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年代】：我的知青生涯回忆
作者：劳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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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我的知青生涯回忆
作者：劳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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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 我的知青生涯回忆 前天，10月24日，星期天，我与单位里的同志，一同参观世博园。晚上七点许，正在返程路上。沈兄龙生来电话了。这件事本身就很令我兴奋，要知道三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接到沈兄打来的电话。说起来，上个月，有朱瑞琴同志在网上给留了短信，说了沈兄的电话号码。由于我疏于联络故交旧友，与同队插队的知青兄妹们，很久没有直接联系了。所以，对朱瑞琴同志感到陌生。但看到短信后马上与沈兄取得联系。现在，沈兄来电话了，一定有好事。果不其然。沈兄告诉我，在他身边还有王树东与邵建南两位领导。 当时，我在车上，手机的声音不很清楚，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脑子似乎短路了。不过，很快想起来了，大队长王树东啊！！！我马上说：那年3曰24日夜里，到屯子，大概已经十点多了。气候冷，看到一位“老人”打扮得像个圣诞老人，大帽子，花白胡子；于是，我就礼貌地喊了一声“老大爷！”不料正好成为一个笑话。这位“老大爷”不过廿岁出头一点。只是白花花的霜，在夜里，近视眼的我误作老大爷了。 我在电话里，马上抖了这个笑料，果然，电话那头传了爽朗的善意的笑声。我们有了共鸣。知青，乍到北国异地，遭遇冰天冻地，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数天前，还在上海，身居楼房，用着自来水、电灯、管道煤气、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很快被火车、汽车拉到雪原小屯，看到一色草房，室内点着冒烟的油灯，气味刺鼻，茅房里上盖露天，四壁漏风，脚下滑溜，一式蹲坑，满目从未想象的景象。我们不哭！ 到生产队的第一个晚上，怎么睡的，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第二天又重新调整借住的房东，我与一位姓秦的同学一起分到村东头一家老乡家里（恕我已经记不得老乡的姓名了），开始插青生活。少年不知忧愁，吃过早饭，不用出工，放假休息。我一个、梁立新一个、吴同生一个，似乎还有其他插兄，我们向北山奔去，在雪坡上，打滚，打雪战。 再往后，想起来的就是头一次出工，似乎是挖雪沟，是让融化的雪淌得快一点，早一点流到大河里，以便田地早一点干燥，便于下地播种。劳动负担很重，不仅身体疲惫，还在于装备太差，跟不上实际需求。每天几乎都是穿着尚未干燥的鞋子、无法换洗的内衣内裤，出工了。身体的不舒适，自己知道。劳动强度又是城市来的少年所不堪承受。凭着毅力与尊严，每次都是尽力而为，勉为其难。当时，自我感觉还不错，认为是上得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课。 现在回忆起来，有点惭愧。因为，我个子小，力气不会大，只是有点逞能，总想有一个好的表现，处处想要出头，抢先，不惜气力，每天干活，累的要死，收工后，回家路上，走路也走不动了，往往是拖着身体在一步步地移动。 或许是长辈们看在眼里，所以，几次安排我做新的工作，比如，有过搞农用菌、育松树苗等工作。当时，我还觉得委屈，为什么我没有分配到强劳力那个组去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要求与大队人马一起干活，夏天铲地，秋天割豆，粮食晾晒，脱粒装包，麻袋入库，冬天砍柴，拉锯放树，做过的农活，好像也比较全。但在当年元旦左右，副大队长赵维富兄把我叫去，说是根据组织安排，分配我到公社供销社去上班。在此之前，有一位汪姓插兄调到县林业部门上班去了；还有几位插兄临时抽调到修路大队去了。我似乎是第三批（一个人）被调出大队。对此调动，我个人并不乐意，似乎是被组织安排的名义镇住了。于是到了供销社去上班了。 到了供销社，那个供销社领导看到我之后，好像很不满意。耷拉个脸，赵副大队长忙不迭地向这位供销社领导打招呼，为我头上一连戴上几顶高帽子，想要打动对方。供销社领导还是不乐意，赵队长找个由子离开了现场。我自己汕不答地站在原地，想等赵队长回来。大概等了个把小时，还不见赵队长返回，那位领导发了善心，叫我留下了。与一位上海老乡（似乎是松树沟公社另一个大队的插青）住在供销社值班室里。 供销社的条件，比东发屯好多了。有（每天亮4~5个小时）电灯，炕也比较暖和。干的工作都是我超级胜任的。电石分小包，我可以闭着眼睛，迅速分包完毕。打算盘，更是我强项。小学里，我是打算盘高手，全班同学服气。不过几天，供销社的同事似乎很满意，都对领导说我的好话。领导见到我，颜色好看多了，还能主动问我长短。 供销社没有食堂，我们在公社食堂搭伙。那里每天可以碰上许多上海知青。记得公社所在地有一位知青，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在食堂一起吃饭时，他好像总要俯视我们。据说，他在上海就是领袖人物。有时，他说话不留意，会有一些话靶，被我们抓住，稍微杀杀他的威风。还有一位高中毕业生来插队的兄长，学问当然比我等小学毕业生强得多。不过，打语录仗，在当时是时尚。所以，我们有时也会强记主席语录，来驳他。当自以为得胜时，颇得意，连着几天，心里在乐。 现在，我一边在看电视剧《毛岸英》，一边在回忆当年。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毛主席所点燃的激情，曾经燃烧在几代青年人身上。说几件反映我们那代人“激情”的实例。 记得是在1970年春节后，我所在的上海市打浦中学开始动员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了。说起来，我们是初中毕业，惭愧得很！模糊记得是在1968年春夏之间，我们升入中学的。原本是1966年夏天就小学毕业了。不过没有毕业典礼，就遭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停课，停止校务活动，师生都闹革命。嗨，小学生成为红小兵，开始还有老师指导，把红五类红小兵安排为红小兵头头；后来老师都不见了，（可能是休闲在家，或者外出串联去了）。红小兵各自回家了。现在回忆，我似乎是红小兵小啰啰，不记得参加过什么活动，有过一次辩论会。是我原来学校的红小兵到我校来串联。遭遇几位蛮横的大哥（小学附近的红卫兵），对我们（包括莱串联的红小兵）大讲斗老师的经历、夺权的快乐；然后对我们红小兵轻蔑地说：“你们这些老保，都回家去。”我当场老气横秋地回答道：“红小兵也是兵，为什么回家？”他拎着我的耳朵问：“你知道老保保什么？”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保老师（身份不好）、保校领导（走资派），但是我大声回答：“保卫毛主席！”我们全体红小兵一起鼓掌，人众声大，一下子呛住那位大哥了。他们终于汕不答地走开了。 记得来串联的人群中，有人喊道：“这不是方良吗？”原来是我的老同学。可是，我根本顾不上搭腔，就被人流冲散了。大家各自回家了。我则被小小的自尊性自我感动了好几天。这是我红卫兵期间参加“革命”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然后，我们长期逗留在家，一直到1968年春夏之际，被收入中学，继续闹革命。在打浦中学，看过斗原校长（走资派），参加过大游行（1969年4曰1日，九大召开之夜），下乡搞备战备荒为人民（在浦东杨思公社某大队）；上课没有几天，而且一上课就闹哄哄的。我坐在前排，勉强听见老师嘶哑的喊声。上课效果可想而知。英语课上了没几节，字母还没认完，女老师又犯病了（精神分裂）。该课彻底停了。语文老师是有才华的，兼班主任，但是家庭成分不够硬，也是在忍气吞声工作着，对班上的淘气鬼，无可奈何。班主任老师似乎对我关照有加，总是在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不要跟“人”（指的是特别淘气的学生）乱起哄（实际意思是不要学坏）。我也是小孩，哪能不淘气，也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比如打架，课间扔东西、暗算同伴玩等等。不过，我交的大字报（作业），被班主任赫然推荐到学校革委会，全文抄录在学校大字报栏目里。好像是作文佳品，供全校师生看。我有三个姐姐，最小的姐姐也在打浦中学，比我高两级，还没离校，也看到了弟弟的大字报，当做开心的事，告诉全家人。这是初中时期最为快乐的一件事。 中学搞动员下乡了，我们都是积极分子。好像根本不用动员，全班同学都摩拳擦掌，各自报名。当天打浦中学动员大会之后，班主任叫住我，安排我参加隔天召开的卢湾区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宣誓大会，并在大会上代表打浦中学发言。会场在位于陕西北路的卢湾体育馆内。那天开会了，来自卢湾区几十所中学的宣誓团（一般是一个班一位代表，打浦中学好像是七位，加老师十余人），大约数百人，坐在卢湾体育馆内，显得空空荡荡。主席台搭在室内篮球场上，大会主持人讲完话后，读了各所中学发言顺序，不料乱了起来。各所中学的代表都想第一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不顾主席台主持安排，纷纷抢先登台发言。麦克风被抢夺，七嘴八舌地说，乱成一锅粥了。我个子小，挤不上去，只好回头看本校领队老师，见他（或者她）直晃脑袋。主持人很快反映过了，宣布散会。可是挤上台的小将们依然是兴致不减，有的干脆登上讲台上面，声嘶力竭地喊表示决心的口号。那天会议的亲历者不少于四五百人，我相信见到这段记载，大家都会哑然失笑。今天的回忆，也有一点苦涩。谁能够把一个个少年弄得神魂颠倒，精神十足呢？比起如今90后崇拜歌星的劲头，当年我们一点也不输，只是用的方向不同。 在强大的精神力量刺激下，我们到了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迁户口时，仿佛是在办一桩大事，根本还不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一到插队地方，一个个傻眼了！怎么办？心里真是难受，不过嘴上不软，还是喊着最为革命的口号。内心深处，在想未来如何？似乎回到家乡一直是追求的目标，而回乡的途径，各自在谋算。 我自己清楚人生目标，要做一个文人（当时想做一个小说家）。之所以报名到黑龙江插队，也是看来不少描写东北的小说，以及苏联小说，觉得滑冰很好玩，打猎很好玩，水中捞鱼很好玩，等等。现实却是残酷的，物质条件十分差，体力劳动不堪重负，精神生活空虚，找一本好书看，如同登天。所以，我暗自下决心，要以好的表现，争取个人前途。这个决心不能说给大家听的，只能自己知道。话说我到供销社工作之后，物质生活条件与工种有了转机，但是，内心深处，有一种潜意识，不甘心于此。在春节之前，赵副大队长来到公社开会，顺便到供销社来看我。当我看到赵队长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就是看到亲人了。弄得赵队长与在场的其他供销社职工，都大受影响。我对赵队长说：我要回生产队。当时，我就不顾一切地扔下工作，整理简单的行李，要跟赵队长归队（好像是回八路军根据地一样）。似乎当天没让走，工作移交之后，隔天回到生产队。心里很踏实，其实也不踏实。在生产队过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最硬的汉子也流着眼泪。我的眼泪已经在生产队流光了，那晚没有哭。第二天早晨，我惹事了。我们刚一插队的时候，分散住在老乡家，与人总是不方便。刚端午一过，生产队就领着我们建知青公寓，一排草房，一扇大门，进去后是一个公用房间，有两口大锅，可以用来烧水。公用间两侧为两个大通铺，又各有南北向两排炕。安置我们二十几位男青年。（女青年那里情况不详。）大冬天，那扇大门关不严，总是向室内灌冷风。头半夜，知青谁在热炕上，还算好，下半夜冷的够呛。大年初一，可以不出工，但要温暖与饮水。我算作积极，起个早，去井口打水，不料绳子不牢，水桶掉井里了。怎么办？到老乡家去求援。大年初一干扰人家，真不是滋味，但也没有办法。一进老乡家门，热气腾腾，人家过日子有模有样的，哪像知青公寓，像个狗窝。看到此景，顿时勾起思乡之情。鼻子一酸，忍不住流泪了。后来神经好像麻木了，怎么走出老乡家的，又怎么捞起水桶的，又怎么回到知青公寓的，一概不记得了。 过年后，初五那一天，大队组织了一支小分队，进深山打石头。开始名单里没有我，我主动去找赵副大队长，请求他同意随队出发。他同意了。第二天（1971年2曰1日），我们一行廿六七人，乘坐三四辆马爬犁出发了。马爬犁走的不快，天冷，马走快了，容易出汗，对马的身体不利。人坐在爬犁上，时间长了，身体发硬，不得不下来走一走。走久了，身子暖和了，人也累了，再上爬犁。进深山，打石头，是危险活。需要体力与技巧，还要经受住宿条件恶劣的考验。生产队之所以要去打石头，搞副业，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东发大队在当时属于经济效益一流的大队。1970年年底分红，每工（即十个工分）可以分到两块四毛钱。同一公社的其他大队，有的一块多，有的几毛，甚至有一个队只有一毛多。我们知青每出一个工，按季节不同，总在6~12分范围内。我大概平均为7~8工分，因为个小，气力不大。当年，扣除预支款之后，分到240元现金（马上寄回家200元）。所以到了新的一年，大队领导还是想要保持这个业绩，提前组织队伍上山，搞副业，也是为了年终社员们分得多一点。大约走了百十来里地，到达打石场，其实就是一座石头山。我们安营扎寨，支起了毡子做的大帐篷，里面安上烧火的炉子，搭起简易的床铺。没有火炕，靠整天烧炉子取暖。当时夜间气温总在零下二十度之下，白天也不过零下十几度。所以，那个火炉是必须不断火的，才能保持帐篷内的绝对温度在十度左右。所谓打石头，就是打炮眼，然后用炸药炸开大石头，把小块石头搬到平地上，码起来计量，交由县公路部门验收后，在铺设国防公路上使用。每天吃过早饭后，上山坡上打炮眼，中午不回帐篷，就地休息，啃带去的干粮，喝带去的水。干粮揣在胸怀里，仍然被冷气冻得当当硬。吃午饭时，只能一点点啃馒头边缘处；带去的水不够喝，就抓一把雪吃。午饭，没有菜，也没有一点油腥，但也吃得很香。因为体力付出的太多，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打石头的日子里，好像很快活。和老乡们住一起，那些成年人会讲故事，讲山情农活，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比初中时课堂纪律好多了。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钻被窝，听成年人讲话唠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好像很安全，很舒适，比知青公寓还好。我一直在想幸亏自己坚持要来，否则不就缺少这个经历了吗？ 不料，与我们一起打石头的兄弟大队（他们比我们晚上山一个星期左右）出事了。他们那个帐篷在清晨六点许，着火了。离开我们帐篷大概百十米距离，我们值班人员马上叫醒大家。我被叫醒之后，迅速穿上外衣奔出帐篷，只见对面那个帐篷烧得火光冲天，四边架子还是看得见的，周围不少衣着不全的人在叫与跳。但是无济于事，没有水源与有效灭火手段，再说木头架杆早就被整天烧着的炉子烘得干透干透的，毡子又是易燃物。火光维持不过几分钟，帐篷与木头架子整体塌落，又几分钟火自然灭了，烧干净了，无物可烧了。火石灭了，露出八具残骸，像八段木炭。可怕！八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了社友们。当时听说有兄弟两人，一个逃出来了，一个不幸罹难。当时情景，可惨了，哭声，叫声，响彻山谷荒野。这里是深山，离最近的居民村落，有五六十里。我们大队的成年人都去安慰对方，把我队的物质（棉被子、毯子、衣服）拿出来，给他们取暖。一起做早饭吃。我队年轻一点的社友，吃完早饭，仍然上山坡打石头去了。大约过了中午，比平时收工还早（现在回忆大约是下午一点半左右），被领导喊回住宿地。我们见到一辆大客车与一辆吉普车停在宿营地。有不少县、公社干部从县城与公社赶过来处理善后事宜。我们队也被叫停，撤退回家。似乎我们队长据理力争几番，还是通不过，被迫下达撤退的安排。天呐！接下来的事情，想起来也有点后怕。我们吃过晚饭后，回撤。由于事出突然，大队没有准备。留在打石场只有两辆马爬犁了，要拉东西，还要拉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叫我们跟着马爬犁一路走回家。(大客车与吉普车拉着遇害大队人员，先走了。)当天（2月13日，正月十八。这是今天一边回忆，一边查万年历才得知的），好月亮，照在雪原上，如同白昼。我们一行人，跟在装满家什的马爬犁之后，一步步向家里移动。走路时，老社员就说一些怪话，说伪满洲国时，这里就修路，有一把火烧死八个人，现在老鬼来索新人了。讲得很神秘诡异。我们毕竟年轻，有点害怕，只有蒙着头走路。怀里揣着两个馒头，当做夜宵。这一路，大约是七八十里。走着走着，马爬犁时不时要休息，因为平时马吃夜草，否则拉不动。我们走路的人反而走在马爬犁前面了。又走着走着，我们走路的人，也拉开距离了。开始，我与一位同伴一起走，后来，可能是小解的原因，两人也分散了。变得我一个人在走。似乎前后都有同伴的声音，所以也不害怕。如果停下来，会很冷，容易生病。所以，还是闷着头往前走。 后来觉得不对，怎么前后声音也听不见了。整个荒山野谷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伶仃于雪原上，不觉害怕起来。怕鬼，也怕狼。还好是空身，拎起一根树枝，可以壮胆，即使碰到狼，跑得动，可搏斗。所以，加快脚步拼命向前走。好在是一个山谷，只有一个出口，方向是不错的。当天蒙蒙亮时，我终于走到第一个屯子——本公社的新亚大队。当时还有劲，逞能接着走，又走了二十里，到了公社所在地，再也走不动了。好像有了收容队，我进了公社招待所，一头扎下呼呼大睡，醒过来是黄昏了。当晚，大队用马爬犁把我们全都接回家。后来知道，大队接到公社电话，也派马爬犁来接我们了。只是信息不通，我们又不知；成年社员懂得这些理，所以，他们慢慢悠悠地走，知道会有接应的。他们就省力一些。我那晚足足走了八九十里，而且是在干了多半天活之后，走的那段夜路。一生难忘，再世难遇。最近看到《逊克县知青工作大事纪略》一书，其中1971年2月13日条目，就记载这次火灾。松树沟公社二龙大队工棚着火，罹难8人，其中，上海卢湾区知青3人。 20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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