我也不希望书中过多血腥，但那个岁月是血腥的。其实文革中又有哪个阶段不血腥呢，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从遇罗克到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们哪一个不是那前三十年的历史呢？最后，回到《迷冬》作者的写作意图上，我根据作者的作品，看到作者希望的是我们全体国民对那个时代和岁月的反思，而不是挑起新的仇恨，套用波兰米其尼克的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同胞之间不应再进行血腥的斗争。但用什么办法扼制人性中的恶，启迪人性中的善，我看体制和理念是重要的问题，祈盼社会各方在真相与反思的基础上宽恕与和解，使中国走上文明大道。 2012年10月30日
史诗的序幕 作者：丁东 来源：作者博客 最近，长篇小说《迷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月17日，作者胡发云从武汉来到北京，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聚会，探讨作品的价值与得失。杨东平说，我早就有一个愿望，写一部《九三年》、《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表现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我没做成，胡发云做成了，我对他很羡慕。杨东平说的是心里话。他年轻时也曾醉心于写小说，后来成了研究教育的专家，硕果累累，名满神州。但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毕竟是两种笔墨，现在让回去写小说，恐怕比从事学术研究以前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困难了。 对于如今60多岁的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无疑是人生中绕不开的重要经历。一进入社会，就遭遇了革命风暴。风云变幻的政治，扑朔迷离的命运，浓缩了一代人太多的喜怒哀乐，让人铭心刻骨。文革结束后有一种说法，当时最好的选择是逍遥派。不介入矛盾，冷眼旁观，多读点书，积累点知识。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一场大潮卷地而来，是如此地触及灵魂，一般人想躲都躲不开。包括那些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大多也不是观潮派。让那些从小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青少年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置身事外，其实是不现实的。况且这场运动反反复复，回合太多，就算你躲过了这一波，也躲不过下一波。进入天下大乱的格局之后，一些在组织宣传方面有才能的年青人，想不出头都不可能。即使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可能在某一段受压，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但形势一旦出现反复，就会脱颖而出。遇罗克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了。如果说有高明与不高明的分别，不过是有人早一点看破了天机，早一点抽身而退罢了。所以，把逍遥派描绘是可靠的青年，把造反派或保守派说成是野心家，是否定文革以后上层的政治需要，并非历史的原貌。 胡发云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文革初期也曾是逍遥派。出于文艺爱好，和朋友组织了跨学校但无派别倾向的文艺宣传队。随着武汉地区文革的大起大落，这支宣传队还是被一大派组织“新华工”收编。活动了一年多才解散。其间感受了血雨腥风，也经历了悲欢离合。十几年前，他写过散文《红鲁艺》，讲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收入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一书。在当时众多的回忆文章中，这一篇并不十分显眼。如今，他又依据这段人生经历，重新创作了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迷冬》。在散文中一带而过的众多人物，变成了一个个有独特个性、有独特命运的血肉丰满的形象。围绕“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出现的各界人物，不论是遭到歧视的民国遗民，是打入另册的右派诗人，是在党内倾轧中失利的当朝官员，是在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文臣武将及子女，是参与造反的学生和工人，都在1966年冬天到1967年夏天的湖城活跃起来。他们处境不同，态度各异，小说不论对哪种人，都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在动荡的风云中传神地展示他们的心理逻辑、行为轨迹和利益诉求。我的感觉是，在此之前，像这样既有社会广度，又有人性深度的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还没有见过。以往伤痕文学的文革的叙事大多表述为野心家——造反派得势，老干部——知识分子受害的善恶冲突。一场全民狂热地卷入的运动，往往被简化为闹剧。近几年，研究文革深层肌理的历史学已经在民间悄悄地掘进。相比而言，小说创作仍然踌躇不前。现在《迷冬》出现了，一部史诗已经拉开了序幕。据说作者要写三部曲，但愿在三部曲完成时，能形成波澜壮阔的史诗。 胡发云是武汉人。《迷冬》里湖城的原型实际上就是武汉。武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虽然不如北京、上海，但也是文革大剧的重要场景。毛泽东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第二年又在武汉亲历720事件，正是文革第一年到第二年的两个重要结点。前一个结点，标志毛泽东准备结束自己在中共中央的二线位置，毛刘之间的冲突即将在党内公开化。后一个结点，标志毛泽东号召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战略遭受空前的阻力和挫折，他只好调整文革的整体部署，强调两派无条件联合，所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在文革中打头阵的王、关、戚被他抛弃。小说没有正面呈现上层的政治争斗争，而是通过聚焦一群文艺青年和他们的朋友、长辈的命运，感受这段历史中的普通人命运的无常和无奈，再现天下大乱中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博弈。文革前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都在这场风暴中发酵了。 小说的妙趣还在于，他着笔的重点不是时代的疯狂，而是青年人在严酷的环境中对真、善、美的苦苦追求。一群家庭背景不同、文化素养有异的中学生，通过择优选拔的方式，自愿聚集到一起，结成艺术社团，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活剧。这是一代人浪漫而辛酸的艺术史。他们在最需要艺术滋养的青少年时代，不幸地只能接受单一的红色旋律。艺术被革命意识形态推向极端化，只允许颂圣的宣传内容和高调的艺术风格，民族的音乐传统、民间的音乐元素、西洋的音乐影响，都被当成封资修加以排斥。尽管大环境如此不堪，作者还想极力挖掘，在革命宣传的坚硬外壳里，有少许异质的情调在夹缝中寻求伸展。人的多元的天性，还想寻求一点小小的空间。音乐的旋律，能不能独立于特定时代的政治指向？这或许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胡发云这种探索的得失，就留待时间去检验吧！
胡发云《迷冬》【简介·后记·节选】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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