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第三代人”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结语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

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背景和一些受访者个人经历感受的记录分析，来描述一个第三代人成长成熟的思想轨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用的一部分1985年的访谈录，源于笔者参与的一项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共同主持的关于北京中学红卫兵的调研。因时隔久远，这部分资料反映的受访者的感受，并不代表他们今天的认识，却可能更贴近当年的感受。如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另外，社会学意义上“代”的划分，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有所不同。它并不完全按照生理上、血统上和年龄上的因素，而是因共同的社会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生物学上的一代人，通常是20至30年，但是“文革”十年却造就了特殊的一代。因为他们社会经历的独特和不可复制，使第三代人成为了夹缝中的一代，而这一代的区分大致分布在15年左右的年龄段之间，时间跨度少于上下两代。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使一代人的思想打上共同的烙印，在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上表现出共同的特征，我们称之为代的意识，或者说代的认同。细分的话，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等。本书把它归纳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等四个方面加以论述。这种对共性的探讨和归纳，势必会忽略其中少数的和非典型性的特征。亦请见谅。

第三代的共同社会经历主要表现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等方面。

难以被人原谅的红卫兵运动

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入“文革”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去了解。“文革”可以说是当年全民族的一场灾难。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新中国”和“红旗下”的文化氛围，对这一代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在上层政治方面，发生了象“反右”和大跃进这样的重大错误。但社会与文化氛围，仍旧以乐观与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主流。这代人在封闭中被灌输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既存权威认可继承的前提下卷入了个人迷信的狂潮，在虚妄的共产主义目标中树立了理想主义的情怀。红卫兵运动成为这代人的第一次社会实践。

在19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路线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当年的狂热与整个社会的成年人其实是一致的，并非独特，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和有过之；其次要看到，第三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参与追随了红卫兵运动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当中也包含着“出身不好”的学生。“文革”可以说是当年全民族和全社会的灾难。无论如何，脱离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红卫兵运动和这代人。

这场运动中，如前所述，第三代人开创了造反的先河、暴力的先河。这场运动又给第三代留下了些什么呢？

一是造成了这一代人的群体分裂，如北京的中学生中出现了老红卫兵、四三、四四的三派，大学生中产生了天派、地派的两派。

二是这场运动给不同派别的红卫兵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被伤害程度上的不同，但无一是红卫兵运动的受益者。

三是他们被动或主动地荒废了学业，成为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的一代。

四是他们中极少部分人率先参与了打人以致打死人，从而使得一代人整体背负起弑师叛道的恶名。

五是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加区分地被作为同义词混淆使用，使众多在“文革”中犯有罪错的成年人躲到了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后面。

六是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被混淆使用，红卫兵在历史上被定位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不为社会所容。

七是当天之骄子成为“犯了错误的小将”时，他们便被毫不留情地“引导”和驱赶到广阔天地自生自灭。

背井离乡的上山下乡之旅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再由领袖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深，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两千万人被卷入其中。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诺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他在夺取失控的权力、重新确立“正确路线”之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探索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借此来消灭社会差别的途径。据统计，“文革”十年间，伴随着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一时期，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大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还是反映出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第三代”意味着：

一是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这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文化的联系。

二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他们从被社会热捧的中心沦落到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社会中已经被列入了另册。

三是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了脱几层皮的磨练。

四是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是一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

六是在社会的底层，一些有志者开始了对文革和国家命运的反思。这些内容所构成的画面，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第三代”人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得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这场运动也给这代人留下众多的副产品。

一是共同的处境和利益逐渐消融了群体内部的对立和鸿沟；

二是生活的磨难使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求实的精神；

三是逆境的砥砺逼迫他们去继续追求和思考，成为最早反思“文革”的一代人；

四是在共和国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依然以匹夫有责的心态，勇敢地站在了“四五运动”的第一线，为中国实现伟大的转折做出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

十年改革并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这也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实践。

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第三代完成了他们从农村返城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相当多的知青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带着从头到脚的晦气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的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又如“扎根”、“返城”；再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开始承受“多余人”的压力。

一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他们的返城使很多家长拉了“饥荒”，他们的插足立时使家庭的生存空间骤然紧张。

二是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而且一待再待没有止境。

三是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

四是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

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事实上，把他们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这代人的定性和不可逆转，也就错看了这代人。

他们以将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得到社会正眼看待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的十年一剑，使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知青们相对于社会的其它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等不改变的前提下，老插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然就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一往无前地融入了改革大潮，他们的命运就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第三代”人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

中国第一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市场化、个体户的出现，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被一千万知青返城和待业逼出来的政策。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私有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中，他们中又发展和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两千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的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建设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精英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而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却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第三代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这一代人的思想体验、行为特征和历史性格也颇具特色。

思想体验：整体的否定之否定

每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融入社会，就是“代”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代”的“成人礼”。第三代人的这一过程基本是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实现的。这代人被发配到农村之后，从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从优越的城市环境进入艰苦的穷乡僻壤，从不愁衣食的安逸生活转入了依靠自己的双手刨土为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他们经历了一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大起大落。

逆境在人生中的地位，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它破坏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安定感，置人于主观上不得不面对的身心痛苦中；另一方面，恶劣的处境又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锻炼意志、增长才干的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从中得到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素质和向上的精神。第三代在“文革”中是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接受了逆境的砥砺，急剧地完成了大起大落的全过程。

自我意识的回归是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这代人脱胎换骨走向成熟的第一次自我否定。他们长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自己是集体的一分子，却往往忽略了个体存在的意义。长年在社会底层的奋斗拼杀，逼迫着他们去思考，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加快了他们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使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由于这样，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这种狂迷中觉醒出来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实际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红卫兵”历史而向真理迈进了一步。这也是这代人走向成熟的第二次自我否定。

代意识包括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与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紧密相联。第三代新的认同意识的产生，是通过上山下乡实现的。它同时意味着对原来的道德体系的怀疑甚至否定，以及对新的道德标准的探索与肯定。

通过极为痛苦的否定之否定，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逐渐完成了他们的蜕变。这代人了解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从而让自己逐渐扎根于黑色的土地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整体建立起了对于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和历史承诺。正是一代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一致的思想体验，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代的认同感非常强。当年一张知青的标签就几乎可以到全国的知青点蹭饭吃；见面只要一提“老插”仿佛就有一种内在的交流；今天也还有不少性情中人在关注着当年的掉队者，仅仅因为彼此都是“知青”。

行为特征：磨难后的求实和坚毅

第三代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这似乎已经不需要再用更多的语言去描述。他们在农村中受到的最大锻炼，是培养起终生受用的坚毅和求实精神。

当他们刚刚回城的时候，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来应对一切，因为他们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万的返城知青，曾经对社会的安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未经多久就被消化殆尽了，与其说是社会消化了这个包袱，不如说是这些待业青年自己消化了自己。

面对回城后又一次的逆境，这些毕竟吃过苦的一代人，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作为参照坐标，最终平静地接受了这种现实。他们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在农村修理地球时学来的吃苦耐劳，从几上几下、几多曲折中摸索来的社会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展示了这代人的力量。社会终于发现，这代人已与人们头脑中那个冲呀杀呀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已成为各方面崭露头角的骨干力量，需要刮目相待了。

当默默的大多数从学徒工、临时工重新开始，好不容易才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后，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社会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中的大批人再次沦为失业大军的主要对象，不过这次的名称则由“待业”改为了“下岗”。这是经常会让人感动的一代人，他们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整体；不是一段时间而是用几乎一生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待业和下岗三次失业大潮，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在挣扎着应对基本的生存问题。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代人今天再次以宽容的心态、顽强的意志和求实的精神来应对一切，以自我牺牲默默地支撑着改革的大业。

一位论者指出：这代人“沉默的大多数”对改革的贡献更需要大书特书。这代人中最弱势的群体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当时他们已经等不及国家经济发展以后再安排他们的生计，而发挥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拼搏精神，甚至通过罢工、卧轨、绝食等手段，冲回了城市。而他们冲回来以后就催生了城市的个体经济。我们现在一说改革，老说农村的包产到户，其实这个不新鲜。1956年浙江温州就有过，1962年还有大批的包产到户。正是这代知青的大批回城，导致为了安排他们就业而在城市恢复了私营工商业。某种程度上，它比农村的包产到户对中国的改革更具积极意义。

“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高度的容忍精神。当年在农村那么困难，他们可以做到有口饭吃就不闹事，这种容忍精神对中国改革开放能成功地走到今天有巨大的贡献。什么贡献呢？

一是容忍物价闯关。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了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了，必须搞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就要放开物价。可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时候，一放开物价都遇到“波兰怪圈”，即涨一次价闹一次。为什么中国行呢？当然也有特殊的背景，但承受这个压力的主体忍下来了，他们以容忍、沉默迎接了这次物价放开，最后由计划经济安全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是他们的第一大贡献。

二是容忍下岗。可以说，他们是被改革淘汰下来的一批人，这拨人大部分下岗了。面对下岗的困境，他们考虑的还是有口饭吃就不闹了。下岗问题对于“70后”、“80后”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人很少有“下岗”的概念，只有炒老板鱿鱼的概念。其实真正承受下岗恶果的是第三代，他们还是容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容忍，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不会平稳地走到今天。所以，我说这一代人当中“沉默的大多数”对中国改革开放是有重大历史贡献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忘掉他们。除了看到精英集团的几批英雄人物之外，也应该看到“沉默的大多数”对改变中国今天的面貌做出的历史贡献。

有了青春期的艰苦磨练垫底，没有什么能够击倒他们。这就是这代人的行为特征：拿的起也放得下。

历史性格：怀疑和追求的精神

自幼被培养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理想主义追求，以及通过跌宕起伏的磨难所锤炼出的怀疑精神，是伴随第三代最基本的性格特点。

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和小主人，出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许多人成为了“政治少年”。虚妄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在“文革”初起就充当了急先锋，青年人原本纯洁的理想追求被误导为危害社会的红卫兵运动。

可以说，痛定思痛后的“文革”反思，是从年纪最轻的第三代开始的。他们通过自身的挫折，通过上山下乡造成的社会落差和生产实践，对其原始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扬弃，并很快地把怀疑地眼光投向了指导整个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最后投向了他们当年狂热追捧的最高领袖。更重要的是，“第三代”人从此再难重返迷信，而且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大凡一种科学，首先要经得起怀疑。正是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成为最早探索中国前途、并起而反抗“四人帮”的一代人。“文革”中，当众多老干部依然在向《马恩全集》求解中国未来方程式的时候，“第三代”的精英们已经在油灯下自发地学习着东西两大阵营的各种政治思想、经济理论并探讨着治国方略。怀疑的动力则是追求。在1976年那场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中，这一代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反抗文革路线的第一线。

如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从“八?一八”我们拥向金水桥边，到“四?五”运动我们齐聚纪念碑下，这一箭之遥，我们一代人走了整整十年。

用“位卑未敢忘忧国”来形容他们大概最合适不过了。此后，每当共和国面临危机，他们都会一次次汇集起来发出带血的呐喊。为祖国的命运而喜、而忧、而奋搏，因为他们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整体命运的联系太密切了。被扬弃后的理想主义所转化的这种坚守不弃的追求和那种经过历史积淀的怀疑精神，成为第三代历史性格的一部分。

历史的错位和缺失

第三代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如果不抱偏见的话，在代与代之间的比较中，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这代人正是以无数个体无可挽回的损失和被淘汰，换取了这代人整体的特性。

或许也是与这种淘汰的残酷性相关，在第三代正面形象的背后，同样独特的经历对其历史性格的形成也起到负面的作用，而且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它们剥离清楚。

这代人还在以祖国的花朵被宠爱有加的时候，他们幼小的心灵已经被灌输着大量的阶级斗争毒素，他们心中的“真善美”已然是一种被扭曲的概念。

这代人是“文革”初起社会上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群体，他们在革命的口号下多数参与了批斗自己的师长，以青少年的反叛心理迎合了领袖的号召。他们的权威人格使他们失去了衡量是非的准则，至今许多人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心理上的阴影。

这代人也是“文革”中曾整体走向颓废的一代，城市街头的打架斗殴、乡村僻野的偷鸡摸狗，曾是这代人具有相当意义的缩影，他们率先把建国后一度良好的社会风气败坏得如此不堪，从“国骂”的不绝于耳，到把农民最粗糙的语言堂而皇之地用于大雅之堂。

这代人成长于知识无用的时代，对“臭老九”的批判正好使青少年爱玩弃学的本能得到张扬，直到他们深受误人子弟的导向之害后才奋起直追。然而时不我予，他们最终因其知识结构的局限而提前退出历史舞台。

这代人也曾经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腐败的始作俑者，上山下乡回城风潮中，他们成为了最早行贿、所以也是最早助长腐败风气的群体。当初反修防修的豪言壮语是他们言行不一的鲜明对照。

这代人的“文革”十年，不仅自身受到极大的摧残，同时这代人也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巨大冲击。

这是一代过早卷入政治，过早进入社会，过早承受精神压力，也过早经历生活磨难的青年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在他们身上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时代骄子和社会弃儿的身份在他们身上交替重演，那个年代的“假、大、空”氛围，都带给他们一种双重人格和面具文化的演练。

这代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负面载体，从少年失学、青年下乡、回城待业到中年下岗，他们几乎终生在为生存而挣扎。这种艰难的生活固然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滋生了向社会索取的心理。

对于为世诟病的那段红卫兵的经历，虽然这代人并不是那场浩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群体，但是其革心洗面的反思勇气还是颇受人指摘。虽然一些人通过公共媒体勇敢站出来忏悔，相对于“文革”中的成年人，他们无疑是走在了前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代人，他们目前所做到的依然肤浅。社会急需建立起历史的公正和正义，期冀那些应负法律责任而未负的人们，通过反省和忏悔，使自己以及我们民族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同时，才能使那些罪大恶极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无处遁形。

最后，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第一代人，他们在不得不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培养独生子女的过程中，把那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把自己失落的青春理想、把传统望子成龙的意识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其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走上社会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三代人交了一张很不合格的答卷。他们也将因此而自食其果。

后“文革”社会的代际

从1949年算起，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可以算作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他们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代。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且不论这种信仰是否建立在实证的科学论说上，至少在“文革”前他们是一以贯之、确信无疑的。他们也将这种信仰和理想主义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们在血统上的子女——即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三代人。他们的信条是不容怀疑。当第三代人把被灌输的信念首次运用到社会实践的时候，无论是哪一派别的红卫兵小将，最后都被碰得头破血流。当他们无可避免地被抛到农村的最底层后，他们的大多数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他们这种疑惑并没有像胡绳先生那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如果那样就真成了庄子所云：“大惑者，终身不解”了。第三代大起大落的经历，从底层捅开了社会几乎每一个纸糊的窗口，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旧体制的弊病。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从社会制度和体制、从文化和思想全面地对“文革”进行反思，顺逻辑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文革”前十七年信仰的反思。

在1976年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面前，他们始终冲在第一线，坚定不移地反抗“文革”路线，拥戴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家执掌朝纲。他们的鲜明立场让他们博得了第一代的赞许。而社会上全面的拨乱反正展开后，他们又在无论适当还是不适当的场合，在似懂又非懂的各个领域都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并力图用自以为正确的见解去影响社会。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第一代人的理念进行反思。于是乎，“代沟”名词出现在他们和第一代的对话中。第一代对自己一手培养的、但又靠自己摸索成熟起来的第三代曾半是赞许、半是忧患，也不免和毛泽东当年一样疑虑重重。

30后和40后的一部分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二代人，他们几乎是被第一代人的光环笼罩终生。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缺乏那种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他们幼年虽受过一些旧时的传统教育和西方的影响，但是其精英与第一代中的知识分子共同经历了“反右”运动的打击，从此这代人失去了朝气，磨掉了棱角，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已然成性。新中国的第二代靠着第一代的大树所庇荫，失去了来自荒野的原始生命力。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年龄和视野、特别是对“文革”反思的不足的局限，他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缺乏对改革的创新精神。他们的成长特点是在青年期丧失了创造性，在中年期因循守旧，在晚年也缺乏担当。但是他们的勤勤恳恳和对党的忠诚追随，使他们长期上位于中国社会。他们没有第一代的大刀阔斧、敢做敢为，也不习惯第三代的思想开放、革故鼎新。墨守第一代人的成规就是准则，哪怕丝毫的“离经叛道”，也会被巨大的惰性所吞噬。

60后、70后的第四代人，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经对第三代人发出不满，1988年出版的《第四代人》是其代表之作。第四代自身的不足是缺乏对中国社会上下左右的全面摸索，特别是其精英群体没有经历过在社会最底层的打拼，也没有经过“文革”之痛的反思，更没有对自身否定之否定的痛苦和深刻。因此，他们当中，难免出现一些不懂国情而放言“说不”的自大，出现一些形形色色的“愤青”，出现一些乍富后的暴发心态，表现出一些被宠为时尚的“小资情调”。如果就他们整体而言，可能是缺少了一些历史感和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而多了一些民粹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奇诡地把对社会的不满指向了第三代。

第四代人的不满来自诸多方面，首先是原本由于上山下乡的历史错位，第三代人丧失了十年的青春，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发现本该他们按照社会顺序继承的地位已经有很多被僭越取代。但是第三代人的自强使他们迅速扭转了劣势，显然侵犯了一些弟弟妹妹的既得权益。于是一些人反过来认为，十年的青黄不接让第三代人得了“便宜”而上位于社会。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

第四代人的第二波反弹出现于八十年代末，浮躁的年轻一代曾以第三代作为思想解放的导师，这时又迫不及待走向各种前卫的思潮，并对第三代人发出他们的怨言。在他们看来，第三代人“已经油滑到没有原则，世故到牺牲理想”；第三代人的“整体主义和责任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第三代人“还没有成为社会的舵手就已然老矣”，缺乏新思维、新观念、新视角、新知识。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登上了舞台。1989年的风波，可以说是第四代人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但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民主进程实质倒退的政治事件。这一过程中，第三代的大多数精英很难说是出于保护弟弟妹妹们的社会责任感，还是认同他们的一些追求社会公平和进步的理想主义，总之在那样一场大势之下，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多数虽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抱有很大程度的保留，然而却无可选择地对弟弟妹妹们的良好愿望施以了道义的援手。结果证明，两代人中的知识阶层都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然家长的鞭子注定更多地要落在哥哥姐姐的身上：你们已经帮助家长管家了，居然还与弟弟妹妹们一起胡闹。不少老人还固执地认为，这场风波就是第三代在后面挑动的。一位据说是“青年工作专家”在数年后也总结道：“政治风波中，广场上90%以上是第四代人，实际上他们是上了第三代甚至第二代中的某些人的当。”

这次事件对第三代在整体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无论是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实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第四代人所承受的压力。前面提到的《第四代人》中关于第三代将被无情超越的预言确确实实成为了现实，但是其作者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个结果很大程度并非是因为第三代的无能，而是得益于第四代人的这份“厚礼”。即便这样，一位第四代人的一篇“向第三代人发动挑战”的文章居然说到：“第三代人本应该告诉第四代人，他们曾怎样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告诉他们中国应该走渐进的道路，等等。但他们偏偏不说这些，而是一味夸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广场上的20万学生几乎就是一代人。我曾流着泪对同学说，这一代人叫谁给毁了。”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被第三代人“毁掉”了。新读到这样的文章，让人感到背后的寒意，这种指责是那么的别扭和离谱，简直有些错乱的感觉。不过，可悲的是，这就是一些后生们的真实感觉。

他们第三波的非议是针对老三届们的知青情结。《北京青年报》曾划出一个整版，以析辨之名抨击了这一现象。文章称：你们当年闹红卫兵，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又大捞实惠。你们占据着社会上的各个制高点还不知足，今天还在乍乍呼呼，你们的风头怎么老是出不够啊？你们说曾经吃了多少苦，并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极点，潜台词就是社会欠你们的，你们有权利索要。

事隔多年，历史也可验证一下这个伪命题。老三届情结和知青情结，其实是第三代老之将至的一种怀旧情绪，并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即使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老三届向社会要求些什么也不过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大捞实惠的究竟是谁？如果总结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受惠者，从年龄段的角度看，最大的、最直接的受惠群体应当是第四代。他们得益于受教育程度最高，他们没有像80后、90后面临新的失业问题，反而在年轻化和文凭化的社会导向中独占鳌头，占据着中国公务员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主力军位置。他们在中国充满机遇的经济崛起中、在市场经济面临空白时激流而上，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角色。在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占有上，可以说第四代具有绝对明显的优势。随便翻翻上市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名册，就一目了然。举个实例，据北京电视台《见证：收藏市场的亿元时代》的节目介绍，2010年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宋代黄庭坚的书法《砥柱铭》叫拍到了3.8亿人民币，加上手续费等共4.36亿，创下了中国文物市场的天价。而在现场观众猜测神秘竞拍得主的年龄时，几乎80%的观众举起了35-45岁的牌子。这是不是很能说明点什么？面对于几乎超过85%的提前下岗的第三代，对极少数后代人的心态只能感到无语。

可以说，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为两代人争论中那些预测也好、妄语也好、臆断也好做了最好的注脚。历史还是公正的裁判。

有趣的是，好像几乎每一代都在和第三代过不去，而且这些争论都不是发起于第三代人，但争论中唯一成为被批评受体的只有第三代人。第一、二代对第三代的批评中，思想开放，经常撞击社会改革的底限是其要点。而在下一代的批评中，则是他们过于保守，并且把持了公权力和财富。反常的是，后代人把本来是对社会、甚至是对政权的怨气撒在了第三代的身上。可怜的是，直至今日第三代的精英们都没有进入到中国社会的舞台中央。很难揣测，也许这是一种出自于安全系数的考虑？

一位学者指出：“代与代的差别主要是由人们的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经历造成的。第三代人和第一代人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第四代人是第二代人的后代。一、三代人都生长于乱世，二、四代人生长于和平岁月、建设时期。这两种环境对青年的塑造必定不同。战争时期需要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包括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都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而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秩序、勤奋、学历、知识等等，这是二、四代人的共性，但也有差别：一是物质生活环境不同，50年代还要艰苦奋斗，80年代这种意识就淡了许多；二是文化环境，50年代社会上有共同的价值理想，它造就了一代人投身时代洪流，而80年代正处于文化混乱和新旧交替的时期；因此，第四代人除了有别于第二代人外，还与一、三代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他们没有自己一代人的精神家园。”的。这也许是另一种合理的解释。

当然，上面谈及的所谓代际争论，仅是其中极少数人激进的言论，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一代人的看法。本文也仅仅是指出这些言论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出入而已。

结语：分野、共性和挑战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三代人陆续又出现了多重分野。

他们虽然都起步于当年的知青，但今天一些人已经家财万贯，更多的人面临下岗后的贫穷。现今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仅仅局限于一代人之内，所以不是本篇关注的重点，这里主要指出的是“第三代”在政治和理念上的分野，这在他们自身衍生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尤为突出。他们当年虽然都具有共同的经历，但今天他们哪怕在对自身的认识上也是尖锐对立。一些人在高唱“青春无悔”，另一些人在倡导“集体忏悔”；一些人为身为老三届而自豪，另一些人则提出“丑陋的老三届”的命题……他们当年虽然都齐聚在纪念碑下声讨“四人帮”，但今天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些人则成为现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一些人在执著地启蒙“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在如一地坚守“中国模式”……

有鉴30年来的大浪淘沙和政治分野，许多人认为，今天再强调这代人共性的东西已经多余。不过，这一代人可能都还记得“文革”中亲身经历的惨痛教训，并从中反思出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看起来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对立，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看其实是荒谬不堪的。当年所谓的阶级之争、阶层之争，所谓路线斗争、政治斗争、派系斗争，均已化作灰烬随大江东流而去。唯有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永驻世间。同时，“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包括今天执以不同政见的人们，也会有这样一种共识：即“文革”是民族的灾难，不能允许它再次发生，并需要从根本上铲除其得以发生的土壤。第三代人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和激烈交锋，说明他们今天仍然残留着当年的怀疑精神和追求理念。在上述共识之下，这对于当今的中国，与其说是有害，不如说是有益。如曾子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义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恐怕是这代人命定的性格了。

如同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预见的那样，新中国的第二代人是失去创造性的一代，没有担当，缺乏作为。站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高度，第二代人本应、却没有为民族未来的持续、有序发展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如果用红卫兵当年成为罪人的历史时段和今天比较，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制度缺陷被彻底纠正。无可否认，今天经济的大发展、人民得以渐次迈入小康，中国的国力已绝非当年可同日而语。在这些引以为傲的成就面前又不能不看到，无为而治使得历史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未来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譬如中国独特的城镇和农村二元化结构；共和体制的概念；执政法理的依据；宪法权利的兑现；法律尊严的确立；国家所有和全民产权的冲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停留在旧日的格局基础上，鲜有突破和根本解决。另外，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腐败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新中国建国后最严重的地步，有些现象甚至超出了封建吏治的底限。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面临的依然是一个严峻的局面。这些巨大挑战则必将由下一代人来面对。

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三代整体已经在渐次退出社会的舞台。另一方面，这代人的精英和中坚在各个领域也已经成为各领风骚的主导性力量。无论他们是身居高位、已经步入最高决策层的领袖人物也好，还是作为体制内、外不同思想政治流派的代表人物也好，如果这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年的共同经历所凝炼出的追求和怀疑精神、历经磨难锻造出的求实和坚毅品格，还没有被完全“异化”殆尽，那么这种共性依然会成为“第三代”的精英们奠定中国未来走向的理性基础。因为，真正“追求”的结果只能置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其坐标；真正“怀疑”的精神势必成为推进历史的创新动力；真正“求实”的目光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真正“坚毅”的品格则是民族崛起和复兴之路的自强保障。身为炎黄子孙，没有人会对“民富国强”抱有疑义；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不能拒绝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尺度。

第三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浓缩了这段历史中的功过毁誉，贯通了社会各层面的酸甜苦辣。他们曾经因为历史造就的幼稚和冲动，成为中华民族那场劫难的始作俑者和随后的牺牲品。但其整体性格也由此获益，使其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架起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孔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这代人却因为命运的捉弄，被推迟了整整十年。他们是四十而立、五十而不惑、六十才算是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一代。历史并没有留给“第三代”更多的时间去破题和解题，然而他们继承的遗产却是充满了凶险和挑战。在中国面临新的转轨和抉择面前，在追求“民富国强”、“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企盼第三代的精英们能够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民族交上一张尽可能合格的历史答卷。期冀历史的反思使他们勇敢担当，坚毅不拔；希望历史的儆戒使他们谨慎负责，求实进取。

用古人的诗作为结束语：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摘自：《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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