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事(2)
11. 队里开会----马拉松
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静卧偏远草原中 的小村庄居然也未能免俗，搞起阶级斗争来，一招一式全有章法。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等，与城里的一模一样。早上出工，在“神龛”前请示一下并不为过，毕竟几分钟，读一两段毛主席语录而已。最折腾人的是晚上那没完没了的学习。每天晚上收工已是很晚，匆匆往嘴里填些玉米饼子就得到队房开会学习。不管你多累多困，马拉松式的会不开到半夜三更不散，真作践人。
想想当时的情景，可气又可笑。在前文已作介绍，队房是全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每天晚上的活动非此地莫属。夏日，大家就聚在队房外的空场上，坐的坐，蹲的蹲。人群中间用鲜草拢一堆火，一是让浓浓的烟驱走蚊子，二是点烟方便。是时，在青香 缭绕的空场上，远近传来蛙鸣虫叫，虽说会开得乏味，夏日的夜晚倒是很惬意的。秋冬时，每晚派人先将队房里的火炕用苞米穰烧得滚烫，同时烧开一大锅水，偶而还会炒点儿葵花籽、黄豆供大家享用。队长来得早，自然先占领有利地形----炕头。社员们陆陆续续来了之后，各自找地方坐的坐，躺的躺。老实巴交的专找 背光处，爱抛头露面的则往灯前凑，我最喜欢 的地方是锅台旁的柴禾堆，又软又暖和，还背光。每次尚未开会，队房里的烟雾已腾腾升起，除一些知青外，参加会议的老老少少一个个都忙着吞云吐雾，不亦乐乎。
每次，队长宣布开会，先是讲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如何如何腐朽没落，苏联修正主义怎样怎样糟糕透顶。归根到底，他要说明的是生活在中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多么的幸福，要不能吃得上玉米面儿饼子和高粱米水饭吗。接着他便讲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抓 阶级斗争，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脑袋掉了都不知道咋回 事儿。而当前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问题。队长细细地把张三李四 的出工情况公布一遍，对那些躺在阴暗角落里呼呼大睡的社员，一次又一次发出警告：“说 你呢，大迷糊，……听着没有？……我说谁哪，老李家的……”。最后，队长要将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布置一下，诸如北边的地铲得太毛，要返工；南面的地要间苗补苗等等。其实，听得进的人不多，大部分社员在打着盹，劳累一天下来，谁能抵抗得了生物钟的作用。
一开会，我的眼皮就睁不开，老是迷迷糊糊的，似听非听。关于个别知青偷鸡摸狗的事，反正轮不上我，尽管放宽心睡觉。等到散会，正睡得懵懵懂懂，便踩着别人的脚后跟回去。
知青们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常常背地里取笑队长：“不晓得这二遍苦，二茬罪是如何苦法，倒想领教领教比吃窝窝头，清水煮萝卜还苦的日子。”对这种观点，队长只有一句话：忘本，哪天有工夫要好好批判批判。可是他一直没有腾出工夫。到底是在偏远的乡下，此话 当时在城里是万万说不得的。
12. 杆儿柴----一个人的故事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井台旁饮马，一阵马铃儿响，两挂大车风尘扑扑地驶进屯子。前面一挂上坐着许多人，都用大衣、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后一挂上装的是满满的煤和拌子、家什等。有很多瓶瓶罐罐和不计其数的书。车停下后，队长到处吆喝人来帮忙卸车，说是新来的下放户到了。我把马圈好后也去帮忙。
这一家来自长春，是好大的一家子：两位耄耋老人，两位中年夫妇和两个男孩、三个姑娘，一共九口人。在我看来，这一家人除大的那个男孩健壮一些以外，其余的都弱不禁风，特别是二姑娘简直就是林岱玉，那张脸白得森人。
这家的户主就是故事里的主人翁。大家叫他杆儿柴，说起来很是不恭。其实他是正经八百的大学教授，他那瓶底似的眼镜片足以显示出满腹的学问。他的大名叫张亮采，吉林师大教授，知识分子，全家下放改造。
张老师早年是学历史的，所以后来也教历史。他二十岁出头就读研究生，是我国最早的研究生之一。他通甲骨文，金文，对明史清史 现代史颇有研究，出过一些著作，用张老师的话讲“那些都过去了”。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他曾被调去编纂《沙俄侵华史》。“四人帮”倒台之后，仍旧回大学执教，带过研究生，这自然是后话。
在当时，被下放的人或多或少有点儿什么政治问题，如右派、四类分子等，张老师到底 有什么问题谁也不知道。我们不见他有沮丧、 怨天尤人的情绪，反倒乐呵呵的，比我们这些 上海知青达观得多。
开始，他和我们一起出工，后来由于视力不行，常把苗当做草给拔了，就让他负责积肥。从此他每日赶着个小毛驴车，到处铲牲畜、家禽的粪便，然后与青草伴在一起沤肥。他很认真地做这个活儿，日日乐此不疲。收工回家，一路上见到有秫秸、树枝什么的都俯身拾起，回家当烧柴。有时手里拿不下， 就用胳膊一夹。日子久了，社员就给他起了一个“杆儿柴”的绰号。
张老师及其家人都对我很好，至今我还时 常想起当年的情景。
有一次到草原上去打草，直到太阳将落山方收工。我和张老师坐在装着高高青草的马车上往回去。晚霞镀着我们的后背，给每个人的轮廓镶上了一道金边，草原此时蒸腾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一路任凭晚风吹拂，惬意极了。张 老师许是被这大自然感染了，轻轻吟道：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被这苍劲而淳朴的诗句深深打动，我读过这首古诗，但此时此景能没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吗！自然而然张老师和我谈起了读书。从年龄论，张老师是长辈；从资历论，他是大学教授；再从知识论，他学富五车。而我，尚是一个小学毕业，嘴上没毛的后生，根本没读过几本书，谈起读书心里一阵阵发怵。而张老师那天精神特别好，从诗词谈到古文，给我讲秦始皇、李世民，甚至给我讲了好长时间的甲骨文。他津津有味地比划着，“脚”甲骨文怎样表示，“手”是怎样表示，“身”又是怎样表示的。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像形字的演化。看他的眼神，似乎我成了他的学生，他又回到了课堂。虽然那天我听懂的很少，但对我以后的兴趣乃至人生道路的取向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张老师的小儿子那年大概十岁，叫小卉。他与我最好，常随我一道去草原上放马，爱听我讲上海的故事。时间一长，他的几个姐姐也和我熟了。我十分眼馋他家的那些书，便让小卉给我借几本。很快他就给我取来了一摞书，记得有《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有张恨水的《水浒新传》等。
这些书还未等我读完，就出事了，张老师发现书没了大发雷霆“谁把书借出去了？”对几个子女简直就是拷问，张老师原来爱书如命。眼看小卉在劫难逃，他二姐挺身而出，承认书是她借出去的，是打是骂由她承担。二姐就是上面提到的长得象林戴玉的那个，由于弱不禁风，张老师想要惩罚也不敢下手，只好责成她去要回。
那天，小卉来跟我要书，说了这事，我惭愧、内疚了半天。不曾想小卉告诉我，他二姐说了，书先拿回去，等 她爸气消了再借给我。果然不久，这些书又回到了我的手中。我从张家陆续借了好些书，由 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有几本在我的书架上，作为永久的纪念了。在斯文扫地的文革时期，能读到像样的书是我的幸运，想来，张老师一家藏着这些书也担着风险呢。
张老师住的土屋前有一片空地，他用来种了一些土豆、茄子、辣椒和豆角，一个知识分子，伺弄的菜蔬倒长得格外的好，特别是他种的西红柿又大又红，叫人馋涎欲滴。当地农民或许善于放牧骑马，对菜园却缺乏耐心，常年吃小葱蘸大酱，见到张老师的这些东西很是希奇。张老师常常送些给左右邻居，小卉自然更 是经常给我捧点儿黄瓜、西红柿什么的。有时 张老师高兴了也会邀我去小酌一番。出乎我意 料的是，做学问的张老师对吃颇有研究。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很少能吃上肉，但他都能设法弄上几个精致的小菜，如凉拌黄瓜、油氽青豆 (不知何处来的)、土豆泥丸子等等。用张老师的话讲，吃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文化，是根本的文化，民以食为天嘛。他认为一个人在 吃的上面适当花一些工夫是值得的，不讲究吃的人是不会生活的人。现今人们常把“吃”美 称为“食文化”，成了时尚，想当初张老师的观念，可谓先见之明。
张老师是在八十年代初去世的，那之前不久我还到长春见过他。当时他中风初愈，对我 说开学以后还要带研究生，他的敬业精神我十 分佩服。不料没多久，张老溘然谢世了。至今他的音容相貌在我脑中仍十分清晰。记得他回东北师大以后，我曾到他家不下七八次，他先是住在校园里，后搬至自由大路。每次，张老师和师母鲍姨(我们知青对张师母的称呼)及全家对我都十分热情，设酒款待。我则以故旧自 居，一头扑进张老师的书房，此时的张老对我已不“设防”。
有一次，我漫无目标地浏览张老师的藏书，见有一套保管得极好的《汉书》线装本，便提出能否借回一阅。张老师闻后沉吟 少许，对我说：“想读《汉书》，固然是好事，但是现在最好先看《资治通鉴》，内容虽不尽相同，大致还是一样的，只是更容易读一些。” 张老师的一席话当时我尚未完全听懂，后来渐渐体会，方知十分中肯。再后来当我吃力地啃着王力教授的《古代汉语》时，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当初多么轻狂。
13. 老钟家的
东北乡下风俗，对某某的媳妇不直呼其名，而是称“某某家的”，“老钟家的”便是生产 队钟队长的媳妇。那时生产队有好几个队长，有管政治的政治队长，管农业生产的农业队长，管畜牧业的畜牧队长，管治安的治安队长，钟队长是管农业的生产队长老钟家的是个出名的能干娘们，我们知青进沈家的第一天就认识她了。
为欢迎知青的到来，给知青接风，队里特意赊了白面和豆油，又想法子搞来了土豆和牛肉，专门指派能干的女人为知青做第一顿饭，这个能干女人就是老钟家的。我记得她那时约莫三十多岁，长头发拢在后勺，上面插着一柄发卡，这在当时是乡下的时髦。她高高地挽着 袖子，忙里忙外的，精神抖擞，给人印象很深。
吃饭时，这帮在上海长大未曾尝过艰辛的知青，并不觉得这白面饼和土豆烧牛肉怎么好吃，牛肉一股膻味，白面饼咬上去全是沙子。大家吃吃扔扔，糟践了不少，桌上地上都是。老钟家的默默地把它们收拾起来，放在一个盆里，我们想她是拿去喂猪吧。后来我们才知道，老钟家的是把它们拿回去给她的孩子们打牙祭呢。在乡下，这些白面饼和土豆烧牛肉只有过年才有可能吃得到。
老钟家的有一手好针线活儿，知青们常去求她做这做那，她也从不回绝。我请她补过衣服，作为回报，送一些上海带来的线团、火石、毛巾之类的东西给她，她十分高兴。一来二往，全屯就数老钟家的与知青关系最密切，尽管也有人嫉妒，可谁又能比老钟家的手更巧呢？ 但是，半年之后知青竟成了老钟家的仇人，这是任何人始料未及的。
老钟家的生过六个孩子，大女儿几乎跟我们知青一般年龄，而小儿子尚不会走路。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子里做媳妇不是那么容易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年年有几个月要断粮。男人当队长，没工夫顾家，老钟家的便撑起全家的天。她爱面子，孩子多，个个要整整齐齐(当然，那时的条件再整齐也好不到哪儿)，缺粮，她暗中想方设法，绝不让人瞧不起。
可这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使老钟家的再也抬不头的事情。而我，与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粮食上场之后，剥玉米叶是一项重要的活计，就是将玉米外裹着的那层东西剥去，这活儿虽然枯燥无味，但很适合女人干。平时太阳好的日子，妇女们老老少少坐在场院里一边剥 玉米，一边说说笑笑，很是热闹。一俟刮风下雪，天冷得嘎嘣嘎嘣的时候，队长赶着撵着谁 也不肯去场院。唯有老钟家的天天将手抄在羊毛暖袋里，顶风冒雪去剥玉米。厚厚的积雪盖在玉米堆上，要将玉米从雪堆里抠出来才能剥， 其辛苦可想而知。原来只知老钟家的是队干部家属，以身作则理所应当，做梦也未曾想到这里面的名堂。
那年我负责看管场院。一天，队里的一把手杨队长将我叫去，嘱咐我要负起责任来，千万不要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眼下 最要紧的是防范偷盗集体粮食的人，能逮住一个两个的更好，以惩一儆百。受了那么多年阶级斗争教育的我，自然一下子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顿时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第二天，我就设下了埋伏。万万没想到撞进网里的竟是她。
那是一个雪天，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洒着，屯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息，人们多猫在家里取暖。我匍伏在场院角落的一个草垛旁，紧紧盯着场院中央的那一大片玉米堆。羊剪绒皮帽上，棉袄上已落满了雪花，两条腿也快冻僵了。远处玉米堆旁只有一个人在剥着玉米。她，就是老钟家的。我清清楚楚看准了她将玉米一穗一穗放进暖手袋里，然后，装作解手送回家去。真有偷的，我怒不可遏，那时每个人的阶级觉悟足以大义灭亲，在她运送第二次的 时候，我等在了场院门口。后来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不仅钟队长在全队大会上作检查，并且以一穗玉米罚十五穗作了处理。自此，钟队长人蔫了，话少了。几天后，传来老钟家的疯了的消息，说她在家披头散发指名道姓要找我 把事情说说清楚，吓得一些女同学直劝我多躲着她点。事后，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儿做过了 头。
过了许多年，虽然我也早已离开沈家，我 还是特意到她家去看过他们，没见到钟队长夫妇，只见到他们的几个孩子，送他们一些糖果， 算是表达我的歉意吧。
14. 知青的夹生饭
我们的饭并不是通常吃的的米饭，而是玉米面做的大饼子。这是与窝窝头类似的东西，只不过窝窝头是放在笼屉上蒸出来的，而大饼子是将和好的玉米面做成饼状贴在大铁锅四周，锅底放些水再蒸熟的。一开始，知青们吃不惯大饼子，觉得难以下咽，然而，当后来干了大半天累活，饥肠辘辘的时候，吃起来还是很香的，特别是在玉米面里掺些黄豆粉，做出大饼子带有甜味。还有那一层锅巴，当时觉得比饼干还好吃。当然只有农民家才做得出这样的大饼子，知青做的则完全两码事。吃惯大米的上海知青，插队之前从未见过玉米面、高粱米之类的粗粮，更未做过。如今，不仅是主食，而且要会做，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人做饭在乡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队长分工：女知青轮流做饭。于是，九个人定下规矩，一人烧一个星期的饭。女知青烧的第一顿饭就告失败－－饭烧焦了，黄的大饼子成了黑的。以后相当一段日子，我们的饭不是焦的就是生的，偶尔碰巧做得一锅好大饼子，大家你抢我夺的，捷足先登的早把一只只锅巴揭掉，剩下难咽的没锅巴的大饼子。有时，连着几天大雨，知青的柴禾被浇透，无法生火做饭，十八个人只好由队长硬派到社员家搭伙。
知青不懂得翻晒粮食，经常成袋成袋地发霉(土话说“焐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啃发了霉的面做的大饼子，实在不能吃了，统统拿去喂猪。青玉米下来了，经队长同意缺粮少柴的知青可以吃青玉米，这是特殊待遇，叫“啃青”。因为知青吃了很长时间霉玉米了，再吃下去要坏身子，而社员绝对不可“啃青”。一穗玉米到秋能打四两粮，青玉米充其量能算二两，“啃青”太糟践了。玉米秀穗后，队里 有专职护青员，抓住偷青的要狠罚。乍吃青玉米时，觉得又鲜又嫩，十分可口，时间长了，都消化不良，拉出来的尽是一粒粒整个儿玉米，后来，见到青玉米就反胃。这样的生活大约半年以后才逐渐好转。
15. 知青Ｗ的故事
小Ｗ的出身据说是上海过去的望族，解放后虽已不再有权势，但由于家境盈实，又是三房合一子，也养尊处优十几年。八旗子弟多不 济，小Ｗ生就一身懒肉，生活尚且不能自理，不用说参加农业劳动。偏偏让他赶上这个年代 －－插队落户，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使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玉米尺把高的时候茎又脆又嫩，铲地最忌伤苗，只要被锄头划破一个小口子，风儿一吹苗就会折断，此时再补苗为时已晚，所以这个时候铲地要比 平常小心的多。小Ｗ本来动作迟钝，眼睛又近 视，铲地的速度还没有半拉子的一半快。队长也不要求他有什么速度，只要他能出工，就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一日铲地，远远落在后面的他灵机一动，先是大刀阔斧地将草连苗一起锄下，然后回过头来将无根的玉米苗一棵 棵插进土里。这样，就不必细细地区分草和苗了，一时速度大增。队长不知就里，还当众表 扬了他。但太阳一晒，无根的玉米苗没精打采都蔫了，这时大家才明白他创造的是什么样的“快速铲地法”。个个哭笑不得，队长气得火冒三丈，操起锄把就扑了过去，众人慌忙拽住。小Ｗ见势不妙，一连半个月称病不敢出工。
下乡时，小Ｗ带了许多食品罐头，有午餐 肉、栗子鸡、红烧牛肉和各种果酱等，一直藏在箱子里，即使大饼子再难吃，他也没去碰它们。原因很简单，他无法打开。有一天他跟我商量：如果能给他开一听罐头，他就送一听给我。这等好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岂能不答应，不过为避敲竹杠之嫌，我建议打开罐头后分享即可。小Ｗ闻后十分愿意，嘱我此事不值与旁人道，当即分享了一听午餐肉和一听什景果酱。后来一连几天，我享受着过去从未吃过 的美味，乐不可支。但好景不常，不知是谁得到消息，参与分享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多星期， 罐头便全部消灭。
小Ｗ不会洗衣服，也实在不愿意洗。衣服脏得没办法，就老大一堆泡在水里，倒上点洗衣粉，浸它个把星期，拎起来一晾，就算是洗过了。他更懒得洗脸洗脚，即使偶尔洗一回，洗脸水洗脚水放上半个月也不会去倒掉。
那年冬天，知青们获准回上海过年，一个个逃也似的回去了，小Ｗ自然更是迫不及待。他把平时穿的用的衣服、鞋袜、毛巾、脸盆等一古脑儿塞进大皮箱，加上锁，匆匆打道回府。过完年知青们陆续回到沈家屯，唯有小Ｗ在上海优哉游哉。春暖花开，大地解冻，小Ｗ的皮箱滴滴嗒嗒不断往下滴水，地上湿了一大片。大家直纳闷，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待小Ｗ回来后这个谜才解开，原来他走时慌张，将洗脚盆连同里面满满的结成冰砣的洗脚水一起藏进了皮箱，这样，不化出水才叫怪呢。
16. 独到有趣的见解
初到乡下，有人问上海有多大。我告诉他大概有多少多少方圆，有多少多少人口，比划半天其仍不得要领，便问：“上海一天杀十头猪够吃不？”见多识广的李会计一旁摇着身子晃着脑袋道：“照你这么说那能叫上海吗？少说一天也得二三十头。”绝了，一个地方的大小可以用消费多少头猪来估算！上海人一天到底要吃掉多少只猪，谁能说得清。就拿当时每人每天平均消费半两肉来估算（按凭票供应计算），上海每天杀的猪用火车来装，也要几十节车皮。这个想法当时我可没敢说，一怕他们不相信，二怕吓着他们。
在屯子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屯子里里外外的小水沟里都有鱼，即使当年盖房子取土新挖出的水沟，只要一场雨后积满水，里面照样有大大小小的鱼。小不赢寸，大不过巴掌，老乡们捞起晒干后生吃，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煮鱼。在这草原上，既无养鱼的池塘也无养鱼的习惯，方圆几十里没有河流，水沟里的鱼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十分希奇，问老乡，答道：草籽变的。回答得那么自信，乃亘古不变真理似的，任我一旁惊愕不已。
一天，在地里干活，有个老乡问我，外国人那么苯，为什么还欺负我们中国人。他此话一出口，我便有点肃然起敬。要知道，平时干活时，老乡们除了打情骂俏开些粗俗的玩笑外，再无别的节目。今番他能问这个，当然我要刮目相看。只是弄不懂他何以见得外国人就苯呢？我只得请教了，而他的一番话简直没把我乐死。他说：听别人讲外国人一直在研究我们中国的 元宵(南方叫汤团)，可就是不知道这馅儿是怎么放进去的，难道这还不苯吗？他把相声当真了！
17. 乡间的美味
春头上，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玉米面，什么吃的也没有；又值种地，活儿很累，日子过得最为艰苦。老乡们往往在田间休息的时候， 四处捡些干牛粪，拢上火，待牛粪烧旺之后， 将播种用的黄豆或玉米撒几把里面，然后把明火压灭，再用小树棍拨拉几下，只听火里面劈 里啪拉作响，不一会儿便闻到香味了，一颗颗开了花的黄豆或玉米就会从牛粪里蹦 出来。四周围的人忙不迭捡起扔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不怕烫嘴，更不怕脏。
起初知青们对此不屑一 顾：牛粪里的东西，谁敢吃？后来馋得熬不住，男同学率先开戒，加入刨牛粪的队伍，直嚼得满嘴发黑。逐渐有大胆的女同学加盟，只是她们吃相不像男同学那样毫无顾忌，嘴唇略微有些发黑罢了。现在讲究回归自然，时尚野炊、烧烤，是一种上档次的享受，而比起我们那时的吃法，这种享受恐怕还“回归”得不够。
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也是我们日子最好过的时候。菜蔬瓜果开始上桌，虽然知青们不是天天吃得到，但毕竟不再上顿下顿吃清水煮咸 萝卜了。最为高兴的是我，因为放马，常在屯子外的荒野草原，与别屯的几个小马倌将马群合在一起，派一个人看着，腾出工夫可以随心 所欲地找些东西吃，如青苞米、甜高粱、沙拌 鸡的蛋等等。当然，我们马倌吃青苞米不会只是放在水里煮一煮，而是有更高明的吃法。
首先，我们会侦察哪块地的苞米不老也不嫩，只要合适，不管是哪个屯的，尽管取来，那时小马倌们挑剔得很，老一点嫩一点的都不要。再 派一人去割草，反正草原上多的是。草被捆成一大堆，判明风向，把迎风那头用火点上，风一吹，火旺旺的，这时，将青苞米一穗穗靠在 火上，不时去翻转一下，一支烟的工夫，香喷喷的苞米就烤好了。这种吃法，乡下叫做烧苞米，十分好吃，我至今忘不了那股焦脆香甜的味儿。
甜高粱，在我们江南称作甜芦秫，小时候常吃。春天种高粱时，有人将甜高粱籽偷偷种在高粱地里，记住哪块地哪条垄，待长成之后，按记号找到那儿，可大嚼一顿。这种行为当然要背着队长，否则会以破坏生产论处。小马倌真神，他们知道哪个屯，哪块地，哪条垄有甜高粱，往往不等种甜高粱的来享用，早已捷足先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只好“同流合污”，照吃不误。有时一天下来，直嚼得腮帮生疼。
如果我们在草原上捡着鸟蛋、沙拌鸡蛋和野鸡蛋，就用马口铁罐头盒装上，放点水，架在火上煮，熟了便分而食之。草原上有的是各种野果野菜可以解馋，如野姑娘（学名酸浆，茄科）、天天（学名龙葵，茄科）、甘草以及野韭菜、野葱野蒜等，随手摘了就吃。有一种野草叫“黄瓜香”，阳春时节就遍布草原，把它的叶子用手揉一揉，然后放到鼻子前，就会闻到黄瓜的清香味，这在真正的黄瓜刚刚下种的季节，着实是一种享受。闲来无事，我们常会闻它，特别是口渴躁热时，闻之则会觉得清凉镇静。
18. 接受再教育
初来乍到时，本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情，见到老乡十分恭敬。时间一长，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贫下中农有他纯朴、善良、勤劳的一面，也有保守、自私、狭隘的一面，况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队里有帮派，分成三四伙，总是有人想把知青拉到自己这伙来。为争取知青，老乡们很愿意为知青出力，出主意。但由于张三李四意见常常相左，知青也弄不懂到底应该听谁的，照谁的办好。
集体户（那儿对知青户的叫法）开春要抓一只小猪，问老乡，这个说知青没有饲养经验，还是抓只半大的克郎易养，（当地语，克郎即已经半大但尚未育肥的苗猪）。那个听说，便气忿忿地道：“谁的馊主意，知青有的是吃不完的糠，留着干什么，抓只小猪喂喂不好？”结果我们抓了一只光吃食不长膘的僵猪，喂了一年才六七十斤重。
有一次我为集体户搭鸡窝，辛辛苦苦干了一上午，一个老乡过来说，这么搭不对，应该怎样怎样搭地说了一通，于是我推倒重来。傍晚，老乡们都下工回来了，有一个见了我搭的鸡窝评价说： 这简直是没长手干的活儿，哪个师傅教的。我解释是某某教的，不听则罢，一听他便骂上了： 真混，知青不懂他还不懂吗？纯粹是糊弄人。随即又让我再推倒重来。就这么费了一天的工 夫，鸡窝硬是没搭起来。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无关原则，而另外一些则不然。
马圈门缺一根栏杆，我向一个老乡打听何 处可以找到，他告诉我可以到屯子外的树林里去砍，并笑我傻，说东北有的是木头，去砍就是了。第二天一早我拿把斧子就到了树林里， 选了一棵比碗口还粗的白杨树，吭哧吭哧砍了 大半天才放倒。我正在修掉树枝，一群中学生 放学经过这里，见我在伐树，吃惊地问是谁批 准的，他们还说未经批准伐树就算破坏防风林，罪名很大，要专政的。之后几人嘀嘀咕咕地商议了一阵，问我是不是上海知青，我说是，他们叫我快把树拖走，说以后千万不能再砍了。从他们的严肃劲儿就知道这事不对劲儿，我上当了。回到屯子里，又 去问那个老乡，他居然反问我：“你真的去砍树了？”后来，队长问 我是否真有其事，我如实承认，他认真嘱咐说 以后对谁也别再提此事了。从此之后，对贫下中农的话我就三思而行了。
知青的衣物时丢失，有知青们自己搞丢的，但更多的被老乡顺手牵羊取走了。找不见的痰盂罐被老乡放在窗台上种花；丢失已久的钢笔会在老乡小孩的书 包里；晾在外面的衣服有时会成为老乡的棉袄 里子。
凡此种种，使得贫下中农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有了折扣。说来还是自己幼稚，贫下中农本来是普通的农民，也有七情六欲，就文化知识来说尚需接受教育，怎能把他们作为完人 来要求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口号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政治意义已大大超过实际意义，无限夸大、拔高的抽象的贫下中农形象，使广大知青敬畏。下乡使得知青走近贫下中农，了解贫下中农，随即而来的是， 由于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完美的贫下中农而大失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