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作者：薛涌

来源：作者博客

海宽按：

这是薛涌先生2012年4月发表的文章。

薛说：“他（茅于轼）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茅说：“他们（反对茅的人）很可悲。他们太糊涂了，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他们太可怜了，太可悲了。没有一个科学的思维方法。”两个人的话，哪个更在理（plausible）一些呢？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不久前宣布授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这显示了美国保守主义对中国自由派的强力支持。茅于轼先生对此不胜欣慰：“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茅于轼先生对于打破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有着卓越的贡献，获得此奖当然是很可祝贺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自由派乃至茅于轼先生本人，在本土正面临着重大的信誉危机。左倾思潮近年来的影响有扩大之势，固然和死而不僵的传统左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自由主义者一味喊标语口号、以传统“阶级斗争”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理念，乃至对市场经济（特别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后果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频频用“雷人”的语言吸引眼球，使之丧失了公众信誉。许多对计划经济没有切肤之痛的年轻一代，面对泥沙俱下的现实惶惑不堪，最终把计划经济时代理想化、投入了左派的怀抱。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并非仅仅是左派的敌人，他们对最近几年左派思潮的崛起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

茅于轼先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他的雷人之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他曾说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等等。你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茅于轼的这些话引起不少公愤，中国的自由派们还似乎是生活在过去“阶级斗争”的时代，觉得茅于轼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手”，只有极左势力才会对之攻击。这种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态度，使他们难以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市场和自由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不管是茅于轼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许多言论，即使作为标语口号，也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比如，2009年茅于轼为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辞：“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一时搞得舆论鼎沸，至今此论的是非也没有得到澄清。从同情的立场为茅于轼辩护：他目睹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现实。那时商业被视为资本家巧取豪夺的手段，工人阶级则成了“领导阶级”，于是“劳动神圣”，做买卖成了犯罪。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重农抑商传统，人们对商业的敌意根深蒂固。他这样说，不过是要帮助社会摆脱马列教条，早一点接受市场经济的价值和理念而已。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极左势力的鼓噪。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市场的公正性问题。劳动创造财富，也并非是出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把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奉为自由和市场的“正宗”传统。这个传统的现代起点，大致可以说是1688-89年的“光荣革命”：来自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和玛丽应邀西渡英伦，赶走了大搞君主专制的詹姆斯二世而成为英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蓬勃崛起的工商势力。再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就发生了“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的现代社会。

在这一让人耳熟的故事背后，有一重大的革命性理念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理念的确立，不仅关乎现代市场秩序的生成，而且直接涉及到民主宪政中的自由。在“光荣革命”前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大体而言，托利党拥君保守，其社会基础是土地贵族。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还是根植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认为土地创造财富，商业不过是交换土地所生产的果实。辉格党则针锋相对，信奉洛克的理论，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人类的努力比土地更有价值。

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要知道，托利党人并非反对商业。比如东印度公司，一直就在托利党的羽翼之下。不过，因为他们把土地视为财富之本，即使经商，其着眼点也在于抢夺土地，然后建立垄断。市场经济就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我赢就是你输。毕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多拿了五十英亩，别人就少了五十英亩。辉格党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而劳动的潜力是无限的：人口可以增长，人可以更努力、更聪明。所以，市场竞争完全可以走出零和游戏，垄断则往往妨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资本，也一度成为辉格党人攻击的目标。

在政治上，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把土地封给贵族，从后者那里换取服务。所以，认定土地创造财富的托利党人，总对国王的赐予感恩戴德，非常尊王，进而认为老百姓没有权利抵抗君主专制。最保守的托利党人，甚至在“光荣革命”之后还认为詹姆斯二世仍然是合法国王，无人有权废除。劳动创造财富，则颠覆了托利党人的政治理念：既然财富来源于劳动，而劳动者又是老百姓，那么人民就成了国家的根基，就应该享受基本的宪政权利。自此之后，不管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理论演化得如何复杂，尊重劳动的传统，在西方自由主义中一直没有断绝。亚当.斯密就是位特别强调劳动价值、为劳工说话的经济学家。几年前，当茅于轼大谈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时，《时代》周刊几乎把中国工人奉为“年度风云人物”。可见，即使站在英美这种“正宗”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立场上看，如此看轻劳动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交换固然创造价值，但盲目崇拜交换，也属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解。辉格党人当年在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性的“交换”时特别指出：从印度进口的大量纺织品，不过是倒来倒去，破坏了英国纺织品的市场，使英国的劳动贬值，害远大于利。其实，即使在有强大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明清时代商品经济之发达也是有目共睹的，乃至以彭慕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把那时的江南和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摆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他们的一个基本谬误，是把前近代的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淆。资本主义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交换，还来自于资本革命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进而使劳动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有前途的话，就必须澄清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当今这样的转型期，和英国“光荣革命”时代颇有些可类比之处。当改革开放在中国起步时，土地、资源、资本，几乎无一样不是国有。中国的经济起飞，首先也在于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提升这种劳动的价值，保证伴随这种劳动而来的权利，是走向市场与自由的基础。当茅于轼看到文革时期中国人辛辛苦苦地挖防空洞时，自然会说：这是劳动呀。这样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呀。但他忘记了，当时也并非没有交换，比如供销社等等，但很难创造什么财富。当一个制度让劳动无法创造价值时，一个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不应该是“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而是去质疑这种制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毕竟，市场秩序最为优越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能够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茅于轼先生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最近他关于“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的言论，和他轻视劳动的观念也一脉相承。

人是劳动的动物。当我们连劳动也不尊重时，还谈什么尊重人的权利呢？评价一个思想家，最终还要看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于，公开倡导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这种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成为自由的旗帜。但愿“弗里德曼奖”不要把这面旗帜插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使人们对之的正常批评更难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