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5:我的沈丘大书的第一页充满了诗意…… 作者:庄生


 

【消逝的大院】连载5:

十七

沈从文给自己的回忆录起了个有趣的名字:《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用在我身上,这个标题或可换成《我先读一本小书再读一本大书》。大院是我的一本小书,我读她到70年3月;在那之后,我换了一本大书来读,那是另一个大院,一个一望无际广袤千里的大院,一个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的大院,一个西周时曾是项国国都的大院,一个春秋时属楚之寝邱邑的大院,一个河流通达阡陌纵横的大院,一个豫东南和皖西北交流枢纽的大院,她的名字叫沈邱,也作沈丘。邱为大墓,我从贝子墓地来到项国寝邑,从一片小陵寝来到一片大陵寝,这让我又有点宿命感。

我到这个大院是70年春天,那年15岁。孟春3月,正是花季初临,满村桃李芬芳,蝶飞蜂舞。大院人有多少下了干校?手头没有数字。据Z君一篇回忆,当时干校有八个连,再加校部。校部和二连在沈丘农场,一、五连在沈丘农场东分场即程营村,三连在新安集,四、六、七、八连和木工队在沈丘农场西分场即倪辛庄。在沈丘县城沙河岸边的张湾村还有个干校的辅导学校,集中了100多干校子女。如果一个连平均按50人计算,全干校大概有500人左右,我想实际数字应该只多不少。

那时父亲在三连,母亲在二连,夫妻不在同一连,干校才能像个军队。我是男孩,便跟了父亲,落在三连,住扎在新安集镇。看地名就知道,那是个镇子,又有集市,三天一大集,两天一小集,是个人气很旺的地方。大院人从首都来到乡下,环境变了,生活变了,但阶级斗争是不能停顿的。大家都被捆绑在政治战车上,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战车的轱辘都不会停转。

前面第六节提到的大院子女Y,也在三连。她的外公清华毕业后考上庚子赔款的奖学金留学美国,就读麻省理工医学院,回国后在东北大学任教;她的外婆家祖上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人,外婆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她的姑夫是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她的家庭称得上是世代书香。Y的妈妈在中联部,父亲在中办,她小时住在中办大院。瘟哥一来,刚刚九岁的她,目睹爷爷被洪尉兵抓走,半年后惨死在秦城监狱;父亲也在秦城监狱中被关了七年半。家里的姨妈、伯伯都抓的抓,关的关。妈妈作为双料反革命家属,被大院隔离审查了一年多,又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今年我在大院子弟博客里读到她对妈妈的一篇回忆,文字间浸透了泪水。她这样写道:

我是1969年冬天到河南沈丘与从东北干校迁移过来的妈妈重聚的。记得当时干校的“下放干部”们绝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被分散在不同的村里。妈妈是在三连,所在的村子里有果园,也有一个砖窑。她那个连住在村外面,在果园旁盖了一排简易平房,分男、女宿舍。妈妈的房间中有两排大通铺,一排至少睡七、八个人,都是妈妈原来中联部的同事。在妈妈的铺旁边住的就是徐和阿姨(伍修权的夫人)。在我印象中妈妈和徐和是她们这间宿舍里的重点监管、批斗对象。记得后来妈妈提起那时的情景时说过,一天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还要开会,她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她们要她不断地作检讨,反省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要与他划清界限。可想当时她的身心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她总不承认错误。

我和其他干校子弟一样住在县城的一个地主大院里,“辅导学校”吃、住在那里,有干校的一些干部当老师,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排队到县城的小学、中学去上学。我觉得自己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时在北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另眼相待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而且学生都“闹革命”去了,都不上课了,但是似乎革命的风暴没有席卷到中国贫穷的农村。当时沈丘的确很穷,没水,没电。我在农村上学,拼命读书,晚上复习功课时都是点煤油灯“挑灯夜战”,作完功课和同屋的同学们面面而视,放声大笑,一个个都是黑鼻子,因为煤油灯把我们的鼻孔都熏黑了。

我们在沈丘一中上学,虽然城里闹翻了天,但这里仍是师道尊严,尊崇学术。老师们也都是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学水平很高。农村的孩子们都很努力,都知道能到县里上学已属不易了。所以我们真是“塞翁失马”了。我在班里学得不错,总是年级头几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以前不敢抬头做人的自卑感,也逐渐消失了,自信心也有了。我们“辅导学校”的孩子们一周可以回到自己父母那里看他们一次。周六走,周日回。妈妈的连队离县城有十几里路,我常常走回去,有时运气好也能和同学们一起搭上个马车,或运输大卡车。

到妈妈那儿,就在她的大通铺上挤上一个地方,睡在她身旁。但她们大人都没有周末,记得我亲眼看妈妈和一帮青壮年男人们一起拖胚、烧砖。在砖窑工作的一队人里,她好像是唯一的女性。但她一点儿也不示弱,和男人们一样光着脚,把裤腿卷很高,站成一圈一起用脚来搅拌泥土,然后放在模具中搬到窑里,点上火烧几天几夜。即使她累得浑身疼痛也咬牙硬撑着,从来不喊一声累。我的确觉得妈妈很坚强。当年和她一起劳动、吃苦,一起受批判的重点“坏分子”还有后来成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即便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妈妈也始终保持一种信念,她常常和我说:“要相信党,爸爸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一旦放假,她就骑车带上我到周围的县城或古迹转一转。我坐在她的后座上,听她给我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有时还教我背背古诗。那个年代,在学校里这些都是不讲、不念的。我始终很感激妈妈给我的这些教育。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阳光的田野里骑着车,我听着妈妈讲故事。这在当时算是太超现实了,也是我们母女俩逃避现实的好办法。

在干校的前一、两年妈妈受到的政治压力很大。我因为营养不良一到天黑眼睛就看不见,妈妈说也许是得了夜盲症,找了一个周末带我到县城里,找了一个小饭铺,要了一碗鸡汤让我喝。不巧被同干校的人见到,回去后又开会批判她,说她仍有资产阶级思想,要吃好的。她为女儿还要受此等的冤枉。妈妈反驳说:“你要是不去吃,怎么知道我去了呢?”但在那个时代人的本性都被扭曲了。

妈妈对我的爱是时时可感受到的。在干校过了两、三年后,特别是林彪死后,干校的政治气氛有很大的放松。妈妈也被调到炊事班,那是大家公认的“好差”。的确,妈妈因此学得不少做菜的好手艺。周日回去看她,她常常给我带上一小缸她做的牛肉松,那是她舍不得吃专门给我留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不知为何没有赶上和其他同学一起回校,天已晚而且还下着雨,妈妈决定送我返校。我们母女俩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走了十几里,终于妈妈把我送到了辅导学校。我进了校门,心里很不放心妈妈,但妈妈说没事,转身一个人又冒雨往村里返。我望着妈妈的背影,心里很害怕,回到宿舍后一夜都没睡,生怕妈妈出什么事,当时心想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那夜担忧和害怕的心情至今仍能感受,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还有一件事妈妈常挂在嘴边。那是在农村时有一次我发烧很严重,到医院一看是得了中毒性痢疾,她陪我住院。妈妈那次非常担心,守了我一夜,怕我活不下来,但我还是慢慢好起来了。她从村里借了一个自行车来医院看我,结果自行车又被人偷了。当时妈妈情绪很低落,她对我说:“真是祸不单行!万一妈妈有什么事,你就回北京找中办。因为那是你爸爸的单位,他们要负责你的生活。”我听后心里非常害怕,一个劲儿地安慰妈妈说:“一定不会再有别的事了。”我特怕妈妈想不开寻了短见,但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从来没有过这类的念头。

现在想想,妈妈那时多难呀。爸爸那边杳无音信,她又是“双料反革命”家属,自己不能回北京工作,也许要在农村呆一辈子,女儿尚小,一切都是未知数,前途未卜。尽管这样,她还是那么坚强,像她那一代人一样,有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她。同时,她还会尽力保护我不受更多的伤害。

看了Y的博文,我愣了半天,想不起她的模样。我在新安集一年,在张湾两年,第二年还做了指导员,算是学生头吧,怎会想不起她?赶紧去翻老照片,终于,在一张照片中找到了她。那是张合影,摄于71年冬,因有18位同学要回京,辅校照了张全家福。一百多人,有幼儿园的娃娃,有小学生和中学生,还有辅导学校的校长和干部,站了长长一排。镜头搁不下,只好分三截来照,洗出来是三张,拼在一起才完整。每张只有新华字典那么大,几十个小脑袋堆在上面,很难辨认。多亏Z君心细,将这一百多号人的名字按照位置标注出来,我捋着名字数脑袋,总算找到她。照片上模糊的脸,在我脑海里却一下清晰起来。我马上想起一个小姑娘,素日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也很少在集体活动中出头露面,性格老成得与年龄很不相称,也因此从没引起我的注意。想不到,她的家庭如此惨痛!一个九岁的女孩,爷爷和爸爸蹲了监狱,妈妈隔离审查,她是怎样熬过来的?她小小的年纪,怎能如此坚强?

我不知道,究竟干校有多少像Y妈妈这样的劳改者,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我只知道,在干校那本大书上,一切愚昧、残忍和谎言都在续写着;而正直、坚贞和善良的燧火,也在豫东大地由父母们不懈地向下传递,为光明保留了一星薪火。

(Y在改革开放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后赴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读国际法,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研究。在一些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实习后,于1991年加入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并于1997年成为该所合伙人。于1998年回到北京作为负责合伙人领导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的工作)


十八

和Y的记忆相比,我的沈丘大书的第一页,充满了诗意。

曾读过同学转载的一篇散文《诗意的栖居》,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写的。她生于农村,也到过许多都市,看过无数名胜风景,但总是心仪田野之美。她在屋前栽了三棵香樟树,两棵花椒树,在屋旁开辟一大块菜地,种大蒜、小葱、白菜、萝卜。在晴好的初春黄昏,香樟树刚被春风绽开爆青的芽苞,她喜欢坐于树下,痴望着油菜花汇成的花海,花香随风四溅。偶尔,花海中会掠过一只飞鸟,让她觉得分外亲切。很羡慕鸟,想飞到哪就飞到哪。夜深人静之时,她睡在床上,也能嗅到香樟树特有的清香,她心满意足地说:“这样的时刻,又岂是诗意来形容?对每天重复一样的生活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热望,心飞得远远的,高高的,栖居在诗意的台阶上。对我而言,诗意的台阶有三级,第一级是自然,第二级是书本,第三级是自己独特的思想。”读到这,就想起刚到沈丘时的心境,那时真是满眼诗意啊!卡车驶过沙河大闸,出县城东去。早春的花在田野里蓬勃开着,路边的泡桐树一眼望不到头,路不是泊油路,是砂礓铺就,傍河而行。沙河弯弯曲曲向东流淌,两岸拉沙的架子车缓缓爬坡;拉货的架子车一队队在公路上走着,有些还支着帆,远远望去就像帆船。田野如地毯般平坦,村庄远近稀疏地躺着,炊烟袅袅,让人想起“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诗句;村落里传出的狗吠鸡鸣,也透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农家古趣。

车到新安集,拐进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院落,这是三连的连部。北侧一溜平房,有厨房、储藏室和活动室;西厢房是工具间;南侧一面是土坯墙,剥蚀如锈。几株高大的榆树斜切下一片阴凉,树下一只大鹅领着一群小鸭,俨然大院的主人,冲着陌生人嘎嘎叫着,追逐着刚下车的小姑娘们,吓得她们大呼小叫。东墙猪圈里两只猪崽也趴在墙头,嗷嗷地凑热闹。这一切在我眼里全是诗意。

东门对面矗立着一个庞然大物,更让人惊讶。那是一栋堪称宏伟的礼堂,虽然做工粗糙,不能和大院礼堂媲美,但那体魄与气魄之大,足为新安集人的骄傲。听说它建于58年,那正是个充满诗意的年代,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既然玉米能有人大,礼堂盖得高耸入云也很正常。我肃穆仰望,诗意加上敬意。

黄昏时分,父亲领我去宿舍。出连部,过礼堂,沿着村间小路,穿过菜地和田园。忽然一座高高的建筑物映入眼帘,它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原来是座面粉厂。宿舍就在面粉厂里,长长的平房,是个集体宿舍。屋里南北两溜单人床,床头放着各人的装衣物的木箱,贴西墙有张破旧的三屉桌,一把旧椅子,算是公用家具,其它就没啥陈设。宿舍住了十多位干部,大多是大院的创业人,岁数都较大,大多是局级处级,或戴着走资派的桂冠,或当着逍遥派,大家倒都很和睦。父亲是其中年纪最长者,那年他整六十。一群中老年,塞进一个毛孩子,也有点诗意,也有些别扭。我呆坐床边,两腿搭拉在床沿无聊地晃着,看着灯下或洗衣或看报各自忙碌的叔叔们。

“小匡,你来就好了!”耳边传来说话声。由于机器轰鸣,在屋里说话声小了听不清,张嘴就得大声喊。耳边冷不丁有人一喊,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是住一号楼的田叔。田叔也是局长,好像是广东人,脾气很好,见人总笑眯眯的。他的下巴特别大,大到影响了吐字发音,加上南方人有口音,说话在孩子们听来就有些滑稽。淘气的孩子有时会在他家窗底下学他说话,叫他的外号,待他追出来就嘻嘻哈哈一轰而散。我偶尔也参与过捣乱,现在站在田叔面前,还被称为“小匡”,好像平辈似的,便有些不好意思。“您说什么,田叔叔?”我赶紧垂手而立。

田叔指指戴着花镜看报的父亲。“老匡耳背,本来听话就费劲,住在这,机器吵着,跟他说什么都听不清,可费劲了。他不是连里管工具吗,上回我跟他借把锯子,怎么喊他也听不明白,我就用手比划拉锯的动作,他点点头,一会儿给我拿来了什么?打气筒!以为我要给自行车打气呢!你来了就好了,以后你就是翻译加助听器,有什么事我们就找你。”“成成,”我连连点头。突然灯光熄灭,屋里一片黑暗,同时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也骤然停止。我又吓了一跳。

“掌灯喽!”不知哪位叔叔喊了一句,屋内响起一片擦火柴的声音,一盏盏油灯被点亮了,我才意识到是停电了。那些油灯挺新奇,下半截是玻璃底座和盛煤油的琉璃瓶,瓶上有灯捻靠一个小铁轮子往上捻;上半截是玻璃灯罩,灯捻点着时,有黑黑的煤烟,火苗也不亮,可只要一罩上玻璃罩,火苗立刻被拔高而亮了许多,煤烟也没了。

“怎么停电了?”我问田叔。

“正常呀。”田叔笑嘻嘻地说。“咱们还沾了面粉厂的光呢,很多村还没电呢。面粉厂晚上不干活,咱们还得点油灯。我们老头子,只能炳烛夜读,比不上你小伙子,日出之阳呀!是不是,林老?”他笑着问躺在旁边床上的林叔。

林叔大概是这屋里第二老的。他小我父亲几岁,看上去却比父亲老许多。大概是由于长了一副长眉睫,长得如寿星老一般,且语言动作都慢条斯里,不像父亲说话大嗓门走路急如风,所以大家称父亲“老匡”,称他倒是“林老”。此刻他正在油灯下看书,听了田叔的话,抬眼看看我,慢吞吞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嘛。”田叔学问大,说的话我没听懂,但“炳烛夜读”和“日出之阳”这两个词倒是记住了。念大学时读到“炳烛夜读”的解释,才知出自《说苑.建本》。晋平公向师旷问学习之道,他说我七十岁了,很想再学习,恐怕已经晚了。师旷说:“何不炳烛乎?”(为什么不把蜡烛点着呢?)师旷把年少又能好学,比喻为“日出之阳”;年壮又能好学,比喻为“日中之光”;年老又能好学,比喻为“炳烛之明”。

那一晚的月光似乎分外明亮。虽然屋外没有香樟树,空气中嗅不到那特殊的清香,但当月光踱过窗扉,洒在梦中时,我的梦境真的诗意盎然。


十九

很快,初春的诗意就被饿意代替。

大院的孩子没挨过饿。知道饿是69年父母去东北干校后。孩子们在机关食堂吃集体伙,12元标准,合一天4毛钱。4毛钱3顿饭,红烧肉没指望,顿顿冬瓜茄子,过年才上盆红烧猪蹄,那会儿猪蹄比猪肉便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冬瓜茄子不顶事,肚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妈妈留给我和三哥一点零用钱,每月两元,委托曾在家里作保姆的陈阿姨掌管,按月发放,这成了解馋的唯一财源。拿到钱,去会城门饭馆买碗馄饨,2毛钱。虽不贵,可惜馅太小,清汤寡水,不过瘾。便常和小伙伴去转西单。从西单食品商场进去,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研究,搜寻好吃又便宜的东西。食品商场隔壁,卖炸糕红豆粥,香味扑鼻;旁边有个做烤鸭的餐馆,枣红色油汪汪的烤鸭一排高挂,勾引着肚里的馋虫,可囊中羞涩。记得买得最多的是橄榄,比牛奶糖便宜,又经吃,含一个在嘴里,甜丝丝的,幸福感较长。含到甜味没了,再轻轻咀嚼,嘎吱嘎吱的,顿时满口清香,有点像嚼甘蔗。最后剩下核儿,舍不得吐,含在嘴里磨牙玩。

本以为干校伙食会好些,谁知还不如大院。干校从东北迁到河南,原来连队养的猪呀羊呀带不走,全留给了地方,只把红高粱米带到了河南。初春青黄不接,缺菜少肉,顿顿也是清汤寡水。农村中学勤工俭学多,下河拉沙,挑水种菜,都是力气活,肚子饿得更快。于是开始留意当地有什么好吃的,这才发现沈邱人的粮食品种如此单一,常年口粮就一样:红薯。

小时候红薯是个好东西。粮店每年秋天买一次,凭粮本买。最常见的吃法是煮红薯或熬粥,或晾红薯干,肚饿时抓几片慢慢啃,像嚼牛皮糖,孩子们很爱吃。下干校那天在漯河下火车,一出站就见路边有卖烤红薯的,干校男女老少,人人都买,无不吃得啧啧称赞,仿佛尝到美味珍馐,路人都觉得可笑。到沈丘后才知道,红薯竟是当地农民的主食。沈丘地少人多,种点小麦全交了公粮,要想填饱肚子就只能种红薯,因为产量高,。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全是绿油油的红薯秧,秋天收了红薯就在地头削成片晾干,装在麻袋里。吃时磨成红薯面,蒸馍馍或擀面条,呈灰黑色,发酸。由于长年吃红薯,当地人都胃不好,个个面有菜色。班上同学有路远的,中午要在学校吃饭,全是周一背一袋红薯干交到食堂,如同交粮票。我偶尔在学校食堂吃过几次,黑面馍馍就着黑面条,面汤里几片菜帮子,没个油星儿,很难吃。

饿肚子不好受,就开始琢磨吃。可惜豫东平原没山少水,找不到山珍海味,更没有西单王府井那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各色食品,唯一可盼的,就是那五天一大集,三天一小集的集市。新安集是公社所在的镇子,在方圆几十里内算得上是个商贸中心,每逢集日,十里八村的社员们全来这赶集,那条长长的街道熙熙攘攘,拥满了人流。路两侧一个摊位接一个摊位,绵延不绝;吆喝声、砍价声、伴嘴声,呼唤声,和着小猪崽小羊羔的叫声,显得格外热闹。我喜欢逛集,从这头逛到那头,一摊摊地看,看有啥好吃的东西。一阵香味扑鼻,见前面有个摊位,支着一口大油锅炸丸子。我喜出望外,一问价,还真不贵,几毛钱一斤。炸肉丸子才几毛钱一斤,这让我有些不敢相信!掏钱买了一斤,迫不及待地塞一个在嘴里,才知那是面的,类似北京的素丸子,可里面没有粉丝胡萝卜,像个死面疙瘩,一点不好吃。

失望之余,接着搜索,寻遍整个集市,发现只有两样东西可吃:咸鸭蛋和变蛋。咸鸭蛋极咸,只能就着粥吃。变蛋类似北京的松花蛋,用鸡蛋腌的,五分一个,还吃得起。只是性寒,冷天吃多了胃疼。终于在食品小店里找到一种猪肉罐头,一块五毛多一瓶,多是肥膘,尽管贵,也咬咬牙买了一瓶,两顿就干掉了。

集市有个肉铺。我常伫足肉案前,看卖肉的如何熟练地解剖,剔除骨头,切割内脏,看着是种享受,似乎闻到炖肉的香气。肉铺喂着一条大狗,毛色漆黑,体形硕大,目露凶光。农家柴狗大的也就齐腰高,这条狗却像个小牛犊,一抬头就到人的胸口。它常常在集市上溜达,让我想到福尔摩斯小说中那条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舌头发着磷光,在黑暗的沼泽中幽魂般游荡。社员们都很怕它,也顺带就怕了那卖肉的,遇有缺斤少两也不敢争辩。我因此恨上它,每过肉铺,常恶狠狠地和它对视。社员们不敢这样,因为如果对那狗不敬,它会狂吠着追逐你又撕又咬。可不知为何,它不敢咬我,大概闻出我身上的气味与社员不同吧?当我怒视它时,它也只敢蹲在门前与我对视,喉中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似乎在说:哥们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逛了几次集市,每次总碰到一个小女孩,瘦脖大脑壳,眼睛特别大,和那张扶贫宣传画里的大眼睛女孩很像。她总被挤在犄角旮旯里,面前摆个挎篮,里面是大半篮变蛋。别人卖变蛋大都拉着架子车,车上用苇席栅上一圈,里面装得满满的,总得有百八十斤,吆喝起来声大气粗。这个小姑娘一篮变蛋十斤不到,人又瘦小,倚在大人摊位后边,不注意都看不到她。又不会吆喝,柔声细气,还没猫叫声音大。开始我以为她是在等家里大人,后来才看出她是卖主,猜想她家境一定很困难,心存可怜,每次买变蛋只要她在,就买她的。有次买完和她开玩笑,说我买你这么多蛋了,把这篮子饶给我吧。她慌忙用手捂住竹篮说,“不里不里!俺娘会揍俺哩!”我笑了,用沈丘话对她说:“怯噔啥?跟你开个玩笑呢!”小姑娘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里:不行;怯噔: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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