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逃港研究的若干思考

作者：张穂强

来源：上海知青网 2011年11月10日

引言

近年来，知青逃港研究在内地的学术领域趋活跃，相关的文章和作品越来越多。逃港问题过去在研究领域被忽视，有客观上的原因，现在热火起来，也无可非议。但令人遗憾的是，现时国内已发表及出版这方面的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误区。一些作家、学者或把知青逃港写成当时政治环境下生死存亡的社会抗争，或把其等同于云南知青上访大罢工这类知青史的重大事件，逃港者一些人则把自己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和抗争英雄，今天仍要向当局讨回公道。如何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逃港历史，是这一研究课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笔者认为，近年在内地学术领域冒起的知青逃港问题，无疑属于中国知青史的重要事件，有必要对它展开研究。但知青逃港与云南知青罢工等知青事件不同，它不属于知青上山下乡与回城过程中的普遍问题，不具有全局性。它主要发生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且有浓厚的地域人文色彩，而其产生的原因、后果、诉求及影响，也与中国知青史上的其它事件不同，这是我们在研究中要关注的。笔者认为，要客观、准确地评价知青逃港这段历史，不能离开中国政府多年来的对港政策，不能离开香港主权回归前粤港两地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也不能离开中国政府当年对逃港人员实施的特殊政策，如果离开了这些历史大背景，知青逃港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

不久前，深圳有位作家出版了一部题为《大逃港》的报告文学作品，封面用醒目文字声称要"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更用"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作为该书的副标题，书内强调是"大逃港逼出大开放"，引起香港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之后，作者又在内地部份媒体和香港一些出版商的配合下高调举行新书宣传活动，频频采访当年的逃港知青，继续推介其上述见解。笔者阅读该书后认为，上述观点完全错误，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是逃港问题催生的。本人作为一名旅港的文化研究人员，当年曾是广州市到海南农垦的下乡知青，对知青逃港这段历史有一定的看法和心得，特把它整理出来，请教于此域的研究学者和有识之士。

图1作品封面把逃港定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声称以此"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动因"，相当夸张。

图2作品封面包装页声称是"大逃港逼出大开放"。把逃港人士定性为"为民众福祉挺身而出的改革先锋"，喧染性强，颇耸人听闻。

一．知青逃港问题的由来

现时定居香港的数万名知青人士，绝大部份是内地各省市的下乡知青返回城后，循正常途径申请来港的，包括持香港本地的出生证明、夫妻团聚、继承遗产、出国留学、照料亲友等途径，由内地公安机关批准来港定居。一些华侨和少量知青人士则是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在中央落实华侨、侨眷政策后，从下乡地批准出国途经香港时，因种种原因滞留下来的。这些知青人士与其它来港定居的内地同胞一样，大多来港时间已相当长，基本融入香港社会，今天都已进入不惑之年。同内地的知青一样，旅港知青群体也因际遇不同，个人条件不一，导致今天的生活环境差异很大。他们之中既有事业成功人士，也有中产收入家庭，相当一部份仍是贫困弱势人士，这是香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逃港知青，是指上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间，在大陆实施知青上山下乡这段时间内，以非法越境偷渡方式来港的知青人士，现时香港这类人士数目多少，占旅港知青的比例多大未能确定。这批偷渡知青由于来港时间比循正常图径的知青更早，大多赶上了香港经济腾飞和大陆改革开放的时期，所以相当多人今天的生活环境较佳，不少人早就事业有成，很多人已移民他国。这批知青由于来港的方式与大多数旅港知青不同，两者虽然今日的身份都一样，但逃港知青大多很低调，尽管内地和香港社会早已忘记了这段历史，但这些人士很多人至今仍不愿公开自己这个身份，那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由于香港退休知青多了，怀旧心态与日俱增，香港社会也同与内地一样进入"后知青文化活跃期"，各类知青组织成立，知青网站增多，不同形式的知青联谊、聚会、表演趋活跃。就是这个时候，一些当年偷渡来港的知青人士参与上述活动过程中，他们当年的逃港经历及心态逐渐曝光。一些逃港知青人士不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还亲自操笔陈述当年的逃港岁月，让人们更多、更详尽地了解到这段已过去４０多年的历史，也为知青逃港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然而，由于他们的来港方式与广大旅港知青不同，当这段历史公开后，逃港知青当年的坎坷经历固然令人同情，但他们的一些期待和诉求却与广大循正常途径来港的知青产生碰撞，带出知青逃港研究今天要面对的原则问题。

《大逃港》一书出版后，得到内地部份媒体的抬捧，该书在深港两地高调举行宣传推广活动时，吸引不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士参加，引发人们对这段历史更多的思考。尽管这部作品是以内地文革前的逃港潮为主写作的，知青逃港的笔墨并不多，一些逃港知青对此仍相当雀跃，更积极、主动地为作家们提供当年的逃港素材，但他们流露出来的心态和诉求，却明显脱离了历史和社会的客观现实。笔者认为，在当时中国大陆处于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特定环境下，地处香港一水之隔的广东珠三角县市，以及少量珠三角以外的县市和内陆省区，出现的知青偷渡来港，是广东、香港两地在独特的历史、人文、地理条件下的局部事件，对它的评价必须客观、公正，研究成果才会被社会接受。而逃港知青本人也要充份认识事件的性质，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正确对待自己，这也是旅港知青群体现时的主流意识。

二．知青逃港具地域人文色彩

华南地区的逃港事件最早发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至70年代形成又一高潮，前后参与者（包括成功与不成功的人士）人数相当多，其中珠三角的知青人数占了较大比例。当年偷渡香港的知青，从下乡的地域上分，最多是在珠三角的宝安、东莞、惠阳、博罗、增城、汕头等地，因为这些县市地处珠江口的东岸，离香港最近，在偷渡上具明显的地理优势；其次是珠江口西岸的南海、顺德、番禺、中山、珠海、江门等县市；再次就是粤北、粤东及海南地区的知青（当时海南岛也归广东省管辖），此外还有少数的外省知青。从知青的出发地来分，主力是广州市的中学生，其次广东省珠三角各县市的中学生，外省的中学生人数很少。

珠三角地区的下乡知青，不少是从广东各大中城市来投亲靠友的。知青在珠三角的农村下乡落户，不同去北大荒、云南、海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具群体性。珠三角历史上是广东的鱼米之乡，城乡交通相对便利，在这里插队的知青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粤北、粤西、海南等地，加上他们下乡的地点离广州及附近的大中城市不远，回城往返很方便，故珠三角插队的知青与下乡到海南兵团及其它边疆的知青相比，生活条件是优越很多的。众所周知，当时内地凡下乡的知青都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段"峥嵘岁月"当然也给珠三角地区的知青带来很大痛楚，但就生活条件、回城问题而言，并不是这一地区出现知青大规模逃港的动因。

中国知青史上曾发生一些参与人数较多、行为较为激烈、影响面较大的知青事件，其中云南知青大罢工及上访北京，引发中央领导与知青上访代表谈判，最为大家所熟悉。一些著名的内地影视作品如《今夜有暴风雪》、《中国知青部落》，纪实作品《我们要回家》等，都以不同形式记载了这类大规模的知青事件。这类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全局性、普遍性的知青问题，参与的人数之所以这么多，影响面这么广，是因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触及到"知青回城"这一切身利益问题，而这恰恰正是知青逃港与其它知青事件的最大分别所在。

上世纪70年代云南、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大规模群体事件，是在国内文革后期出现知青回城问题后，当时在知青回城升学、招工人数不断增加，一些有门路、有关系的知青越来越多返城的情况下，仍滞留乡间的知青出现思想混乱，再加上当地农场和政府的处理方法欠当，令矛盾激化，导致爆发了上述激烈事件。与之相比，华南地区的逃港知青的情况完全不同，但为何发生了大规模的逃港事件？知青偷渡来港的真正动因是甚么？笔者认为，这才是研究知青逃港问题的核心所在。

珠三角与香港一水之隔，历史上两地来往一直很密切。从虎门禁烟、反英抗暴开始，粤港两地就有十分紧密的民间往来。辛亥革命时广东的历次武装起义，以及后来的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其实都是粤港人民合作进行的。故广州市及珠三角地区几乎家家都有亲友在香港，上世纪50年代，粤港两地民众还能自由来往。正因为如此，广东人对香港社会情况都比较熟悉，对香港的生活和制度也比较响往，上世纪60年代内地在"大跃进"、"大饥荒"的特殊环境下，就已经出现集体性、大规模的偷渡来港事件。可以说，偷渡香港是粤港之间特殊关系下所形成的，虽然它也受到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所影响，但从整体上看，它属于区域性，局部性的问题，具有浓厚的华南人文色彩。

逃港之所以在珠三角地区形成规模性的群体事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港英当局当年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以及从香港自身的社会经济及人口政策上考虑，曾对偷渡来港人士采取了较宽容的收留、安置政策，此举从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年代"，至70年代中的"知青岁月"中一直有效地执行，令凡成功偷渡到香港地域的人士，在港英当局的收容政策下都能安全落脚，顺利取得香港的合法身份和居留权，从而对珠三角的知青逃港形成巨大吸引力。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因偷渡来港的人数越来越多，香港社会出现承受力不足的问题，港英当局一改以往的收留安置政策，实施"即捕即解"的遣返措施，知青逃港潮也因此消失。可见，知青逃港与国内其它大规模知青群体事件的动因和结果有本质不同，离开粤港两地间特定的历史、地理因素来研究知青逃港，就欠缺客观性、科学性。

三．中国政府的特殊对港政策

中国政府自建国一开始，基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地位，没有武力收回香港主权，并在中英的特殊外交框架下，让香港在维持英殖民体制的同时，与内地保持了密切的经贸、交通及人员交往。上世纪50年代初，粤港两地人民尚能自由进出来往，内地进行"反右"及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后，尽管两地人民的来往受阻，但粤港在供水、供电、副食品供应等相关的经济领域中，仍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即使内地的文革运动导致香港出现社会动荡时，两地间正常的经贸、民生往来也未中断。香港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首次腾飞，恰恰就出现在国内政局最差的时期。对主权回归前香港、内地数十年这种特殊的双边关系，《大逃港》一书和内地有些学者把它与"东德∕西德"、"南韩∕北韩"并论，把深圳河喻为"柏林围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阶级斗争在内地渐居重要地位，香港作为"西方腐朽资本主义的前沿"开始受到大陆封杀。那时很多在香港出生后回内地定居的民众，已不敢如实填报自己的香港身份，也不敢再与香港的亲友书信联系，文革期间很多人还主动销毁家中的香港照片，此乃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一贯政策并未发生变化，不仅两地的经贸往来继续，内地民众正常的赴港申请和香港居民来内地探亲仍能获批（最多可能背上"敌特嫌疑"而已）。故内地人士以非法偷渡方式去香港，不管是6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还是70年代的知青下乡期间，广东民众都看作是很平常之事，最多是"响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已，从不认为是什么大问题。

另一方面，对偷渡去香港的人士，大陆当局当时又采取相当微妙的处理方式。即凡顺利到达香港者，今后他们再回到内地时，当局会承认他们港人的合法身份，最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候下，注意他们会不会是"受特务机关派遣"，但当局不会因偷渡者的身份对其采取行动，也不会拒绝他们入境。上世纪70年代逃港的知青中，不少人获得香港合法身份后曾回到原来的下乡地，与生产队干部或下乡知青进行"中外合资"，摇身一变成为香港商人，这样的事例在当时的珠三角乡镇并不罕见。对昔日的逃港知青回到内地后即具港人合法身份，还与港商划上等号，当地政府及村民也认为很正常，不会因其过去的身份而有任何歧视，这些当年的偷渡人士循正常途径再申请其亲友赴港，当局也会受理。

但对于偷渡未遂而被边防人员捕获回来的逃港人士，当局则历来都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希望以此来控制逃港事件的再发生，这也不难理解。文革期间，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珠三角地区一度要与香港"严阵以待"，大力建设"政治边防"，对偷渡知青当然要进行严励地封锁、拦截，对捕获遣返的知青采取关押、批斗等惩罚性措施。大家试想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一般民众尚因喊错一句口号，或写错一条标语而成为"反革命"，更何况知青中的逃港未遂人士。正因为偷渡成功与否的命运天壤之别，故凡首次偷渡不成功的知青，因前途已损，大都本着"洗湿了头无所谓"、"破罐子破摔"的心态，继续第二次、第三次，直至成功为止。这在当地的民众看来，也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有作品把此写成是当地的苦难生活促使知青要以逃港方式抗争到底，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正因为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上述微妙政策，对这批逃港人士应如何定性，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称之为"非法探亲"，颇耐人寻味，但演变成外交语言，又具有政治智能。客观而言，这是当时中国特定的政治形势和对港政策下无奈与尴尬的体现，是不难理解的。现在一些知青逃港人士声言要当局为自己当年的"非法探亲"平反，《大逃港》一书更把当年的知青逃港提升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之高度，是十分可笑的。这样的"政治诉求"和"研究成果"今天竟然会出现，实在是一种悲哀。

知青逃港是一段特殊的历史，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前的数十年岁月，也是一段特殊历史。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世界上很少有外国侵占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可以象香港那样在宗主国的眼皮下如此平静、安宁，可以获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与宗主国政府和人民保持这样好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双边关系下，在当时中港两地生活水平悬殊，政治体制有别，但又存在密切亲戚来往之背景下，出现内地人士偷渡到咫尺之隔的香港，难道是很震撼的事情吗？就会"催生中国的改革开放"吗？试想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内地民众以非法方式越境到理论上也属于宗主国领土的地方，身为宗主国的总理除了说是"非法探亲"，还能有甚么更好的表达方式呢？今天要求平反的逃港人士，今天正研究这段历史的作家、学者，应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如何进行反思呢？

四．"逃港催生改革开放"结论欠科学

《大逃港》是内地现今为止研究逃港问题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该书的史料十分丰富，作者采访了不少当年与逃港情况有关的人物，汇集了当年珠三角地区逃港偷渡的一系列事件。但笔者阅后感觉到，书中的这些人和事最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逃港是由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低，经济没有搞好，与一水相隔的香港差距越来越大，故导致出现逃港事件。也正由于当地逃港的人数越来越多，两地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促使当局穷则思变，广东省得以比其它省市较早向中央争取到开放政策，建立国内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纵使上述的推理可行，难道就可以说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吗？人们不禁要问，对于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宏观国体决策，怎么能同逃港这个区域性、局部性的事件挂上钩呢？笔者认为，不管《大逃港》怎样力图借助深圳是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来渲染，该书中全部史料都不足以支撑"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这一结论。

为了鼓吹"大逃港催生改革开放"，该书充份利用封面的设计包装，除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作为全书的副标题外，更在封面上用了"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大逃港逼出大开放"等字句。但作者运用了这些渲染性、鼓吹性的字句，却不能令读者把逃港与改革开放划上等号。为了印证"逃港催生中国改革开放"这一荒谬结论，作者特意在书的封面专门标出邓小平当年对逃港问地发表的讲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管得了的"，更在书面印上"小平同志的话是甚么意思？"，以为就此能把逃港与改革开放划上等号。

《大逃港》的作者或许认为，凭着邓小平这句对逃港问题的讲话，邓小平又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就可以把逃港作为深圳建经济特区的依据，但这样的写作思路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但中国要实施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仅受单一事件的影响，也不可能依某个领导人一句话来定夺。邓小平是人不是神，该书引用邓小平的那句话，是邓1977年复出南巡视察广东省时，广东省领导向他汇报当时日趋严重的珠三角民众逃港问题后讲的。邓小平这句话很通俗显浅，只是指出当时的极左政策下，珠三角的经济没搞上去，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太低，才出现逃港事件，所以光靠部队的堵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他接着还告诫陪同的广东省领导，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尽快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还表示："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我们联系邓小平上述讲话的前后语句，怎么也看不到邓小平是因为广东有逃港问题，才萌发中国要搞改革开放，或深圳要先建经济特区。除非还有大量的史料能证明，是广东逃港问题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引起决策上的大讨论、大变化，或有正式中央文件能印证逃港问题是中央制定改革开放大计的主要依据，否则，仅靠《大逃港》一书引用广东民众偷渡香港的史料和邓小平的上述讲话，要把逃港说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得出"大逃港逼出大开放"的结论，是十分牵强的，也是有欠科学的。如果要问什么才能称得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笔者认为，一定要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或具有同类影响力的中央文件、中央报告等宏观性、政策性的东西才行，仅凭广东民众逃港这样的事件及邓小平对此的几句评语，就渲染"逃港是改革开放的催生针"，是很不严肃的。

五．逃港只能定性为一段历史

中国当年实施改革开放这一决策的动因何在？当然可以研究，相信也是多方面动因所致。它源于中共在文化革命惨痛教训下的醒觉，源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之下党内党外、举国上下的呼唤，它的形成是中国历史潮流的发展必然。邓小平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与先驱者，但并不是体现在逃港问题那几句评语上，而逃港事件也决不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历史性决策划上等号。《大逃港》一书的史料最多只能说明，广东出现民众大量逃港的事件后，当权者意识到忽视经济发展，忽视民众生活太低带来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珠三角地区先行实施开放政策，起到积极作用，仅此而已。刻意把逃港抬升到"催生改革开放"的地位，在缺乏史料下把其定性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动因"，这种写作方式不是负责任作家之所为。

笔者认为，知青逃港也好，其它内地民众循各种形式非法来港也好，是一段历史，它同文化革命及中国大陆过去的种种政治风云一样，是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对这些历史性事件需要反映、研究，但应该客观，对其评价尤应慎重。《大逃港》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不适当地抬高逃港事件的历史地位，故无法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该书即使得到内地部份媒体的抬举，但经不起历史和时代的考验，最终无法实现其之目的。至于逃港人士，包括今天仍然在世者和当年的不幸遇难者，今天对他们的评价也应该客观。当年的逃港者是值得同情的，但他们并不是英雄，不是"为民众福祉挺身而出的改革先锋"；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安抚，但他们中在世者不存在"平反"问题，遇难者也无须"告慰"和"祭奠"，他们与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前历次运动的无数受害者一样，为过去的那一幕幕的辛酸历史付出了沉重代价。笔者认为，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知青逃港，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

（作者是旅港海南农垦知青、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香港文化传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