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事（5）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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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记事（5）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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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记事（5）
38. 感情问题 知青到乡下，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与贫下中农能否建立起真正的感情，是对知青 的一个严重考验。而当知青们扭扭捏捏“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与老乡之间若即若离的时候，老乡们却早已“屈尊下就”了。他们大度地到知青集体户的炕上一坐半天，并不计较知 青们怕他们有虱子的恐慌气氛；有的人自动打 开知青的糖罐用手掬白糖吃而无须假斯文；还有的拿起女同学的文胸左右翻看，问穿这小衣服有什么用。总之，贫下中农并没有瞧不起知青，能否与贫下中农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全看 知青的阶级觉悟如何了。 知青由于当时的觉悟，确实真诚地想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除已经住同样的房，吃同样的饭，干同样的活以外，还要从思想深处找出 与贫下中农之间的差距。以至于一些女知青常 找老乡要求给她们提意见，但听得顺耳，高高兴兴；听得不如意，回到屋里蒙头大哭。更有的男知青为了贫下中农化，头发长了不剪，脖子脏了不洗，学着老乡讲土语，说粗话，灌白干，抽“蛤蟆头”，一如老农的模样。还写信给家人说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要“一辈子扎根农村”，急得家里劝也不是，赞同也不是，那可是革命行动啊，敢不支持！三十年过去，回首当年，已近天命之年 的我们不禁为那时的幼稚哑然失笑。 队里有帮有派，队长之间的分工是帮派权利的平衡，打头的“职务”更是各派轮流，今年这派的，明年那派的，甚至一年内就换好几次，相互拆台时有发生。这派掌权那派便出工不出力；那派掌权这派就说身体不好要看病。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知青成了生产的主力军，自然也成了他们团结、争夺的对象。 如此一来，感情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你与这派的某某来往多些，便有人说三道四，什么“不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搞分裂主义” 等等。你与那派某某来往多些，又会有人议论你，说你“思想立场不坚定”，“分不清好人坏人”等，往往弄得知青进退两难。在乡下，我始终保持中立，宁愿被人称为“立场不坚定的老好人”，只是在抓住偷苞米的“老钟家的”以后，才被一些人明确归入杨队长一派。 其实，在乡下的岁月里，除个别老乡外，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什么不好，长期的交往中，我与许多人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离开沈家屯的时候，他们有些甚至特意包了饺子为我饯行，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农民是淳朴的，勤劳的，但保守自私的劣根性不能说在部分农民身上一点儿没有，就如城市小市民身上的自私和 狭隘一样，特别是缺少文化导致的愚昧。但不 能因为农民的保守与自私，我们就与之保持距 离，不予交往。在我看来，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有千差万别的性格、爱好以及对善恶的不同 看法，他们大多是可以作为朋友的。
在草原上放牧时，即使下雨也不能赶着马群回屯子，马须不停地吃才能长膘。雨季里放马一般都要带雨衣，下雨时就将雨衣穿上。但我一直害怕穿雨衣，因为穿上雨衣后，雨点打 在雨衣上使耳旁只有“哗哗”的响声，其它什 么声音一概听不见。在这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 ,你无法听到和辨别出其它声音，风雨大作时，似有脚步声，似有狼嗥声，一个人难道能不害怕吗？所以，即使雨下得再大，我也不把雨衣的帽子翻上，任凭头发湿透， 我要保持最好的听觉和视野。 有时在草原上遇到大雨而又没带雨衣，远远的看见大雨似一堵巨大的墙朝自己逼了过来， 赶紧就近找一个已晒干但牧民还未来得及装回去的草垛，在草垛底部扒一个洞，人钻进洞里，用扒出的草把洞口堵上，这样，外面下多大的 雨都安然无恙。人躲在草垛里面，嗅着青草的 清香，既暖和又舒适，有一次我竟在里面睡着 了。如果未带雨衣而附近又无草垛可以避雨，那可真惨了，唯一可行的，只有找准风向，躲到马腹下面偏下风处，时间不能长，雨下得时间长了，还是淋个落汤鸡。不过雨季往往是最 热的季节，有“二八月勒马等道干”之说，只 要雨停下，风儿一吹，太阳一晒，头发和衣服 很快就会干的。 我们住的房子屋顶都是泥抹的，是特意从很远的草原深处拉来的碱土，据说在种碱土板 结，不容易渗水。但每年春天必须重抹一层泥， 否则就不能保证不漏雨，因此，屋顶是越抹越厚，有的甚至达半米。第一年我住的是“疯老 太婆”家的西屋，大概是几年没有抹屋顶了，一下雨就漏。白天漏雨尚可以想想办法，晚上漏雨可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成了问题。有一次，因白天干活太累，晚上一挨枕头就睡着了。梦中，觉得自己不是被埋在土里，就是被憋在水里，一宿恶梦不断。早晨醒来，一摸被子绷硬 绷硬的，全湿透了。再看本来是白色的被里和褥单，也全被碱水染成红色的了。如果一连数日大雨，我们只能把箱子搬到漏不到雨的地方，铺上褥子、被子，苟且几天。 下雨天不仅仅对我们的住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吃饭问题。在前文提到，接连多天下雨之后，知青的柴禾垛就会浇透，就会没有柴禾做饭，这时我们知青就只得分散到老乡家去搭伙。搭伙当然不是坏事，吃的要比 集体户好，但时间长了，总觉得有点儿寄人篱 下的感觉，人家饭做得不好或不做好的，你不能抱怨说不爱吃；人家老给你炸鸡蛋酱，你又会过意不去。吃饭时，不想吃的不敢少吃，想吃的又不敢多吃，就怕东家脸色不好看。其实，搭伙给老乡家添了不少麻烦和负担，不给知青做点儿好吃的，他们觉得对不起似的。下雨天，我们既快乐，又不快乐。
沈家屯论成份，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贫农，而且是赤贫。后来，也许是为了批斗的需要，从北京“引进”了一个活靶子，就是地主----老宋。其实老宋是被北京红卫兵驱逐的阶级异己分子，因其祖籍在双辽而遣返到此。珍宝岛打仗了，上面便有通知，说不能让阶级敌人乱说乱动，队长派人与老宋说“今天别下地了，喂羊去吧”；林彪摔死了，上面要求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队长又派人嘱老宋说“今天 别喂羊了，去晒粮吧”。如果上面还有什么指示，队长还会派人对老宋说“别去晒粮了，去铡草吧……”，反正对阶级敌人总得采取点儿行动，否则队长向上面不好交代。我就是铡草时认识老宋的，那年他不到五十岁，可能在北京吃了苦头，看上去要五十出头，但气色不错，特别是情绪上，一点儿也没有城里“四类分子”那种萎靡不振的样子。他干活时和我聊天的神气简直“忘了自己的身份”，什么“你们小青 年还不懂”，“你们跑这么老远真不容易”等， 他居然敢说他父亲是地主而他本人不是，是红 卫兵搞错了。有时给我介绍起北京城来，只见他眉飞色舞，哪儿还有一点被改造，被专政的样子。偶尔队里也开会批斗他，不过是“天桥 把式----光说不练”，不打不骂，无怪乎老宋 在此乐不思蜀，要在北京，不剥层皮才怪呢。 对于队长的这种“绥靖”政策，知青中颇 有人不满，认为队长不是在搞“阶级调和”就是政治上的糊涂，若要深挖，很有可能会扣上“与地主分子穿一条裤子”的帽子。这些知青 到底来自“一月革命的策源地”，样板戏看得又多，政治觉悟以及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警惕 性就是强。在生产队的一次会上，有同学给杨 队长提意见，认为让地主分子给地里干活的社员、知青送饭，是革命警惕性不强的表现，阶 级敌人在饭里下毒怎么办，强烈要求不能让老 宋再送饭了！说得也是，就算老宋天天把各家 各户的饭那菜呀收齐，用褥子、被子捂着怕凉了，然后再小心地装上毛驴车，七八里路慢慢 赶，唯恐颠洒了汤汤水水，使社员和我们知青能吃上一口热的，但他毕竟是地主分子，这不是将我们的身家性命交给阶级敌人了吗。队长 微微一笑道：“你们放心，量他老宋也不敢， 他要下毒，屯里的几口水井又没有盖子。我说他不敢，除非他不想活了。话还得说回来，共产党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下毒吗？谁怕，就自己带饭。”杨队长是党员，那年只有二十三四 岁，却生就一张利嘴，他的一番话，知青们无言以对。 老宋继续赶毛驴车给大伙儿送饭，知青们 的革命警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淡化。
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革命浪潮”一阵高过一阵，政治口号一个连着一个。“抓 革命，促生产”成了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的空话。全国经济下滑，物资匮乏，连上海这样一个大 都市都难以满足对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偏远 的农村更是要什么没什么。我们大队和公社的代销店里，货架空空如也，只有煤油和毛主席 著作敞开供应。过年节时，店里会供应一些如 石头般的月饼和江米条（又叫油枣，南方叫枇杷梗），我们常常几个知青一起，走上数里路买它一大包，边往回走边吃，等到了屯边的树林时，也吃得差不多了，找个地方擦擦手，心 满意足回到屯子里。那时觉得十分过瘾，感到硬梆梆的月饼或江米条味美无比，因为我们太 缺油水，太馋了。 老乡没钱，不可能似知青一样去消受月饼和江米条，他们便使劲抽烟。好在烟是自个儿家种的，无需花钱，他们可以一支接一支抽。卖的现成的卷烟他们是既抽不起也不爱抽，说：“没劲儿”，老乡们抽的是“蛤蟆头”烟。前 面介绍过，“蛤蟆头”是他们用纸自卷的烟，这种卷烟方法几乎大人小孩都会，但他们缺少 的是卷烟纸，家里有限的纸张－－孩子们的课本、作业本等，其归宿都是与烟草一起化为灰烬。知青的到来，解决了老乡们的“纸荒”之忧，知青们有抽不完的信纸，白信纸可以抽，用过的信纸更可以抽，还有知青带来的画报、杂志、毛选、语录……等等。在地头小憩，你 常会看到社员从怀里掏出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翻开封面，“嘶啦”扯下一页，再“嘶啦”一分为二，递一张给另一个社员说：“抽着，抽着”，接着各自取出烟荷包，捏上一撮碎烟叶放在“……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革命的……”上面，细心卷成喇叭状，用舌头舔湿一边，再一卷，湿的边沾上之后，把粗的那头掐去一截，整个过程就算结束。用火点着，“呸”一声吐掉一口唾沫，便悠然自得地开始吞云吐雾。有时你发现几天前刚郑重其事送给某某老乡的语录本，已变得面目全非，再过些日子，更是徒有其表了。 纸张的另一个大用处是糊墙。队里绝大多数人家不糊墙，不是不想糊，而是糊不起。但结婚用的新房怎么也得糊一糊啊。那时又不能象城里一样，用大大的报纸一糊一大片，既方便又好看，因为队里根本就没有报纸。此时，三十二开的毛选派到了大用场。做新房时，细心地将毛主席著作中间的装订线拆开，这样 便有了十六开的大纸，然后一张一张地糊到墙上，糊完之后，整个屋子就亮堂起来了。社员们参 观新房时，用手摸着糊完的墙壁啧啧称赞“太 漂亮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在土屋土炕上过来的，从未享受过糊墙的“奢侈”。
42. 干部、营业员 我十分羡慕那些干部，至少他们不象我们 在夏日里，每天从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下地，到 晚上七八点钟收工回来，要辛勤劳作十多个小时。队里的干部不论大小，没有脱产的，只有 抽到大队特别是公社去的才有脱产的可能。那 时有两种机会能抽上去，一是搞“中心”，即写批判稿啦，大字报和大标语啦，这是需要一点文化的才能去，保管老李的二儿子初中刚毕 业就到了公社。有时老二回家看他爹妈，梳着 小分头，雪白的衬衫束在皮带里，裤线笔挺，手插在裤袋里往门口一站，气质就是不一样。 二是“群专”队的队员，“群专”就是所谓群众专政，公社把各大队，各屯的“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又从下面抽调力量管理和监督他们。起初“专政对象”仅仅是四类分子，后来逐渐扩展到有调戏妇女，偷鸡摸狗行为的人。一度“群专”队的规模相当大，队员大都是复原军人，当然也有公社干部的三亲六故。搞“中心”的也好，搞“群专”的也好，都不是公社在编 干部，在公社里面，他们必须谨慎做人，事事留心，否则说下就会下去，但在我们目中他们都是幸运者。 还有一些令我羡慕的人是邮递员和供销社 的营业员。邮递员虽然风里雨里的也辛苦，但毕竟不用天天晒毒日头，知青来了之后信多了一些，过去十天半月才够跑一次的，在我看来邮递员是幸运者。营业员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差事，谁家有亲戚在城里当营业员的，就可以象现在家里有人在当局长一样骄傲。许多东西营业员能优先买到，在什么都要计划，什么都要排队的当时，营业员这个职务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供销社营业员当然不能和城里的营业员相比，但供销社安安静静，轻轻松松，晒不着淋不着，尽管一天做不了几桩生意，天天工 分可不比别人少。不过，营业员不是谁都能当的，方圆几十里，整个公社十几个供销社里的营业员，哪一个不是有根有底的。
43. 知青慰问团 那年，关于知青的二十六号文件发出之后，上海派出一批干部到全国各地，了解知青插队情况并对知青进行慰问，我们把他们称作慰问团。在我们公社的慰问团成员大都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中有著名播音员陈醇，另外还有一个姓马的女播音员。慰问团“大本营”在公社，他们经常分散到各大队及各屯的知青点上去，住上十天半月的了解知青的情况。知青们都把慰问团当做亲人，往往抢着要慰问团住 到自己的集体户来，陈醇就在我们集体户住过 好几次。 陈醇那年顶多四十岁，高高的个子，经常 穿一身洗旧的黄军装，操一口普通话。但我感 觉他好象故意将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夹杂着点 儿吴语。上海知青几乎都从小就收听他讲的长 篇小说，如《烈火金刚》、《欧阳海之歌》等， 他的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不但普通话纯正， 他的声音也象他的名字，醇厚而富有特色和吸 引力。不知他为什么在乡下不讲标准的普通话。陈醇在我们集体户里，与知青同睡一铺炕，同 吃一锅饭，还一起下地干活，但我觉得他一直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田间小憩，大家请他象电台播音那样说上一段，他拒绝了，拒绝得十分坚决，说：“过去是放毒，我不能再讲那些东西”。难道他是我从小就崇拜的陈醇？我很失望。 那时我们尚未谙事，不懂世事凶险，文革期间，文化的命被革尽，哪还有可以看的书， 可以听的故事。陈醇作为知青慰问团的成员，向知青传播已被打倒的“封资修”的东西，岂不罪莫大焉！平时陈醇不大讲话，但讲起话来很响且有份量，公社里一些调皮捣蛋的知青对他有几分畏惧，知青小毛见到陈醇在，便会老实一阵，后来是陈醇通过努力将小毛送回上海的。七十年代中期，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农村，但只要碰到一起常常会谈起陈醇，打听他是否回电台了，是否还继续播音或主持节目。 记得常与慰问团一起管理知青的还有一个姓贾的干部，他虽不是上海慰问团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慰问团的一员。老贾是长春市下放的干部，是吉林省粮食局还是长春市粮食 局的我记不得了。他也是高个子，人很和蔼，说话总是带着笑容，他风趣，健谈，与陈醇不 同。一次我们到草原上捡牛粪，他与我们同去 兼作带队。一路上他谈笑风声，讲牛粪的用处， 讲草原上的故事，甚至讲他自己念书和工作时 的经历。与老贾在一起，知青们觉得亲近和踏实，有依靠，大家愿意向他讲碰到的烦恼，希望通过他能得到解决。我们曾向慰问团要求让 老贾留在我们队里，当然这不可能，老贾不属 于慰问团。其实，就老贾当时下放干部的身份， 他也解决不了多少知青的事情，但出于对知青的关心和爱护，他还是常常为知青的事情奔走。
成语道“入乡随俗”，知青到乡下后，许多风俗习惯不久就适应了，但还有许多习惯一 直难以相随。如洗脸，老乡们习惯用手捧水往脸上泼着洗，洗完用干毛巾一擦了事。而这毛巾从来也不放入脸盆里搓洗，往往一条白毛巾成了黑毛巾仍然挂在哪儿全家用。最令知青瞠 目的是那发黑的毛巾不仅仅用来擦脸，家里来客人了，特别是讲究的客人，主人在沏茶之前 会用这条毛巾将茶盅横擦竖擦，以示恭敬。知青们觉得不擦倒罢，一擦则不敢沾唇了。 大葱蘸大酱是老乡们最爱吃的，他们抓过一根大葱，将根掐掉，黄叶摘去，再用手捋两把叶子算是已处理干净，接着蘸上大酱就咬，那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知青虽然也敢吃大葱蘸大酱（非得学会吃不可，一年四季主要吃的菜）但一定得洗完之后才吃。派饭时，大爷大 娘好心好意特地把葱叶捋了又捋，知青推三推四百般借口不吃，常常弄得十分尴尬。 老乡们也有看不上知青卫生习惯的。其中最让老乡传为笑谈是知青居然用脸盆和面，那真是太不讲卫生了。乡下，再穷也要把脸盆和面盆分开，哪怕面盆再脏再破。最初老乡看到知青用脸盆和面时，他们惊讶极了，连说“这不行，瞎胡闹嘛”。他们的面盆是真正的面盆，和面用的，上海人的“面盆”实际上是脸盆。因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造成的卫生观念上的 差异，知青和老乡们一时都难以互相适应。 除卫生观念之外，在语言上知青也常常和老乡闹别扭。在上海若问别人年龄无论老少都可以说“你几岁了？”而在这乡下绝对不行，初时不知此忌讳，我们常常脱口便问“大爷，您几岁了？大娘，您几岁了？”大爷大娘们一 瞪眼睛怒道：“这孩子，没大没小的”，我们 被骂得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原来只有对小孩 才能问“几岁了？”，大人则应问“多大了？” 再有在还人家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谢谢” 因为“谢”与“卸”同音。每天收工回来，驭手要把马身上的笼头、绳套卸掉，叫卸牲口， 那么“谢谢”就等于把对方当作牲口卸了。每 当我们谢字一出口，对方忙不迭地说：“甭谢了，带套包（防止磨破牲口皮肉的马具，系玉米叶编成）走吧”，意即我不卸你身上的笼头， 绳套，带着一起走吧，隐含了你是牲口的意思。当然，这里主要是调侃而并非恶意。 而有一些话语你是绝对不能随便说的。如你不能问老乡会不会下雨，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王八才会知道，若谁回答了下还是不下，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王八。而老乡们视为最大侮辱的就是被人称为王八，这往往是斗殴的根缘，因为若被称为王八，即意味着该人的老婆不贞。 由此派生的“背上出汗”，“会发水”等也 不能随便说了。“兔子”一词也属骂人，那么， 就 说象“跳得高，跑得快，长耳朵，红眼睛”等话就要掂量掂量，辨清对象、时候再讲。 老乡们文化虽然不高，但他们说话却不乏风趣和幽默，最让人佩服的是歇后语特别丰富，上口就来，无论老少。知青常和老乡们开玩笑， 打嘴仗，老乡一套路的歇后语一个接一个地扔了过来，知青唯有招架，无力还击，只好用老 乡听不懂的上海话来骂他们。起初，老乡瞪着 眼，半天才憋出一句：“你说人话不行吗？” 其实，老乡悟性很高，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下乡不到一年，很多人已听得懂甚至能说几句上海话了。 知青会讲普通话，但说得标准的不多，因此，常闹些笑话。屯里有个老吕头，知青们这个“吕”字发不准，总是发成“驴”音，老吕头便成了老驴头。为此，老吕头多次找队长反映，要求队长能治治这帮“上海犊子”（骂人话）。老吕头有所不知，这完全是个误会，知青们还觉得这个音发得挺准的呢。知青发错音的字实在还不少，脚说成“厥”，西北风说成“西扒风”，特别老是把黄瓜说成“王瓜”，老曹叫做老赵，使老乡们忍俊不禁。
种烟叶既不要多少本钱，又不费多大气力，由于来得容易，屯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瘾君子。忙时，说抽着能解乏；闲了，说抽 着能解闷；冷时，又说抽着能暖和。来客了，主人先递上烟笸箩以示热情。小孩闹了，大人就点支烟塞过去道：“一边去抽”。所以，见到三四岁的孩 子或十八岁的姑娘在那儿吞云吐雾，你一点也不必惊奇，关东不是有三大怪嘛，“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就是其中一怪。 知青吴本来就有烟瘾，到得乡下更是如鱼得水，卷烟抽得乏味，索性抽起浓烈的“蛤蟆头”。一个雨天，吴实在闲得无聊，用一张十六开的信纸，在上面厚厚的铺上一层碎烟叶，然后卷成一个大大的喇叭状，点上火，美滋滋地抽了起来。他为自己的创举颇为得意，在屋 里走来走去，让大家欣赏他的“杰作”。过了不一会儿，吴的“大喇叭”尚未抽完，只见他晃晃悠悠，站立不稳，再见他面色发白，目光呆滞，大家情知不好，夺下“大喇叭”，将他扶到炕上，他也连叫头昏得厉害，之后便昏沉沉睡去。待他第二天醒来，说“这烟凶得不得居然把我抽醉了，以后可不敢再这么抽。” 其实，他是尼古丁中毒，十分危险。 喝茶，是农民的另一嗜好。北方不产茶，都由南边运来，这一带的农牧民喜好喝红茶，所以，代销店也只售红茶，绿茶无处可买。那年头，农民很穷，无钱买象样的茶叶，只好喝茶叶末，这是一种由碎红茶碾成的粉末， 一角钱一包，是用马粪纸包的三角包。吃罢晚 饭，收拾好桌子，那边就将茶沏上，几个积有 厚厚茶垢的瓷盅往炕桌上一摆，就开始喝茶。 茶是在炉子上沏的，实际上是煮茶，浓浓的犹 如酱汁。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此刻松弛了他们 的筋骨，盘腿坐在炕上，一边滋溜滋溜地喝茶， 一边东拉西扯，谈天说地，直到茶色全无。 知青原本不喝茶，与老乡接触多了，渐渐 也学会了喝茶，尤其那些与老乡来往密切的同学。在老乡家，劝茶如劝酒一般，那股热情由 不得你不喝。我是在看场院的时候喝上茶的，那时，熬夜犯困，李保管就煮上一壶浓茶，我们一盅一盅地消磨时间，初喝茶 的人喝了这浓茶甚是兴奋，熬上大半夜不成问题，时间一长， 我就喝上了瘾。一有空闲，就想沏上杯茶水，否则老觉得缺点儿什么。知青上了茶瘾之后， 代销店的茶叶销路看好，老乡多半赊账，知青一般都给现钱。红茶末喝惯了，多高档的绿茶、花茶入口都没了味儿，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喝红茶的习惯，不过喝的是“立顿”红茶（是冒牌货也未可知）。
46. 马莲和屎克螂 一句老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千年的老道碾成河”。科尔沁草原上，许多纵横的古道，深深地犹如历史的印迹，刻下了远古时代，强悍的少数民族逐鹿莽原时的辙印。想当年“车辚辚，马啸啸”，是匈奴还是女贞？一定壮 观无比。然而，风雨岁月，历经沧桑，只有马 铃声不绝于耳。绿野茫原之中，车辙静静地如一条黄练飘向遥远的天边，使人升起无尽的遐想。 车辙中间生长着马莲，那是在马蹄旁，车轮间顽强生活着的植物。马莲，学名叫马蔺，又叫马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叶子如宽厚的韭菜，有的长得很高，约一尺半长。人们常将马莲叶割下晒干，以备捆扎之用，非常坚韧。它的根晒干后十分韧且硬，可以制刷，东北刷锅洗碗多用它，卖杂货的摊头上经常可以看到。 我喜欢马莲，喜欢它的顽强。车辙因为常 年马踏车滚，坚硬异常，寻常野草都无法在此生长，唯有马莲生机盎然。早春万物未萌，马莲先顶出嫩芽，报知春天将临。待到秋寒一派 萧杀时，它才迟迟褪去绿色，宣告严冬的到来。人来车往，旅途困顿，百般无聊之时，那一蔟 蔟蓬勃的马莲，那朵朵盛开的马莲花，随着车辙，一路陪伴着你，直到旅程的尽头。马莲叶子是绿的，绿得近如蓝；马莲花是蓝的，蓝得那样浓，在草原上特别醒目，风儿一吹，频频点头，似在向人致意：说欢迎，还是再见？ 旅途中，另一个伴侣就是屎克螂，当地叫“巴巴螂子”。夏天，是屎克螂最为活跃的季节，车辙里有时黑压压的挪动着成群的屎克螂。因为那里有马排泄的粪便，这些粪便是它们最理想的食物。屎克螂们费尽它们的力气和智 慧，将马粪搓成滚圆的如乒乓球大小的马粪蛋，一个推，一个拉，运回它们的巢穴去。天赋的 本领，这些马粪蛋大小均匀，并且出奇的圆，似精密测量过一样。屎克螂会飞，但反应迟钝，每当它们在饕餮大餐时，纷杂的铁蹄和滚滚的车轮会毫不忧犹豫地踏上，碾过，屎克螂们并不象苍蝇一样“轰”地飞开，而是任凭马蹄践踏，车轮研碾，在所不惜，似乎它们群体庞大得足以藐视死亡。因此，夏日的车辙里又到处可见屎克螂残缺不全的“尸体”。 屎克螂是丑陋的，当地有句俗语：巴巴螂子戴花－－臭美。但对于草原来讲，屎克螂是一种有益的昆虫，一方面它们使牲畜的粪便得以及时的处理，保持了草原的清洁。另一方面它们还是鸟类和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构成生物链的一个环节。
春荒时，苣荬菜是农家吃的最多的野菜，家家户户每顿都少不了它。苣荬菜学名曰小蓟，又叫刺蓟或刺儿菜，属菊科。我们吃的是它的嫩叶和嫩茎，折断茎叶可看见渗出的白浆。苣荬菜味苦，初吃时难以下咽，吃惯之后，其 苦味如喝茶、咖啡时一样，苦得有味，不苦则食之不甘。苣荬菜到处生长，田间地头尤为旺盛，你怎么铲，怎么剜，照样一茬一茬从地里 往上拱。嫩时，是人家桌上的菜；壮时，是喂 猪的青饲料；老时则成了庄稼地里的害草，所 以，庄稼地里的苣荬菜一律予以锄之。但是，它的地下部分属匍匐根茎，每一处随时都能萌发出新的植株，一遍地铲得干干净净的，三天 之后再看，地里又是一片。 苣荬菜须蘸酱吃，老乡们自家做的黄豆大酱味道很不错的。抓一把苣荬菜，捏紧放入酱中一蘸，头一仰塞入口中，很有吃西餐的做派。起初，知青不敢尝这玩意儿的，苦叽叽的，能吃吗？但春天没有蔬菜，体内极缺维生素，口鼻常因疮疣而溃疡，大家十分想念南方的鸡毛菜，同学们常说，若是能喝上一碗青菜汤多好。后来在老乡家搭伙时，见他们苣荬菜吃得那样香，渐渐抵挡不住诱惑，也吃了起来。正是吃 了这苣荬菜，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青的身体健康。知青们大概认为苣荬菜就是苦菜，所以在吃它的时候经常会“苦菜呀，花开呀，遍 呀么遍山岗呀……”地唱着玩。 婆婆丁就是蒲公英，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它 的踪迹，但把它作为菜蔬端上桌的却不一定多 。在乡下，我们常剜婆婆丁吃。它的吃法与苣荬菜大致一样，蘸大酱吃，只是它没有苣荬菜那样的苦味，女同学比较爱吃。婆婆丁还有一个好处是苣荬菜所不具的，即可炒着吃，如果 条件好的话，锅里多放些油，炒出来的婆婆丁比炒青菜心还好吃。待婆婆丁长到开花结籽时，它便张开把把小伞，将它的种子送往四面八方， 这时的婆婆丁便与苣荬菜一样，只能铲除，因 为它们的生命力实在往旺盛，是庄稼粪肥、阳光的竞争者。 有了插队的经历，我现在吃什么都觉得香， 所以吃什么也都不在乎，不似有些人那么矫情，这不吃那不吃，挑挑拣拣的。我吃豆芽、韭菜、 荠菜、小青菜等，不象别人要花很多时间去拣呀摘呀，我先把它们放在水里浸上个把小时，泡去农药和沾染上的化肥，然后洗净或炒或煮，省时省力，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有点儿黄叶，杂草怕什么，多些纤维素更好。即使有个把虫子，也是高蛋白，鱼虾不过如此，只是吃的时 候最好别看见。
东北的庄稼地不同于南方，东一小块西一小畦的。而是若种高粱，则一望无际全是高粱，一直延绵到天地相接；若种大豆，则遍野的大 豆，望不到尽头，很有气势。但铲起地来可要命，往往一条垄半天甚至一天工夫也铲不到头，如果落在后面，前面的人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地平线唯你孓立其上，环顾四周，茫茫黑土地，孤独的感觉倏然而至。垄短时，同学或社员会从彼端帮你铲一段，这称作“接”，垄长时，大家自顾不暇，无人接你，这样便会越拉越远。待到大家歇憩时，你须得不停地继续铲，等到总算把一条垄铲到头也想歇一会儿时，大家却起来干上了，你只得连歇都不歇随大家一起铲，否则又得拉下。 每次铲地总有人拉下，一般也都有人去接， 谁接谁，这里大有文章。平时，知青之间常互相接来接去，但男同学接男同学，女同学接女同学为多。时间长了互相熟悉之后，接起来不分男女。社员中，兄弟姐妹自然会相互接，才父子叔侄之间更会接，而无亲缘关系或亲缘关 系较远的异性青年之间，如果经常互相接来接去，若非已定亲的姑娘小伙，这就是在传递爱 慕的信息，“接”的行为往往成为沟通爱情的 方式。当一个小伙子一本正经地去接一个姑娘 时，大家看得出，他下了多大的决心和鼓足了 多大的勇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 长得标致一些的姑娘，接得人也多，当然，主要是小伙子。 队里有社员聪明过人，事先探得明日可能铲哪块地，暗里把那块地的“抹斜”查明，在垄头做上记号，第二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攫了这条垄的“铲权”。若队长和打头的偏心或想特意照顾谁，他们会不露声色地将“抹斜”分给这个人，因为队长和打头的对每块地里的“抹斜”都了如指掌。 地一般须铲三遍，头遍地既除草又要间苗，苗只有寸把高，时值夏初，不冷不热，除了腰酸些，倒不怎么累；二遍地主要是锄草，兼有松土的作用，此时的苗有一尺来长，由于已到盛夏，草的长势极旺，草茎粗得一锄两锄砍不 下来，累人得很，加之日头又毒，一天地铲下来，浑身疼痛；三遍地又叫“打兔子”，是因为苗已长得约一人高，完全压倒了草的长势，地里的草已不是很多，东一簇西一簇的，象一只只躲着的兔子。铲第三遍地并不累，速度也快，一条垄里没多少草好铲，有时索性扛着锄头往前走就是了。但此时蚊子和小咬（一种小 如跳蚤，会飞的噬血昆虫，叮人狠且疼）很多，由于青纱帐里密不透风，又闷又热，人们都穿着短袖衣服或背心干活，胳膊上被苞米、高粱的叶子划出一道道口子，渗出血痕，噬血的飞 虫闻腥而至，围在人的头顶上“轰轰”作响。你既要干活，又要驱赶这些可恶的蚊子和小咬，时不时地被它们叮上两口，真是苦不堪言。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连推广农业科技也用运动的方式，印象最深的是推广用小把锄铲 地。所谓小把锄，是一种不带木柄的小锄头，其形状与大锄头一样，只是规格尺寸小得多。据说使用小把锄铲地质量好，不伤苗，因而能提高产量。大锄头铲地人可以站着，略为弯点 儿腰就可以了，而用小把锄铲地时人必须蹲着，十分累人，大家都不愿意用它。但上面作为一 项政治任务，层层发动，级级动员，要求各大队，各公社乃至全县都淘汰大锄头。并定好期限，派干部蹲点督察，甚至连小把锄都是公社统一订购发放的。 由于小把锄铲地的进度实在不能与大锄头相比，队长无奈之下想了个高招，要大家下地时，两把锄头都带着，上面来人检查或有公社、大队干部路过时，藏起大锄头，用小把锄铲地。“警报”解除后，一律再改用大锄头。好在旷 野之中，几里地外来人一目了然，要发现这个秘密不是很容易的。有时，即使被个别干部看见了，他们也装聋作哑，只当没看见。其实，社员们有娴熟的铲地技术，根本就不必推广什 么小把锄。 时间一长，各家的小把锄都生了锈，推广小把锄的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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