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作者：陈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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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议没点陈伯达的名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

在监狱中有所优待

1981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

尽管实行了有区别的政策，陈伯达晚年仍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状况。凡要求与他相见的人都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只有两位他过去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获准可以经常探望。

1982年4月22日，记得是个星期四，离五一劳动节放假只有一周了，王保春、王文耀于傍晚时分来探望陈伯达。王文耀谈到，他最近刚去看过周扬，周扬说愿与陈见见面，但周本人并不方便提这个问题。便由陈伯达向他提出：希望见见周扬，请公安局向上级请示，如果允许相见，见面的时间、地点请公安局安排。当天公安局方面答复说：经过请示联系，同意相见，当晚7点在周扬家里见面。这一天，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在陈伯达晚年的清冷生活中，无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6点半左右由公安局萧键、老岳两人陪同，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周扬家中赴约。

陈伯达回来后说，周扬住的地方原是黄炎培先生的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晤谈是在会客室进行的，参加的共有4个人，除了他和周扬外，还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周扬的秘书谭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员没有在场，他们在另一间房子休息。

陈伯达对周扬谈到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说，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4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对于监狱中有所优待，陈伯达说，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时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陈伯达告诉周扬：“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1988年被释放，每月250元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治疗，10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18年期满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

10月17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沙发空着，留给公安部的领导。9点40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

病房内不到10平方米。除那位领导坐在沙发上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他的儿女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

一位年轻人拿起照相机对着陈伯达要照相，陈伯达连连摆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什么好照的！”年轻人有些尴尬，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照了两张。那个录像机没有声音，老人倒没在意。

萧键先说了一句：“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后连任多届中共中央委员的于桑），请他讲话。”于副部长面对陈伯达开了腔：“今天嘛，你的18年刑期就满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了。还有个附加刑5年（编者注：剥夺政治权力5年），也都由下面的单位去执行了。生活待遇不变，考虑到物价因素，再加50元，每月250元。怎么样，老陈，有什么要说的？”“附加刑5年”几个字说得很重，“释放”一词却不曾言及。于副部长话音一落，陈伯达的话脱口而出：“刚才你说什么？还要加刑5年是吧？我说，再加刑8年、10年、100年，都可以，随便加多少！”于副部长有点尴尬：“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陈伯达道：“我今年85岁了，又得了这样的病，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有什么可高兴的？还要搞5年，我是不能再活5年的。”萧键谈了将陈伯达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并站起来介绍了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玉、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徐世玉代表文史馆讲了简短的话。

时间进入了1989年。“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8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唤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1989年8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一个多月后的9月20日，陈伯达去世。