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只是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时，曾被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个批示当时下发的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572-579页收入了这一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

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寻找历史真相是一个过程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反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证"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穆广仁先生回忆"五二0"运动的文章，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是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的骨干。他说，他们那一代投身共产党的怀抱完全奔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是与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晚年，在饱经忧患沧桑之后，当他得知1949年有针对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他的震惊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这个方针的源头，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动人心的，追寻真相的人，我引为同道，在这里，我要向穆广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那个党内指示，在打倒蒋介石之后，即把打击目标转向"自由资产阶级"，我称之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当时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从黄一龙先生的"补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后曾任四川宣传系统负责人的老地下党员，他把我的文章复印分送一些朋友，并在文末写下这样一段《转抄者后记》：

"'铁证如山'之后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572-579页，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引文太短，现补引几段，以便大家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进行而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贯穿于解放以后历次运动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针正是由此而来。"这位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广仁先生一样，他们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到老还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狭隘泥潭，继续为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在生命暮年的这些思考，因此而带有一种悲壮感。看了黄一龙先生的"补证"，我十分感动，留言感谢他的"补正"，他马上回复说：你的文章没有错，只是"补证"，不是"补正"。我由此想到，在专制的绳索仍然捆缚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寻找历史真相谈何容易，没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努力，这个寻找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难。

早在1979年复出之初，李锐老先生就对毛泽东作出了八个字的评价："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建设。不久前他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写序，用的题目还是这八个字，他在序言中说，读了这本书的两章《共产主义天堂》，"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还说，毛泽东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许良英先生读了这篇序言，认为"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密，历史的帷幕一重重拉开，老实说，"功劳盖世"这四个字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包括这个58年后仍冒着冷气的十六字方针的浮出，都是对毛氏功劳说的辛辣嘲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的前提是真相，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许多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许多揭示真相的书，包括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都是绝对的禁书，多数国人还没有机会方便地读到。主流意识形态仍把毛泽东奉为偶像，他的标准像还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里每天接受世人的朝圣，所有的纸币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头像，原来不同币值的图案还多样一点，现在从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统统都变成了毛的头像。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译家、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蓝英年先生来杭州，聊天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这事，还从口袋中掏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给我们看，果然如此，连一元纸币也不例外。我记得以前的人民币还有风景、工农兵等图案，有一个版本的百元纸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个人，曾几何时，悄悄地换成了毛一个人。这一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仍然阴魂不散，毛仍是主宰着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怀有毛泽东情结的国人还有不少，网上对毛罪恶的揭露，对毛历史的批判，常常会招来一些批评，诸如不够客观、公允、全面，没有把毛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考虑进去等。网上有人以毛泽东生活上的俭朴来为他辩护，列举他多次缝补过的衣物、鞋袜以及打上了补丁的毛巾，特别是那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还有所谓"穿穿了20多年连鞋匠都不愿补的拖鞋"。而没有想到毛的补丁代价之高昂，有知情人说，一个补丁要补得好比买新的还贵，他之所以宁要"补丁"，要么是一种特殊癖好，要么是一种表演，演一出骗了当世骗后人的"俭朴戏"，来掩盖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掩盖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真实私生活，掩盖他好大喜功、误尽苍生的种种大手笔。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烂，早已被揭穿，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墨迹斑斑，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间色魔形象，牢牢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山河大地，风景美丽之处到处都曾是毛的行宫别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门紧封闭，笼罩着几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开放，各种资料都可以公开之前，要他们转变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也因为如此，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此文发表后，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辗转找到了我，他叫胡晓风，是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又是一个"两头真"。）

 

 

1949年针对"地下党"干部政策：降级安排逐步淘汰

作者：唐宝林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原题：《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核心提示：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

陈修良（1907-1998）几乎活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共党内不大不小的干部，陈修良犹如一个弄潮儿，多次被抛到浪尖上，也多次沉没深渊，九死一生。

一.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曾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上海坚持城市秘密斗争的陈修良。她在江北的六合县设置机构，隔江领导南京地区的秘密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成立南京市委，派陈修良任市委书记直接进入南京城内工作。

南京是国民党首都，除配备重兵，严加卫戍外，还遍布特务网，密侦暗探，滥施捕杀。整个"大南京"笼罩在森严白色恐怖中。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连续八次被大破坏，市委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因此南京在中共党内被称为"虎穴"。陈修良作为南京市委第九任书记再次潜入这个虎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她与沙文汉诀别在长江北岸时，感慨地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示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决心。随后在江边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入南京。当时南京全部党员只有200人。要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谈何容易！但在1947年5月6日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钱瑛，以及刘少文、吴克坚、沙文汉领导的情报部、策反委员会）领导下，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7年，南京市委在上海局刘晓直接领导下，首先在南京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波及全国的"五二○"学生运动，使国民党统治受到严重打击。毛泽东为此特别发表文章，宣称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经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的价。

在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南京市委的工作立即转到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活动上来。情报、策反、解放和接收工作极其繁重，陈修良屡屡接到中央及上海局的紧急指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经上海局批准及指示，陈修良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员，南京解放时发展到2000人。他们中许多人，或由南京的党员打进去的、或由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中拉出来的。

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情报工作允许运用各种力量，包括使用能够悔过自新的叛徒、特务。有的虽然不发展入党，但经过工作后，也愿意在国民党之船沉没时自救而为中共做点事情。如在美军顾问团（AAG）、中统、三青团以及联勤总部等部门，都经常有人送来重要情报。而他们都是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最高军政部门的机密情报。如为支持解放军渡江作战，南京市委的策反和情报系统，先后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青年部等部门发展或安插了中共党员40多名。他们分别在各自部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刺探敌军事情报，获得了蒋军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单及活动情况，同时还得到了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其文件。渡江作战前，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了由南京党组织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送来的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

此外，情报部门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弄到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渡江前，打入蒋军京沪杭总部作战参谋的党员沈世猷，他提供了国民党长江布防、江北桥头堡等许多重要情报。

包括三大战役中的其他战役中，多有这种事。所以，最高领导"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说过一句真心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韩兢《隐形将军韩练成》，群众出版社2008年）坦陈了情报策反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人下一盘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了，哪有不赢的道理！

与此同时，由陈修良等两三人亲自领导的南京市委策反部，还在1948年-1949年间，成功策反了一系列国民党自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海陆空军大起义。如以俞渤为首的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师长王宴清为首的首都警卫师97师起义。

就这样，当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二野'和'三野'组成）准备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共产党条件而进攻江南时，原计划"攻占浦口，炮击南京"方案及时撤销，以避免这个六朝古都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在南京东西两侧江面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和安徽荻港地方党策划起义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突破长江，然后迅速从南京后方包抄过来。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立即下令南京守军全面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于是，从22日起，南京就成为没有国民党军的空城。但是，这时在江北的解放军还不知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一方面采取措施积极与解放军联系，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方面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保护南京城，不使散兵、特务、流氓等不法之徒抢劫破坏。正如陈修良在当时给华东局转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述：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间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共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陈修良给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5月2日）

24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南京党组织和人民帮组下，胜利渡过长江。先是在南京地方党帮助下，一条小木船在长江上六次往返不受阻碍；然后在地方党组织的三艘小火轮、八艘巡逻艇和两艘私人轮渡载着35军官兵和辎重渡长江时，并没有后来电影中渲染的受敌人炮火猛烈的轰击下血战，解放军先到的部队是在南京人民敲锣打鼓在长江岸边和新街口夹道欢迎声中进入城市的。在南京党的精心保护和工作下，南京的自来水、电灯照明，一如平日，甚至连报纸也没有停刊，24日凌晨已由南京党的同志占领的广播电台，首先宣布了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的消息……

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为了突出军队武装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贬低上海和南京市委、国民党起义官兵、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长期不知真相。

二.

然而，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与南京秘密工作干部会师后，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知识能力、地位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后者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长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被严重的"农民意识化"，第一次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使陈修良十分惊讶！她痛心地看到，解放军进南京时完全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和刚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两个务必"教导。首先是争相抢占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官员的好房子，高档家具和汽车等。南京宫门一带造的洋房特别多，还嫌不够，波及其他地区的好房子。尤其是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有些晚来的干部没有捞到好处，甚至伸手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三野因要东进上海，很快奉命撤出，继而跟进的二野，在"二野穷，二野苦"一片叫喊声中，抢占风更加激励。一些人提出种种无理由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不少更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陈修良未刊稿）有个别高级干部，甚至当着陈修良的面说："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陈修良听后十分惊愕。当时还没有婚姻法，什么事情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一时间在南下干部中，出现了许多抛弃农村原配，追求城市新欢的"陈世美"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军管委主任刘伯承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的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是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显出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事那么可怕的倾向啊！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如何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尤其作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刘伯承同志在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通讯稿，载南京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一期1949年6月10日）

在市委会议上，陈修良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并且组织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观看"闯王进京"戏剧。结果引起许多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极大不满，进而引起他们对原城市秘密党同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4月25-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接收。28日公布华东局的决定，成立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刘、宋两位书记兼任，陈修良虽参加了军管会，但如下这个名单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实际地位。

军管会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榘、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宪光秘书长：陈同生副秘书长：李静宜供给部部长：张友亮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銮第二处长：汤成功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副主任：刘峰万里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刘宪光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孔从周副主任：谭善和邓有伦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林微齐仲恒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副主任：王明远任崇高公安部：部长周兴在总共37个职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划线者），而且多为副职，（南京市军管会名单和南京市军管会各部负责人名单，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档案馆）

进城后的干部配备，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准备："如南京国民党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们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华北局所派一万七千干部在石家庄训练，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总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也就是准备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这说明全国胜利前夕，中央早就决定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

解放南京给陈修良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很快被无数的困惑和谣言所代替。作为前市委书记和现组织部长的她被推到了会师后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冲突的风口浪尖。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没有现代技术知识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很难胜任承担厂长、校长、经济部门管理这种负责工作，当陈修良按照宋任穷的意思，把原地下党配备担任副职以后，就有外来干部向上反映："副职全是地下党的，想要与我们平分秋色。"在南下干部优先已任命之外，还有些空缺的领导岗位，市委要求组织部提名，市委党委会议上批准。陈修良根据党的干部标准，把一些经过考验的原市委领导人分配到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柯庆施等人就说陈修良搞"本位主义，任人唯亲"。

还有人暗中挑拨离间，说会师以后，南京地下市委还在秘密开会。传到刘峰、朱启銮同志的耳边，他们很奇怪，一再打电话给陈修良，要求面晤。陈说："我恐因此更惹起是非，没有同意碰头，但谣言仍在流传，日子很不好过。"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好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也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陈修良。

南下干部不相信原南京干部是真革命者，经常把原南京当时的秘密活动视为是国民党"特务"工作，就经常跟踪后者，看他们是否与暗藏的敌人接触；有的未经批准在驻地抓特务，除上述错捕两个原秘密党员外，公安局发现一个为蒋介石接电话的党员，认为他是"特务"加以逮捕，经过了近30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位同志才经流放地回到南京平反。人生的主要经历都在冤狱中度过。

一位原秘密党员由于工作出色，解放后当了公安局的邮政科科长。另一个南下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有一次两人吵架，科长一发火，把枪在桌子上一拍。于是就造谣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此事反映到市委，把这位科长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陈修良作了调查，认为是误会，不是反革命，应该批评教育。在4000人干部大会上，南下领导人又以此为例，说："一个公安局的科长，要枪毙一位共产党员，还不是反革命吗？"结果在接着进行的整党运动中，这位科长被整治的死去活来，自杀了。

胜利会师时，陈修良和秘密党的干部来不及换装，仍穿旗袍、皮鞋、西服。于是在解放军官兵中，流传起这样一个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

有一次，陈修良因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外套，柯庆施竟然拍着陈的肩膀、当着许多战士的面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故意羞辱陈修良。就这样，解放后的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陈修良和原南京地方的党员，即被围困在谣言四起的压抑环境中，工作十分困难，思想极为痛苦。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与南下干部区别，党内出现一个新名词"地下党"。在建国后成为中共另类党组织的代名词，具有很强的贬义。历次运动中凡发现有"地下党"历史背景，可以成为审查和打倒某个人政治问题的充分理由，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的逻辑是：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南京以外的一切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无不如此）。所以可以现作为"叛徒特务"关押起来，进行打击和迫害，再进行审查。结果南京的地下党员2000人，后半生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迫害，许多忠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害死在"红色冤狱"中。活到"文革"后获得平反的，也已无法挽回逝去的岁月。

对所谓地下党的几种整肃，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来。华东局第一书记于9月17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会上的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吹响了对南京地下党进行全面整顿（实为打击与迫害）的号角。

这个报告，在不作起码调查的基础上，以听信党内上述种种谣言为依据，推翻刘伯承所作的"会师是成功的"结论，竟说"南京会师不好"。而主要原因是原南京市委在淮海战役后，组织大发展，致使大量"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来"，竟不顾事实把南京党员数夸大为七八千到一万人。报告还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话说：南京党内存在着三种人："一条心"的（与党一心一意）；"两条心"的（混进党内的破坏者，即反革命）；"半条心"的（包庇反革命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把责任指向陈修良，说就是党内"半条心"的在包庇"两条心"的反革命。所谓"包庇反革命"是因为陈修良经过核实，认为那位与解放军吵架的邮政科科长不属于反革命。报告说：地下党在解放南京问题上要与解放军争功。保护了总统府，就想党总统了！陈在会上当即递条子指出，所举事例，均属不实，却遭到讥讽训斥。

报告还用根据地及解放军的党史"大儿子"、地下党是"小儿子"这种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说明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就是"不老实"。

在听完这个报告后，陈修良气愤得浑身发抖，同志们都散去了，她却坐在原地，站不起来。因为她无法与大人物平等对话，澄清事实，讨还公道，并且必须在会后，由她领导的原南京"地下党"进行集中复习和整顿，还要她作违心的动员报告，拥护这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错误"。

整党开始不久，陈修良到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派赴苏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半年后当她回国时，看到了南京整党运动报告真感到触目惊心。

1950年4月在柯庆施主持下的南京市委，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整党报告中夸大其词称："地下党员近二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九百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如电信局在解放前后几天突击，有一人一天发展八个党员，南大支部原只有二十九个党员（正式只六个），解放时发展到二百五十余个（九倍），因而必然带来了组织不纯的情况，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地下党员占364人，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会关于整党学习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1950年4月20日，打印稿）

所有这些所谓的有政治问题的党员，都被严重处理，并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残酷的冲击。而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却未发现一个坏人混进南京党内。历史是公平的，但是这个公平又来的太晚了。几乎所有的原南京党员受尽各种屈辱与磨难，直至1979年后南京"地下党"问题才获平反。许多人已经含冤逝去。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但他对南京局势最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大业"。他写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为此，对解放后的南京局势，他极度关注：不对进城表现如何？解放军与他派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如何？"土八路"进国民党首都这个大城市后如何管理？等等。当他知道解放军进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行抢掠，甚至从"***"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时，他怒不可遏。他绝不做"李闯王"、"洪秀全"。于是，除立即电令立即纠正外，全国总结了"南京经验"，经过精心策划，做出了以下两条重要决定：

一、必须整顿军队纪律，在南京以后解放的城市中，特别是下一个上海，必须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

指示到达已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也了解到军队中确有如南京那样的情况。5月10日他在丹阳大王庙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指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吸取南京的教训，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不知、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军队进城后不进高楼大厦和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与解放南京形成强烈对比。

二、明确规定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陈毅在把上海坚持了十几年的秘密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上海领导刘晓叫到丹阳，令其向尚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必须绝对执行，并特别强调"地下党的主要认识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军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党政策由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种伟大力量"。反复叮咛："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坚决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南京党史办编：南京革命斗争《大事件》，第426-427页，打印稿。陈修良保存资料）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比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诸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迫害。

三.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许多过去出出生入死战友在整党运动后的悲惨命运，悲哀又无奈。还看到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1950年9月，陈修良保存文稿）

这时，柯庆施已经成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她不得不要求离开南京，来到了还有一些老战友在领导岗位上的上海市委。但在"新十六字方针"的阴霾下，始终只能担任"副职"，而且频繁调动。虽然她并不计较职务高低，每到一处努力工作，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建议，而每到工作开始或获得成绩时，就被调任了。

1955年，由于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1955年春发生针对地下党斗争领导干部的大冤狱"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立即在浙江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内部印刷）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沙、陈夫妇进行监视、限制行动、消减工作等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参加迎接。毛看到了来迎接的人名单，就问省长为什么不来？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毛很生气……"（史永给陈修良信件，1997年12月25日）

在1956年7月浙江省第一届二党代会上，陈修良的地标宣传口在大会上之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工作作风的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据此，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沙文汉成为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

1957年浙江省委的这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将"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入党内的重大步骤。柯庆施多次到杭州参与省委的"整风""反右"会议，1957年12月毛泽东坐镇杭州指导，批准把在柯庆施帮助下写的省委报告在全国发表。

接着被批斗、抄家、降职、减薪、扫地出门，一家星散；陈修良被劳动改造，群众专政，受尽屈辱。1958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修良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时，沙文汉怕她想不开，鼓励说："你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次下去，就把它看作上一次农业大学吧，这样可以更深地去了中国的实际"；了解陈修良性格的刚烈，沙文汉还特别叮嘱："我们今后遇到的情形可能更坏，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在任何困难考验下，我们要约定都不能自杀！"陈听后十分动容，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重地承诺："我决不自杀！"此后，陈修良先后在农村和杭州大学，经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文革"被关进"牛棚"批斗，遭受血多磨难和屈辱，许多杭州大学的难友教授被冤死或自杀。1964年1月，沙文汉在冤屈中病逝，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四人帮"下台后，她的冤狱才开始平反，右派改正了，但是给沙文汉留下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尾巴。她又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次冲破阻力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写信。1983年11月，沙文汉案终于获得彻底解放。

自从1978年1月陈修良右派"摘帽"，到上海开始了她生命旅程中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此后20年她在为她和沙文汉彻底平反而斗争的同事，又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全力以赴为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还原长期被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她不仅为南京秘密党时期的历史平反，而且为大量的战友和部下的冤案平反作证。更为整个中共党史作证，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研究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框架、批判那只归功于毛一人的"个人崇拜史"，只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起义史"，只有战争的"军事史"，全盘否定城市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群众运动、统战、情报、策反工作的"伪党史"，她参加各种纪念会，宣讲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种种传统观念。耄耄之年她长期生病住院，就在病床上写。不能坐了，就站着在窗台上；不能执笔了，就口述录音，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还为后代留下了百万多字、涵盖了近70年的党史资料。她希望后人不能忘记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战胜愚昧、暴力、非理性的武器、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铺路石。

 

相关注释：

（1）陈修良

陈修良（1907年-1998年11月6日），女，1907年出生于宁波；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1925年10月，陈修良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现杭十四中）学习至中学毕业。

陈修良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同志介绍转为正式党员。

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4月，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83年1月，她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后又被聘为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

1988年，陈修良离休后以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她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

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向她致以亲切问候；1998年11月6日，这位传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岁。[1]

（2）控制使用

解放后，陈修良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1950年8月，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任期间，因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资本家改造的问题、党政分工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及因在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代表宣传分团发言，对当时省委的思想作风提出意见等所谓的"反党罪状"，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陈修良后来在回忆录中称"1956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时任浙江省省长的丈夫沙文汉也被划为"右派"。她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身处逆境而从不消极，坚持积极学习与思考，终于在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迎来了春天。

1977年陈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后，曾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3）潘扬案

所谓"潘扬案"，指当年轰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1936年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与国民党谈判代表。1937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后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1949年后，任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等职。

扬帆，原名石蕴华，1937年入党，在上海做戏剧方面的救亡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以所谓"内奸"问题遭逮捕审查。同月扬帆被捕审查，被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当时认定潘汉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在1940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在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起1950年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扬帆"是长期混入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使用敌特电台，供给台湾情报，在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重用胡均鹤等大批反革命特务分子。"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0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3月潘汉年被下放湖南劳动，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故。

扬帆1965年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撤销这一判决。公安部所作的"扬帆同志复查结论"中指出，原定内奸、反革命罪，均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平反。但结论留了"工作中有错误"的尾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其中指出，关于"投降国民党"问题，潘汉年同志在1936年、1937年间，是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正式代表，无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关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问题，经复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曾批示派人打入敌伪组织开展工作。潘汉年同志执行了上述指示，是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确切证明，潘汉年同志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

1943年，潘汉年做汉奸李士群的策反工作，突然被李挟持去见汪精卫。会见汪精卫是被挟持的。关于上海解放后掩护敌特，供给敌人情报导致敌机轰炸问题，当时经饶漱石同意利用胡均鹤，潘汉年对此没有责任。上海解放初期，敌机不断轰炸上海，现已查明，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的"军统"特务罗炳乾潜伏电台，向台湾提供过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这个潜伏电台与潘汉年同志毫无关系。所谓"供给敌人情报导致轰炸"罪名，应予否定。

通知说："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以彻底纠正。"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3年8月，公安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根据复查的事实，对扬帆同志的问题重新结论如下："扬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实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公安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用敌特电台供给台湾敌人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扬帆同志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