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王彬彬的观点
王彬彬文章《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中对知青的看法，有符合客观事实的一面，但多是以孩提时代的印象作为前提的，所以，他的看法必然是片面的。
广大知青上山下乡，且不谈对知青本身有什么意义，就他们下到的农村来讲，意义却是十分重大，十分明显的。
大家都知道，六十年代的农村，由于种种原因，教育极其落后，特别是师资奇缺，许多农村孩子因此而得不到起码的教育。当几千万知青下到全国各地农村后，他们中的优秀者，很快担当了农村教师的角色，他们为农村培养了多少小学生和中学生，教过王彬彬的老师中，难道就没有知青吗？恢复高考的那年，许多知青老师和自己的学生一同进入高考考场，构成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试想，当时没有知青老师的努力，也不会培养出这么多知青的竞争对手，也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农村大学生。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知青仍留在农村学校，辛辛苦苦地在教书育人。
还有，当时中国农村几乎就是落后的同义词，生老病死，听天由命。自知青下放以后，赤脚医生很快就成了知青的代名词。田间地头，知青为农民兄弟看病送药，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虽说知青的经验有限，总比请神汉、巫婆跳神要好上一千倍吧。我认识的几个知青，她们在农村亲手接生的孩子就有几十个，有不少后来读了大学。
再有，知青下放，客观上促进了城乡的交融。首先是文化的交融。知青给偏僻落后的农村带来了城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农村的封建陋俗和迷信保守。知青们不信神不信鬼，搞土地改良，果树嫁接，虽然成绩有限，但毕竟活跃了农民的思想。就连知青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谈，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农村青年。其次，每个知青的后面都是一个城市家庭，由于子女的下放，家长自然会把关心的重点向农村转移。事实上，知青家庭不仅仅为知青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也为子女下放的农村提供着物质支持。有哪一个知青家庭没有接待过“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进城办事、看病、游玩，知青家庭义不容辞地承担接待任务，惟恐怠慢。去年，我们几个老知青还接待了一个从东北来的“贫下中农”，半个月功夫，请假陪他游逛不算，就各种开支加起来要四五千元，而我们几人中有三个是下岗的。
知青毕竟是一个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群体，如果把它与当时其它群体比较，如军人、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很显然，知青受教育的平均值肯定最高。试想，这样的一个群体，能象王彬彬所说的恶棍充盈，蛮横霸道，不讲理么？这样的人有，只是极少数，就象其他群体中一样。
附：王彬彬文章《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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