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事（4）

30. 家书抵万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乡下的时光，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上海家里和同学、朋友的来信，因而连见到邮递员都感到亲切，而邮 递员十天半月才能来一趟。记得给我们送信的 邮递员姓杨，三十多岁，瘦瘦的很精神。每当 “叮铃铃”声传来，就见老杨骑着绿色的飞鸽 自行车一脸灰尘地驶进屯子，手里举着一大迭信件，几乎全是知青们的。 知青便一拥而上， 收到信的同学喜滋滋地拆开就读，没有来信的 同学失望地站在一旁，眼巴巴的看别人读信。一些同学寄予希望地问老杨下一次送信能否早一点儿，老杨总是安慰大家，只要有信，他一天也不耽搁。其实，县邮局要好几天才往下面公社转一次信，老杨又是公社唯一的邮递员，不可能及时将信送到知青的手里。社员们对知青有那么多信甚是奇怪，你在读信也好，写信也好，他们喜欢凑在一旁看。 不识字的会说“读给俺们也听听，行吗？”由于许多农民一生都未读过或写过信，他们对信始终抱有好奇心，所以，藏匿、私拆知青信件的事情屡有发生。有一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喝茶，无意掀动炕席，见下面压着一封信，取出一看，信封上面竟写着我的名字，原来这封 信是我姐姐在四个月之前写来的，队长代收后竟忘了给我。见状队长并不动色，平静地说：“哦，信我看了，家里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似乎他对我很关心。还有一次，我收到家里一 封信，是老乡转交给我的，也已拆了封口。信 中提到为让我多写家信，特附邮票多少多少枚，可我里外搜了几遍，邮票毫无踪迹。 为藏匿、私拆信件事，知青以保护通讯自由，信件受法律保护为由，向大队、公社领导和上海慰问团多次反映，在上述有关领导的干 预下，藏匿、私拆信件的现象逐渐有所减少。对我来说，藏匿信件不全是坏事。如一个 女同学的姐姐给她写信，说东北太艰苦，要帮她调到安徽去插队，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问她意下如何。此信一直没有收到，掉转一事自然没有下落。这个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如果当初调走的话，就不会有我们的姻缘了。结婚后谈起此事，妻说若收到这封信，知道姐 姐要她调到安徽去的话，她肯定早就调走了。

 

31. 打牙祭　　　

那年月农民很苦，主食是用苞米面做的大饼子，副食是白菜、咸萝卜，偶尔做点鸡蛋炸酱那是待戚的菜。只有过年时，各家各户才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饺子，饺子在当地认为是最好吃的饭食，有句话道“坐着不如倒着，好吃 不如饺子”。大人苦点倒没什么，可怜的是小孩，饿了，手里捧一只冷大饼子，攥两根大葱，边吃边玩；馋了，卷一支“蛤蟆头”抽着（蛤蟆头，农民自产的一种烈性烟草），屯子里，连三岁小孩都会自己卷烟抽。夏天日子好过些，小孩们手里时常有只把茄子、辣椒和黄瓜等，一律生吃。每到有重体力农活时，如拔麦子，脱坯等，队里就会宰些牛啊羊的犒劳大家，打一顿牙祭，好有力气干活。记得一次宰了几只羊，老 钟家的和几个妇女忙了一上午，煮了两大锅酥烂酥烂的羊肉。社员们下工回来，闻着羊肉味就都扑了过去，一人一大碗，吃完还可以添，“唏里哗啦”一阵过后，锅锅见底。知青几乎一个也没吃，因为没有调料，羊又未处理干净 ，强烈的膻味早就将知青们的食欲撵得无影无踪。杀牛时好些，牛出肉多，往往各家都能分到几 斤，这样小孩也可以一起尝尝荤。不过牛是不敢轻易宰杀的，若不是老牛、伤牛宰杀后被大 队或公社知道了，队长要“吃不了兜着走”。春上缺草料，牲畜时有冻馁而死的，队长 便派人剥皮割肉，肉分给大家，皮留着硝鞭子。我们馋时，巴不得能多死几头，这种思想若是被队长知道了，真要把他给气昏头。牲畜除有冻馁而死的，还有病死的。按规定，病死的牲畜一律不得食用，要作焚烧或深埋处理，但往 往有偷吃病家畜的事发生。那年队里病死一匹 马，队长派人用大车运到屯子外埋了。第二天，人们下地干活路过，见埋的死马被狼刨了出来，并吃掉好大一块。有个社员拔出刀割下一块马肉，放在鼻子前闻闻说：“挺好的马肉，狼吃 了多可惜，回去也炖它一锅吃”。其他社员见 状纷纷上去，你一块我一块，不一会儿，只剩 下马的一副骨架了。

还是看场院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值完上半夜就睡觉了。朦胧中听得有人“呼拉呼拉”在吃什么，还吃得挺香。我披上棉袄下地一看，五六个人围在烧猪食的大锅旁，用筷子从锅里 捞东西吃，再看锅里，全是肉。这些人有队里 会计、更倌和打头的（“打头的”即生产组长的俗称，可以说是仅次于队长的“中层干部”） ，有人递给我一双筷子，说：“才炖烂，就想 叫醒你呢”。我高兴极了，伸筷挑出一大块肉 就往嘴里送。突然，我想他们是从哪儿弄来肉 的呢，还是问清为好。他们见我迟疑，笑道： “没事儿，俺们总吃这肉，从来也没得过病”。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白天死了一口猪，是阉后没有消毒好，得破伤风死的，队长再三嘱咐不得偷吃这死猪肉，他们还是弄来偷着煮了。弄 清猪肉的来历，我一阵恶心，食欲也早到“爪 哇国”去了。由于长期不吃肉，馋得要命，实在没有肉吃,大家便想把那只狗给勒了。

那是只无主的狗，常常悄悄溜进知青外屋 的灶台上偷东西吃，吃东西不要紧，它还经常 半夜跑进来，“吧嗒吧嗒”啃锅里的东西，知青起夜上厕所常常被吓得半死，还以为是狼进 来呢。勒了它，一是免得再受惊吓，二是打打牙祭。说干就干，小毛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准备好绳子，只等那只倒霉的狗到来。一天中午，那只狗在知青的屋外转来转去，小毛手里拿只大饼子，掰一点扔给它，它一口就吞了下去，渐渐它和小毛近乎起来，小毛一边喂它，一边将绳子套上了它的脖子。狗被牵到了一棵树下，小毛把绳子扔过一枝大树杈，使劲一拽， 那狗嗷地一声悬在了空中，只见它四个爪子乱蹬一气，拼命地挣扎。小毛怕一人拽不住，急 得直喊“快来帮帮我，快来呀”，我们几个赶紧过去想伸手，只听“啪”地一声，绳子断了，那狗摔在地上，打了个滚飞也似地逃跑了。原来小毛用来套狗的绳子是本不结实的草绳。都说“狗改不了吃屎”，那只大难不死的 狗后来还是中了小毛的圈套，终于被煮得烂烂的端上了我们的餐桌，全体知青痛痛快快大嚼一顿，总算对肚皮有了一个交代。

32. 另一帮上海人 　　

放马时间长了，尽管草原还是那么美，鸟 儿叫的还是那么好听，可是孤独实在令人难熬。多么希望远处有村庄，有人家啊！ 一日风大，马儿喜欢顺风吃草，一边吃一 边往前走，我也不经意地随着马儿走啊走啊，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陌生地方。远远望去北方隐隐约约有个屯子，在天与草原之间似虚幻的海市蜃楼一般。我喜出望外地驱赶着马群朝那个方向走去。话说“望山跑死马”，那个屯子离 得也不近，赶着马群我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方走近屯子。

我把马儿安顿好，进得屯子。屯子里静悄悄的，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我找到这个屯的队房，喝了一通水，再往前走，见到一座院子，院墙门旁的牌子上写着“种畜站”，听得里面好象有动静便走了进去。第一 眼就见到一匹高头大马，足有我一个半人高，此马膘肥体壮，枣栗色的鬃毛闪亮闪亮的无一点儿杂色。它简直棒极了，比起我的“坐骑”不知要威风多少倍。正当我细细观赏的时候， 身后有人说话了：“干啥的，打哪儿来？”，回头只见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笑吟吟地看着我 ，看得出来，他对我欣赏他的马很是高兴。我回答他说是沈家的，放马的。他一听更高兴了，说他也是沈家的，姓阎，是种畜站的农技员。 还告诉我这个屯叫洪福村，属向阳公社另一个大队。他听出我是上海人，告诉说这个屯子也有不少上海知青，等一会儿收工了他领我到集体户去。中午收工了，我来到上海知青集体户。他们正忙着摆桌子要吃饭，听老阎说来客人了， 都惊异地看着我，似乎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 历有所不解。当他们知道我是沈家的上海知青后，马上表现得非常热情，马上邀我一起吃饭，说早听说沈家屯有上海知青，一直想走动走动，没想到你们先来了。接下来互相介绍自己是上 海哪个区哪个学校的，认识对方学校的某某、 某某等等，说来大家还是一列火车送来的呢，更觉亲热了。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用大黄米（ 糜子轧的米称大黄米，性黏）做的黏米饭，虽然没有下饭的菜，但他们特意在我黄澄澄的饭里拌了好多上海带来的白糖，十分好吃。放马 这么多天，我天天啃大饼子，嚼咸萝卜条，吃 得直烧心，没想到能吃到这般好东西，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不忘。

我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打量这个知青的窝，只能说是窝，因为它乱得一蹋糊涂。炕上的被 子、衣服胡乱地堆着，地下的脚盆里浸着昨天 的洗脚毛巾，锅台上的饭盆里尽是吃剩的大饼子，已经放了好些天了也不倒，箱子盖上还有酒瓶、罐头盒之类。再看看这些知青们，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一个个吃饱之后，往炕上一躺， 叼起香烟，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说下午不出 工了，太累太累云云。交谈是杂乱无章的，牢骚不少，有一点我颇有同感，即出发之前，来接我们的双辽县代表----那个衣冠楚楚的中年干部讲的那番话。他在所谓的骨干分子座谈会上，把双辽说得怎么怎么好：吃有大米，住有楼房，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想到现实与他吹的反差如此之大，大家一致痛骂他是骗子，也许他吃的是大米，他住的是楼房。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模样如此正经的人，撒起谎来那样的从容，心不慌，脸不红。谈起前途，大家不免心内凄惶，有人唱起了忧郁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在这凄凉的歌声中，我告别了这群同样生活在草原上的另一帮上海人，继续放我的马去了。 　　 　

33. 看瓜，又是一个好活儿

东北的夏天，虽不象上海那么暑气蒸人，但在骄阳底下干活的确是够受的，在地里一天晒下来犹如脱层皮。也许是放马有功，队长没让我下地，派我一个人人羡慕的好活－－看瓜。

瓜地里有西瓜、香瓜、黄瓜以及西红柿等等，由于东北春天开化的晚，所以这些瓜果种 的也晚，当上海瓜果已快落市的时候，这儿刚 刚开始成熟，尚未成熟的瓜地是不用看的，没有人会去偷，而快要熟的时候没人看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别的，就各屯的马倌牛倌、猪倌羊倌的能量，足以将瓜果啃光、搬光。和我一起看瓜的是老刘家二大爷，看模样约有六十岁，尖尖的下巴，留了一撮山羊胡。他的绰号叫“老刘二哨”，想必是屯子里“哨”的高手吧。第一天，他就对我说：“你年纪经，多照应点，晚上我就不去瓜地了”。本来我们 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降此重任予我，岂敢不受。白天，老刘二与我一起在瓜地里压秧卡尖（为防止瓜秧疯长而采取的一 种措施），一到晚上，天还没黑他就急急回屯去了，留下我一人孤伶伶地守在远离屯子的瓜窝棚里。

瓜地离屯子按说也不远，不到二里地，只是要经过一处废墟，那是沈家屯旧址，此时尚存破墙残垣。据说这儿闹过鬼，因此老刘二晚 上不敢到瓜地去。我自诩为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可晚上经过那死一般寂静的废墟时， 头发还是直往上竖，开始几天，真想随大帮下地干活儿，不看这瓜了。后来习惯了也就罢了。瓜窝棚是用茅草搭的，倒也严实，不透风 不透雨，只是门太呆板，关不紧。白天，待在窝棚里很舒服，凉凉快快的，想睡就睡上一觉，无聊了出去转上一圈，欣赏地里翠绿翠绿的瓜蔓儿和远处墙一般高的青纱帐，（高杆庄稼长成以后，俗称青纱帐）那里苞米已经吐缨，高粱也在灌浆，一派丰收景象。此时我的心情可 以说好得不能再好了，似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那时我写给上海家人的信上就是这么说的。那段日子我很快活，简直就是在养尊处优，这是在大田里干活的人想都不敢想的。黄瓜长成了，一根根鲜嫩鲜嫩地在蔓儿上垂了下来；西红柿也一个个红了半边脸，象上了一层釉采；香瓜、西瓜虽然未熟，但已长足了个儿，圆圆鼓鼓的躺了一地。来瓜地的人开始多了，剜野菜的，割羊草的，转来转去在 瓜地旁蹭，说不准什么时候摘一个就走。屯子 里的半拉子们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你搭讪，地那头早有人下手了，用上海话讲他们是连档 模子。常常发现留种的瓜果不知不觉就失踪了，一些老刘二自己看好，想等太阳再晒上几天后 享用的瓜果也不知悄悄饱了谁的口福。时常有 一些小嘎（男孩）和小丫头们到瓜地来，围着我左一声“哥”右一声“哥”地要瓜吃，弄的我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知青小毛更是棋高一着，借给我送饭之机，也不管我答不答应摘了就嚼，临走还要揣上两根黄瓜。起初，我是一只瓜也不敢吃的，即使再渴 再馋。一是怕辜负队长的信任，二是怕给吃光了，你想呀，如果熟一只吃一只，那瓜还能剩下吗？一次我斗胆摘了一根黄瓜吃了，以后就 一直担心老刘二到那棵瓜秧那儿去，我觉得摘去一根黄瓜后，那地方空出一大块空间，十分扎眼，老刘二准会问：“那根黄瓜刚才还在，怎么转眼就没了”。终于，老刘二亲口对我讲了看瓜的吃瓜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不吃白不吃的一番话，使我心里的石头掉了下来。从此，我每日随意享用一些香瓜、西瓜、黄瓜和西红柿。有一种叫灰鼠子的香瓜，又甜又香， 而且水份特别足，我最爱吃，一顿大啖数只， 痛快之极，甚至连饭都可以不吃。那些日子， 连拉出来的都是尚未消化的瓜籽和西红柿皮。

分瓜或分西红柿的时候，瓜地最为热闹 各家的人带着盆呀篮呀陆续来取自家的那份。 瓜果是一早就已摘好了的，只要按各家的劳力数分配就是，钱并不用收，记下帐秋后扣工分。我紧张地过称、记帐，每每忙得满头大汗，但心里很痛快。似乎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分瓜的时候大家可以在瓜地随便吃。于是乎，取瓜果的无论男女老少， 都把肚子撑得鼓鼓的，端着捧着自己家的那份回去了。全分完之后，窝棚前的那块空场上，一片狼藉，到处是西瓜皮、西瓜籽，还有砸开后没吃的生瓜。我要把它们全部打扫干净，还要仔细留下饱满的西瓜籽，好明年再种。就这样，我一直在瓜地看到下霜，等最后一批西红柿分完之后，便随大帮收割庄稼去了。

34. 秋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东北秋高 气爽之际，正是“高粱红，大豆香”之时。那田野上随风摇曳起伏的是火红的高粱，黄灿灿的谷子，更有那望不到尽头的大豆、玉米。队里家家户户都已磨快了镰刀，只等队长一声令下－－开镰。丰收给人们带来喜悦，一年的辛 劳得到了回报，然而割地是个十分累人的活儿，它的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吃力的是必须弯腰。割地还是个技术活，好手往往割得又快又干净，孬手则手忙脚乱，扑腾一地。知青一般只能割谷子、大豆及荞麦，这些作物的杆茎较细，易割，不象高粱苞米那么粗，一刀难以斫断。东北的秋天，早上已有重重的霜冻了，放眼望去，庄稼象披了一层银色的铠甲，手抓上 去冰凉冰凉。大豆和荞麦成熟之后，一个极易裂荚，一个极易落籽，必须乘一早霜重时收割，等到太阳晒干了再割的话，手一碰大豆和荞麦，就会落在地里。第一年，我们没经验，手被豆荚扎得生疼，甚至还扎出血来。一天下来，地没割多少，腰都快累断了，队长却笑我们熊包、饭桶。渐渐地熟练了，个别知青甚至敢和老乡较量。我却觉得自己不行，头一天割地，一镰刀下去，就砍到了脚上，鞋子、袜子都砍破了，幸好没伤着皮肉。 大豆和荞麦割下后可以散放在地里，而谷子却不然，它必须捆成小捆，捆谷子绝对是技术活。先是割一把谷子，一头略微拧一下打个结，这个结既非死结又非活结，只能说是一个特殊的结，然后将另一头一分为二，这就算做成了一个“要子”，用于捆扎。上述这些动作都是一瞬间连贯完成的，割地的快慢就在于“打要”的速度如何了。十来天的秋收，高粱苞米割了，大豆荞麦割了，谷子糜子割了，庄稼被一马车一马车拉回了屯子，这叫做拉地。拉地最轻松，大家在地里把马车装得高高的，然后坐在上面摇摇晃 晃往屯子里去。一路上，知青们就唱着歌：“ 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哎，一挂大车下了岗哎…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唱得十分起劲。年青人就是活泼，此时已忘了一天劳动的疲惫，也不在乎一身的灰尘、草屑和汗泥。庄稼全拉回去后，堆放在场院里，打场就要开始了。 　

35. 冬日的场院

秋粮上场之后，农活便不多了，主要是积肥和打粮，场院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此时的活 计有脱粒、场扬、晒谷、装包等等，只要天好， 场院里就聚满了人。人聚在一起，一边劳动一 边说笑，有打情骂俏的，有起“哨”斗嘴的，有吆喝牲口的，有较力起哄的，整个场院人声鼎沸。我们知青也喜欢这个时候，活儿不是很 累，收工又早，说说笑笑一天很轻松。场院是队里最重要的地方，里面堆放着大 家一年的劳动果实，队里规定，除进去干活外， 一律不准随意入内，不怕别的，唯怕失火。因 此，夜幕降临之后，场院就一片死寂，无有一点声息。参差的谷堆伫立在黑暗中，像座座巨大的金刚，很是吓人。然而大雪之后，场院又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场院被雪覆盖，只见起伏 的轮廓，月光下，静静的场院就象酣睡的少女，洁白纯净，妩媚动人。庄稼收割完之后，队长又派我一个好活： 看场院----一个轻松而又孤独的活儿。
 　 白天，我百般无聊地看社员们忙活，只要管住小孩和鸡鸭猪狗，不让进场院即可。高兴时伸把手，扬扬谷子扫扫地。到晚间，我和老 李会计睡在队房里，每夜轮流到场院里转几圈，或他上半夜，或我上半夜。有时我值上半夜， 等到换班的时候，这老李会计打着雷一般的呼噜，怎么喊也喊不醒，我只好替他值班。白天场院里充满生气，过得好快，夜晚死气沉沉，加上东北的夜特别长，实在难熬。上半夜还可 以，先是队里有会，东拉西扯开到九、十点钟之后队干部、会计等留下，或炒点儿葵花籽，或煮点儿土豆，吃吃谈谈拖到半夜。当时，这就是队干部的特权了，我自然跟着借光。到了下半夜，人又困又乏，怎么盼天就是不亮。黑古隆洞的，谷堆里就是藏多少人也看不出来。月黑天进场院巡查，没有胆子不行，里面 一次半夜里，我拿着手电筒，攥着钢叉，进里面巡查，一切悄无声息。再往深处走，忽然听到有“哼哼”声，仿佛。在呻吟，我顿时紧张起来，把手电灭了，攥紧钢叉慢慢走过去。“哼哼”声是西北角传来的，我贴着草垛，一步一步轻轻地挪，生怕惊动了什么。突然，身旁“哗”一声，随即两个草垛之间一阵劈里啪啦，再接着只见“嗷嗷”声中窜出条黑影，左冲右突，朝院墙狂奔。我冷汗都吓出来了，急急打开手电照去，原来劈里啪啦的是惊飞的 麻雀，我打搅了它们的美梦，“嗷嗷”叫的是队里的大公猪，是它一边偷吃玉米一边“哼哼” 的。大公猪在前面拼命地逃，我在后面紧紧地撵，眼看到了墙跟，看它还能往哪儿跑，我要惩罚这只偷嘴的畜生：它差点儿吓死我。出人意料的是这只大公猪在墙跟下一跃而起，越 过 院墙没影了。我目瞪口呆，猪能有这等身手， 好生了得，我也算长了一次见识。

36. 送公粮 　　

粮食打下以后，按规定要卖给国家。那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出的收购价低得可怜，但生产队必须按上级定的指标将粮食送缴国家粮库，而不能考虑口粮是否留足。如果口粮不足，到时再由国家返销给生产队，即吃“返销粮”。当时，吃返销粮是体现政府关心农民的一个具 体政策，也是农业生产未搞好的标志，因此， 哪个生产队吃返销粮，队长是很没有面子的。而公粮缴得多的生产队，则会树为“学大寨” 的模范，队长有可能作为典型四处“讲用”， 很是风光。在“以粮为纲”的彼时，农业未见起色，却形式主义盛行，缴公粮讲究人欢马叫，轰轰 烈烈。县里将缴粮时间规定在短短几天，迫使 各公社、大队、小队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将粮食送到粮库，造成一个浩浩荡荡，踊跃缴粮的 气氛。我们屯的指定缴粮点是茂林粮库，顺利 的话马车一天可打个来回。知青们见县道上送 粮车队一挂接一挂，赶车的，押车的威风凛凛地坐在车上急驰而去，好不神气，羡慕的不得 了，纷纷要求去押车，认为押车既不费气力， 又可到茂林散散心。队长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知 青的要求，说道：“晚上装车，明儿个一早出发，别起晚了。”那天早上四点不到，车老板已套好了车， 黑暗中，四挂大车，十二匹马，八个人，整装待发。打头的鞭子一甩，马儿打着响鼻，抖擞精神，奋力拉直绳套，四挂大车载着沉重的玉米，碾着厚厚的积雪，朝茂林进发。我坐在第 二辆马车柔软的粮袋上，头顶狐狸皮帽子（为押车特意向老乡借的），嘴上戴个大口罩（那 时各地城市极为流行），身裹上海穿来的黄棉 袄黄棉裤，脚蹬黑胶皮鞋，（这些可是我力所能及的“全副武装”），很是舒服。天刚放亮， 车队已经行进在县道上了。清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将草原上的雪照得耀眼，哗哗 的马铃伴着踢踏的马蹄声，随车有节律地摇曳。 眼前是一片似涂了银的世界，我不禁　心荡漾， 放开喉咙唱起来：“大鞭子一呀甩嘎嘎地响哎，七挂大车下了岗哎，今年咱送公粮排了那个头一行哎……”

东北的冬天，不比江南，尽管日头再好， 气温还是在零下二三十度，土筑的县道冻得绷 硬绷硬，赛过水泥。拉车的马蒸腾出的汗水凝结在鬃毛上，使无论青马、棕马都成了白马。我和车老板的眉毛和胡子上也结了霜，成了白眉毛白胡子的老人。原先舒舒服服的感觉早已消失，棉衣、皮帽穿戴在身上犹如纸做的一般，严寒穿透我的“武装”，直刺肌肤。我在车上缩成一团，车老板见状对我说：“怎么，想冻成冰棍？还不下车跑跑。”说着，“吁”一声将车停下，我想下车，两条腿却不听话，毫无知觉，竟冻麻木了。好大一会儿，在车老板的 扶持下，我才下得地上，一瘸一瘸随车慢慢行进。待得腿能自如了，随车跑上一小会儿，身上渐渐有了热乎气。车老板说：“这冷天不能 老坐在车上，要冻死人的，你得跑一会儿，坐一会儿，”到茂林有四十五公里，其中一半路 我是跑着去的。回头想想队长如此痛快答应让我们押车，原来这活儿并不轻松。车到茂林，粮库已是进不去了，长长的马车队伍排了满街，我们的四挂车只好跟着排队。什么时候能把粮食缴上那是没准儿的，打头的让我们先去吃饭，约好吃完饭在粮库门口等。我们四个知青便去寻觅饭店，想找到饭店后好吃一顿，喝点水解解乏。茂林镇本来不大， 好 没有几家饭店，送粮大军汇集在这儿，使吃饭成了难题，镇上所有的四个饭店我们都看了，个个挤得要命。我们来到镇中的一个饭店，见买票的地方要排长长的队，端饭端菜的地方也要排长长的队，如果喝酒，还要排长长的队。饭店大都是低矮的平房，由于天冷，门窗都堵得严严实实，里面的酒味、蒜味、烟味加上蒸汽搅浑在一起，直扑你的鼻子，呛得直想呕吐。只见买票处的人挤成一堆，一个个将手伸得老长老长，都快碰到女服务员的鼻子了。女服务员板着个脸，把抽屉一关，柳眉倒竖，训道：“干啥，想抢啊！不卖了，都给我出去。”手伸得长长的人们只好乖乖地将手缩回来。端饭端菜处更是热闹非凡，一个小小的窗口用于往 外发饭发菜，顾客手里举着各种小票，有大米饭高粱米饭的，有斤饼水饺的，有冷盘炒菜的。发货的服务员骂骂咧咧，吃饭的顾客唯唯诺诺， 七八只粗手从狭窄的窗口抢一般夺出菜呀饭的，在人丛中磕磕碰碰，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

饭店服务员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 他们掌握着打菜量多量少、先打后打的大权，熟人可以多打而且不用排队；不顺眼的少打不 算还要挨叱。还因为提倡“自我服务”，顾客 必须自己动手端菜端饭，否则有“贪图资产阶级享受思想“之嫌，所以，饭店服务员大都有点儿架子，动辄训人，我们排了约一个小时队，才将吃的弄出来 。 也不过洋葱炒肉片、干豆腐炒肉片和海带炒土 豆丝。由于那时农副业都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所以物质匮乏，副食品特别是肉的供应十分紧张，所谓炒肉片不过是在素菜里加几片不足蚕豆大的肉皮，肥膘而已。我们四人就着几个炒菜，喝了六两烈性的地瓜烧，连菜带饭 将肚子填了个饱。一旁有“折摞”的（东北称捡人家残羹剩饭吃为“折摞”），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希望碗碟里能给他剩点儿什么。反正已酒饱饭足，我站起来招招手，让他过来接班，打扫战场。我们四人涨红着脸钻出饭店，我 觉得脚就象踩在棉花上，显然是不胜酒力。经外面的新鲜空气一吹，想起应该赶快到粮库去， 此时已下午两点多了。远远地就见粮库墙跟儿蹲着几个人，正是打头的和三个车老板，每人一手抓斤饼，一手握大葱，吃得正欢。见我们回来，打头问：“ 上哪儿下馆子啦？你们上海人有钱也不请请我 们。”我们正不好意思，他又说：“反正今天是缴不上了，晚上再请吧，你们去找个店，今晚在茂林打尖（“打尖”系赶车人的行话，意 即住宿、过夜）。”一打听，说是粮库满了，运粮的车皮又跟不上，只好等明天有了车皮再 收。我们四个听令便去找店。我们去得早，大车店还空着呢，赶紧登记 好八个人的铺位，每人每宿付两角五分钱，有热水，还免费照看马车，但草料自带。

办完事，我们几个就到街上遛哒，自从上次经茂林后还没有来过呢。街上有几家商店，也是低矮的平房，小得可怜，都没有陈列商品的橱窗，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掀开帘子进到里面，先闻到一股煤烟味，定睛之后便见一铁炉子置于店中央，长长的铁烟囱拐几拐从窗子伸了出去，这炉子是必备之物，否则屋里也要结冰。一个营业员守着炉子在烤火，有人进来连头也不抬。但见数只柜台一字排开，里面商品寥寥无几，有的柜台索性空空如也。无怪乎营业员如此懒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商店已无逛头，见一土屋门外挂着“茂林 镇卫生院”牌子，就想进去看看。踏进外屋，中央照例是取暖的铁炉子，炉子旁有一办公桌，一个穿白褂的中年女医生坐在那儿写什么，见我们进来，便问：“瞧病吗？”“不瞧病，随便看看”我们答道。女医生疑惑地看着我们几个，突然说：“噢，你们是上海人，里面有个医生也是上海人，就在里面呢。”她指了指通往里屋的门。见有老乡在这儿当医生，我们似发现了新大陆，自然要会一会。到了里屋，见一个高个的男医生正在为病人作检查，他大约在二十七八岁上下。白大褂里面露出绒线衫高高的翻领，这在当时的上海比较流行。稍候，他检查结束写毕病例，便邀我们坐下。我们很好奇地问他怎么会到这如此偏远的小镇当医生，问他住什么样的房子，问他来这儿几年了，习惯不习惯，等等。他笑不作答，只是问我们是上海哪个区的，哪个学校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又问我们插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这个上海 医生似大哥哥般地和我们交谈，很是亲切，说以后如果谁有病可以来找他，但对我们的疑问 一概回避。当时我们觉得有点儿怪，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架子，有点儿高不可攀。分手时我们客客气气地告别，也没有问他的名字，以后再也未见到这个服务于艰苦草原的上海医生。

晚上该请客了，我们领着打头的几个，从镇头到镇尾，没找到一家卖酒的，甚至连卖细粮的都没有。原来，饭店的酒和细粮食品都有一定的计划，卖完再不增加，中午生意好，晚上自然无货供应。于是，我们买了两瓶北京出的啤酒和两瓶色酒（当地称果酒类为色酒），一大包白煮马肝，外加几斤油炸果子（东北的 一种食品，用高粱米面加上佐料，做成汤团大小放入油锅里炸成，外观似肉圆），兴冲冲赶回大车店。此时的大车店，已是人声鼎沸，院子里，过夜的马车停得满满的，卸却绳套的马匹有的 在地上打着滚，舒展筋骨，有的在饮水吃料，满意地喷着响鼻。屋内一铺大炕，足可睡四五 十人，先到的人已经光着膀子，坐在热炕上捉 虱子。炕头被几个蒙古汉子占据，他们盘着腿 摆出架式，兴致十足地在喝高粱酒，炕上铺了 几张油纸，上面放着羊头猪爪马肝之类。他们 边吃边大声交谈，用的是蒙语，半天我们一句 也未听懂。在他们下首，我们也摆开了“酒席”，虽简单了点儿，却也管饱。打头说啤酒是“ 马尿”，喝着没劲，色酒甜得腻人，扫兴，让我问问店里有没有白酒。幸好，店里新到散装 白酒，我用自带的军用水壶灌了满满一下子，才一块多钱。打头的和几个车老板喝白酒，我 们几个喝啤酒和色酒，各得其所。正喝着，那 几个蒙古汉子朝我们直招手，嘴里还哇哇叫， 从手势看，是要我们过去一起喝。草原上的人 喝酒喜欢热闹，只要有酒，人越多越好。打头 见状说：“堆儿也好，他们菜多。”说着，将酒菜一挪，就合在一块儿了。我挨着一个蒙古汉子，直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冲鼻的气味，熏得我近乎窒息，此时即使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再见其他三个，和我一样，摒吸蹙眉在作痛苦 状。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起身说吃好了，想就 此避一避这气味，但蒙古汉子不允，起身拦住 我们，面有愠色。打头的赶紧起来说：“他们 的……上海的……，不会……不会的……。”话语间还夹了些不正宗的蒙语。蒙古汉子似乎明白了，笑道：“上海的，可以可以……。”打头的觉得有点儿不过意，让我们每人喝了一口蒙古人喝的酒，那酒进肚，犹如吞进一股火， 顺着嗓子眼就烧了下去，烧得我们一个个呲牙咧嘴，他们见到这般，哈哈大笑。

第二天早起，漫天大雪。粮食总算缴上，四挂马车轻载而归，只是更苦了我们，坐在车 上冻得慌，下车跑又跟不上飞快的马车，踩着厚厚的积雪如何跑得动。车老板见我们的狼狈相，揶揄道：“慢慢走吧，明儿个怎么也到家了。”说着一扬鞭，马车飞也似地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等我们气喘吁吁，边走边骂地走上半天，却见马车停在路旁，四个老板围着火，正看着我们乐呢。打头的喊：“快来烤烤火，吃点儿东西。”随即将已烤热乎的大饼子塞给我们。那大饼子真香，等肚子吃饱，歇过来乏， 我们的气也消了。 　 老乡有老乡们的幽默方法。　

37. 蹩脚的骑手

我许是天生喜爱马，特别愿意与马打交道，见到队里的一些小伙子策马飞驰，做出百般惊险动作，羡慕不已，恨不能也象他们一样骑上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这些小伙子骑的都是光背马，即不备马鞍、脚蹬的马，这种骑法没有一定功夫可不敢照量。再说马有好劣之分，如果碰到“缩膛马”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所谓“缩膛马”就是一种胆子极小的马，它常常在急驰中，因疑心前方有危险突然站住，而惯性会 将骑手摔出好远，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队里的役马较为温顺，轻易不会发脾气，但役马耕田拉车很是辛苦，队里舍不得让人骑。一次打头的让我把一匹大青马牵到地里拉犁，那块地距屯子足有八里路，我想牵着走多慢啊，学学骑马，还省得走路，岂不一举两得。那时乍到乡下，不知就里，我翻身就上了马，谁知这匹马够老实的，叫走就走，叫跑就跑，我好不得意。到得地头，知青们见我骑着高头大马 来了，十分羡慕，特别是女同学们指指点点更 使我有点飘飘然。万万没料到打头的－－那个粗壮的蒙古汉子，他黑着脸，操起一杆大鞭朝我就是一鞭，只听“啪”一声脆响，那鞭梢贴着我鼻尖上的汗毛就过去了，吓得我闭上眼睛一动不敢动。他骂道：“犊子玩意儿，你是想吃马肉怎么的？”这打头的是队里第一暴躁脾气，鞭子甩得又好，指哪打哪准极了。今天他是心疼马冲我发脾气，并不是真要打我，若要真想打我，我的鼻子早就被鞭子劈成两瓣了。 

由于放马，我骑马的机会比其他知青多，但因骑术不高，从马上栽下来的次数也比别人多，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次。一天放牧归来，遇到队里打草的几个小伙子，他们取笑我骑了一匹又老又瘦的驽马，说我骑的是“耙犁架子” ，意即这马只剩骨头了。被他们一笑，我顿时 觉得自己成了唐吉珂德。下得马来，我指着马群说：“随便挑一匹，我骑给你们看”。一个小伙子指着一匹枣红马说：“就是它，你骑”。 这匹三岁牙口的儿马子我早就想试试，今天就 骑给他们瞧瞧。我贴到马的身子旁，用手给它 梳梳鬃毛，挠挠痒，它也温顺地掉过头，想用 脑袋蹭蹭我。没问题，它很友好。我拽着长长 的鬃毛一跃就上了马，它并没有像电影里拍的 那样乱蹦乱跳，而是站着没什么表示，我挺直 了身子，对那几个小伙子说：“怎么样？”由 于没有缰绳，我就拽着鬃毛，两腿一夹，喝声“驾”，想让它奔跑。但就这一夹一喝，那马 猛地往前一蹿，撒开四蹄尥了起来，它一边奔跑、跳跃，一边扭动身子并尥撅子，我在马上 颠得五脏六肺都快出来了。马又无缰绳、嚼子 （约束马的一种马具），我无抓无挠的，被马 一个撅子颠到空中，然后四肢张开，脸朝下 眼见得绿绿的青草迎着我，摔了一个“狗吃屎” 。这是我第一从马上摔下来，摔得实在，摔得应该。因为还没有驯服的马，人称生马，就连当地牧民都不敢骑，我挨摔岂不是自找的吗。

第二次坠马是在屯子里。那天中午，我托邻屯的小马倌照管我的马群，我则骑他的“坐骑”回屯里吃饭。借的那匹马是当地出名的“走马”，极善于奔跑，个头不高，却四腿细长，跑起来又快又稳。吃饭时，我怕马圈里的马嫌生咬它，就把它拴在队房外的马桩上，吃完饭， 解开缰绳我骑上就要走，知青们过来央我让他 们过过瘾，我就牵着缰绳，让他们一个一个骑上去，转上一圈。见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我 很好笑，嘴里说“没什么，不要怕”，心里想 “真苯”。等他们过完瘾，我飞跃上马，抖抖缰绳，双腿一夹，马踏起碎步。我先在队房前 转了几圈，想想他们刚才那个样子，觉得自己 着实威风，索性腿上用力，马便象上膛的子弹飞奔起来。到得屯子中央，我要回到草原去，应该拽左缰使马往西走，为平衡离心力，我的身子也向左偏去。突然，马头一犟，它强行向右－－它的老家方向拐了过去，往下栽，幸好腿还夹得紧，我就双手搂着马的失去重心的我一头便脖子，尽量不使自己掉下去。马本没鞍子，光溜溜的马背滑得很，重心已偏的下半身不久就挂了下来，这样，我双手搂着马脖子，下身拖在地上被奔跑的马拉着急驰。只要我松手，就会被马的铁蹄踩死，当时我只听到同学们的惊呼声，脑子一片空白。危急之中，那马突然一跃腾空而起，我手一滑，掉了下去，我下意识地用一只胳膊护着头，只见巨大的马腹从我身上跃过，一只后蹄碰到了我的胳膊肘。蹄声“嗒嗒”，马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我摔在一洼水塘里，浑身尽湿。爬起来看看自己上下，除胳膊肘碰破有点儿出血，一切完好无损。许是水塘救了我，也许是马不想伤我。等我抬起头，只见井台旁那么多男男女女在看着我，包括我的知青同学们。　 

我最后一次坠马是与马一起倒下的，应该说是人仰马翻，是最危险的一次。那年冬天，茫茫白雪遮盖住大地，地也冻得如同石头一般。一天，队里的小羊倌放丢了几只羊，队长命我骑马去寻。天已将黑，我骑上一匹黄骠马急急往屯子北方向寻去。大约走了有二里地，平时极老实的黄骠马驻足不肯往前走了。我用腿夹它，用手拍它，大声吆喝它均无济于事，它似钉住了一样。我正骑在马上一筹莫展，黄骠马却转过身子朝来的方向跑了起来，我勒紧缰绳，硬是掉过马头，它却就地绕一个圈，又朝着屯子飞奔。黄骠马疯也似地跑着，前面就是屯子了，我知道一进屯的拐弯处有一口水井，井台四周结了厚厚的冰，形同日本的富士山，井口犹如火山口，那里人行尚须小心翼翼，这马蹄下面钉着铁掌，没有不摔的。我心里琢磨无论如何也得让马停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不等我想完，马已到了井旁。黄骠马若是人的话，到了井旁的拐弯处，就会放慢脚步，拣没有冰的地方落脚，可它哪儿会这么想，依旧雄纠纠气昂昂地大踏步地跨上了“富士山”，只听“哗…扑通”一声，马带着我滑倒了。我朝着井口方向，黄骠马略偏一点，我们一起滑了有几丈远才停住。马支起前腿想站起来，但蹄子不停地打着滑，直到刨出个冰坑才站了起来，我则急忙爬起检查它是否摔坏了哪儿。在农村，马若是受伤，特别是骨头受伤，就等于废了，只能宰杀。今天如果废了黄骠马，明天队里不开会斗争我才怪呢。 幸好，人马无恙，我看着深不见底的水井，一阵阵后怕，摔倒后，即便马没压着我，滑到井里怎么办？我滑下去以后，马再滑下去卡在井口怎么办？我就是不淹死，也会被马踢刨死。念此，我有了一种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快感，那黄骠马大概也觉得刚才丢人现眼，耷拉着脑袋，蔫蔫地随我回到了队房。之后，我对谁也未提起过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