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1（下）】：

怎样驾驭越来越长的时间

两个中国小孩子，年龄都是四五岁。

男孩问，你长大了做什么？女孩说，我长大当国家主席。男孩说，不行，我还要当国家主席呢。女孩说，那我就当美国总统。

那女孩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他的小女儿出生于2000年，聪明，活泼，乐观，有理想。她和那个小男孩的对话，好像是笑谈，还真有可能实现。据一个流传不广的消息说，孙中山当中国大总统时，是一位华裔美国人。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公平，美国人能当中国总统，中国人也能当美国总统。我想，朋友的小女儿，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位当美国总统的中国人。

我从其中想到一个更有味道的问题，是两个孩子的和平意识。他们懂得竞争，懂得谈判，懂得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其中包括处理谁当中国主席和美国总统的重大事件。和平协商，这是人类在几千年里最大的收获，相当珍贵。这两个孩子出生在21世纪，不必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身心疲惫，鲜血淋漓，在磨难、苦难、灾难、劫难里走上一遭。他们的面前不再有数不清的敌人，他们的心头不再充满了仇恨——那些政客们故意制造、传播的仇恨。他们长大以后，毫无疑问地，世界的和平会多一些。

忽然我想责问自己了，每年都很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却对和平奖获奖者不闻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偏狭呢？不管是20世纪还是什么世纪的人类，对和平的关心，永远超过对文学的关心。同样，对任何时代的作家来说，和平的意义，永远大于文学的意义。

我把视角调整了一下，看得更宽阔一些，就看到了哈马舍尔德。

他，于196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诺贝尔奖颁发的一百多年里，获奖者必须是活着的人物。但他是唯一的例外，他的获奖是在去世以后。

他出生于1905年的瑞典。那时候他的祖国，经历了一千年的战争，得到了一百年的和平，一百年的君主立宪，一百年的宁静生活。国王的权限受到制约，成了一块橡皮图章。国家的权力在政府手里，实际上还是在民众手里。比如，民众不喜欢战争，政府就不支持战争。在他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是瑞典的首相，领导着作为中立国的不结盟的瑞典。

后来，他成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家，目光里多了一份深邃的忧虑，这是我们在宗教界人士、优秀的作家眼里见过的忧虑。我知道这种目光的特点，看着远方的时候像看着近处，看着近处的时候像看着远方。诗人顾城是这样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看起来顾城像是在写那些儿童，他自己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看到的意义是，好的作家，好的教徒，和普通的儿童也有相近之处。

四十岁那年，他和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淌着泪水，为战胜法西斯纵情欢呼。那场刚刚结束的二战，因为人类武器的进步，已经有了强大的毁灭能力。聪明的人想到，人类的利益高于人类之中国家、种族、宗教、党派的利益。要想确保人类的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叫做联合国的议事机构，控制某些国家、某些种族、某些宗教、某些党派危害人类的活动。那些活动是人类不得安宁的源头，比如暴政独裁，残害百姓，制造饥荒。还比如，种族清洗，发动战争，恐怖袭击。

我没有读过关于他的传记。假如有关于他的传记，我想其中会有这样一段：

1953年，哈马舍尔德在一连串奇妙的梦里醒来，那些梦说不出是凶是吉，甚至根本就与凶吉无关。那一天他的身份忽然变了，成了联合国秘书长。其实他并不知情，也没有谋取那个职位。和他一样惊讶的还有多半个世界的人。他们才发现，联合国为了不被大国制约，秘书长不能在常任理事国产生。他们在询问，名不见经传的哈马舍尔德是谁。

好在他是在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里长大，好在联合国的宗旨正是推行和平主义；好在他对父亲工作的观察让他知道，用负责、经验、勤恳、服务、民主来做好新的职位。还要加上勇敢，因为他是第二任秘书长，第一任由于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看成民主思潮与专制思潮）两大阵营的尖锐冲突里缩手缩脚，刚刚在苏联胁迫下辞职。

写到这里，我想到我拍过的一部电视样片，就是那种不在电视台播放，专门给一整套片子提供样本的片子。片中的主人公是中国的一位院士，研究化学，住在北京。他告诉我，他和钱学森（是在中国尊崇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也是为一亩地打几万斤粮食找出科学依据的钱学森）一样，都是周恩来（当时的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用朝鲜战场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换回来的。据他说他们回国是在1955年，我记住那个年份，只因为我在那一年出生。

现在我知道，1955年与周恩来谈判的正是哈马舍尔德。那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为此他去了北京三次。那时候苏联斯大林已经去世，中国毛泽东很想接替他在世界当家做主，在苏联人和中国人的认知里，联合国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辞职的原因，恰好是因为在朝鲜战争里“站在美国一边”，引起斯大林的愤怒。那场战争又恰好是中国人与联合国派来的军队作战，现在，新的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要去北京，与代表毛泽东的周恩来谈判，要求中国释放朝鲜战争中被俘的各国士兵和美国飞行员，会有多么尴尬，会有多么困难。不会想象的人，也可以想象出来。

查一下历史档案，我们还知道，那一年年初，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派一名代表出席联合国第690次会议，参加讨论新西兰代表关于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并在完成此项提案讨论之后，参加讨论苏联代表关于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问题的提案。这个邀请得到一个奇怪的回复，周恩来认为，新西兰代表的提案是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的提案不是干涉中国内政。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应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出席参加对新西兰建议的讨论。”同时，周恩来指出，“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代表中国参加讨论的情况下，安理会对有关中国问题的决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两个提案同一个主题，一个干涉内政，一个不干涉内政，把哈马舍尔德和许多联合国官员搞糊涂了。

维护和平的联合国，一个初步的工作概念，是在没有更好的布局之前，保持二战后的和平局势。朝鲜金日成首先打破这种局势，背后还有苏联和中国的强大党派体系支持，他们想把国际歌唱响在世界每一个地区。联合国的官员们忧虑地觉得，这会把人类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祸乱，为了保持原有的三八线格局，他们组织的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3年4月哈马舍尔德上任，三个月后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他不能不考虑在类似的事情上减少代价，并且避免激烈的多国冲突。他在1956年建立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时，提出了维和原则：第一，维和行动不得妨碍有关当事国之权利、要求和立场，需保持中立，不得偏袒冲突中的任何一方；第二，维和行动必须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才能实施；第三，维和部队只携带轻武器，只有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人们把这些着名的原则叫做哈马舍尔德三原则，简略概括，就是中立的原则、同意的原则和自卫的原则，用来指导以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们对战争的忧虑中，增加了对战争武器的忧虑。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1945年美国向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核爆炸的TNT当量不过2万吨，而到50年代TNT当量已经高达上千万吨，如果这么一颗核武扔下去，整个亚洲都得跟着变成不毛之地。核竞赛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世界和平，各国人民都深感不安。”1958年，联合国收到一份呼吁书，由43个国家9000名科学家联合签名，请求立即签订一项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从那时起哈马舍尔德多次敦促核武器大国商讨此事，那一年10月31日，美、英、法等国在日内瓦开始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谈了将近5年，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虽然没有禁止地下核试验，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当然，中国不会立即签署这个条约的，他们的原子弹要在下一年才能造出来。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1950年代和1960年代，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联合国官员看来，却是非常大的麻烦：那些殖民地国家独立是一件好事，也是他们的工作目标。但在25个相继独立的国家中，和平独立、平稳运行、民主治国的毕竟不多。在苏联、中国鼓动支持下用革命暴力得到的独立，需要更多的革命暴力才能运行，加上乱麻一样的种族矛盾，出现连年内战饥荒和国力衰落，几乎看不到恢复的希望。哈马舍尔德在他的任职期间，经常在世界上飞来飞去，到处调停。这边的火熄了，那边的火燃起来，他有些像一个疲于奔命、孤独无助的消防队员。

最后是他熄灭了自己的生命。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几个月，他第四次去非洲的刚果，飞机坠毁了。他和那架飞机熊熊燃烧，然后熄灭。我只看到一段他的遗体用担架抬走的影像记录。我觉得，他眼里深邃的忧虑也熄灭了，脸上的表情是单纯的平静，像四五岁的孩子，正在熟睡。

哈马舍尔德有一句话：“人生最长的旅程是走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旅程。”他于1905年出生，1961年去世，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孤独行进了56年，他抵达的地方离我们很远，需要我们追赶。

瑞典的一位内阁大臣，在描述哈马舍尔德（他生于瑞典）的功绩时说，“在1961年，在瑞典电视观众的眼中，人类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概念”。

那一年任职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称赞哈马舍尔德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在哈马舍尔德因公殉职一个星期之后，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就是：

哈马舍尔德死了，可是联合国仍活着。

战争，让女人和孩子们走开

我和很多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原籍，我有两个，都在辽宁，一个是我爹出生的地方辽中县，一个是我妈出生的地方台安县。这种想法在今天中午再一次出现，是在台安县城的一个酒家，是在和那里的文化界朋友喝酒之前。

那时我顺便想起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妈住的村子附近，当年有一群结了婚的女民兵，本来是一些普通的乡下女人，性格不好不坏，但学会摔跤和搏斗以后变得凶猛，学会打枪扔手榴弹以后变得粗暴。后来，她们的丈夫不能忍受，很多家庭都崩溃了。我很想知道那些人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了，但不知道应该问谁。喝第一杯酒之前，一位对兵器很有研究的好友，告诉我一个和女民兵有关的故事：那一天，他和一些男孩子趴在民兵连部的窗户玻璃上，看见里面有一个男民兵和一个女民兵，还有一支放在桌子上的六九式步枪。开始是擦枪，然后是拆卸和安装。男的拆了，女的装上，男的再拆，女的再装。后来，男的女的成了夫妇，办喜事那天，那些孩子才弄明白，原来两个人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处对象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但是很好，比较平静比较温暖，不像我想到的那个粗暴凶猛。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更坏的故事，故事里二百多个民兵的命运特别悲惨，但现在还不能公开。

想起1961年，很多事情与女民兵有关。比如中国有一些由女民兵组成的炮兵排、炮兵班，分布在漫长的海防线上，其中的一些女炮手还为一位特殊的外国贵宾做过表演，让他看了以后暗皱眉头，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位特殊贵宾，正是世界闻名的蒙哥马利，74岁的退役陆军元帅，一位在军中服役时间最长的老派军人。在他指挥的英国军队里，也有一些女兵，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从事通讯、后勤和医疗救护。他不会让女兵直接参与战斗，更不会让她们充当极度危险的炮兵。

我不知道蒙哥马利为什么不让女兵直接参战，但我知道这是有史以来人类默认的战争禁律之一。因为战争的目的，最终还是保证自己种族的生存和繁荣。我读到的历史书籍里，有的种族接连不断地攻城夺地，男人一批又一批英勇战死，活下来的已经不多，只有变通一下，作出一夫多妻的约定。我读到的宗教著作里，也有相关的描述：“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子，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与公平的。”可以想象，如果换了女人一批又一批英勇战死，活下来的已经不多，谁来为种族生育子女呢？

这样想来，蒙哥马利不让女人直接参战，不是对女权的蔑视和践踏。女权应该尊重，把她们驱赶出战争的死亡名单是最好的尊重。正常的男人，为保护女人和孩子，可以用自己的身躯筑成最后的防线，冲锋陷阵，拼杀疆场，无怨无悔、死而无憾。这样想来，蒙哥马利会觉得中国人是不是从外星刚刚迁来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与地球人类不一致的地方？比如那个著名的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参与内战被杀，竟然被当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由此鼓励更多的女人和孩子英勇死去，为什么不当作“生的可爱，死的可怜”，让更多的女人和孩子远离战争？这个种族的男人的精神和道德，是不是出了变态方面的什么问题？

1961年，第二次来中国的蒙哥马利，行走在黄河中游南岸的一座城市里。那座城市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十多个朝代在那里建都。那座城市还有中国最早建立的佛家寺院，建于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他去的时候是中国的中秋节前后，那座城市里名满天下的牡丹花已经开谢了，但是直到他看了半场豫剧忍不住走出来之前，心情还是很好。

那部豫剧叫《穆桂英挂帅》，原来叫做《杨文广夺印》，是一部老戏，述说一千年前的杨文广，通过比武夺得元帅大印。这部戏演到了1954年时，新政权的天下可不希望有人夺权，希望的是什么呢，是鼓起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这个剧本就必须修改了。那些夺权的内容要冲淡，还要删去其中“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感伤情绪，以及杨文广被俘、招亲等情节”，集中塑造杨文广的妈妈穆桂英执掌元帅大印，领兵征战边境，为国为民的责任感。“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五十三岁的中老年妇女穆桂英的自豪心情里，多了一种苍劲、悲壮的色彩。当然这是戏剧，历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蒙哥马利看到幕间休息的时候走了出来，回到宾馆对陪同他的中国外交官员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能让女人当元帅？”外交官员解释：“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外交官员辩驳：“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将军。”蒙哥马利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将军，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外交官员急了：“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英国的政治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会不会有损英国军队的声誉呢？”事后，这位外交官员受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批评。拿英国女王说事儿也太不礼貌，太过分了。随后周恩来审查了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节目单，发现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便下令换成他喜欢的杂技和口技。“瞧，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知道蒙哥马利的观念，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激他了。”真不是故意刺激蒙哥马利。

问题出在当时的中国，继续走战争年代“人民战争”的路子，把全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1961年，中国开始认真对待连续多年的大饥荒，在结束那场人类和平年代最大悲剧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听起来合理的解释。那时还没有想到可以归罪于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除了归罪于一些地方官员被阶级敌人利用，只能从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那里再找一些外部原因。宣传机构告诉民众，现在正是帝修反联合反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獗的时候，我们要把全民皆兵推向新的高潮，全歼一切来犯之敌。“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于是，就连北京中南海里的女性们都成了女民兵，严整操练，不敢松懈。那一年年初，毛泽东在一个年轻的女机要员那里，见到她穿军装操练的一张照片，越看越喜欢，题写了一首即兴创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题诗，对全国的女民兵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也喜欢看关于穆桂英的戏剧。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介绍，他最早观看的演穆桂英的戏剧，是在1945年8月，蒋介石请他在重庆看的。开演前，蒋介石先致欢迎词，毛泽东后致答谢词，一点也看不出谈判之后就要血腥打仗的样子。在1959年，毛泽东看了梅兰芳根据同名豫剧改编和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后大加赞赏，以后一直珍藏它的唱片。《毛泽东遗物事典》中有一篇文章说到：“全民是否皆兵，对壮年男子来说不存疑问，关键在于占半边天的妇女。故而毛泽东没有那些特别强调具有同样主题的武生戏，而是推荐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妇女英雄的原型人物，以及《泗州城》中那些敢爱敢恨，兴涛动波，水淹泗州的水母娘娘来壮气壮胆，激发全民意志。”现在想来，意识形态有根本差异，对女人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认识，也会有根本差异。蒙哥马利在1961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见面时，前者已经领悟到不能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道理。而后者，还在坚持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的思想。

蒙哥马利来到中国，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不妨用作这篇文字的结尾：

中国安排他到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在此之前，这些中国内陆城市不曾向西方政要开放过（实际上中国新政权建立不久就参与了朝鲜战争，那时起紧紧关闭国门，也没有见到哪位西方政要来到中国）。他到中国的延安访问期间，途经一个公共浴池，他便问陪同的中国外交官员：“我可以进去吗？”外交官员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于是，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进浴池，仔细审视一些中青年人和几个少年的裸体。当他走出来，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

这样看来，蒙哥马利还真是位直率坦诚的军人，比较可爱。

如果他是位政治家，就会明白，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陌生国家，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凡是你能看到的，都是人家让你看到的。人家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你长了一万双眼睛，还是不能看到。

没有翅膀，你能不能飞翔

如果动物也有与人类相近的智慧，如果它们像人类给他们下定义一样，也给人类一个描述，我猜想会是这样一句话：人类是没有翅膀也要飞翔的动物。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儿的一个著名游戏，是在胳膊上绑些东西，在院子里、在路上跑来跑去，并且用力向上跳跃。我们飞起来了，虽然只能飞起两秒或者一秒，就有一只脚回到地面，但我们的嘴里大声叫喊着：飞喽，飞喽，我们飞喽。那时的树上就有两只鸟儿，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一只说：看看这些人。另一只说：多笨哪，没有翅膀也要飞翔。

我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有人用我们的办法飞过，比我们飞得还好。他的头上和身上插满羽毛，用大鸟的两翼做自己的翅膀，忽忽悠悠地飞起来了，飞了几百米远。中国古老的《汉书》，记载了那件事发生在公元19年，但没有记载那个人的名字。咳，这次离开地面的飞行试验，比法国蒙高菲兄弟的气球飞行试验，早了1700多年，可是我们历史书很烂，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写满了历代帝王不值一提的事情。

即使知道了，我们也不会羡慕他。我们羡慕的，是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神仙，比如二郎神，带着他的狗站在白云上面飞行；比如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我们从街边老汉那里听来的故事，说到一个名叫嫦娥的美女，偷吃了长生不死的药，从地球飞啊飞，飞到月亮上面，再也不想回来。夏天在树下纳阴凉，冬天在墙根晒日阳，那些老汉们的嘴里，还有数不清的天兵天将。

我们有时候是天兵天将，有时候是电影里的飞机，玩的花样越来越多，后来还真玩出了名堂。那些会飞的孩子被大人找去，参加了一次游行中的表演。

那一天，我还在上幼儿园，忽然听到外面敲锣打鼓和唱歌的声音，接着看见幼儿园旁边的有轨电车也停下来了，把路让给长长的游行队伍。这次游行的人和以前的好多次游行一样，喊的口号都是“社会主义万岁”和“打倒帝国主义”，但认识字的幼儿园老师说，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热烈欢呼苏联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吧”，从那些标语牌子能看出来，美国人还没有上天，苏联人已经飞到天上去了。游行队伍中，就有那些会飞的孩子，排成一个整齐的队形，跳跃着向前走，胳膊上的彩色布条在春风里飞扬。

美国人还没有上天，苏联人已经飞到天上去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大气层里面的飞行叫航空，大气层外面的飞行叫航天。1957年，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领先于美国，1961年又在载人宇宙飞船再一次领先，确实挣足了自己的脸面。但是，要把它当做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还是有点逻辑上的毛病。国家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科学技术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比起民主、自由，比起民情、民生，比起道德、精神，比起文化、艺术，比起好多好多的因素，科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比如，美国有很多科技超过了苏联，如果看做是战胜了社会主义，也一样是以偏概全。当时苏联人和中国人头脑简单，不懂逻辑，只会跟在报纸电台后面想问题，而报纸电台都在哄骗他们。

隔了很多年之后，我想起那时候一幕幕的游行场景，说不清我看到的是喜剧还是悲剧，只是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不能简单归结为逻辑上的错误。

我们头上美丽的蓝天白云，我们头上闪耀的日月星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地球以外的一切，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一千年前以及现在，还有，现在以及一千年后，我们有关于它们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应用，到底又是属于谁的呢？

这还用说吗？

它们属于全人类。有关于它们的科学技术，也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甚至那些民主、自由，那些民情、民生，那些道德、精神，那些文化、艺术，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偏偏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太空竞赛，被赋予科技以外的政治至上的意义——社会主义觉得自己的发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觉得自己的发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这种短视与狭隘的目光，怎么能看到科学的正确方向？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们，甚至把抢先发射一颗卫星、一艘飞船，看成是自己的国力强大、自己的统治坚固、自己的领袖英明的重要依据，想一想多么可笑。

所谓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帝国主义，它们是什么？它们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区域性表现、一种阶段性选择，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几朵浪花，虽然硕大但不会长久。在我看来，站在没有尽头的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其它各种名目的主义，都处在以下三种状态中的一种：将要灰飞烟灭，正在灰飞烟灭，已经灰飞烟灭。

就像天空，有时飘来一朵晴云，有时飘来一朵阴云。晴云和阴云，都是天空的过客，不是天空的主人。

清纯可爱的人，你在哪里

一位观众连续打来的十几次电话，把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

那时我在有线电视台，负责新闻节目以外的所有节目。我去之前，那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线电视与村镇放像站一样，每天早中晚播出两集电视剧或一部电影，插播几分钟新闻。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个模样，建了两个频道，安排全天播出，节目丰富合理，建立文化品位。刚刚松一口气，难题来了。

打电话的那位观众二十多岁，男性，不知道有没有婚恋史。他有很多时间看我们的节目。在那几天里，他连续打来电话，表达他对影视作品中一位人物刻骨铭心的、越发强烈的恋情。

难就难在这里。他恋上的不是影视明星，而是明星在影视中饰演的人物。比如他看的是一部美国电影《隔世情缘》，他恋上的不是梅格·瑞恩，而是她饰演的剧中人物凯特。我们真的无法为他联系到凯特，这个人物在电影院的银幕之上，在编剧和导演的想象之中。

我们怎样解释都没有效果。在他后来的电话里面，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我知道这种心理病的后果，会毁灭一个人的所有心智，夺走一个人的年轻生命。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的工厂附近有人失恋得了精神疾病，死在风雪交加的冬夜，身体像石头一样僵硬，脸上挂着凝固的笑容。有人还告诉我，冻死的人脸上都有微笑。那件事把我吓怕了。我不希望有人步他的后尘。我希望人们都死在老年以后。

我告诉部门里的同事，一定要耐心接听他的电话，还要与他的家人、他的社区联络，必要时与那里的警区联络，把严重的情况告诉他们，避免和控制他可能会伤害自己、伤害社会的行为。告诉他们不能放弃，如果他度过这个难关，这一生可能活得很好。

前面举例说到梅格·瑞恩，是因为我喜欢她的缘故，并且在中国和外国的女明星中，只做她一个人的粉丝。

她的电影是那种成人版的童话，她常常笨手笨脚出一些差错，让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又无辜的表情。我记得，她高兴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大声喊叫，得意的时候像游泳一样挥动手臂。还有，一旦她小小的恶作剧获得成功，镜头就拉出一个全景，我看见她向两侧斜上方快速伸展出双臂，好像要把整个身体引向天空，直到云端。

她清纯，可爱，俏皮，甜美。在她以前也有人被称为美国甜心，那是玛丽·碧克馥，是默片时代的女明星，比她早出生七八十年，论年龄可以做她的祖母、曾祖母。

梅格·瑞恩出生在1961年。这可是个重要的时间因素，因为人是具体时间和久远历史交汇的产物。那时候，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了十六年之久，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虽然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战争阴影可以消散，但在战争阴影里长大和变老的人，神情还和困在迷宫里一样漠然，一样恍惚，一样惶恐。那种神情印刷在他们和她们的脸上，用世界上所有的水也洗不干净。

我在这里表述的意思，似乎已经明确：清纯可爱的人，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者只能在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的1961年以后，出生和长大。

时间以外，还要强调空间的因素。并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出现梅格·瑞恩。她出生的那个小镇，位于美国东北部，在山与海之间，四季鲜明，风景亮丽，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友好、宁静、保守的地方，生活的节奏缓慢，如同我现在的叙述方式。

她渐渐长大，和小镇上的人坐在咖啡馆的窗子旁边，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再不就是老式教堂的台阶上，想念先祖们在意大利的优雅和悠闲的往事。假如有一件事能打破小镇的安宁，一定是她十五岁的时候发生的：做教师的妈妈乔丹·苏珊，忽然就离家出走，追逐做演员的梦想去了。那是小镇的梦想，也是美国的梦想。

在曾经是二战战场的地方，人们心理上的战争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其中还很多强大或弱小的极权国家，陷入一种长久的亚战争心理障碍。坐在椅子上的人神情高傲、严峻、警惕，走在街上的人神情困惑、冷漠和虚伪。从报纸电台到教科书，从大学小学到幼儿园，极权者鼓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仇恨，也提倡本国人与本国人之间的斗争。襁褓中的婴儿还有几分清纯可爱，长到两三岁面目全非，一旦长到当演电影演员的年龄，要想饰演出清纯可爱的形象，比一只老虎饰演兔子还难。当然，从环境的发展来说，那些国家要进入后极权时代很久，或者结束后极权时代很久，才会有像梅格·瑞恩那样清纯可爱的银幕形象出现。

我知道这样说不够严谨，有些偏颇，但有些时候，事物的真相看起来，就是偏颇的样子，让人不愿意相信。另外，偏颇是看待事物的一个视角，你可以调整一下，向左移动或向右移动，找到你合适的角度。

总之，这很多的重要因素融汇在1961年，世界上有了清纯可爱的女婴出生。后来她去大学读新闻系，再后来当了演员，改叫梅格·瑞恩，依然清纯可爱。

我喜爱的电影演员，除了1961年出生的梅格·瑞恩以外，还有1956年出生的梅尔·吉布森，他的《勇敢的心》，他的《爱国者》让我激动不已。我会在另一篇文字里写到他。

男人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看到一个20世纪人物排名榜，我想查一下1961年的世界风云人物是谁。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是那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肯尼迪。他的全名约翰·菲茨杰拉尔德·肯尼迪，他的昵称杰克。他在国会山发表就职演说打动了千百万美国人和至少一个法国人。演讲结束了，年轻美貌的法国妻子杰奎琳正和他站在一起，用手轻轻摸他的脸，以她那种动情的声调说：“啊，杰克，今天，多好啊!”如果昵称换成全名，“啊，约翰·菲茨杰拉尔德·肯尼迪，今天，多好啊!”这组短句就失去了韵味，有官场应酬的味道。

“啊，杰克，今天，多好啊!”我想，这应该是一组很精彩的短句。是不是那一年世界上最精彩的短句，恐怕还不能确定。中国有位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说的一组短句，可能比她说的更好。为了活命，他偷吃了生产队的一穗青苞米，被民兵押到会场批斗。他把持枪民兵甩开，蹬蹬蹬几步走到批斗会场的台子中央，大声说：“我，老贫农，七十多岁，我饿。”他用几句话震摄了全场，然后倒背着手，蹬蹬蹬下台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拦住他。这件事情，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一次，那时也曾被这句话感动。

美国的总统换届很有意思，明明是前一年当选的新总统，却要等几个月之后才宣誓就职，难道就不怕政局的变化，或者天气的变化？肯尼迪就职的前一天是1月19日，天气突然就冷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蓝的漫漫暮色中，洋洋洒洒，压将下来，遮蔽了国会山许多方形和圆形的草坪。政府派人点燃一座座火堆让道路上的雪快一些融化，用火焰喷射器清除就职典礼台周围的冰块。我看到的另一份报道说，3000名美国军人开动700台扫雪机和卡车，苦干了一整夜，总算把白宫周围厚达8英寸的积雪清扫干净，为观看就职典礼的美国民众腾出落脚的地方。这样做很负责任。我知道，奥巴马从参选到就职总统，心目中都以肯尼迪为榜样，尽力模仿。2009年奥巴马就职典礼时为观光的人设置了5000个临时公厕，那么1961年呢，肯尼迪就职典礼设置的临时公厕也不会少。

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位出生于20世纪的总统，第一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总统，也是美国通过选举产生的最年轻的总统，一个人占了三项第一。如果再加一项，他还是美国女性最喜欢的总统。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写过纽约时报推荐的年度畅销书。他在二战中立下战功，仍然坚持留在前线，坚持到战争结束。他还是一位活泼的男人，懂得怎样征服更多的女人。有一次，他的朋友故意打击他，说他之所以轻易获得女性青睐，是因为人人都知道他有个富豪老爸。那时他老爸的财富在美国排名第12位。于是，肯尼迪弄来了父亲的劳斯莱斯，让朋友冒充他的身份，而他冒充朋友的身份，两人展开一场女性追逐比赛，结果肯尼迪大获全胜。这情形和我一位同学相似，他给市长当秘书，比市长还像市长。到了别的城市，不管他走在市长的前面后面左面右面，人家都争着同他握手，结果他的秘书职务很快被撤职了。美国一位专栏作家这样评价肯尼迪的男性魅力：“肯尼迪对于女性选民的影响力是骇人听闻的，所有的女性要么想成为他的母亲，要么想成为他的妻子。”在我看来，这颇有个人崇拜的味道了，但西方社会的个人崇拜往往到此为止。在电视上经常露面的肯尼迪，在美国女性看来年轻英俊、魅力十足，在美国男性看来精力充沛、机智诙谐。这就够了，不像当时东方社会的个人崇拜那样持久、那样广泛、那样深入、那样严重。

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肯尼迪上任时，美国的地位正在经受严重考验。面积占世界第一位的苏联，在5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并且可以把苏联人的分配、生活、消费、福利等统统放在后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上的军事装备。他们抢先研究了洲际导弹，抢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热核试验和氢弹试验也仿佛走在美国前面，让美国民众充满忧虑。而人口占世界第一位的中国，一直不肯放弃打败帝国主义的战略意图和激进宣传，宁可勒紧裤带也要搞常规军备和原子武器。幸好他们一场比一场冲动的盲目跃进，使得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一塌糊涂，根本拿不出对外战争的能力。

让肯尼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上任的1961年，由于一个小小的猪湾事件和一场局部的柏林危机，眼看爆发席卷全球的新一轮战争。

猪湾也叫吉隆滩，在距离美国很近的古巴。卡斯特罗建立军人政权以后，强行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所有资产，把大约四分之一的百姓驱逐到美国，把古巴变成独裁专制、没有人权的国家。一些流亡到美国的古巴人建立了反对卡斯特罗的武装。他们想学卡斯特罗的榜样，当年他带着几十个士兵回到古巴，在游击战中发展壮大，没用多久就夺取了政权。现在他们有一千多人，几条破旧的战船，几架落后的战机，比卡斯特罗打回古巴时的力量强大多了。1961年春天到了，他们在美国一些情报官员的支持下搞了猪湾登陆。

可是他们和美国那些军事官员的脑子里都上了锈，很厚的一层锈。他们忘记了，一旦颠覆别人建立自己的专制，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反颠覆的效率极高，能力极强，转眼之间把自己变得像铸铁一样坚固无比。猪湾登陆前一天出现了对古巴的局部空袭，警觉的卡斯特罗已经下令在古巴搜捕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在那个仅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首都哈瓦那一个地方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枪口下失去自由。他们更不会预料到，那一千名武装流亡者，仅仅在三天内被消灭干净。

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影响倒是十分重大。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所有国家，都在欢呼古巴人民消灭美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在资本主义阵营那里，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灰头土脸，形象很差。一份报纸评论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另一份报纸直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这个事件的影响，还要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维也纳会晤中，更加危险地体现出来。在猪湾事件里，肯尼迪没有派出强大的美国军队打赢这一仗，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位新总统过于年轻或者过于轻率，缺乏经验甚至缺乏胆量。那时他自己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在国内，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依然活跃，在克里姆林宫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国外，中国战友横下一条心，争夺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权。现在有了猪湾事件，正是向肯尼迪施加压力，提高自己威望的绝好机会。于是他近乎蛮横地给肯尼迪政府划出两条路子，一条是把西方力量撤出柏林，另一条是准备与苏联发生战争。在那次会晤中，肯尼迪有了一个深刻的发现，虽然身边有最好的翻译，美语仍然不能翻译成俄语。在美语细致耐心地陈述道理时，俄语通常是默不作声，然后美语还要耐心解释，忽然俄语就蹦了起来，抓住美语的一个词汇大发雷霆。

那次会晤的原意，是减少冷战双方的分歧，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但由于猪湾事件的影响，加剧了两大国家集团利益的冲突。赫鲁晓夫在那一年里搞了30次核爆炸，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它们散布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超过美、英、法三国先前散布的总和。美国也忙了起来，增加军费，扩大军队，修筑防空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还从未进入过这样急迫的战争准备状态。好在年底之前，赫鲁晓夫不再坚持强硬的态度，一场可能杀害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人生命的战争终于避免。

这场危机过去之后，有人想起那一年年初肯尼迪就职演说里的话，心中仍留有余悸：

现今世界已经很不同了，因为人在自己血肉之躯的手中，握有足以消灭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和一切形式的人类生命的力量。可是我们祖先奋斗不息所维护的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处于争论之中。那信念就是注定人权并非来自政府的慷慨施与，而是上帝所赐。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人，让我于此时此地告诉我们的朋友，并且也告诉我们的敌人，这支火炬已传交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出生在本世纪，经历过战争的锻炼，受过严酷而艰苦的和平的熏陶，以我们的古代传统自豪，而且不愿目睹或容许人权逐步被褫夺。

告别一个年代需要多久

如果在1961年，评选两名世界风云人物，在肯尼迪之外，当然要有赫鲁晓夫。我的推荐理由是：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中用他那巨型翅膀，富有想象力地煽起一大片战争风云，然后又将它平息。

有那么几天，我看了关于柏林危机的很多篇文章，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看得我从迷惑到清晰，又从清晰到迷惑。这迷惑越来越重，甚至我想到《马太福音》里的一句话：“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重要的时刻，神一次次告诉我们的，是世上的真相，我们祷告于神，即是祷告于真相。有一位牧师给大家的建议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安静下来，慢慢地，来读神的话，而且学习做一件事情，把神的话语，化为你的祷告，向神来祷告。

看来，找到真相的办法，是从已知的真相出发，到达未知的真相。

我看到的那些文字，对赫鲁晓夫为什么收回战争准备状态，只说是由于美国有了足够的战争准备。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单方面的理解，没有站在赫鲁晓夫的立场看待问题。

在极权国家生活很久的人，在后极权国家生活很久的人，都知道那些政治与军事的游戏，以及社会生活中所有方面的游戏，从来是生动、复杂、被遮蔽的，又是吊诡、多变、无规则的，它们的意义只在于它们自身，在它们的范围以外生活的人，几乎无法理解它们。

举个例子来说吧，两年以前春夏交替的时节，气候忽冷忽热，我一位同事的母亲住进医院，八十岁的老人要拍X光片，要做全身CT，然后还要做加强CT、核磁共振，到医院十多天了还没有做完医生的检查，还在发烧中痛苦折腾。同事很忧虑老人真的像医生说的是肺癌晚期，我对同事说，不是肺癌晚期，是肺内感染，赶紧让医生对症消炎，几天就好了。几天之后同事非常感谢地告诉我，真是肺内感染，已经退烧了。接着他把他的疑惑告诉我，你一个当作家的，怎么比医生还明白医学？

我笑了，我只有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但有作家观察和思考社会的很多体验。比如肺内有了感染，里面是模模糊糊的，做CT也看不清楚，做那些昂贵检查只是为了医院创收。作为医生要排除患者的许多病因才能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常见的发烧，比如你母亲的病，也要先排除由其他部位转移到肺部的癌变，再排除晚期肺癌什么的，最后才确定是肺内感染，这是错的，应该先从简单的开始，先看一看是不是简单的常见的疾病。中国的很多医生错在哪里呢？不是错在医疗技术，而是错在医疗道德，错在从一些昂贵检查费用提取中介费的卑鄙心理。他们其实是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国某些阴谋政治的医疗版：先挑最严重的绝症忽悠你们，当你们痛苦了很久，折腾了很久，心操了无数，钱花了无数，然后再告诉你们，只是某种普通的常见病，很容易治好，你们还会觉得幸运，觉得人生比较幸福，是吧？我的同事一拍大腿：操，真是这样。

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受到启发，还有医学以外的政治。

其实，赫鲁晓夫从来不想挑起战争，尤其是1961年的战争，双方的手中都有致人类于死地的恐怖武器。如果像他说的那样，苏联最大的一颗原子弹，能量是二战时扔在日本那颗原子弹的2500倍，是人类所有战争消耗炸药总和的几倍，而美国的原子弹数量太多，发射出来密如飞蝗，哪一方都可以毁灭世界。赫鲁晓夫不是疯子。他说过，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

于是，他在维也纳会晤时的声色俱厉只是一种表演。他那几天的日记很高兴地描述了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的理性，说肯尼迪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不会首先发动战争。据我猜想，他的逼真表演几乎把肯尼迪逼到了绝路，真的造成了新一轮世界大战迫近的情境，是用了极权国家很常见的一个政治手段，加剧国际矛盾平息国内矛盾，制造国际危险压制国内危险。这样一来，国内蠢蠢欲动、意欲复辟的斯大林主义政治势力，暂时不敢乱说乱动了。等到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他的政治方向重新确立，用不着再装神弄鬼，搞什么战争临界状态，他的巨型翅膀只那么轻轻一挥，驱散了满天的战争风云。

这场逼真的亚战争（我组合的一个新词）游戏里，赫鲁晓夫是赢家，他制造危机并从中建立了他的稳固地位；肯尼迪也是赢家，他处理危机的胆略和方式树立了非凡的领袖形象。

这个游戏，表面上看不出输家。

输家是谁？输家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主义的信徒。

曾经有一次，我很关注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那是塔尔科夫斯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众多表现战争的影片中独辟蹊径，以简朴而又富有诗意的电影语言，表现了战争对儿童心理的摧残。那部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夺得大奖，塔尔科夫斯基也戴上了“银幕诗人”的桂冠。在《伊凡的童年》的创作背景里，好像提到电影拍摄于1961年，他拍完那部电影的前两周，发生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比先前几年里发生的还多，包括，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赫鲁晓夫开除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准发表，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给斯大林新墓献上花圈，两天后打道回国。

1961年，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里的水晶棺移出，斯大林的年代结束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某些理论给我的印象是，人活着的时候与蜗牛一样，带着像个壳子的沉重躯体，爬到一个叫死亡的狭小的门，躯壳过不去了，灵魂自己向前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死了以后，躯体不再有重要的意义，有天葬、水葬、土葬、火葬等等，是这种葬法还是那座葬法，只有地区的种群的差异。

但也有些一初始的巫术与早期的宗教，做了保存遗体的各种实验。比如以制作木乃伊著名的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会消亡，仍会依附在尸体上。他们期待未来的某一日，人能从原来的躯体复活，将法老王的尸体制成木乃伊，让他超越生死的界限。他们有高明的医学和复杂的工艺，但保存下来的木乃伊，几千年后干瘪变形，外观较差，让很多不理解他们的电影导演，在想象中将木乃伊的复活与恐惧、灾祸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种较好的遗体保存方式。

我读过一本想不起名字的书，上面详细介绍了佛教僧侣的生活。他们在漫长的日子里，钻研生死的轮回以及死亡的艺术，如果修行到最高境界，死后的尸身能够自然保存。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圆寂之后肉身不坏——他们把死叫圆寂，把尸身叫肉身——修成千年不坏真身。一些大师级别的僧侣圆寂，其肉身以冥想姿势端坐密封，七日之后如果腐烂予以火化，如果不见腐烂则贴上金箔永久供奉，被信徒们尊为肉身佛、肉身菩萨、金刚身或者全身舍利。在我见到的照片里，确实有些神奇，有的的肉身已经缩小到几岁孩子的高度，有的肉身不仅不会腐烂，还面带微笑，栩栩如生。

到了上个世纪，科技进步了，用福尔马林浸泡，用超低温度冷冻，都可以长期保存尸体。可这些方式适用于科学研究，不适用特殊人物的尸体保存。

苏联的开国领袖列宁去世了，那时是1924年，世界上对遗体保存的要求，也跟着涨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度：不仅不能腐烂，还要保持在世时的容貌、神态、颜色和尺寸，还要耐受光的照射，还要能够公开展示，接受人民的永世瞻仰。于是，世界上出现了保存遗体的水晶棺，20世纪独有的风景线。

那时候，谁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据一篇文章透露，当时的列宁墓里除了列宁的水晶棺，还有另外20个，悄悄保存了20个与列宁年龄、身高、体型相近的尸体。如果列宁的尸体出现任何问题，先在“陪葬”的尸体做实验找到解决方法，再把那办法用到列宁身上。列宁死后第二年，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死了，他的信徒们曾向苏联求助水晶棺盛尸技术，被苏联人拒绝了。那件事情相当诡异，表面上看是苏联人认定列宁是不可比拟的领袖人物，其他人不能享受这种殊荣，实际上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苏联人拿不出一套成熟的技术，不得不表示拒绝。

用水晶棺盛放的遗体，在世界上数量很少，算起来只有几位：1924年的列宁，1953年的斯大林，1969年的胡志明，1976年的毛泽东，1994年的金日成。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这样说：“从列宁到金日成，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过五具可供瞻仰的遗体，无一例外全出在共产党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的不完全对。保加利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代共产主义领袖也做过防腐处理进入水晶棺，但后来都由于各种原因另外安葬了。这位作者提到的五具可供观瞻的遗体，现在也只剩下四具，不见了身穿大元帅军服的威风凛凛的斯大林。他在1961年被苏共政治局决议移出列宁墓，不再属于水晶棺家族。水晶棺家族，一个好听又有特色的名字，一个具有象征主义意义的名字，可以用来写一部关于20世纪共产巨人以及共产运动的小说。

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斯大林的罪行，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的纲领，该纲领特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将先于国家消灭。……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次大会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不再接受苏联人民的敬意和瞻仰。

从斯大林去世到他的遗体抬出水晶棺，只有八年的时间。这标志着他的年代，在他去世的八年后结束。

新的斯大林墓在哪里？就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1961年10月底的一天，从水晶棺抬出来的斯大林被悄悄安葬。人们还在上面倾倒了一大卡车混凝土，不让外面的人盗墓进去，不让里面的人还魂出来。

人怎能生活在梦想之中

外国人把一年分成12个星座，与天空和梦想有关；中国人把一年分成24个节气，与大地和气候相连。其中的一个节气叫清明，我要去郊外为我爹我妈和我的两个哥哥扫墓。那时候的我，会在祭奠的香火中，想起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貌，他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情形。他们的平均寿命是55岁。以后我会写到他们的去世，怎样带给我强烈的震撼，长久的悲伤。

在清明到来时，我还会在和暖的春风里，想起在这世界上降生又离开的人们，以及他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比如中国的一位文化前辈在诗歌里描述：死去的人埋在山坡之上，他们说过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送葬的亲人还在悲伤地回想，不相干的人却唱起悠扬的山歌。另一位文化前辈在诗歌里记载：纷纷细雨飘落在清明的时候，让漂泊者的心里弥漫乡愁。他遇到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孩子，指引他去开满杏花的小镇上喝酒。

现在这个清明时节，我想到了布洛赫。他生于德国死于德国。他比我大了整整七十岁，但是还不到一个世纪。如果他读过前面两首中国古诗，也会按照他习惯的解释，说里面提到的人毫无例外，都活在和死在他们的希望之中，以及比希望多一些乌托邦色彩的白日梦里。国外的哲学家很多，他是最近才影响到我的一位哲学大师，一位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者。

我在前面写到1961年建起的柏林墙，那时还没有想到写布洛赫，那篇文字无法容纳太多的内容。按照我积累的素材和引发的感叹，那篇文字能够写十多万字，还会比压缩到三四千字的写法容易一些，但是要加上布洛赫，还会增加几万字，甚至改变那篇文字的方向。

有时候，方向是容易改变的。

1961年建起的柏林墙，改变了这位“希望哲学家”的命运方向。

我想我说不清楚，那时候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在1957年，他还是东德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讲授哲学。但是在那一年，中国反右派的同时，东德也在打击假想中的敌人，他被撤职了，受到严厉批判和斗争。

这样的处境，一部分缘于他的经历：他在纳粹时代流亡受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在外，在瑞士侨居了五年，在美国侨居了九年。1948年时德国已经分割为东德和西德，他在回国的时候选择了东德，那个被我们简称为民主德国，全名却是与民主为敌的德国。回来干什么呢，是不是与美帝国主义里应外合，想颠覆这里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缘于他的学问。他自认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自定的目标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位学者，知道怎样在他的大烟斗袅袅升起的弯弯曲曲的烟雾里做学问，却不知道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他的国家不再把那种学说当做哲学来研究，而是当做宗教来敬奉。怎样解释，怎样发展，那是政治家的权利，不是哲学家的权利。怎样能够让布洛赫明白这一点呢？换一句他能明白的话说吧：想在当初利用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国家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你这位对白日梦有着最深刻研究的哲学家，自己做的一个最深刻的白日梦。

再好的白日梦，也有醒来的时候。

1961年8月突然修建的柏林墙，愿意是阻止东德人逃亡西德，没想到恰好把正在西德做学术交流的布洛赫，挡在了墙的西德一边。我在这里只能说西德一边，而不是说这一边或那一边，是怕引起布洛赫和所有德国人的误会——修建了柏林墙后，东德人和西德人都习惯于把自己这边称为墙的这一边，把对方那边称为墙的那一边。当布洛赫学术交流完成之后，非常烦恼地想了又想，要不要回到东德。他那衔在嘴边的大烟斗，吱吱啦啦地响了又响，从黑夜到白昼，吱吱啦啦。

帮助他思考的，是越来越严酷的事实：东德政府在墙边埋了许多地雷，在墙上装了自动步枪，翻越柏林墙的东德百姓，鲜血越淌越多，天空里的太阳，从早到晚，都是夕阳。那时候冒死翻越柏林墙，成了东德百姓可歌可泣的壮举。有的人在卡车前面加了厚钢板，撞破围墙逃了过来，但身体已中了数不清的子弹，向西德的天空看了一眼就死去了。如果东德百姓像越狱一样逃出东德，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理由，像十几年前那样，再一次回到那里？

关于他的生平的文章，大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1961年移居西德。更符合事实的，是他那一年被柏林墙挡在西德一边，然后再没有回去。也许中国人和以前的苏联人、现在的朝鲜人都不会理解，一个被东德政府批判的反动学者，怎么能在柏林墙修筑以前，允许他去西德访问呢？我猜想，那是因为日耳曼民族对于哲学，有着天然的偏爱和非凡的敬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所以，那个专制政府对哲学家的打击不太严厉。尽管有犹太血统的布洛赫成了“修正主义”，还会允许他的哲学著作继续在东德出版，还会允许他去西德传播他的哲学观念。

我还猜想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要不是恰好在西德讲学，那一年已经76岁的他，不会步履艰难地离开东德，不会安安稳稳地活到92岁。更重要的是，专制政府用一种思想代替所有的思想，用一种自由代替所有的自由，这对于需要自由思想的哲学家来说，如同脑干死亡，只剩下由机器维持的心跳和呼吸。我买过一本《德国哲学家圆桌》，东西德统一几年后出版，收录了二战以后有影响的十多位德国哲学家，其中竟找不到一位东德学者。相比之下，布洛赫从美国回到东德，十多年后全身而退，实在是幸运之至。在西德，他修订再版的书有6部，写作出版的书有10部，几乎每年一部，并且质量很高，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青年学生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他担任教授的图宾根大学，有些学生强烈呼吁把这所大学的名字改为布洛赫大学，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

在我看来——

他是世界上从事这门学问时间最长的学者——他13岁显露出哲学天赋，写了一部哲学手稿，然后辛勤写作到92岁，之间经历了很长很长的岁月。

他是那种很有个人风采的哲学家——对于现实的世界有深刻的洞察力，充满了冒险家的激情，；对于神秘的未来有丰富的想像力，充满了少年人的梦想。

他是把自己置身于朋友之中的一位朋友——他与朋友的交谊很深厚也很持久，有的保持了20年，有的保持了终生。年轻时候，“布洛赫身边尽是一些充满末世论情怀的画家、诗人和边缘知识分子”。

他还是一位保持了独创性的研究者——有人评价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学者不过是在概括、总结、传播和复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像布洛赫这类能绽放出灿烂的精神之花的开创性人物。”

当然，让我更加注意的是对他的另一种评价，有人说他的早期代表作《乌托邦精神》，是具有表现主义风格和散文语境的哲学著作，还有人说他更多的写作“像迷宫、像色彩斑斓的多棱镜、像多声部的大合唱，充满了神秘、充满了魅力。”在20世纪初叶，本雅明还将布洛赫视为能与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比肩的、将德语散文推向完美境地的作家。

这句话由本雅明说出，就有很高的可信度。本雅明是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某个时代的欧洲，哲学家与文学家有着同样的精神方向，他们写哲学著作，也写文学作品。好多作家有优越的哲学思维，好多哲学家有优美的文学笔调。本雅明出版过《单向街道》，用超现实的方式追溯流逝的空间，唤醒那些无人问津的事物，他的文笔开阔与流畅，都达到一个高度。

布洛赫也出版过散文集，名叫《踪迹》。这本书采用了一种新寓言体，“对离奇的体验、短小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作出阐释”，试图通过文学呼唤人们走出压抑、单调、扭曲的世界。在这本书看来，世界的秘密是有踪迹可寻的，日常生活中的白日梦与幻想，已经把世界隐藏的秘密透露出来。

这本散文是他在45岁时出版的。

对于那样一个年纪，他身边的世界，还是有秘密的，但已经不多。

我想，如果他在90岁的时候，重写这部散文，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写法——那时候的世界，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秘密了，只有千条万缕的踪迹，像清明时的河边的柳枝，吹拂在风中，轻轻摇摆。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