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知青为返城造假病历说自己尿床

作者：罗伟建（原题：《上海知青大返城》）

来源：凤凰网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3月22日第16版，

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回城后的知青把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变成了打拼的动力，通过各自不懈努力和勤奋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在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那时上海火车站和客运码头是这场运动的起点，汽笛一响，那里便成了哭声的海洋。上海知青梁陈勇当年走的时候只有16岁，他记得自己去火车站的路上还很坚强，但当火车要开时摒不牢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上海知青励亚力去江西时身高还不到1。5米，他父亲送他哥哥、姐姐时没有流泪，送他时却泪流满面。

1978年的春天，国务院批转了有关知识青年的文件，放宽了下乡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难而返回城市的条件。其中独苗可以回城，多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一个回城。但符合这样条件的毕竟不多，于是许多知青就以健康原因搞病退。

想方设法搞病退这是一张江西到上海的火车票，日期是1978年9月28日，旧车票的主人是当年赴江西农场的知青梁陈勇。当年他就是拿着这张火车票回的上海，而这次回上海不是探亲，是回家。

梁陈勇是病退回的上海，其实他没病，只是脚在农场里骨折过，为了回上海，他拿着骨折的片子，把骨折后遗症说得严重些，结果病退成功了。那时候为了能回上海，有的知青把火柴头刮下来吃，把胃吃坏送医院抢救；有的大冬天只穿单衣在外吹风，导致高烧不退引发肺炎；有的白天干活晚上不睡，把自己累得尿血……因为有了病才能搞病退啊。

和梁陈勇同在江西农场的须和平，看到别人一个个病退回城心里很着急，可想来想去自己除了小时候尿过床就没得过什么病。有人点拨他，说尿床也是一种病，叫遗尿症，而且复查不出来。他大受启发，便到医院拿了张卡，请人帮忙做了张病历，最终以患有遗尿症病退回沪。一个大小伙子说自己还在尿床，实在是件很没面子也很伤自尊的事，但为了能回上海，面子和尊严也就顾不上了。这也是许多知青的无奈之举。

当年知青大返城，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顶替。就是在企事业单位上班的父母要退休了，子女可以到他们的单位去工作。但父母退休有先后，让谁先顶替，往往让父母为难。当年在江西农场务农的励亚力就是通过顶替回的上海。那年励亚力的母亲到了退休年龄，家里准备把顶替名额先给他姐姐，因为他姐姐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

可是励亚力的女朋友有意见了，因为她在上海已经等了励亚力好几年，如果这次他不能顶替回来，就只能等他父亲退休，而他父亲那时只有57岁。为此励亚力的母亲愁得直掉头发。后来他父亲为了让两个孩子都能回来，只得提前退休。

泪别“小芳”回城去上世纪90年代最吸引观众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大返城的故事，电视中大批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开返城证明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大返城的知青更是难忘的经历。这是城市的诱惑，是上海的召唤。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这首当年盛行的歌曲，其实就是大返城之歌。按照当年的返城政策，知青如果在农村结婚就不能回城。于是一些与农村“小芳”热恋的知青，为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泪告别“小芳”，不得不把那段美好的乡村爱情埋葬在彼此的心中。

这是一段拍摄于1998年的纪录片《寻梦当年》，片中知青刘家奇曾在江西那片红土地上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他的“小芳”叫田螺，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解人意的乡村姑娘。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田螺姑娘知道已留不住城里小伙子的心了，临走前她帮他收拾好行李，他在她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田螺的父亲说：“走吧，如果有缘，你们是夫妻，如果没缘，也是没办法的事。”刘家奇和一同回城的知青坐上拖拉机时，田螺姑娘哭得很伤心。对刘家奇和田螺姑娘来说，那一段爱情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纪录片摄制组找到了田螺姑娘，她叫朱仕英，在乡里林场工作，已经成家了，面对镜头她不愿意多谈往事。有一年刘家奇的很多知青伙伴回江西探望老乡，他没有一起去。也许他明白，人是可以回去的，但心却已经回不去了。

吃苦耐劳改变命运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关键词：改变。国家要改革要变化，个人也要努力改变人生。而作为草根人群的返城知青有着发愤图强改变命运的动力。那个年代有一条路径，就是通过读书学习以知识改变命运。

安徽插队知青方之明回沪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擦皮鞋，后来他报考了上海电视大学。那个年代选拔干部的标准是“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方之明在农村入了党，回城后读了书，所以他很快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的一名处级干部。

朱大建曾经是江西鲤鱼洲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后来成了上海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农场那些年里，他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和写作。1977年恢复高考，他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尽管朱大建觉得还没有把握，但他走进了考场，考上了复旦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须和平从打包工开始做起，做到工段长、车间主任、教育科长、工会主席，后来他去报考公务员，成为了一名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干部。

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知青，具备勇敢执著的意志和坚韧奋进的顽强。那个年代不是拼爹，而是拼自己。知识青年在农村时的辛苦和艰难化作了回城后人生打拼的一种竞争力，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各行各业脱颖而出。

近些年，这些返城的老知青们常常聚会，当年他们在农村时还是懵懂少年，如今他们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回忆往事，每个人都有很多感慨，这也是他们对人生的感慨。当年上山下乡的岁月是他们最重要、最难忘的一段人生。无论后来是成为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百姓，这段上山下乡的经历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注定会影响他们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