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之二：真相
作者：阿陀
|
|
|
|
| |
|
|
| |||
|
|
| |||
|
【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之二：真相
作者：阿陀
|
|
| ||
|
| ||||
|
| ||||
|
【广州文革悬案追踪系列】之二： 真相 （二零零七年春之探索） 拙文《孤魂无处话凄凉“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一大悬案》 （简称《孤魂》）”刊出以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关注。除了对无辜的受难者深表同情，大家最关心的是事件的真相如何？解答这一文革“悬案”的钥匙在哪？ 《孤魂》旨在把一些初步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捅出这一被长期刻意埋没的历史冤案，引起社会关注。 本文将试图作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大家思考，望有心人能帮忙提供更多的线索。 关于39年前这事件的起因，目前主要有“阴谋论”和“突发论”两种解释。
“吊劳改犯事件”为何如此突然，短促？事前事后发生的一切为何如此扑朔迷离？当事人黄意坚（注一）强烈质疑背后有一个大阴谋。 笔者最近访问过不少文革期间生活在广州的人，几乎无人不知这所谓“吊劳改犯”事件，虽然一些人对当年的惨状还历历在目，永世难忘，但同时也没有人能讲得清楚，三十九年前这一事件的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死的是什么人？行刑者是何人？一般的说法是：67年8月中旬，因为传说各地劳改犯逃跑出来了，要冲广州，于是居民组织“街道联防”，筑起街垒，半夜里（也有在白天）打死了一些据说是“劳改犯”的人，可能其中也包括一些农民，外省人，流浪汉，精神病人和“五类分子”等，还有因为派性互相报复的情事也可能掺杂其中。有人说事件持续三五天，有人坚持是一两个星期。 黄的看法与众不同。 其一，他界定的所谓“吊劳改犯”事件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就是67年8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出现在广州市区街头的大量不明来源尸体（吊尸）的事件。全过程严格说来只有几个小时。后来由此引发的零星暴力，可能还打死个别人，即使持续了一两天，也只能算是事件的余波。 其二，他怀疑这些尸体根本就不是天亮以前被居民打死的，死者既非什么劳改犯，也不是流落街头的各种无家可归者。如果是居民所为，总应该有一定比例天亮以后还不会立即断气，为何12日早上广州居民打开门走上街头时，惊奇面对的已经是一个个没有气息的死人；如果是居民打死劳改犯，在当时来说就是消灭来犯的“敌人”，不算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当事人承认过，甚至也没有任何目击者指证（当事人）；如果是居民错打死了无辜者，文革后一波波申诉平反的浪潮中，为什么就从来没听说过任何来自死者家属的声音？ 其三，一夜之间全市同步发生的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很难用“群众自发”来解释，更像一次有组织的协调行为。（尸体散布也有一定路线，必须由机动车才能实施。）既然文革以后历次的反复清查都证明两派组织和此事无涉，那当时谁又有如此大的能量策划制造这么一个惊天大案？后面应该有一只强有力的黑手。 其四，“劳改犯将冲广州”的流言不经而走，是整个事件的起点。要查出黑手，就必须追根朔源。 黄告诉笔者：……八月九日，红联指挥部最初接到省航运厅军代表的电话：有几千劳改犯正乘坐“花尾岛”客轮从北江往广州来。我们觉得问题严重，当晚我亲自从陈列馆走到海员俱乐部核查。海员总司（旗派）的人说这消息应是假的。当时在场的还有负责“抓生产”的原航运厅副厅长白铁华，他分析说，这事不可能，第一北江从来不走“花尾岛”；第二，北江的全部运力加起来都运不了几千人。于是我们又去问军代表，对方说消息来自海军驻广州基地参谋部。但这之前他们告诉海员总司的却是消息来自省军管会。黄怀疑谣言就是这样传出来的。 其五，广州文革最大的集体死亡事件一直不让追查，企图不了了之，这本身就启人疑窦。六七年底，大联合后，省革筹集中两派一起办学习班。当时两派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坐在一起讨论过此事，更清楚和两派没有关联。于是黄和对立派“主义兵”代表联合写报告要求上级彻查，结果被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阎仲川斥之为“搞事”。 综上所述，黄判断整个“吊劳改犯”事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可能是当时上层的某一股势力嫌广州局势不够乱，无法实现自己的文革意图而一手炮制的血腥事件。 阴谋论能否成立？首先要有证据。虽然笔者接触若干当年两派组织的头头，如莫超海（注二）和李正天（注三）等，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的怀疑，但基本上都只是一种揣测。 让我们先沿着“阴谋论”的思路，设想出这样的画面：……深夜，一队满载尸体，密封严实的汽车悄悄进入熟睡的广州城，分散驶往不同方向的预定地点……车停，迅速跳下几个壮汉，揭开盖毡，拖出一具具尸体，手脚麻利地把预先准备好的绞索套在死者的脖子上，连抬带拖，把死人弄到树下或电线杆下，飞快地吊将起来……车行，下一个路口，壮汉又沉默地紧张重复先前的动作，有的尸体来不及吊起，就干脆扔在马路上…… ——匪夷所思！莫非好莱坞的恐怖片？ 就算可能这么做，去那里一下子能找来近两百具死尸——还得是“新鲜的”。就算尸体奇迹般找来了，布放尸体也顺利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怪异行动，市民能不看见？能不惊疑？能不议论？ 显然，“布尸”不合情理。阴谋论要成立，至少得有人亲眼看见，并证实夜间发生了大规模布放死尸的行为。（而且还需查到谣言的出处以及整个行动的内幕。） 不过，笔者虽然目前不相信整个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操纵的政治阴谋，但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年上层能够左右广东局势的主要是三股力量： 黄永胜的广州军区，背后是林彪四野的势力。江青的中央文革，背后有毛的支持。 周恩来的国务院，背后有老军人，老干部撑腰。 表面上三者是一体的，都执行毛的文革路线，实际上暗中互相较劲，特别是周恩来涉入广东文革甚深。当中央文革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暴时，周肯定了广东夺权中起用老干部的经验，很可能就包含互别苗头，另立样板的企图。周对广东旗派的肯定，使黄永胜的广州军区抵触很大，一直暗中抗拒。67年3月至10月的半年之间，正是全国武斗最烈，局面最混乱之时，日理万机的总理前后十次接见广东两派代表，全力推动两派大联合，率先影响全国局势由分而合，从乱到治的意图十分明显…… 上层斗争的错综复杂非外人可以想象，曾经处在文革漩涡中心的两派头头政治嗅觉可能比一般人要敏感，他们不约而同的怀疑，虽然没有证据支持，还是有启迪价值的。就说借尸煽乱吧，未必要大规模去做，难度太大。但先放出谣言，再抛出几具死尸煽起头一把火，引爆群众情绪……在真相还未大白之前，什么都有可能。文革中还真发生过这样的奇事——67年12月，重庆第一次大型武斗冲突后，声称伤亡惨重的其中一派，就从殡仪馆强行借走四具市民尸体，（还加上己方一名心脏病发的死亡者）举办“烈士遗体展览”，大造舆论，一举把对立派逼下政治舞台。据说主导这一骗局的，竟然还是大名鼎鼎的《红岩》作者罗广斌。（注四） 无论如何，“阴谋论”作为一种假设无妨，但目前缺少证据支持。那么，一般认为，“吊劳改犯”事件是文革非常时期，因为社会治安瘫痪，市民情绪失控，恐慌反应过度而突然发生的特殊事件。这种“突发论”是否就可以成立呢？
查看当时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纪录（注五）： 7月15日（十九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十三、十六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没有记录，但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到了8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月7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 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三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19人，郊区有12人，越秀区有30人，荔湾20人。目前还有人看，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月8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 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根据广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近年编的地方志（注六）： 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本人亲身经历也可以旁证以上档案记载： 文革期间笔者曾代表本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了全市联合造反组织“红司”总部下属的一个独立文宣小分队“红司呐喊”，六七年八月广州武斗期间，我们就驻扎旗派大本营，位处海珠广场的“广州中国出口交易会陈列馆”。八月中旬，吊劳改犯高潮刚过的一天下午，笔者偶然经过在陈列馆后院停车场的货柜厢，听说公安红旗的人正在里面审讯一个被附近居民扭送来的劳改犯，便进去旁听。记得这是一个瘦削身材的中年男人，他承认自己是从广州附近劳改场跑出来的，原因是该场己无人看管。没有印象这个人究竟是在押犯人还是刑满释放留场的就业人员，但可以肯定当时没听说此人有任何现行犯罪，很可能只是从农场回家而已。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长期以来，劳改制度就是一个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外之法，非刑之刑。程度不足以正式起诉判刑收监的“犯错误”者，例如小偷小摸，挪用小额公款，犯男女关系，聚众闹事，打架斗殴，发牢骚攻击领导直到思想被视为异端者等等，都有可能被单位联同公安直接送去下放劳动改造。劳改期一般不超过两年，但长期劳改的也不在少数。劳改场并非一定都关这类劳改犯，也收押正式判刑的犯人。在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劳改制度造成的错案冤案极多。笔者有两位亲戚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送去劳改，一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在安徽劳改场。一位在河北团山湖农场长期改造，九死一生，直到文革以后才和家人团聚。笔者还有两位中学同学家人是被送劳改的，原因都是挪用公款，其中一位的父亲原是东山区办事处一个收发员，因为领了头儿私分的一点公款，被抄家后送去劳改。记得文革中起来贴大字报要求平反的还有一种准劳改犯，叫做“组劳人员”，就是认为你有问题，例如不服从分配，有不良记录，包括在国际球赛散场以后围观外国球队。。。。。。街道上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下放劳动改造。外人分辨不清，也会将其看是劳改犯。） 事实很明显，当时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成分复杂的在押人员跑了出来，造成这后果的直接原因是一向铁桶一般牢固的公安系统突然陷入大混乱。 笔者查阅当时的资料，注意到武汉“七二0事件”后，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在七月二十二号和八月七号两次传达毛泽东关于改革司法系统，彻底“砸烂公（安）检（察）法（院）”的指示精神；（注七）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发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全国各地群众组织普遍开始抢夺军队，公安和民兵的枪支弹药。许多城市正是在这一时期陷入文革中最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广州只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市公安局当时被内部一个造反组织夺权，但夺权的一派根本无法完全行使权力，控制局面。另一派在军队的支持下实行反夺权。正在公安系统分裂瘫痪的当口上，全国性的抢枪风潮刮过来了，广州各公安分局几乎无一例外受到枪枪群众的冲击。据军管会日记记录，仅八月六日一天，全市发生44次抢枪事件，其中41次就是抢公安局（注八） 在上述大背景下，广州治安瘫痪，各地犯人部分出逃，两者同时发生，既是巧合，也完全不出奇。 社会秩序混乱，谣言四起，民心极度紧张，恐慌，事态已到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 当年的（群众组织）小报是这样描绘六七年八月初广州市面情况的：“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注九） 政府编的地方志记录：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南林武斗”以后，一，三，五号公共汽车全线停驶，其余各线业缩短行程，或行日不行夜，“全市交通逐渐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广州文革研究者叶曙明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描写发事前夜之广州的：“……到处枪声，危机逼近，行人寥落”。（注十） 依笔者所历，以上情况基本属实。但即使当时公安已经瘫痪，行凶抢劫个人财物的刑事案还是极少发生的，不过群众组织掌握武器后，确实有部分集体抢劫商店物资行为（主要是用于武斗的粮食和药品，当时传言中的抢劫事件，恐怕大部分是这一类。恐怖气氛的形成，固然和两派武斗分不开，极度恐慌心理下以讹传讹，人为制造更大混乱也是重要因素。笔者注意到有案可查的当时省军管会的一段纪录： 八月十一日，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惶，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注十一） 电话记录只是客观录下了群众的报告，上报的内容显然也非自己所见所证，仅仅是所听所闻而已（有没有再加油添醋就不知了）。联系前述航运厅军代表关于几千劳改犯将朔北江而上冲击广州的通知，至少可以判断，八月十日和十一日这两天，广州城已经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居民个个草木皆兵，有大祸临头之恐。局部地区自发建立“街道联防”，就是准备对传闻即将到来的“劳改犯冲击广州”非常事件作出反应。“街道联防”提供了“群众专政”的实施条件。 正当大陆文革如火如荼之时，有一个广州人逃到香港，利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数据，结合自己的经历，编写了一部广州文革史——《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注十二）书中有专章“街道联防与劳改犯”，兹节录如下：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随着街道联防的迫切需耍，街道联防的形式愈见严密。后来，各街道之间，都设有闸栅，这些闸栅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一般都很坚固。材料的来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当时广州的一般街道，普遍设有这类闸栅，就象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这些闸栅就会加锁,禁止出入。 在“劳改犯杀人行凶”之类的流言传得最凶的期间，“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于是，不管好人坏人，不问究竟，被街道居民捉住则予打死。……不时可见尸体高挂电线杆，其状极为恐怖，使人触目惊心……。 街道联防期间，各街道打死的人，一些是流入广州的郊区及外县农民;一些是在广州无户籍，居无定所的流散青年，这部分人占大多数。其中也有一些有收容所出来的流散人口和一些组织劳动的人员，这些人大都被当作劳改犯。此外，当然也有一部分旗派和总派的成员。 该文是笔者至今所见对该事件描述最为贴近的文字，见书时距事发才三，四年。《孤魂》提到姚XX亲见文德路三个“劳改犯”死于街道联防闸栅之下，可为旁证。 “吊劳改犯”事件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突发事件，它的前因后果，脉络看来还是大体有迹可循的，至少它比不着边际的“阴谋论”要可信得多吧。由是，“突发论”成为民间和官方的共识。 笔者认为“突发论”虽看来好像有一定道理，却同样未能成立！
武斗大乱，犯人出逃，流言四起，民心恐慌，闸街自保，滥杀无辜…… 如此推论，表面上看起来合符逻辑，实际上证据不足，很多疑点无法解答。 任何人要对67年8月这一非常事件做出客观判断，都必须掌握当时的基本情况——起因，时间，范围，过程，当事人身份，死亡者身份以及死亡人数等。 现在文字数据完全阙如，笔者虽然作了一些采访调查，也远远未能说明问题。 1、事件起因扑朔迷离事件因“劳改犯”而起，地方志更明言八月十日收容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拒收83名偷渡人员，是导致“释放劳改犯”谣言不胫而走，第二天晚上爆发风潮的直接启因。但广州人一般都知道，被收容的流浪者和偷渡者并非劳改犯，即使当时确有为数不多的轻罪犯人跑了出来，事前事后也找不到任何一例这些人行凶犯案的事实（如有一定会大事宣扬）。可以说“劳改犯”和市民无冤无仇，何以市民会倍感威胁，产生失去理智的疯狂反应？如果只是突发的偶然事件，仅仅是以讹传讹的传言，导致的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吊劳改犯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广州，难道不值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认真研究？如果是有黑手操纵，预谋制造的谣言，幕后者实在太高明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将可能揭示广东文革史的另一层面。 2、前后时间模糊不清第一例死亡发生于何时？ 街道联防建立并设闸于何时？ 整个事件持续到何时？ 地方志说事件是在8月11日晚发生的，“自此，市民自发起来组织联防，在街道和一些马路口设置闸门。”为什么军管会8月11日值班日记提到那“商业局工作的市民”来电报称，前一天“群众联防”就已经打死了一些劳改犯?华师学生汤生龙的回忆也提到“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注十三） 到底第一例死亡发生在何时何地？是不是在街道联防建立以后？11日晚事件高潮时，街道联防都已经普遍存在了吗？有多少街道已经被闸起来了？ 就笔者所知，全市范围的联防建闸，肯定是在12日才开始的，但在此之前应该已有部分地区作了，前述姚xx的回忆谈到文德路案例，就可能发生在11日夜间，街闸已经建立并发挥作用以后。整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群体行为，和街道联防的状况有很大关系。 事件持续了多长时间目前也很难定论。 主要高潮发生在8月11日夜，应无疑义。 其后两三天还发生一定数量的死亡，笔者采访的沿江路和吉祥路案例，就可能发生在这段时间。 再后，估计还有零星案例发生，因为街闸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陆续拆除——只要居民自行执法，闸街宵禁，就可能滥杀。而且风潮也可能会向周边郊区蔓延。 3、区域范围有待确定尸体分布基本上遍布当时广州最繁华的地段。河南少，河北多；东区少，中轴线两边及往西广大区域最多。但整个范围到底有多大？既然远离市区的白鹤洞都有，其它郊区也都同样可能发生。如果无法看到当年的档案，唯有靠当年的目击者提供情况，否则无法勾勒出整个事件的全貌。 4、死亡人数各有说法 政府新编的地方志：“一夜之间数十人死亡”，只是一个大约数字，（没有交代数字来源，）而且不包括其后死亡的人数。 当年一个群众组织“批陶联东山分部”在其小报上报导的死亡六十七人，也同样仅仅是8-11“一夜之间”，且统计范围不详。（注十四） 前述黄意坚一百九十人左右的说法值得重视，这毕竟是目前唯一所见的当事人具体统计记录——据黄说是两拨人的分别统计，其中一拨还是公安专业人员。但这只是保存在黄的记忆中的数字，会不会有误？起码应该有当年直接参与统计的其它人出来作旁证。且黄称点算时间是十二号，当然也就不包括以后发生的了。 准确的数字肯定有！——也许在殡仪馆的记录和军管会（未公开）的档案里。如果始终无法看到这部分资料，唯有靠广泛调查，反复验证不同地区目击者的回忆，综合统计出一个大体可信的数字——看来最可靠的数字还是在市民脑中。 5、死者何人身份不明下面是叶曙明先生的一段采访——（注十五） 黄意坚：死的人是什么人？肯定不是广州市人。文化革命后很多年我还反复问，谁能够讲得出死的人是你们的街坊，你们的亲戚？我当时问过这么多中学生——当时全广州的中学生有一半是听我的话的，我叫他们去探听那些是什么人，结果没有人能讲得出死的是什么人。死那么多人，后来竟然没有下文的。 莫超海：也没有去追。上面没有组织去追。我们问过这件事，但没反应。群众中也没有人追。有些人被批被斗，送回农村，后来要求返回广州，他会千方百计找到我们。但这件事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是有所怀疑的。 这确实是非常离奇的事，要知道，当年任何人出门都必须要带“证明”——由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管辖机构开出的一纸身份证明，否则买不到车船票，也不能住宿旅馆，连留宿亲朋家都会被清查。乞丐离乡讨饭，尚且还要揣一张“大队证明”在怀里，该事件死了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身上就没有一点东西可以证明身份呢？（黄意坚当时那“两拨人”是怎么调查的？） 如果当年负责收尸的是军管会当局，今天还留存有记录吗？ 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广州市民，特别是精神病患。他们的家属和邻居应该站出为死者讨还公道！ 6、施暴者谁无法查究 当年的施暴者都是什么人？——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本文件资料，也没有任何有名有姓的具体指证。 不管被打死者何人，哪怕是罪大当殊的犯人，普通人都无权利自行执法——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私刑”都是极其愚昧，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犯罪行为。这是常识。何况这些人被追杀时既非现行犯，甚至连申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谁应该对当年的暴行负责？ ——上层黑手？没有证据。 ——群众组织？一再清查，证明无关。 ——广州市民？从前述的访查结果看，恐怕难脱干系！ 当年的目击者，广州人，除了“揾银”，难道你们的良知都已经泯灭了？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我都是当事人。我们每个广州人都应该为当年自己“置身事外”的沉默和麻木感到羞愧。 当年的施暴者，也许会庆幸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期，但道义和良心的谴责将伴随你终身！（姑隐其名）把当年的经过如实讲出来，卸下你心头罪孽的包袱，不失为可行的解脱途径。填补历史空白，协助查清历史真相，为后人留下教训，也是一件将功赎罪的善事。 当年的掌权人，垂垂老矣。此案为何该查不查？谁对犯案者网开一面？你们最有发言权。请不要将历史真相带进坟墓。 7、主政当局态度暧昧 我们知道，当年“破四旧”中打死人的红卫兵，批斗时整死斗争对象的骨干分子，以及武斗中杀了人的派别成员……等等，凡是文革中涉及暴力致人死亡者，事后无一例外都受到权力当局的反复清查。尽管惩罚处理的轻重可能因亲疏有别（对高干子弟等可能网开一面，重罪轻罚，不予深究），但相信每一非正常死亡个案都有调查记录存档。 “吊劳改犯”事件是广州文革死亡之最，没理由不查；涉案者众，如果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市民，也不难查。若黄意坚所言属实，当年主政当局“捂”的态度就太令人费解了。 朝代更迭，今日政府可以说和前朝冤案并无直接牵连，现在既然讲“以人为本”，就更没有理由回避历史。 8、“疯狂之夜”谜中之谜如果说整个“吊劳改犯”事件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神秘的八月十一日夜晚，更是谜中之谜。 八月十二日黎明降临时，遍布全城各地的尸体，说明夜里一定有一场非常疯狂，极其恐怖的大屠杀。 笔者最初采访黄意坚时，对他说从八月十二日就开始组织公安力量调查十一日晚的情形，结果一无所获（所以他才怀疑尸体是被人从外地搬来的），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笔者至今已经访问过四五十名目击者，竟然看到的都是十二日白天以后的种种，同样无任何人能提供十一日晚上的见闻。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蹊跷。（前述欧xx半夜值班时和孙乐宜同去验看死尸，有可能就是这天晚上，但欧的印象中却是一周以后的事。） 让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当晚打死将近两百人，每一群参与围堵追剿的人少则十个八个，多则几十，总数就会有好几千人。 是不是满城到处都有被追杀的人在拼命逃跑，躲藏，挣扎抵挡，哭喊哀号……？ 是不是满城到处都是举棒持矛，呐喊叫嚣的追兵？ 是不是满城彻夜都锣鼓喧天，杀声动地？…… 如果说，把一大批外地弄来的死尸，在夜深人静时静悄悄地散布在全城各处，是几不可能之事。那么，一个晚上突然有几千普通老百姓大张声势扑杀一两百个（？）大活人，事后竟找不出一个当事人，也没有一个目击者，这难道不是同样不可思议吗？ 没有证据，不管“阴谋论”还是“突发论”，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揭开悬谜的钥匙，就藏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那森森的长夜中…… 广州人，谁能告诉我真相？！
注一：黄意坚，原中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文革中曾是“中大八三一”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68年两派大联合后，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此段取自2006年5月笔者对其本人的访谈纪录。 注二：莫超海，工人。文革中曾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68年两派大联合后，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2006年5月，笔者为调查广州文革史曾访莫。 注三：李正天，原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文革中曾是著名旗派喉舌“红司呐喊”实际主持人，武斗期间一度任“红联”宣传部长。七四年和王希哲，陈一阳合写引起全国反响的大字报《民主与法制》，前后遭受长达十年的关押批斗。现在美院教书写作。笔者近年对其作多次访谈。 注四：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 注五：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广东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以下军管会日记同） 注六：《广州市志-大事记》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注七：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回忆。录自《华夏文摘》2006年6月26日508期，余汝信《施义之之冤与李震之死》。又见谢67年8月7日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讲话。 注八：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1967年8月7日注九：《红旗联委》第三，四起合刊，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转引自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十：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注十一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1967年8月11日注十二：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十三：汤生龙《大学岁月-21-武斗内战》http://www.zigui.org/author.php?id=21682注十四：同注九注十五：同注十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于芝加哥 （二零一二年七月重新整理时补充了关于劳改制度的一段文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