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作者：丁凯文

来源：記憶  2009年1月11日第1期

友人近日寄来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拜读之余，虽感此书比国内版的官修党史教材有了某些长足进步，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设国家主席”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吗？

《难》书在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里称，“‘文革’前期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激化，焦点在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第392页）首先，作者将林彪和江青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野心家集团”本身就是典型的官方式的思维，依然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案”审理时的定式将林彪与江青等人脸谱化；其次，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仅仅用“权力之争”来概括吗？这场斗争的实质何在？这个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真的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的。

1970年8月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议程为：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讨论战备问题。由于会议上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党内斗争，人们往往着重关注了宪法修改的相关问题，并得出一个林彪和江青因为争权夺利而借用四届人大对“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争斗的结论。《难》书在此就认为“四届人大，被他们（指林彪与江青）认为是一个国家权力再分配的机会”。（第392页）

从1964年12月中共的第三届全国人大至此已六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再召开四届人大实乃顺理成章之事。以一般性惯例，召开人大之前有必要对现存的宪法作适当的修改，更何况上次人大是文革之前召开的，经历了这几年的文革风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需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合法化。这里有两点应该予以明确：其一，庐山会议的各项主要议题均不包含讨论政府机构主要人选问题。虽然毛泽东在此之前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但是由于文革之中对毛泽东本人的狂热吹捧，在广大民众和党内高级干部之中依然认为国家主席一职非毛莫属，此点并无歧见。其二，政府机构主要成员方面的人选应在四届人大正式召开前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会议上议定。所以，概括而论，庐山会议的主要议题并不是要确定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机构人选。既然这个所谓的前提本身并不存在，那种庐山会议上“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要为“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争斗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既有必然性，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偶然性。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程光的《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632－631页，又见《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15－448页）、余汝信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华夏文摘增刊59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30期，2007年9月11日）都有详尽的评述，笔者深表赞同。笔者亦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华夏文摘增刊56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00期，2007年4月3日）。概括而言，自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过渡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文革初期时的混乱局面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化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碰头会的阶段性功能已经消失，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未曾明言予以撤销，但是继续由它来领导中国政局的情势不复存在。通过中共九大的召开，周恩来的执政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支持。然而，那些在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权力，除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进入了政治局，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宜，其他人等，如王力、关锋、戚本禹却成了“破坏文革运动”的反面人物锒铛入狱。由于缺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江青专属的“衙门”，江青等人的势力不仅未因中共九大的召开而壮大，反而还远远不如文革初期那般可以呼风唤雨、颐指气使。出于对这种政治局面的不满，江青等人不断以各种手段干扰中央工作，攻击周恩来与林彪，由于江青本人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周恩来与林彪基本上采取了忍让的态度，避免与之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林彪与江青等人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宪法修改中有关条文的讨论，张春桥自恃有江青在背后撑腰，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所本的，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9页）吴法宪在宪法修改小组内与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矛头所向是针对林彪而来。随后吴法宪得到军委办事组以及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支持。面对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不断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种种挑衅、发难，林彪等人认为有必要对张春桥这些人予以批评、制约。所以说，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或迟或早都会到来，所不同的是它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而已。

庐山会议发生的斗争也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林彪在文革当中的一贯态度是“主席划圈我划圈”，平时对政治议题基本上不提前表态，一定要等到毛泽东点头同意才同意。为何庐山会议上林彪竟然一反常态，自己带头上阵批判起张春桥这位毛泽东文革运动的红人？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林彪这一举动并未在事前与周恩来或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作过商讨，很可能仅仅与陈伯达等极个别人交换过意见，陈伯达在林彪刚上庐山伊始就拜访了林，长谈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很可能对林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林彪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叶群的影响。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指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不发表那篇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就不会在全体中央委员之间掀起巨澜，也就不会有会议上发生中央委员们群起声讨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情况，从而引来江青、毛泽东的强烈反弹，以致后来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实事求是地看待庐山这场斗争，“设还是不设国家主席”原本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其住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四个常委均赞成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86－587页），康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甚至说“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7－392页）康生这番话就是明证。显然，庐山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内并不存在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另一派反对“设国家主席”。党内虽然就“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某些分歧，但大家还都在拥毛的旗帜下大力维护毛的地位，期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然而，我们还需看到“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与庐山上的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林彪出面批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不过就是一个口实而已。自文革以来，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以最最革命自居，常常将别人打成“反党”、“反毛主席”或“反毛泽东思想”等，这次林彪在庐山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所谓张春桥“反毛”为借口打击张。看看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会议上的发言，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林彪发起的这场对文革极左派的批评，迅速得到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广泛支持，几使张春桥面临灭顶之灾。庐山上林彪发起的这场斗争实乃中共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自“二月逆流”以来针对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反击，这才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所在，这个铁一般的史实是人们不应忽略和抹杀的。

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如何处理林案

有关毛泽东如何处理林彪一案的问题，《难》书重复官方多年的说辞，即周恩来向毛汇报：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第13页）笔者注意到《难》书里的一条材料“在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就要汪东兴告诉周恩来，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起来。”《难》书还说“当十天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再次要汪东兴追问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然而，作者却没有交代这条材料的来源，后面接着就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一事和毛的态度——其资料来源出自《周恩来年谱》下卷，惟周年谱并无毛要周将黄吴李邱控制起来的记载。

黄吴李邱四大将是林彪的嫡系，突然爆发的“九一三事件”的确震惊了中央最高层，毛要求周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控制局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毛泽东是如何处理林案的呢？

首先，林彪突然乘机出走，飞机飞往蒙古方向，中方极可能面临与蒙古，特别是蒙古背后的苏联打交道的局面。在情况不甚明朗之时，中方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战备，防止外敌入侵。而相关的战备问题，必须依靠军委办事组现有的班子予以完成。请看：9月13日，周恩来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黄永胜还提出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南口方向的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9月14日，空军指挥所继续执行禁航的指令。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随后将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大军区，吴法宪还提出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执行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接下来的几天，军委办事组与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人通力配合，稳定全国局面，避免了发生任何其它的突发性事件。（《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867－878页）从9月13日到9月24日，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联系甚密，不仅随时听取汇报，而且直接指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吴法宪的回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要求周恩来严密控制黄吴李邱四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更不可能不采取任何措施。显而易见，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虽颇有“留用查看”的味道，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还必须暂时依靠他们度过这一危机时刻。《难》书作者认为，周恩来没有采取措施控制黄吴李邱是为了保护军队将帅和中央领导人，宁可“纵容”黄等人销毁有关“罪证”，显然于史无据。黄永胜烧毁的那一点材料能与北戴河、毛家湾林办等住地被收缴的材料相比吗？汪东兴后来还不是将在毛家湾林家住宅收缴的一大批周恩来与林家合影以及江青与林家的合影等悄悄转给周恩来与江青予以销毁嘛。（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这是否也可解释为周恩来、江青与汪东兴合伙“毁灭证据”呢？

其次，对于林案的定性，1971年9月18日发出的中发〔57〕号文件将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并未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不仅未牵连到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们，反而宣称：“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这番话显然是意有所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针对军委办事组和解放军内被认为是林彪一系人马的。为了与林彪“划清界限”，吴法宪在9月19日开始准备自己的检讨，9月21日，吴从凌晨起着手向中央写检讨直到凌晨四点。9月23日，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作了检讨，并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在24日凌晨四点送交中央，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74－878页）据笔者所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总参、海军和总后不仅抓紧落实战备工作，还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黄吴李邱都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林彪“划清界限”，以求得毛泽东的信任或宽容。现在官史上的所谓黄吴李邱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实乃无稽之谈，那不过就是抓捕四大将的借口而已。

再次，1971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周恩来代表中央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一切职务，给你们找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80页）周恩来的这一宣示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然而这一宣示仅仅告知黄吴李邱停职反省，且家属不受牵连，甚至郑重宣告“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自文革以来，无论是前期的叶剑英、杨成武时期，还是后来军委办事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他们与周恩来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不仅坚决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双方合作紧密，而且抵制江青等人对周的恶意攻击。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大力支持了军队老帅们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周恩来虽然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黄吴李邱的处理决定，在毛泽东指示前提下部署相关事宜，但是周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感情。周的这番话应不是廉价的矫揉造作（日后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周恩来的这份诺言并未真正兑现，不仅军队大批干部因此广受株连，黄吴李邱的家属也惨遭迫害）。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宣布的这一决定来看，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并未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作为林彪在军队中的嫡系骨干，随着林彪的倒台，他们必然也会受到牵连。但是，如何处理此四人，毛泽东还是有自己的盘算的。此时的毛泽东尚不想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放到卫戍区挂起来、养起来。这与文革期间被打倒并关进秦城监狱的很多老干部相比，黄吴李邱还是得到某种特别的待遇的。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说不定日后还有其他机会起用这些人，就如同后来让邓小平复出那样。

毛泽东为何如此处理黄吴李邱四大将？显然，“林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军队这些干部不处理是不行的，毛泽东对党内必须有个交代，否则不仅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不答应，其他人也会有看法——当时连与林彪关系密切，与黄吴李邱们站在一个阵营的汪东兴也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努力洗清自己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瓜葛。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5页）在这种情形下，让黄吴李邱离开关键的军队岗位，关到卫戍区停职反省亦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笔者曾于2005年与黄吴李邱子女们会晤，当面问及“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到底烧毁了什么东西。笔者被告知，烧毁的仅仅是一批黄家与林彪一家的照片，而所有党内、军内重要机密文件、往来信函等均保存完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毁灭证据”一事。

三、“林彪集团”辨

自“九一三事件”以来官方的大力宣传，似乎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现在事过境迁之后，党史学界即使不再强调、使用“反党”和“反革命”这两个限定词，但是依然习惯性地将其称为“林彪野心家集团”，或简称曰“林彪集团”。笔者对《难》书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全书至少65处在涉及林彪或林彪事件时使用“林彪集团”一词（至于《难》书中使用“江青集团”则更是不可胜数）。这种明显贬义的词汇是指林彪在文革期间成立了一个以林彪为首专干坏事的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心怀叵测的，目的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理就是以此作为审判的基调。我们有必要认真思索一下，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集团”吗？

在中共自己的词汇里，“集团”一词通常含有明显的贬义。举其荦荦大者，中共建国以来就有过“胡风反革命集团”、“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等，更不用提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了。然而，正面人物是不会被称之为某某集团的，有谁听说过“毛泽东集团”或“周恩来集团”呢？由于中国党内、党外都没有一个民主机制，所以政治斗争总是呈现出不规则化、残酷化和扩大化，不仅将那些与领袖意见不一的干部打成某某集团，甚至他们的同事、部属甚至家属也都难以幸免于难。历史早已证明，这些被打成的各式各样“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无一例外都是冤案，当政者最终不得不平反当年制造的所有冤案。我们可否这样发问，既然中共建国以来这么多“集团”案都属冤案，难道“林彪集团”案会是一个例外吗？此外，“集团”一词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判定的标准何在？什么样的人应属于“集团”，是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仅凭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我们看到文革中经常发生这种现象，上级领导指称某人属于“某某集团”，该人则百口莫辩，从此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文革以来军队内部变化的大致情况。从文革伊始到“九一三事件”爆发，军队高层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罗瑞卿的倒台到“二月逆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杨余傅事件”；（三）黄永胜接手军委办事组组长到“九一三事件”。

第一个时期：罗瑞卿的倒台到“二月逆流”。由于罗瑞卿与刘邓等人关系的密切，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首先在军内拔掉罗瑞卿，以扫清“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在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出力最多、得利最大者莫过于叶剑英、杨成武，事后他们二人接手了罗在军内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参见余汝信《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662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94期，2008年7月23日；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47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05期，2005年12月19日）由于林彪对军内的具体事务放手，这一期间由叶剑英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杨成武、萧华既为军委副秘书长，又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别又是代总长、总政主任，权责集中于叶、杨、萧三人。他们按照林彪稳定军队的要求，不使军队卷入地方式的文革夺权斗争，即使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军队不得不介入地方文革事宜，军队本身也没有发生从下而上的夺权动乱，林彪的“军委八条命令”对军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林彪、叶剑英等人还尽力保护了一大批军队干部，并与文革极左派们周旋，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具体表现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以军队老帅们的抗争失败而告终，叶剑英也被边缘化。如按《难》书作者的逻辑，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是否也应被划入所谓的“林彪集团”？

第二个时期：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由于叶剑英的离职，杨成武又时常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军内一时缺少了主政之人，军委看守小组应运而生，军委各总部领导分别各自办公，后在1967年10月间成立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有吴法宪、叶群、张秀川和邱会作。（参见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见《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第45－48页；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载华夏文摘增刊59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23期，2007年8月13日）按1967年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所以，军委办事组仅仅是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其成员日后也稍有变化，直到19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

第三个时期：黄永胜接手军委办事组组长到“九一三事件”。杨成武倒台后，由林彪提议，毛泽东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8年8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计有：大力加强战备工作、军队院校的调整、解放军总部和大军区的精简等。（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这期间与苏联之间还发生了珍宝岛冲突事件和新疆铁列克提战斗等，军委办事组领导了抵御苏联的试探性进攻的工作。（参见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12－350页）

这三个时期里，军委主要领导人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还曾分别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参与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特别是“三支两军”的工作，在文革前期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的工作，对稳定全国混乱的局面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当然在支左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这里面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人们深入探讨。但总的来说，军队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绝非加入了所谓的“林彪集团”从事篡党夺权的活动。

我们再看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关系：首先，他们之间是同事与上下级的关系，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他们都曾跟随毛泽东打天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共夺权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共建国后又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文革时期成为负责军队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军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与其说他们属于林彪集团，还不如说他们同属毛泽东集团更为准确。其次，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实际上受到双重领导。军事方面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直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然而在政治方面，军委办事组更受到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直接领导。林彪对周恩来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并向军委办事组打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反过来周恩来也全力支持了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双方配合默契，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三支两军”和中共九大前后军队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参见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313－348页）军委办事组在那个波诡云谲、变化多端的局面下，在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的领导下辛辛苦苦地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目共睹。如果说他们在文革中犯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那也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要责任在毛，而不在他们自身。怎么可以仅凭一个“九一三事件”就将他们划入莫须有的“林彪集团”，让他们承担文革的罪责，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黄吴李邱四大将之所以被打入“林彪集团”，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都曾参与了林彪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们的斗争，为毛泽东所不容。虽然庐山会议上批张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了压制林彪的影响力，逼迫林彪作检讨，毛泽东先在批陈整风会上指军委办事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随后又对军委办事组搞“掺沙子”等小动作。军委办事组参与了林彪对毛泽东钟爱的文革极左派的打击，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毛泽东必须在有生之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逼出来了“九一三事件”。这才是林彪与军委办事组倒台的真正原因。以现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眼光来看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他们当初与文革极左派的斗争难道不应加以肯定和赞扬吗？如果承认叶剑英等老帅们反对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是正义之举，为何林彪、黄吴李邱与这伙人的斗争就是“争权夺利”呢？这难道不是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吗？这与彭真等人在“两案”审判时所宣称的“好人犯错，坏人犯罪”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所以，将当年的那场党内斗争归结为“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争权夺利斗争只是简单地按照官方多年以来的说辞片面地解释这段历史，将黄吴李邱四大将打成“林彪死党”或曰“林彪集团”更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事件”，还黄吴李邱和众多军内受到无辜牵连的人们一个清白，而史家更需跳出“某某集团”这种典型的官史思维模式，给这段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走笔至此，笔者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想加以论述，但是不可能在一篇小文里面面俱到。这里仅仅点出以备日后进一步思考、论述的一些问题。其一，《难》书的作者在批林彪和批江青方面不遗余力，但在批毛方面却着墨不多，与前者相比显得远远不够，不仅如此，作者还尽量区隔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关系，似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野心家集团”背着毛泽东干了大量罪恶勾当，这显然与史实相去太远，这恐怕也是《难》书的症结之所在；其二，周恩来与林彪的文革作用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难》书将文革中取得的成绩归结于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是周恩来抵制了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而取得成绩，如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成功爆炸了第一枚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以及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然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成就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算作者不愿公开承认此点，也不应反过来指责林彪等人“瞎指挥”，更不应事事都是成绩归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而缺点、失误都归于林彪和江青“野心家集团”的捣乱破坏；其三，史家治史犹如法官断案，凭的是可靠的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非凭借想象、臆测或人云亦云。无论是当年中央专案组审查，还是后来的“两案”审理，都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林彪发动了一场“杀毛政变”。然而《难》书依然认为“林彪集团则进入策划政变的秘密状态”，“林彪集团获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名批评林彪，认为四届人大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十分惊恐，决心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第186、393页）作者在这里笼统地指责“林彪集团”要发动政变，以作者的前后文逻辑，“林彪集团”当然包括了黄吴李邱四大将，那么请问，作者有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林彪要发动武装政变？有何证据证实黄吴李邱也涉案？此外，笔者至今还强烈怀疑林立果是否真的策划过所谓的“杀毛大计”，现今官方所有的林立果涉嫌“杀毛政变”的指控都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迄今为止还未见到过任何林立果小圈子内的人公开承认过这类指控，相反倒是林立果身边的陈伦和公开否定了这一指控。（陈伦和《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531?文革博物馆通讯365期，2008年10月4日）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林立果所为，那么他们更想干掉的是张春桥，而非什么“杀毛”。以毛泽东文革中如日中天的神话般形象，有谁会愚蠢到去执行这个毫无成功希望的“杀毛大计”呢？笔者倾向认为，这条指控更像官方为了坐实林彪政变而凭空捏造的谎言，其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