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给知青文学的问号

作者：韩少功 

来源：爱思想网（原刊《南都周刊》）

韩少功，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代表作有《爸爸爸》、《暗示》等。

这是一个老将持续发力的年代。去年，贾平凹六十岁，拿出了长篇小说《带灯》。今年，年届花甲的马原继去年出版《牛鬼蛇神》后，又将推出长篇小说新作《纠缠》。

今年也是韩少功的花甲之年。1月，他刚刚过了60岁生日。两个月后，他便推出了令文坛瞩目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作为对自己这代人的过去岁月的纪念。这是韩少功时隔十年，继《暗示》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这部同样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和他以前的知青小说有所不同。2013年第2期《收获》在发表这部作品时，是这样介绍它的：“激情而悲壮的知青年代，在著名作家韩少功的笔下有了新的发现，通过几个别具一格的人物，韩少功将过去与现在放在一起……其中的是非得失，真是一言难尽。由此，那段知青生活被血肉相连地融入当下，让我们重新审视。”3月12日清晨，珠海。去往机场的路上，那时黑夜刚刚结束，白天正带着它的镜子到来。在晃晃悠悠的车里，刚刚参加完第二届澳门文学节的韩少功，与本刊记者谈着《日夜书》，谈着文学和生活、传统和现代、历史和现实，这些从黑夜带来的思考，在白天显出更加清醒的锋芒。他两鬓斑白，语气诚挚而坦率，爽朗的笑声中，时而夹杂着自嘲，比如自称“山寨版的假农民”。

这指的是新世纪以来，他一直半年住在海南的城市，半年住在年轻时插过队的湖南汨罗乡下，过着“半世俗半隐居”的生活。

《日夜书》得以完成，和韩少功摆脱了繁忙的政务不无关系。2011年，海南省文联换届，韩少功卸去了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务，无官一身轻，有了更多的自由，在乡下的时间就更多一些，外界的干扰也少了。从去年初动笔，一直写到年尾，韩少功刚好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新作。似乎为了吻合书中的故事，其写作地点也刚好跨越了城市和乡下。

随着《日夜书》的出版，这位文坛的“半隐士”被某些媒体写成“重返文坛”，其实他一直处于时代和文学的现场。继2006年出版的长篇随笔《山南水北》之后，韩少功也陆续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去年11月还凭借短篇小说《怒目金刚》获得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韩少功多年未出长篇，或者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保持着慢节奏的写作习惯。“有的作家一两年就可以出一本，我大概四五年出一本长篇，中间间作一些中短篇，如此而已。这个节奏比较合适我的体力，合适我的创作方法。”韩少功有一本长篇随笔，暂定名《革命后记》，正在写作与修改中，是想处理“文革”这一个大难题。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宿愿和志向。

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说，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韩少功则半带调侃地对记者说：到了这个年纪，快完蛋了，快退场了，因此更应珍惜时间，善用自己的体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不可能定得很大，因为我不是个高产作家。如果命运还给我七八年时间，我会用心写好一两本书。”

问号打给社会也打给自己

南都周刊：这部新作为什么取名《日夜书》？

韩少功：一是感慨岁月之长，三十多年构成了一种大跨度的远望。二是人性也好，社会也好，总是像白天和夜晚，有不同的面貌，既有阴面也有阳面。我想展现它的复杂性—其实也算不上多复杂，也许只是不能吻合某些流行观念模式，就会让有些人觉得怪异，不那么方便贴标签。

南都周刊：这部小说“聚焦知青的当代命运”，你是如何具体处理的？

韩少功：小说里有五六个主要人物，算是一个朋友圈子，从知青的背景下出来，走上各自的命运，其中有个体户、工人、艺术家、官员，思想游侠等。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同辈人。30年也许是一个足够长的距离，便于我们把他们看得更清楚，既有近景又有远景，既有正面也有侧面，可以多角度地展示，包括展示他们隐秘的伤痛、深藏的梦想、难以解脱的宿命或者意想不到的变身。其中很多东西放在10年前、20年前，也许就不那么容易看清了。

南都周刊：你说过“对于知青这代人，我想写得更真切一些”，怎样才算“真切”？

韩少功：以知青为题材作品已有很多，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笔财富。但有些作品透出一种过于自恋或过于自怜的情绪，成了亮伤疤抹鼻涕的诉苦比赛，构成了记忆的扭曲。社会总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不可以想象一群无辜的小羔羊加起来，就成了万恶的大灰狼。谁都在指责别人，那个被指责的却成了空洞的影子。因此，我赞成记住历史的苦难，但一个问号打给社会的时候，另一个问号也许需要打给我们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我对同辈人有同情，有赞美，但也有反省和批评，包括写了一些可能让我们难堪的东西。

南都周刊：《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从这部小说里看到的则是一群知识分子思想脉络的梳理，认为它“描绘了中国当代复杂思想的起源和脉络”。

韩少功：小说写到了地下政治活动，写到了红卫兵出身的叛逆者和启蒙者，类似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的那种思想群落，以及他们回城后的分化。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当下思想生态，包括各种变革要求的根源、处境以及其现实障碍，还有它们之间的交集和互动。当然，一部小说不可能囊括社会全景。小说也不是理论的图解。作为一个写作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性格、气质、情感、命运等等，如果一不小心遭遇到思想，我也会更注意思想的表情。比如一个刚愎自用的左派，不难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右派。所谓“观念易改，本性难移”。刚愎自用是比左右更让我困惑的东西，或者说是更让我揪心和入迷的人性指纹。我们现在还能记住李白、苏东坡是政治上的哪一派吗？还能记住托尔斯泰或马尔克斯在当年是左还是右？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大于政治，形象大于观念，好的文学作品对于一时一地的观念总是具有超越性。

更注重叙事和内心

南都周刊：在前两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中，语言和符号是你关注的重点。《日夜书》的“语言色彩”强烈吗？

韩少功：对语言的思考，我觉得在前两部长篇中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在这本书里，我更注重叙事和内心，愿意让人物本身走向前台。除了有三个章节就人的“身体”展开思辨，这本书里的议论非常节制，作者的主观介入最小化。当然，与前两部长篇相似，这本书里也有散文的元素。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欧洲传统小说脱胎于戏剧，中国传统小说脱胎于散文。我对散文的体裁遗产一直饶有兴趣，因此有些作品像散文，但散文里面有小说，如《马桥词典》。有些作品更像小说，但小说里也有散文，比如这本《日夜书》。在散文和小说这两极之间，我会有各种配比不同的尝试。

南都周刊：所以并不能说《日夜书》完全回归到了讲故事的传统？

韩少功：这里是个故事会，但讲故事的办法可以多样，比如很多“闪回”和“跳接”，大跨度的转换和大反差的拼贴，这与传统的讲故事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可能还是20多年前的《爸爸爸》，丙崽的印象令人印象深刻。这部小说里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人物？

韩少功：没有。这部小说没有那种意象化、符号化的、用现代主义手法塑造的极端化人物，都是现实人物，虽然里面也有夸张的东西，也有推向极致的手法，但大体而言，人物的现实品格是很明显的。格非读过我的书稿后说“这是畸人录，又是英雄传”，可见他对人物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南都周刊：你以前的长篇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并不是重点。

韩少功：在长篇中用主要的笔墨来塑造人物，这可能还是第一部。

南都周刊：为什么？

韩少功：创作有时很难说出一个道理来。有时是一种状态，一种兴趣的积累，愿望和冲动突然让你想写一些什么。一旦条件成熟，这些东西自然就会像水一样流出来。我年少的时候喜欢现代主义，在处理人物时乐意夸张、变形、武断、狂放，有时候会让意象和氛围变成作品的主角，人物反而退居其次。但这种风格也有巨大的风险。实际上，美术、音乐、戏剧、文学上的现代派，后来越来越观念化和抽象化，以至有不少人成天玩概念，一个劲地“憋”概念，好像都是哲学系毕业的，离感觉与形象倒是越来越远，有时候连技术也不要了。我对这种流风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不管如何“前卫”，人物形象还是小说的核心竞争力，至少是核心竞争力之一。没有结实人物的小说，就属于花拳绣腿的忽悠，或是缺血缺钙的虚肿。

韩少功自称“山寨版的假农民”。新世纪以来，他一直半年住在海南的城市，半年住在年轻时插过队的湖南汨罗乡下。

中国作家的实验勇气减弱

南都周刊：去年底，你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提陌生化》。重提陌生化，有针对性吗？

韩少功：当然也是有感而发。现在口水化的小说太多了，不断地重复，面目雷同，没心没肺，提供的新信息非常少，很难让读者打起精神。情感、感觉的信息本来是文学之长，眼下也大规模向新闻业转移，被一些音频和视频的作品接管。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能发现什么？所谓陌生化，就是用文字提供新的内容或形式。比如同是写一件刑事案，用琼瑶体、鲁迅体、新华体、淘宝体等多种口气来说，效果完全不一样，传达的信息也大有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战争题材写过了多少，你还可能写出一场陌生的战争。不管都市题材写过了多少，你还可以写出一种陌生的都市。关键是看你怎么处理，采用什么角度、文体、思想方法、情绪色调，动用什么样的体验资源和学养积累。如果你满脑子流行套话，那么你当然不可能比一个三流记者做得更多。

南都周刊：你是不是指当代文学的实验性不像以前那么强？

韩少功：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市场空间大，算得上得天独厚，因此作家很容易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要求不太高，就很容易在市场里如鱼得水，吃香喝辣，混得不错，产生一种惰性，放弃对自己的挑战。这就是利中之弊。

南都周刊：这些年来，批评界经常批评当代文学缺乏思想，你对此怎么看？

韩少功：我不太了解情况，不知批评家们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希望作家们深入思考，有一种观察社会与人生的敏锐目光，当然不是什么过高要求。古人经常说到“文尚风骨”，“文革”以后，作家们被政治化和概念化搞怕了，一个劲地逃离思想，甚至以不读书为荣，以非理性为傲，把真思想与假思想一锅煮，把好思想与烂思想一起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文学有“风”无“骨”，血肉再肥满，还是一个站立不起来的软体人。钱穆先生说过，思想与感觉的差别并不大，好比肉眼看事物，聚焦圈里比较清晰的就是“思想”，聚焦圈外比较模糊的就是“感觉”。借用钱先生这句话，文学不过就是人的眼睛，有理性与非理性的适度配比，有思想与感觉的必要互补。极端的感觉崇拜论几乎是自废一腿，能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

南都周刊：思想的缺乏，是跟作家个体有关，还是跟思想资源有关？

韩少功：中国的翻译业极其发达，眼下世界上任何理论成果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会陌生，因此思想资源好像不是最大障碍。问题可能在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积贫积弱的大国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史无前例，现存的各种思想资源都不够用。人们更需要的可能是思想创新，直接从实践中汲取思想的题材、方法以及洞察力。拿到文学上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作者，相当于世界范围内一个“乡村”或“郊区”的秀才，写成了卡夫卡第二或福楼拜第三固然不易，但写出一个难以识别和归档的X，真正在精神上回应当代中国，可能更加可贵。

批判应该是优质的

南都周刊：你说思想是骨头，让人想起另一根“骨头”。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都不是关于这个时代的，他列举了包括你的《马桥词典》在内的一些“被批评家一再言说称道的作品”，认为这些代表作脱离中国当下现实和经验，只关注过去，疏离了当代丰富、复杂、怪诞的生活现实，看不到作家和当代现实的对应关系与精神。你能回应下吗？

韩少功：下这么大一个结论，前提得是你对当代文学有较为充分的了解。我抱歉地说，我真是没读那么多，恐怕1%都没读到，因此没有发言资格。脱离现实的作家恐怕是有的，或者说肯定会有，但也应列入我们的包容范围。没错，我们希望更多作家投入现实关切，希望更多作家成为时代斗士，成为旗帜和炸弹，但也得允许他们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包括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方式，表面上是向后看，实际上是向前看。批判的武器从来就多种多样，有近距的，有远程的，有扶正的，有祛邪的，有严峻的，也有诙谐的，而且一定都应该是优质的。我一直以为多元争鸣是思想成长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的反对派都不可缺少，而且弥足珍贵。这好比打球，没有对手的球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南都周刊：列举下你在文学实践中的相关经验？

韩少功：担任《天涯》杂志社长的那几年，我既以版面支持过汪晖、温铁军等人的批判，也以版面支持过钱理群、秦晖等人的批判。但我对编辑们说过，多元是有及格线的。硬伤迭出、逻辑混乱、云山雾沼，人身攻击搅水的批判在及格线以下，无论左右都格“毙”勿论，否则就是打球没有规则，争鸣变成了烂打，只能留下一地鸡毛。与其说这是多元，不如说这是比烂，毫无进步可言。相反，优质的批判即使门派有别，一旦出手争雄，也一定有对对手足够的尊敬和会心的谅解。这不仅仅是什么绅士风度，往根本上说，是批判性是否同时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是一个纷乱时代里人文向上的努力。

南都周刊：你的新长篇也试图回到当下。

韩少功：没错，这是我关切现实的另一种尝试。

南都周刊：目前中国的现实，在网络上有更多反映。你关注多不多？

韩少功：偶尔看一看。我也开了个微博，偶尔一条两条的。我觉得它还是交流的一个好渠道。尤其我观察到一些打工族，八小时上班之余，大概还有两三个小时在公交车上，这是他们惟一的闲暇时间。他们就通过手机和文化产生联系，哪怕是只鳞片爪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相比之下，读书看报对于这些蓝领或白领来说有些奢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