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第九章 苏木会计的记忆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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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第九章 苏木会计的记忆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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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一、从牧场到苏木的演变 1984年，我们牧场由国营牧场转变为了苏木（乡），有干部身份的统统被接收了过去，照拿工资；而我们这些原先的农工却被当做包袱甩掉，与当地牧民一样，享受赎买政策，分畜与分草场到户。当然，草场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但把使用权分到了个人手上。原住民和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前来的每人分40只羊，草场6平方里；1965年以前来的，每人分30只羊、草场5平方公里；而1965年以后来的，每人分25只羊，草场4平方公里。牛和马也按这种比例分配。牲畜基本按规定的数目分，草场则只是个大概其。这里头有个原因，当时的额仁牧场地广人稀，水草丰美，也就不在乎误差的多少。分配之后，还留有大面积的公用与机动草场，归干部统一调配。以后，随着人口与牲畜的不断增多，草场开始吃紧从而受到普遍重视，遂又有了第二与第三次对草场的分配。 我只参加过第一次分配。像我这种60年代来插队的知青，当时就剩下不多几个了，按人头儿分给我们每人25只羊，3匹马，3头牛，草场4平方里。我的工资原先是每月56块多，老婆子是52块多，这会儿工资、包括福利待遇统统泡了汤，因为已有三个孩子，全家5口人分到125只羊，牛马各15，草场20平方里。内地人一听，准说不少，可我们那儿的一群羊起码一千只左右，一百来只，太可怜了，根本成不了群。我又掏钱买了几十只羊，凑成160只，把牲畜交给和我关系不错的牧民，求他帮着放，与他家的羊群合在一起，刚好是一个整数——400只。 一只羊的放牧费一年大概是10块钱，事先约定好了一年我给他多少工钱，这就叫“苏鲁克”。由于是朋友关系，我没有提供吃穿住与坐骑（马匹），并且仅仅是口头许诺。可按当时蒙古人的习惯，口头许诺也应当一诺胜千金。“苏鲁克”是蒙古语，原意指“畜群”,本身并不指特定的哪种畜群，也没有哪种制度或契约的含义。但在蒙古的某些地区,很早以来就在蒙古人之间,或满、汉人与蒙古人之间流行着牲畜的寄养与代养习惯,这种有偿代牧畜群的行为通称为“苏鲁克”,也叫“放苏鲁克”，或叫做“苏鲁克制度”。一般的“苏鲁克”都是牧主提供吃穿住与坐骑，给的是净工资，到结算时还有另外的奖励。这些都由双方当事人商量着办，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 我们牧场的前身属于公私合营性质，当年均以牲畜入股，收了私人的畜群变为公家的以后，再重新分配给牧民放牧。当时的政策是按户分配，主要根据劳动力的多寡。公私合营时曾经有个原始记录，因此，这次分畜到户就划为了两块，一块按人头儿分，坐地户也就是当地的原住牧民分得多，后来的外来户分得少；另一块是小头儿，拨出来三万只牲畜，按旧账本记录的比例分配，那些牧主、富牧所占的比例比贫下中牧大多了，这三万只牲畜分给他们的自然就多。 当地最大的牧主之一名叫西瓦，有一定的文化，公私合营时被推选做了私方场长。他家是既按比例也按人头儿分，结果分到手的牲畜全场最多。具体是多少我没问，跟我也没有关系，只知道多得家里人放不过来，只好雇人来放。 西瓦与我的关系一直不错。就这样，他还在私底下向我抱怨，没给够，若按我家原来的牲畜比例，到现在，早该有上万只（头）了……我劝他说，你知足吧，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文革还专政呢！这会儿总比那会儿强吧？他头点得像拨浪鼓，赶紧说，强，强，比那会儿强…… 主持分牧到户的是牧场场长，他不是本地人，从乌拉盖调过来没几年。他首先宣布，上面的政策要求改变我们牧场的所有制，前途有两条，一条改制为属于东乌旗管辖的苏木，另一条是改制为由乌拉盖分局管理的牧场。作为牧场以工代干的会计，我也列席了会议，却与参加会议的各个大队的队长不同，我没有发言权。 据我了解，当初兵团把这块儿馅饼从旗里的嘴中夺走，旗里就一直耿耿于怀，但有保卫边疆的国家利益在那儿摆着，也不敢说什么。如今，这块好吃的饼又能回到自己嘴里，当然一百个愿意，从此，就可以大大提高旗里的税收了。为抢夺这块儿肥美的馅饼，旗里努力到自治区和锡盟争取，颇有告状及诉苦的性质，死活不愿意把我们牧场拱手交给分局。而乌拉盖等地区已经划归给了分局，我们牧场仅靠分局，按地理位置，划给分局也理所应当，因此，分局也在力争。最后，这道难题就交到了牧民手里，看他们的意愿如何。 分局与苏木的区别就在于，分局还属于国营体制，只不过实行承包制，把牲畜分到牧民手里，由他们放牧；而苏木是把牲畜彻底分到牧民手里，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儿，谁不愿意？参加会议的又是清一色的贫牧，解放前基本属于赤贫户，他们当然愿意把牲畜彻底分到自己的手上了，所以，他们一致要求牧场变为苏木。 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在分畜群时也出过主意，主要是在作价上做文章。既然是彻底把牲畜分到手里，自然是有偿的，要给国家交一部分钱，规定是每年秋天收这笔钱，分成15年交。一只羊到秋天已经能买到三十多元，可当时的政策是低作价，定的是最低每只13块，我们当然按最低的定价走。但在订合同时，又不安实际价钱写，偷偷把价钱升上去。例如一只羊实际是13块钱买进，我作价成16块的成本价。以我自己为例，分给我的畜群一共要交四千多块，分成15年还款，每年要交三百多块，总共我等于少交了近一千元。 自从把牲畜分到了手，牧民中逐渐产生两极分化，有的越来越富裕，成为大户，把羊群包出去，叫别人去放苏鲁克，自己则住进房子，享清福的同时顺便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到旗里买了房子，从此成为了城里人；而有的人则可劲儿造，耍二流子，最后不得不把羊群卖掉，将到手的最后一笔钱都花得干干净净。 比如东北蒙族加穆萨阿爸的二儿子伯音那，原来就爱串营子，特别喜欢跟我们知青侃山，分牧到户以后，他不再放马，啥也不干，隔三差五往旗里跑，去赌博，去喝酒，兜里没钱就卖羊，最后把家里的羊基本造光了，据说还欠了不少赌债。最后，丢下老婆孩子当和尚去了。我还住在场部的时候，看见他老婆住在一个地窝子里，周围放着十几只山羊，过得挺凄惶。 波音那与我的关系曾经相当不错。可自从我离开草原，对他的境况就基本不了解了。他出家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过来一个电话，说自己目前在泰国，马上就要开始闭关几年了。我还一直心里疑惑，一个那么喜欢玩闹儿的人，怎么会去出家呢？听了兴国的讲述，总算明白了个大概。若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一切皆空，出家也就出家了。但如果是为逃避自己的责任，就不可取了。也不知道波音那闭关的时候，想起自己抛下的老婆孩子，他的心中有无愧悔？ 二、草库伦的推广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草原当然也不例外。后来提出的具体口号是“农业学大寨，牧业学乌申召旗”。我曾经跟着大队人马去学习取过经，那儿的有些草场都用石头砌了墙围起来，据说是向国外学习：休牧、轮牧。这就是蒙古语所谓的“草库伦”，意为“草圈子”，用木杆、土墙、铁丝网等把草场围起来，采取改良和管理措施，防止超载过牧，提高牧草的产量，防止草原沙化、退化。 但国外地大人稀，人也守规矩，到我们这儿就走样儿了。 分草场到户后，我们苏木也逐步实行了草库伦，从我在的时候开始建，直到我走的九十年代尚未建齐。开始是用木头、水泥桩子，圈上铁丝网把草场围住。可是，铁丝网上有楞刺，羊身上痒了，特别爱在围栏上蹭，有的把皮蹭破了，到了夏天就会长蛆，往往控制不住，烂透了，也就走到了死路。于是，只好把铁丝网放在高处，下面用廉价的钢筋网。 为推广草库伦，使草场得到休养生息，国家是大力支持的，东乌旗推广的力度相当大，由旗里把钢筋网整体买下来，给予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以上的补贴，各家各户用低价就可买进。 草库伦有季节性，到了冬天就打开，变成各家各户过界的通道。当然还是有口儿有门的，有的甚至有两三个大门，把门一关，牲畜就走不出去了。这对懒人倒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再不用顶着酷暑严寒，为保住牲畜与老天爷苦斗了。 从1980年代起，羊的数目不断增加，但额仁一直还是放牧本地羊，基本没有改良羊。这首先由经济利益驱动：吃羊肉的越来越多，穿羊绒和毛衣的也越来越多，羊价已经蹿上去了。而马牛作为运输工具的作用在日益衰退中，当地奶牛出奶的质与量也不受内地欢迎，于是牛马一天天不被人重视。 马虽然被分到了个人手里，到了夏天爱往泡子里去，在水泡子前，似乎又凑成了群。可一旦入冬，就回到各自的草库伦中。那段时间，马大量被盗。东北人跑了过来，偷偷把马往外蒙古方向赶，再一直赶到黑龙江，大发昧心财。这些人神出鬼没，边防派出所人力有限，也管不过来。同时狼闹得相当猖獗，小马驹子大量被掏。90年代，又有日本人高价来买菜马，又被卖去不少。 牛群那时也散了，没人再管，由其自生自灭。 随着放牧人对马和牛的日益漠视，马群、牛群在逐年减少。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如今已难得见到成群的马与牛了。 自从划分了草场，私有观念自然是逐步加强，纠纷于是经常发生，我说你的牛踏坏了我的草场，你说我的羊吃了你家的草，甚至闹得不可开交，动手打架也是有的，为此，专门成立了草原110，也就是草原警察，进行草原的管理、界定，特别是处理纠纷事宜。 草原警察在我们那儿简称为草警，听说是武警编制。但有的属于皮儿是武警的衣服，瓤儿仍旧是老百姓，他们由苏木掏钱，仅仅是合同工。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堵羊屁股，才干这一行的。有的甚至是自己买了辆车，刷成警车的颜色，标上“草原110”就上岗了。这样的草警只是每年给予一定的补贴与油钱，具体给多少钱，我不清楚。据说钱也不能按时到位，分期分批地给，但工资每月照付，最早是一个月三百块，现在可能已经一千多块了。 随着分草场到户，出租草场也开始兴起了。有的家好吃懒做，逐渐把牲畜卖光，草场闲着也是闲着，就借给了别人。市场逐步开放后，从出借到变为出租，几年前是一亩地六毛七分钱，后来又涨到了一块多。租了草场的人家，由于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就拼命造，恨不得把草场的资源榨干了才过瘾，这恐怕也是草原沙漠化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沙漠化也跟天气大有关系。消极的靠天吃饭，一般枯水期与风调雨顺有个十年左右的轮回，赶上了十年的枯水期，这个阶段草原当然会干旱，若不能及时地规划与治理，当然会造成大面积的沙化蔓延。 我有幸参加了第一次草场划分，还发给了我草原证，我记得是红皮儿的。当时，为争热点儿草场就差打得头破血流了，可远处的谁也不愿意要。最可笑的是谁都不知道额仁的家底儿，有一大块儿草场都以为是宝格达山的。结果，还是东乌旗发现了这块肥肉，将整块一千多公里的草场租给了外地人，他们买来当地的牲畜，逐渐发展了起来。 随着人口和牲畜的数量不断发展，原先富裕的草场逐渐感觉到了紧张，遂有了第二次重新分配草场，增加到了每人7平方公里。那时，我已经离开草原，属于我的草场自然也就被收了回去。 直到那时，我们苏木的人才醒过闷儿来，看着那块租给人家的草场眼热，要求收回来。据说为此还打过官司，可合同白纸黑字，签订的是60年；去找旗里讨要，仍旧是没戏，那可是一大笔收入，旗里当然要耍赖了，说违反合同是要罚钱的。谁叫你们自己当初犯糊涂？旗里是苏木的直接领导，胳膊拧不过大腿，到现在这块地的问题也没能得到解决。 分牧到户之后，苏木长等干部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轻松了，基本只管上传下达行政命令，接待接待外来客人……过去数羊（统计羊只的数目）、灌羊（为羊去除寄生虫）等生产任务都没有了，原来的不脱产和半脱产干部取消了，成为完全的脱产干部，编制也越来越大，从原先的二十多人变成六十多人；办公条件也越来越好，从原先住平房到住楼房，由二层楼盖到三层，据说马上要变为五层了。 所以，牧民有时开玩笑说，如今的干部是不干干部。 三、抡圆酒瓶子的功效 个体户，酒瓶子，打猎，哪儿和哪儿啊！可从1984年以后的那几年，这三组词却与我大有关联。 我成没娘管的孩子，从此要自某生路了。可我有技术，当时找我修话匣子、车之类的已经为数不少。东家给块儿肉，西家送瓶酒，甚至偷偷塞些钱的也不是没有，我当然能凭本事养活一家五口儿。 可想着大批和我一样的不但回到北京，还照旧捧着打不碎的饭碗，只我们几个没远见的，在这里成亲生孩子，举目无亲，处境已经沦落到盲流的地步，心里就凄惶得不行，失落得可以。于是，我约着另一与我情况相近的知青，好几次去东乌旗反映情况，想尽力争取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 我明白，争取需要时间，结果属于未知，总不能张着大嘴、抄着双手干等。在等待处理结果的这段时间，我以老婆子的名义申请注册了个营业执照。我的身份即使可以落实，老婆子未必有戏，她不是知青，成不了国家职工，得跟着原来的农工政策走。 我申请的行业是修理个体户，起了个名儿叫“便民修理部”，主营修理，兼营零配件、油料，属于特种行业。牧场没有飞机、大炮可修，最复杂的不过拖拉机、汽车而已，我又啥都敢招呼，别人不敢练的活儿我都能上手，基本算样样修理活计都拿得起来的主儿，所以，申请手续虽然繁杂，靠着我上上下下人缘儿不错，也都知道我手艺好，执照很快也就办妥了，又根据当时的政策，免了我一年营业税，只交了一个月的管理费。客户我不用发愁，牧场周围，我已经有不少固定客户。一旦有了正式发票，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干私活儿了，更能够合理地收取报酬。 生意一直可以。按规矩，每年夏天工商局要下来年检，那会儿我们的年检属乌拉盖分局管。 草长高了，花开时节，有一天来了辆小吉普车，下来几个人，先看了看别处，时间将近中午，就到我这儿找饭辙来了。这帮人我都认识，互相挺给面儿。 这回我心里却有点儿发虚，觉着理亏。为啥？我超出了经营范围。 邻居茨楞也是做小本儿生意的，开着个小卖部，前几天，他定了一车啤酒。结果，供货商给他拉来一车外带一拖斗儿，整整多出一倍。大老远拉来了，总不能再拖回去，可他手头儿没那么多钱，就求我替他消化那一拖车啤酒。 抬头不见低头见，也能多赚几个小钱儿，我没有拒绝的理由。那时，啤酒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满院子堆满了啤酒瓶儿，这不是铁证如山吗！ 不过我们那儿有句俗话：只要酒瓶子抡圆了，什么都好办。 这几个人能到我这儿落脚儿吃饭，也算瞧得起我，想必不会给我穿小鞋儿。可他们来的实在不是时候，一到夏天，冬季储存的肉食都吃完了，离杀羊的季节还远，让我到哪儿去踅摸肉呢？ 来的几个都是爷们儿，我了解爷们儿都好打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对他们说：今年的雨水特别冲，场部后面大小泡子多了好几处，听说里头有不少野鸭子…… 什么，有野鸭子？那咱们去打吧！几个人立刻跳了起来。 开着他们的吉普，一行人风风火火出发了，他们带来一杆猎枪，我家里也有一支自己买的小口径步枪。 没想到这次点儿背，开车转了一大圈儿，泡子倒是不老少，积水也挺深，水鸟儿是不少，个头却都太小，只看到两只野鸭子。碰到这种情况，心气儿首先泄了，几个人胡乱开了几枪，只打中一只。 垂头丧气，提了着那只死鸭子回转我家里。怎么打发这几个人呢？幸亏我家养着20多只鸡，我只好吩咐老婆子杀两只。帮着她杀鸡、拔毛，让她把那只野鸭子和鸡一块炖了，权当野味吧！ 又从饭馆借了点儿羊肉，从邻居那儿借了几捆菜，弄了五、六个碟子，四、五个人就着啤酒大嚼了一顿。每一瓶啤酒都是在井水里拔过的，虽比不上冰镇的解气，却也清爽可口。 都说酒瓶子管事儿，此话不虚。只见身后的酒瓶子摞了一堆，几个人前后出溜到了桌子底下。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半迷糊着开车走人。 草原上车少，开车即使闭着眼睛也没多大关系，除非阎王老子成心找茬儿，阎王要真盯上了你，就是喝凉水不也得噎死吗！ 从此，我再没交过管理费。所以，只要把酒瓶子抡圆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过了些天，是个黄昏，又来了辆吉普，这回换成了税务局。兜了一圈儿，又到我这儿了，也都是我认识的。我是“香名”远溢，都知道迎接他们的不是豺狼，准定有好酒好肉预备着呢！ 这回天太晚了，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后，我故伎重演，说要领他们去打野兔子，明天好饱餐一顿高蛋白，他当时就兴奋地点头同意。 野兔子一般白天不出来，都在晚上出没，只有狗能把它们从草丛里轰出来，人则很难发现，这正是打兔子的合适时间。为防再走背字儿，我这回是倾巢出动，把所有的子弹都带上了，共三十九发。 出发的时候天已擦黑，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们终于瞧见了野兔子。 那真是傻东西，纯属自投罗网。它们对车灯的光亮特别好奇，专门爱奔着灯光来，追上了光，一旦被光线罩住，视线中就只有前面的一条路，其它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只能顺着这条亮道儿往前跑。 为了瞄准，我们减慢了车速。只见那只兔子往前跑了几步，又忽然停住，似乎不知所措了，两只耳朵立起来，将前爪耷拉在胸前……完全一副挨枪子儿的架势！距离它四五十米远时，我扣动了扳机，我听到税务局的那帮人也开了枪，兔子被撂倒了，一阵乱枪响过，都不知道是谁打死的。 不一会儿，又瞧见一只兔子冲进了光线，车跑多快，它跑多快，刹车时，有两人先后开枪，都没打中。这只还不算太白痴，枪响的时候它迅捷地趴在路面，待车的发动机再次响起，它却像上一只一样，不知道往边儿上溜，反而站立起来，做抱拳投降的姿势。杀兔子的能对弱智的俘虏手下留情吗？这兔子只能成为我们的囊中物。 我们在那片草地里转，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打了将近三个小时。这次运气实在太好了，大丰收啊，竟然打了二十三只野兔，过足了枪瘾。我们打一只往麻袋里扔一只，不约而同痛快地高叫一声。我估计包括我在内，人的心里藏有杀戮与欺负弱小的天性，否则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快感呢？ 当晚，税务局的几个人去招待所睡觉，约好明日中午来我家吃野兔子肉，不吃不散。 我和老婆子整整干了一夜。将十只留下，准备明天叫他们带走，其余的十三只扒了皮、切成块儿，放在盛满冰凉井水的水桶内，要先把兔子的腥味儿拔出来。我家就两个水桶，这会儿叫兔子肉全占领了。几个小时后，再用开水把兔子肉抄一遍，然后放上作料红烧。 早上八、九点钟，这伙儿人来了，满满两脸盆野兔肉端到了他们眼前，冒着腾腾的热气，香气把整个屋子都淤住了，让人垂涎欲滴，肯定忘了是干吗来的…… 酒足饭饱之后，税务局的这几个也叫我摆平了，一夜的工夫没白费。 我后来又干了四年修理，只交过一个月的管理费，税费只是象征性地一年交几十块，其它一概都免。其实，从1985年底，旗里就恢复了我的职工身份，让我以工代干当上了会计，工资也长到六十多元。我以老婆子的名义干修理，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既然酒瓶子抡圆了，也就畅通无阻。 回想起那几年，我的生活其实相当滋润。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我是不会回北京的。 四、草原火灾 火灾是草原的大事儿，而且是祸事，但只要不烧死人，火不蔓延到宝格达山的森林地带，就属稀松平常。因为平均每年最少得赶上一两次，特别是春秋二季，是草原的干草季节，更是火灾的高发期。 刚到草原那会儿，我们牧场没有电话，更没有专管救火这事儿的负责人，一旦火烧起来，便不能像附近的额仁公社，可以用电话通知大伙儿，我们只能靠自发行动，只要看见远处冒烟，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儿，抄起扫帚就往那儿跑。打火是不分地域的，你不把火苗儿捏死在摇篮里头，一旦烧到树林地带，那扑灭起来麻烦就大了，人力物力都要有很大牺牲。所以，火灾在牧区虽然频发，一直以来大家还是挺重视，这关系到草场的安全，牲畜的存活，特别是宝格达山那片大森林的生命延续。 记得刚插队那会儿，我到场部逛新鲜，瞧见供销社有一堆竹笤帚戳在犄角儿，心里就犯开了嘀咕：平日也看不见有人用这大笤帚扫地，备这许多做啥？后来才知道，这些笤帚可不是摆设，而是专为打火预备的。 虽说抄起笤帚往火场跑属于自觉行动，但到达现场后还得有人组织。此时，书记、队长以及有威望的人就该发挥作用了，立即成为现场指挥。牧民对火灾已是见怪不怪，难题就是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从大城市来，毫无扑灭草原火的知识与经验；语言不通，与牧民沟通也有困难……根本不懂该怎么打火。 道理其实相当简单：追着火头儿打，不能迎着火头儿。换句话说，就是顺风打，不可顶风上。 临队女知青小柴是和我们一起来牧场的，就因为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吃了大亏。那天突然听说有了火情，她和另一女知青立刻骑马奔往火场。到了那儿，风一刮，火立刻扑了过来。跟她去的女知青反应快，转身背对着火蹲下了，用两只胳膊护住脑袋，就这样，棉袄也被点着了，不知是临危不乱还是瞎猫碰对了死耗子，她居然将烧着的袄立刻脱下来扔掉，算是躲过了一劫；小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平日傻大胆儿，革命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着火头儿上呗……结果，脸和手都被严重灼伤，在当地不敢治，只有送往东乌旗，后又被转到锡盟医院。 伤痊愈后，我曾见过她，原先白白嫩嫩的一个水灵姑娘，如今脸上白一块黑一块，坑坑洼洼，整个破相了。不知道后来是否做过整容手术，过了几年，远看才基本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但不能细看。这会儿大家都老了，脸上一律不再平坦，曲里拐弯儿的折子纷纷爬上脸颊，似乎都差不多了。小柴脸上的伤疤埋在皱纹里，基本已看不出来，只是皮肤显得比正常人粗糙些。 额仁公社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当日那场大火烧起来时，有十三个人在一块大石头上避火。那石头据说是成吉思汉留下来的，当然只是传说，这类石头或墙有不老少。不过这石头挺奇怪，刀切般方方正正，一米来高，十几米长，平常日子许多人想上都上不去。可火快烧到了屁股，逃命心切，一帮人连拉带扯竟都登了上去。都琢磨着：躲这儿，没一棵草，又是高地方，保准安全！ 火头儿确实“忽”地一下从边儿上燎了过去，热气（高温热空气）却将每个人啃了一口，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其中靠外面的会计朝鲁最惨，脸、手和胳膊都烧伤了，起码属于二级。他也被送到东乌旗医院治疗，不知为何没被送到盟里。 我跟朝鲁挺熟，他是东北蒙族，中专毕业生，在当地属于高学历的举人。半年后，我曾见过他，一张脸扭曲、班驳，甚至有些狰狞。我心里不由感叹：原先挺好的一个小伙儿，成了这副模样，今后谁家的姑娘还愿意嫁给他啊！不久，听说他调回老家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总之，兵团接管前，这片草原火灾频发，打火属于自发，打累了回家，没人去细查火到底彻底灭了没有。由于火扑灭得不够彻底，火星子又窜起来，回头重打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防火办公室有名无实，建制极不健全，指挥、通讯设施、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等一律提不起来。直到1970年代，虽然兵团已经接管，也不曾为牧场配备能互相联络的电台，只有东乌旗的人是乘着卡车来打火，其他人只能骑马来，偶尔还有住在附近跑着来的。 70年代末，牧场变为地方管理，才配备了一台晶震单边带短波的民用电台，火灾一起，人背着电台赶往火场，可以随时与东乌旗甚至锡盟通消息，让领导比较全面地掌握情况，及时发个指令啥的。额仁公社是我们的紧邻，因为有一台电话，就没给他们配电台。 牧场改为苏木后，防火办主任由苏木长兼任，我自从当上以工代干的会计，就成了防火办副主任，在牧场当着小半个家；而我玩儿电器属于手到擒来，几乎谁都不如我牛，这台珍贵的电台就落到了我手里保管。牛归牛，规定有事儿没事儿一天必须四次跟旗里联络，等于背上了一个包袱。亏我脑子灵光，将这包袱甩给老婆子干，还为她申请到一个临时工的名额。虽说临时工的工资少得可怜，可毕竟家里又添了一份收入。当然，技术上还得我把关，老婆子玩儿不转。机器不出毛病的情况，这活儿其实相当简单，每次只用几分种，汇报完了就关机；就是拖累人，死守着电台，哪儿都去不成。 一旦着火，电台就得人不离机，机不离人，这人自然就是我，而非我老婆。我得立刻背起电台，保持长开机的状态，随时汇报火情、接收指示。像火灾发生的地点、火头儿的走向，火的面积大小、有多少人参加打火、天气情况（风向、风力级别，阴晴）……一样不落地向旗里甚至盟里汇报。 一般我坐苏木的吉普车去，车若不在家，我有征用过往各种车辆的特权。由于派出所所长也是防火办副主任，当时的治安又不错，没人会怀疑我是劫匪。可遇见车抛锚、水阻隔的情况却是常事儿，我只能背着电台淌水过去，徒步匆匆赶往火场。一到现场附近，立即支上简易天线，叫通对方后开始汇报。 以后，条件进一步改善，电台配到二十至三十台，甚至可以与呼市直接联络。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打火易，彻底扑灭不易。所以，火基本扑灭后，要留下足够的人防止死灰复燃。这就需要运筹帷幄，看要留下多少人看守火场。往往火灭了，先不能让全体人员离开，三五个小时后，叫一半儿人撤离，另一半儿留在一线监视。春季多风，尤其不能掉以轻心，扛电台的更不能回去，要随时向上头汇报火场的各种动态。直到确定火已彻底扑灭，人员才能陆续撤走。因此，这些电台管了大用，保证了信息畅通。 当时，车也配备得多了，后勤保障也逐渐跟上，由防火办出钱，苏木招待所食堂还为打火人员预备免费餐，并可派人直接往火场送开水、罐头、散装饼干、月饼，甚至包括啤酒。当然，酒不能敞开了喝，每人只一瓶，否则在火场耍起醉拳来，麻烦就更大了。 电台多了之后，火情一起，我有时出台，有时则留守负责后勤。后勤虽说不起眼儿，却一堆罗嗦事儿，一点儿马虎不得。张着嘴等吃的人多，你必得给伙房添临时炊事员；火场如战场，你总不能叫流汗甚至浴血的战士啃窝头吧，得去踅摸白面、罐头、饼干和啤酒……粮站和供销社平日决不赊帐，这节骨眼儿，别人去了仍旧碰钉子。东西都从打火经费出，但要走报批手续，一旦赊出去了，万一有个差池，对不上账谁都无法交代。但我是苏木会计，他们认可我打的条子，只有我去交涉才步步畅通。吃的东西备齐了，往火场送多少，留多少还要协调。你不能让现场的吃不饱，也不能不储备第二天、甚至以后几天的食品。 那几年，已经成立了快速灭火队，共有兼职人员30位，备着20台风力灭火机。灭火机一水儿大红色，带有大长嘴儿的鼓风机，用汽油做动力，大约三、四十斤重，发动起来风力不小，必得有劲儿的小伙子才能抱得住。而需要用时要给灭火机加油，灭完火得把汽油抽出来，加足了油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需要随时补充油料。这些小伙子大多放牧出身，不具备维修素质，我得紧跟着，帮他们弄着了，卡壳的时候及时给他们修理。 快速灭火队也还是万变不离齐宗，跟着火头儿走。几个人拉成一条线，同时挤压火头儿，使火烧的面积越来越窄，直到掐死火头儿，后面的人再跟着扫尾。有时会突然冒出新的火头儿，必须仔细观察火情。 以上是平坦地区的规律，到丘陵和沙窝子地带就需要特别慎重了，千万不能进凹地去灭火，人只能留在高处和埂子上，任凭火烧过凹地与沙窝子，直到火烧到顶部再打。往往这些地方是灭火的重头儿戏，留人的密度一定要大。现场总指挥、甚至内蒙古防火办的人都在那里观察，随时跟经验丰富的当地人商量，一点马虎不得。为了安全，有时需要自己先放火，把周围的一小片儿烧了，然后趴在烧过的地里。刚开始，只允许每二十人带一盒火柴；后来放宽，每五个人可以带一盒。当热乎乎的气流窜过，烟熏火燎，滋味儿相当难受，烟呛的人喘不过气来，皮肤更像被烤焦了似的。 现场指挥往往愿意跟我商量。一来我多懂一点儿知识，二来我生活在当地的时间长，与牧民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我通过他们了解到不少当地的情况，从而能够提供比较全面的综合信息：打火人员的构成、草场生长情况、地形特点、长期受地貌影响的气象变化……为他们进行火场分析与预测提供正确的参考，使他们能对人力、物力进行科学分布，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 我在额仁牧场的二十多年，我们那里除了有烧伤的，没有烧死的。但整个内蒙古却发生过多起草原大火烧死人的现象，死的都是部队的小战士和顶着火头儿打的人。 1980年代，我曾开车经过43团，听说一场草原大火烧死了几十个兵团战士。我特意去过墓地一次，算是凭吊吧！墓碑一个连一个，有的有照片，有的没有，长久的风吹日晒，黑白照片都变为灰突突的颜色，模样还能隐约分辨，都是18到20岁左右，一群保定、天津、北京的小不点儿，一张张充满孩子气的脸，最大的排长也只26岁。一边走我一边叹息，都没有搞过对象，更没有享受过生活，白来人世一场，太冤啦！ 在知识无用的年代，指挥上失误，领着一群孩子进到洼地打火。都认为该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谁冲在前头谁最革命。跟无情的大自然斗争，却缺乏起码的常识，结果，一群年轻的生命成为了大自然的殉葬品。 五、挖甘草 前些年，额仁一直干旱，就有人说是汉人去的太多，破坏了草场的环境。从2008年开始，雨雪却越来越多。 但汉人也确实去过不少，干过破坏草场的事儿，这话要从1980年代说起。 那阵子，突然涌来大批汉人，来挖一种叫甘草的药材。甘草的叶子不入药，他们要的是根茎。根茎的样子近似于细小的胡萝卜，长的一尺多，短的十几公分，颜色为红棕、棕色或灰棕，上面有明显的皱褶，还有种特异的香气。甘草性平，味甘，有解毒、祛痰、止痛、解痉以至抗癌等药理作用。中医认为，甘草补脾益气，滋咳润肺，缓急解毒，能调和百药。在《神农本草经》上，甘草被称为美草、密甘，列为上品。《别录》称密草，《陶弘景》又称国老。俗话说“朝中国老，药中甘草”，可见甘草像国老一样，“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是一种近乎完美、作用强大、使用广泛的药物。 既然是使用广泛的药物，当然能赚钱了。在向钱看的大气候下，当然会有人络绎不绝来到草原，可说是趋之若骛。 这些人手里都拿着专用工具，俗称“甘草铲”。甘草铲是谁发明的，我不得而知，但是它和洛阳铲却有些相似。“洛阳铲”是100多年前由洛阳的盗墓贼发明的，常见的“洛阳铲”呈半圆筒形，长20至40厘米，直径5至20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挖甘草的家伙事儿则属于土造儿，与正规的有区别，但也是铁管状，前头开个口子，后头焊根钢钎子，全长八十公分左右，在距离下端二十公分处焊两根横棍儿，挖甘草的时候，把管子套在甘草上，人跳起来，两脚同时踩在横棍儿上，使劲往下一跺，钢钎子带着铁管儿就能扎进地里一尺多深，把铁管儿往起一撅，甘草的根儿就整个翻出来了。每挖出一棵，地上就留下一个大窟窿。甘草往往都成片儿长，不远就是一棵，于是一个窟窿连着一个窟窿，对当地草场的破坏极大。 但是，额仁的草场大约有三千六百平方公里，就几块地方长甘草，每块地方也就几平方公里，比例相当小，因此，这种人为的破坏并没造成大面积草场的毁坏。 况且，没过多久，上面就下来禁令，禁止这种破坏草场的行为。我就曾经与草原警察一起，去查抄过挖甘草的人，抄回来不少这种自制的“甘草铲”。 六、小河沟儿也淹死人 额仁牧场只有一条小河，名字美，叫乌云高勒河，位于我们三个牧业大队的夏季草场。它蜿蜒细长，一直通往大兴安岭的宝格达山，周围的景色虽相当诱人，细长得却不够气魄，有些地方似乎一迈腿儿就能过去。 草原靠天吃饭，泡子虽然多见，里面却含有大量硝碱，水色呈铁灰而混浊，又苦又涩，人被干渴逼急了时，也只能拿它润润嗓子，根本咽不进去，牲口也仅在缺硝时跑去喝几口。每当迁徙到夏季草场，因井水里含碱量高，远不如这小河里的水好喝，人畜喝水就多靠它来供应了。所以，我眼里成不了气候的一条小河沟儿，其实大有用场。 牧区缺水，牧民从来没跟真正的河流打过交道，他们当然不会游泳，也从未听说过淹死人的事儿。淹死人在草原本该属于天方夜谭，尤其是这么安静、一直默默奉献的乌云高勒河。然而，当老天爷发怒的时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那是1986年到1987年的夏天，我还在苏木（乡政府）做会计。你想，一个苏木一年也就十几万、几十万块的银钱出入，有啥好记的！因此，我这会计做得相当滋润，一月只正经上两天班，其它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苏木长是一把手，他外出时就由我这滋润的会计当家。当然，大事儿还得等他回来做决定。 按说，本该由书记做主，可书记有点儿婆婆妈妈，他不是不想参政，却总管不到点儿上。有一次，他忽然提出想看我的账本儿。我说：“行啊，但按规矩一个人不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非要看。我把一摞账本子放到桌上，让他写个条子，说账现在由他保管，出了什么问题他要负责。听了这话，他掉头就走，不敢看了。由于胆子不大，他逐渐不再干预行政事务，只管党政，一旦苏木长不在，便形成了我这小鬼儿当家的局面。 那天，碰巧苏木长又外出了，我正抄着手在苏木的院子里无事可做，忽听门外有“嘟嘟”的摩托声响。不久，白云噶恰（白云大队）的巴图队长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兴国，不好了，不好了！山上……山上下水……人倒了，进水了……”说得颠三倒四，显然急得够戗。 原来，当天上午团支部搞活动，一帮蒙古族小年轻儿聚在一处，多日不见，除了例行开会，学习学习文件，在一起聊聊也属常情。活动时间拉得有点儿长了，期间，忽然下起了暴雨。 草原的天气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摇头变一出：刚才还烈日当空，说阴就阴，紧接着大雨如柱，倾倒而下。下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四十五分钟后天就放晴了，太阳又露出一张炫目的脸。年年夏天如此，见多了习以为常。小青年们出得包儿来，笑闹着打招呼后就分道扬镳了。有好几人上马时曾向山梁顶瞭过一眼，都瞧见有几条亮晶晶的带子顺着山沟正往下出溜，阳光下恍得人眼有些发花。虽是没见过的景色，却都没当回事儿，那么细溜儿的一条带子有啥希奇！ 住在河南边的共四位，一位男性副队长，三个姑娘，其中有一对儿亲姐俩，大的叫其其格，刚过十八岁，十月份就准备结婚，嫁妆都已备齐了。在副队长带领下，他们并排往乌云高勒河边走去。只要策马趟过小河，就可以各回各的包儿了。河水平日深一尺左右，雨后涨了些，可骑马趟水过河不成问题，谁都不曾在意。 这四人从没见识过山洪是啥模样，无知者无畏嘛，于是一边说笑着，一边一步步往河边儿走，不慌不忙，连马都迈着四方步。刚到小河中央，巨浪突然袭了过来。 暴雨夹着冰雹，下的时间虽短，排水量却很大，一时难于渗入土里，立时形成了山洪。他们哪里知道，那几条细带子就是洪水啊！山洪滚滚向前，聚集着毁灭的能量，只一瞬间便窜到他们眼前，掀起几乎三尺高的一面水墙，夹着亮晶晶的冰雹，排山倒海砸向四人。一米高的水推力大约是一吨，这三米高的水墙推力就有三吨左右，人马如何能够抵挡？只一刹那，他们连人带马都被推倒了，逃命的念头都来不及产生…… 副队长到底是男子汉，有些力气，喝了两口水，挣扎几下，便从水里爬了起来。他身边的女孩儿多亏拉住了他袍子的衣角儿，也顺势被他拉了起来。两人衣服已经精湿，狼狈地跑到河对岸，顾不得哆嗦，抹抹被水模糊的眼睛，赶紧寻找另两位伙伴儿，可哪里有她们的踪影！ 两人连爬带滚回到队里报急。牧民向来齐心，立刻全队出发找人。众人顺着乌云高勒河一直寻下去，来到了大泡子边儿，泡子里的水已超过一米深。没一个会游泳的，看着那翻卷的浪头，想起两个下落不明的姑娘，不由自主肝儿都打起颤来，不敢再骑马往里走了，万一又陷进去几个怎么办？ 可失踪了两人毕竟是大事儿，只有向上汇报，看上头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就这么找到苏木来了。苏木长偏偏不在，他们也只能向我汇报。 情况紧急，我立刻让司机发动吉普车，赶往白云噶恰。那时，每家每户都已有小四轮拖拉机，我叫人赶紧扒下小四轮的后轮胎，共要了四个。众人都不明白我想干什么，我也顾不得跟他们解释，只让他们把里胎快点儿揪出来，用绳子捆在一起，放在车上，立刻出发直奔现场。 我这是在做筏子。后轮胎相对大，基本与公共汽车的轮胎大小近似，里胎轻些，做成的筏子分量就相对轻，体积却相对大，能在发怒的乌云高勒河里漂浮行驶，好寻找那两位失踪的姑娘。 到了河边，将自制的筏子赶紧放进去，没有现成的篙可用，只能用套马杆。套马杆由三部分构成，后部蒙语叫奥交勒，中部称为车吉，前端是乌珠勒。整根套马杆过长，只能用它的后部做篙，凑合撑着我“设计”的筏子往前慢慢移动。 往前行了一段，人影皆无，大家都是心焦如焚。此时，我心里已经觉得凶多吉少，可又实在想不明白，也就一米深的水，站起来没不过胸口，怎么会淹死人呢？ 正想着，已划到芦苇丛前了，忽听有人喊：“有袍子在芦苇上漂着……”我悚然一惊，回过神来，赶紧将筏子往衣服跟前靠。到得跟前，有人去揪衣服，拉起来的却是其其格，旁边是她妹妹，两个女孩儿此时气息全无……打捞的同时，响起了一片哭声…… 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儿啊，一落进水中，立刻慌了手脚，她们不知道只要能站起来，上面就是一片代表生命的蓝天。因为辨不清方向，只能在水里乱扑腾，很快就呛了水，生命也随之被带走了，就这样顺流而下，飘到了泡子里…… 一连许多天，苏木的人都在“霍勒嘿（可怜），霍勒嘿”地感叹：那个大的其其格，嫁妆都准备好了，喜事却变成了丧事；一家死一个就够倒霉的，这一家两个姑娘全没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牧民，更不知道怎么才能抚慰那伤心的一家子，只能建议：下一次团支部活动不学别的，就叫青年们学游泳吧！ 至于以后他们采纳我的建议没有，我就不清楚了。细想想，学游泳也难，上哪儿去找合适的水？乌云高勒河没下暴雨的时节，水深一尺左右，最宽的地方也就丈把，想练漂浮都难；而那些泡子呢，说里面是水纯粹属于抬举它们，叫浑汤儿很合适，怎么能在里面学游泳！ 靠天吃饭，天灾来的时候，还真是束手无策。 七、处理鼻疽马 分牧到户之前，从古至今，马都是牧民的最爱。不知道有多少蒙古族民歌歌颂的都是骏马。牧民在一起，特别是年轻人聚在一处，谈起马事比聊女人更有兴致。当然，后者也是他们爱侃的话题之一。骏马、美女男人谁个能不动心？就像如今的名车与艳星把男人搅得七荤八素同样。当然，如今行市发生了变化，草原小伙子们的目标不再是求得一匹好马，而是丰田越野车了，逐渐向城市人看齐。 我愿意看到牧区人的生活逐渐与城里人靠近，谁又愿意再让自己的孩子去过那种一成不变的原始游牧生活？但草原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成为了双刃剑，人与牲口日益增多，草场退化，环境遭到破坏……可不往前发展又行不通。 话题扯远了，还是说说我们牧场的马吧。 我们牧场的马属于蒙古马种，与顿河马等外国品种确实没法儿比，个头儿比人家小，耐力也没人家强。我们牧场与蒙古国接壤，偶尔有那边的马跑过来，一看就和我们的马不一样，体型高大伟岸，肌肉发达，毛色油亮，那是与顿河马杂交的品种。 但我们的马有一项优点：喂养级别低，粗饲就可以了。所谓级别低，指一年四季只需外放吃草，只有弱畜在冬春干草季节给些未加工的干草，连切细都不用。另外，架大车的马才给喂些饲料，将草切碎，搀上些玉米和少许豆饼。 蒙古马与顿河等洋马的区别，就像贫民百姓与贵族的差别，贫民百姓远没有贵族的骄娇二气，又要棚又需圈的，还要精心刷洗……它们轰着赶着就长大了。所以，价格自然比外国名马便宜得多。 我们牧场有一点很不幸，属于鼻疽疫区。由于草场被污染了，必须给予隔离，马匹一般做不成军马，只能骑在普通人的跨下，或干脆老老实实低头拉套。 先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啥叫鼻疽，这后一个字儿大多念不准，都读做“鼻诅”，约定俗成，许多人都这么错着念。也确实够诅咒级别，因它是一种人畜都能得的传染病，属于B类疫病。病因由鼻疽伯氏菌(Burkholderia mallei)引起，主要流行于马、骡、驴等马属动物。在鼻腔、喉头、气管黏膜或皮肤上形成特异性鼻疽结节、溃疡或斑痕，在肺、淋巴结或其他实质器官发生鼻疽性结节为特征，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特别是抵抗力不强的马驹子。 此病随马的唾液和鼻涕污染草场后大量传播。虽不像近年流行的传染病那么蝎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中广为传播，但它可以在马、骡等集中的地方传播，甚至可以传染给与马、骡等密切接触的人，更可随着草场被污染，使整片草场成批的马染上程度不同的鼻疽，成为重灾区。 开放型鼻疽传染尤为猛烈，且预后不良，只能临时控制住病情，仅仅延长生命而已，很难治愈。最可怕的是这病也能传染给人，若治疗不及时，一旦肺部严重感染，可于两到四周内死亡。我们邻队就有女生得过此病，不知道危害性，也就不知道害怕，去牧场找大夫，打过几针抗菌素，糊涂着竟然痊愈了。 按惯例，若发现患有开放型或急性鼻疽的牲口，应当就地扑杀，不予治疗。可运动中大家都似那女生一样糊涂，加之兴奋点都在阶级斗争上，也就顾不上了。估计要是早发现早处理，我们牧场也成不了重灾区。 我们初来那几年，由于运动风起云涌，来当地倒腾马匹的人吓得已经没了踪影。但牧民以放牧为生，不像大城市以革命为主，虽也不忘革命，生产却不敢耽误。听牧民说起，文革前，食品公司的人，还有倒卖马的常客——俗称“老客儿”的，每年都来转悠，据说也间或挑走过少量没得鼻疽的马匹，至于能不能做军马就不知道了。 随着现代化武器的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已逐步消亡，到文革时期，骑兵已经解散，只有落后的边防地区，将马用于通讯联络的代步工具，如从沙尔沟特边防站到我们附近的额仁边防站，当年没有通讯设施，只能靠骑马传递信息。当然，既然是给解放军使用，也还得挑没有鼻疽的马。往大石寨方向走，我知道起码就有两个军马场，按说挑军马也该去那些地方，那里的马高大、威猛，都是顿河马种，更没有疫病。 兵团接管后，我们紧靠蒙古边境，当时彼国因是前苏联的战友，后者呼做“苏修”，按那时的逻辑推理，前者就该称做“蒙修”了。1969年珍宝岛战役打响，我们所在的边境也跟着紧张，一连好几年“备战备荒为人民”，“支援世界革命”（当年常不离口的革命口号）。那时，边防站的实力极需加强，马匹的需要量也跟着增长，兵团跟边防站本是一家，当然应当给以大力支援，于是，对马的检测工作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 春天，先在场部后山用原木搭起马圈，不能用石头，怕马在圈里折腾磕了碰了伤着身子骨；也不能用土坯，太不结实了不禁造，马一折腾，恐怕会倒塌。 圈搭好后，先把开放型的鼻疽马挑出来。鼻疽分为开放与非开放型两种，开放型的鼻涕拉撒，肉眼就能分辨，挑出来很容易，关键要把带菌的非开放型与阴性没受感染的区分开。所以，要把阳性非开放型和阴性马分批轰到后山的马圈里，通过点两次眼药进行检验。这一工程相当浩大，除了物力，人力也需要不少。有负责轰马群的，有制服最捣蛋儿马子（没骟的公马）的，有帮助拴马的，更要几位兽医负责点眼……大家伙儿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挑出一群健康马来。可它们从此就失去自由，统统被圈在圈里头，不能再去草场随意吃草，需要单独喂饲。从点眼到被北京军区边防局的解放军赶走，人们要睁大眼睛监视它们的一举一动，生怕它们跑出去被感染了，从而徒劳无功，破坏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革命行动。几天之后，这群健康马终于被安全赶走了，成为边防站解放军的坐骑，也算支援了“世界革命”。 以后，因为知道我们牧场是鼻疽重灾区，就把全锡盟的鼻疽马都集中到了这里，还单独组成过鼻疽马群。我们队就有一群，由一个叫扎那的牧民放。那时讲阶级路线，马倌本该是贫牧中的佼佼者，地位最是崇高。可若叫你放一群病马，就谈不上提气了。这里头也有原因，他老娘有精神病，他去世的老爹还是个外来户，自己直到二十多岁还找不着对象，地位可想而知，也只有退而求其次，放一群鼻疽马了。 到额仁牧场变为苏木（镇），随科学知识的普及，进一步认识到鼻疽特别是开放型鼻疽的危害，当时的政策是开放型的发现一匹处理一匹。具体方法是打来苏水。60毫升的来苏水就足够把一匹病马放倒，一般用30毫升的针管，推两针。 然而，鼻疽病传染来势凶猛，到1984年，又进行过一次点眼检查，查出了阴性马大约三千多匹，阳性的也不少，开放型的竟然已经达到四百多匹。这四百多匹病马是最厉害的传染源，如果不及时处理，那三千多匹不久就会被感染上。无奈之中只有一次性处理，采用射杀的办法。 我们牧场有新旧两个场部。在新旧场部之间有座小架子山，山的北边有个足球场大小的坑，非人工而是天斧，据传说是个陨石坑，但没经过考证。 那天，所有的人都去帮忙，我作为布置警戒线的人员也参加了。将那些病马驱赶到大坑里，集中起所有的民兵，一律站在大坑南边，举枪连发，从南往北打。北边有土坡，马跑不过去。当时当地的景象异常惨烈，眼前是病马徒劳的挣扎与殷红的血……处理完毕，撒上石灰，用推土机把北面架子山上的土推过来，将死去的病马统统掩埋掉。 其时，我心里也颇为疑惑，该不该这样处理，是否太残酷了？但我为它们找不到出路。出于不得已，物种选择有时相当严酷。也许，首要的还是同类不自相残杀。人类文明与科技只有进化到相当程度，也才能考虑别的物种怎么更好、更合理的生存吧？ 八、黄羊过境游 我们牧场紧靠蒙古国边境。西北风一刮，黄羊会顺风向东南“叛逃”，自然就溜到了我们这儿。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一说，只要黄羊过来，待遇便同豺狼一样，迎接它们的有猎枪与汽车轮子，不论大小、公母，一律在枪与轮子下无情对待。而蒙古国那时已把黄羊和旱獭子等动物列为了保护动物，只有计划地集中捕杀一些，平日是不让打杀的，特别对母的、小的黄羊给予保护。 另外，穿越两方边境线的还有脱群的马，有跑过去的，也有跑过来旅游的。临国的马可能是与前苏联顿河马交配的，一律身躯高大，体格矫健，比这边的蒙古马漂亮许多。 1949年，道尔基王爷逃往蒙古，曾带走不少人与牲畜。所以，许多牧民都与蒙古那边沾亲带故。解放后，这边跑过去的人极少，就连“挖肃内人党”时期，我们牧场也没一个跑的。这么多年，只有一个人曾跑过去，又被送了回来，判了三年徒刑，监外执行，仍旧和原先一样放他的羊。 还有个旗里的司法局长，带着司机来打黄羊。说是打，枪法太次，只能用汽车穷追不舍。这一追黄羊逃边境那边儿去了。局长光顾看着远遁的黄羊激动，一时竟然忘记那段儿不归他的司法管辖，他狂叫着，追，赶紧去追啊！司机却把汽车停在了边境上，不敢再往前了。 这局长平日自己也会开车，看司机胆怯，他立即叫司机下车，自己开车直冲了过去。马跑来跑去的不少，在局长心里汽车不过是载着他的跑马，踩几下油门儿准能把黄羊赶过来。然而，只跑过去两、三公里，就撞见了临国的巡逻，把他抓走了。 一到打黄羊季节，蒙古国就巡逻得格外勤。因此，也不能说局长运气差，他是撞到人家枪口上了。司机站在边境线上看得真切，急得跺脚、干噎，只能垂头丧气往有人家的附近走。遇见了当地牧民，才把他送回场部。 再说局长，这回可遭罪了，在拘留所关了两三天。因为知道了他不是一般人物，又被送往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最后看他也就是个科级干部，没啥油水儿可榨，不久又被送了回来。 到底是地方的局长，方方面面关系处得不错，也不是有意叛逃，最后，连个处分都没给。但留在当地毕竟影响不好，不久就发往边远的旗，职务不变，仍旧继续当他的司法局长。 从1972年到1977年，蒙古国为边境安全，防止人畜越境，由前苏联出钱，开始在中蒙边境修建铁丝网。 地广人稀，确实守不过来，只好用这种办法。不清楚钱是否分批给付，铁丝网是一段段修建的，竟然用了六、七个年头儿。先打水泥桩子，二十公分长宽的四方立面儿，埋进地里约半米长，露出地面一人多高，围着密密匝匝的铁丝网，打着圈儿编，上稀下密，越挨近地面的地方编织得越密实，生怕有什么能过筛子越境。边境线如此之长，前苏联必是耗资不少。 可人算不如天算。草原上有种植物，我们叫不上名字，知青给它们起了个蒙语外号儿：“扎布愣”。夏天是一大团儿，上头有叶子；到了冬天，叶子统统掉光了，颜色变为浅黄，秆子更硬了，上面带着挺密的刺儿，北风一刮，一个个大圆球儿如缩着脖子的刺猬，愣了吧唧冲将过来，落到哪儿，扎到哪儿，叫“扎布愣”是不是挺形象？ “扎布愣”也顺风跑。逐渐，方圆几百里的“扎布愣”都到铁丝网这儿聚会来了，越积越多，铁丝网有多高，它们堆得也有多高。草原的春季免不了火灾侵扰，大火一起，成堆的“扎布愣”伴着火焰狂舞，把水泥桩子一片片烧得崩裂，发出很大的声响，仿佛在放排枪。铁丝网当然不能幸免，一片片被烧断…… 面积太大，也来不及修缮。 1980年初，兵团已经解散，管理松懈了，有人为享口腹之欲，有意想叫黄羊过境，干脆开着解放车，后头挂上牵引钩，开到边境，成心开倒车，人为将铁丝网成片拉倒。没头脑的黄羊惦记着旅游，一拨拨顺风跑过来自投罗网了。 当时，旗里还配发了狩猎证，每证大约花1500块就能买到。对私人来说，这不是小钱儿；可对于公家，不差钱。有了狩猎证，自然可以合法捕杀邻国受保护的动物了。 大家也有默契，进来多少打多少；黄羊离哪辆车近，那些过来旅游的家伙就属于那辆车的车主儿；因为怕枪走火儿伤人，车距一般保持在两里地以上…… 我们苏木没买狩猎证，守着边境线，犯不着花这笔钱。 那年冬天，有个牧民来苏木报告，说看见成群的黄羊过来了。苏木长于是招呼来四个人，其中就包括我，事先说好了，用一辆私家的东风车，油由苏木出，我们每人只能分一只，拣大个儿的挑，私家车主可以多给两只，其余的黄羊都归苏木。 四个人带上两支枪，在晚上8点出发。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雪光就是照着大地的灯，四周的景物不甚清晰，可我们熟悉地形，眼力也好，常年在这样的地方开车，闭着眼都不迷路，很顺利就开到了牧民指的那片儿草场。司机开始绕着那片儿开，两支枪轮流在三个人手里过瘾，转着圈儿地打，发现一只打一只。 印象最深的是打死了黄羊一家三口儿。 我们是在汽车上坡时发现它们的。由于上坡开得慢，我们只能把它们往坡下赶，从上往下打。先开枪把最大的打倒，又把稍微小些的母羊撂到了地上，最小的那只身体轻盈，跑得稍快，离妈妈大约一箭之遥，看见妈妈倒在了地上，它居然不再逃命，反而回身跑了回来，拿鼻子闻妈妈的身体。自然，它也倒在了我们的枪口下。那时，我居然有心跟苏木长开玩笑：这一家子来这儿旅游，没想到全撂这儿了！ 一路打一路走，把打死的黄羊一只只扔上车。借着星星与雪光，我发现拿枪的人眼睛都是红的。我忍不住问苏木长：你怎么眼睛都红了？他冲我一努嘴：你的眼睛也是红的！我不由想起一句俗话：杀人杀得眼红了。死死盯住被打的目标，有种围猎的兴奋感，血液都涌到了眼睛里，所以眼睛就红了。难道杀人也是这个道理？我忽然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儿，半天没再开口。 到深夜两点多，卡车上已经被带血的黄羊塞满，再也装不下了。再不收手，也没处安放，众人这才决定回去。到了家门口，都觉得累得够戗，把车撂在当地，先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数，竟然打了224只！除事先说好的分了几只，绝大多数都卖给了供销社，当时论斤约，一块多钱一斤，给整个苏木增加了几千块钱的收入。 到21世纪初，我们那儿的黄羊也终于被列为二级保护动物，由“草警”巡逻管理，不再让打了。 我那时已回到北京，每年基本都回去，听说成千上万的黄羊都过来旅游了，顺带着生子繁殖，享受着它们从未有过的自由。 可黄羊与牲畜争草，把有的牧民家草场上的草几乎啃干净了。它们长着四条灵动无比的腿，除老弱病残外，狼想追都追不上。人把它们往东轰，它们绕着大圈儿，又从西头儿溜了过来，简直在跟人捉迷藏，根本轰不走。据说有的牧民为此还到苏木诉苦，领导也只能说上面有政策规定，黄羊不再让打。 “不让打”，他们理解为不让用枪打。一年冬天，泡子上已结了厚厚的冰层，我们队的牧民招来几位亲戚朋友，有骑马的，有开摩托的，甚至有开汽车的，把跑到他们属地的黄羊来回轰，轰得几乎趴蛋，终于圈住了几十只，进一步把这些黄羊驱赶到了泡子前，人则在草越来越稀的缓冲地带勒住马嚼子、刹住了车。 你想，黄羊正奔命，哪里停得住！凭着惯性，它们一下子冲进了冰泡子。 黄羊腿儿比一般羊腿还细长，蹄子也更小更尖，四个尖尖的蹄子能在滑溜溜的冰面上撑住相对大的身体吗？如同没经过训练头一回在冰上跳芭蕾舞，立刻噼里啪啦，一只只先后在冰面摔起了跟头。摔倒了，战兢兢立起来，又接着栽下去，只要一动就站不住。有的立在冰上哆嗦，不敢再动弹了；有的摔到后再也爬不起来，四蹄伸直倒在冰上。天寒地冻，活动不开就只有活活冻死。 第二天早上，牧民去收集战果，发现这些黄羊已经统统冻死了。有的直立在冰面如同标本，有的躺在冰上与冰冻在了一起…… 欢欢喜喜拉回去刚吃了几只，消息已经传进“草警”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赶到，把这些黄羊全部查封，并警告牧民，不用枪也算打黄羊，这是犯法。 牧民历来老实守法，既然知道了这属于触犯国法，也就不敢再打了。 因此，往冰上轰黄羊仅此一回，且是出了名的一回，再无下例。 九、酒肉穿肠误转干 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大约是1986年或1987年。一个夏天的傍晚，老吕提了着两瓶二锅头、一块肉来我家串门儿。和我一样，他也在苏木以工代干，职务是民政助理，五十啷当岁，肤色黧黑泛青，脸上爬满车道沟儿。 我心中好生奇怪：我俩虽从来没有红过脸，关系却相当一般，可以说素无私人过往。莫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哪阵风吹的，居然把他送到我家，手里还拿着酒肉？ 来者都是客，不就是在一起吃喝一顿吗！我叫老婆子赶紧拿肉炒菜，然后起开了酒瓶子。夏天羊肉比较难淘换，一般杀羊都很少，若谁家宰羊，自己吃不了，别家就去借肉，到秋天杀羊时再还，借哪个部位还那个部位，斤两多少大都不去计较。老吕说，他这块肉也是借的。 聊着天儿，筷子不断夹着借来的肉，老吕不停往我碗里续酒。我逐渐感觉脚底下开始发飘，头也有点儿晕，舌头也似乎变大了，但头脑还算清醒。 老吕除了劝酒，还不住往我耳朵里灌小道儿消息。他说，从旗里打听到内部消息，上面的调查表儿发下来了，一共批下来两个转干指标…… 这些话并没在我心里搅起多大的涟漪。我说着应景儿话儿：这事儿领导说了算！多一半儿人事局做主，少一半儿苏木长拿捏，咱说了也不算…… 说实话，我对转不转干无所谓。自己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况且，当时我心里根本没有干部比工人优越的概念。 不少人也是这样想的。例如运输连的指导员，他也一直以钳工的身份当着连领导。从部队复员前，他是修理所的钳工，到兵团后先任排长，逐渐被提拔为副指导员，正指导员。他的钳工级别比较高，月工资比正连职多出好几块，所以，他一直拒绝转成干部。后来，他想活动到霍林河五金机电公司去，可那里只要干部，不接受工人编制，所以，直到临调走前，他才转为了干部。 我那时是苏木会计，一个月的活儿两三天就干完了，平日要多自在有多自在。我的编制是全民所有的工人，因为是边疆工资，比北京高出15%，月工资是97元，若是干部，应当是一百零几块，钱上差不了多少。而我以老婆子的名义还干着第二职业，靠修理活儿卖我的手艺，一个月的外快比工资多出好几倍，那时就差不多成万元户了。 如果当了正式干部，别人就会盯着我，从此对我严格要求，若副业干不成，我家的损失就大了。这就是我的小九九。 他继续对我絮叨，说他已经打听出来，一个名额苏木长打算给我。我是信得过的会计，该算他的嫡系啊！另一个名额则给一个蒙族干部，年龄和我差不多，曾在草原服务站当过站长……说到这里，他的脸涨红了：我……我给党干了一辈子，走了多少地方，吃过多少苦……快退休回家了，连个干部都没混上……最后一班车都赶不上，没……我没他妈本事啊！说到这里，他居然抽噎着哭起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胡茬子都白了不少，居然在我面前眼泪啪嚓，我都不好意思了，当时就动了恻隐之心。我赶紧说，别急，别难过，我一定让给你…… 这顿酒从正午一直喝到下午四点多。我脚底下有点儿踩棉花，可没醉，老吕借酒浇愁，心里有事儿，自然是喝得酩酊大醉，总不能住我们家吧，我只能摇晃着把他搀回自己家去。 几天后，苏木开会。老吕消息灵通，果真是转干的事儿，民主讨论，两个指标究竟给谁。 讨论问题，历来谁先发言，一般定调调就是那人的观点了，这点我懂。既然答应了老吕，我不能吧嗒嘴儿不算，因此立刻抢先发言，说应当有老吕，他工龄长，一直又干得不错……说了一堆他的优点。在我带动下，大家纷纷发言，都是为老吕评功摆好。 我发现，苏木长的脸色有点儿不悦，我心里清楚，他是嫌我不顾自己，当了多嘴儿驴。但我自觉自愿偏要把自己甩出去，他能说什么，当然不能替我说话了。 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老吕又去找过苏木长，估计也把我愿意让给他的意思说了。这个名额他势在必得。 不久，名额批下来了，果真有他，没有我。说起来，他当干部的时间比我长着不少，我只是刚在工龄的线儿上，给他确实应当。可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批以工转干，以后再也没有了。 我错过了当干部，终身都是光荣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可工人再也不吃香了。酒肉穿肠过，不但让我的肠子发烧，也让我的心变软，有讲义气的成分在，也有鼠目寸光的成分在里头。 十、在草原采蘑菇 每逢7月初，北京下雨的时节，我会特别怀念草原。 7月是内蒙古草原的好天气。天暖和了，草绿了，蚊子还不太多。一场初夏的雨后，蘑菇羞答答地冒出了头，家附近有，草甸子上更多，说不定哪儿就会钻出一丛丛的。 那会儿，我们一家子的嘴都吃刁了，拳头那么大的蘑菇都不再吃，只吃蘑菇丁儿。蘑菇丁儿小，不出数儿，要好多才够炒上一小锅。鲜蘑菇丁儿炒羊肉片，特香特香。回北京后，我就再没吃过那么香的蘑菇。 蘑菇伴随着青绿的草原，还有我那不曾长大的小儿子，手里挎着小筐儿，一个小小的影子淹没在挂着水珠儿的草丛里……每年都在我的怀念中过电影。 1981年，大儿子已经送回北京去了，那年出生的老二一直跟我们过。到85年，他已经三、四岁，只要7月的第一场雨后，我就会带上老二，骑上摩托，去草滩上采蘑菇。连玩儿带捡，有时候能捡一麻袋，有时候很惨，只能捡到一小捧。 蘑菇长得没规律，但大多长在蘑菇圈儿上。所谓蘑菇圈儿，就是那一带的草特别绿，呈圆形，带着缺口儿的一片草地。非常奇怪，凡长蘑菇的地方，缺口儿都朝同一方向。在蘑菇圈儿上最可能找到的是草蘑，也可能找到白蘑，但也可能一无所获。刚长出的蘑菇粉红色，大了就变为暗红，最后长开了花儿，就成为黑色。黑色的老蘑菇只能晾干了冬天吃，或者拿去卖钱，我们家是不吃的。 从儿子懂事起，我就教育他，孩子最大的义务应该是帮着父母做事儿，让长辈高兴。 小小年纪的老二已经记住了我的话。7月的雨后，我一说该吃蘑菇了，如果我不得闲儿，他就会自己提了着小筐，独自一人去找蘑菇。 那筐是我用条子给他编的。条子是一种不带刺儿的荆条，刚开始是绿的，长到后来变成暗红色，砍下来就变为紫红。我挑选出特别细的条子，为儿子编了一个筐，长大约20公分，宽15公分，挺精致漂亮的一个小筐，小小身材的他拿着挺相宜。 那时草原上建的房子不多，视野相当开阔。我们的房子建在坡儿上，天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儿子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用肉眼仍旧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儿，隐约有更小的一点紫红色随着那黑影儿晃动。跟放羊似的，我们了一眼，就知道那是我们家的小老二。 那时的治安好，当地人瞧见了，也都认识是我们的儿子，他走的又不是狼道，白天也不可能遇见狼，所以，就是走远了，我们也很放心。 往往儿子把小筐填满还不甘心，他会把小筐放在地头儿，将衣襟的一边撩起来，继续捡蘑菇往里放。再也没地方盛了，他才慢慢往回走。走近了，只见他蹒跚着脚步，一手拎着装满蘑菇的小筐，一手兜着衣襟，里面都是蘑菇。 阳光下，儿子的小脸儿红红的，带着天真无暇的笑。他知道，他今天一准儿能叫父母高兴，所以他也兴奋。 有时候却捡不着什么，筐里只盛着三、四个开花儿的蘑菇，儿子的小脸儿耷拉着，看着他那泄气的小模样，我反而乐了，忍不住抱起他亲上一口。 如今，草原上再也不会有那么多蘑菇了，因为草场不好，人口也越来越多。 儿子也长大了，跟我再也不亲了，我说话他不回嘴，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怎么听我的话。 我怀念过去的草原，其实是怀念逝去的岁月。 十一、我为孩子回北京 在西方国家混，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不在少数。问他们何以滞留不归，往往回答为了孩子。西方教育是孩子的天堂，活得自由自在，创造性可任意驰骋；而国内填鸭式教育，是小孩子脖子上的枷锁，头脑中创造性的锁链。 为了孩子的前途，大人就要做出牺牲，这点我深有体会。我在草原上活得潇洒自由，可以说相当滋润，最后却为了孩子，在1991年，像赶集似的急忙办回北京。 那时，大儿子跟着我父母，户口早在北京了，他的教育我不用发愁。本打算让两个小的跟着我们，我安安心心在额仁苏木做会计，四口人在牧区呆一辈子，和和美美过我们的小日子。 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一股风不断在底下吹。牧民说，学汉文跟学外语差不离，学外语能走出国门，学汉文只能在国内溜达，既然都是学外来语，宁肯学英语不学汉文……到87年春末，坏消息终于砸到我头上，说暑假后额仁小学的汉文班决定撤消。 听到这消息，我急得抓心挠肺。为啥？我家老二暑假刚好六岁半，马上就到入学的年龄了。 想来想去我不甘心，立马儿骑上摩托去了东乌旗。经常往上头跑，不过巴掌大的地方，领导的面孔基本熟悉。我找到教育局局长老赵，准备大闹一场，出出我心里的火。老赵和他老婆双双是知青，全在旗里当干部。 见了面，老赵瞅着我，嘴咧得老大，满脸和气，把我肚里的气抽出去不少，气话不由变成了求情话：老赵，汉语班别撤啊！文革时紧张吧？蒙文班都没撤……我老二就要上学，家里还有个吃奶的，把他一人放旗里谁放心？ 老赵回答，汉人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学汉语的需求量一天天萎缩，派谁去谁都不愿意。不像蒙语老师，好办，在当地年轻人中可以找。这是集体开会定的，没办法……看我脸上的表情像要发火，他接着说：这样吧，你家里有困难，孩子放我家，帮你看一两年…… 边说边往他家拉，非请我吃饭、喝酒。上头已经决定的事儿，嘴皮子磨破也是枉然。若是他态度强硬，我可以继续往上找。出气而已，问题解决不了。如今，人家不但态度和蔼，还这么热情招待，再大的气也出不去了。 把老二放他家太不现实，两口子都当官儿，上头有死规定，每年下去（牧业）若干天。经常开会、下乡，撂他家，两口子一旦都下去，谁看孩子？再说，知青属于飞鸽牌，说不定啥时就调走了。 我最后决定，让老二读一年蒙文班试试。至于全家今后的打算，看看再说吧。北京虽好，绝大多数知青早回去了，我却一时半会儿下不了决心。生活早已把我小时候的理想磨没了，毕竟已经在内蒙古呆了二十年，在当地娶妻生子，方方面面都已适应。活得不错，日子过得挺红火，哪里黄土不埋人呢！ 老二的民族报的是蒙族，从小就与当地的孩子摸爬滚打，混在一处，嘴里叽里呱啦，蒙语说得比我遛飕。学蒙文，不就跟从小说北京话的孩子学汉语一样嘛！至于算术，全世界1+1都等于2，不会等于3，我觉着问题不大。 暑假后，汉文班真撤了，老二也上了学。他的班主任是我们牧场牧民干部加那的丫头其母格，刚从旗里高中毕业，不是师范学校的，没受过如何当老师的正规训练。她在旗里学的是标准广播语，课堂上讲课使用的语言相当于普通话。而当地人讲的蒙语属于方言，与标准语有不少出入。她教算术也统统用数学上的术语。一开始，学生基本听不懂。 老二用蒙语说废话可以，高深些的毕竟比不上当地孩子。不久，当地孩子能听懂一半儿了，他却仍旧云里雾中，总向同位子和旁边的同学问个不停。上课不住摇晃小脑袋，嘴唇乱动，其母格嫌他上课不守纪律了，批评过几次，当然不见效果。她终于恼了，把老二轰出了课堂。 已经是秋天，草原的十月和北京的秋高气爽不同，气温相当低，出门要戴帽子。被轰出教室的老二帽子扔在了课桌里，光着头站在冷风中。哆嗦了一会儿，站不住了，身子底下有腿，跑吧，他跑回家了。 往家跑了两回，让我发现了。问明原因后，我急了，这不是成心不让我们老二学吗！我气哄哄去找其母格她爹告状：瞧瞧你们女儿干的什么事儿！我儿子报的是蒙族，按政策就该学蒙语。她教我们孩子是义务，我们孩子上学是权利……一通大道理招呼，扎那只有不住点头，答应女儿回家后好好说说她。 其母格肯定是挨老爹训斥了。从那以后，她再没把老二轰出过教室，但也不搭理他了。老二有不明白的，把手举起来提问，其母格只装没看见。 这么一个学习环境，学习成绩当然好不了。当时，全班就老二一人是半拉汉族，都知道他父亲是兴国，明显是个异类，学习成绩又不好，不受欺负才稀罕呢！ 男孩子爱打架。有一回打架，几个同学成心欺负他，不让他进教室，还一把抢过他的书包扔在了外头。老二哭得成了花猫，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到家里。 我那时毕竟年轻，涵养不够，护犊心切。一听这个，火儿立刻蹿上头顶，我推过摩托，驮上儿子就往学校飞，风驰电掣，呼呼的响声是我心中排出的一腔怨气。到了学校，正好课间铃响，孩子们都从教室跑了出来。我一把提了起那个扔书包的，把他扯到教室门口，冲里头的其母格喊：其母格，他把我们孩子的书包都扔了，你瞧没瞧见，该不该管？你配当老师吗……一通连珠炮射向那年轻的女孩儿，她何曾见过这种场面？最后，只好用眼泪来对付我。 我还是不依不饶，又拉着她去找校长。动静儿闹大了。老师和学生都站着围观，整个学校的下一堂课都被我搅黄了。 校长毕竟见过些世面，有涵养，他陪着笑脸，不住和稀泥，和得我很快没了脾气。 可校长是老油子，当面一套，背后下绊子，听说他添油加醋往上汇报了，说学校发生了不小的事故，有人破坏教学秩序，我就是那个肇事者。旗里教育局还专门派人来调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教育局长老赵与我熟，也知道我有情绪，估计他把这事儿最终压了下来。 另一层，我当时是苏木会计，权力不小，有点儿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架势，没人敢惹我。我提了的那个孩子就是邻居的儿子。男的没敢惹我，只他老婆悄悄找到我老婆子，诉了两句苦，最后也大度地说，小孩子的事儿，咱们大人别掺和。 经过了这么一档子冲突，我明白，班主任其母格是再也不会认真教老二了。以后，确实没人再敢欺负他，但他们班的同学都不理他了，只有高年级的孩子对他还不错。 一个小孩子，世事儿屁不懂，却被人孤立起来，小小的心灵受的伤害肯定不浅。这孩子不算笨，我想，学习虽然好不到哪儿去，怎么着也能凑合下来，不至于不及格吧？ 从11月起，牧区的天气就越来越冷。孩子也不容易，六岁半的年龄，个子不算高，每天从学校回来，小脸蛋都冻得通红，两只小手几乎成了冰棍儿，老半天才能暖和过来。 几个月一晃过去了，很快期末考试结束。 那天我回家，忽然发现老二变得特别乖，一会儿帮着他妈打水，一会儿又往家里的粪池子收拾粪……不正常啊，怎么这么勤快？老婆子轻轻拉拉我的衣袖，把我拉到灶间，小声对我说：成绩下来了，你可别打孩子，千万别生气……说完冲里间屋的桌子努努嘴儿。我走过去，看到了老二的成绩单。翻开一瞧，期末考试的语文成绩是二十多分儿。我心想，毛毛虫(指蒙文)不好弄，算术总该得个比较高的分儿吧？仔细一瞧，还是不及格，四十多分儿！ 我没有打老二，孩子半年来起早贪黑，确实不容易，到头来却混个全不及格，看来蒙文班是无论如何不能上下去了。 我立刻向苏木长请假，打算趁寒假把孩子送回北京。苏木长倒也通情达理，让我借出公差的机会走。让老二回北京读书，还是得麻烦年老的父母啊！ 老二汉字一个不认识，寒假根本无法插班，也只有等到暑假重新上一年级了。在北京的我弟弟还算活络，求了半天人，找了半天关系，直到暑假后开学，也还是没替老二联系到一所学校。那时，还没有花钱借读一说。暑假眼睁睁过去了，老二只能在父母家再打一年混。 情势所逼，我只有加紧往北京办关系。由于和旗里的关系活络，一路顺风，我甚至把老婆子的关系也弄成了正式工人，只要北京有单位接收，我俩的户口都可以落在北京。 知青从来是一家人，有朋友帮了我们一把，直到我们两口子把户口和工作关系办回北京，老二的户口才顺理成章落在了首都。第二年，他才进入小学。那时，他已经八岁多，比一般孩子晚上了小学两年。 十二、恶狗四眼儿 四眼儿狗是草原上最普通的狗，全身毛色基本为黑，胸脯和嘴上带黄毛儿，肚皮底下逐渐变白，因眼睛上有两个黄色圆点儿而得名。这种狗没狼狗聪明，又因为太常见，俗称笨狗。可牧区离不开这类笨狗，它们能为羊群下夜，抵御狼害的袭击，主要就靠着它们。 在牧区多年，我自然养过若干条狗，最后一条就是这种四眼儿狗，从牧民那儿要的小崽儿。 那时，我已完全脱离放牧，在苏木当自在的会计，为何还要养一条狗呢？话得从我搞副业说起。我以老婆子的名义办了个修理部，院子里自然放着不少给别人修理的车辆、油料、器材、零配件等。偷闲儿我和老婆子还拾掇出块菜地，种着不少蔬菜。有一回，一个二百公升的机油桶，放在院子里头，还剩一半儿油呢，足有一百来公升，我和老婆子夜里睡得沉，大半夜不知叫谁滚走了。早上发现时，只见院门大敞，我站门口儿叫骂了几声，干没辙。那以后，我就决心在院子里养条看家护院的狗，培养成恶向胆边生，见人就咬的那种。 为把四眼儿崽子养成一条恶狗，我还真动了不少心思，把它关在后院儿，除了我、老婆子和孩子，不让它见生人。小时候没拴它，在后院儿隔了块地，砌了个小圈，只在夜里撒开它，允许它在整个院子里闲逛。 四眼儿逐渐长大，有一天跳墙跑了出去，这要跟谁都成亲人了还怎么守家？我只有剥夺它白天的自由，在它脖子上拴根铁链子，又找来个七十斤重的飞轮儿，把链子系在那大铁砣子上。从此，它只有夜里才有在院子里溜达的自由。 想要狗恶，还有一招儿，叫它饿肚皮。我们那儿有句俗话：饿狗不离主。像老狗勒布那样，饿了到野外逮只獭子，属于狗的异类；一般狗没这本事，饿了，只会用乞求的眼神瞅着主子，求主子赏口吃的，也就格外依恋与巴结主子。我一天只喂四眼儿一顿，总让它半饥半饱，离不开我。 用两条腿儿走路的办法，还真培养出了一条远近闻名的恶狗。别说有人迈进院门儿，就是靠着我家的院墙走，四眼儿也会狂吠不止。闹得牧民都怕这条狗，一提起它，都说：厉害，那叫一个厉害！ 做主人的也不能太恶，自从恶狗养成，就让它有了相对自由，白天家里有人时，允许它在院子里随意走动。四眼儿只怕我，我曾拿鞭子狠狠抽过它一顿。老婆子天天喂它，儿子经常逗它玩儿，它不怕这俩人。 我抽它，也是由于它犯了严重错误。 为叫日子过得红火，我家前院儿养了十几只小鸡。小鸡在院子里撒欢儿，四眼儿有时也在那儿趴着。一副挺老实的模样，眼睛耷拉着看地。瞧不真它的眼神，鸡从它跟前跑过，除了它的鼻子左右翕动外，没发现其它不轨的举动。 一天，趁人一转身的功夫，老婆子发现少了只小鸡。我数了数，确实少了。第一反映当然是怀疑四眼儿。我盯着它，冲它走了过去。它没跑，继续趴在原地，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瞅着我，仿佛在委屈地向我诉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主人你不能冤枉我啊！狗往往用目光与人对话，有时是乞求的目光，有时是哀怨的目光，就像这会儿。一旦狗目露凶光，人就得格外小心了，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唤。 我仔细打量着它，却发现了破案线索：它的嘴角有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鸡毛，能是冤枉它吗！肯定趁我们不注意时，它一把抓过小鸡吞了下去……还号称“笨狗”呢，真够狡猾的，可这根鸡毛暴露了你的罪行！ 我也不是善主儿，立刻不动声色进屋去拿鞭子。迈进门槛儿那一刻，我拿眼角乜斜了它一眼，发现它已经站起来跑了。 我把鞭子揣在怀里，走到它趴过的地方仔细查看，这狗东西还真奸坏，我发现它前爪趴着的地方是一撮新土。扒拉开，里面竟然是一堆鸡毛。我家小鸡的特征我门儿清，毛就是失踪那只的！看来四眼儿没把鸡囫囵吞下去，而是飞速地撸了毛才吃的，还居然用前爪刨了个小坑，把羽毛埋掉，又用前爪护在新土上，以为这样就能掩盖罪行了，这狡猾的东西！ 今天偷鸡，明天就可能吃羊，这还了得！越琢磨也生气，我决心好好收拾这家伙一顿。 我不动声色地找到四眼儿，把它拴好后，突然大叫一声：打死你这狗东西！同时抽出了鞭子。一顿好打，打得四眼儿吱哇乱叫，满地打滚儿，就差遍地找牙了。边打我边喊：还敢不敢了，敢不敢偷鸡吃了？我不是为整死这狗东西，只为叫它改邪归正，当然不能真往死里打。 从此以后，四眼儿见着我就哆嗦。被拴着时，瞧见我靠近了，赶紧就地卧倒，把肚皮露出来；没拴着时，看见我就跑得远远的。 不久，铁链子磨断，它逃出了院子。我抓当然绝对没戏，就连老婆子也抓它不住，她只好手里举着羊肉干儿引它过来，这东西一口把肉干儿叼着就跑，还是没能抓住。要是由着它野跑，将来到处扑人和牲畜麻烦就大了，得想法子抓它。最后，只能把二儿子叫来，面授机宜，假装跟它玩儿，搂着它的脖子时，趁它不备，一下抓住那半截链子，总算将它拘捕归家。 四眼儿养到近四岁，为了几个孩子的教育，我终于决定办回北京。这条狗却成了我的心病，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杀了吃舍不得，把它丢在当地，那就成了一条野狗，早晚得去抓牧民的羊填肚子，下场只有被打死。 正犯愁呢，民工的工头儿老王正好来找我，说他老爹在老家看沙果园子，一眼照不到，调皮的小孩子就钻进去祸害。他说四眼儿厉害，让够帮他老爹看园子，提出给我一只羊交换，给钱也行。 民工都是从几百里外的林东县来的，是个穷地方，来这找活儿干，帮着起圈里越来越高的羊粪砖，盖房子……总之是有杂活儿就干。老王是他们的头儿，自己不用卖苦力，但得帮这些人找活儿。因为我是苏木会计，他当然希望我能给他介绍点儿活儿，所以紧着和我套瓷，每回从老家来，都给我捎点儿老家的菜和水果什么的。苏木的活儿谁干也是干，我凭着关系和实权，也确实给过他些活计。一来二去，他与我的关系处得挺不错的。听了他的要求，我说：送给你，不要你的羊和钱。可你不能杀了四眼儿当肉吃，得把它养到死！ 这么着，我牵着四眼儿脖子上的链子，把它送到了老王的驻地，就看他怎么和四眼儿拉关系了，跟这么条恶狗搞关系的确不易。有好长一段时间四眼儿被拴着，老王喂食都得与它保持相当距离，只能用个杆子把食盆儿捅到狗面前。恶狗天天闹情绪，恨不得见谁都想扑过去狠狠咬上一口。 有一回狗链儿挣开了，谁都不敢靠近，终于叫它得了自由，又跑回我们家里。都要举家回京了，恶狗就是再亲，也不能带回首都啊，我只能安慰它一番，又送了回去。 也不知道四眼儿听得懂人话不？老王说，过了不久，这狗也能被他牵着走了。再后来，林东县送建材的车来了，四眼儿跟着一车当地的土特产回到了老王家。 那天我不敢送，怕四眼儿闹情绪，更怕我自己闹情绪。 一个月后，我也回到了离开几十年的北京。一年后回牧场办事儿，又见到了老王。他正装车，是一车我们牧场的草，打算运回老家去。提起四眼儿，他对我说：放心吧，我们对它好着呢！确是条好狗，看园子真管事儿，孩子们都不敢捣蛋去了！ 四眼儿看来混得不错，我一颗为它悬着的心放回了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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