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当年未请托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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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当年未请托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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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当年未请托 诸位读者朋友，现在给你们写这篇小文的我，可不是一个深于世故之人，而且有很多缺点毛病，因此，在生活中吃过不少苦头，引来不少教训；不过，我的昧于事故——我的某种傻气，却也能给我带来意外的人生收获。
1967年，17岁的我从北京奔赴内蒙锡盟插队，在那里度过了十一年，城市娃做新牧民，热情似火，别开生面。即以“粗活”而论，几乎都干了个遍。放羊，养老弱畜，打草，脱坯盖房，打石头，种树，种庄稼，扛麻袋，淘厕所，不一而足；技术活，也略略涉及。例如搞过半年的牛羊配种。在配合技术人员给种公牛作结扎手术过程中，肝部被牛顶破，险险送了一条命。我逐渐认定：自己不适合干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因此，别人当了会计，教师，医生，仓库保管员，我从未羡慕过；干点力气活则往往能让我兴奋起来：出一身臭汗，然后大块吃肉，大碗喝茶，再找本《唐诗三百首》，来吟诵一番，岂不快哉！因此，我也从未动念请调，至于请托之事，更与我无缘了。有人嘲笑我笨，说我只知卖傻力气，我则常常坐在自己所放牧的肥壮的羊群旁，或站立于亲手开采出的堆成小山一样的石料上，陶醉于年轻人挥霍汗水的成就感之中。 是的，那十一年中，在石头山上的一下接一下的挥锤，在草原一步一步地跟在羊群后的跋涉，在杨树坑里一桶一桶地浇水，使得我在浑然不觉中，于大脑内部，渐渐凝聚成了一团傻气。这团傻气，打个比方说，如同一头牛，边点头、边扭臀地在草路上不间歇地负载前行。
78年我病退返京后，正赶上全国性的学习知识的热潮。在选择工作时，一种强烈的饥渴感油然而生——我要读书！ 事随人愿，在参加了1979年北京市举办的招工文化考试后，我进入了北京图书馆，做了图书管理员。一工作，就是六年。在图书馆，读书条件很好；况且，偶遇一些海内名流，国外学者，向他们请教之余，开开眼界，惊喜不已。然而在图书馆工作，毕竟是大部分时间在为他人取书，自己读书的时间还是少；于是我下决心，考研究生——如此庶几可以满足我后半生读书的渴望了。 一个初中生，考研究生是不是妄想？是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那点可怜的智商；但我不自量力，偏要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而奋斗。于是，我就在周围的亲朋与同事的苦劝无效与怜悯同情的氛围中展开了一次倔强的攻坚战。 每个人的学习都有自己的特点。我的特点，就是将自己要考的所有教材课本，捧在手里，不断地阅读下去，一遍，两遍，三遍，直到十五遍以上。我发现，只要看到十五遍以上，我就能将教材的内容比较牢固地记在心中。对于中国文学史四厚本教材，我竟反复阅读了三十七遍。大学所需要学习的十几门课程的教材，我都一字不露地反复阅读，最后，其主要内容硬是让我装在了大脑里！这种学习方法，我不知对不对，但却让我心里踏实，记得我在草原脱坯时，曾用一种连自己也不可思议的蛮力，一锨一锨、一斗一斗（脱坯用的三连斗）创造过一天脱1382块砖坯的记录。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1985年，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考试。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我哼着歌儿回家去。 一天午饭后，早已混熟的考友们照常在图书馆门外晒太阳，有的仰看天，有的指画地；有的侃侃而谈，有的独自思索；有的手持香烟，有的端着水杯，研讨着各种题目，笑谈着各种趣闻。 一位考友走近我，说道：“听说你那专业，有三个人入围了！” 我一向不打听小道消息，听了他的话，不禁诧异地问：“你从哪儿听到的？” “北师大的消息，绝对可靠。一个是本校的，另一个是校外的中学教师，还有一个职业不明。” 我笑道：“那职业不明的，就是我了。”大家忍不住笑了。一位年长于我的考友面容严肃，以过来人的口气告戒我：“老弟，别把自己估计过高。我考了五年了，一直不中。第一次考完，我也是觉得自己必中无疑，结果是惨败！”我有礼貌地笑笑，早已成竹在胸：不少考题，都是我“学而时习之”的——天道酬勤嘛！ 北师大的通知书下来了。我通过了初试。记得当时，我激动地向苍天拜了两拜，准备接受复试的考验。
在准备复试期间，我们这群考友们在读书小憩时，像往常一样，倚着图书馆门前的石栏杆，闲聊着。又是一位考友，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准备复试我的导师邓魁英教授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她似乎对于自学者不大放心，据说是因为自学者往往没有经过大学课堂的正式训练之故。听到考友传送的这一消息，我不由心里一沉。我恰未进过大学，只有初中学历的我，前些天刚刚拿到了自学考试中文大专文凭。这文凭，也是带着自学者的印记的。 复试的一天来到了。在北师大中文系办公室，我见到近六十岁的邓先生健步走进来。她衣着朴素，一头齐整的短发，与普通北京女性没有两样；只是她的和蔼、沉稳，以及眼镜后面散发出来的机敏、自信之眼神，叫人体会她的不凡气质。 复试的进程，对我来说，实在艰难。邓先生出的题很偏，令我非常紧张。最简单的题要数背诵诗歌了——背诵一首我并不陌生的的诗《寄黄几复》（宋人黄庭坚作），而发挥失常的我背上句，就忘记了下句。邓先生则一反考试教师的姿态，兴致勃勃地接了下句。这样涨红着脸的我背下一句，邓先生就温和地提醒我下一句，最后我们笑着一起把诗背诵完毕。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中文系的办公室。心想，悬了！ 复试后几天，我与爱人去西安度婚假。当我们登上华山，眺望险峻的山势时，我心中的某一角落，似有些惴惴。 回到北京，我开始坐立不安，很想到邓先生家拜谒，向她老人家诉说我怎样爱读书，想研究学问的热情……
下了几次决心，我终于去了北师大，按照考友告诉的地点，找到了邓先生的家门。 邓先生住在一座二层小红楼里，周围有石板小路，花木扶疏其间，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我欣赏着这幽静的环境，想象邓先生在手捧书本，或沉吟写作，或指导学生，不觉神往。然而也就在我赏玩周围环境时分，不知不觉已经绕了先生家好几个圈子，大约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起自己来访的目的，踌躇间，拜谒先生的勇气已完全消失了。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怯生生地呆立在路边石板之上。猛然间，我回过头，向着自家的方向，毅然归去。一路上，我对自己说：“大丈夫心诚则已，什么条件下不能读书？” 不知过了多少天，我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录取通知书，导师正是邓先生。 在邓先生门下攻读古代文学的三年，我拼尽了全力，最终完成了学业。其中的困难，与邓先生的辛勤指导，难以尽述。 手捧硕士学位证书，我们师兄弟们与邓先生闲谈。谈着，邓先生那惯有的幽默之眼光从眼镜后面漫过来，看那神情，像是愉快地回味着一件往事。她对我道：“你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被录取了吗？” 我点头，又摇摇头——这是个既明白又有点疑惑的问题。我想沉稳的邓先生要铺陈她的故事了，她讲的故事总是很有趣的。我们听下去。 原来，在我们当年复试后，邓先生对我们三位考生一直在考虑，哪个该录取，哪个不该录取。正在这当儿，其中一位成绩略差一些的复试生找了熟人，去邓先生家作说客，希望邓先生能录取他。为了保险，他还多方请托，为自己求情。按说他的这一举措，司空见惯，至少是有利无弊。然而，此青年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看起来和蔼可亲的邓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之人，她最讨厌的，是送礼、请托之事。就在请托之人接踵而至的时候，邓先生对于录取哪个学生，就已经心中有数了。 来访者对邓先生说：“您若是不能接收这位学生，一颗巨星就要陨落了！”邓先生把手一摊：“巨星的体积那么大，陨落了，谁也托不住啊！” 邓先生对我的复试情况虽不十分满意，但她看出来，我是一个一心向学之人，基本功还算扎实；尤其让她动心的是，只有初中学历、几天前方才取得自学考试大专文凭的我，不但试卷成绩较好，而且在决定自己学业前途的时刻，始终没有去她家打扰，更无请托之举。邓先生因此竟对我增加了一份欣赏之情，从那一刻起，我便成为了她永远的学生。 “你没有请托啊，这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记住，做人就要这样！” 邓先生的故事结束了。我面对她满意的目光，受宠若惊。回味故事始末，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在利用熟人办事司空见惯的中国里，也有以对不事请托者给以高度欣赏并全力接纳的人！幸运之神落在了我的头上，是命运乎？抑偶然也？ 今天，当我动笔写下这一段小故事时，忽然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傻人自有傻福”。傻人本有千百种，我属于哪一种呢？
当我也成为了一位大学教师后，1994年，我在一次电话中，听到了邓先生对我的重要嘱托——在《古典文学知识》杂志上为她写传略。 我开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须知，《古典文学知识》杂志有一栏目，是写著名学者的治学之道的。记得邓先生谈起“治学之道”时，总是面带微笑，说：“我终生学习而已，哪里得到了什么‘道’？”尽管杂志编辑多次想介绍她的“治学之道”，她都婉言谢绝之。这一次怎么会接受了呢？ 另外，所有著名学者的传记，按照《古典文学知识》杂志惯例，都是由他们最得意的弟子来撰写；而邓先生桃李满天下，杰出的人才有的是，随便数数，哪个不比我强？如果谈“最”的话，我应该是她最笨拙的一个学生了。由我来执笔写邓先生生平与学术，我觉得自己实在不配。 我向邓先生发出了疑问与惶惑。邓先生无奈地说：“这一次是盛情难却了。编辑太热情了。”然后她对我解释道：“你虽然不是我的在学术成就上最得意的学生，但你是我最勤奋的学生，这方面你可以无愧。” 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邓先生的嘱托，开始撰写她的生平与学术道路。 我知道邓先生让我为她写传记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我的一团傻气。她老人家最不喜欢吹嘘不实之辞。 文章怎样写，邓先生未置一辞；我在构思时想起了她的口头禅，便信笔写下了“热爱专业，一心向学——邓魁英先生传略”。我在纸上写了先生八个字的口头禅后，忽然对着窗外笑了——这是给学者写传记么？倒好象是在为学生写评语呢！不过，虽然觉得这样的题目未免“委屈”了邓先生，却非常符合她的个性，因此，我想，邓先生会满意的，读者也会最终接受的。 我记起了邓先生讲过“先生大大”的故事，于是畅笔写去：“邓先生祖籍河北乐亭，……生于1929年，7岁开始上学读书，那时伪满正在实行奴化教育。她的父亲很重视对女儿的培养，在让她入一般学校就读外，还亲自教她念《四书》。后又特地从家乡请来一位教私塾的老秀才在家里教她学习古文。邓先生称这位族伯为‘先生大大’。先生大大给她讲《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为她批改作文，引导她对古代诗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到此时，我觉得自己绘出了一个年幼的小女孩那天真、恭谨的面容，有点自鸣得意。 我又记起了邓先生因怀孕而落泪的故事，心情肃然，一气写下去：“……她1953年毕业，被留在中文系做助教。……在她的工作日程里，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有一天，先生在教研室悄然落泪，被当时的室主任谭丕模先生发现。问明原因后，谭先生惊叹道：‘我从来没听说一个女同志因为怀孕怕影响工作和学习的，你将来一定会有成就’！”怀孕，对当时的邓先生，成了一件伤心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责任感啊！ 对邓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了评论后，在文章的结尾，我想起她一次与我们学生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如实写了她的谈话大意：“邓先生说她早年对成名成家也颇为热衷，以致产生过许多烦恼。年岁老大则能够做到淡薄名利。……她不善交际，不大喜欢外出开会和旅游。但对于研究和教学工作她依旧非常勤奋认真。她的思路、谈吐依旧那样活跃，富有风趣，她对师长的尊重、对朋友的诚挚、对学生的关怀丝毫没有衰减。”全文就这样结束了。我发现，自己竟将邓先生的缺点做了介绍，热衷“成名成家”、“不善交际”云云，这还是对著名学者的传略吗？不喜“旅游”，似也不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应属缺点之列；但先生那次谈话的情景历历在目，使我难忘，于是决定记录下来，以表作为下一代的我对导师的嘱托的敬意。 我将写好的文章，给邓先生过目；邓先生频频点头称许，于是一篇使邓先生颇为满意的关于她的生平与学术的文章，公布于世了。回顾往事，由一个未曾请托的、在学业上并不出色的学生，来完成老师关于总结其一生的任务的嘱托，读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福气！“傻人自有傻福”，在我身上又一次应验。 现在中国的请托之风，在某些领域正当高潮；我不知年过八旬的邓先生有何想法；但我想，我们师生的心是相通的。祝愿中国的将来，刻苦自励、不靠请托吃饭的人们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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