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另類女性

          ——從“卿卿我我”說起

“卿卿我我”這成語，意謂男女之間相親相愛的情形，若從女性角度揣摩，當為小鳥依人狀，甚是惹人憐惜。然而，若從這成語出處探究，其情狀大不一樣。

該成語出自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惑溺》，原文為：“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複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翻譯為白話文就是：“王安豐(即王戎)那口子呀老是膩著安豐。安豐這爺們呐不耐煩啦，說：‘你們女人家呀老膩著爺們，是好失禮的啊，日後別再這樣啦！’他那口子柳眉一豎，嚷嚷道：‘俺膩你是愛你，這樣就是膩(溺)愛呀；俺不膩著你，該誰膩著你(言外之音：該二奶膩著你)？’安豐爺們沒詞兒了，只好由她去啦。”

瞧！王安豐那口子哪有小鳥依人狀？整一個主動出擊、掌控全局的厲害角色。人們常津津樂道於魏晉名士風流，其實，魏晉士女亦不遜色，以“柳絮因風起”喻雪而技壓兄弟、連大名士王凝之當她老公也不滿意的謝道韞，便被時人譽為“有林下風氣”－－即名士風度。流風所及，王安豐那口子的表現，也當是不足為怪的了。話說回來，王安豐雖號為名士，卻以鑽核賣李之舉獲“儉吝”惡名，有那麼一位能膩著他的太太，真三生有幸了，還人模狗樣擺爺們架子？

當然，像王安豐那口子和謝道韞這樣的女性，在那個時代只是“另類”的表現。這種“另類”的表現，有緣於時風，也有緣於其他因素如個性乃至地域，如南方女子多柔情似水，愛起來也更見纏綿悱惻，若失戀更是要死要活想不開了；北方女子就大不一樣，有那麼一個北方女子跟情郎約會，誰知那小子居然失約不來，女子只是狠狠說了句：“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地驅樂歌》)意思是說：“你小子要來不來早點兒告訴俺呀，害得俺從月明光光等到星星要落啦！”挺快人快語的是吧？

要說有個性嘛，還得數宋代一位叫嚴蕊的營妓。宋代大儒朱熹任職浙東時，跟當地一官吏不和，便很小家子氣地將那官吏“雙規”起來，還誣賴嚴蕊是那官吏的情婦(每個貪官後面都有一個情婦不是？)，著人將嚴蕊捉去拷打，硬要她承認跟那官吏有一腿。嚴蕊可真硬氣，死活不認。朱熹沒輒，只好將她關禁在牢中。

朱熹的繼任岳商卿(可是大名鼎鼎的岳飛的兒子呀)，覺得這案子不對勁，將嚴蕊從牢中提出來重審，要嚴蕊給口供，嚴蕊當即作《卜運算元》詞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公子便也當即判其無罪釋放並著令從良。朱熹一代理學大師的英名，這回可算是栽在嚴蕊這“另類”營妓身上啦！

“存天理滅人欲”的宋元理學，確實大大抑制了“另類”女性的發展，但到了明清，卻又出現了頗大的逆轉。明清時期“另類”女性層出不窮，而且還是以頗“激進”的方式－－名士化的狀態呈現。

明清這些女性的名士化受到整個社會（包括女性自己）的推許，甚至達到以之排斥女性自身特性的地步：“（趙芬）性敏達，無巾幗俗態。”“（鄭以和）性豪爽，無巾幗氣。”“（賀雙卿）性瀟灑而意溫密，飄飄有淩雲氣，無女郎瑣窄纖昵態。”這個趨勢的邏輯發展，便是“女扮男裝”現象的產生。如明末名妓柳如是，看上了名士陳子龍，就義無反顧著男裝登門拜訪，把個陳子龍樂得暈菜。王國維為此讚譽道：“幅巾道服自權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兒太唐突，薊門朝士幾鬚眉。”清代才女吳藻不僅喜著男裝，其《洞仙歌/贈吳門青林校書》更以男性的胸襟與語氣唱道：

珊珊瑣骨，似碧城仙侶。一笑相逢澹忘語。鎮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穀裏，相見個儂幽緒。

蘭釭低照影，賭酒評詩，便唱江南斷腸句。一樣掃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許。正漠漠煙波五湖春，待買個紅船，載卿同去。

在詞中，這吳藻大妹子就好像一位“清狂”得不得了的爺們，要攜帶“玉人”放舟歸隱於漠漠煙波的五湖之中。其實，這正是當時現實社會中名士攜妓（校書）遨遊江湖的老套模式，只不過身為女性的吳藻是以“性別錯位”的方式來演繹，這就產生了驚世駭俗的效應。吳藻也因此也被老外學者視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女同性戀詩人之一”(one of the greatest lesbian poets of all time)。

其實，綜觀吳藻一生及其創作，她的《洞仙歌》詞所顯示的“性別錯位”，只是她“名士情結”的激進表現，歸根結底，也就是她性別遺恨的極端化結果。這種才女名士化的行為，並不表明是女性的覺醒，更不好說是追求女性解放；只不過是吳藻不滿其自身的女性社會定位，而以“僭越”的方式，爭取以男性身份為標識的名士聲譽；甚至易位男性，喬扮男裝，賭酒評詩，攜妓遨遊，全身心認同並恪守男權社會的一切行為模式與規範。說到底，這種“另類”，可真是走火入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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