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事（6）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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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记事（6）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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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记事（6）
49. 准备打仗 六九年前后，正是我国与“苏修”关系极 为紧张之时，珍宝岛冲突爆发，全国更是全民 皆兵，到处“深挖洞、广积粮”，就连这个草原上偏僻的屯子也紧急动员起来。起初，公社要求各屯挑选两匹好马，配上由公社统一置备的马鞍，作为战备专用马，不得再耕田拉车。晚上，要马不卸鞍，随时准备出动。后来公社又给基干民兵发了步枪，尽管是二战淘汰的三八大盖，又不配子弹，但队里的小伙子背起枪 来依然神气十足，刚领到枪时，下地干活再远 也要背去，到地头几枝枪架在一起，宛如战争 年代武工队在帮老百姓抢收抢种。一到歇憩，他们便忙不迭地用老母鸡熬的油吭哧吭哧擦枪。 我们知青从未见过这个阵势，都被这战争气氛 所激动，恨“苏修”怎么还不打过来，若打过来，我们也好保家卫国，也有象电影里八路军 打鬼子那样的壮举。 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人们也越来越紧张，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新疆那边已干上了，有人说“苏修”派来的特务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天天晚上给苏联发信号弹。果然，每到天黑，我们总能看到远远的有红色的或绿色的信号弹 冉冉升起，鉴于此，我们更感到战争已迫在眉睫。终于，一天半夜里，我们被急促的哨声惊醒，队长挨家挨户地喊：“民兵集合了！民兵集合了！”。我们知青虽不是基干民兵，但属 普通民兵，当然要也要集合了。我们懵懵懂懂 地撞出屋子，见屯子里已人声鼎沸，一个着军装的军官全副武装站在队房前，后来知道他是公社派来的军代表。他指挥大家站队报数，批评了一些动作迟缓的民兵，而后，说：“上面有命令，一个苏修特务就潜伏在南岗子上，大家马上出发去搜捕，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决不能让特务跑了” 。一声“出发”，我便跟着大伙朝南岗子进发。 时已深秋，天凉得很，不知是冻的还是紧张的，我一直不停地打哆嗦。岗子上种有大萝卜，犹如一个个拌脚石，加上黑暗中纵横不辨的田垄，我摔倒了爬起，爬起来又摔倒，鞋子里灌满了沙子。我停下来摸索着将鞋子里的沙 子倒光，再往前走时已不辨方向，四周一下子 变得死一般静寂，同学们都已走远。我想喊“有人吗？”怕惊动了特务；不喊，我又不知朝哪儿走，再说还怕碰到狼。我一个人在岗子上，黑暗中不知转了多少个圈，直到天放亮，才找准屯子的方向，狼狈不堪地回到屯子里。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次演习。 “要准备打仗”的气氛持续了好长时间，厩里的战备马养得肥肥的，恐怕打起仗来也跑不动，可“老毛子”始终不见打过来（东北一带对俄国人的蔑称）。我也终于明白，那红的绿的信号弹，不是公社干部们过枪瘾，就是为让大家提高警惕而采取的“高招”。 基干民兵们的热情逐渐冷却，也不背枪擦枪了，再说本没子弹，用他们的话说：“这玩意儿，没子弹还不如烧火棍”。上面见枪在民兵手里大都已生锈，再者感到这么多武器散在民间总不是安定因素，于是一纸令下全部收缴入库。
屯子往东北方向，很远很远有一条河，河 不宽，河床很深，但水不过膝，河流蜿蜒在草原上，犹如一条白练，与绿色的原野一起，伸向遥远遥远。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和流经的地方。 那年夏天，一日我与四队的马倌一反往日放马规矩，我们将马合群之后，两人一左一右，驱马群直往北去，那边的草原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据四队马倌董小说，一直往东北走，那儿有一条大河。真难以相信，这遍地不是沙漠 就是草原，还会有河。 所以，我特意要到东北 边去放马，看看这条“大河”。 我们两个赶着马群，不紧不慢地走着，快了不行，马儿是要吃草的。不知走了多少路，就是不见什么“大河”，董小一个劲儿地说“快到了，快到了”，我真怕走太远了晚上赶不回去。约莫中午时分，终于到了河边。这哪是 什么大河，河床虽深，但宽不过两丈，浅浅的水，都没不过膝盖。我原以为这“大河”不比 黄浦江，至少象苏州河一般，没曾想还不如江 南的小溪。时正值盛夏，又走了那么些路，身上燥热得很，见到清清的河水仍是欣喜万分。 我脱掉衣服，和董小跳入河中，尽情嬉水，十 分惬意，下乡至今未洗过澡，这回可是要痛痛 快快洗一洗了。遗憾的是无法游泳，脚一蹬就碰着了底。我们正在水中享受，岸上下来一大 群羊，“咩咩”地叫着。我以为它们饮水而已， 不想它们饮完水后，一只只跳下水来，朝对岸涉去。顿时，河里白花花全是羊，有的几乎将腿蹬到我们身上。我和董小慌忙从水中爬出，在羊群中左冲右突，逃到岸上，再看那河水，被羊搅得浑浊不堪。 待羊走尽，上游的清水冲走了浊水，我俩 重又下河，将身子洗净，顺带将衣裤一并洗了，往草原上一晾，我们也赤着身子躺在草原上，沐浴着夏日的阳光，算是日光浴吧。 之后，我再未到东北边放过马，那条河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虽然我并不知 道它叫什么河。
那是一个阴霾的雪夜，雪，轻轻飘洒着，悄无声息。人们都已早早睡了，整个屯子也睡了，没有一丝动静。轮到值上半夜的班，我独自一人守在队房的炉子旁，就着昏昏的煤油灯百般无聊地嗑着葵花籽，以打发这日复一日极其无味的冬夜。突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吱嘎，吱嘎”的踏雪声打破了沉寂的夜晚。只见车老板牛江一头闯了进来（当地将赶车的称为车老板），翻毛大氅和貉皮帽子上挂满雪花。他进门从墙上摘下大鞭就去厩里拽牲口，看样子是要套车。一般情况下这大雪天又是夜晚很少有出车的，我吃惊地问：“牛老板，这么晚了还套车？”他只顾低头忙乎，嘴里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又问，他吼道：“你们户里的小刘要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以为他开玩笑，也开玩笑说：“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牛江把脸一沉，眼一瞪，说：“你他妈还有心开玩笑，去看看吧”，随即一扬鞭子，轻喝一声“驾”，马车碾着厚厚的积雪，“吱咯，吱咯”地往集体户方向疾驶而去。 牛江是队里有名的直性子，平时很少吭声， 但说出话来很有分量，由于他为人正直，给我们知青的印象很好。他不象有些社员，要么与知青好的要命，要么与知青似冤家一般，他很少与知青说说笑笑，但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帮知青一把。知青有什么困难找他，从未见他 说过“不”字。牛江是驭马的好把式，再难调弄的烈马，到他手里不几天便服服贴贴。他驾驭的那几匹马全是别人不敢碰的，只有在他的手里，这些马才变得温顺，干起活来，一匹赛过一匹，别提多肯使劲了。所以，在沈家屯，牛江的威信高，说话算话。经他那么一吼，我知道真的出事了，赶紧踩着辙印朝户里跑。 待我跑到集体户门口，同学们都已起来了，正七手八脚地将小刘往外抬。这时的他已经昏迷，口里泛着白沫，头不由自主地耷拉着，由于天太冷，大概将近零下三十度吧，小刘裹在厚厚的棉被里，抬起来很费力，直往下滑我急忙上前搭一把手，用双手托住，这时，我感到他浑身软软的，似无骨头支撑一样，我心头一颤，袭来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们把毫无反 应的小刘放在马车上，户长和几个同学也跳了上去，牛江便驱车直奔公社卫生院。等车完全消失在雪原中之后，同学们告诉我，小刘今天一早就称头疼，跟队长请假，队长没有同意，认为头疼脑热没什么大不了的，待到下午，头疼加剧，队长才同意他休息。小刘下午躺下前，还抱秫秸烧了炕，大家见状便也没把他的病当 回事。等吃晚饭时，他说头疼得受不了，爸呀 妈呀的直喊，并且开始上吐下泻，同学这才发 现情况不妙。有人慌忙报告队长，队长一看不 好，赶紧叫牛江套车，往公社送。我看场院，平时白天黑夜不大回去，竟一点儿也不知此事。 等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队房，三更已过。这一夜，我无法平静，尽管队房里炉火烧得通红，我还是全身发冷，冷得上下牙齿直 颤，发出“咯咯”的声响。队干部和同学们也 是一宿没睡，不时有人到队房来打听，他们急 切地等待小刘的消息。小刘名叫刘建国，比我 大一岁，看起来却比我小，我们自从来到乡下，小刘就和我睡同一铺炕，而且紧挨着。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吵过闹过，但毕竟日日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昨天尚活蹦乱跳，好好的小刘，今天就突然病了，而且现在生死未卜，他得的什么病，竟至于严重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些才十七八岁，未领世面的知青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一时都没了主张。天快亮时，从公社传来消息：小刘死了，在送往公社的半路他就已经咽气了。死亡原因：脑溢血。 在那个夜晚，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在通往公社的黄土路上，一个上海知青的灵魂永远 留在了这儿。闻讯，知青们都不愿相信，从大 家呆滞的表情可看出，同学们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一个星期之后，上海亲属来了，来的是小刘的舅舅，另外还有两个他母亲单位的同事。他母亲未能来，因为接到噩耗后，他母亲当场昏了过去。后事的处理极为简单，用知青盖房子的木头打了一具棺材，在孟家坟烧化一块冻土，将棺材埋了下去。由于土层化得浅，棺材一半露在地面，用刨下的冻土再覆盖在上面，透过土块的缝隙，仍可看见腥红的棺材。 小刘死后，知青的情绪沮丧到极点，再听不到欢笑和争吵。天也如人的心情，一直阴沉沉的，半月不见日头，一到夜间，窗外呼呼的风声听来是那么可怖。小刘的突然死去，使大家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归宿，难道也化为孟家坟的一Bo黄土？知青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 盘算了。
上海知青离乡背井好几千里来到草原，按理互相之间应该十分亲近友好，大多数上海知青的确如此，但并不尽然，知青之间打架斗殴、以强凌弱的事时有发生。其实我们这些知青并非真正的知识青年，没读过多少书。由于文革的影响，一九六六年的暑假之后，上海的学校大多没有开学上课，大家都在社会上游逛，许多学生沾染上流氓习气并把它带到了乡下。知青中，高中生多的集体户里调皮捣蛋的人少，气氛较为融洽。如向阳八队的上海知青大多是高中生，一到乡下，他们这个集体户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户。我曾去过一次，那是从县城体检回来途中遇到大雨，赶不回沈家屯，便在 向阳八队过了一夜。晚上吃饭时，他们不抢不夺，由一人统一将饭打好，放在长条桌上，几个菜用大盆盛上，放在中央。说一声“开饭了”，大家坐到桌旁一起用餐，说说笑笑，气氛别提多融洽了。他们吃的豆角、土豆和西葫芦，都是自己种的，我吃得不亦乐乎。我们集体户咸一顿淡一顿的，少有像样的饭食。这个队的上海知青是县里的典型，常常有人到县里介绍经验和讲用，当时谈起向阳八队全县知青无人不知。 初中生多，特别是全部初中生的集体户里调皮捣蛋的人多，常有吵闹发生。我们户清一色的初中生，年龄相差无几，天天吃的是一锅里的饭，难免磕磕碰碰，吵架是常事。由于没有一个可以慑服大家的有威信的“主心骨”，十几个人抱不成团。集体户里的活儿派谁也不肯干，因为出队里的工计工分，干户里的活儿不计工分。因此，菜园子里种的菜不浇水不施 肥，菜不长，草却长疯了；猪食槽里的精饲料 肥了别人家的猪，自己的猪饱一顿饿一顿怎么 也长不大；房子有窗户棂儿没窗户纸，风雨畅 行无阻；院子有墙没门儿，队里的毛驴不请自来，把烧火用的谷草秫秸叼得到处都是。为此，大家吵啊闹啊，直到陆续离开。但是，吵归吵，闹归闹，事情还是一点儿一点儿在解决，在好转。逐渐菜园有人管了，猪有人喂了，窗子装 上了玻璃，院门有了挡牲口的横杠。真正吵到动手打架的事毕竟极少发生。 同一个户里的知青再吵再闹，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担心的是外来的流里流气的知青。 一日，相邻大队的几个男知青来到沈家屯， 他们满嘴脏话，先是对我们知青卖力参加劳动嗤之以鼻，接着津津乐道地介绍他们是怎样作弄老乡的，吃饭时，想要女同学陪他们喝酒。户里的女同学群起而攻之，在队长的支持下，这几个流里流气的知青终于被灰溜溜地撵走了。自此，外面知青中有了“合作八队女知青厉害” 的说法。 那时，我身高不到一米六五，属个子矮小的，回家探亲或外出办事，在途中最怕碰到流里流气的上海知青。你躲着他们，他们却要来惹你，向你索要钱物及吃喝。我第一次回沪在四平站换车时，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那天，四平站候车室里人满为患，根本就无法找到可坐的地方，我只得坐在候车室门外的台阶上。一个和我一样披着黄棉袄的大高个走了过来，用 上海话和我打招呼：“哎，认得我伐？我就是××区的黄毛.”他的口气就如梁山好汉在自报家门：识得俺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么！ 不等我回答，他又问：“侬是双辽县的吧？你们县的阿三，长脚，洋铅桶认得吗？都是我的朋友。”对此我好费思量，说认识，委实又不认识，只听说过；说不认识，不是有眼不识泰山吗。他大概不耐烦我的吞吞吐吐，干脆一伸手：“借一点钞票给兄弟，以后会还你的。” 我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他接过去又说：“再弄几斤粮票，要全国粮票。”我又给了他两斤全国粮票。说实话，我并不怕他把我怎么样，倒是出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一个堂堂的“黄毛”（至于属哪一级别山头的草莽英雄权当别论）竟至于落到了讨钱讨粮的地步，我就当接济绿林好汉了。这位“黄毛”的表现倒也颇义气，尽管从我这儿所获甚微，他还是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后有人欺负你找我，我黄毛在怀德县插队，到那边一问就晓得。”随后扬长而去。几年之后，我打听到怀德县果然有这么个黄毛，据说早已犯科被判了重刑。 在乡下，个别知青技痒，打起老乡家养的鸡鸭、猪狗的主意。偷鸡摸狗不算，他们甚至敢把老乡的整只猪给偷宰了吃。由于知青骚扰老乡的事情逐渐增多，老乡们开始防范，见到有不认识的知青进屯，就似当年老百姓见到鬼子进庄一样。一次我与两个知青到另一大队看望同学，我们顶着风沙走了一上午，好容易进了屯子，突然四面围上来一群人，几枝枪对着我们，大喝：“不许动！”一个同学吓得要跑，拿枪的吓唬道：“想跑？跑我就崩了你！”他们把我们三个押到一间房子里，只见炕上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人，一脸的严肃。他把桌子一拍：“说，干什么来了？”我说来找同学，他又盘问哪个同学，找他有什么事情等等。同来的一个同学对莫明其妙地被拘押和盘问十分恼火，只说了句“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屁股上便挨了一脚。就这样，三个人足足被盘问了近两个小时才获得自由。他们“忠告”说：“赶快回去，没你们的事，否则押到公社去”。我们只得原路返回，等大家垂头丧气回到集体户，已是下午四点。从早到此时，三人滴水未进。
第一年冬天，同学们都想回上海过年，而公社则要求知识青年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队长说：“一个别走，茂林车站有人堵着，你们知青谁也休想上得了火车。”女同学为此曾抱头大哭，最后下定决心一起走。在茂林站，火车未来之前，她们躲躲闪闪，唯恐有人认出而不让她们上车。火车一到，她们才匆忙奔向月台。那时乘车无秩序可言，闹哄哄一阵乱挤。发车铃打过之后，仍有不少人尚未上车，急得直哭。终于，她们或从门口挤上去，或从窗子里爬进去，总算全部上了火车，回家了。 女同学的成功对我们来讲是个鼓励，半个月后，我决定也回上海过年。 家里给我寄来四十块钱作盘缠。因为我一年挣的工分仅值四十五块钱，钱还未到手，保管老李一脸的虔诚就全借走了，分文没给我留下。临行前夜，我到老李处称了三十斤苞米，十五斤黑豆，那是到上海喂我的鸽子的（下乡之后，我的鸽子一直由弟弟代养），还称了十五斤黄豆算是带回家的东北特产。这些农产品都可以从明年的工分中扣，无须交现款。另外老李偷偷送给我十斤又脏又臊的羊毛，说是让我打一件毛衣穿。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放亮，我就搭上送公粮的大车，冒着严寒来到茂林，开始了我艰苦的探亲之旅。 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快车我不能坐，盘缠有限；慢车虽须在沈阳、南京换两次车，但票价便宜，而且可以在此两处游玩一番，一举两得。我一向神往祖国的名山大川，此番虽不能到得，沈阳的故宫、南京的中山陵还是能一睹丰采的。 我在沈阳站下了车，带着重重的两个包裹。来到物品寄存处，欲寄下东西可去游玩，寄存处却道包裹里有粮食，按规定不能寄存。无奈，我只得驮着沉重的苞米和豆子，乘车前往故宫。总算在故宫外的一个小店里寄下东西，我才一身轻松地观瞻了我国最北的故宫，这个古代强悍民族的皇宫，领略了一代英雄努尔哈赤建功立业的伟大。等我回到车站，要想签票启程，才知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先是排长长的队签票，不断有人“夹楔”（上海话曰插挡）和熟人来开后门，排了一个半小时才签上。签完票取来一看，下半夜的车，赶紧找个座位休息休息吧，整个车站横七竖八到处是人，连过道都躺满了，上哪儿还能找着座位。胡乱找个地方往苞米袋子上一坐，取出在街上买的馒头就啃。想起课文中读过的梁生宝买稻种吃的那份苦，我此刻还不如他，连一口热汤都喝不上。 半夜里上车又是挤，我的那袋羊毛被人挤得差点儿把我也带下车去。车上自是早已满座，且连座位底下都是人，我横竖找不着立足之地，打算找个地方如法炮制车站里的做法也不行，想挪一挪这个的腿，人家在睡梦中又伸了过来；想动一动那个的包裹，人家却又醒过神来：“干啥，干啥，你动我包干啥？”似乎包里有金子，我触摸到的感觉也不过是黄豆、葵花籽之类。索性站着，这一站就从沈阳一直站到蚌埠，站得腿僵了，脚也肿了。最尴尬的是上厕所，好容易从一个个人身上爬到厕所旁，一大堆人在排着呢，进去的从从容容地方便，外面的憋得直敲门。由于无人打扫，周围臭气熏天。待得方便完了，还要从人堆里挤回去，出一身大汗。如厕这般艰难，我尽管吃的是又冷又硬的干馒头，就是不敢喝水，嘴唇因此烧出了泡。我唯一想的是快到南京，下车就解脱了。 车到南京，我已没了游玩的兴致和力气，径直到签票处把票签了，想早点儿回去算了。可取票一看距开车时间还有三四个小时，又动了看看长江大桥的念头。包裹还是不让寄，背着走吧，我乘车来到桥下，肩负着苞米和黄豆一步一步朝桥上走去。走完引桥，欣赏了桥头群雕之后，我继续朝前走，打算到桥的中央再折回。迎面来了几个军人，胳膊上套着红箍，上面可能是“纠察队”几个字。他们围上我问包里是什么东西，并伸手在包外捏来捏去，一个军官模样的把包打开，细细检查了一遍，说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长江大桥上不允许带包，要我别往前走了。事已如此，无须再争，我背着沉重的包裹惺惺挪下桥来。 南京上车比较顺当，车上并不很挤，我居然一下子找到了座位。给我挪出位子的也是一位上海知青，据介绍他插在东北的黑龙江，已经出来一个多星期，几经倒车，这回总算快要到家了。这位知青中等个子，清瘦的脸白白的，一副书生气，但很健谈，一路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讲黑龙江知青的情况，我谈吉林知青的境遇。他说他们那儿要回上海必须办通行证，否则不允许离开。他想回家过年，就偷偷跑了出来，队里还不知道。的确，我发现他并无行李，像是匆匆跑出来的。我还发现他身上似乎没带钱，因为我买水果面包时给他带了一份，他并不与我推推搡搡争着付钱，只表示感谢。列车开过苏州，我觉得他有些坐立不安，老是四处张望，一反原先的持矜，我十分奇怪。 列车驶入南翔车站，车身底下吱吱作响，经验使我知道这是在减速，大概因为南翔站的道岔多，为安全起见列车减速行驶。此时，这位上车认识的黑龙江知青－－白面书生站起来对我说：“我是逃票上车的，等进了上海出站就难了，就此告别，再见了。”只见他抬起车窗，飞快地探出身子，然后用两手扒着窗沿，往下一跃，消失了。他一连贯的动作十分熟练，可见他是一路逃票练就的。当时火车虽已减速但仍比汽车快吧。我探出身子想看看他会不会摔倒，已变得很小的他远远地朝我挥着手：一点问题也没有。 车到上海北站天尚未亮，为不过早惊动家人，我在站外吃了一碗久违的豆腐浆和大饼油条，慢慢地细细地品尝着这浓郁的乡韵。看着来来往往匆忙的行人并逐渐热闹起来的街市，觉得上海还是离别前的上海，那么熟悉，那么可亲。隆冬腊月，上海人还是一手拎包，一手往嘴里填东西，匆匆去上班。北方人曾多次问及是否真有此事，即边吃边走的问题，我甚觉他们问得怪，如今阔别之后再回上海，见到如此众多的行人这般边吃边走，不觉有点儿好笑了。 上班高峰时期的交通，即使那年代也是十分拥挤的，我把两只包裹一前一后搭在肩上，硬是挤上了连门都关不起来的十三路公共汽车。我把东西放下，为的是避免碰着前前后后的乘客，而这一举动，反而遭到一阵抱怨。“格个北佬真讨厌，带价许多么子”“喂喂喂，把侬格东西拿拿开好不好？”当然，这应怨我，谁叫我带了这么多东西妨碍大家呢。可我又听到一些话使我忍不住勃然大怒，一个男子对另一个人说：“侬看伊头发价长，当心老白虱。”而另一个则说：“格帮瘪三回来做啥？”我回来做啥？这就是离别上海一年后，刚刚踏入她的怀抱便受到的“礼遇”！我怒视着这两个人，想骂甚至想揍他们，难道我们知青在外面吃苦受累他们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同情？难道不知道我们多么思念家乡，在外面哪怕碰到一个说吴语的江浙人也亲热得不得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有人买不起车票，冒着生命危险扒车也要回上海？然而激动使我语塞，憋红了脸，我说了一句：“想必你们是没有下过乡。”至今我都后悔怎么说了这么一句不咸不淡的话，而没有用拳头在他的脸上来那么一下。
当年夏天，正是苞米、高粱拔节时（此时由于气温、雨水合适，庄稼生长极快，秫秸如拔出一般快），公社又给了我们两个指标：一个是上大学，到吉林师大；一个是当工人，到双辽县制糖厂。 上大学的指标又给了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表现好，出身好，特别是出身，在当时极为重要，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指标自然非她莫属，无可争议。走了三个女同学，剩下的当工人的指标怎么说也该轮到男同学了，况且这个指标对家庭出身无苛刻要求，大部分男同学都符合条件。听说糖厂的活儿又脏又累，一般人都不愿干。一天收工后，队长在场院里召开大会，由全队的贫下中农进行表决，决定到底让谁去当这个工人。那天晚上，更倌（专职夜间喂牲口的人）在场院里燃着了一堆青草，升起的浓浓烟雾驱逐了四周的蚊虫，整个场院弥漫着蒿草散发的醉人的清香味儿。社员们吃完饭后带着凳儿陆续来到场院，找个地方把凳子一放，先掏出烟袋把烟点着，美滋滋地抽着，只等开会。队长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宣布开会，这回他没有讲太多的大道理，直截了当请大家推荐一个知青到糖厂当工人。杨队长说完，场上久久地沉默，只有吱吧吱吧的抽烟声。知青们一个个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只等命运的宣判。 这天，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以后，我在四平工作了十多年，直至调到南方。
斗转星移，三十年快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如今不少已抱上了孙子孙女。回首往日，是苦是甜？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留在记忆中的，往往是美好的。确实，插队期间尝受的苦涩已逐渐淡忘，而那在人生旅途中应属短暂的一瞬，却给我留下了不尽的美好的回忆：人情，风俗，绿野，奔马，多少年来一直魂牵梦绕，以至我对电台里播放的“二人转”都感到格外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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